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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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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在鲁迅小说中占有显著的地位，《阿Q正传》以塑造辛亥革命时期一个农民的典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辛亥革命并未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这一点在《风波》里也有间接的反映。小说一开始便展现了一幅动人的农村晚景图，在恬静的景色中回荡着时代的风波。撑航船的七斤在城里被剪去了辫子，当皇帝就要复辟的流言传来时，七斤的家里立刻紧张起来，辫子的有无成为问题的焦点。赵七爷、九斤老太等人物各具特点，一个个神态毕现。小说结尾处描绘了风波过去后的平静，暗示复辟虽然不曾成功，而生活的进行依旧没有脱离原来的轨道，既讽刺了革命的不彻底，同时也说明农民的觉醒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教育。《故乡》描绘了近代中国农村破产的图景，小说以抒情的笔调，竭力渲染了童年生活的美丽，将回忆中海边西瓜地上手捏钢叉的小英雄闰土，和眼前被生活压瘪了的同一个闰土对照，写出中国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层层逼迫下的深重的灾难。闰土的形象在过去农村里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他淳朴，勤劳，象大地一样沉默和厚实，承受了一切艰辛和痛苦。过多的艰辛和痛苦使闰土变成麻木。精神的摧残在这里超过了生活的胁逼，一种壁垒森严的等级观念已经注入闰土的头脑，他默认了那条横亘在自己和童年伙伴之间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并且向主宰命运的“神”低头。二十余年来的变化的确太大了，第一人称“我”的想象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本来清楚地留在记忆里的“神异的图画”因而也忽地模糊。作品还动用杨二嫂的小市民习气烘托闰土诚实的性格，写来一波三折，使简单的情节表现得跌宕有致。“我”希望下一代有“新的生活”——“未经生活过”的生活，说明作品的着重点不是对往昔的缅怀，而是对现实的挑战，并且引导人们去确信前途：“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和《故乡》不同，《祝福》是把人物放在更复杂的社会关系里，为农民的命运而提出的强烈的控诉。这篇小说是鲁迅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间小说合集《彷徨》中的第一篇。它以一个淳朴善良的农村劳动妇女为主角。祥林嫂干活十分勤快，只希望以自己不断的劳动换取最起码的生活权利，但她的遭遇却弃满了辛酸和血泪。因为不愿意再醮，她在新寡之后逃到鲁镇帮佣，不久便被婆家劫回，采用人身买卖的方式将她逼嫁到山坳里。第二个丈夫不幸死于伤寒，儿子又被狼叼去。当她带着丧夫失子的悲痛再次来到鲁家做工的时候，镇上的人嘲笑她，奚落她，卫道的鲁四老爷把她看成伤风败俗的不祥之物，一切祭器供品都不许她沾手。笃信鬼神的柳妈又以阴间的惩罚吓唬她，劝她到土地庙捐一条给“千人踏，万人跨”的门槛，当作替身为自己赎罪。精神恐怖压倒了这个农村妇女。她变得神情萎顿，动作迟钝，却还是默默地操作，以终年劳动所得捐了一条门槛，满以为已经出脱罪孽，可以重新做人。冬至祭祖时节，她坦然去安排杯筷，不料主人还是说：“你放着罢，祥林嫂！”她象受了炮烙似的缩回手，从此便失魂落魂，惴惴然如“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一样。生活就这样一步一步把她逼到绝境，终至沦为气丐。当人们正在欢欣地“祝福”的时候，她却怀着对地狱的恐惧和疑惑，象“尘芥”一样被扫出了世界。祥林嫂一生的遭遇，让人看到在她脖子上隐隐地套着封建社会的四条绳索——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尽管她不断挣扎，表现了最大的韧性，依旧冲不破罗网，争不到一个普通人——实际上也就是鲁迅说的一个“做稳了”的“奴隶”（注：《坟·灯下漫笔》）的资格。作品的深刻意义还在于：不仅鲁四老爷，便是和祥林嫂处在同样地位的柳妈，周围那些带着嘲笑“赏鉴”祥林嫂痛苦的人，也都受到封建势力的麻痹毒害而帮同着进行精神虐待，不自觉地促成了旧社会的这个平凡而不幸的悲剧。
《离婚》里的农村妇女爱姑具有和祥林嫂不同的性格，她大胆泼辣，丈夫要离弃她，她就整整闹了三年，最后对方不得不请出“和知县大老爷换贴”的七大人来调停。爱姑以为欺压她的只是个别的人，认定丈夫“小畜生”和公公“老畜生”是她的对头，却不知道她的真正对头是封建制度，是为她的肉眼看不见的一种势力。作品着重描写的是爱姑会见七大人的场面，从周围气氛，从爱姑的心理感受中，刻划了这位矫揉造作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七大人的玩“屁塞”，吸鼻烟，都使爱姑感到莫测高深。在这种精神压力下，爱姑由优势转到劣势，由充满幻想转到完全屈服。整个心理过程通过环境描写表现得十分细致。《离婚》绘声绘色地写出了土豪劣绅的丑态，同时也批判了小生产者认识上的限制。浓重的黑暗势力要求农民觉醒起来作更坚决的斗争，这是鲁迅在这些小说里反复强调的思想。他的小说善于展示整个农村以至整个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发掘出农民悲惨生活的根源，不仅写他们由于经济剥削而受到的肉体上的痛苦，还以更多的笔默默描绘他们长期以来在封建制度思想毒害下的精神状态，揭示农民不能不革命的生活地位和他们主观上还缺乏民主主义革命觉悟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注《坟·摩罗诗力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以后，客观形势要求农民革命从原始的、宗法的形态中摆脱出来，具备更深入的内容和更彻底的性质，尽管鲁迅对于这一意义的认识在主观上没有这样清楚和明确，也没有全面地看到农民中间已经有人起来坚决斗争，但反映在他小说里的问题却是和历史进程的现实要求相吻合的。在鲁迅之前，还没有一个作家象鲁迅那样以平等态度描写过农民，还没有一篇描写农民的作品象鲁迅的作品那样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展示了如此深广的历史的图景。
