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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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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开始短篇小说创作的，还有鲁彦和郑振铎。鲁彦（王衡，1901—1944）最初的作品收在《柚子》集里。他自己说：“写那些文章的时候，我的年纪还轻，所以特别来得热情，呼号、咒诅与讥嘲常常流露出来。”（注：《关于我的创作》）有不少篇（如《狗》、《秋雨的诉苦》）其实是讽刺人们自私、愚昧、麻木心理的随笔体散文。《柚子》一篇借谐谑的议论的柚子似的人头的描写，控诉了封建军阀杀人如麻的罪行。在短篇《许是不至于罢》中，作者用诙谐之笔，揭示出财主王阿虞的阴暗心理及其狡猾的处世哲学，剖析了剥削者虚伪丑恶的灵魂，但把农民写得过分自私和缺乏觉悟。这一短篇开始显示出鲁彦作品的艺术特色。到《黄金》集里的一些小说，作者更有意使用冷峻地描绘生活与刻划人物的方法，现实主义成分有了增长。《黄金》一篇中的如史伯伯，从小康家庭突然中落之后，受尽周围人们的奚落和冷遇，陷于凄惶不可终日的窘境。尽管作者对如史伯伯有所同情，但严峻的生活逻辑，使他只能在作品结尾时让主人公从梦中得到“希望和欢乐”。跟冷酷的现实对照，这个圆满的梦，便包含了对本身也有严重思想弱点的主人公的讽刺。作品反映了在帝国主义经济势力侵入和农村封建恶势力逼迫之下，广大小有产者不得不迅速破产，并且在社会心理方面自然地形成了人人自危和世情浇薄的状况；从而对金钱势力、势利观念及旧习俗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有力的鞭打。从这些作品的表现方法和艺术境界上，都可以看出作者受了鲁迅和俄国、东欧某些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郑振铎（1898—1958）早年的贡献主要是在文学活动的组织工作方面，他编辑文艺刊物，撰写理论批评，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但也写了少量作品。除《雪朝》集里所收新诗和《山中杂记》所收散文外，还写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以朴实的文字留下了一组“将逝的中国旧家庭的片影”（注：郑振铎：《家庭的故事》集前《自序》），如寄食者的死（《五老爹》），投靠者的一生（《王榆》），浪子的漂荡（《九叔》），弃妇的憔悴（《三年》）等。《猫》、《风波》、《书之幸运》诸篇则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生活习好和情趣。以上两们作者的小说创作，正如文学研究会里别的一些作家一样，到三十年代都有新的发展。
第三节：叶绍钧的作品
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创作中，最能代表其现实主义特色的，是叶绍钧（圣陶）的作品。
还在文学革命以前几年，叶绍钧就写过一些短篇（注：叶绍钧在1914、1915年间写的小说，有《穷愁》、《博徒之儿》、《姑恶》、《终南捷径》、《飞絮沾泥录》等。今《叶圣陶文集》第三卷中收有《穷愁》一篇）。据他自己所说，这是较多地接触外国文学、特别是受了华盛顿·欧文《见闻录》影响的结果。这些小说，形式全用文言，题旨比较浅露；但它们以朴实严肃的态度，“多写平凡的人生故事”（注：《未厌居习作·过去随谈》），揭露黑暗现实而同情下层人民，已经显示出为他后来的作品更加充分发展了的一些特点。步入新文学界以前就能在生活经验和文字修养等方面有了一些准备，这是叶绍钧不同于“五四”时期一般作家的地方。
叶绍钧写白话小说开始于一九一九年，正是作者进一步受了新思潮洗礼之后。《隔膜》、《火灾》、《线下》这几个最初的短篇集中的作品，就都表现出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一部分作品直接描写了下层社会里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的不幸遭遇：有终生过着牛马生活的妇女（《一生》），有遭受沉重租税剥削的农民（《苦菜》、《晓行》），也有家境贫困无力读书的儿童（《小铜匠》）。作者在写到他们时，虽然用的是朴素、平实的笔墨，却流露着对被压迫者的真挚同情。