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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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荻帆继写作《木厂》、《意志的赌徒》、《青空与林》、《雪与村庄》等诗集之后，这个时期继续创作了许多诗歌，抒情诗后来大部分收集在《跨过》这部诗集中，政治讽刺诗则以史纽斯的笔名出版了诗集《恶梦备忘录》。诗集《跨过》收录了作者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八年写的诗歌十八首，其中多数是战斗性较强的刚健有力的抒情持，较之诗人抗战前期的诗歌作品调子更明朗高昂，诗句更朴实凝炼。长诗《中国学生颂歌》用感情炽烈的诗句描绘了“一二·九”以来中国学生运动壮丽的战斗历程，愤怒地揭露和鞭挞法西斯主义特务统治对学生运动的摧残和镇压，把革命的学生比作勇敢的海燕和高翔的天鸟，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他们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诗歌写道：
　　你们
　　站起来，
　　象海燕冒着暴风雨，
　　象天鸟
　　展翅在天郊，
　　我听见了你们的呼啸啊。
　　……
　　你们已经替反动派
　　撞响丧钟了，
　　你们所呼唤的
　　已疾奔着来了，
　　灿烂的明天
　　永远是你们底！（注：《跨过·中国学生颂歌》，原载1948年12月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5辑）
　　诗人为纪念鲁迅而写的《跨过阿Q》一诗，热烈呼唤着历尽苦难而还未觉醒的人们，“从土谷祠里走出来呀”，“堂堂皇皇地象大树一样站起来”，“象山一样站起来”，“走在光天化日的大路上”。作者写道：
　　多梦的阿Q已经被压抑死了，
　　让我们从他底尸体上跨过去！（注：《跨过》第56页）
　　《跨过》这部诗集中还有不少诗篇，是人民翻身的颂歌，如《宣化店之春》、《致家乡》等篇。
　　政治讽刺诗集《恶梦备忘录》是蒋家王朝末日到来时种种丑态和劣迹的写照，讽刺锋芒直接指向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大人物”。如《幽默的人》嘲讽蒋介石在人民解放战争打击下陷入众叛亲离、狼狈可笑的境地。《我底迁都计划》勾画和讽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土崩瓦解。这些政治讽刺诗不仅刺向黑暗，而且反映出胜利即将到来的喜悦情绪。
　　在抗战胜利后创作政治讽刺诗和政治抒情诗的热潮中，黄宁婴（1915—1979）在香港出版了诗集《民主短简》和长诗《溃退》。诗集《民主短简》收短诗三十三首，除《愤怒篇》这首抒情诗外，其余都是以书简形式出现的政治讽刺诗。这些诗歌内容涉及很广，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战胜利后变本加厉推行的反共媚外政策。如《给剿共的英雄们》、《给“爱国”的志士们》等篇，用讽刺性反语挞伐了反动派的“巢匪”、“戡乱”。《给刚开过的广东省参议会》嘲讽统治者玩弄的假民主。《溃退》是一部近两千行带有强烈政治讽刺性的长篇报告诗，描述一九四四年三千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我国西南数省，而国民党数万军队“只顾亡命不打仗”、“转进又转进”，大后方一片恐慌和混乱，人民遭受了一场巨大的灾难。长诗通过这一“转进”过程，有力地暴露和讽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朽性，戳穿了国民党“领导”抗战的神话。长诗中有风暴描绘、人物速写以及各种小故事的穿插。诗句采用自由体，但多数诗句押韵，有民歌风味。
　　由于环境拂逆，诗人同群众的实际斗争往往被隔绝，在国统区难于产生象解放区的诗歌那样正面歌颂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的长篇叙事诗，但诗人从自己所熟习的生活出发，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长篇叙事诗。除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这篇著名的长诗外，玉杲的《大渡河支流》也是一篇富有特色的作品。这篇长诗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五年七月出版的《文艺杂志》，随后出版了单行本。长诗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故事从贫农的儿子然福和他的情人琼枝在一个“村庄和田野熟睡了”的黑夜秘密相会开始。第二天然福离开了家乡，去当了壮丁。琼枝怀了孕，绝望地等待着“那不可知的灾祸的来临”。诗歌回叙了琼枝和然福各自处于压迫和被压迫地位的家庭。琼枝的父亲山耳“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一个刻薄寡恩的老头儿”，残酷地剥削农民，逼死了然福的父亲，拉走了几乎成为他家唯一财产的牛。山耳同有钱有枪的乡长胡玉廷有利害冲突，为了缓和冲突，不惜牺牲女儿，把琼枝许给胡玉廷的儿子，“那数目也计算不清的傻东西”。