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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我的似水流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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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声，一脸的担心。见我又抱起了箱子，还走了几步，她又板起了脸。我不觉一阵惊喜：爱丽丝心里还有我！
搬完东西，我擦着脸上的汗，偷偷看了看爱丽丝。她居然朝我走了过来！旁边没有别人。我的心直跳，一点微弱的希望慢慢涌起。
“谢谢你，小明。考虑到我们相识快一年了，我认为有必要跟你道个别。祝你在玩弄感情的路上一帆风顺。”
爱丽丝说完走了。我盯着搬空了的房间，又一次跌进了谷底。
一星期后，我给她写了封email。
亲爱的爱丽丝：
请不要立刻删去这封email——或许我的email完全不值一瞥，可这是我的由衷之言。这些天，我已经饱尝了痛苦和内疚。我想跟你说话，又怕你责备我。
一个囚犯被判刑以后，还有上诉的机会。爱丽丝，请你听我解释，请你相信我。等我解释完了，你再鄙视、遗弃我也不迟。明天中午我会到MemorialChurch，坐在台阶上等你。我会一直等到晚上。如果你接受我的诚意，求你来一趟。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到别的地方等你。什么都行。
爱你的毕小明
第二天中午，我到MemorialChurch的台阶上坐下。这是个晴天，学生们散坐在台阶和草地上。他们在享受阳光。我感到自卑。有人路过，我都觉得他（她）了解我的隐私，那偶尔投来的目光也似乎意味深长。
我坐着等。中午，我还抱着一点希望；下午三点，爱丽丝还没来，我就快绝望了，只好自我安慰——她没空，或者想换个地方见面……
太阳偏西时，爱丽丝从哈佛广场方向走来。她的头抬得高高的，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像个女王。实际上我跟她解释的整个过程中，她只笑过一次。我说：“方晴很早就引诱我，我当时傻，不能自拔……”
爱丽丝轻蔑地一笑：“原来她一直引诱你——这是真的，不是你做梦想出来的吧？”
“是真的，是真的！不，不，其实她开始只是逗我……”
爱丽丝没怎么听我解释。最后她把手一抬，我就住了嘴，像犯人等判决书那样，等她发话。只见她慢悠悠地从手提袋里取出一张纸，扔到我怀里，不是判决书，是保证书。
一、小明不许主动找方晴。如果方晴主动来找小明，小明必须向爱丽丝详细汇报她的来意（而不是忙不迭地先跟她上床）。
（回想起来，爱丽丝其实不必这样担心。方晴搬出宿舍后，我很少碰到她，也没什么她的消息。下一年，我基本上没见过她，再下一年，方晴回国做了一年研究。）
二、小明不许和陌生女孩搭讪。如果陌生女孩和小明搭讪——习题课上、答疑时间过分亲密，聚会上暗送秋波，没事随便写email等等——小明也必须向爱丽丝详细汇报这些接触的来龙去脉，不许隐瞒，不许撒谎。
三、爱丽丝可以同时和别的男人约会。爱丽丝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把约会的细节告诉小明。小明如果发觉爱丽丝在和另一个男人约会，不许埋怨、不满、沮丧。
以下还有几条，都是“小明不许干这个，小明不许干那个；爱丽丝可以干这个，爱丽丝可以干那个”。最后一条是“只有小明答应以上条件，爱丽丝才会考虑跟他和好”。
