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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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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天子亲自批示要调查此案，山阳知县王伸汉仍然在作最后的努力。当吉纶派出的人马在即墨重新挖出李毓昌尸棺时，王伸汉的亲信包祥已经赶到济南，出重金买通了将要为李毓昌验尸的仵作。同一时间，李泰清等人也赶回了即墨，准备参与取棺验尸。只是他们对仵作已经被王伸汉买通一事尚懵然不知，完全蒙在鼓中。一方面是皇帝严查命案的圣旨和亲人为死者申冤的决心，一方面是凶手不肯坐以待毙的挣扎，案情由此更加复杂，真相还能大白于天下吗？
六月十一日，在山东布政使朱锡爵、寿光县县丞王会图、安丘县县丞杨遇春、即墨县知县谭文谟和李毓昌亲属李泰清、李毓奎、李毓庄等人的押护下，李毓昌尸棺到达山东省城济南南门外校场。校场已经搭好席棚、设下案桌，做好了验尸的准备。
六月十二日，验尸开始。此时，李毓昌死亡已经有八个月之久，尸体早已开始腐烂，从身体表面已经无法看出是毒杀还是上吊自杀。经过商议，监验官决定按宋代著名法医学家宋慈名著《洗冤录》中的蒸骨法进行蒸骨验尸。而这一点早已为山阳知县王伸汉所料到，他让买通的仵作在验尸时暗中放入了咸盐。这样，在盐的作用下，骨头蒸完后呈现绵白色，看上去并没有中毒迹象。
在场监验官无不面面相觑，如此大费周折，甚至惊动了皇帝，众人都以为必然是一桩大冤案，谁料竟然还是要维持原判。幸好此时李泰清上前尝了验尸的蒸骨水，发现有咸味，于是痛哭不已，要求重新蒸验。山东布政使朱锡爵同意了，他很有心机，第二次蒸验正要开始的时候，他突然叫停，走上去亲尝蒸骨水，发现仍然有咸味。至此，仵作作弊一事败露。朱锡爵大怒下，命人当场将作弊仵作杖毙。另取干净水蒸骨后，骨头全黑，李毓昌中毒已经是确认无疑。
不过此时又有新的疑点出来：新蒸骨骸中龟子骨仅呈微青色，而心坎骨又全无青色，这是怎么一回事？当场有名经验丰富的仵作对此解释说：“人中毒后，毒先入四肢，毒气攻心才能毙命。死者肯定是先中毒，但毒气还未攻心之前，他已经被勒颈而死。这样一来，毒气没有到达心尖，所以心坎骨无青色。”
这样的解释合情合理，但又有新的问题冒了出来：那就是李毓昌中毒后，到底是自己上吊还是被他人勒死后吊上屋梁？本来，在中国历史上，用上吊自杀来掩饰勒杀的情况非常普遍，《洗冤录》中记载有可以通过检验勒痕的做法来识别，通常勒杀后再吊上屋梁会在脖子上留下两道勒痕，还有一些其他迹象明显区别于自己上吊。但此时李毓昌尸体已经腐烂，无法从勒痕来辨别，监验官只能完全靠分析推理来解决疑惑。如果是李毓昌自己上吊，那么他的口鼻怎么会出血？即使是口鼻出了血，一个上吊之人又怎么会用自己的马褂衣袖去擦血迹呢？如此推断起来，李毓昌必然是他杀，但事实经过如何，就需要人犯的口供来证实了。
至此，山东济南这边的验尸工作在历经波折后终于结束，验尸经过和结果被如实上奏朝廷，李毓昌尸骨也被重新装殓运回即墨。
而另一边李毓昌命案的案发地江苏也早忙成一团，两江总督铁保和江苏巡抚汪日章派出大批人马缉捕涉案人犯。李毓昌长随李祥、顾祥，淮安知府王毂，山阳知县王伸汉及其长随包祥、张祥、余升，厨子钱升等先后被捕，解往京师。
李毓昌另一长随马连升本被王伸汉推荐到宝应县任职，但他自从害死主人后难以自安，没有到职便躲回了山东聊城老家。不过，他家中贫困，无以为生，后又不得不到京师谋生做长随。李毓昌案发后，震动朝野，马连升惶恐无助，干脆主动到刑部投案自首。
七月初三，全部人犯都解到了京师，由刑部收监，会同军机处严审。由于铁证如山，经过多次对质后，案情已经真相大白，各案犯均低头认罪。谋害李毓昌的元凶王伸汉也供认了吞赈在前、行贿在后及杀人灭口的全部过程。
据清人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初编》中记载，王伸汉本来拒不认罪，有一天熬跪倦极，便向审讯官员求一杯茶喝。审讯官员命左右端了一杯茶给他，不料他接过茶后并不喝，而是瞪着茶杯良久。也许是他想到了当初李毓昌喝毒茶的情形，这之后，王伸汉便吐实招供了。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场自杀的戏剧性场面。淮安知府王毂深知罪责难逃，决意自杀。他将随身带的玻璃小镜砸碎后，用碎片划伤了自己的腹部和颈部。但很快被狱卒发现，救治了过来。不过当班狱卒也因为疏于防守被“交部察议，各行研鞫”。
