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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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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下午，马新贻因伤势过重而死时，曾国藩正在午睡，还在日记中记录当时的心情是“心不能静”。丁日昌随后赶到直隶督署，二人又是一番密谈，直到深夜。
刺马案后，丁日昌一直滞留在天津，直到朝廷让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的上谕到达。当时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残民媚外”，备受中外抨击，回任两江总督能够将他从泥潭中拉出来，绝对是一件好事。但曾国藩与心腹反复商议后，决定以身体多病为理由，固辞两江总督。不料朝廷的态度十分坚决，有病也必须去两江。
此时，太常寺少卿王家璧上奏，直接指出总督马新贻被刺与江苏巡抚丁日昌有关，说：“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还说，“闻此言者非臣一人，臣所闻者亦非一人所言，其言时皆相顾叹息，及向根询，则皆畏累不敢尽言。臣思陕西僻在西隅已有所闻，江南必有确实公论，属吏或难兼采，京师相距较近，亦必有所传闻。”连京官都这么说，可见“督抚不和”的传言流传很广，绝非一日之功。
丁日昌在马新贻遇刺前离开十分可疑。王家璧为此再次上奏说：“此其尤著者，丁日昌本系矫饰倾险小人，江南大小官员甚多，此事不疑他人，而独指该抚之子，难保尽出无因。或其子妄为而该抚不知，抑或与知而乘其驶赴天津，可以使人不疑，均难悬揣。”一针见血地指出丁日昌赶赴天津是有意要避开嫌疑。
尽管丁日昌有种种证据，可以证实他确实因公事才离开两江，并非刻意制造不在刺杀马新贻现场的证明，但朝野上下沸沸扬扬，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丁日昌的大有人在。流言蜚语满天飞，丁日昌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尤其是他到达天津后，奴相毕露，更加明目张胆地卖国求荣，比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被人称为“丁鬼子”。天津人还四处张贴告示，揭露他在江苏巡抚位上种种贪污丑行。
丁日昌看到时论的发展对他极为不利，急忙离开天津，火速赶回苏州。回去后也是如坐针毡，见到曾国藩始终在京城磨磨蹭蹭不起程，实在按捺不住，上奏请求朝廷敦促两江总督曾国藩尽快到任。
丁日昌是湘军一系的人物，曾是曾国藩的幕府和亲信，他上奏的本意，自然是希望曾国藩来江宁主持刺马案，局面会对自己更加有利。不过这道奏折倒也十分合慈禧太后的心意，立即下旨督促曾国藩起程赴任。
就在丁日昌日夜忧叹的时候，其母突然去世，他需回广东老家丁母忧。朝廷下谕旨免去丁日昌江苏巡抚之职，调漕运总督张之万任江苏巡抚。此时，曾国藩正在回任两江总督的路上。
这一版本除了丁日昌是否刺马主谋尚待商榷外，其他均为真事，顺理成章，是唯一得到了朝廷官方讨论的说法，看起来较为可信。尤其曾国藩先是推辞两江总督之位，不愿接手，之后又有意拖延，迟迟不到江宁，态度之暧昧，实在令人起疑。由此一来，“督抚不和”的故事更加蒙上了重重迷雾。
