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全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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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之后的8月7日，《经济学家》杂志在一篇名为“喋喋休”的文章中对索罗斯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
　　“乔治·索罗斯是不是疯了？这个以纽约为总部、生于匈牙利的投资家关于从金融业到波斯尼亚的每件事的颇具轰动性的言论日益充斥着报纸和广播。近来，在欧洲汇率机制百病缠身之时，索罗斯先生的观点所吸引的注意至少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首脑得到的一样多。新闻界对索罗斯先生感兴趣不是没用的，毕竟他是那个使英格兰银行元气大伤的人……。可是，有着和他同样力量的其他投资者们们向于保持超常的冷静，为什么他不呢？”
　　这家杂志还问，为什么贸罗斯如此频繁地公开指手划脚？它给予了如下回答：
　　“第一个原因必定是，索罗斯先生对于被看作当代声名显蠢的投资界领袖并不避讳。他也确实配得上这种荣誉。”
　　“另一个动机也许是索罗斯不再满足于仅是一位有钱人，他想影响关于当代的重大间题的公共政策。这是一个值得赞扬的雄心，只是实现它的更佳方式或许是通过他正在东欧实施的慈善事业。”
　　“索罗斯先生对于出风头的明显欲望后面的一个最终原因是，和他从前埋身于量子基金会的日常事务的时候相比，他愈加无所顾忌。”
　　传媒继续对索罗斯猛烈开火。8月16日，又一家杂志加入了这场攻击之中。它说道：“
　　“以往，索罗斯是属于不声不响类型的。多少年以来，他一直是我们回内一位谷智和受到很好评价的人士。可是，现在他不是以他的行动来做代言人，天知道他怎么说个没完呢。”
　　“最近，乔治过度地违背了自己保持沉静的允诺。一些星期以来，几乎没有一次你打开伦敦的电视却未见他的身影占据了荧屏。他给报纸去信，写专栏文章，接受记者采访，公开地指责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而言之，他在成为一位传奇式投资家之外，还变成了一个公务活动家。”
　　“乔治也许感到有什么东西促使他要为他的慈善话动大声嚷嚷，或以富人们在赚钱已成为一件元甚意思的活儿时贡有的方式来橄一个俗气的哲人，这并不令我们惊奇。假如我们不太了解他的话，我们将会怀疑他身上是否有着一丝叫做‘高做’的常见毛病。”
　　一位《商业周刊》的记者在那个夏天找到了机会向索罗斯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你变得如此“喋喋不休”呢？
　　“我通常不想为公众所瞩日，除非我有什么要说。”索罗斯一上来如此答道。他接着说，“在可能的限度之内，我愿意用我自己的词语来表达。但我发觉，在我接受了某次采访之后，我的话往往在脱离了原来背景的情形下被引用。即使引用的是我的原话，它还是被歪曲了，和我的本意并不相同。”
　　他还说道：“我和传媒不存在一个爱或恨的关系。如果发生了什么，我会远远地避开。
　　倘若你现在写了一篇不利于我的评论，从我这挑出了什么毛病，这不会对我有什么损害。所以你尽可以去这么做。“
　　索罗斯似乎是说他其实并不怎么在乎传媒，不过这显然不是事实。假如不运用一个庞大的、运转自如的公共关系机构，索罗斯也会变得像他最好的发言人那样八面玲戏。他的聪明足以使他认识到，如果他发份传真或写封宿给纪辑们。而不是接受采访。他更有机会让他的意思为人所理解。这种手法一直行之有效，报纸或杂志收到索罗斯的信件或传真后，都将其全文发表。他还懂得了有时要对新闻界说些什么，有时则要闭上嘴。当索罗斯在那一年采取一个大胆步骤，雇佣了纽约颇负声望的科克斯特公共关系公司时，他隔信达家公司对他会尽可能谈论得少。
　　对某些人来说，索罗斯在就投资形势发展公开言论时，也确实是太狡猾了。华尔街的一位主要的金融业人士曾让索罗斯的所作所为弄得很是尴尬，这位要求匿名的人士说道，“我不但为什么要作这些公开的表态。”他坚决认为，就索罗斯的憎形而言，作这些声明是不恰当的。这也许不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但却是一个伦理上的问题。“
　　第六节　闭嘴，索罗斯
　　索罗斯依然没闭上他的嘴。到了8月底他又引发了另一次和传媒相关的风波。这口，他的面孔上了《商业月刊》的封同。在以往，他也许会将这种成就视作死亡之吻。他的一些助手为此事而局促不安，其原因读一读这期封画报道的开头一段就知道了。