拿起这张纸时，我心里一喜；读到后来，我脸上冒汗。爱丽丝正襟危坐，等着我的回答。我赶忙说：“我都答应。我有罪，应该受惩罚……不过，如果方晴和别的朋友一起来找我，是不是也算‘方晴主动来找小明’？在这种情况下……”
爱丽丝坚决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向爱丽丝详细汇报！”
“是，是。”
“仔细一想，”爱丽丝又说，“这些条款都不容易具体实施。比方说第二条，如果没有陌生女孩找小明搭讪，不就算实现了吗？又比方说第三条，如果爱丽丝没时间和别的男人约会，不也算实现了吗？轻轻松松就实现了，还算什么惩罚？……所以我另列举了一些具体的惩罚条款——在这张纸上。”
她说一句，我点一下头；她说完，递过来一张纸。我愣了——没想到她还会有一张纸。不会有第三张吧？
“你不愿意接受？”爱丽丝问。她问话时只是嘴唇动了几下，头依然高昂着。
纸上的字密密麻麻。我泄了气，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回到家，我才仔细读了这些条款——果然更细致可行：
小明暑假受罚备忘录
一、小明要为教堂义务干活，去哈佛广场给路人散发《新约全书》。
二、爱丽丝的前任男朋友最近要光临波士顿。他虽然公务繁忙，爱丽丝也将邀请他共进晚餐，小明要当陪客。
三、小明要选个晴朗的日子，到HarvardYard找棵树爬上去，在树顶大喊五声“孔夫子万岁”。要在白天人多的时候爬。不许用梯子。
四、小明要阅读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要全部读完。
……
诸如此类共有九条。整个暑假，我终日奔忙，苦不堪言（个中细节不说也罢），好歹两个月以后，我和爱丽丝正式“恢复邦交”。
一、溅了一身水
校园里又亮出了迎接新生的标语；稚嫩、好奇的新面孔在各处出没。第二学年一开始，很多事都忘了，只有一天格外烦，所以记得清楚。自然，一年三百六十天，有一天邪门点也不稀奇。但那天真的是什么琐屑小事都撞到一起了。
那是十月中旬的一天，刚下了场大雨。我记着要准备习题课，一大早就往系里赶。这学期我搬出了研究生院的宿舍，住在校外，坐公共汽车去学校。出了家门，正走到一家超市旁边，就看见马路对面一连三辆公共汽车，几乎首尾相接，往前直开。司机大概看候车亭里没人，都开过去了，我跑得气喘吁吁，还是没赶上。
这些车真是的，本来应该每十分钟一趟，结果一下子开出了三趟。只怕光等车就要花半个小时。幸亏我的习题课在下午……我正想着，一辆轿车从面前奔驰而过，这车开得离人行道太近，溅了我一身水。
“波士顿的这些破烂公路，怎么这么容易坏！这里那里坑坑洼洼，动不动一辆车经过，就水花飞溅！”和我一起等车的一个胖胖的黑人妇女同情地说。
过了四十分钟，车总算来了。一到站，我就跑去办公室，草草检查了email，打算马上改作业。第一封信来自系里的一位秘书。
小明：
请来我这里领你的学生卡。
第二封是另一位秘书写的。
诸位：
请原谅。小厨房的冰箱已经臭不可闻。显然，有些食品早已变质。如果再没人收拾的话，我只好把冰箱里的东西全扔了。另外，水池里有好几只不干净的咖啡杯，还有刀叉。如果今天下午五点之前没人把它们清洗干净的话，我也只好把它们都扔了。请大家注意起码的公共卫生。
第三封来自S教授，我的导师。
小明：
前天我们谈过之后，我说过希望你能尽快写出论文初稿。我最近忙，马上要去西班牙开会，所以你最好在这星期之内把它写好，放在我信箱里。
