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春梦-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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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说着何应钦的长途电话到。蒋介石抓起话筒便问：“广州怎么样了？”
　　“广州没什么。”何应钦道：“只是大家不放心领袖的安全，大家推我做代表，请领袖换个环境。”
　　蒋介石问：“这是李德邻的意思吗？”
　　“不不，是大家的一番好意。”
　　“那你们要我到哪儿去啊！”
　　“这个，这个，台湾很好嘛！”
　　“去哪里我自己会决定的。谢谢你们的好意！”蒋介石气愤地把话筒一挂，恨恨地说：“他们竟要我提早放弃上海，我偏要拖几天，何敬之这个电话有鬼，一定是有人要他打的！”
　　众人不敢再说什么。只听见复兴岛上波涛拍岸，风声呜咽。
　　“我们……”汤恩伯解释道；“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只是考虑领袖的安全……”
　　“我心里有数！”蒋介石点了点头。
　　“亚伯！”蒋经国已经知道局势的危险，也开始劝导他父亲了：“我看，我们是应该准备……”
　　“放心！”蒋介石故作镇静道，“我们还没有失败，我们还要和共匪决一雌雄。汤司令！请你准备一下，我要到上海市区走走。”
　　蒋经国、汤恩伯、陈大庆，石觉等人听说老蒋要出巡，人人捏了把汗。他们纷纷向老蒋劝说，一说局面不太平，二说市区不安宁，三说共匪太猖獗，无奈蒋介石脾气死硬，不但不听劝告，反而要列上海“最热闹的”地方去“露眼脸”，表示他还和上海同在。这一来，对卫长和上海警察局简直是出了一道大难题，把汤恩伯、毛森等人急得团闭乱转，他们拗不过蒋介石，只好一方面多方阻延，让他慢点动身，一方面在他可能到达的地方先行逮捕“可疑”之人，驱逐无所事事之人，以便让蒋介石或大摇大摆，或“殷殷垂询”，过过领袖瘾。
　　蒋介石在隆隆炮声中提心吊胆地出了复兴岛，他坐的小汽车，沿着霞飞路、八仙桥、五马路飞驰着。小汽车开得飞快，他的心思也转得飞快。上海是他发迹的宝地。在这块宝地上，他认识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他熟悉了虞洽卿、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靠着“朋友们”的提携，他慢慢“得发”起来，攀上了宋家，结成了亲家，成了上海滩上的一个人物——
　　汽车“陡”地一个急转弯，打断了蒋介石的沉思，他朝外一看，“啊！四马路到了……”他知道，再往西走，就是萃秀里、普庆里、百花里……他对这一带太熟了。这儿曾经是香迷十里、丽斗六朝；枇杷门巷、围过三千粉黛……如今那些“粉黛”呢？阿宝呢？翠芳老七呢？惜春老四呢？“俞风宾”、“林黛玉”呢？她们都在做啥？蒋介石思潮起伏，他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只听汽车“嘟嘟”了两声，此次出巡的目的地——大马路（南京路）已经到了。
　　“停一停！”
　　蒋介石下了车。随从人等立刻紧张起来。在前呼后拥中，蒋介石缓步朝东走去。突然，他在一所大楼前停了下来，这就是当年他“抢帽子”的交易所。他在这儿充当过第三十二号经纪人。“买进”！“抛出”！他似乎听到当年他在“抢帽子”时的尖细的嗓音……然而，这一切全都成了过眼的烟云。当年交易所的“朋友们”，也早已作鸟兽散了……
　　正是：十里洋场淘过金，如今一切成烟云。
　　欲知后事如河，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炮声雷鸣　大上海胜利解放　五内如焚　蒋介石澎湖栖身
　　话说蒋介石正在重游旧地，重温旧梦的当儿，蒋经国挤到身边，悄悄对他说，“共匪离吴淞炮台只有八公里，如果吴淞炮台一丢……”蒋介石的脸色立时变了。形势的急剧发展，中止了他“微服出巡”的把戏，打破了他旧日的美梦，他急如星火地回到了复兴岛。他不但绝迹于上海市区，连在复兴岛上都不敢随便走动了。
　　五月二十二日清晨，蒋经国从市区匆匆赶回，气喘如牛：“亚伯该走了！情况极其严重！汤司令的司令部已经撤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汤司令请亚伯立刻动身！太康号军舰已经起描……”
