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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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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干大》的成就还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高生亮这样一个农村干部形象。较之当时其他作品中的正面人物，高生亮的形象塑造得更加深刻丰满些，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作者突出了他对党和革命的忠心，对工作的忘我精神，但并没有回避他作为农民身上残留的弱点。他有些急躁简单，理论水平不高；遇到严重困难也产生过犹豫动摇；在跟巫师斗争时自己也有迷信思想，不能彻底否定鬼神。这作为当时的农村干部是真实可信的。作者还把高干大放在几条战线上作战：犯有主观主义错误的合作社主任任常有反对他；官僚主义者区长程浩民压制他；浅薄的乡文书云飞讽刺嘲笑他；不懂事的儿子栓儿因为婚姻问题分散他的精力，拉他的后腿，甚至后来和巫师一道破坏他的工作；以巫师郝四儿为代表的反动封建势力更是千方百计阴止、破坏合作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他自己思想上有弱点也影响他的工作……。面对这些困难，他努力奋斗，身躯消瘦了，头发变白了，但他的形象显得高大了。高干大的形象表现了新的农村干部是怎样在斗争中成长，揭示了党的工作之所以在群众中深深扎根、得到人民拥护的基本原因。
《高干大》的矛盾冲突错综复杂而又线索分明；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斗争逐步紧逼，高潮安排非常合适。和巫师郝四儿的斗争虽然写得略嫌冗繁，但有较强的戏剧性，让人读来饶有兴味。人物描写除高干大外，其他各色人物也都写得活灵活现，很有分寸。作品的语言也朴素明快，加之适当地运用了陕北农民的口语，更显得形象生动，富有地方色彩。这对作者过去的欧化倾向来说是个巨大进步。
柳青（1916—1978）的《种谷记》也是当时较有影响的长篇。比较作者过去写的短篇小说（收入短篇集《地雷》），《种谷记》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了显著提高。这部作品反映的题材十分平凡，情节也比较简单。全书以王家沟组织集体种谷的事件为线索，展示了解放区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故事发生的时间只有二十天。为了提高生产，解决劳力不足的问题，也为了保证农村学校不致受到生产的冲击，县里指示在变工队的基础上实行定期集体种谷。这虽然是我们党组织农民走集体化的最低形式，却是农村经济最初的社会主义因素，因此它遇到各种不同力量的阻挠，其中主要是以富裕中农行政主任王克俭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和自私思想，也有地主富农王相仙、王国雄的破坏。但是，以共产党员农会主任王加扶、劳动模范王存起为代表的农村基本群众是相信党，跟党走的。经过严肃的斗争，撤销了王克俭的职务，另选王存起当行政主任。在王加扶、王存起的带动下，王家沟终于胜利地开展了集体种谷，广大农民在生产实践中进一步体会到共产党政策的正确。
《种谷记》的意义不只是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艺术地记录了战争年代党领导、教育和组织农民的生动情景，表现了解放区农村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通过王加扶、王存起，直到敲钟的六老汉等农民坚决响应上级号召，一心一意按党的政策做，可以看出农民积极要求革命的本质。作者熟悉陕北农村生活，当地农民的一些风土人情，在作品中都有真实具体的描绘。作者介绍人物的身世、面貌，只用很少的笔墨，通过一些有特征的细节，就把他们勾画了出来，加上人物各具特色的对话，就使读者感到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种谷记》的缺点是故事情节发展缓慢，对话多而行动性不强，某些细节描写了比较繁琐，使人感到沉闷。到了五十年代，柳青的创作还有更大的发展：他以自己的小说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绘下了史诗式的画卷。他在后来的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的善于艺术地概括生活、在复杂的阶级关系中刻划人物等长处，在《种谷记》中已经可以见到端倪。
在艺术手法、艺术风格上和以上两部作品很不相同的《地覆天翻记》，虽然存在幼稚粗糙的缺点，但由于采用了农民群众比较熟悉的章回体形式，故事情节也比较曲折复杂，因而受到群众的欢迎。作者王希坚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出现的作家。他生活在群众当中，有着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他亲身经历了解放区农村尖锐的斗争和深刻的变化，因而写出的作品真实生动，富有生活气息。
《地覆天翻记》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八路军工作组下到农村开展增资（增加雇农报酬）、减租工作，组织农民秋收和反“扫荡”，但是遇到阶级敌人的阻挠破坏。由于工作组本身存在的缺点，开始不了解情况，连着两次让地主及狗腿子篡夺了村的领导权。地主相互勾结，反对工作组和贫苦农民，杀害农民积极分子李福祥，成立汉奸“暗杀团”，同时又伪装开明积极，打入革命队伍，腐蚀干部，勾结日寇进行“扫荡”。在事实的教育下，经过整顿组织，农民群众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把恶霸地主押到李福祥纪念碑下枪毙。作品虽然没有塑造比较突出丰满的人物，但从一群普通农民身上，可以看到广大群众蕴含的深厚力量。《地覆天翻记》在艺术上同时具有明显的优点和缺点：反映生活具体真实但又缺乏提炼；形式通俗易懂，易为群众接受，但对旧小说描写手法、套语等因袭过多；故事怀较强，但有少数情节（如大把头和吴二爷等在林中开黑会被李四相听见等）又显得过于巧合。另外，在对恶霸地主的斗争问题上，开始较多强调了文明说理；对杀害李福祥的凶手过于强调了教育转变，对狗腿子的反动性也揭露得不够充分：这些都反映了作品的政策观念不尽明确。
