索罗斯全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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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似乎懂得这种思想会使自己陷入困境。例如，人们会把他当作一个“自我狂”。1987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唯一能使我受到伤害的是，我的成功使我回忆起孩童时代万能的幻想——但是，如果我继续从事金融市场活动，这种幻想似乎不可能变成现实，因为它们不断地提醒我自己的局限。
　　金融活动也让他回忆起，他与新闻界的接触——他并不是不会犯错。1985年，正当他沉浸在投资最成功的一年的喜悦中，新闻记者唐·多福门问他，如果让他再活一次，他准备去做什么。“这基本上是件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他说，“但是以我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可以再发生的事件。”这名话的意思是，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即使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件也能再发生。
　　如果他能使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件再发生，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以同样的方式运用自己的智力呢？还有什么能阻止他对人类的认识作出一些伟大的贡献呢？但在50年代，他碰到了绊脚石，于是放弃了做一个学者和做一个哲学家的计划。今天，他赚的钱越多，他就越自信，或许有可能返回到知识王国。
　　正因为有这些想法，他发明了理论——关于认识论，关于历史，关于金融市场一一一他慢慢地相信自己的观点有价值。他声称他的“发现”，即考虑到个体参与者的偏见在对人类知识的探索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把理解全部历史过程的钥匙，这个历史过程包含了有思维能力的参与者。“这正如基因变异是理解生物进化的钥匙。
　　索罗斯认为自己是一种极不寻常的人，因此，和那些他认为是没有天赋的人在一起，他觉得十分难以忍受，毕竟，他相信自己能看透事物的本质而其他人不能做到。例如，凭他的能力可以理解金融市场，他写道：“我认为我确实懂得了即将发生的这个过程，这个革命性的过程。我比大多数人强，因为我有理论，一套理性的框架，可以运用它。这是我的特别之处，很实在，因为我在金融市场遇到过相同的过程。”
　　至于其他那些试图探索市场的人，“我对那些职业化的投资者的才智，评价非常低。我认为，他们的决策越有影响，他们作出正确决策的能力越差。”
　　在80年代中期，吉米·马龟兹在与索罗斯共事时，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这种观点深入骨髓，认为自己了解情况的能力要比别人强。我们经常发生争论，这倒不是因为他要把思想从匈牙利语转换成英语，而是因为他总是想教导你。
　　“他很清楚，他不能很快让你接受他的教导，他有这种感觉，一旦他了解了什么事情，他就好像是在和上帝谈话。对某事的发生他是如此的自信，当事情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时，他可能感到极为惊奇。而如果事情是按他的设想发生的话，那就只不过是本来应该如此。”
　　第十五章　自由的代价
　　索罗斯决定他将运用他的财富来促进社会开放，促成民族自决，使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并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
　　第一节　慈善观与民主狂想
　　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在他的早期商业生涯中，慈善事业是件很遥远的事，一想起“慈善”这个字限，他就觉得讨厌。1993年，他曾对记者说：“在我们这样上个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文明中，慈善事业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们这个文明绝非是建立在关心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所以，索罗斯身边的人记得，他从来没有谈论过安置穷人的重要性。他倒是愿意捐献大笔钱的，但不想捐给私人。他希望自己能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将钱捐给社团，甚至社会，而且是大张旗鼓地捐赠。