读了这封email我立刻紧张起来。S教授是个快六十的老头，身子圆胖，头发稀疏，双眼放光，一看就是极精明的人。他做事情、想问题都特别快，而且要求别人也跟他一样快。思考时，他喜欢半闭着眼睛，一手按在额头上，一有想法就说个不停。他在正式场合说话有分寸，像十九世纪的法国贵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学生单独谈话则没什么顾忌，随意批评其他学校的研究者，说他们的成果是垃圾。穿戴方面他也不讲究，经常是条纹衬衣加上牛仔裤。但他是个美食家，喜欢在法国餐馆花四十块钱吃一顿蜗牛大菜，不像穷学生，如果兜里有四十块钱，一定要每星期买块pizza（比萨饼）吃一个学期。他对学生要求严，还喜欢开刻薄的玩笑，让学生难堪。
我赶快改作业、准备习题课的材料。忙完了这些，一看表，已经是下午两点半，错过了午饭时间。盒饭没戏——中国快餐车早开走了；楼下餐厅卖的pizza又难吃。（自从搬出宿舍之后，仿佛一下子就忙了，虽然家里有炉子、炊具，我也不常做饭了。）
干脆先教完习题课再说。我空着肚子去了教室。课上我一直担心学生们能听见我肚子咕咕叫的声音。偏偏后天有一场小测验，学生们有一堆问题，让人应接不暇。其中一个女生头发有股怪味，也许是几天忙于学习，忘了洗澡。她问的问题虽然简单，但我怎么解释她也不懂，她就不停地再问。
下了习题课，我冲下楼去餐厅买pizza和咖啡。
“你先等十分钟，”做pizza的人说，“刚才做的都凉了，得先热热。”
我耐心等着，不经意看见S教授在水果蔬菜专柜选色拉。我要转头躲开，他刚好也转过头，惊喜地说：“啊，小明，这下可抓住你了！你看过我的email没有？”
我只顾点头。
“你那个论文真不错，只是结构上稍有问题，另外有两个引理证得不够仔细。马上修补修补，给我看看，我还想在马德里大学的那个会议上谈谈你的研究成果。好好干！噢，对了，最近一期的O杂志上有篇动力系统方向的论文，你好好读一读。”
我答应着，又说了两句闲话，匆匆赶回办公室，开始写论文。写了几行才记起忘了拿pizza了。
肚子空空的，脑袋昏昏的，我边写论文边听见studentslounge里几个人在闲聊。一个说：“瞧我们系的沙发，真是老掉牙了！秘书们也不张罗买几个新的。”
另一个说：“就是！瞧我坐的这个！瞧这两大团黑渍，不知多少年积下来的。”
又一个说：“也可能是泼上了咖啡。”
“图书馆里的书也老掉牙了。”
“复印机三天两头出毛病，也老掉牙了！”
教授们也老掉牙了！我正想着，不小心把论文里刚写的一大段删了，顿时一头冷汗。可惜，可惜！不过，幸亏反应及时，只删了一段；要是把整个论文全删了，我就只能撞墙了。不行，现在头脑不清醒，容易出错。算了，忙够了，先歇歇，到哪儿吃点饭，回家洗个澡再接着干活。
我想去风味亭吃饭。今天虽然没做什么有用的事，还差点删了论文，可毕竟忙了一天，还是要慰劳慰劳自己。从后门出了A系，眼前是个大土坑，土坑边上是座小土山，还有起重机、挖土机之类——一开学这里就大兴土木。我看了一眼行人止步的牌子，拍了拍后脑勺，转身绕道走。在MaxwellDworkin（计算机系的大楼）旁边，赵荣正迈着大步赶路。
“赵荣，你去哪里？”
“哎呀！忙了一天，饿死了，我正要去风味亭吃点好的。”
赵荣神色疲惫。看见我，他摘下眼镜，抹了抹脸。
风味亭是哈佛附近最好的中餐馆，以四川菜闻名。餐馆里面的装饰有些意思。一般餐馆墙上贴着“生意兴旺”、“岁寒三友”之类的字画，这里的墙上却挂着几张照片，大概是美国旅客在中国拍的：一张是一个人临街在大盆里洗衣服，街面脏乱不堪，好像是武汉的某个地方；一张是北京天安门前的一个交通岗亭，交警正指挥车辆，背景里的人们摩肩接踵；还有一张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的驾驶执照，照片上的司机贼眉鼠眼，满脸苦相。
我和赵荣靠墙坐下，点了水煮牛肉和辣子鸡丁，两人吃得满头大汗。
“赵荣，”我忍不住抱怨，“这几天真累——上课、教习题课、做研究。刚来的时候事也挺多的，为什么不觉得呢？”
“是啊，这几天一直忙论文，”赵荣大口吃着，“闲了还有杂事，这日子过的！”