解放区的中、长篇小说创作在写人民武装进行抗日斗争方面，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作品，它们是：《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思想上讴歌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艺术形式上通俗易懂。它们基本上属于通俗文艺而艺术上较之有明显的提高。它们的弱点或缺点有时也是由通俗文艺形式带来的，如人物塑造不够典型化，情节结构较一般化，反映现实生活斗争不够细致深刻等，但总的说来适应了当时革命和读者的需要，因而受到热烈欢迎。这类作品的出现，是对于小说创作民族化群众化的一种尝试。
中篇小说《洋铁桶的故事》，一九四四年在延安《边区群众报》上发表时原名《抗日英雄洋铁桶》。作者柯蓝也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出现的新作家。小说的篇幅不长，却是解放区第一部以章回体形式写成的作品。据作者自己说，他在写这本书时，正开始向民间文艺和古典文学学习，这是他练习写作通俗文学作品的成果。他满怀热情，极力想把党和人民在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机智、坚定乐观的精神品质反映出来。作品写了洋铁桶（真名吴贵）领导的民兵小队怎样抗击日本侵略者，怎样建立政权，对伪军进行政治攻势，以及如何捉特锄奸。在一系列斗争中，民兵队伍越战越强，洋铁桶也威名远扬。作品还写了人民群众被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伪军杀戮蹂躏，洋铁桶自己也两次被敌人枪伤。但小说主要是描写了中国人民怎样以压倒敌人的革命英雄气概打击侵略者，直到最后把他们击败。通篇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富有鼓舞力量。作品也存在一些缺点，如叙述故事描写人物比较简单；故事虽能吸引读者，但结构上主次安排不尽合适，捉特锄奸的篇幅显得多了一些；语言运用虽然简练明快，却又不必要地采用了一些旧章回小说中的俗语、套语。作者后来还有以陕北大生产运动为题材的中篇《红旗呼啦啦飘》，由于故事情节过于简单，语言也较平淡，成就和影响就不及《洋铁桶的故事》了。
马烽、西戎合作的《吕梁英雄传》也是采用章回体形式反映抗日的长篇。作品写于一九四五年，原是根据晋绥边区群英大会一些民兵英雄的斗争事迹加以整理改编；最初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共九十五回，后经进一步加工印成单行本，合成八十回。故事以吕梁山下一个叫康家寨的村庄为背景，描写了晋绥边区人民怎样在党领导下建立民兵武装，实行劳武结合，反对汉奸维持会，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正如中国的其他村庄一样，康家寨的农民也曾长期遭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地主康锡雪（外号桦林霸）就是压在农民头上的大石头。他勾结日本侵略军，组织维持会，使农民受着双重的压迫。但是，在共产党员、武工队员武得民领导下，以雷石柱、孟二楞等农民积极分子为骨干，很快组成了民兵队。他们反汉奸，斗恶霸，砸烂维持会，真正把政权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和日寇伪军展开反复的斗争。尽管他们也有挫折、失败、牺牲，但觉醒了并组织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无敌的。康家寨的民兵小队不但巩固了自己，而且解放了敌人的重要据点汉家山。作品的意义在于显示了抗日战争的群众性，表现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揭示了人民群众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这一真理。康家寨其实是中国的一个缩影，雷石柱、孟二楞等也是千百万抗日英雄的代表人物。康家寨的民兵小队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正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过程。
《吕梁英雄传》故事性强，情节曲折生动，通篇由许多大大小小的故事联缀而成，因而较能吸引读者。相比之下作品虽然写了许多人物，但一般都不突出，一些主要人物个性也不够鲜明。整个作品的结构法是用人物串联故事，而故事与故事之间有时却缺乏内在联系。这和小说的创作过程有关。据作者说，最初只是想把许多生动的斗争故事用几个人特连起来，并未作通盘计划；当时是写一段登一段，不是一气呵成，因而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全书的结构，故事的发展，都未作精细的安排。现在流传的单行本虽然作了较大加工，但原来的缺陷还多少留有痕迹。尽管如此，《吕梁英雄传》仍不失为一部反映抗日战争较好的作品。
同样是用章回体写抗战题材的孔厥、袁静合作的《新儿女英雄传》，不但在作品的内容和表现规模上，而且在艺术上都又进了一步。小说写成较晚，最先也是在报上连载。由于故事生动，人物相对集中，采用大众化的语言和形式，当时就引起过轰动。