　　蒋介石心里也早想走了，但当着儿子和侍卫们的面，还要“坚持”一番。他拍台拍凳，痛骂部下不忠不勇，贪生怕死。把几个将领骂了个狗血喷头。侍卫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搭腔，他们心里清楚，大炮声越来越近，上海对外的海空联络已濒中断，别说骂人，杀人又济得甚事？再说，“大上海保卫战”是蒋介石亲自督师、昏庸无能的汤恩伯直接指挥的，痛骂将领又管得了啥用？
　　只有蒋经国还在苦苦相劝：
　　“亚伯，局势委实严重：共匪已经攻占了浦东，如果他仍在浦东立住了脚跟，如果他们再猛攻吴淞口，攻占吴淞炮台，那么，我们唯一的退路就要……”
　　蒋介石打了个冷战。
　　“现在，”蒋经国透了口气，“共匪无疑正在集结力量，企图结束上海之战。吴淞和沪西南打得极惨。刚才汤司令说，虹桥机场和七宝防线，我们快顶不住了。今夭又有六架飞机在轰炸浦东，扫射共匪阵地时给高射炮打下来了。我们在短短几天里，已经损失了十五架飞机。而共匪还是没有空军的。”
　　蒋介石又打了个冷战。
　　“报告领袖，”侍卫长也说：“陆家宅、杨家宅、高桥镇西南的共匪攻击十分猛烈。刚才前方还一再告急，要求援兵哩！”
　　“亚伯，”蒋经国嗓子都哑了，“您先走。我同纬国随后就来。他的装甲兵团早已垮了，大部战车已经运到台湾去了。”
　　蒋介石有如一个即将爆裂的炸弹，蹦起来又坐下，坐下去又蹦起来。他知道，从空中离开上海已不可能，每一个机场都落了炮弹；从水路离开上海的时间也不多了。他是非走不可了。
　　但他是个“死要面子”的人。他的嘴里还在叫嚷“坚守”到底。急得蒋经国及众侍卫几乎要下跪。
　　在夕阳的余晖里，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如果说这是一位产妇的阵痛，那么一个新的上海即将诞生了。蒋介石算算时间差不多了，于是一挥手把桌上的文房四宝摔了个粉碎，大哭道：“好！好！你们要我走，我就走！我就走！你们舍得走，我可舍不得走啊！国父留下的大好河山就这样一块块给共匪拿走了！上海几百万老百姓眼看着就要活受罪了！”说罢放声大哭：“你们说，你们叫我怎么对得起先总理，怎么对得起上海父老？上海，上海是我几十年来的……”蒋介石自己都感到说不下去了，便掉头往外走去。侍卫们紧张地收拾行李、细软，跟在后面准备上船。
　　复兴岛上戒备森严。晚霞变幻莫测，碧波闪烁荡漾。上海在蒋介石的心目中，确乎变成了海市蜃楼，变成一个即将消失的“迷人的天宫”了，从河南逃荒，王氏改嫁，一直到投奔“闻人”；买空卖空，抢帽子，投机革命，乃至国共合作，叛变革命；几十年来勾心斗角，步步上升，到登峰造极，就象那莫测的晚霞一样，迅速变化、移动，终至完全消失。复兴岛已经沉没在漆黑的夜幕中。蒋介石开始了没有阳光的生涯，过街老鼠似地要趁着黑夜溜进船舱，偷渡到其他地方“开码头”去了。
　　突地有一小撮人悄悄地迎面而来。蒋介石吓了一跳：“共产党不会这么快就到复兴岛吧？也没有听见枪声啊！”来者乃是小儿子蒋纬国，以及汤恩伯、桂永清、石觉、陈大庆、毛森等人。看样子，他们是来送行的。
　　“你们来干什么？”蒋介石冷冷地说：“前方打得紧，你们还来做啥？”
　　“报告领袖，”汤恩伯战战兢兢地说：“台湾和广州都有电报来，说要组织劳军团来上海，振奋一下士气，全国同胞对上海的防守很关切。”
　　“好啊！”蒋介石把一杖一挥：“你要他们来得去不得，闹个大笑话吗？”他恨恨地把手杖打在石头上：“娘希匹，劳什么军！”
　　“是，是。”汤恩伯忙不迭地回答。
　　蒋介石走上船头，一个踉跄，蒋经国慌忙扶他一把。蒋纬国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大使馆派人来传话，说我们抓人抓得太多，把很多不相干的人都下了监牢，他们认为这样做反而不好，要我们——”
　　蒋介石打断了小儿子的话，重重地唾了一口道：“呸！就因为他们不肯出兵，害得我好惨！南京失陷我还有点希望，上海失陷我真想跳海！娘希匹，我抓几个人他们都要管！”
　　泰康号军舰启动了。杂乱的码头，昏黑的路灯，低矮的草棚，都在慢慢地向后倒退着。远处高楼上那条“保卫大上海”的横幅在黑夜的冷风中瑟缩着。大都市的音响渐渐沉寂了，只有黄浦江水发出单调的哗哗的响声。远了，远了，黑沉沉的、闪着万点灯光的大上海渐渐地远了，模糊了、看不清了……
　　蒋介石站在甲板上眺望着。他心潮起伏、感概万千：上海，我发家的“宝地”，我登上政治舞台的“福地”，你还会回到我手里来吗？我离不开你，离不开你啊！不知是谁写的一首词，突地从他的记忆中跳了出来：“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此刻的蒋介石不正“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吗？