在《一个朋友》、《隔膜》、《外国旗》以及较后写成的《遗腹子》等另一部分作品中，作者集中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陈腐可笑、或至令人窒息的社会现象，尖锐讽刺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小市民的灰色生活以及他们的庸俗、苟安、自私、冷漠、作伪、取巧、守旧等劣根性。作者后来曾经说过：“不幸得很，用了我的尺度，去看小学教育界（其实也是看待他当时接触到的社会生活——引者），满意的事情实在太少了。我又没有什么力量把那些不满意的事情改过来，……于是自然而然走到用文字来讽它一下的路上去。”（注：《未厌居习作·随便谈谈我的写小说》）正是这种对旧社会制度及其形形色色的分泌物采取“讽它一下”的态度，形成了叶绍钧作品那种冷隽的色调。但叶绍钧早年作品中也有一些并非冷隽地描写客观现实而是热烈地表现主观理想的。他把自己对于丑恶现象的不满而又无能为力的心情，寄托在“爱”和“美”的空想上，这就使作品（如《春游》、《潜隐的爱》等）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显露了较多的弱点。随着作者对生活的理解逐渐加深，这种情况稍后就有了改变。
由于叶绍钧早年曾经长期从事小学和中学教育工作，对当时教育界的情况以及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都非常熟悉，因此，他写得最多也最成功的，还是取材于这一方面的作品。《饭》、《校长》、《潘先生在难中》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三篇。它们的主人公虽然都有忍让妥协、苟且偷安的弱点，仍有各自不同的鲜明个性。《饭》描写了一个在流氓手中讨生活的乡村小学教员，他已经落到经常挨受饥饿威胁的境地。作者对这个屈辱地挣扎着活下去的“小人物”，除批评他的怯弱外，也寄予了很大的同情。《校长》描写了一个空有理想而又顾虑重重、不敢和旧势力作正面斗争的知识分子，真实地表现出了这个人物虽然知道前进方向却缺乏实践勇气的矛盾心理。在短篇的结尾处，作者只用了淡淡几笔，就恰到好处地点出了人物性格的根本特征。《潘先生在难中》是为人熟知的优秀短篇，它生动地刻划了处于军阀混战期间一个卑怯自私、随遇而安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潘先生为了躲避战争的灾难和失业的危险，千方百计适应着多变化的环境。稍遇危难，立即张皇失措；一旦有了暂时的安宁，马上又忘其所以地高兴起来，甚至为统治者写起“功高岳牧”“威镇东南”的大匾。他永远在庸俗猥琐的生活中打滚，求那“差堪自慰”的满足，除了保存自己，别无原则。这种人是旧中国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的产物。作者的笔一直挖到了人物又酸又臭的灵魂深处，饶有深度地揭示出了形象的典型特征。这个短篇的成就，表明了作者对旧中国混乱倾轧局面下一般知识分子朝不保夕的生活遭际和卑琐自私的苟安心理，有着深刻的了解。
“五卅”革命高潮推动着叶绍钧，使他的作品在思想面貌上有了新的变化。《城中》、《未厌集》两集里的一些短篇，说明作者已开始关注现实斗争，并努力写出若干新的人物。不同于《饭》、《校长》等早期作品中软弱、妥协的知识分子形象，《抗争》里的小学教员郭先生，已经被步具有了集体斗争的意识。他所鼓动的联合索薪之举，虽然因反动当局的压迫和知识分子本身的散漫动摇而归于失败，但他终于从劳动者身上照见了新的希望。《城中》里回乡创办中学的丁雨生，也是一个受过新思潮洗礼、敢于跟旧势力斗争、性格比较坚强的人物。《在民间》写了一些受革命潮流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情形，为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知识分子动向摄下了几个侧影。在一九二七年冬所写的短篇《夜》里，作者通过一个女儿女婿都被杀害了的老妇人的感受，揭露了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血腥罪行。到作品结尾时，面对烈士遗孤，“她已决定勇敢地再担负一回母亲的责任”，正暗示出普通人民革命意识的新觉醒。如果说，叶绍钧早期作品主要是暴露批判了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那么，一九二五年以后他的作品不仅在批判方面更为深透有力（如《一包东西》），而且已经接触的历史现实，有意识地摄取与时代斗争有关的重大题材，刻划出斗争性较强的新人形象。这里的进步是显然的。