赵荣也搬出了宿舍。本来我们准备合租地方住，后来没协调好，我和系里的两个同学一起住，他和计算机系的一个同学一起住。
“还是住宿舍好，有熟人能聊天，”赵荣说，“我那室友是美国人，我跟他没什么好谈的，见面问个好，晚上说晚安，跟陌生人一样。美国人的人际关系好像挺淡的。”
“赵荣，”我笑笑说，“你觉得孤单了？”
“是有点孤单。”
“孤单了干什么？找丁宜圆呀。”
“丁宜圆——”赵荣叹了口气。
我问他和丁宜圆有什么摩擦，赵荣说：“没什么。那天说好了和她一起去听音乐会，我生怕忘了，一直小心记着呢！谁知临时偏偏有篇论文要交差，我光顾忙论文，一不注意晚了二十分钟，跟她吵了起来，音乐会也没去成。听音乐不是为了放松吗？结果反而搞得更紧张了。”
“和好了就行，”我安慰道，“她也是为你好。”
看来赵荣的处境和我差不多，我心想，大家都烦着呢。
吃完饭，服务员递上了两块“幸运饼干”——中餐馆都供应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并不是从中国引进的，而是美籍华人自己发明的。饼干中空，内藏一张小纸条，写一句俗语箴言之类的。打开我的小纸条，只见上面写的是：
“你的个性青春而有激情，只是过分高傲。”
我怎么高傲了？我不满地想，又去看赵荣的，只见上面写着：
“善待自己，人生才会美丽。”
“这句话有点意思！”赵荣说。
我们付了帐，离开风味亭就分手了。
二、嗯，这就是生活
我赶回住所。门口放鞋的架子旁边有三封我的信，一封兜售信用卡，一封要电话费，还有一封来自学校的财政办公室。
亲爱的同学：
在完善学校的工资制度，也就是说把工资单改为计算机控制的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我们财政办公室正竭力解决这些问题……经过核算，您夏天的工资发多了。请写一张一千三百零七美元的支票付给哈佛大学。
我把信往屋里随便一扔，倒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另外一个室友出去了，只有彼得罗夫开着房门，坐在书桌旁。彼得罗夫是俄罗斯人，个子高，身体壮，瘦长的脸，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喜欢穿整齐的外套和黑皮鞋。他是五年级学生，马上要毕业。每天在系里都能看见他坐在studentslounge门口处的那台计算机旁，心无旁鹜地写博士论文。彼得罗夫当助教很认真。跟学生讲解时，他看着对方的眼睛，一字一句。礼貌一点的学生问问题，常说：“这可能是个愚蠢的问题，请别介意。”他就一字一顿地回答：“没有愚蠢的问题，只可能有愚蠢的答案。”
不过，私下彼得罗夫有不少牢骚。他抱怨学生笨得要命，一个小概念要解释好多遍，而且动不动就问同样的问题，愚蠢的问题！他还抱怨钱不够用。刚来时，助教的工资低，波士顿的房租却正好开始猛涨，每个月的工资除了付房租只够吃饭。
“但你是个共产主义者，”他的导师，一个加拿大人，有时开玩笑说，“你应该习惯没有金钱的生活。”
听到这话，彼得罗夫脸色黯淡，但也不急于表明自己是不是共产主义者。有一次听他讲，俄罗斯刚搞资本主义的时候，人们都兴高采烈，展望未来；如今倒有不少人怀念过去。
彼得罗夫的嗜好之一是吃甜食。助教们有时能去餐馆吃顿饭，学校付钱。如果彼得罗夫在场，点菜时总有人开玩笑：“不知今天有什么好甜点……真馋，馋得要命……太好吃了……”
彼得罗夫毫不介意，自在地点一份喜欢的甜点，慢慢吃。
今天彼得罗夫神色挺轻松，看我回来，就敲了敲门，问我要不要吃糖——他的一个朋友从瑞士回来，带了几盒巧克力糖。
“谢谢，”我接过彼得罗夫递来的糖，叹了口气，“Youmademyday（要不是你，这一天算是白过了）。”