　　蒋介石眼睛一酸，一行泪水淌出了眼角。他大口大口倒灌着白兰地……
　　在如雷的炮声中，泰康号军舰开足马力，乘着黑夜驶出了吴淞口外。人们这才松了口气。
　　“领袖！已经平安驶出吴淞口……”舰长马纪壮轻轻地向蒋介石报告。没有回答。舰长走近一看，原来蒋介石早已烂醉如泥。
　　这一夜蒋介石睡得好“香”啊！他不时地哼卿着、咕噜着、呼叫着。也许他在重温旧梦吧？他是在当年的交易所前“抢帽子”？还是在“四一二事变”中挥屠刀？他是躲在西安华清池的山洞里吧？还是在撕毁停战协定，下令戡乱讨伐？……
　　不知过了多久，在汽笛的轰鸣声里，蒋介石苏醒过来了。他睁着惺松的眼睛，问了声：“到，到了哪里？”
　　“已经过了沈家门。”
　　蒋介石又闭上了眼睛。他感到头昏脑胀，浑身酸疼。医生进来给他按摩。他闭着眼睛任凭医生侍弄，就是不出一语。他闷闷地打发了一天……
　　又是一个黄昏。蒋介石在两个儿子的搀扶下，走上了泰康号军舰的甲板。短短的几天时间，他显然苍老多了。
　　“亚伯！广州来电请你……”
　　“不去！”
　　“暂时先去厦门？”
　　“不去！”
　　“到台湾？”
　　“不……”
　　“那，我们就在澎湖栖身？”
　　就在澎湖栖身？蒋介石当然不干。不过，不干又怎么办？去广州看李德邻的冷面孔？不！去厦门活受罪？不！到台湾去看美国人的冷面孔？也不！那么，究竟该到哪里去？哈！娘希匹！台湾是中国人的地方，你美国凭啥不高兴？我就是要去台湾，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台湾是我反攻的基地！……当然，对美国人也得讲点手腕，我要先在澎湖列岛暂住一段日子……
　　“亚伯！前面就是澎湖列岛……”
　　蒋介石朝前走了一步，举着望远镜遥望着由六十四个小岛组成的目的地：只见星罗棋布，蔚为奇观，浪涛汹涌之中，点点列岛有如无数白花中荡漾着几片青叶。不知趣的秘书偏在此时前来报告前方败讯，蒋介石好不恼怒。蒋经国连忙岔开话题，要侍卫为他披上风衣。秘书会意，指指点点为他解释道：“报告领袖！澎湖是个穷地方。八百零五年前有一位叫施肩吾的遗族曾题澎湖诗道：’腥躁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真把它形容得入木三分。葡萄牙人把它叫做渔翁岛。澎湖一直给人轻视和忽视，连魏道明当台省主席时，都受到好大的攻击。”
　　“怎么我没有听见？”蒋介石道：“伯聪受攻击的地方是为了郑毓秀，为了他夫妇俩太懂得做生意，可没听到过为了澎湖。”
　　“其实事情很小。”秘书道：“台湾烟酒公卖局出了一种名曰’乐园牌‘的香烟，上面有一帆台湾地图，独独没有澎湖。澎湖人因此大大不满。”
　　蒋介石心头一沉，想起在开罗会议筹备会上，中国准备收回的失地中竟忘记了还有澎湖列岛。蒋介石忘了，高级参谋们忘了，美国顾问们更想不起来，要不是随员中有个名叫杨宣诚的海军少将提醒，当时签署的文件上就可能没有澎湖。
　　“报告领袖！”马纪壮赶来报告道：“刚刚收到的消息，共军已于今晨占领上海……”
　　蒋介石已经哭不出来了。他两眼发直，痴痴地遥望着上海的方向……
　　列位！老朽在此谨借澎湖老诗人吴尔聪先生在澎湖陷日时所吟的“感时诗”为《金陵春梦》作结束曰：
　　十载沧桑一局棋，叠遭兵焚最堪悲。武文衙署更新主，兵士衣冠异昔时。
　　小丑跳梁歼灭速，余氛煽惑抚剿迟。烽烟满眼何年了？寰海镜清系我思。
　　列位看官，请了！
　　怀念我们的父亲——代后记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们亲爱的父亲——严庆澎（笔名唐人）不幸因突发性心脏病而逝世于北京的医院，终年六十二岁。
　　一九七八年九月，父亲因积劳成疾——脑血管破裂，被直接从办公室送到医院抢救。以后的三年里一直在辗转求医。一九八一年十月转到北京。三年多来，看到父亲的病渐有起色，我们都感到十分高兴。每逢好友前来探望，父亲还丢掉手杖，在客人面前大步行走着，表示他很快就可以回到工作岗位。是啊，尽快重回工作岗位，是父亲的心愿。他离不开他的报纸，离不开他的读者。而事实上他又何尝离开过呢？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去医院整理遗物，只见病房里的书架上、抽屉里满是手稿，玻璃板下还压着他“待办”的庞大的工作计划，永不停息的钢笔，搁在案头，眼镜放在桌子上，假牙泡在永杯里……想起来，真叫人心酸啊！
　　父亲是个非常勤奋的人。几十年来，他总是不停地写着、写着、写着。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是宝贵的：在颤动的火车上，他没有停笔；在晃动的飞机上，他没有停笔；在颠簸的轮渡上，他没有停笔；就是在病情恶化的时刻，他也没有停笔。时间就是生命。他常常在疾病稍有起色的情况下伏案疾书……