又有传闻说，在马新贻被刺前几天，江宁府衙门接到一封标明“紧急”、“机密”的公事。封套上还盖着大印，不过印文模糊，看不出来是哪个衙门所发。把门差役接到公事后，不敢怠慢，即刻送交外署的门房。门上接收后先登记在册，再送进位于内署的签押房——这里是马新贻日常办公的处所。马新贻打开公事一看，里面是一张纸，上面别无一字，只画了一匹死马。他醒悟过来后，立即派人赶出去追捕投送公事的人，但来人却已经不知去向。
日复一日，刺马案的头绪也越来越多，盘根错节，牵涉太广。仅以上五种传闻，就牵扯上了回王、湘军、天地会、洋教士、陈国瑞、醇亲王以及丁日昌。
从曾国藩的角度看来，五种版本中，“渔色负友”说和“私通回匪”说如果是真的，将有损马新贻声誉，朝廷和马家人都不会满意，因此无须追查；如果是假的，当然更加不必追查。“为天地会复仇”说牵扯到了湘军，他也绝对不会追查。“洋教”说牵扯到洋教士和醇亲王，情节更是复杂，讳莫如深；他曾国藩一生就败在教案上，沾了洋字的他都要退避三舍；醇亲王不仅是皇叔，还是慈禧太后的妹夫，当然更加动不得。至于“督抚不和”说就更加微妙了，如果丁日昌是刺马主谋，那丁日昌为什么要在刺马前一天赶到天津？他曾国藩不是有极重的同谋嫌疑么？所以，此说是最不能追查的。
而案子拖延不结，只会招致更多传闻物议。思来想去，曾国藩觉得还是之前张之万和魁玉的奏结最为妥当。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决定不再追查，仍照张之万、魁玉奏报所拟罪名，比照谋反叛逆上奏。
柒、结案
关于刺马一案，张之万、魁玉、曾国藩、郑敦谨四位大员反复公开强调说：“毫无确供。”既然没有准确的口供，为什么明知不应为而为之，一定要用一篇漏洞百出的口供给张文祥定罪呢？
之前慈禧太后对张之万和魁玉的奏结大加训斥，十分不满，等看到曾国藩几乎相同的奏结后，她终于明白了，刺马案不可能再弄清了，这口气必须得咽下去。她将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以及稀里糊涂的审案结果。在慈禧太后的首肯下，朝廷终于发出了谕旨，正式肯定曾国藩、郑敦谨的奏结，以“张文祥潜通海盗图谋报复”定案。这份漏洞百出的奏结最终成为官方认可的定谳，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同治十年（1871）二月十五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在江宁小营刑场将张文祥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马新贻四弟马新祐为了增加张文祥的痛苦，特命刽子手用钩子钩肉，钩一下割一下，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才割完。在残酷的处刑过程中，张文祥始终未出一言，视死如归，颇有英雄气概。他的名字却在史籍中被刻意改为“张汶祥”，“文”字加水，表示其江洋大盗的身份，有蔑视他的意思。
受到牵连的还有不少人。张文祥的儿子张长福时年十二岁，也受到牵连，被阉割后发往新疆为奴。其女张宝珍、张秀珍因许嫁已定，并不知情，各归本夫。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因疏于防护，被革去提督衔，降二级调用。把总唐得金等人均因失职罪名被斥革。
马新贻被运回山东菏泽老家安葬。对于他的身后事，朝廷也极尽隆重之能事——同治皇帝亲赐祭文、碑文；谥“端敏”；恩加太子太保，入贤良祠，以总督阵亡例议恤；在江宁、安庆、杭州、海塘、菏泽等地为其建造专祠，春秋官为之致祭。其子马毓桢加恩赏给主事，分刑部学习行走。如此生荣死哀，实为晚清督抚中前所未有的待遇。但无论如何，随着马毓桢扶柩离开，马氏在两江再没有任何势力。
随后，曾国藩具折奏请为已故督臣马新贻于本籍建祠，奏折中称赞马新贻“家世谨厚，矜式乡闾。生平践履笃实，亦自卓然可传”。曾国藩为人谨慎，从不轻易褒贬人，对一个从来就没喜欢过的人，突然出这番赞语，实在叫人起疑。因为他和他的湘军是刺马案中唯一的受益者，因此也一度被怀疑是刺杀马新贻的主谋。