《新儿女英雄传》以冀中白洋淀为背景，表现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八年的英勇事迹。小说主要描写了人民群众抗日力量和日本侵略者、地主、汉奸进行斗争的情景。全书以牛大水、杨小梅的婚事为线索，通过他们的悲欢离合，既表现了抗战八年对敌斗争中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也表现了新的英雄人物的不断成长。共产党员黑老蔡虽然不是贯穿全书的人物（作品后半部写他较少），但在作品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是民兵力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不但带领大伙作战，也对民兵做政治思想工作，启发教育，掌握政策。牛大水他们的成长和黑老蔡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在黑老察这个“黑不溜、笑迷迷、连鬓胡子毛楂楂”的“老铁匠”身上，不但集中了我国劳动人民坚韧不拔、淳厚机智等传统美德，同时闪耀着无产阶级思想品质的光辉。牛大水、杨小梅都是平凡而又先进的人物；他们是普通农民，又是抗战英雄。牛大水原本勤劳淳朴，却又胆小怕事，眼睛只看到自己那五亩庄稼。但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在对敌斗争的锻炼中，他变得坚贞不屈，英勇顽强。他成长为区上民兵队长，领着战士出生入死，给敌人很大威胁；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他视死如归。牛大水的性格发展过程清晰，给读者印象较深。杨小梅的道路更是曲折。她饱受苦难，后来投靠革命，获得解放，并在斗争中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她的经历代表了中国劳动妇女普遍走过的历程。牛大水和杨小梅的结合，说明个人命运不可能离开阶级的、民族的命运；只有投身革命，在斗争的熔炉中才能找到个人的幸福。《新儿女英雄传》其他一些人物，尽管形象不够丰满，但让人感到可爱。他们和黑老察、牛大水、杨小梅等一起组成英雄集体的形象；正是这些中华民族的新英雄儿女谱写了抗日战争的伟大史诗。至于反面人物如勾结日寇残害人民的何世雄，痞子流氓张金龙，作品都表现得活灵活现。特别是张金龙，当革命势力较大时，他被迫投机革命，然而阶级本性决定他终于成为“铁杆子汉奸”，对革命造成极大危害，自己也终于逃不脱可耻的下场。
《新儿女英雄传》对人物的刻划，事件的叙述，都朴实自然。在平凡中含着奇特，于浑朴中显出峻拔。作者运用人民大众口语也比较纯熟。由于受连载形式的影响，作品的故事有时显得断断续续，有些章节为了写出一定篇幅，内容比较单薄。有些素材提炼不够。从反映抗日战争全过程的要求来看，作品对牛大水、杨小梅的婚事这条线渲染得多了些，而对人民群众抗日积极性和抗日战争的群众性，对农民的民主要求和怎样满足他们的要求却写得不够，这是作品较明显的缺点。
这一时期反映工业生产的为数不多的中、长篇小说中，草明的《原动力》是比较突出的作品。它不但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完全可以和当时写其他题材的小说比美，也是最早一部描写解放了的工人阶级生活斗争的优秀中篇。
草明在三十年代就开始写作。创作《原动力》之前已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主要是描写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反映他们对旧制度的反抗，反映他们的抗日救亡活动。这些作品中，存在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语言也不够大众化。她到延安后，参加了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思想有很大变化，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抗战胜利后，她深入东北地区的工厂，和工人一道生活，后又到镜泊湖水电站做群众工作。这为她一九四八年创作《原动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原动力》写东北一个水力发电厂解放后工人团结奋战，克服困难，终于修复机组发出电力的故事。玉带湖发电厂先后遭到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冰雪埋没了机器，厂里一片荒凉。老工人孙怀德（老孙头）从建厂时就来到这里，他受过残酷的压迫，妻子贫病而死，儿子也因工伤死亡。他和其他工友对旧社会都有着“冲不尽的仇恨”。他们知道自己是机器的主人，所以国民党接收大员要破坏机器时，老孙头机智地保护了机器。解放了，当人民政权还未来得及接管工厂，他已经领着工友主动刨冰捞油，修复机器。不久，上级派王永明来担任经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老孙头和工人们更是热情高涨，对公开的和暗藏的坏人进行斗争，同时也抵制了官僚主义，终于在最短时间内修复了遭到破坏的电厂，老孙头也被选作电厂的副厂长。作品形象地表明，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是生产建设的原动力。
《原动力》的时代特色比较鲜明，作品一方面写了工人群众忘我劳动，恢复生产，另方面写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显示了解放初期特有的紧张战斗的气氛。与此同时，作品也写了个别工人劳动纪律和劳动态度的问题，工人干部的培养教育问题，真实表现了在旧中国的废墟上整顿恢复工作的艰巨。作品结构严谨，情节曲折，语言朴实。作者创作时有意识地要求自己“写浅些，写得明白点”，“竭力避免写长句子”，“竭力避免描写（心理描写、状物描写和自然描写）”，当然，必要的描写还是保留了，而“寓意的、暗示的、要人揣测的地方也尽量避免”。（注：《写〈原动力〉经过》，《人民文学》2卷6期）这些意图在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作品的缺点是对王永明的形象表现不够充分，因而对党的领导写得不够具体。另外，艺术上也由于强调浅显而稍嫌粗糙。
塑造近代无产阶级的艺术形象，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在新文学创作中一直是个薄弱的部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曾经在这方面作了热情的尝试，但没有取得多大成绩。这固然有作家不熟悉无产阶级和工厂生活，反动政府又不准作家接近工人等主客观原因，毕竟与“五四”以来的民主革命和新文学都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一根本事实很不相称。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全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依靠工人阶级管好城市和发展生产，更成为重要的课题。因此，草明的《原动力》作为反映新解放区工业生产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对于当家作主的中国工人阶级大公无私、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作了鲜明生动的描绘，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相当成功，是值得重视的。