　　伦敦的犹太人保护委员会对待他的态度，至今仍令他记忆犹新，它改变了他对慈眷事业的看法。他对记者说：“你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反对慈眷基金的。我认为，弄清建立基金会的目的，即要完成什么事，比基金会本身的运转要重要得多，而基金会也仅可能因此而存在。他相信，任何组织机构，包括他自己的，必然会”发生质变和腐败“，因为机构里的人会追逐财富、权力和安逸。
　　他一直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有关他以前所组织的基金会的憎况，这个基金会叫“中央公园社会基金会”。它的宗旨是重建纽约的中央公园。恰巧，另一个机构“中央公园管理委员会”拥有同样的使命。当索罗斯的基金会恶意攻击这个组织的时候，索罗斯感到震惊，他不仅制止了这种不良行径，而且“枪毙”了这个社会基金会。他事后说，他解散这个基金会比当初建立它更觉自豪。
　　但是，若他继续想做好事的话，这些情况都是难免的。他无可选择，他还得建立基金会，他只能尽力设法让这些基金会运作得当。
　　问题是，他该怎样去捐款？既然他是犹太人，那么他捐助他的犹大同胞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索罗斯从不否认他信仰犹太教，他只是把它放在了一边罢了。他以前一直故意不捐钱给以色列，直至1986年，当他结交了以色列的公共事务评论员丹尼尔·杜荣之后，他才捐了一小笔资金给杜荣在耶露撤冷的智囊团。后来，那路撒冷的希怕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古尔·欧菲尔，努力接近索罗斯，希望他建立一个基金，来收容安置前两年从苏联涌人以色列的50万犹太人，但索罗斯坚持决反对，并中断了这次谈话。
　　为什么索罗斯如此反对捐助以色列入？臭福尔后来回忆说：“这是因为，他认为以色列大‘左’了，除非以色列改变自己，否则，支援它便毫无意义。在他的思想中，有非犹太复国主义甚至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分，他认为，犹大人应该在他今天生活的社会中安然生活。
　　当索罗斯寻找一片能够使他成为“成功人士”的天地时，他觉得，他生命中的分水岭便是从他的出生地匈牙利的“封闭社会”中逃离出来并且离开匈牙利以后，他才尝到了什么叫自由，首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在美国，为什么不给东欧和苏联的那些人同样的机会来尝试自由？
　　索罗斯决定运用他的财富来促进社会开放，促成民族自决，使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井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
　　为破坏社会主义，索罗斯一直在提供资金，资助东欧和苏联的叛乱。革命并非是引向防御工事，并非是在街道，而是在平民的思想里，这种革命是和平的、缓慢的、渐进的，但从不间断，并且到最后，它终将会导致在这些国家中民主的诞生。
　　索罗斯计划要做的事情，阻力是巨大的，共产党人的政府不会自动投入他的怀抱；他也知道，他不能粗暴地对待这些国家，有些努力可能成功，有些努力也可能会失败，他知道他自己能力有限。因而，选择何种角度使他和他的慈善事业产生最大影响才是最重要的，他打算运用他的财富重新修改欧洲的政治版图，就像罗斯查尔德一样。
　　刚开始，当共产党尚统治这些地区时，在这些地区产生影响倒是容易的，但在后来，当共产党不执政后，就不那么容易了。索罗斯对此说：“当你提出一个变革方案时，它马上会被粉碎，因为，一旦将之与其他同类方案相比，它就会变得似乎虚假了。”
　　但索罗斯深知，光凭他口袋里的钱，是不能将东欧和前苏联弄垮的，除了用钱之外，他还得向东欧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念，毕竟，只有在西方才是开放社会的观念流行的地方。
　　索罗斯对那些不喜别人到处随便花钱的人很反感，哈佛大学的国际贸易教授杰弗里·萨克斯，他也是波兰、俄罗斯、爱沙尼亚等一些国家的经济顾问，他曾说：“人们从各种不同的多棱镜来观察，乔治·索罗斯在政府领导人当中，人们对他的反应是积极的，比那些反犹大团体、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其他排外团体积极得多，对后者则是持否定态度。”
