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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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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主义、个性解放在当时欧洲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抵制新兴力量的盾牌，鲁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还承认这种个性主义和尼采学说的某些联系，但在具体论述中，却又说明他所同情的主要是尼采对于资产阶级平庸主义的攻击，并在介绍拜伦力抗强权的时候，指出了尼采“欲自强，而并颂强者”的反动本质。个性解放对于鲁迅说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他曾认为：“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他把个性解放当作达到民族解放乃至社会解放的途径。尽管这仍然是一般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但在工人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多数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都还看不见现实生活中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国，这种想法已经是相当激进的革命思想。不仅如此，在鲁迅早期思想里，还散布着许多从进化论里引伸出来的朴素的辩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观点，例如：“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注：《坟·摩罗诗力说》。）“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注：《坟·科学史教篇》。）“凡论往古人文，加之轩轾，必取他种人与是相当之时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期近正耳。”（注：《坟·科学史教篇》。）这些论点本身虽然都是个别的，但集合起来研究，足以说明鲁迅在思想方法上已经具有可贵的科学的基础，正是后来他的思想能够不断进取、不断发展的条件和因素。
改变精神的文艺运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鲁迅于一九九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授课之余开始辑录唐代以前的小说（《古小说钩沉》），编定古代有关会稽历史地理的逸文（《会稽郡古书杂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出于强烈的反封建的愿望，他在故乡绍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根据生活实感写下短篇《怀旧》，描绘了小镇封建势力在革命风声中的种种动态。这虽是用文言写的，却是他的第一篇小说。临时政府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在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政府迁到北京。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没有完成历史的任务，清朝的帝制虽被推翻，帝国主义却依旧虎视眈眈，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思想体系也不曾有丝毫动摇，篡国复辟的风潮迭起。鲁迅由失望转入苦闷。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七年，他虽时或忿而战斗，但更多的时间却在沉思默想。公余不断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贴，校订《后汉书》（谢承）和《嵇康集》。他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进行探索。这些都成为他以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必要的准备。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沉睡的中国大地蠕蠕欲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接着爆发。在这个时期里，《新青年》杂志成为鼓吹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要阵地。鲁迅于一九一八年起和李大钊等一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活动，陆续发表小说、论文和杂感。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刊登于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这是一份最激烈的向封建主义宣战的檄书，以文学的形式揭露“礼教吃人”的罪恶，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鲁迅接着又发表《孔乙己》、《药》等短篇，集中力量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进攻，大大地激动了处身于革命浪潮中的青年，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他在同一时期写的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当时提出的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家庭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以思想明澈和论证严密著称。这些有力地表现时代思潮的小说和文章，不仅助长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声势，而且深化了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鲁迅是五四运动中斗争最彻底和影响最广大的作家。
在当时整个进步思想界中，进化论还占着重要的地位。从鲁迅的创作特别是杂感看来，他的思想也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的。进化论从唯物主义出发，承认生物界现象的相互联系，肯定事物的发展一般都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这种学说的出现是唯物主义思想在自然科学方面重大的胜利。马克思曾经称达尔文的著作为“含有我们见解的自然史基础的书”（注：《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623页，三联书店1957年12月第1版）。但是，进化论却不能越过自己的科学领域代替阶级论来解释社会斗争。社会发展又有它本身的规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反动的社会尔文主义者就曾经利用自然进化现象说明社会发展规律，给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提供理论根据，认定以强凌弱是生存竞争的法则。进化论观点虽然约束了鲁迅的思想，但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根本不同，也没有象《新青年》里其他一些作者那样强调“生存竞争”以鼓励社会斗争，甚至用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曲解社会进化的意义。鲁迅从斗争的现实要求出发，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引伸了达尔文学说里辩证主义的核心：发展观点和变革观点。他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诅咒“现在的屠杀者”，激烈地批评各种被扭曲了的生活现象，对中国社会作出切中肯綮的分析，并且引导青年前进。鲁迅清楚地看到新旧之间的冲突，要求给予新生事物以应有的地位。