正是在作者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生活和艺术的经验有了较多的积累的情况下，一九二八年，叶绍钧写了长篇小说《倪焕之》，连载于当时的《教育杂志》上。
《倪焕之》真实地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历程和精神面貌，反映了“五四”、“五卅”这些规模壮阔的革命运动曾经给予当时知识青年和巨大影响。主人公倪焕之，是个热切追求新事物的青年。同辛亥革命失败后不少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他最初把救国的“一切的希望悬于教育”，真诚地期待着用自己的“理想教育”来洗涤尽社会的黑暗污浊。他还憧憬着一种建立在共同事业基础上的互助互爱的婚姻关系，爱慕和追求一个思想志趣和自己相似的女子金佩璋。然而，严酷的现实生活，破灭了倪焕之的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不但在教育事业上多次碰壁，而且家庭生活也远违初衷。婚后的金佩璋，沉没有琐细的家庭事务中，对于前途、理想、教育、书本都不再有兴趣（作者在这里实际上写出了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习惯力量给予妇女以多么深重的影响），这使倪焕之深深感到“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的寂寞和痛苦。五四运动到来，大批倪焕之式的知识青年被卷入革命浪潮里。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影响下，作品主人公开始把视线从一个学校解脱出来，放眼“看社会大众”，投身于社会改造活动。“五卅”和大革命高激期间，倪焕之更进而参加了紧纱的革命工作。由最初改良主义性质的“教育救国”到后来转向革命，倪焕之所经历的这一道路在当时进步青年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然而人物的这种转变毕竟只是初步的。他被时代浪潮推涌着前进，却还没有使自己化为浪潮中的一滴水，一旦革命形热逆转，也便容易干涸。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倪焕之并未象王乐山那样坚持英勇斗争，却是脆弱地感到“太变幻了”，竟至悲观失望，纵酒痛哭，怀着“什么时候会见到光明”的疑问和希望死去。主人公的这种结局，实际上正是对一切不能与群众真正结合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鞭打。
作者生活经验的限制和思想认识上的弱点，自不免对作品发生影响。倪焕之转向革命之后，反而缺少正面具体的描写；革命者王乐山的形象，也相当模糊；这些都使长篇到第二十章以后显得疏落无力，不如前半部针脚绵密。此外，作者在估计当时革命形势方面所存在的某些疑虑，也防碍了他对倪焕之临终前的悲观情绪作出更为有力的批判。尽管如此，长篇《倪焕之》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作品。金佩璋这样一个负荷着“传统性格”的女性，能够在丈夫死后“萌生着长征战士整装待发的勇气”，要“为自己，为社会”做一点事，虽然她的这种思想转变过程未被细致描写，却也清楚地显示了作者本身对生活和革命前途的积极态度。其他一些次要人物，无论是进步而带有较多自由主义色彩教育家蒋冰如，或者贪婪阴险的土豪劣绅蒋老虎，也都写得面目清晰可辨。叶绍钧曾在长篇初版本《自记》中说：“每一个人物，我都用严正的态度如实地写，不敢存着玩弄心思。”《倪焕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重要长篇，正是跟作者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分不开的。
此后，叶绍钧还写过一些短篇，收在《四三集》中。它们从各种角度反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极度黑暗混乱的社会现实。这里有丰收成灾（《多收了三五斗》），爱国有罪（《一篇宣言》），存款犹如押宝（《逃难》），毕业即是失业（《“感同身受”》），学校成了“学店”（《投资》），留学生摇身一变而为巫师（《招魂》）：真是形形色色，无所不备。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相，在这些作品里得到了生动的再现。题材较前广阔，讽刺更为辛辣。虽然有时只是速写，却都保持了一定的艺术水平。