更可笑的是，涉案人犯已经在北京认罪后，两江总督铁保竟然还糊里糊涂地上奏说：“此事尚毫无端倪，容再加体访具奏。”又说：“铺叙鬼神之词（指李毓昌托梦给妻子林氏一事）以为破案之来历。”本来他跟李毓昌命案并无直接干系，但他模棱两可、醉生梦死的态度彻底激怒了嘉庆皇帝，决定拿此案开刀，将这位总督一并处置，以达杀一儆百之效。
嘉庆十四年（1809）七月初十，审理结果下达：谋杀李毓昌之主犯王伸汉立即处斩，并抄没家产，其长子流放乌鲁木齐；长随包祥刑夹后斩首；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人因谋害主人，属于大罪，按“雇工人谋杀家长，照子孙谋杀祖父母者，皆凌迟处死”。受贿的淮安知府王毂绞立决；为李毓昌验尸的仵作李标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派往山阳的查赈委员除李毓昌、章家璘拒绝贿赂外，其余九人均因受贿被流放，且抄没家产；除此之外，嘉庆皇帝亲谕定论处罚五名朝廷大员：两江总督铁保革职，流放乌鲁木齐；江苏巡抚汪日章革职回籍；江宁布政使杨护降职，留河工效力；江宁按察使胡克家革职，留河工效力；淮扬道道台叶观潮革职留任。
而死去的李毓昌被赏加知府衔，优厚安葬。嘉庆皇帝亲制《悯忠诗》五排三十韵，刻石立于李毓昌墓前。李毓昌之嗣子李希佐被赐举人身份，允许直接参加会试。李毓昌叔父李泰清也被封为武举。
嘉庆皇帝如此优恤李毓昌，并重惩涉案官员，自然意在力挽颓风。这桩号称“山阳大狱”的惊天大案最终以沉冤得雪的欢喜结局落下了帷幕，但南漕北赈的吏治积弊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好转。一叶知秋，清王朝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
第三章 刺马案
无论马新贻被刺案有何重大背景来历，案发后的审讯调查过程和结局却充分彰显了中央皇权日益衰弱、政令不及地方的无可奈何。从始至终，刺马案的本质不过是清朝中央集权和地方军事集团的较量，而最后还是以清廷的公开退让而告终。
楔 子
十九世纪中叶，清王朝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国力日益衰败。就在此时，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惊破了清王朝妄自尊大的天朝迷梦。中华民族遭遇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有民变纷起之忧，外有列强瓜分之患。风雨飘摇中，就此掀开了近代中国没落的序幕。
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事件就发生在大清帝国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号称“开清朝二百年未有之奇”。马新贻本人也由此成为终清一代身后是非最多、真实面目最为模糊的封疆大吏。
壹、湘半城
清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五日（旧历，以下同）的清晨，天刚蒙蒙亮，东南第一大城江宁城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雾气中，平日玉带一般光亮的秦淮河也完全被氤氲遮盖住了秀丽婀娜的身影，无法观赏到昔日的风姿。
江宁就是六朝古都金陵，又称南京（今江苏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有过金粉繁华的盛况，也有过遍地疮痍的凄凉。“倚槛春愁玉树飘，空江铁锁野烟销。兴怀何限兰亭感，流水青山送六朝”（龚鼎孳：《上巳将过金陵》）。人间的干戈起伏，王朝的兴亡更替，在这片土地上反反复复地上演了两千多年。可以说，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像江宁那样折射出历史的盛衰沧桑。“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今日的江宁，除了山川地形与六朝时依然相似外，其余的一切都大不一样了。江山不改，世事多变，不能不令人慨叹万千。