空前绝后、轰动一时的刺马案以张文祥一人之死落下了帷幕，但流言反而愈演愈烈。朝野议论纷纷，均说刺马一案必定别有隐情，不能公宣于众。从始至终参加会审的孙衣言为马新贻写了一篇神道碑铭，里面写道：“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公然指责结案太过草率，背后隐情尚未查清。
孙衣言碑铭一出，舆论大哗。然而，即使是慈禧太后，此刻也无力回天。审案已经长达八个月之久，前后介入审讯的官员多达五十余位，依旧是最初模棱两可的结果，再追查下去，局面实在难以预料。只有息事宁人，才是最好的选择。
最令人玩味的是刑部尚书郑敦谨的行为。他在张文祥未明正典刑之前，已经决意离开江宁，明显表示出对定谳结果的不满。曾国藩赠送他二百两白银作为路费，以曾之为人，这已经是很慷慨了，还特意声明这银子出自廉薪。不料郑敦谨一点都不念旧情，分文不取，银子全部退回。倒是随行的两名郎中伊勒通阿、颜士璋每人各自收了一百两银子。郑敦谨离开江宁之时，曾国藩率众地方官员到江边相送。从来喜怒不形于色的郑敦谨一改常态，愤然登船，头也不回地扬帆而去，只留给江宁人一个萧然而苍凉的背影。
离开江宁后，郑敦谨的心绪并非就此平复下来，心头百般复杂滋味，又是痛心，又是惭愧，又是不甘。他到达清江浦后，会见了新任漕运总督张兆栋，便刻意停留了几日。不久，张文祥被凌迟处死的消息传来。郑敦谨勃然变色，声称自己得了重病，要立即回老家长沙去养病，不能回京，只打发两名郎中代他回京交旨，并代他辞官。
郑敦谨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京，按照清制，不回京师交旨要重重治罪。两名郎中极力劝阻，却丝毫不得要领。追问郑敦谨辞官的原因，他只答了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句话，正是当日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招致朝野唾骂之时有感而发的话。
当日，郑敦谨不计后果，坚持坐船回了长沙。他本是带着雄心壮志和朝野上下的殷殷期望而来，然而形势始终比人强，尽管他有“铁面无私”的美誉，却最终不得不无奈地屈服在形势下，唯一能做到的，便是满腔愤懑地离去。郑敦谨历有名绩，《清史稿》对此评论说：“江宁之狱，论者多谓未尽得其情，敦谨未复命，遽解官以去，其亦有所未慊于衷欤？”（《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一》）
慈禧太后知道郑敦谨离开后一度十分恼怒，自己派出去的人，只有去的，没有回来的，马新贻是一个，郑敦谨又是一个，这还像什么话。还是恭亲王奕？代为圆场，慈禧太后这才没有追究郑敦谨的责任。此后，郑敦谨始终不再出仕为官，孤灯衾影中，只剩下绵绵不尽的自惭与叹息，直至最后终老于乡里。
郑敦谨的两个随员回到北京后，结局也令人困惑。满郎中伊勒通阿奉旨回乡，“给全俸”颐养余年；汉郎中颜士璋则被外放到兰州做替补知府，不久即回籍赋闲。
颜士璋回到老家后，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跟随郑敦谨赴江宁审案的全部过程。他的曾孙颜牧皋曾经看过这本日记，说其中白纸黑字地写着：“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当时也有不少人认为刺马案肯定与湘军有关。曾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的郭柏荫对孙子郭公铎说：“张文祥行刺有幕后怂恿者，应是这一类人物，最初有意制造流言的，也是他们。”二话如出一辙——马新贻表面死于流浪汉张文祥之手，其实是死于湘军之嚣张气势。