　　《商业周刊》的记者声称索罗斯将要予这家杂志一次采访机会。这令一直被说成是索罗斯的资深证券投资经理的吉拉尔德·马罗洛维西很是心烦。
　　“格雷。”马罗浴维西一对索罗斯的主要行政管理人员格霄·格拉斯藤说道，“你必须阻止这件事，我对此十分认真。”
　　格拉斯藤转身找到那位记者，抱歉地向他笑了笑，说道：“我们不容欢成为注意的中心。我们乐意保持一种低姿态。”
　　一位颇有见地的华尔街观察家评论道，像索罗斯这样的人爱好吸引公众的注意是既不慎重，也不定运。“华尔街是一种很俗气的商业场所。乔洽·索罗斯在投资活动中打交遭的是些对挣钱之外的东面毫不关心的家伙，他们并不在意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索罗斯也许关心这点，但他们不。在华尔街颇有市场的见识是，一旦你变得引人注目，你也就化作了历史；一旦你上了《商业周刊》的封面，你也就可以和现实吻别了。而索罗斯恰恰出现在了封面上”。
　　索罗斯辽到了来自于他的助手——包括斯但莱·德鲁肯米勒——的愈来愈大的压力，他们要求他管住自己的嘴巴。索罗斯的基金机构内部的想法是，他的公开言论限制了基金的行动自由。如他的一位前同事说道，“他也许认为自己是上帝间给庸人充斥的投资界的一位奇才，但现状是他的位置变得如此醒目以致于他需要不停地买入卖出以证明这点。而拥有如此多的通货和固定收入使它的基金失去了在市场上的灵活性。
　　这样，在经历了一个“健谈”的1993年夏季之后，索罗斯采取一项新的策略。每当被记者发间时，他总是拒绝说他喜欢或不容欢什么证券或通货。他看起来已觉察到他的每句话都处于监控这下。假如他拥有他被赋予的权威，这或许反过来只能给他惹麻烦。他知道这点。所以他变得不像以前那样多嘴多舌了。
　　第七节　愤愤不平
　　索罗斯力图和欧洲的政治家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他从后者那儿几乎未得到什么称赞。
　　它们对于他一直“干预”欧洲货币事务十分恼火。
　　1993年9月底，时任欧共体部长理事会主席的比利时外交大臣威利·克拉斯间接地指责索罗斯企图颠覆欧洲联合大业。在和法国杂志《观点》的一次谈话中，克拉斯说，“存在着一种阴谋，在盎格鲁——萨克森世界中，有些组织和个人愿意有一个分裂的、扮演二流的经济角色的欧洲。不想要一个拥有其自己的货币和对外政策的强大欧洲。
　　索罗斯的发言人戴维·克诺菲尔德对克拉斯的言论不屑一回，他声称，“我们不打算对这种关于什么盎格鲁——萨克森阴谋的无稽之谈作出回答。”他再次强调，索罗斯支持一个行之有效的欧洲货币体系，但确信在该体系于最近解体之前，它不再对欧洲国家有什么积极作用了。
　　第八节　索罗斯在1993年
　　总体上讲，1993年对量子基金会是非常不错的一年，它的资产上升了61。5％。在1969年投在量子基金会上的1万美元如今已升值为2100万美元。而同期投在standArd＆POOR500的证券上的一万美元仅增幅至12。2万美元。
　　索罗斯的每一个基金项目都表现得十分出色。最佳的是“Quantum　Emerging　Growth”，涨幅为1o9％，其次是“量子”和“Quota”，它们分别是72％有余。打1969年以来，索罗斯已创造出了约为35％的令人惊讶不已的年度增长率。而S＆P500的这个指标只有10。5％。
　　索罗斯在1993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最大一笔买入的对象是拉蒙通讯公司，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是计算机网络领域内的公司：纽布里奇网络公司和DSC通讯公司。他卖出股份最多的是MedcoContainnlent　servlces。其他的卖出表明索罗斯正力图使自己少受金融企业的牵累，他的10项最大卖出中，有5项是在该领域。
　　下表列出的是索罗斯控股最多的几家公司，他资产的大约一半是股票：
　　第二十五章　我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
　　索罗斯将自己看成上帝，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招他的宗教信件当作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的东西。
　　第一节　犹太圣徒
　　索罗斯将自己看成上帝，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把他的宗教信仰当作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的东西。