“第二年桃子花开的时候”，琼枝被迫嫁到胡家，五个月后生下了孩子，立即被婆婆摔死。琼枝在封建家庭的摧残和乡村舆论压力下被逼成疯子，“她飞跑在田野”，“哭叫在田野”。山耳为了挽回名声，把琼枝绑回家，“用绳子套着女儿的颈子”，暗中勒死，然后放出空气说琼枝“哭着吊死了”。表面上道貌岸然的山耳，在家里却奸污了自己的儿媳妇。封建地主阶级的丑恶嘴脸，通过山耳这个形象暴露无遗。长诗最后以山耳在外乡读书的儿子认清了“家，污秽的，罪恶的渊薮”同地主家庭决裂作结束。作者通过这个悲剧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地主剥削制度及其虚伪道德的罪恶，正如冯雪峰在《序》中指出：“作品所能给予的暗示，除了革命以外，再没有别的能够超脱的路了。”（注：冯雪峰：《〈大渡河支流〉序》）长诗悲剧气氛浓重，有时用景物加以烘托。在描写琼枝的婴儿被活活摔死，琼枝万分悲痛时，诗歌写道：
　　风不要来！
　　老鸦不要叫！
　　梧桐叶子
　　不要哭号！
　　旷野静静地
　　听这含羞的母亲
　　诉苦吧！诉苦吧！（注：《大渡河支流》第七章）
　　尽管长诗在思想上艺术上有不足之处，但作者用感情激荡的诗句不仅描述了一个令人悲愤的故事，而且描绘出一幅富有四川内地地方色采的旧农村画面，显示了作者在诗歌创作上的才华。继这部长诗之后，玉杲在一九四八年又完成长篇叙事诗《人民的村落》。
　　除以上诗歌作品外，任钧、方敬、金近、徐迟、苏金伞等许多诗人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也写了不少诗篇。许多进步报刊陆续发表诗歌作品，显示了在严寒的政治环境中诗歌之花仍然开放。此外，国统区还流传过不少表现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况的民间歌谣。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更有反映湘西、黔东南苗族人民起义的叙事长歌转辗相传。纳西族老歌手和锡典一九四四年参加了抗租斗争，被捕入狱，作《狱中歌》，描述丽江文峰寺喇嘛迫使佃户不得不起而斗争的整个过程，具体入微，成为人民口头创作的重要文献。
　　在那些“四处都弥漫着飞扬跋扈的旧时代的阴魂，然而四处也都闪耀着圣洁无私的新时代的晨星”（注：郭沫若：《南京印象》，《沫若文集》第9卷第576页）的年代，杂文、散文同诗歌一样及时地配合了当时的民主运动。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抗战文艺》、《文哨》，在桂林出版的《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在香港出版的《野草》、《大众文艺丛刊》、《华商报·副刊》，以及在上海出版的《文联》、《文汇报·副刊》、《人世间》等许多报刊，登载了大量杂文、散文，运用迂回曲折、声东击西的战术，向黑暗势力进击。郭沫若、茅盾、朱自清、冯雪峰、何其芳、聂绀弩、林默涵等许多作家，都曾以杂文、散文为武器，抨击“旧时代的阴魂”，迎接“新时代的晨星”。在反动派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下，杂文、散文不能不更加隐晦，但思想内容更坚实，笔锋更犀利，对法西斯主义独裁统治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而且表露出黎明即将来到的胜利信心。
　　郭沫若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发表的杂文、散文，分别结集为《沸羹集》、《天地玄黄》两书，出版于一九四八年。这两部文集中有一部分是文艺评论和学术性论文，而大部分是针对时弊而发的杂感随笔，密切地配合了当时的现实斗争，洋溢着反法西斯主义的战斗热情，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民主的强烈要求，成为那个时代的剪影。民主战士李公仆和著名诗人闻一多被反动派暗杀后，进步文艺界和广大人民掀起了抗议、声讨反动派的怒潮，郭沫若奋笔写了《让公朴永远抱着一个孩子》、《悼闻一多》、《等于打死了林肯和罗斯福》等义正词严的文章，愤怒揭露和控诉反动派的罪恶，热烈歌颂为人民民主而英勇献身的战士。《沸羹集》和《天地玄黄》两书中的许多文章，不但气势磅礴，而且表达了作者卓越的见解和深邃的洞察力。例如，在《学术工作展望》一文中提出“努力科学的中国化，中国的科学化，以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来领导中国的一切，尽力争取中国的民主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作彻底的斗争。”（注：郭沫若：《天地玄黄》第356页）把“五四”时期提倡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提到新的思想高度，表现出作者的远见和卓识。许多文章运用形象、比喻，对国民党反动派旁敲侧击，如《啼笑皆是》、《黑与白》、《天地玄黄》等篇。在《天地玄黄》一文中，作者以“天玄而地黄”来比喻那时国民党统治区混浊的政治局面，指出“疗治时代疟疾的奎宁或阿特布林，便是民主团结与和平建设，要用这药剂来彻底消除法西斯细菌，天地也才有澄清的希望。”（注：郭沫若：《天地玄黄》第299页）