自太平天国平定后，江宁还得了个新的称号，叫做“湘半城”，意为城中有一半都是原湘军系统的人。湘军为湖南人曾国藩所创。咸丰初年，太平天国席卷了半个中国，太平军攻下重镇江宁，并改名天京，定都于此，正式与清朝对抗。被清朝寄予厚望的正规军八旗、绿营兵腐化已久，对待太平军毫无还手之力，几乎一触即溃。眼见大厦将倾，清朝不得不寻求新的武装力量，不断颁布奖励团练的命令。此时，曾国藩正因母亲江氏去世回到家乡湖南湘乡（今湖南双峰）奔丧，情绪十分低落。当他听说朝廷奖励兴办地方武装后，感到机会来了，便迅速行动起来，在极短的时间内兴办起了一支地方团练。
曾国藩创办团练提出的口号是：“重在团，不重在练。”这支武装力量有一部分是基于曾国藩的个人关系网——家族，亲属，师生，好友等等，不过更多的来源还是他的湖南同乡。譬如与曾国藩家距离不到十里的荷叶葛葆吾、葛莅吾（后娶曾国藩弟曾国潢女）兄弟即欣然响应曾国藩的号召，加入团练中。永丰蔡寿崧以经营“永丰辣酱”出名，是当地有名的富户，也弃商从戎，到团练当了一名下级军官。蔡寿崧与葛葆吾后来结成了儿女亲家，其孙辈中更是出了两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即大名鼎鼎的蔡和森和蔡畅。
正因为曾国藩临时创建的这支团练绝大多数是湖南人，因而被时人称为“湘军”，又称“湘勇”。湘军之创办，意义深远——不但令曾国藩本人以地方精英的特殊形式进入了上层政权，还由此引发了国家政权结构的变化，改变了清朝自立国以来满人主政的统治格局；并开近代军阀之先例，被视为“传统国家的崩溃”与“中国近代史的开始”。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湘军这支靠劫掠财物和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的凶悍军队，竟然逐渐成长为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军事主力。伴随着军功和战绩的增长，湘军的各方势力也快速弥漫，一时间竟能权倾朝野，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和军事舞台的绝对主角。清廷既要依靠它，却又猜忌它，如同插在背上的一根芒刺。
不过，当曾国藩九弟曾国荃攻下天京、太平天国正式宣告失败后，湘军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此时的湘军，军纪败坏，不仅经常发生哗变事件，而且成为地方公害，“将帅使东南数千里民之肝脑涂地，而诸将之黄金填库；民之妻孥亡散，而诸将之美女盈门”（见曾国藩好友王柏心所著之《百柱堂全集》），招来朝野上下一致的不满。老谋深算的曾国藩眼见湘军成为众矢之的，又知道朝廷素来猜忌自己手握重兵，便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由，主动请旨裁减湘军。这一招极大地缓解了清廷对曾国藩本人的猜忌，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批湘军将领早已经进入地方实权机构任职，即使是被裁撤的湘军，也大多是就地安家。湘军的名号虽然不在了，可人还在，气势还在，实力还在。江宁还是叫“湘半城”，依旧是湘军的江宁。住在“湘半城”中的大小官员，除了湘军一系的“自己人”，大概没有一个人能睡个安稳觉，这其中甚至也包括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马新贻。
故事就从七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开始了。
每个月的二十五日，都是两江总督马新贻亲临校场阅射的日子，按官方的说法，叫做“校阅武牟月课”。被阅射的四营兵，共两千人，是同治八年（1869）马新贻亲自从江南全省额兵中挑选出的精锐。
自这四营新兵成立，两江总督马新贻每月二十五日阅射，就成为江宁的惯例。而两江总督府（官方称呼是“督署”）尚在修建当中，所以两江总督的行辕就暂时设在位于府西街的江宁府衙门（官方称呼是“府署”，今南京内桥南、中华路北段西）。