　　整理出版《金陵春梦》是父亲生前最大的心愿。二十五年前完成的、连载在香港《新晚报》上的数百万字的长篇巨着《金陵春梦》，由于当时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时间紧、催稿急、资料缺），难免有很多疏漏之处。因此，充实、丰富和补充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以提高《金陵春梦》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是父亲这几年来的奋斗目标。父亲也为此耗尽了心血。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地搜集各方面的资料。他的资料之多也是惊人的，两米高的文件柜，足足装了三大柜。《金陵春梦》一至七集，就是在大量搜集资料以后，重新整理完成的。
　　父亲是个多产的作家。除了以唐人的笔名发表的《金陵春梦》、《草山残梦》、《北洋军阀演义》等长篇以外，还有用阮朗和江杏雨笔名发表的《长相忆》、《天涯沦落人》、《爱情的俯冲》、《黑裙》、《她还活着》、《赎罪》、《第一个夹万》等小说，用颜开的笔名发表的电影文学剧本《血染黄金》、《诗人郁达夫》等，此外，还有用洛风、高山客、张璧、桑慈、弓满雪等笔名发表小说、剧本和杂文等。要知道，这一千几百万字的作品，全是在他的业余时间——在完成了繁重的编辑工作以后写的。父亲的精力和毅力确实是非常惊人的。他常常笑着对我们说：“看！我的眼睛都快掉下来了！”
　　记忆中的父亲从不言苦。三十多年来，他几乎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没有星期天，没有请过假，每年只有春节期间（报纸不出版）在家休息。我们担心父亲由于过度劳累而把身体搞垮，我们劝他注意身体。父亲总是乐呵呵地伸着胳臂对我们说：“放心吧！我的身体好着呢！爸爸年轻时是学校足球队的中锋呢！”为此，报杜的同事们都开玩笑叫他是“严铁牛”。
　　父亲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报社的发展、新人的成长和读者对他的关心。他很重视读者来信，总是一封封亲自回信，就是生病期间也是这样。记得多年以前，有位读者惊异于《金陵春梦》的真实性，推想父亲一定是蒋先生的亲近朋友或幕僚一类人物，写信来坚特要与父亲见面“叙旧”。对方是位老先生，见面时，老先生对他说：“令尊派你来作代表是吗？”因为他认为唐人起码是个六十以上的老人。其实，父亲那时候还不到四十岁哩！
　　父亲对朋友忠厚、热情、诚恳，他从不以作家的身分自居，从不以年龄、经验、职位来唬人。因而父亲生前有不少忘年之交。他生病以后，经常叨唠要回报社工作，回到同事、朋友中间去。父亲是个好动感情的人。医生们叮嘱他不可激动，但他一想起十年内乱中受迫害而死去的朋友时，便控制不住自己，常常流下悲痛的泪水。
　　《金陵春梦》第七集整理完成后，父亲乐呵呵地对前去探望的北京出版社的朋友说：“再给我几个月的时间，第八集《大江东去》就可以重写完成了。”然而，他不知道，长期的劳累已经剥夺了他的全部精力。在心脏病的突袭下，父亲竟永远地放下了笔杆子。他才活了六十二岁。六十二岁，本来是人主道路上，最有活力，最能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年华啊！
　　值得高兴的是，北京出版社以巨大的责任感，替父亲完成了他生前最大的心愿——第八集《大江东去》整理出版了。《金陵春梦》一到八集能完整地出版，是和北京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在整理父亲的遗稿《大江东去》时，编辑先生花费了巨大的心血，我们在这里代表父亲和千万读者向北京出版社致以衷心的感谢！
　　父亲丢世后，承蒙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新华通讯社、国家出版局、北京出版社以及父亲生前在京的友好，为父亲的后事作了妥善的安排。为此，我们仅借《金陵春梦》第八集出版的机会，向他们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父亲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看到祖国的统一。他生前常说：“和平统一的美好愿望一定会实现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幸福。”遗憾的是，父亲己经看不到这一天了。然而，父亲的这一个心愿是一定能移实现的。作为炎黄的子孙，我们等侍这一天的来临。