叶绍钧的小说，具有朴实、冷隽、自然的风格。它们并没有去刻意追求曲折情节或新奇形式，却致力于再现生活本身，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精神面貌。描写细致真切，很少主观感兴。作者自己的见解往往“寄托在不著文字的处所”（注：《叶圣陶选集·自序》，开明书店1951年7月初版《叶圣陶选集》第8页）。短篇的结构大多谨严，讲究点题、布局，因而能收到结尾洁俏、余意萦绕的效果。语言纯净洗练，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随便使用方言土语，却都确切而富于表现力，同当时一些“怎么说就怎么写”的作品相比，显出了较高的成就。
作者的散文，大多辑入《未厌居习作》集。《没有秋虫的地方》、《藕与菁菜》诸篇，在乡思离情的抒写里，多少透露了“五四”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彷徨而又切实追求着的错落的心境。《牵牛花》里那种无时不回旋向上的“生之力”的意想，给人以清新健美的感觉。《五月卅一日急雨中》（注：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7号）则控诉了中外反动派的血腥罪行。洁净的语言表现着朴实的感情，构成了叶绍钧散文的主要特点。作者早年也写过一些新诗（见《雪朝》），大多过于平实。《浏河战场》（注：载《小说月报》第15卷第11号）实写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虽然颇有散文分行之嫌，但却是长诗创作方面的较早尝试。
叶绍钧还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写童话的作家。早期童话集《稻草人》中，部分作品（如《小白船》、《芳儿的梦》等）曾为儿童描绘了一片超现实的“天真的乐园”，但更多的作品则是严肃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如《画眉鸟》中可以看到阶级社会的鲜明图画；《富翁》启示读者不可脱离体力劳动；《稻草人》一篇则描写了旧中国农村人民的痛苦生活，为他们的悲惨境遇申诉。它们有助于启发儿童思考各种社会现象，同情下层人民，但有时气氛过于低沉。后期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则显然不同，集体主义和乐观进取精神已贯穿在一些作品中。续安徒生童话而写的《皇帝的新衣》，讽刺了统治者的残暴和愚蠢。《蚕儿和妈蚁》提出了为谁劳动的问题。《古代英雄的石像》一篇，以隐喻手法揭示了轻视群众的“英雄”的可悲下场以及人生所应彩取的切实态度。《四三集》中的《鸟言兽语》、《火车头的经历》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群众政治斗争。叶绍钧前后期童话主题、题材方面的这些变化，正是作者随着人民革命的发展而逐渐进步的结果。
第五章：“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二）
第一节：郁达夫及创造社诸作家的创作
在创作上同文学研究会成员显示了迥然不同的特色的，是创造社诸作家。他们侧重自我表现，较少客观描绘。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的色彩。在他们的作品里，对于当时黑暗污浊社会所怀的不满，主要不是渗透于现实本身的细密描绘和深入剖析之中，而是直接发为大胆的诅咒和强烈的抗议。因此，热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创造社作家表示内心激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作为艺术上的特点，这些又是形成他们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的因素。
除新诗的开拓者郭沫若而外，创造社在小说、散文方面的代表作家是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除了中国古典诗文等传统教育里必修书之外，少年时代就爱读小说戏曲作品；留学日本期间，曾广泛涉猎外国文学，深受近代欧洲、日本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作品的熏陶。十年的异国生活，使他饱受屈辱和歧视，激发了爱国热忱，也养成了忧伤、愤世、过敏而近于病态的心理。他从研究经济学转到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最初曾发表过一些旧诗，一九二一年参加发起创造社的前后他开始了小说的创作。