糖纸上画着些丰满的女郎，令人联想起屠格涅夫或托尔斯泰小说里的少女。糖的外面有层巧克力壳，裹着黏稠的椰子奶。
“改了太多的作业？写了太多的论文？学生和教授都找麻烦？”彼得罗夫问。
他每问一下我就点一下头。他怜悯地看着我：“嗯，这就是生活。再见。”
听他的口气，我知道他又要去写博士论文了。
我走进洗澡间，边洗澡边想着要给家里打电话，要洗衣服，要交电话费……都别忘了。然后我一直改论文，晚上十一点，终于告一段落。这时另一个室友回来了。此人是中国人，叫萧斌，三年级学生，性子豪爽。他什么样的运动都喜欢，房间里乒乓球拍、羽毛球拍、网球拍、哑铃、象棋、军棋应有尽有。不过他最喜欢抱怨哈佛小气，还给哈佛起外号叫“哈扒皮”——九月份开学，七月底就催你交学费；助教的工资还没发，就有校友会的信如雪片般飞来，每封信都热情地问你打算给母校捐多少钱——五千还是二十万。
“萧斌，你从体育馆回来吗？”我问。
“哪里，从办公室回来的，”萧斌恼火地说，“不知谁在系里的服务器上运行一个很大的程序，服务器刚刚出了问题，我的程序也报废了——已经运行了两天！这个破服务器，天天出问题！”
“应该给山姆打电话，叫他赶快把服务器恢复过来。”
“昨天他说他的手机刚刚坏了，只能收email——”萧斌说，“Sprint手机质量真够差的，小明你千万别买。”
山姆是系里的计算机系统管理员。我上学期在系里见过一次，他正在厨房仔细地洗咖啡勺；这学期也见过一次，他正在studentslounge那个鱼缸旁边扔面包屑喂金鱼。
“我给他发过email了，”彼得罗夫从房间走出来说，“只是他有时几天都不检查email，没办法。”
“我不信，咱们就不能另找个负责点的系统管理员嘛！”萧斌在客厅打开电视。
“换过几个人，山姆算是好的了，”彼得罗夫说。
接着萧斌又抱怨，说电视上尽是广告，要不就是粗制滥造的动作片和脱口秀。大家没心思再读书了，干脆坐在客厅瞎聊。
“A教授和S教授好像有什么过节，从来不大说话，”萧斌说。
A教授是萧斌的导师，英国人，须发全白，讲课的声音极小。通常他课上没几个学生。A教授和S教授的隔膜是近年的事。据说二十年前，两人还合作发论文。S教授那时没什么影响，鼓捣出篇论文来必定先给A教授看，请他提意见。他还自称是A教授的门徒，单独发表论文时要向A教授致谢。A教授对S教授则大加鼓励，称赞他是罕见的精力旺盛的研究者。
“可能他们的研究方向有了分歧，”我说，“所以不再合作论文了。”
“哪里，”彼得罗夫说，“他们的研究方向算是接近的了。”
彼得罗夫认为两位教授是竞争对手，闹翻了。学术界跟政界、商界是一样的，大家斗来斗去，不得安宁。比方说，C大学政治系，每隔几年因为系内斗争，一半教授集体辞职。学生们可倒霉了——有人专门看准一个导师去的C大学，结果一下子导师就没了……
“导师之间的斗争，学生也经常卷进去，”萧斌说，“S教授的一个学生还在一篇论文里宣称A教授的研究方向是死胡同。学生们也都不选A教授当导师，纷纷选S教授。”
“我不明白为什么学生不喜欢A教授的课，”我说，“S教授虽然两眼放光，其实根本不在乎本科生学得是好是坏；A教授挺关心本科生的，他们却都不喜欢他。”
“A教授讲课东拉西扯，谁听得懂！”萧斌说。
“这是个讲课风格问题，”彼得罗夫说，“两人都很难懂。”
“看他们彼此不理不睬，我真是如履薄冰，怕我过分巴结A教授，S教授会不高兴。要是S教授对我有什么不满，毕业时麻烦就来了！”萧斌说。
“没办法，你最好两个都巴结一下。”
他们说得我心里发慌。S教授是我的导师，可到目前为止，我只顾躲着他，从来没主动去巴结。我皱着眉问两位室友：“我还不太会巴结人，以后怎么办？”
两人沉默了片刻。彼得罗夫笑笑说：“小明你担心什么？你的研究做得这么好，所有的大学都会要你的，导师的推荐信倒无所谓。巴结导师，不就是指望他能写封好推荐信，帮你找个好工作吗？”