　　无论是他的父母还是他本人的经历都未拉近乔治·索罗斯和犹太教之间的距离。即使当年希特勒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能不让索罗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宗教背景，它也未对他的宗教思想产生什么持久的影响。索罗斯在1944年为逃避纳粹而东躲西藏，这使他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冒险，学会了一套生存技巧，但并没有使他更具有犹大局性。
　　如果说索罗斯从这场大屠杀中学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像欧洲的犹太人这样的少数种族必须在将来保护好自己，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少数种族被赋予了权利的多元社会。
　　“我在1947年去了英国，后来在1956年又去了美国，”索罗斯写道，“但我从未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个美国人。我把匈牙利抛在了脑后，而我的犹大属性也未使我个人的意义在一种对族群的忠诚之感中得到充分表达，从而让我去支持以色列。相反，作为一个少数种族中的一员，一个能够察觉到问题的另一面的外来人，我感到自豪。作为一个匈牙利犹太人曾让我痛苦地感到处于危险和屈辱之中，但具备进行批评思考和高屋建瓶的能力弥补了这一切。”
　　犹太身份对索罗斯来说是一个负担。它未给他带来任何好处，除了生为一个匈牙利犹太人所承受的“危险和屈辱”。因此，在战后年代，索罗斯对他的宗教属性一直轻描淡写，他的智慧中也没什么发端于犹太源泉。
　　他长期的朋友和商业伙伴巴伦·维恩评价道：“乔治从不力图表明他不是个犹太人，他从不隐晦他的身份，但我认为与此同时他不想使这成为他的认同感的中心。”“在他长大成人的时候这是他的认同的中心内容。身为一个犹太人的事实意味着他不得不跑开，不得不逃避，不得不隐藏起来。当他来到美国时，犹太身份的确给他打上了框框，而乔治希冀摆脱一切框框的束缚。他要使自己因为他本人的职业、智忑和成就而被人接纳。他不把自己和犹大事业拴在一起，但另一方面他也不回避身为一个犹太人。他设定任何人都知道他是犹太人，但他不会戴上一个标志，上写‘我是犹太人’。
　　第二节　难忘今宵
　　1992年10月上旬，索罗斯邀请了一位名叫本尼·兰达的以色列企业家和他一起在他的纽约公寓吃饭。这个夜晚对两人来说都是他们所度过的夜晚中最难以忘怀的一个。
　　1977年，兰达在离特拉维夫不远的一个叫雷赫沃特的以色列小城建立了一家名为“英迪戈”的高技术公司。它很侠发展成了全球高质量数字彩色印刷产品领域中的领头羊。
　　1977年6月份，兰达请求“第一波士顿”这家美国投资和银行业务公司为英迪戈作些战略规划。“第一波士顿”建议先为这家企业进行一些私人宣传，若干年之后再将其向大众推广。当“第一波士顿”快要撰拟好一份将被发送给潜在的投资者的备忘录时，索罗斯听说了英迪戈公司的打算。在询问了一些问题之后，他请求英迪戈取消发行备忘录的计划，并且说如果他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话，他将承担5000万美元的投资额。
　　“这可真是个令人愉快的惊奇，因为我们起初预计要弄到5000万美元，至今应有半打的投资人，”坐在雷赫沃特的四径办公室里的兰达在1994年8月如此口忆起当年的情景。
　　当时，双方敲定条件之后，索罗斯又告诉兰达他对于这桩买卖有种私人兴趣，并打算在一切事宜办妥之前见见他。这样，他就邀请兰达去纽约赴宴了。
　　索罗斯和兰达见了面。在场的有另外面个人：索罗斯的同事P。C查特约和“第一波士顿”的执行总裁罗伯特·康拉兹。这个晚上之所以有意义在于谈话的性质。外人也许会想，这回个生意人因一顿工作晚餐而聚到一起，他们所谈的将主要是他们的工作。但查特约和康拉兹两人实际上整个晚上都没说什么东西。事后兰达说道，他相信这两人听到索罗斯和他整晚上谈论的都是非商业性的话题之后，瞠目结舌得什么也说不出了。
　　两年之后再描述那个晚上的情景时，兰达回忆起了许多细节。似乎他昨天才同索罗斯吃过饭。这个晚宴开始于傍晚7点30分。持续了4个小时。在就坐后，索罗斯请求兰达谈谈他自己及其公司。这大约花了20至30分钟。接着兰达间索罗斯是否该轮到他来问些关于这位投资家本人的问题了。
　　“当然可以，”索罗斯答道，他猜想他也许会被提一些关于他的投资经历的问题。
　　“那好，”兰达张口说道，“我对我所了解的你的经济和政治哲学颇感兴趣。”此时他并未留意索罗斯听到这些是否皱了皱眉，“我所感兴趣的是”——兰达提醒自己不要说得太唐突——“对于作为一个犹大人，你有什么想法？是否和一家以以色列为总部的公司做生意有着某种意义？”。