对于马新贻被刺的原因，李鸿章曾感叹说：“若七年秋不妄更动（指同治七年马新贻上任两江总督一事），或谷山（马新贻字）僻在海滨（马新贻原任闽浙总督），竟免斯厄。每读负乘致寇之语，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极威重，不足销无形之隐匿也。”（《李文忠公全）大概的意思是说，马新贻接了本不该属于他的两江总督位置，这就是他必须死的原因。可谓一语道破了天机。
而一度被怀疑是刺马案最大主谋的曾国藩则稳坐两江总督宝座，直到两年后死去。两江总督宝座从此长期掌握在湘军一系手中，其他人丝毫不敢染指问津。尽管曾国藩及其继任者最终并未割据分权，但“重地方、轻中央”政治局面的形成已经不可避免。
自太平天国兴起，朝政大权逐渐落入汉人重臣之手，清廷的权威极大地被弱化。能令这些汉族重臣在朝中立身保命的并非所谓的盖世奇功，而是其手中直接或间接掌控的庞大的地方军事力量，曾国藩如此，李鸿章也是如此。湘军和淮军的出现确实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令其统治多苟延残喘了几十年，但湘军、淮军首脑人物也借此进入了中央要津，开始左右政局，由此开近、现代军阀割据的源头。直到民国初，割据中国的军阀无不与湘军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
无论马新贻被刺案有何重大背景来历，案发后的审讯调查过程和结局却充分彰显了中央皇权日益衰弱、政令不及地方的无可奈何。从始至终，刺马案的本质不过是清朝中央集权和地方军事集团的较量，而最后还是以朝廷的公开退让而告终。
但慈禧太后也不是没有丝毫的报复行为。最初郑敦谨到达江宁主持审理刺马案，有人赶来暗示他，万一张文祥胡乱指认湘军将领该怎么处理，其中特别提到了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黄翼升的水师军纪极坏，但有曾国藩的庇护，一直安然无事。曾国藩死在两江总督任上后，慈禧太后急不可待地拿黄翼升开刀。不过这次她学乖了，没有派出什么心腹股肱之臣，而是选派了另一湘军将领彭玉麟出马，以湘制湘。
彭玉麟幼年曾与亲戚之女梅姑有白头之约，但后来梅姑被父母逼迫另嫁他人，梅姑为此殉情而死。彭玉麟痛不欲生，此后虽然仕途显赫，但一有闲暇，便要画梅花。“无补时艰深愧我，一腔心事托梅花”。即使在戎马倥偬之时也是如此，表示无忘梅姑。这个习惯保持了一生，到死之时，他一共画了十万多幅梅花图。
彭玉麟为人颇有正义感。跟郑敦谨一样，有“铁面无私”之称。他奉旨巡视水师，发现长江水师确实问题严重，首当其冲的就是提督黄翼升。黄翼升自知曾国藩一死，靠山已倒，只好以伤病为名，主动上疏请求辞职。上谕不久即到，严厉斥责黄翼升，准其革职，黄翼升从此失意于官场。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皇帝，黄翼升才由光绪重新起用为长江水师提督，不久便死于任上。此刻，清朝灭亡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
捌、刺马大事记
同治七年
七月二十日，调两江总督曾国藩为直隶总督，闽浙总督马新贻为两江总督，以福州将军英桂为闽浙总督。
七月二十二日，以曾国藩调补直隶，长江水师系属初创，恐黄翼升一人不足资控制，著彭玉麟于百日后迅赴江、皖，会筹水师事宜。
八月初五，命马新贻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丁日昌帮同办理。
十二月二十三日，马新贻奏：苏省荒废田地，设法劝垦招领，请酌定年限宽免钱粮。著照所请，以各项情形不同分别年限，暂免钱粮，俾编民早得复业。