　　除《沸羹集》和《天地玄黄》外，郭沫若这个时期还写了回忆录《洪波曲》以及报告文学《苏联纪行》、《南京印象》。《洪波曲》主要描述作者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苏联纪行》以日记体裁记叙他一九四五年赴苏联考察时见闻。《南京印象》用散文体裁抒写他一九四六年以旧政协代表身分到南京为和平而奔走时所见情景。这些书内容坚实，有不少优美的篇章。在《南京印象》中有“梅园新村之行”一节，作者满怀深情地描绘了为挽救民族危亡日夜操劳的周恩来同志。
　　同郭沫若的《苏联纪行》相类似，茅盾写了《杂谈苏联》和《苏联见闻录》两书，记述他访苏经过以及描绘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建设面貌，在当时情况下起了一些宣传作用。茅盾这个时期写的杂文、散文大部分收集在《速写与随笔》、《见闻杂记》、《时间的纪录》、《生活之一页》、《脱险杂记》、《归途杂拾》等文集中。其中《时间的纪录》一书主要是讽喻现实的杂文和追悼怀念之文，其余各个集子多数是记叙性散文。茅盾从“五四”以来经历过无数瞬息变幻的风云，对现实的观察深刻而透彻，因而能以小见大，用小文章针砭“大时代”。他在《时间的纪录·后记》里说：“这些小文章倘还有点意义的话，则最大的意义或亦即在于此。命名曰《时间的纪录》者，无非说，从一九四三年——四五年，这震撼世界的人民的世纪中，古老中国的大后方，一个在‘良心上有所不许’以及‘良心上又有所不安’的作家所能记录者，亦惟此而已。”（注：《茅盾文集》第10卷第438页）作者在许多文章中告诉人们一个真理：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其寿命都不可能长久。如《东条的神符》、《狼》、《杂感二题》等篇，明鞭国际的法西斯主义，暗中也捶击中国的法西斯主义。除政论性杂文外，茅盾这个时期还写了许多文艺评论和序跋，如《五十年代是“人民的世纪”》、《为诗人们打气》、《谈歌颂光明》等篇，不仅笔致清丽，可以当作优美的散文，而且反映了文艺界的民主要求，批驳了文艺上反民主的思潮，在当时反压迫争民主的文艺运动中起了鼓舞作用。
　　在“五四”时期就以清新优美的散文称誉于文坛的作家朱自清，这时期继续勤奋地致力于散文杂文写作，发表于《大公报》、《燕京新闻》、《知识与生活》、《新生报》等许多政治色采不同的报刊上，编成《论雅俗共赏》、《标准与尺度》两书。《论雅俗共赏》主要是文学评论。《标准与尺度》有评论、杂记、书评、书序，谈文学和语言问题的占多数，但也有讽刺黑暗现实的杂文。他面对残酷的现实，以实际行动支持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步学生运动。他这个时期写的杂文，如《动乱时代》、《回来杂记》、《论气节》、《论吃饭》等篇，以简约而通俗的笔法，描述那时的社会生活现象，选取了人们司空见惯的事例，含蓄地抒发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愤懑。
　　国民党反动派在加强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治的同时也残酷迫害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但进步作家并没有屈服于反动政治压力而放弃文艺这个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三十年代以来以鲁迅为师、与鲁迅并肩战斗过的作家冯雪峰就是这样。他在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监禁在“上饶集中营”，但走出这个人间地狱后仍然继续参加战斗，除了致力于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外，也积极从事杂文散文写作，先后出版《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和《跨的日子》等杂文集以及《寓言三百篇》。《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和《跨的日子》收录了作者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先后在重庆、上海写作和发表的杂文约一百二十篇。《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两本集子中的杂文，往往把政治揭露寓于社会批评之中。如《再论“灵魂”》一文，谈论所谓“灵魂”、“良心”、“恶”，但进一步追究“恶”的根源，就顺藤摸瓜联系到统治集团和社会制度，指出“不合理的社会支配势力”是“一切的社会的恶的根源”（注：《乡风与市风》第148—149页）。《简论市侩主义》、《论平庸》生动而细致地分析批判了市侩主义、平庸主义这类普通存在的社会现象，热烈地赞颂了为人民利益而勇往直前的革命者。《跨的日子》一书中多数是短小精悍的政论，如《法西主义的特性与中国的法西主义》、《武力》等篇，讽刺和鞭挞了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统治。在杂文创作上，冯雪峰学习了鲁迅杂文的战斗经验，注意把坚毅不拔的斗争精神和灵活机动的作战艺术结合起来，往往把尖锐的政治锋芒隐藏于漫谈、泛论之中。杂文的语言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正如朱自清所指出：“著者所用的语言，其实也只是常识的语言，但经过他的铸造，便见得曲折，深透，而且亲切。……文中偶然用比喻，也新鲜活泼，见出诗人的本色来。”（注：《历史在战斗中》，《朱自清选集》第158页）