　　兰达原先就略知一些索罗斯对犹大事务的漠不关心，他也知道这位投资家是个犹太人，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对于兰达来说，要在索罗斯的幸兔于难和他在犹太问题上的中宣之间找到一致多少有点困难。所以，他问了上述问题。
　　索罗斯看起来对这个问题觉得意外，尽管没有不舒报的表情。他答道：
　　“无论怎么讲，这点对我来说不说明什么。我们之所以有兴趣，不是因为你们是一家以色列公司，而是和你们合作看来像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中，索罗斯谈论了他的犹太身份、他几时的经历，尤其是他在二战中躲避纳粹的事儿。“这是我生活中最令人激动的事情，”他告诉兰达，“那种躲藏就像玩‘警察和小偷’游戏，令人刺激不已。”他们还谈及了犹大民族主义。不时地，这顿晚饭看起来象一场辩论，不过气氛一直是友好的，尽管他们总是围绕着那些用兰达的话来说是“私人性质的、敏感的问题。
　　在和索罗斯交谈的同时，兰达在猜想是什么使这位投资家拒绝持有来犹大憎感。听到索罗斯的战时经历时，兰达找到了一个可能的解释。他发现，虽然索罗斯一直把他在二战中的经历描绘成一场过蠢的游戏，但实际上他不得不一边又一邀地口味那场难以想象的恐怖，而这仅仅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于是他的结论是，对于索罗斯，身为一个犹太人必定是一个负担，从来都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在这顿晚餐中间，索罗斯还透露道，只是在80年代初他曾在公开场合愉快地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在那之前，他只想回避这个话题。“也许商业上的成功最终使我有足够的信心去承认我的犹太身份，”索罗斯表白道。
　　谈到民族主义时，兰达表示，民族主义有一些建设性的、积极的作用，犹太复国运动尤其是一股非常积极的力量和一项有意义的事业。“我希望使你走近它，”他告诉索罗斯。
　　可索罗斯从纳粹那儿尝到了如此多的苦头，以致于他无法给民族主义以较高评价。“它只会带来邪恶、破坏、沙文主义和战争，”他答道，“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假如有可能使民族主义只保留其建设性的一面而不具有其负面特点，也不会造成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破坏，那么你是正确的。但是，这不可能。”
　　在他们谈话的同时，索罗斯正受着东欧的民族主义的攻击。“真可笑，”他说道。“他们竟把我和什么世界范围内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和老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扯在了一起。真是令人可怕地可笑。”之所以“可笑”，是因为索罗斯很少将自己认同为一个犹太人。
　　当钟点将至11点毕的时候，索罗斯和兰达已因过去的历史而感到一丝精神上的倦乏。
　　兰达朝索罗斯看去，带着一种坚定的神憎正言道：“我感到，最终使你和以色列达成感情上的一致是我的一项使命。要让你回归犹太世界。”
　　“这很有趣，”索罗斯模棱两可地答道。
　　晚餐结束后，在电梯上，查特约对兰达说，：我吃惊不浅，我在生活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乔治的这些我从来不了解。“兰达也感到惊奇。这个晚上对他和索罗斯来说和工作没有多少牵连。
　　几个月以后的1993年1月，兰达和索罗斯在后者的纽约办公室再次握手寒喧并签署协议。索罗斯此时必定想起了10月份的那顿晚餐，他也许觉得上次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不太愿意和一家以色列公司做生意，因为这多少过分暴露了他的犹太身份。索罗斯力囹让兰达打消这种想法，于是，当和兰达握手时，他说，“你知道，我很高兴这个公司位于以色列。”兰达认为此话意味着这笔交易对索罗斯来说终究还有点私人性质上的意义。他借机邀请索罗斯去以色列，索罗斯答应了。
　　第三节　造访以色列