早年作品如《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怀乡病者》、《风铃》等，均写留日学生的生活片断，着重表现其内心的悒郁、苦闷，体现着他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注：郁达夫：《过去集·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的主张；即如《采石矶》中所写的清代诗人黄仲则，实际上也都含有作者自我寄托的成分。在表达个人对社会的愤懑方面，郁达夫这些作品具有自己的特色：不同于郭沫若的强烈反抗，而是一种带点灰色、感伤的调子，——仿佛是一些不甘沉沦却又无力挣扎者发出的呼喊，或者是一些究愁潦倒、孤独愤世者的颂诉和叹息。郁达夫作品的这种特色，正代表了创造社一部分成员的倾向。
《沉沦》是郁达夫早年的一篇代表性作品。小说借一个中国留日学生的忧郁性格和变态心理的刻划，抒写了“弱国子民”在异邦所受到的屈辱冷遇，以及渴望纯真的友谊与爱情而又终不可得的失望与苦闷；同时也表达了盼望祖国早日富强起来的热切心愿。作品主人公的苦闷具有时代的特征，代表了“五四”时期那些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点病态的知识青年的共同心理。郁达夫通过大胆真率的描写，呼喊出了他们所共有的内心要求，进而控诉了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势力统治的罪恶社会，因此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许多知识青年的共鸣。在坦率暴露病态心理这一点上，郁达夫显然受了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某些自然主义作家（如日本的葛西善藏）的影响。这种大胆暴露，一方面体现了对封建道德的叛逆精神，“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道学家、伪君子们“感受着作假的因难”（注：郭沫若：《论郁达夫》，《沫若文集》第12卷第547页），另一方面却也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主人公的愤激和反抗，最终往往变成自戕，爱国心又常与个人欲望相联系，再加上作品笼罩着一层悒郁颓丧的气氛，就构成了《沉沦》的严重缺点。这说明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的郁达夫不仅接受了欧洲资产阶级所谓世纪末文艺思潮的影响，而且沾染了中国士大夫的“怀才不遇”式的哀愁（郁达夫以放浪形骸的方式表示对统治势力的反抗和蔑视，这里面也有中国古代某些文人如刘令等的影响）。从《茫茫夜》以后，作家有意识地去写性变态心理，这使《沉沦》中所出现的消极成分一度有了发展，以至后来写出了象《迷羊》（一九二七年）那样绝少积极意义的作品。
一九二三年至二四年间，辗转奔波的生活和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客观形势，促进了郁达夫对下层人民的了解，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有所发展。论文《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虽然没有真正的阶级论的观点，但却已表明作者朦胧地感到“二十世纪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几乎要同社会实际的阶级斗争，取一致的行动了”。散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则以愤世嫉俗的方式，大胆地召唤青年对一切恶势力进行叛逆和反抗。与此相应，从《茑萝集》起，小说创作上也发生某些变化，现实主义成分有所增长。自叙性作品《茑萝行》感伤情调虽仍较重，但通过个人贫困生活的抒写，诅咒了金钱和罪恶的社会制度。而到《寒灰集》中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则已表达了对被压迫的劳动者的深切同情，作者后来认为它们是“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注：《达夫自选集·自序》）的作品。