也明白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种阶级对立的事实往往为新旧冲突的现象所掩蔽，他还不能够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历史矛盾的根本核心正是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因而他的思想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一方面在一九一九年已经歌颂了人民创造的“新世纪的曙光”（注：《热风·“圣武”》），另一方面到一九二三年还没有摆脱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的弱点，认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注：《坟·娜拉走后怎样》）。一方面散发着集体主义的思想光彩，主张“一分热”和“一分光”应该心悦诚服地消失于“炬火”和“太阳”之中（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另一方面又还没有完全突破个性主义的樊篱，不仅正面援引了尼采的话，并且有“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惟一的光”（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的疑惧。但是，由于鲁迅怀着革命民主主义彻底变革现状的要求，对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具有清醒的认识，敢于直面现实，主张韧战，主张“打落水狗”，这就使他的实践始终具有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
除了杂感，鲁迅继《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之后，又写了二十几个短篇，先后结成《呐喊》、《彷徨》两个小说集。这些小说，如他自己所说，是从“为人生”出发，表现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注：《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成为中国社会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面镜子。他比较集中地描写了两类人物：农民和知识分子。农民问题是鲁迅早期作品重要的主题，他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深厚感情关注着他们的命运，和当时许多所谓“乡土文学”里仅仅对农民表示同情不同，鲁迅写出了农民对革命的要求和不得不革命的境遇，在揭露封建主义的同时，也批判了农民本身的弱点（如阿Q和闰土），他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如爱姑），在形象创造中蕴藏着为同类小说所没有的向历史控诉的深度。在他笔底的知识分子也和许多作品里风行一时的所谓苦闷的青年不一样，鲁迅刻划了知识分子欲起又落的心情，赞扬他们的斗争，鞭挞他们的颓唐和动摇（《在酒楼上》、《孤独者》）。在《伤逝》里，描写了“五四”当时以个性解放为基础的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肯定涓生和子君的结合，同时又给那种建立在个人幸福上的过于天真的追求以幻灭的结局。认为个性解放需要和经济解放、社会解放结合起来，这就反映出鲁迅这一时期对个性主义看法的改变和进展。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本质上是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思想，虽和无产阶级思想存在着距离，然而由于鲁迅对时代的敏锐的感觉，在五四运动三部分人组成的统一战线中坚决地“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听“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因此他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从被压迫人民的立场和角度观察一切，分析一切，这样他的作品不但高出于一般作家的水平，而且符合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革命要求，体现了他在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下作为文化革命主将和旗手的杰出的作用。
“五四”高潮退后，资产阶级右翼从统一战线里分裂出去，许多知识分子感到新的彷徨和苦闷，鲁迅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也有“成了游勇，布不成阵”（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的感觉。他战斗着，同时又思索着和探求着。正如他稍后说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触剖我自己”（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除了《彷徨》里的一部分作品外，他又以散文诗《野草》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心情。“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注：《坟·写在〈坟〉后面》。）他经常和青年往还，公余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校教课，编写《中国小说史略》讲稿；先后支持和组织了语丝社和未名社，出版《语丝》、《莽原》、《未名》等刊物，主编《国民新报》的文艺副刊，还编辑了专收译文的《未名丛刊》和专收创作的《乌合丛书》与《未名新集》。“五卅”前后，他已经注意到了“用Marxism于文艺的研究”（注：《集外集拾遗·〈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这一现象，还认为苏联的某些诗人，“若用了纯马克斯流的眼光来批评，当然也还是很有可议的处所”（注：《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说明这时鲁迅已增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和了解。一九二五年，他在当时任课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中积极声援学生，直接和北洋政府对垒。次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又以实际行动参加群众斗争。在这两次事件中，鲁迅对主张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右翼展开激烈的论战，揭去“现代评论派”欧化绅士们虚伪的面具，指出所谓“执中之说，公允之言”其实正是帮凶的把戏。鲁迅从群众斗争中看到年轻一代的勇敢和无畏，“屠伯们”的卑劣和凶残，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开展。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痛切地觉得：一般的斗争方式不足以对付统治阶级的暴戾，“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注：《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他已经突破进化论和启蒙主义的某些局限，隐约地预感到：一个更猛烈的风暴——实际上也就是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就要到来了。