和农民一样，知识分子也是鲁迅小说里描写的重要对象。鲁迅亲身经历了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变化，对各类知识分子作过深刻的观察。《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写的是辛亥革命以后知识分子彷徨、颠簸以至没落的过程。吕纬甫（《在酒楼上》）本来是一个敏捷精悍、热心改革的青年，经过多次辗转流离，感到青年时代的梦想没有一件实现，便敷敷衍衍的教点“子曰诗云”，随波逐流地做些“无聊的事”，以满足别人和抚慰自己。他既没有能力自拔于这样的生活，也没有能力自拔于这样的思想。他对自己的生活道路作了如下的概括：象一只苍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和吕纬甫的颓唐消沉相比，《孤独者》里魏连殳的性格表现得更为阴郁和冷漠。他不甘心与世俗同流合污，亲自造了“独头茧”，把自己裹在里面。可是事实又不允许他完全和社会隔绝。流言追随着他，失业打击着他，最后不得不向环境低头，抛弃理想而求乞于“实际”，当了军阀部队里一个师长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周围的人趋奉他，颂扬他，他胜利了。然而实际上他是失败了。他有“胜利”的喧笑中独自咀嚼着“失败”的悲哀，终于背负着内心的创伤寂寞地死去。两篇小说写出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革新力量和习惯势力之间的冲突，笼罩着辛亥革命失败后令人窒息的历史气氛，同时也批判了吕纬甫和魏连殳性格的弱点。这种性格在小说写作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中仍然具有典型的意义。出现在《伤逝》里的子君和涓生比较年轻一些，他们是“五四”时代的人物。子君争取婚姻自由，不顾一切非议和讥笑，勇敢地冲出家庭，她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是坚决的，但是，个性解放却不能够离开社会解放而单独解决。没有远大的理想，爱情也失去了附丽。不幸子君在获得幸福和安宁的生活之后，便沉湎在日常琐事里，未能继续向前跨开步去，不久便让生命随着希望一同幻灭。涓生对日常琐事感到烦厌。当失业的打击威胁着他们同居生活的时候，他觉悟到：“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正如子君突破了家庭的阻挠一样，他也突破了朋友的阻挠。烦厌的情绪恰好说明他没有力量去粉碎社会的更大的压力，只是归咎于子君，归咎于有了一个家庭，急急忙忙地想“救出自己”。涓生不同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吕纬甫和魏连殳，他属于自己的时代。然而易卜生式的个人奋斗思想居然使他为自己而愿意埋掉一切，即使向新生活“跨进第一步去”，也仍然只能抱着沉痛和愤激的心情，而以“遗忘和说谎”为“前导”。小说采取“手记”的方式，用诗一样的语言抒写了涓生的心境，寓批判于事实的缕述。在描绘个人和社会冲宋的题材中，鲁迅的笔触不光是停留在对个人——也即知识分子的同情上，而是对社会和个人分别进行了深刻的清醒的剖析。在一九一九年写的《一件小事》（注：《一件小事》最初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晨报创刊纪念》增刊。《呐喊》里排列在《一件小事》之前的《明天》，最初发表于1919年10月出版的《新潮》第2卷第1号。这两篇小说收集时，鲁迅在文后分别加注为1920年6月及1920年7月，本篇推迟了半年多，当是一时误记）里，通过对于一件小事的两种态度的对比，鲁迅已经揭示了知识分子需要向劳动人民学习，提醒人们注意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正如研究和表现农民一样，鲁迅是从寻求中国革命力量的角度来研究和表现知识分子的，在充满阶级压迫和外来民族压迫的中国社会里，知识分子从他们本身的感受出发，往往是首先觉悟的分子，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04页）《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极其真实地写出了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两代知识分子在个人反抗失败后的不同的表现，而在这不同的表现里，又反映着他们“空虚”和“动摇”的共同的特点。
出现在鲁迅笔下的也有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的形象：属于孔乙己一个类型的，鲁迅在《白光》里又描写了陈士成的一幕喜剧性的悲剧。他在第十六回县考放榜时发现自己依旧落了第，“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又象“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这位老童生的神经错乱了，捞不到榜上的功名，便去掘地下的藏镪，结果是受了幻觉的骗，淹死在城外的万流湖里。小说细致地描写了陈士成的心理状态，从追求利禄的动作中针砭其不劳而获的根性。和《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一个类型的，鲁迅在《长明灯》里又描写了一个试图吹熄“不灭之灯”的疯子。“灯”和“塔”在旧社会里是封建宗法统治的象征，鲁迅曾经在杂感里欢呼过“塔”的倒掉，又在小说里期待着“灯”的熄灭，他再一次选中疯子作为启发人们向封建势力宣战的形象，不断地传出“熄掉它罢”的呼声。虽然疯子最后还是被禁闭起来，然而他的“我放火”的叫喊已经广泛传播，夹入孩子们的歌唱，由后一代把这个任务接受过来了。