“是啊，小明，”萧斌说，“你的日子还长呢，想那么多干什么？”
他们也只能安慰安慰我——巴结人的艺术可不容易学，我哪能不担心？
三、无家可归的人
我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学问不足，只好拼命学习，争取早点出成果。学习累，第二学年尤其累，因为学年底有博士生资格考试。因为没时间，我很少去Widener图书馆，也不常去燕京图书馆看中文书。去查尔斯河边散步更成了一种奢侈……其实我想去，也不是完全没时间。可精神上有压力，总想着功课和研究，去河边散步也无心享受蓝天、白云、绿草、清水的浪漫，就干脆不去了。
和爱丽丝在一起，是我唯一的快乐。爱丽丝不住RHall了，改住PHall，我常去宿舍看她。我们的关系进入了平稳阶段——见面嘘寒问暖，一起散步、看书，特殊的日子送点小礼物。
但我们的感情再也不像我初次吻她时那么热烈了。上学期出了和方晴的那件事之后，我见到爱丽丝总是内疚。时间久了，内疚逐渐少了，但还在心里，抹也抹不掉。有一回爱丽丝跟我有点摩擦，话里话外又把我和方晴的事搬出来，弄得我浑身难受。后来她不再提了。可我依旧怕她。
爱丽丝跟我和好的时候，曾说过要“自由地和别的男人约会”。我虽然没见她和别的男人约会，还是不舒服。我小心翼翼地陪着她。她逛商店我帮她提衣服；她念书烦了，我在她身边坐一会儿，握着她的手安慰她，或者剥个橙子给她吃。
一天我去宿舍找爱丽丝，快到她门口时，突然听见屋里一个男人的声音：“爱丽丝，你真漂亮。”
“谢谢。”
“我不明白。爱丽丝，为什么你对那个中国小男孩那么在乎？他只是个孩子……看来你对我这样成熟而有经验的男人不感兴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能约你出去吃饭吗？”
我停在门口。“中国小男孩”几个字带着歧视，听着格外刺耳。爱丽丝好像在沉默。
“好啊！”她说。
我赶忙走开。一会儿，爱丽丝和那男人出了门。她没看见我。
我感到疲倦，勉强走回办公室，呆坐在桌前。我没有权力埋怨爱丽丝——这些都是我的错。可嫉妒照样折磨我。我想象爱丽丝和那男人手挽手走在街上，他们一起吃饭，然后他向爱丽丝求欢，要吻她。爱丽丝答应了。那男人得寸进尺——他粗壮的手揉捏着爱丽丝白嫩的胳膊……天哪，他会不会强暴爱丽丝？
外面的天渐渐黑了。爱丽丝忽然走了进来，穿得整齐又漂亮。她没事，我心想。
“怎么了，小明？你的脸色很难看。”
心砰砰直跳。我深呼了一口气，问她：“你吃过晚饭了？肯定是一顿愉快的晚餐。”
爱丽丝讽刺地瞥了我一眼，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说：“是啊，非常愉快的晚餐！你气喘吁吁干什么？”
我想说点什么，又忍住了，只是喘气。爱丽丝盯着我，目光里渐渐有了喜悦：
“我刚和一个男人约会——他是个白痴。看来你还是不错的。”
然后她一笑，拍了拍我的头。我更嫉妒了，但终于没说什么。爱丽丝说：“难得今晚有空，我还不想回宿舍，你想不想陪我喝杯咖啡？”
说完她站起身，亲了我一下，拉起我的手往外走。
哈佛广场上照旧是喧闹的车辆和人流。今天没有业余乐队的演奏，地铁站出口散坐着一群奇装异服的人。一家商店门口站着一个无家可归者。他眼眶深陷，表情呆滞，胸前挂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无家可归。四个孩子的父亲。请帮忙。”行人经过，他就抖一抖手里拿的百事可乐纸杯，里面的硬币当当响。
爱丽丝叹了口气说：“不错，你是个好男孩。好男人太少见了。”
她看我的目光那么柔和；我的嫉妒全没了。我在她脸上亲了一口，心里暖融融的。
“但你只是个男孩，谁知你将来会怎样？说不定就变了，跟别人一样。”