《春风沉醉的晚上》以贫民窟里的知识分子与烟厂女工的生活为对照，写出他们共同的不幸命运。虽然有时还流露出那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愁绪和感慨，但可贵的是，作者歌颂了女工善良美好的心灵，突出了她在苦难深重的情况下坚韧的意志和朴素的反抗精神，以此反衬并批判了知识分子的软弱和灰色情调。《薄奠》写一个人力车夫的悲剧。这个善良本分的劳动者，为了想从车主的残酷压榨下挣脱出来，拚出全力拉车，然而最后连买一辆车这点仅有的低微愿望都成为泡影，自身却成了罪恶社会的一个牺牲品。而那个怀着强烈同情却又无能为力的“我”，只能以纸糊的洋车来表示“薄奠”，这更增染了作品的悲痛感人的气氛，使它成为一篇饱和着血泪与愤怒的对旧社会的控诉书。这两篇小说连同稍后的《微雪的早晨》等作品，表明作者在题材上突破了他以往创作的范围，开辟了一个新的方面。郁达夫悲痛地反映了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对他们表示了诚挚的同情，同时也坦率地表白了自己在生活方式上、思想感情上与劳动人民之间所存在的距离。在艺术上，这些短篇抒情气氛浓重，文笔圆熟，结构都较为完整，已经克服了早年自叙体小说中松散拖沓的毛病。它们是初期新文学的优秀作品。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时期，郁达夫思想上经历了一次激荡。一九二六年曾去大革命策源地广州。翌年春折回上海，由于同创造社某些成员意见不合，也由于思相一时跟不上急遽变化的形势，宣布退出创造社。一九二八年前后，郁达夫提倡农民文艺和大众文艺，对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表示了不同的主张。他一直否认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经过努力有可能写出无产阶级的作品，而他自己在这方面确实也很少努力。在政治上，郁达夫不满新旧军阀的统治而倾向革命（《日记九种》曾痛斥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这在他加入“左联”后所写的中篇《她是一个弱女子》里也有清楚的表现。作品侧面反映了大革命风暴在知识青年中激起的回响，接触到军阀压迫、工人罢工、日帝暴行等当时社会现实的苦干重要方面。但是，中篇的主要篇幅仍然用来描写性变态生活，却表明了作者远未能摆脱旧有的思想局限。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郁达夫避居杭州，过着游山玩水的隐逸生活。这就在了《迟桂花》、《迟暮》、《瓢儿和尚》等短篇的问世。虽然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有值得称道之处，如人物形象比较清晰，文笔也能给人以舒徐清澈之感，但它们对那种远离斗争的隐士式的生活却表示赞美和肯定，用很多笔墨去渲染乡居生活的所谓安逸和恬静，在思想上正好代表了作者脱离政治、脱离斗争的种种倾向。
郁达夫最后一篇小说是一九三五年写的《出奔》。它以大革命为背景，写一个青年革命者被地主腐蚀、收买到觉醒后焚烧地主全家而“出奔”的过程。作者怀着十分憎恶的心情刻划了地主董玉林的形象，揭示其贪婪、刻薄、阴险、残忍的阶级本性，暴露其丑恶灵魂。虽然这篇作品也有弱点，但它描写尖锐的阶级斗争题材而艺术上又能具有一定的感染力，这在郁达夫小说创作上是一个可喜的进展。
作家在后期还定过数量较多的小品随笔，它们“充分的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的社会里的苦闷心怀”（注：阿英：《郁达夫小品序》，见1935年3月光明书局初版《现代十六家小品》）。《断残集》中的“琐言猥说”，议论时事，多所讽喻，战斗性较强。游记散文集《屐痕处处》，寄情山水，以清婉胜，但也时露愤激之音。郁达夫散文在表达真挚、沉痛的感情时，往往还插入一些旧诗，以补充散文里没有说尽的余意，没有抒发的情愫，使文章显得跌宕多姿，更富感情色彩。如“九一八”事变后所写的《水明楼日记》（《忏余集》）中，录《过岳坟有感时事》一律，其中有“北地小儿耽逸乐，南朝天子爱风流”之句，讽刺蒋介石王朝，借古喻今，感慨百端。这种爱国主义诗句也散见于《屐痕处处》中。《钓台的春昼》本是一篇美丽的游记，夜探桐君，朝发富春，沿途山光水色，写来十分动人。作者为了抨击国民党“中央党帝”，嘲讽卖国贼“罗三郎郑太郎”（指罗振玉、郑孝胥——引者），便在游程中插入一梦，夹叙了两三年前所写的一首旧诗，后来还题在严子陵祠上，那首诗是：
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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