　　亲爱的父亲，您安息吧！
　　唐人的子女
　　一九八二年八月于香港
　　编后小记
　　唐人先生的《金陵春梦》第八集《大江东去》初稿发表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香港《新晚报》上。由于作者当时的写作任务重（每天要写近一万字）、催稿急（一边写一边发表）、资料缺（只能根据当时报刊上有限的材料），因而作者自感该书单薄，疏漏、重复、不准确的地方较多，有的地方还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失真现象。早就有意重写，但苦于没有时间。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唐人先生多次和北京出版社的同志说：“《大江东去》写得太粗。当时的资料实在太缺，催稿太急，现在，借着’因病得闲‘的机会，我要尽快把它重新改写出来。”
　　然而，为时不久，唐人先生刚把资料凑齐，修改计划拟好，并和我们交换了意见之后，开始改写了没多少，就因心脏病发作，而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突然去世了。经和唐人先生的家属商定，整理和加工作者遗稿《大江东去》的任务，便落到了我们身上。
　　对于唐人先生的突然去世，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面讨着他留下来的剪报稿和一大堆资料，我们感到任务相当艰巨。但为了完成唐人先生生前的遗愿，我们决定承此重担。我们整理唐人先生遗稿的设想是：一、为了保持原貌，能不动的尽量不动，尽量保持唐人先生的风格和语言；二、大的事件和情节一定要真实，减少失误，避免差错；三、要丰富充实该书的内容，提高该书的史料价值，四、和前七部书的体例一致，把十八回改写成四十回，约三十四万字。
　　整理和加工工作进行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新的《大江东去》与原来在《新晚报》上曾发表过的旧稿相比，比较大的改动有：
　　——关于北平的和平解放。由于作者过去没有掌握很多参考资料，旧稿写得非常简略，仅几百字就交代过去了。修改后的几个章节，跌宕起伏、曲折动人、错综复杂。北平所以能和平解放，乃是傅作义将军八十五天思想斗争的结果：这里有我解放大军兵临城下的强大压力，也有我地下党的大量工作，还有爱国将领的作用。——这就比较生动地再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曲折过程。
　　——关于国共和谈。作者对和谈的描述是比较充分的，但和谈中一些相当重要的函电和细节，由于作者当时没有掌握而遗漏了。例如，顽固派对和谈施加压力的什么“寅艳电”、“寅世电”，国民党中常委的“和谈五原则”，“李宗仁的和谈六意见”和李宗仁、何应钦的“卯印电”等重要资料都遗漏了。修改后增添了上述内容，还补充了一些重要细节，这就增加了本书的史料价值。
　　——关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的三角关系。初稿对此问题稍有触及，但很简单，在蒋李的明争暗斗中，白崇禧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修改后的《大江东去》，增加了白崇禧脚踏两只船的描述，他时而靠李，时而近蒋，开始他怂恿李迫蒋下野，以后又暗中和蒋“言和”，接受蒋的收买，终于助蒋迫李去了广州。
　　——蒋李关于长江防线的争吵，重庆号巡洋舰的起义，南京笆斗山江面的舰队起义和上海战役的过程。修改本根据大量的史料，对长江防线、重庆号起义、南京笆斗山江面的舰队起义和上海战役的过程，作了比较详尽的描述，从而有力地揭示了蒋介石“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必然结果。
　　……
　　修改后的四十回回目，除了有六七处是原有的回目外，绝大多数回目是重新拟就的。
　　唐人先生不幸突然逝世，我们感到十分悲痛。值得欣慰的是，唐人先生的遗愿——《金陵春梦》全书的配套任务，终于完成了。唐人先生在九泉下如果有知，也可以安心了！
　　编者
　　１９８２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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