　　实际上，索罗斯在这些东欧国家建立起滩头阵地是相当不易的，罗马尼亚人厌恶他，是因为他是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厌恶他，因为他是犹太人；在斯洛伐克，因他既是匈牙利人，又是犹大人，所以他简直被双重否定。
　　在西方，索罗斯也不是没有给自己树敌，他被人指责是“现代罗宾汉”，从富裕的西方抽取财富给贫穷的东方。1992年9月，人们愤怒地发现，把索罗斯的全部对东方的支援算起来，等于从每个英国公民身上平均“窃取”了12。5英磅来支援东方。对这一攻击，索罗斯极为幽默他说：“我想西方非常应该为东方做些事，所以我很高兴我能够代表西方人来做。
　　当然，并非每个不列颠公民都为索罗斯的慷慨行为所叨扰。当内尔，麦克金嫩被问及，他对索罗斯被指控从每个不列颠公民身上搜刮了12。5英镑并把它们送给东欧的事有何想法时，这位伦敦西提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答道：“为了自由，这实属廉价。”
　　索罗斯投身于慈善事业，实始于1979年，那时他在南非。他认定开普敦大学似是风气开明之地，于是向黑人学生提供奖学金。然而事与愿违：索罗斯发现他的钱多半被用于已注册的学生，仅少许拨给小部分新生。他撤回了对学校的资助。“南非是泪水的渊源，”他后来解释说，“倘若不用与那种体制相容的法子，办什么事都是举步维艰。‘当然，在东欧，他感到自己拥有对抗该体制的筹码：”这是激动人心的英雄事业，回报丰厚，极有趣味。我们在做一桩损毁该体制的事业。我们愿意资助任何事。我们资助众多的项目，但都只提供小额资金，因为任何自治行为都将损害极权主义的教条。
　　索罗斯一旦专注于东欧，他就感到需要一个样板。他选中了家乡匈牙利。恰巧倒霉的贾诺斯·卡达政府中的一些改革派分子也注意到了索罗斯。他们亟需为窘迫的政府筹集外国资金。
　　弗伦奇。巴沙，当时是政府经济联系的负责人之一。巴沙和索罗斯于1984年会见之时，索罗斯解释说，他对建立一个慈善机构感兴趣。谈判开始了。代表政府督导他们的是乔治·阿克泽，匈牙利政治局委员中唯一的犹太人，他也是匈牙利非官方的“文化沙皇”，首相卡达的挚友。
　　索罗斯选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密科罗斯·瓦萨赫尼依作他的私人代表。1983年瓦萨赫尼伊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变迁研究所工作时，与索罗斯首次见面，在1956年事变时，瓦萨赫列伊是匈牙利首相伊戳·纳吉的发言人，亦是圈内成员。苏联人镇压了反抗，纳吉被绞死，瓦萨赫尼依被开除出共产党并判人狱五年。
　　瓦萨赫尼依猜想，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机会不会超过一半。对索罗斯有利的一面是，匈牙利政府想改变自己在国外的形像，以获得西方贷款和硬通货。不利的一面却在于，索罗斯面对的是一个共产党国家，这个国家没有以回外人管理慈善基金会的经验，没有放任回外人努力鼓励一个“开放社会”的经验。
　　即使匈牙利政府同意索罗斯建立一个基金会的计划，它也不打算给予他自由行事的权利。从他那方面出发，索罗斯坚持独立行事。“我将来到匈牙利，把钱交给我认为值得信任的人。”他不服他说。政府官员们口应道：“索罗斯先生，把你的钱拿到这里来，我们会为你分配它。
　　谈判拖了一年之久。索罗斯只肯捐资二三百万美元，但这个数字对政治家们来说实在大小了。政府愿意援助科学研究，索罗斯却宁愿拔给基金会负责人中那些想要旅行、写作或是从事艺术的个人。政府想让基金会资助机器设备，索罗斯却想资助人民。
　　最后，索罗斯和巴沙似乎克服了分歧。匈牙利人签署了相关文件。其中一人说道：“太好了！你们的秘书处可告诉我们的对外文化部门，它需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换句话说，匈牙利政府至此仍坚持新的索罗斯基金会要受到文化部的控制。使匈方谈判者震惊的是，索罗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向房门。他不愿签署这些文件。
　　“很遗憾，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却一事元成，”他说。他是个老练的谈判者，说完这句话，他站起来，向房门走去。就在他的手搭到门把上时，匈牙利官员们立即松口了，他们同意给索罗斯基金会以更大的行动自由。
　　有了这个让步，索罗斯签署了文件。他许诺，在可见的将来每年为基金会的运转出资l00万美元。1993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每年900万美元。