“三一八”后，鲁迅受北洋政府通缉的威胁，于同年八月南下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他在厦门写完了在北京时已经开始动笔的散文《朝花夕拾》，编定《汉文学史纲要》前十篇，并和青年们合作出版了文学刊物。当时大革命的形势迅速发展，北伐正处在胜利阶段，农民运动日益蓬勃兴起。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对革命形势表示了欢欣鼓舞的心情。正是由于他对南方革命的向往，经中国共产党提名，不久便应中山大学（由广东大学改名）之聘，于一九二七年一月抵达广州，任文科主任兼教务主任。他准备在文学上“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注：《两地书》六九）。到广州后，他和党的组织有了更多接触，也有更多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的激烈斗争中，鲁迅思想上酝酿着一个巨大的飞跃。反映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等文里的思想，标志着这一飞跃的即将开始。四月十二日，大资产阶级篡夺胜利果实，实行反革命政变，广州于“四一五”发生空前的屠杀，鲁迅向学校当局要求营救被捕学生，没有结果，愤而辞去一切职务。在这段时间里，他目睹了更多的血，更残酷的杀戮和更英勇的牺牲，也“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鲁迅受到很大震动，原先循着进化论而进行的“思路因此轰毁”（注：《三闲集·序言》）。他彻底地抛弃了进化论，实现向共产主义的思想飞跃，并把这个叫做“事实的教训”（注：《二心集·序言》）。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以文艺为武器，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寻求解放人民、拯救祖国的途径，到此才发现真正的革命力量是工农群众：“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注：《二心集·序言》）。这是鲁迅在实践中探索多年逐渐认识的结论。“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997页），他转换了自己的阶级。
一九二七年九月鲁迅离开广州，十月定居上海。曾应上海学生之请在各大学演讲。一九二八年主编《语丝》半月刊，并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从一九二九年起，又与柔石等组织朝花社，编译《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出版《朝花周刊》和《朝花旬刊》，同时又印行《艺苑朝华》，介绍苏联和欧洲各国的版画。在这段时间里，他因革命文学与创造社，太阳社展开论争。论争涉及文艺理论上许多问题，促使鲁迅比较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时又介绍了苏联小说。通过翻译和介绍，鲁迅深刻地进行自我批判与自我教育，如他自己所说，“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注：《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样就更加巩固了他对现实的革命斗争的认识。鲁迅是“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997页）。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作过深刻的研究，积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生活经历。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原来的知识在科学思想照耀下获得了新的意义，焕发着新的光彩，反过来又深化了他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一九三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一个组织。鲁迅列名发起人，并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左联”在三十年代反文化“围剿”斗争中取得丰硕的战果。这个组织以有鲁迅这样的旗手而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它团结进步作家，培养文学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击退敌人，树立起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除了“左联”之外，鲁迅还投入各种社会活动，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的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战同盟；对国民党的压迫，帝国主义的暴行，多次和进步文化界一起发表宣言，提出抗议。其中著名的如一九三一年向全世界公布了国民党残杀青年作家的真相，一九三三年亲自和宋庆龄等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反对法西斯暴政抗议书，一九三六年又与文艺界同人发表为团结御侮和言论自由的宣言。国民党通缉他，威胁他，禁止他的书籍出版，删改他的文章，但他毫不屈服。在这一时期里，先后编辑了《萌芽》、《前哨》、《十字街头》和《译文》等公开的或者秘密的刊物，并参加了《文学》和《太白》的编辑工作，领导了新兴木刻运动。由于战斗的激烈，迫切的形势需要他立刻起来抗争，他不得不暂时放下久已想写的著作和一度计划过的长篇，而以杂感为武器，在反文化“围剿”中与国民党作短兵相接的鏖战。从一九三年起，他一共写了八本杂感集，一本象杂感一样同是“为现在抗争”（注：《且介亭杂文·序言》）的根据故事和传说而写成的《故事新编》（其中三篇作于一九二七年以前），这些作品几乎都是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直接的产物，既具有非凡的艺术感染力，又反映了他作为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的思想特点。鲁迅确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注：《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以蔑视的态度对待一切反动派，他的作品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在最艰苦的生活和最险恶的环境中，不管国民党的天下是“冬夏”还是“春秋”，始终爱憎分明，与敌人顽强作战，为人民勤恳工作，正如他一九三二年在一首《自嘲》诗里说的：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鲁迅思想在这一时期更为成熟。他的通过创作实践而形成的文艺见解有了比较系统的发展。针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论争，他写了大量文章，借此阐明文学艺术上许多根本问题，在充分的论证中渗透着深刻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从他的内容丰富的杂感里可以看出，他不是一般的革命作家，而是具有思想家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处处表现着深刻的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鲁迅的认识在许多方面都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显示了惊人的一致。他和一些共产党人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一九三二年七月，陈赓将军从革命根据地来沪养伤，鲁迅曾与之亲切会见。因为地下党的组织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有一个时期，瞿秋白在鲁迅家里避难，鲁迅把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尊重地相待，经常亲切交谈，并录清人何瓦琴（注：何溱，字方谷，号瓦琴，浙江钱塘人。工金石篆刻，著有《益寿馆吉金图》。这副对联是他集兰亭禊贴的字，请鄞人徐时栋（字定宇，号柳泉，道光丙午举人）书写的，徐时栋极称此联，遂录入所著《烟屿楼笔记》中。鲁迅于1933年2月购得《烟屿楼读书志》十六卷，《烟屿楼笔记》八卷，乃转录这副对联赠给瞿秋白）“集禊贴字”的联句相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表现了他对党的深厚感情。正是在这种革命的共同基础上，他们对创作问题、翻译问题、杂感问题、文学史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商榷，先后写成文字，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际动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这些论文里可以看出：鲁迅善于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要求创造性地阐述现代文学的任务，说明他对党领导的革命有着透彻的理解，对党的正确路线存在着浑然无间的思想的契合。