自明朝建国以来，府西街就是江宁府衙所在地，作为南京的中枢已经有长达五百多年的历史，光阴蹉跎中有过不少叱咤风云的岁月。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时，这里还先后住过大名鼎鼎的豫王胡以晃和忠王李秀成。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政治军事核心人物，独立支撑太平天国残局达七八年之久，但其人性好奢侈，他在苏州的王府，连李鸿章也为之惊叹，“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进驻府西街后，李秀成对江宁府衙进行了大肆扩建，“墙高矗天，袤延数百步”，府后的花园布满了太湖石山。英国人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中曾描述李秀成的忠王府，说“全府气象如一间中国大衙门”。后来湘军攻陷南京，府衙堂舍全部被烧毁。如今的江宁府衙，是于同治四年（1865）所复建，计建房二百一十六间、穿堂二十二号、上谕亭牌楼一座、内外牌楼六架、监狱一所、挡众台两座，范围包括现南京第一中学校址及原江苏省粮食厅所在地。
江宁府衙门前，高耸着两座高大的牌坊，坊额分别题有“保厘”、“师帅”，看起来相当威严气派。江宁府衙门大门依旧紧闭着，督标中军副将（相当于总督的卫队长或副官长）喻吉三率领叶化龙、唐得金两名武巡捕（清总督、巡抚等官署中设有文﹑武巡捕，均为随从官，文巡捕掌传宣，以本省佐杂官充任；武巡捕掌护卫，以低级武官充任），正在晨色中耐心地等候。
突然，“铛”地一声梆鼓响，打破了府衙的肃穆与宁静。这是卯初一刻的头梆，专门为衙门官吏作息而设，随即“咚咚”地响了七下鼓声。衙门中立即活跃了起来，六房当差的书吏和三班差役尽行起身，大门、宅门先后打开。喻吉三等三人一见大门打开，匆匆与门上（又称司阍，负责把门的官员）打过招呼，便直奔入内。
喻吉三一行人穿过仪门，进入外署。两边厢房的守署胥吏正在各自忙碌着。众人也不理会，径自来到莅事厅，即所谓的大堂。这里是官府处理重大事件的地方，非要紧之事不会升堂，此时当然是空无一人。莅事厅东面有广积库一座，类似今天的仓库，左右设经历司、照磨所。
众人继续前行，到达忠爱堂。忠爱堂堂西为册库，为待考官房。忠爱堂后便是官廨，是总督日常办公的地方。官廨的东侧为书房，西侧为官廨。为了长官出行方便，官廨的东西还各设有专门的通道直达仪门。
官廨后有一处宅门，有两名差弁把守，分别是五十一岁的潮桂枝和二十七岁的刘云青，一老一少，很不协调。二人均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看上去无精打采。喻吉三轻喝了一声，潮、刘二人吃了一惊，这才强打起了精神。众人穿过宅门，正式进入内署，越过影壁，来到花厅，随即各自悄然肃立等候。
内宅内，两江总督马新贻正在起床。小妾金氏一边服侍他穿衣，一边低声嘟囔着问为什么每个月都会有二十五这一天。听到金氏孩子般的埋怨，马新贻忍不住笑了。
难怪小妾抱怨，他确实花了太多心思在这四营新兵上。自这四营新兵成立，每个月二十五的例行校阅，他一次都没有拉下过。唉，正如小妾所言，他这个两江总督跟别的总督不同，当得实在太辛苦了。可是，不这样怎么能让人放心呢？
两江素来被视为湘军的私人地盘，马新贻的前任曾国藩因平定太平天国功盖天下，连当今皇帝（同治皇帝）和太后（慈禧）都要忌惮三分。湘军虽然已经解散了大半，可是退伍后就地安家落户的人极多，江宁由此得了“湘半城”的称呼。这些人靠军功发家起身，转业后依旧横行地方，恣意不法，造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当初朝廷决定派马新贻到两江，就是想要借他的手彻底收拾好湘军这个乱摊子。马新贻是文人出身，却素来精明能干，自步入仕途，所到任之处多有政绩，是出名的能员和好官。可是唯独到了两江这块地方，他开始水土不服了，花了两年时间，还没有完全在两江站稳脚跟。偌大的两江，只有这四营新兵，才完完全全地是他自己的人。
想到这里，马新贻不由得感到一阵燥热。刚好另一名小妾郑氏端着一碗冰糖燕窝粥进来，马新贻顺手接过来，一口气喝下。只听见郑氏说：“大帅，外面天黑着呢，怕是要下雨了。”
马新贻一言不发地将碗塞回她手中，从金氏手中取过顶戴花翎，自己戴上，走出了内室。家丁张荣正候在门外，当即上前见礼。马新贻摆了摆手，抬头看天，果如郑氏所言，阴沉沉的天幕上彤云密布，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他却没有丝毫犹豫，抬脚便往外走去。
外面花厅中，喻吉三、叶化龙等人已经等候多时，见到马新贻出来，一齐躬身行礼。喻吉三上前打了千儿，小心翼翼地禀道：“大帅，今儿恐怕去不成校场了。”顺手指了指门外的天。马新贻脸色一沉，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反问道：“雨不是还没下吗？”领先向外面走去。未及跨出大门，雨点已经如倒豆子般地滚落下来。