《长明灯》结尾处的歌声和《药》里瑜儿坟上的花环含有同样的意义。当现实主义者鲁迅在生活里还没有看到一种力量足以改变旧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时，他是怀着如何拳拳的心期待着后来者啊！鲁迅的作品里经常闪烁着鼓舞人们向前的理想，自然，这种理想又是和他直面现实的精神相结合的。他猛烈地抨击黑暗统治，谴责这个势力的各种代表人物，不仅《长明灯》、《离婚》、《祝福》、《阿Q正传》等篇在对峙的形势下展开了爱憎分明的描写，象《肥皂》和《高老夫子》，则又几乎全篇都是对士绅阶层伪善面目的鞭挞。表现方法也有变化。鲁迅在写《故乡》、《祝福》、《在酒楼上》的时候，感情浸透在对人物命运的叙述中，“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注：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而写四铭和高尔础，却又把憎恶的感情隐秘起来，以白描的手法细写行状，客观地对比了他们的言谈和行动，取得了“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注：这是鲁迅对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评语，见《中国小说史略》）的艺术的效果。
从《呐喊》到《彷徨》，每一篇作品的题材内容和艺术构思都不一样，这不仅由于鲁迅在创作过程中经过反复的酝酿，而且也是他长期生活考察和艺术探索的结果。在表现上，有时多用白描，如《肥皂》，如《高老夫子》；有时侧重抒情，如《故乡》、如《伤逝》；有时则是白描和抒情的有机的结合，如《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等等。小说都从多方面作了尝试和创造。早在一九二三年，茅盾在评论《呐喊》的时候就说：“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注：《读〈呐喊〉》，原载1923年10月8日出版的《文学》第91期，署名雁冰。后收入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及李何林编的《鲁迅论》）后来鲁迅在谈到自己创作的时候，以为《彷徨》的技巧要比《呐喊》“好一些”，较为“圆满”（注：在《〈自选集〉自序》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有过同样的表示）。这些都说明一个伟大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在艺术上毫不懈怠的探求，从辛勤的实践里给人以多样的启发。鲁迅小说富于独创性，具有非常突出的个人风格：丰满而又洗练，隽永而又舒展，诙谐而又峭拔。这种风格的形成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外古典文学的涵养。鲁迅佩服中国传统艺术精深朴素的表现，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国现实主义创作也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在谈到中外作家创作艺术的时候，他称道了“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方法，认为作家需要以极省俭的笔墨，集中地写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来，“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人物的外貌不重要。鲁迅是主张艺术形象应该做到“形神俱似”（注：可参考《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的《译者后记》，《鲁迅译文集》第4卷第466页）的，不过在他看来，一个高明的作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注：《集外集·〈穷人〉小引》）这些意见有助于对鲁迅自己的作品的理解。鲁迅擅长于画龙点睛的手段，寥寥几句，既写出了人物的思想和感情，也写出了人物的面目和身型，并且给人以非常强烈的印象。无论是陈士成的“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游丝似的在西关门前的黎明中”震荡，或者是魏连殳的突然的长嚎，“象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再或如祥林嫂临死之前，“消尽了先前的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却还执拗地提出了地狱有无的疑问。这些描写都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使艺术形象活了起来。尽管鲁迅笔底许多人物的命运都很暗淡，而小说通过人物传递给读者的感情却又十分郁勃，使人读了之后，无法平静也不能忘怀，油然兴感地愿意去改变这些人曾经走过的生活的道路。“画眼睛”和“勾灵魂”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增强了艺术感染的力量：“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注：集外集·〈穷人〉小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还要求自己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注：《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