　　卡达政府的算盆显然是希望通过促进科学研究，索罗斯的基金会或多或少能堵住这个国家科学精英们的嘴。事情的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那些通过索罗斯基金会的奖学金被派出国留学的学者们，回国时已被市场经济和民主等新奇的西方思想武装起来。
　　匈牙利的索罗斯基金会的突破性进展，应归功于那次影印机插曲。那一次它赢得了咄咄逼人的改革力量的名声。在这之前，匈牙利当局严密地控制所有可能彼用于地下印刷和颠覆目的的机器。那时匈牙利还极少有人见过影印机。索罗斯决定提供4oo部影印机给匈牙利的自由团体、大学、科研机构，条件是政府必须同意不监控它们的使用。总之他得到了政府的同意和允准，也许这是因为政府需要硬通货。
　　索罗斯和他的基金会一直面对着政府方面的不信任。在头四年（1984——1988），基金会被禁止在大多数匈牙利媒体上宣传它的工作计划。多数媒体上也不能出现乔治·索罗斯的名字和“索罗斯基金会”这个词，偶而出现过几次，政府便认为这太过份。矛盾在1987年达到了高峰。
　　基金会给了一个年轻人一笔钱。此·人想写一部匈牙利50年代早期的一位首相马帚亚斯·拉科茨伊的传记。一个关于这部将要写成的传记的题目在《世界经济》杂志上登出了。
　　这是唯一一家获准刊登基金会广告的匈牙利刊物。现任首相贾诺斯·卡达见了，心想：“这不行。明天索罗斯就会给人奖金，让他们写我的传记了。卡达将对媒体的禁令扩及到《世界经济》。
　　索罗斯被激怒了，他作势要关闭索罗斯基金会。“此后两三周内，局势很紧张，”密科罗斯·瓦萨赫尼依写道，“最终事态平静下来了。”《世界经济》杂志又获准为索罗斯及其基金会开了方便之门。拉科茨伊的传记终于出版了，风波就此平息。
　　1988年，卡达和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都下了台。新领导人上台不久，索罗斯被邀会见新任的党的总书记卡罗利，格罗斯。这个迹象表明，基金会已得到政府的特别的垂青，因为他此前还从未被允许和一位领导人会见。
　　这增进了的关系是短命的，仅持续到1989年。那时，政府的反门族情绪已经明显，基金会在匈牙利的地位日趋下降。东欧没有一个地方对索罗斯的右翼批评比在匈牙利更为尖锐。一篇长达八页的文章于1992年9月刊登出来，题为：“白蚊在吞噬我国——对索罗斯‘政权’和索罗斯帝国的反思。索罗斯明确表示，他不会被民族主义者吓倒。”这些人实际上试图建立一个以种族身份为基础的封闭社会。因此我明确反对它们，乐于以他们为敌。
　　至1994年，布达佩斯的索罗斯基金会己成立10周年，开展了40个项目：资助自由团体和伊朗教育；提供奖学金；国外旅行优先。这些是青年项目。索罗斯基金会甚至还有一个资助校内辩论的项日。“这里辩论的观念不普及，”基金会里一个深色胡子的管理员拉茨罗·卡绎说道，“这里的氛围是让你接收命令而不是辩论。
　　不过，尽管比较成功，基金会的管理者们感到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匈牙利仍然不是个开放社会，”卡绎说，“我们不得不去改变大量的制度和观念。你可建立一个政党，参加国会，参加自由选举。这些事在匈牙利己经出现，但是这还不能造就一个开放社会，这仅是一个开端。
　　索罗斯对他通过基金会的赞助希望实现的目标，是直言不讳的。“我们不是直接地达到国标，而是要通过反对政府的政治行动，间接地削弱教条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不同思想之间的争论就是民主的材料。
　　第二节　决斗罗马尼亚
　　19时年在匈牙利建立起基金会以后，索罗斯决定扩展他的慈替事业。由于被那种在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建立基金会的思想所迷惑，1986年他进入中国。他的投资很少，仅仅几百万美元，并且，他想用三年时间洞察“深不可测的”东方。但他惨遭失败。
　　他制造各种借口，指责中国的秘密政策劫持了他的地方组织。他在中国文化上也遇到了麻烦。“这是儒家伦理道德而不是犹太基督教伦理。如果你给人一些帮助，他会对你十分感激，他会一辈子喜欢你照顾你，并对你忠诚。那是与一个开放的社会完全对立的。”虽然索罗斯在中国受到了挫折，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前往东欧和前苏联。
　　1987年，他开始在苏联作努力；1988年，他进入波兰，1989年，进入捷克斯洛伐克。
　　不过，他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对象是罗马尼亚。