　　与本尼·兰达的邂逅折射出的是乔治·索罗斯身上的一种深刻变化。在90年代初，他的朋友和同事就开始注意到，他对于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态度有所改变，对他的过去有了一种新的兴趣。索罗斯开始让一些熟人——其中有丹尼尔·道伦——给他找些书。《塔木德经》也位列其中。“他变得对犹太文明感兴趣了，”道伦说道，“霎那间他认识到他不是来源于真空之中。”索罗斯的变化还通过其他方式表现了出来。在布加勒斯特的索罗斯基金会的正式揭幕典礼上，索罗斯站在人群前面声明：“我是乔治·索罗斯。我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桑德拉·普拉隆当时在现场，她记得人们都惊诧不已。罗马尼亚人是不习惯于听见某人公开声称他以身为犹太人而自豪的。
　　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变化，尤其是对一个恬了50多岁还不愿认为自己是犹太人、还将犹太身份看作负担的人来说。如今，在叨年代初，这一切看来在变了。
　　什么使乔治·索罗斯的种族意识觉醒了呢？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东欧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对他及其犹太身份的攻击。另一个原因是，它日益不因他的犹太血统感到别扭了。
　　他已在商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使他某种程度上能够承受得起攻击，他不再需要担心身为犹太人会让他遭罪。
　　最后，索罗斯在东欧尤其是在叨年代初的波黑战争中亲眼目睹的昔难使他不由想起，在本世纪上半叶，他的犹太出身使他经历了多少痛昔。在他资助重建萨拉热窝的供水系统和天然气管道之后，一位记者曾间他：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一个犹太人会同情一个穆斯林国家？索罗斯答道：“假如你曾经历了某种大屠杀而现在又目睹了另一种，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共鸣。对于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屠杀，我抱有一种特别的关注。”
　　不过，索罗斯对于犹太种族新生的温情的最显著标志还是他将于1994年1月对以色列进行的首次公开访问。多少年以来，他的犹太同事一直力求使他给予这个犹太国家更多的注意，但毫无效果。对于他对犹大事业的冷若冰霜，对于他似乎耻于为一个犹太人，他们十分不满。但是，他们懂得，无论他们自己有何种说服力，索罗斯本人必须在经历了某些变化之后才能进行这次访问。
　　索罗斯曾一直声称，由于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做法，他不会涉足这个国家。有关于此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以色列的社会主义色彩很依的经济模式对投资者来说过于但硬和缺乏吸引力。当索罗斯的助手们把精力投到了使东欧和前苏联的封闭社会趋于开放上时，他没有什么理由要去民主的以色列找个立足点。他不认为以色列也需要“开放”。
　　但这些并未阻止其他人力图劝服索罗斯并诱使他去以色列。
　　在l993年秋天，以色列宣布，它业已和巴解组织秘密进行了旨在达成一项关于巴勒斯坦人的协议的谈判。此时，以色列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古尔·欧菲尔觉得时机已经来到，该写宿请索罗斯再次考虑以色列之行了。
　　“你是否记得，我们曾说起要你来以色列而你却拒绝了？”欧菲尔写道，“现在好了，在过去几年中以色列正在进行认真的经济改革。而且我们也将会得到和平。是重新考虑你和以色列的关系的时候了”。可是欧菲尔一直未得到国音，直至索罗斯宣布他将于1994年1月份访问以色列，他才得到间接的口答。
　　索罗斯决定去以色列也许不是由于他对这个犹太国家新萌发了兴趣，而是因为他想对世界表明；东欧的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对他的攻击并未使他怎么样。在被指责为以色列情报机关工作之后。索罗斯大概想要告诉人们，这种攻击不可能让他退缩到一旁。
　　尽管以色列入迫切想见到索罗斯这么一个重要人物造访他们的国家，但是一些人只予这条消息以谨慎的欢迎。这种谨慎更多地是与一位叫罗怕特·马克斯韦尔的国际金融家而不是索罗斯有关。几年之前，以色列入也曾为马克斯韦尔铺下红地毯，他和索罗斯相似，只是到了晚年才重新找口了自己的犹太根。不过，马克斯韦尔走后，以色列入就十分懊恼地发现，马克斯韦尔说轻点是一个名声不佳的人，说重一点就是一个元赖。所以，一些以色列入担心，有着几十亿美元、从事着令人捉摸不透的金融活动的裳罗斯是另一个马克斯韦尔。