天公如此不作美，马新贻也无可奈何，只好回头对喻吉三说：“阅射推迟一日。”
喻吉三应声退下后，马新贻有些闷闷不乐，独自来到官廨东侧的书房。他是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进士出身的人，却要靠军功起家。想到这一层，马新贻自己都要苦笑了。这也算是时代的特色吧，不独他一人，他的前任曾国藩也是如此。曾国藩因平定太平天国被封一等勇毅侯，以文人身份封武侯，开大清立国以来之先例。内乱确实给了更多人向上爬的机会，倘若没有湘军，曾国藩可能至今还只是个吏部侍郎呢。而他自己，倘若没有内乱，他能坐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吗？
外面的雨越来越大，小指粗的水柱滂沱而下，如蛟龙得水，翻江倒海。这是江宁今年最大的一场雨，一解入夏以来炎热的暑气。但这一天也是马新贻自任两江总督以来第一次未能按时循例阅射，他心中开始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和危机感。
马新贻发了一会儿呆，便坐下开始批阅公文。一种无形的阴霾始终笼罩在他心头，以致他阅览公文时很是心不在焉。他如此心事重重，竟然没有留意到房顶有两处正在漏雨，直到小妾金氏端了茶汤进来，险些被积在地面上的雨水滑倒，惊叫了一声，他才反应过来。惊魂未定的金氏放下茶盏，忍不住抱怨江宁府衙门的陈旧，刚说了一句，见到丈夫脸色难看，随即住了口，讪讪退了出去。
环顾狭小的书房，马新贻心中多少有些不是滋味。他身为两江总督，却还没有自己的总督衙门。原来的两江总督署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所建的汉王府，位于江宁城正中，极具气势，是块难得的宝地。昔日康熙、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均爱其江南特色的园林，选择此地为“行宫”。后来太平天国攻占了江宁，天王洪秀全也看上了两江总督署，将其改建成了天王府，据说不惜成本，光是中心建筑金龙殿就有五间八架，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号称“神仙窟宅”。尤其有意思的是，在这座雄壮瑰奇的大宫殿中，除了洪秀全父子外，再没有其他男人。太平天国有所谓禁欲的制度，实行男女分营，但天王洪秀全自己却不遵照执行。不过，偌大一座天王府，里里外外全部是美丽的女子，莺歌燕舞，想来也是一大奇观。可惜六年前，太平天国败亡后，天王府被最先攻入城中的曾国荃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大火足足烧了十多天，连老天爷都看不过眼，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才将大火浇灭。
倘若天王府不毁，肯定会再次成为大清的两江总督署，那么他马新贻也应该有机会见识一下当年天王洪秀全是如何的穷奢极侈。可惜，“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这一切都被曾国荃和他的吉字营给破坏了！不仅天王府化作了一片废墟，江宁也四处是残垣断壁、碎砖破瓦，连一株完好的树木也找不到。连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看了都感慨万千，甚至不打算在江宁重置两江总督署，而是准备移署到扬州了。
曾国藩曾经创作过不少军歌，专门教习湘军。其中《水师得胜歌》的结尾唱道：“仔细听我得胜歌，升官发财乐呵呵。”要论升官，数曾国藩升得最大；要论发财，则首当其九弟曾国荃。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曾国荃俘虏后，在木笼中写下《自述》，其中特别提到：天京城中有圣库一座，里面全部是天王洪秀全的珍藏；而天王的长兄和次兄还各有宝库一座，里面全部是稀世珍宝。但这批巨额宝藏却在天京被攻破后神秘失踪，去向不明。湘军主帅曾国藩上报朝廷时，特意强调说，湘军攻克天京后除了两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当然，只有傻子才会相信曾国藩的话。