　　80年代的罗马尼亚，人们的月平均工资只有50美元。甚至到了叨年代初，人们还是成群结队地站在显得死气沉沉的商店外面，用救济金去购买廉价的牛奶。这些商店从西方进口了一些数量极为有限的产品。早几年，通货膨胀高达400％　，购买力几乎丧失。许多年轻人想方设法寻求各种途径出国。
　　1989年，罗马尼亚发生了革命。索罗斯在纽约和人权观察组织的官员谈话时，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做一些工作。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措施。那些人看来要自杀。”
　　战争还没有爆发，但是，索罗斯感觉到战火即将燃起。他的预料是正确的。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安全部队向特米斯洛尼亚地区的示威者开枪，造成大量伤亡。齐奥塞斯库宣布全国紧急戒严，因为这种抗议和不满已蔓延到其他城市。
　　5天以后，即12月21日，人们在安全部队向示威者开枪的布加勒斯特举行抗议，第二天，武装部队加入了反叛者的行列。这支部队自称为“救国会”，宣布他们已经推翻了政府。
　　齐臭塞斯库逃跑了，但是，新的战斗打响了，因为军队现在掌握在新政府手中，他们试图消除武装部队对齐奥塞斯库的忠诚。12月23日。齐奥塞西库被抓获，两天以后，经过一次快速的审判，认定齐奥塞斯库夫妇犯有种族灭绝罪，齐臭塞斯库夫妇被处死。
　　这似乎是索罗斯参与进去的理想时机。
　　赫尔辛基观察组织在元月一口向罗马尼亚派遣了一个调查团。桑觉·普拉朗是该团的向导和翻译，她出生于罗马尼亚。1974年，也就是她15岁时，她到了瑞典，尔后，进入在波士顿的塔夫兹大学弗莱彻外交学院学习，后来成为纽约“人权观察”组织的助理。正当她准备离开美国时，她接到了乔治·索罗斯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准备资助一个叫做“兄弟们的兄弟”的慈善机构，这个机构正在向罗马尼亚运送医药和其他物质。“我想用船给他们装运医药用品，但是，我不想让这些东西落人他人之手。”索罗斯问她能否去看看，这些医药用品是否已经通过官方渠道，直接分发给那些急需者。普拉朗答应尽力而为。
　　那时，索罗斯想在1月份去访问罗马尼亚，希望在那里建立一个基金会。至于基金会的管理，他想到了这个国家领导层中的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人，这个人名叫阿林·泰尔多瑞斯科，39岁，曾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组织“社会对话组织”的领袖。1989年12月22日那天，反叛者开始上台执政，泰尔多瑞斯科发现，在他的房子外面，停着五辆满载便衣警察的汽车，他的电话线被掐断，他被禁止出门，成了一名真正的囚犯。
　　泰尔多瑞斯科从没听说过乔治·索罗斯这个人——他根本不知道基金会为何物，也不知道应该去做些什么，这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1900年1月6日，他和索罗斯首次会晤，颇费了一番周折，索罗斯事先并没有约定，就在密科罗斯·瓦萨赫尼依——这位索罗斯基金会在匈牙利的私人代理——的陪同下，出现在泰尔多瑞斯科的台阶上。
　　泰尔多瑞斯科正忙于一个接一个的会务活动，一个同事告诉他：“有两个美国人在外面等你，其中一个说他是亿万富翁。”泰尔多瑞斯科没有动身，“哦，得啦。不管他们。”他很不礼貌他说。革命发生之后，美国人来了很多，他们告诉泰尔多瑞斯科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有钱想提供一些帮助。所以，他让索罗斯等了2个小时。最后，一位秘书敲开泰尔多瑞斯科的办公室，让他知道这两个人还在这儿。
　　“让他们进来。”
　　这位亿万富翁和他的助理走了进来。
　　“晦，我叫乔治·索罗斯。”，
　　“好的。”泰尔多瑞斯科说，丝毫不为所动。
　　然后，索罗斯引荐了瓦萨赫尼依。
　　泰尔多瑞斯科听说过瓦萨赫尼依，他本身也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曾经蹲过监狱，对于许多东欧人来说，还把他当作一个英雄。瓦萨赫尼依的出现使泰尔多瑞斯科想给索罗斯一些时间。许多亿万富翁都没有打动这位罗马尼亚的持不同政见者，索罗斯不同于其他持不同政见者。
　　第二天，在希加勒斯特的洲际宾馆，三人共进早餐。开始半个小时，这位罗马尼亚人和两位匈牙利人在聊天。
　　终于，乔治·索罗斯切人了话题。
　　“我是一位亿万富翁。”他开口说。
　　“嗯，”这是泰尔多瑞斯科惯有的反应方式。
　　“我非常想在罗马尼亚建立一个基金会。
　　“基金会是什么？”泰尔多瑞斯科很有诚意地问。
　　索罗斯耐心地解释。“你从我这里取钱。你有一个董事会。你做广告说你有钱，人们可以来申请。然后你把钱给出去。