是日，马新贻又奏：现在应办最要者六条：培养民生以筹办善后，修筑运堤以宣防河务，清查官亏以讲求吏治，选择将才以整顿绿营，酌留水师以联络江防，恪守条约以办理洋务。谕令其实心实力为之，勿骛虚名，勿求速效。
同治八年
三月二十日，兵部议复曾国藩酌改江苏水师营制事宜，江苏水师改为内洋、外海、里河三支；江宁设立船厂，按年轮修战船，轮船应由上海船坞整理；水师专以管船为主，其无船之弁兵，一律裁撤。从之。
四月初七，以湘军兵变，刘松山未能预防，著革职留任。
四月十九，以陈湜留任山西防务，诏免发遣。
（七年春，犯畿辅。湜以疏防褫职，遣戍新疆，巡抚郑敦谨疏请留防。冬，陕回将乘隙渡河，屡击走之，诏免发遣。 ）
同治九年
五月二十三日，天津教案发生。
六月初十，曾国藩到达天津处理教案。
六月十四日，内阁大学士宋晋奏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消失，欲惩擅杀之罪，必究起衅之根，请饬曾国藩速行查明曲直，秉公办理，以释民疑；以长江水师紧要，请饬整顿。从其所奏，命彭玉麟迅速启程，赴江南等省，会同马新贻实心整理长江水师，力除废弛。
六月二十六日，法国兵船进入天津海河。曾国藩闻讯呕吐大作，一病不起。
六月二十八日，以曾国藩病重，命江苏巡抚丁日昌赴津办理教案。因其路远，难以速至，又命工部尚书毛昶熙先赴天津。
是日，谕令李鸿章即带军赶赴京畿驻防。命马新贻迅速安排江苏、上海海口防范事宜。
七月二十四日，丁日昌抵达天津。
七月二十六日，马新贻遇刺，次日死。
八月初三，调直隶总督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湖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
八月初十，曾国藩以病推辞两江总督。不允。
八月二十五日，李鸿章抵达天津。
八月二十九日，命曾国藩等办结天津教案，丁日昌著即速回原任。
九月十一日，曾国藩六十岁生辰，赐御书匾额“勋高柱石”。
九月十八日，命曾国藩进京。
九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到达北京，次日觐见。
同治十年
二月初五，就马新贻遇刺案发布上谕。
第四章、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一件没有杀人犯的葛品连病死案，却导致自巡抚、学政至司道府县被革职者十六人，镌级撤任被议者十余人，号称百年来巨案。有人为此叹道：“此案所以成为轩然大波者，良非无故。盖其中有科名门第之争，官民之争，省籍成见之争，内外官之争，尤大者为疆吏枉法欺罔朝廷之问题。……各方勾心斗角之态可掬。”可谓一针见血的精辟点评了。
楔 子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晚清轰动朝野的一大公案。毕生姑，绰号“小白菜”，容貌出众，同治十一年（1872）嫁与浙江余杭城某豆腐店伙计葛品连。后葛品连患病而死，却被县令刘锡彤诬为小白菜与杨乃武通奸谋杀，并且施用酷刑逼供，屈打成招。小白菜被判凌迟处死，杨乃武被判斩首示众。杨乃武家人为雪冤屈，先后两次千里迢迢进京告状。此案经当时的报纸《申报》报道后，一时间影响非常大，甚至惊动了慈禧太后。最后查明葛品连实系病死，并非中毒身亡，杨乃武、小白菜才得无罪获释。
此案并不复杂，却因为案情反复变幻，审理过程曲折，涉及人物众多，才子、佳人、官员纷纷登场，跌宕起伏，并涉及纷繁复杂的朝廷党争，由此惊动朝野，路人皆知。就其知名度而言，堪称晚清四大冤案之首。这起案件历时三年半，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曲折复杂的案件之一，所引起的关注和社会效应也堪称历史之最。而最后杨乃武、小白菜案得以昭雪，则与慈禧太后的直接干预和朝廷政治斗争的机遇有极大关系。