　　虽然大多数以色列入从未听说过乔治·索罗斯这个人，但以色列政府的要人们可知道，他们决定给予索罗斯四星级的接待。对他们来说，索罗斯在踏上归途时能对以色列有个积极印象很重要，因为他在国际金融界说一句好话也许就能促长以色列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其实，单是索罗斯出于商业目的而访问以色列的事实就能被以色列公共关系部门利用来证明该国经济正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于是，从总理伊扎克·拉宾到过去曾与索罗斯共事过的以色列银行行长雅各布·弗兰克尔，以色列多数的主要政治和经济官员都会见了索罗斯。拉宾告诉索罗斯以色列正努力加大将一些国有公司私有化的力度并欢迎他参与其中。索罗斯在以色列有两笔小的投资，他访问了这两处。一个叫“格奥特克”，是一家经营专业的移动无线通讯设备的公司；另一个就是英迪戈公司。索罗斯拥有后者的17％股份，它在1993年价值7000万美元，次年就翻了一番。
　　访问中的一天晚上，在位于特拉维夫以北、濒临地中海的赫尔兹利亚的阿卡迪亚饭店，举行了一次为索罗斯安排的宴会。以色列金融界的大约250名头面人物到场出席，索罗斯理所当然应对他们讲番话。在这个晚上的早些时候，索罗斯问本尼·兰达他应谈些什么。兰达说，听众不仅喜欢耳闻你的商业生涯，对于你做为个犹太人，身在以色列有何想法也颇感兴趣，，‘就把我们上起吃饭的那个晚上你对我说的话讲给他们吧。“索罗斯同意了。
　　索罗斯说了20分钟。通常，他是一个很善于在公共场合发言的人，但这次的即席发言却让他很吃力。兰达回忆道，索罗斯“变得很困窘，他结结巴巴，东拉西扯。”这可能是因为这是索罗斯首次站在大庭广众之下以一种私人方式谈论他的犹大身份。假如他整辈子都是一位自豪的犹大人，他也许会说得很流畅。可是，在试图但言彻时其犹太出身的长期隐瞒时，索罗斯不能不体会到，听众中的每一个人都为是犹太人而骄做，而且在那场大屠杀中失去朋友和亲属的人绝不在少数。他必然懂得，要使他关于对犹大身份的自憎和自我否认的叙述听起来令人情服和有感染力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这20分钟里，索罗斯将大约一年半以前他对本尼·兰达讲的话重述了许多。他谈到，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朋友称他为“非犹太人”令他如何兴奋；这么多年来他如何对以色列保持沉默，出于相信对这个犹大国家并元好感的他最好还是闭上嘴的缘故。他也谈到，由于以色列如今看来放弃了它的沙文主义并为和阿拉伯邻居达成和平而有所动作，他是如何地感到欢欣鼓舞以致于乐意进行这次访问。他还言及了他的济世哲学，说以色列一直是一个伸手向他人索要的国家，而他个人党得它不应再持这种做法，以色列应是一个吸引投资家而非慈善家的地方。他根本不打算向以色列推及他的慈善事业，但他业已在此有了两项投资，他正在考虑进行更多的投资。
　　以色列入对索罗斯的访问的反应并不全是积极的。许多人压根不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当他们听闻他在阿卡迪亚饭店的讲话之后，都感到泪丧。“对那些听众来说，那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夜晚，”本尼。兰达回忆道，“人们对于他不效忠于犹大事业非常失望。许多以色列入听了他的话都很不是滋味，原因是，尽管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坦率、说私下话的，知道对乔治来说如此开诚布公很是不易，但一些人还是要想，为什么要让人们惊悸不安呢？他们说，我们也曾呆在集中营里，失去了我们的亲人，但我们没有变得反犹太。我们抛弃了以色列么？我们放弃了犹太教么？为什么我们应该理解他将自己和以色列远远分开的做法呢？
　　的确，索罗斯需要克服人们对他的很高期望。一些以色列入预计或至少希望索罗斯会给每个人一个惊奇并宣布他计划在这个犹大国家投资10亿美元。不过，至少索罗斯已使以色列入确信他是一位正直、严谨的投资家。即使他们觉得索罗斯对犹太运动缺乏热情令人不快，但还是毫不迟疑地认定索罗斯是一个谦和、不做作的人，不像马克思韦尔那样喜欢大吹大擂且又不三不四。
　　这以后在有关以色列这个犹大国家的问题上索罗斯觉得自己多少也是一位专家了。访问结束后不久，他出现在了1994年1月11日的一个CNN（美国有线电视网）的电视节目中。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也是该节目的嘉宾，她对于以色列和叙利亚是否会很快缔结和平表示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