　　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同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光明景象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照，许多作家从这种对照中感到光明之可贵与黑暗之可憎。何其芳继《星火集》之后写作的《星火集续编》，抒发了这种思想情绪。这部散文杂文集收录了作者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在重庆《新华日报》和其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四十多篇，分为“自由太多”丛话、回忆延安、忆若飞同志及其他、杂谈三篇等四辑。作者在抗日战争期间两次往来于重庆与延安之间，对两个不同的地区所代表的两个历史时代有着深切的感受；由于参加过延安整风，思想感情起了很大的变化，因而《星火集续编》较之《星火集》思想更明朗，笔调更洒脱。“回忆延安”及“忆若飞同志及其他”两辑文章，热情歌颂延安的新人新事，歌颂无产阶级革命家，歌颂革命烈士。这类文章在当时国统区出版的报刊上是不可多见的，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宣传和“戡乱”政策是有力的驳斥。《星火集续编》中也有暴露与讽刺黑暗现实的杂文，如《“自由太多”丛话》、《异想天开录》、《理性与历史》等篇，虽隐晦含蓄，但对反动报刊颠倒黑白的宣传报道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憎恶黑暗现实之情溢于言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进步文艺界的压迫，大批作家被迫转移到香港，利用当地特殊环境，创办刊物，发表文章，出版书籍，继续同反动派作斗争。在香港发表的杂文散文，由于脱离国民党的文化禁锢圈，往往变隐晦曲折为明快畅达。聂绀弩的《血书》、林默涵的《狮和龙》等杂文散文集都是在香港出版的。《血书》一书收录了作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写杂文四十篇。分为上下两辑，上辑文章总题为“礼貌篇”，主要是对文化界一些人士所散布的荒廖言论的批驳；下辑总题为“血书”，“主要的是对于旧世界的政治现象和执政者的一些讪笑，讽刺，挞伐。归结为‘血书’者，一面表示以赤诚写出，并无批评家认为‘玩世不恭’之意；一面也用‘血书’所谈的对象和那些东西作一强烈对比，以衬映出旧世界如何丑恶。”（注：聂绀弩：《〈血书〉序》）这部杂文散文集中多数文章语言清新，文笔泼辣，说理透彻，常用富有讽刺含意的反语，如《狗道主义举例》一文，主要用反语批驳“私产即人格”的资产阶级观点。《血书》是一篇热情洋溢的散文，赞颂中共中央发布的土地改革文件是“用血写的圣书”（注：《血书》第280页），尽管论述有不准确之处，但作者对解放区农民砸碎封建土地所有制获得翻身解放表露出炽裂的感情，有较大的感染力。《狮和龙》一书大部分文章发表于香港《华商报·副刊》、《野草》等进步报刊，观点鲜明，语言明快，在当时文化战线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狮和龙》这篇杂文，以龙象征反动统治者，狮子象征人民的力量。文章描述狮和龙的决斗，“胜利属于狮子，是已经决定的了。”（注：默涵：《狮和龙》第105页）向读者暗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即将来到。
　　此外，这个时期结集出版的杂文散文集还有：靳以的《人世百图》，李广田的《金坛子》《日边随笔》，夏衍的《边鼓集》，唐涛的《识小录》，秦牧的《秦牧杂文》，以及野草社编选的《论肚子》等等。
　　从上述诗歌、杂文和散文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许多诗人和作家，用文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比过去更自觉，诗歌、杂文和散文的主要内容从前一时期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揭露国民党的腐败，转向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作品的基调从鼓舞人们反侵略斗争的热情，转向激发人们对黑暗现实的憎恨。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许多诗歌、杂文和散文作品在讽刺挞代黑暗的同时，越来越清晰地表露出光明即将来到的信息。它预告着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战，终于迎来了人民的新世纪，跨入了伟大的新时代！
　　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召开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势如破竹的进军声中，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华民族历史即将揭开光辉一页的日子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历史的结束和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历史的开始。