壹、佳人与才子
余杭仓前镇位于浙江省北部。这里山水如画，钟灵毓秀，风景极为秀丽。尤其是塘河穿镇而过，水上交通便利，是漕米的重要集中地，昔日南宋临安粮仓就建在这里。由于是交通要道，这里商铺林立，车水马龙，十分热闹。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初四，皇历上是个黄道吉日，仓前发生了一件轰动全镇的大事——镇上卖豆腐的葛品连倒插门进了同镇喻敬天的家门，娶了喻家的女儿毕生姑（一些文艺作品称其为毕秀姑）。一时间，不少人都扼腕叹息。有人说：“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也有人说：“武大郎娶了潘金莲。”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葛品连，仓前镇豆腐店店主葛奉来与妻喻氏之子。葛奉来排行第一，人称“葛大”，葛品连的小名则叫“葛小大”。本来葛品连是家中独子，自小也备受宠爱，但后来葛奉来不幸病死，豆腐店也无力维持下去。就在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的时候，太平军又掳走葛品连迫其加入了童子军。喻氏无依无靠，不得不改嫁给当地一个名叫沈体仁的木匠。然而时隔不久，葛品连又从太平军中逃回。继父沈体仁不怎么喜欢他，他小小年纪不得不自谋生路，到一家豆腐店去当了伙计。
毕生姑，乳名阿生。因其总是穿一件绿色的衣服，腰间系一条白色围裙，街坊邻居又叫她“小白菜”，意为清秀可人。传说小白菜祖籍本在南京附近，其生父是太平军，后来与清军作战时战死。不过小白菜自称是仓前毕家塘人氏，父亲早已亡故。无论真实情况如何，小白菜确实是在八岁的时候才搬来仓前镇，当时她母亲王氏带着她改嫁给了镇上小贩喻敬天（与葛品连母喻氏是远房亲戚）。
随着岁月的流逝，小白菜逐渐长大了，出落得越来越水灵，皮肤白净，容貌清秀，成为仓前镇有名的美女。只是继父喻敬天却并不喜欢这个拖油瓶的女儿，而母亲王氏也不能为她做主。是以，无依无靠的小白菜总是遭到一些市井无赖的调戏欺负。不过，也有人在暗中默默地喜欢着她，这人就是她邻居沈体仁的继子，也就是豆腐店的伙计葛品连。
葛品连人品老实可靠，就是相貌不佳，长得五短三粗、身材肥胖，素有“武大郎”之称。他喜欢上小白菜后，将自己的心事告诉了母亲喻氏。喻氏想儿子一生孤苦，自己身为母亲，总要努力为他完成一桩心愿，于是托葛品连义母冯许氏做媒，前去向喻敬天提亲。本来镇上垂涎小白菜美色的登徒浪子颇多，虽然喻敬天是自己的远房族弟，喻氏也没有抱太大希望。不料喻敬天早就想将小白菜打发出门，竟然一口就答应了。
对于不得继父欢心的小白菜来说，许为人妻的滋味是复杂的，尤其是被许配给葛品连做妻子。她或许出身贫贱，但上天却赐给了她出众的容貌，不少人赞她貌美如潘金莲，因而她又得了个“毕金莲”的雅号。她总以为自己这样的佳人，注定要与邻里那些长相普通的女子命运不同。谁知道，竟然比她们更差。她未来的夫君，就是镇上有名的“武大郎”。一想到这些，她心里难免有所怨恨了。只是怨恨归怨恨，她一个弱女子，依附于继父过活儿，还能怎么样呢？
同治十年（1871），小白菜十六岁，正是豆蔻年华。葛品连迫不及待地想迎娶已经及笄的小白菜过门，但喻敬天却想在小白菜身上捞一笔，大肆索要彩礼。葛品连无法满足，一时间陷入困境。幸好他义母冯许氏解囊相助，送了一笔彩礼给喻家。喻敬天这才答应将继女出嫁。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初四，葛品连迎娶小白菜的仪式正式举行。但他自己没有房子，继父沈体仁家本就狭小，也不怎么欢迎他带着媳妇回来住。万般无奈下，葛品连只得同意倒插门，到喻敬天家上门入赘成亲。从此，小白菜成为葛品连的妻子，因葛品连做豆腐为生，又被人称为“豆腐西施”。