他对中国共产党表示无限崇敬，当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胜利地到达陕西省北部的时候，鲁迅在和茅盾一起发出的贺电里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鲁迅对这一方针所包含的深刻内容作了认真的思考，表示坚决拥护，并抱着愤怒的心情严正地驳斥了托洛茨基分子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污蔑。在答复他们的信里，鲁迅再一次公开宣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从革命民主主义进到共产主义，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了知识分子唯一能走和应走的正确的道路。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于上海。他奋斗终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革命文学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正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斗争的最前列；正当小资产阶级中一些上层分子纷纷叛离革命的时候，他公开宣告自己忠于共产主义的事业。环境愈险恶，斗争愈坚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鲁迅的一生，表现了中国人民临危不惧、挺身而起的崇高的品质。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作了最确切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第二节：《呐喊》、《彷徨》
在“五四”当时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尖锐对垒中，鲁迅是以白话写小说的第一个人。后来他在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开始创作的目的和他当初从事文艺运动的愿望是一致的。他写下将近三十篇小说，充分地表现了从辛亥革命前夕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在这一时期里，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已经暴露无遗，从“五四”起开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但是工人阶级暂时还没有和农民群众联合，广大人民依旧过着被奴役的生活。这是一个痛苦的时代，一个希望和失望相交织的时代。鲁迅的小说集中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反映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双重压力下的农民生活的面貌，描写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挣扎着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些小说随后结成为《呐喊》和《彷徨》两个短篇集。和旧民主主义时期上层知识分子提倡的所谓政治小说、社会小说不同，鲁迅不仅以卓越的艺术语言，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白话应该是民族文学的新语言，以实际的成绩为白话扩大阵地；并且一开始便将文学艺术和广大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通过小说的形式写出被压迫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在具体的形象创造中揭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为现代文学创作树立了杰出的榜样。
《呐喊》共收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间写的十四篇小说（注：《呐喊》于1923年8月由新潮社出版，列入新潮社《文艺丛书》，收小说十五篇。1926年起改由北新书局出版，作为《乌合丛书》之一。北新版第十三次（1930年1月）印刷时，作者删去最后一篇《不周山》，剩小说十四篇），鲁迅把这个集子题作《呐喊》，意思是给革命者助阵作战，使他们不惮于前驱。小说具有充沛的反封建的热情，从总倾向到具体描写，都和“五四”时代精神一致，表现了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的特色。《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小说，这篇和果戈理短篇同名的作品发表于五四运动前一年，描写了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鲁迅利用早年获得的医学知识，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态度，使社会生活的具体描写结合狂人特有的内心感受，艺术地贯串在小说的全部细节里，狂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疯话，但是狂人说的话里又包含着许多深刻的真理。小说一开始利用日常生活里一般人对狂人常有的围观、注视、谈论，反激起“迫害狂”患者内心的恐惧，逐渐地引出“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主题。狂人看到赵贵翁奇怪的眼色，小孩子们铁青的脸，一路上的人交头接耳的议论，张开着的嘴，街上女人说的‘咬你几口“的话，联想到狼子村佃户告荒时讲过人吃人的故事。从他大哥平常的言论开始怀疑到当前的安排。他把医生把脉理解为”揣一揣肥瘠“，嘱咐吃药的”赶紧吃吧“理解为赶紧吃他，然后归结到这个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长期以来这个社会的历史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日记里这样写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认为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选取狂人为主角是一个十分精心的安排。在黑暗势力陈陈相因地压在人们头上的那个社会里，一切都已经习惯，一切都视为当然，鲁迅有意通过“迫害狂”患者的感受，通过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地存在着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惊心动魄的概括。借实引虚，以虚证实。小说的艺术构思是巧妙的。《狂人日记》发表后，由于它所表现的忧愤的深广和批判的犀利，使许多读者耳目一新，当时吴虞还据此写了论文《吃人与礼教》（注：《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足见其影响的深入与广泛。这篇小说是向封建社会进军的第一声号角，以前所未有的彻底的精神，反映了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的历史的特征。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写了《孔乙己》和《药》。孔乙己是一个没有“进学”的老童生，穷困潦倒，封建社会一方面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培育了他的自尊的性格，另一方面又给他以最冷酷的待遇，使这种性格不断地受到现实生活的蹂躏和践踏。小说以咸亨酒店为背景，展现了一个富有地方色彩的作为社会缩影的画面：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穿长衫的上等人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着喝，柜台外面站着喝的是穿短衣的劳动者。孔乙己是唯一的站着喝而穿着长衫的人。他已经失掉踱进房子里去的资格，却仍然没有忘却“读书人”的身分，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甚至流为窃贼，也还在声辩“窃书不能算偷”。这些典型的细节鲜明的揭示了孔乙己的悲剧的性格。作品通过人物的行动抨击了封建制度，同时也暗寓着对这种性格的鞭挞。孔乙己的性格里也有一些善良的地方：不愿意拖欠酒钱，热心地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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