　　文代会筹备工作是在解放不久的北平进行的。一九四九年二月，大批华北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北平，不久，国统区许多文艺工作者也陆续到达这个文化古都，加上原来在北平坚持文艺工作的人员，这就形成了中国新文艺大军的首批大会合。三月二十二日，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行茶会，招待在平文艺界人士，郭沫若在会上提议：发起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文艺界的组织。这一倡议得到全体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经过三个多月筹备，文代会在七月二日开幕。先后与会的各民族的代表达八百二十四人（注：筹委会原定邀请的代表为753人，大会开幕后，实际到会的代表增加至824人（见《大会筹备经过》一文）），代表着大约七万多新文艺工作者以及数以万计的分散在广大城乡的旧戏曲和曲艺人员。毛泽东同志亲临大会讲话，朱德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了贺词，周恩来同志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大会总主席郭沫若在会上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报告，副总主席茅盾、周扬分别作了国统区、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大会听取了各方面代表的一系列报告和专题发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产生了“全国文联”和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的部门协会以及戏曲改革协会、曲艺改进会等组织，至七月十九日胜利闭幕。
　　这次文代会是各路文艺大军的一次大会师。它既是大革命失败以来被迫分离在国民党统治区与革命根据地的两支文艺工作者队伍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这些情形都说明了这次团结的局面的宽广，也说明了这次团结是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主席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注：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3页）中国新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的运动。在“五四”以后长期的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虽然也有一些人经不住考验而被淘汰，但却不断有成批新的分子参加进来，使新文学阶伍得到发展壮大。参加这次文代会的，就不仅有历来进步的文学工作者，也有不同倾向、不同阶级、不同方面的文艺家。包括曾被新文学阵营作为对立面批判的鸳鸯蝴蝶派的某些代表作家，后来也在现实斗争推动下投入了这个统一战线，写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在一些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曾使不少作家流亡到国外；而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胜利，却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感到无比欢欣鼓舞，连一些多年远居国外的作家也纷纷归来。这是中国革命的骄傲，也是中国文艺工作者的骄傲。周恩来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曾指出：“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也就是今天的大会发起团体之一，除了很少几个反动分子被淘汰以外，那个团体的文艺工作者几乎全部都团结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并且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几乎全部都来参加了这个大会。”这些事实充分说明：第一次文代会是我国文艺界的一次空前广泛地团结、会师的盛会。