小日子过得并不美满。喻家房屋也不宽敞，多有不便之处。葛品连又是早出晚归，小白菜还得看继父脸色，比较起来，反倒是丈夫对她要体贴得多。新婚没过几天，小白菜就悄悄与葛品连商量，想要搬出喻家。葛品连对妻子历来是言听计从，于是打算租一处小房子，夫妻二人搬出去居住。
刚好这个时候，距离仓前镇十余里地的余杭县城中有户姓杨的人家要在澄清巷口西首新修一栋三间两层的楼房，正好是由木匠沈体仁监工。沈体仁看到杨家新房除了自家居住外，还多有一间空屋子，想到继子葛品连正想要租房，便告诉了妻子喻氏。于是喻氏出面为儿子葛品连租下了杨家底层的空屋子，月租金为八百文。这家姓杨的主人就是本文的男主角杨乃武。
杨乃武，字书勋，又字子钊，因家中排行老二，又被人们称为“杨二先生”。他家世代居住在余杭，以养蚕种桑为业，家境小康。杨乃武自幼勤奋好学，二十多岁时考中秀才。又因为爱打抱不平，经常为邻里乡亲写诉状，被人称为“讼师”，也算是余杭县的名人了。
当时杨家除了杨乃武和妻子詹氏（同城乡绅之女，杨乃武第二任妻子，被称为大詹氏）外，还有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淑英），因夫君叶梦堂早早病亡，一直住在娘家。杨菊贞因大杨乃武许多，杨乃武小时，全靠姐姐照料，因此姐弟二人感情极为深厚，情若母子。
当年四月二十四日，葛品连带着妻子小白菜搬进了杨家。因为两家人住在同一楼房内，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很快就熟识了起来。葛品连每天半夜要起床做豆腐，为了避免奔波辛苦，常常在豆腐店里歇宿，十天半个月才回家一次。杨乃武夫妇和杨菊贞见小白菜一个人孤苦寂寞，很是同情，便常常邀请她同桌吃饭。小白菜除了对这家人感激外，还对博学多才、性格豪爽的杨乃武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仰慕之情。她后来便时常借口诵经，请杨乃武教她识字。杨乃武本是秀才，平常就以授徒为业，见小白菜聪明好学，性情温顺，也很是热心地教她。
虽然小白菜嫁了人，但仓前镇上那些恶少无赖却并未就此罢休，很快又跟到了余杭县城来骚扰调戏她。杨乃武见状大怒，出面怒斥了这帮无赖。他是当地有名的秀才，恶少不敢轻易招惹他，加上杨家离县衙门极近，恶少也不敢太过放肆，最终都被骂得狼狈而逃，但却由此对杨乃武怀恨在心，有意四下散布谣言，说杨乃武与小白菜之间暧昧不清，羊（杨）要吃白菜。
“羊吃白菜”的流言也传到了葛品连耳中。他虽然憨厚老实，但毕竟也是男人，对妻子背着自己与别的男人有私情非常生气。不过他生性谨小慎微，决定要自己打探清楚。一连几天晚上，葛品连都悄悄溜回家，暗中观察妻子小白菜有没有偷汉子的行为。他发现小白菜确实去找过杨乃武，但除了听见杨乃武教小白菜读经卷外，别无其他调情轻薄的言语。
尽管没有发现小白菜偷情，但妻子与另一个男人西窗秉烛共读经书的温馨场面并没有令葛品连完全释疑。别人当面戏称他为武大郎，他从来不生气，因为他自己很有自知之明，他确实长得像武大郎。但别人叫他妻子毕金莲，他便是一肚子火。他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可也知道那潘金莲是有名的淫妇，这样叫不就是暗示他妻子是荡妇淫娃吗。而今那个杨乃武不仅相貌堂堂，而且饱读诗书，小白菜喜欢他也是常情，难怪妻子近来对自己越来越冷淡了。
葛品连越想越郁闷，便将这些事讲给了自己的母亲喻氏听。喻氏再到杨家去看望儿子儿媳时，果然看到小白菜与杨乃武夫妻同桌吃饭，也开始怀疑儿媳妇不贞。她没什么见识，回到家后竟然将旁人的闲话和自己的怀疑告诉了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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