在涉及自己艺术手法的时候，鲁迅又作了这样的解释：“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不说来》）鲁迅在这里反对的是拖带和唠叨，并非绝对地排除陪衬。在有些短篇里，他也偶尔写到背景，例如《风波》里的农村晚景，《社戏》里的水乡夜色，却又清新明远，仿佛美丽的水墨画一样。他写的对话往往和动作相呼应，在极经济的笔墨里曲折地传达出人物的身分和神情，例如《端午节》里方玄绰听到学校催交学费，向太太发话时的口气；《鸭的喜剧》里爱罗先珂傍晚回来，孩子们抢先报告小鸭吃掉了科斗时的稚态，莫不声态毕现，恰到好处。这些都和中国古典艺术的传统手法有关。作为短篇小说艺术构思的特点，鲁迅把孔乙己的全部行动放到一个酒店小伙计的眼里来描写，《明天》从红鼻子老拱一句话——“没有声音，——小东西怎了？”开始，以及《示众》的完全运用画面似的速写构图，则又大抵采取外国文学的长处，经过溶化铸冶而具备了民族的特色。鲁迅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都使人觉得他们的确是中国人，真实地反映了某个历史时期某些不同的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在这点上，又表现了一个严峻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风神和气质。
除些之外，鲁迅还善于通过高度的概括，从平凡的生活里提炼出不平凡的主题，以达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目的。鲁迅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他在评论《红楼梦》的时候，曾经称道这部小说“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甚至认为象《聊斋志异》的写畸人异行，鬼怪狐妖，长处也在“出于幻域，顿入人间”，这才做到了“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注：《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要求艺术创作给人以新鲜的印象，同时又说明新鲜的意义不在于逞奇猎异，而在于深入生活的本质，因此提出了“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注：《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的主张。他自己，在开始创作之前，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作过分析，在许多问题上怀有真知灼见。他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又严格地遵守着创作的信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锤炼了和深化了他的观察力。这样，他便有可能从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概括生活的现实，从常见现象里开掘出内涵的意义，道人之所未道，使作品具有深厚的内容，表现了动人的思想力量。鲁迅的部分小说之所以给人以“重压之感”（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一方面，固然是他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艰苦探索的思想痕迹，另一方面，也确实是这个正在蜕变中的古老民族痛苦经历真实的写照。“重压之感”不但并不意味着消沉，而且往往加深了读者的感受。在鲁迅的作品里，无论是鞭挞还是激励，是唾弃还是期待，他的笔墨始终没有离开社会现实的问题。《呐喊》和《彷徨》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整整地写出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封建势力虽然日趋崩溃而暂时还很强大，人民群众灾难深重而尚未普遍觉醒，知识分子在追求中充满着怀疑与希望。虽然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在鲁迅的作品里没有得到反映，但他还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出发，对中国革命力量作了深入的巡视和考察。他宣判了封建势力的死刑，揭示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要求知识分子摆脱“空虚”和“动摇”，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同时对农民寄予殷切的希望。出现在他小说里的农民即使落后，却仍然在苦难中保持着坚韧的性格，深厚地蕴藏着一种终将爆发的革命的潜力。由于鲁迅的现实主义植根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时时自觉地与革命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因而在严峻的现实解剖中不断地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和过去时代的任何现实主义相比，鲁迅的现实主义作品显然具有更高、更新、更深刻、更清醒、更富于战斗力的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在鲁迅创作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第三节：《阿Q正传》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注：《阿Q正传》第一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开头讽刺考证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写法，就是为了切合这一栏的题旨。但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所以越写越认真起来，第二章起便移载“新文艺”栏。至1922年2月12日登毕），以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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