除《原动力》外，这一时期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还有杨朔的中篇《红石山》和康濯的长篇《黑石坡煤窑演义》。《红石山》以著名的龙烟铁矿为背景，写了日寇统治下矿工们的悲惨遭遇和英勇斗争。八路军组织工人成立游击队、地下军，通过里应外合最后解放了矿山。作品写的虽然不是生产斗争而是民族斗争，阶级斗争，还是反映了矿山工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黑石坡煤窑演义》以通俗的形式写了山西阳泉工矿区人民在新旧两个时代的生活面貌。作品以一个有很高技术并热爱劳动的窑工张大三为线索，写了工友们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遭遇。
解放区的中、长篇小说创作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导下，由于作者的不断努力，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这一时期的作品和在此之前的作品相比，有着明显的特点。首先，作品基本上都是写工农兵生活，以工农兵为作品的主要人物，热情歌颂他们的伟大斗争和历史业绩。作为一个主要倾向，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特别是国统区所没有的。我们并不认为题材可以决定一切，为工农兵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直接描写工农兵；但是，千百年来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的阶级，终于成为历史——也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毕意是文学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其次，是民族形式的采用，不少作者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够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能够为他们所读懂，努力学习和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虽然也有一些作品没有直接运用通俗化的大众文艺形式，但在表现方法上、语言运用上，都努力适应群众的习惯和需要。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长篇小说基本上纠正了过去存在于许多作家作品中的欧化倾向和知识分子腔调。相反，某些作品倒是又产生了运用群众口语提炼不够的毛病，尽管这种现象在学习群众语言的过程中是难免的。第三，这一时期中、长篇小说基本上坚持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它们都和现实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深刻揭露现实生活中的本质矛盾，爱憎分明，对阶级敌人给予无情的鞭挞，对革命人民进行热情的歌颂。特别是在塑造工农兵典型形象方面，有些作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对教育人民、鼓舞人民产生了重大的作用。第四，小说的作者有一些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出现的新人，他们对现实生活非常了解和熟悉。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象一盏明灯，照亮了他们创作的道路，因而他们的作品很快受到读者的欢迎。而一些早就开始创作的作家，这一时期的创作也都有新的发展，一方面，他们继续保持和发扬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另一方面，也努力克服过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创作风格有很大的转变。这一切，都有力地证明文艺为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的正确。
第十九章：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
第一节：反压迫、争民主的进步文艺运动
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国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一方面在解放区沿着文艺为广大人民首先为工农兵的方向自由、健康地成长，另一方面在国统区则冲破蒋介石集团的压迫，经过重重斗争而获得发展。