　　索罗斯说他想让泰尔多瑞斯科牵头来建立基金会，并且可以为他的提议提供100万美元。泰尔多瑞斯科感到，把一个海外的基金会引人本国，这种提议很奇怪也很困难。一个月以后，索罗斯再返罗马尼亚，他急切地想知道，泰尔多瑞斯科为什么对接受这个职位感到犹豫。
　　索罗斯：“建立这个基金会，你需要帮助吗？
　　“不错，”这位以前的不同政见者说：“我需要帮助，我不懂得怎样去建立基金会。
　　索罗斯心里有一个很合适做这件事的人选，桑觉。普拉朗。“你必须见见她，她是我见过的人中最有创见的，虽然有点神经质。”
　　口到纽约，索罗斯打电话给桑觉·普拉朗。
　　“你对我的基金会有什么看法？
　　“什么基金会？”她很困惑地间道。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还没有开始运作呢。
　　“你是否愿意去罗马尼亚把它建立起来？
　　索罗斯似乎在给她提供一份工作，桑觉·普拉朗变得很兴奋。最后，他让她正式出任基金会的首任执行经理，她表示同意。190o年4月，索罗斯再次会晤泰尔多瑞斯科，他们达成协议，泰尔多瑞斯科成为基金会首任总经理。
　　既然两个最主要工作的领导已经调配，那么基金会的建立就会水到渠成。
　　1990年6月，基金会开始运作。它被命名为开放社会基金会。9月，桑觉·普拉朗抵达罗马尼亚开始从事她新的工作。
　　对于阿林·泰尔多瑞斯科来说，和索罗斯打交道并非易事，因为索罗斯极无耐心。他想把钱花掉，转入另一个国家，从事新的项目。而泰尔多瑞斯科习惯于对话。“我第一次遇见他，他就像个老板。”泰尔多瑞斯利回忆说。他带贬义地使用“老板”一词，其中含义是：有这样一个人，不给他的职员过多的训示，也不给他们提问的机会，却要求他的职员正常地操作。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泰尔多瑞斯科对这位投资家变得非常敬畏。他对索罗斯提出了一套理论：在道义上，他比大多数人站得更高。他认为理解索罗斯的关键在于把他和他本人从纵向上未考察，而不是拿他和其他人相比从横向上来考察。这一思想是泰尔多瑞斯科从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那里抽取出来的。
　　经过磕磕碰碰建立起基金会，这确非易事。——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聘基金会职员是第一步，招聘第一批学者也是如此。当第一批60个索罗斯招集的学者在1991年1月3日抵达布加勒斯特火车站，向爱丁堡大学开迸的时候，一个人哭了起来。她承认，当她从报纸看到这则广告的时候，她想到了这是一个骗局。基金会里，唯一出过国的罗马尼亚人，现在已地处高位，而她却明显地没有。这就是她哭的原因。
　　即使是基金会的职员也发现了这一点，在基金会的这种“开放的气氛里，运作起来非常艰难。安卡·哈拉森是个身材高大、富有风韵的30岁的女人，1900年10月，她开始是基金会的项目协调人，1993年她接替桑觉·普拉朗任执行经理。她当年的预算竟高达600万美元。
　　哈拉森馒慢地相信，每个活动都要求有一个中心人物来作决定。最初在基金会做事使人精神郁闷，但时常的微笑掩饰了她起初的恐惧。到1994年，她说：“我完全接受了基金会的意识形态，甚至把它运用于我的私人生活。我主管的事情很多。现在我已退居二线。我必须授权给他们。但这委托比主管更难操作。”
　　索罗斯不可能靠他现今的行为洗清他过去在匈牙利的罪名。在罗马尼亚更是如此。罗马尼亚总人口为2310万，其中匈牙利人24O万。一个出生地在匈牙利的亿万富翁来到罗马尼亚，宣扬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和开放社会，对一些罗马尼亚人来说，这简直是以一种伪装的方式，挑唆和煽动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反对政府。
　　基金会建立不久，索罗斯就开始受到攻击。一些报纸指责索罗斯，说他企图将有180万匈牙利人居住的德兰斯维尼亚“卖，，给匈牙利。基金会追求公平，不希望区别对待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居民，优待或歧视他们。这决非易事。在克拉基城，大量的匈牙利居民提出申请，基金会别元选择，只好给他们提供赞助，这就使得资助的数量似乎有些失调。
　　索罗斯忽略了这些攻击。虽然基金会没有从索罗斯那里获得任何指示，基金会办公室还是通过对公众尽可能的公开，来进行回击。在受到攻击之前，基金会从来没有印出奖学金获得者的名单。受到攻击后，他们开始这样做。“这也是一种向其他人说明的方法，我们不仅仅将特兰西瓦尼亚卖给了匈牙利，也做了一些好事。安卡·哈拉森说。
　　即使是基金会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