　　这次文代会又是我国新文艺成就的一次大检阅。“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虽然只有三十年历史，但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涌现了许多优秀或相当优秀的作品，有力地配合了各个阶段的革命斗争，教育影响了千千万万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对历史发展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大众经历着共同的苦难和战斗，有着共同的命运和悲欢。“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主流都是当时的革命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战斗单位。为了取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和文艺革命的胜利，曾经有许多文学艺术工作者和英勇的中国人民一起献出了他们的血和生命。在土地革命时期，有一些左翼文学家艺术家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杀害。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有更多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牺牲在战场上，牺牲在监狱中，牺牲在特务的手里。”（注：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41—42页）朱德同志在贺词中指出：“文学艺术和革命斗争，有这样一个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新文艺的光荣。”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对新文艺工作者给予十分亲切而崇高的评价：“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
　　这次文代会也是“五四”以来新文艺基本经验的一次大总结、大交流。新文学三十年的发展过程，可以说一方面是向世界进步文学学习，从文学内容到表现形式无不现代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文学同人民群众日益结合，同民族传统密切结合，逐步民族化、群众化的过程。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真正起点是“五四”文学革命；经过这场革命，中国文学才开始有了称得上是现代民主、科学的内容，才开始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才开始与世界进步文学取得共同的“语言”。然而，三十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历史经验证明，文学的现代化又必须与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过程相结合；只有实现这两者的结合，新文学才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才能在人民中生根，真正为广大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正如《大会宣言》所说：“这些年的经验证明了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卓越的预见与正确。文艺工作者和劳动人民结合的结果，使中国的文学艺术的面貌焕然一新。”也因为这样，解放区许多代表在大会发言和纪念文章中所讲述的他们与人民群众、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许多经验体会，受到了与会代表的极大重视和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与郭沫若关于新中国文学艺术运动的总报告，都为全国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这就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针，加强团结，加强学习，深八工农兵，熟悉工农兵，重视普及工作，切实改造旧文艺，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些任务体现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初期对文艺工作的基本要求。它们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大会决议并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尽最大努力贯彻执行。
　　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举行的这次文代会，是文学史上一次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它总结、发扬了新文学三十年中积累的成绩和经验，确认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文艺界遵循的“共同纲领”，组织起一支规模宏大的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的队伍，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文艺工作的新局面，将我国革命文艺推进到一个前程更为远大的新时期。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