一九四一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进一步贯彻“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在加紧与敌伪勾结的同时，又采取种种法西斯手段，增强对人民抗日力量的压迫，并于一九四三年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文化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对进步文化工作者实行高压和箝制。一九四一年七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竟“取缔书刊”达九百六十一种之多。一九四二年九、十月间，张道藩、梁实秋在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办的《文化先锋》上先后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关于“文艺政策”》等文，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鼓吹“文艺要以全民为对象”，表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意识”（注：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文艺先锋》第1卷第1期，1942年9月1日）。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反动的“文化运动纲领”，并于十一月间在重庆举行所谓“民族文化建设运动周”。本来，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下，提出“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之类的口号是无可厚非的。但国民党一则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对立起来，叫嚷进步作家不要“站在劳工劳农的立场”去创作“憎恨”剥削阶级的作品（注：梁实秋：《关于“文艺政策”》，《文化先锋》第1卷第8期，1942年10月20日）；二则把“民族意识”与封建思想混为一谈，在“民族文化”的旗号下宣扬封建主义的内容。他们在文化上提出的这些口号，是为国民党政治上鼓吹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效劳的。因此，他们的所谓“民族”云云，指的只是民族中占极少数人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蒋介石集团的压迫和摧残，给国统区的进步文艺运动造成了极大困难：政治上，作家生命没有保障，创作没有自由，出版受到查禁；经济上，由于物价上涨，纸张印刷成本急速增高，加之苛捐杂税的重压（如重庆的戏剧上演税高到票价的百分之五十五），使得一些优秀作品难以出版或上演，作家生活没有保障。这些都严重阻碍着文艺事业的发展。
虽然如此，进步文艺界在共产党领导下，仍继续保持与巩固着广泛的统一战线，对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种种不利条件下，“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始终善于灵活作战，迂回曲折，此仆彼起，乘虚伺隙，互相呼应，终于能冲破了反动派的压迫，击垮了一切反动派的文艺活动，而打了胜仗。”（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国统区各地分会依然继续开展活动，它广泛地团结各抗日阶层的文艺工作者，并动员与组织他们参加许多工作。皖南事变之后，党通过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一统一战线的合法组织，不仅团结了许多进步的文化人，而且团结了大批中间的文化人，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针对国民党喧闹一时的“民族文化建设运动周”，《新华日报》发表了《文化建设的先决问题》的社论，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的文化必须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服务，“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国统区进步文艺界还曾通过纪念鲁迅、庆祝作家生辰等特殊方式，推动革命文艺运动。在祝贺郭沫若、茅盾五十寿辰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均按中国传统习惯计算年龄），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一九四四年）的时候，《文艺生活》、《抗战文艺》、《文哨》等刊物，均出纪念特辑，表彰他们对文化革命的杰出贡献，总结文学运动的经验，展望未来的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增强了团结，鼓舞了斗志，对反动统治者起了打击和示威的作用。周恩来同志在纪念郭沫若五十生辰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之际，热情地赞扬了郭沫若“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战斗生活”，并对郭沫若寄以深切的期望：“祝他前进，永远的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注：《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同志又号召文化工作者以鲁迅为榜样，依靠人民建立民主的新文化。周恩来同志的这些意见，正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广大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热情引导和殷切期待。
国民党政治上的法西斯统治，经济上的鱼肉人民、敲诈勒索“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994页）。抗战最后两年，国统区人民反压迫、争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九四四年，在日寇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动的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992页）湘桂溃败是国民党当局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的大暴露，引起了广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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