我们都笑了起来。这时一个高个子黑人从面前经过，手捧一叠报纸。他在卖“零钱报”（慈善机构办的报纸，意在帮无家可归者赚点食品钱）。有人走近，他就大声问好，说：“多么美丽的女士”、“年轻人”，或者“尊敬的先生”。即使别人不买报纸，他也礼貌地说：“再见，祝您晚安。”
“您好，多么可爱的女士！”他对我们说，“年轻人，您有一位美丽的女朋友！”
我付了一块钱，爱丽丝接过一份报纸。她的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小明，我总担心你长大了就变坏了。男人长大后没几个负责任的，总喜欢把生活的担子扔给女人。”
听见“负责任”几个字，我低下头，想起自己和方晴的事。爱丽丝是在教育我。
接着爱丽丝说起她妈妈认识的一个女人。她四十多岁，嫁给了一个售货员，有两个儿子。丈夫原先没失业，她还得做各种工作——餐馆服务员、清洁工、超市职员等等；现在丈夫失业了，呆在家里，什么也不干。两个儿子也不省事。其中一个当小偷，进了监狱；另一个念高中，因为数学不好，没法毕业，也找不到工作。
“也就是说，家里的一切全靠她，”爱丽丝说，“幸亏她丈夫不酗酒，不然我都不敢想象她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
“爱丽丝，”我插话说，“我对不起你。但请你相信，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一定承担我的义务。”
“你别急呀——我只是有点担心。不过现在失业的人真多。”
“不如中国的多，”我一笑，“中国流行下岗。”
“失业麻烦极了！”爱丽丝脸色仍然严肃，“比方说，哈佛广场上有很多无家可归者，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无家可归吗？”
我用心听着。
“有人是因为吸毒或酗酒，也有人本来有工作，经济萧条的时候失业了，没钱交房租，就被赶了出来。”
“如果不是吸毒或酗酒，只是失业，他们能再找到工作吗？”
“找工作要面试，公司再跟你联系——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公司怎么找他们？所以一旦无家可归，他们就很难再找到工作。没有工作，没钱租房子，就继续无家可归——这是个恶性循环。”
“存款呢？如果有存款，就能先支持一段日子。”
“存款不顶事。再说我们美国人通常没有存钱的习惯，买房子都是先住着再慢慢付钱。”
“那么他们无家可归之后一般住哪儿呢？”
“有的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临时住处。不过这不是固定住所，一早他们会被赶出来，只好整天四处游荡。”
爱丽丝的话让人沮丧。我们喝完咖啡往回走，又碰见那个卖零钱报的人。出于礼貌，我展开报纸读了起来。报纸上有一些无家可归者写的诗。
“啊，上帝！幸运的先生——多么美丽的妻子！祝您晚安！”
四、卡拉和雪莉
跟爱丽丝约会一多，跟中国同学的来往就少了。爱丽丝跟着我参加中国人的聚会，一群人中，她经常是唯一的美国人。中国人聚在一起一般说汉语。（丁宜圆和徐国强还很客气，爱丽丝在场时，他们说英语。）爱丽丝听不懂大家在说什么，所以一言不发。有人说笑话，大家都笑，她也随着笑笑。一次爱丽丝坐在两个中国人之间，那两个人扭头用汉语交谈，她挺直身子，手叠放在膝盖上。我明白她的尴尬：那两个人对视，爱丽丝的感觉却是他们都盯着自己，仿佛她阻碍了他们的交流。
我只好坐在爱丽丝身边，给她翻译周围人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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