面对沸腾的物议和朝廷质疑的目光，曾国藩虽然底气不足，却也不得不竭力辩解，说：“并无所谓贼库者。”意思是说根本就没有李秀成所提到的圣库和宝库，并抢在朝廷钦差到达之前，急不可待地将李秀成杀死。李秀成一死，圣库、宝库一事便死无对证，这是典型的杀人灭口。然而，曾国藩可以杀掉李秀成，却封不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时人都知道太平天国实行军事共产主义，财富高度集中，其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中对“圣库”制度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规定：“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核心要点就是将全体民众的财富集中管理，民众所需皆从国库支取，强调绝对平均。平均未必是真，但财产高度集中却是绝对的事实。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初，累计财富已经达一千八百万两白银，专门在水西门灯笼巷设置“圣库”，并派有六名专职人员负责日常的管理。
据公开的记载，洪秀全的圣库私藏中有一翡翠西瓜，是圆明园中流传出来的。翡翠比篾筐还大，上有一裂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浑然天成，为举世无双的宝物，洪秀全爱若至宝，从不肯拿出来示人。结果这件宝贝后来出现在曾国荃手中，此为曾国荃抢夺圣库之明证。
李秀成提到的圣库肯定存在，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那么，这座圣库到底有多少丰藏呢？
根据太平天国“圣库”制度的规定，凡藏金一两或银五两以上不缴者，按律问斩。个人手中财产不能超过五两银子，其余的自然都集中到了圣库，可想而知圣库是如何的“金银如海，百货充盈”了。除了圣库和天王府外，其他王府、将军府也都有大量藏金。
毫无疑问，湘军及曾国荃入天京后大发了一笔横财。那么，曾国荃个人到底捞了多少好处呢？
有公开的记载说：“宫保曾中堂之太夫人，于三月初由金陵回籍，护送船只，约二百数十号。”既然曾国藩一再强调“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什么货财都没有，全无所得，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护送船只呢？显然，船上全部是金银珠宝。曾国荃到底得了多少财物，没有具体资料记载，当时的局面混乱，又是鼠窃狗偷，也无从统计。不少史书估计说曾氏天京一战获资数千万。数千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数十亿，在当时更是非常惊人的资产。鸦片战争以前，清朝国库历年多有结余积储。乾隆四十六年（1781）户部存银多达七千余万两，曾国荃堪与之比；嘉庆十九年（1814），户部库存银为一千二百四十万两，曾国荃至少三倍之；到道光三十年（1850），户部存银大为下降，有一百八十余万两，曾国荃至少三十倍之；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由于军费开支猛增，咸丰三年（1853）时，户部仅存银二十二万余两，曾国荃至少一百五十倍之。说其富可敌国，一点都不为过。
除了曾氏兄弟外，湘军的大小头目也都发了大财，连军中伙夫都腰缠万贯。天京城中四十岁以下的女子都被抢劫一空。长江之中千船万闸，日夜川流不息，都是运往湖南的装满财物和女人的船。之后的几年，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朝野议论纷纷，连恭亲王奕？（道光皇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名王重臣）在京城听说后都很是不满，慈禧太后更是心中不快。
正因为太平天国的巨额财富尽数落入湘军将领之手，曾国荃为了掩饰自己一战暴富，才有意纵火焚烧了天王府。清廷对太平天国之贮金一直极为关心，一度下令追查。曾国藩则全力为湘军掩饰，极力为曾国荃鸣冤，说：“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老饕”为时人给曾国荃起的外号，意为贪吃、好吃。那么，曾国荃真的冤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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