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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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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乙
【由文】
前言
一个作者，还是一个正义的作者
现在回想这篇小说的写作历程，有如梦魇。它作为欲望的斑点，诞生于二○○六年夏。那时，我看到一则简短报道：一个年轻人杀死同学，没人能找到他的杀人动机。当时我和文学的关系很简单，只是一个普通读者。
我和很多事物擦肩而过，料想这报道也如此。但在几个月之后，我发现它自行变大，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我每天都装载着对它的广泛理解和无穷编造，就像背负重物。二○○七年春节，我没有回乡过年，试图将它产下来，但只写出十五节。当年五一，续写两节，国庆时又加了一节，但被迫停手。因为写作间隔时间太长，文本前后掣肘，互相矛盾，词句也因时间将尽而显得仓促凌乱。当时它叫“杀人的人”，有八万字左右，计划总长度为二十四万字。因为这个，后来我只敢写短篇。一些人还以为这是一种文学上的自觉选择。
我差不多忘了它。直到二○一○年，在倒腾橱柜时看见材料，才想起还有这一遭。我想到自己如何尽力搜集资料，如何旷日持久地推算，如何试图去法庭旁听，如何钻研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三部著作——我想到这些狂热的准备，以及它的草草收场，便被一种耻辱感紧紧包围，就像一个穷人生不起孩子。
我想从头来过，而生活中别的事情也按照它的轨道运行过来，挤成一团。在祖母下葬的同时，我按照父亲的要求，购买新房，准备结婚。而因为写作所带来的对生活的敌意，我与女友的关系其实已走到尽头。二○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我看着世界杯报道的加班表，哀楚欲死，感觉就像游泳好手要将自己溺毙，“好，我陪你们去生活，陪你们买房、结婚、加班”。我像困兽愤怒行走，最终作出的却是相反的选择。今天看来，这个选择没有辜负我，但相比《月亮与六便士》里的思特里克兰德，以及不少狂热的朋友，我还是缺少出格的勇气。他们都曾为创造的理想辞职，而我只是命令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开始。我容易在妥协状态里生存。我在开始时打上这天的记号，后来才知在四年前，同样是这一天，主人公的原型受激情驱使，举起屠刀。这是一种可怕的巧合。
最终因为我的专横霸道，我和女友分手，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上班，晚上八点多回家，我总是试图在网站工作中保护住精力，但每次回来都气息奄奄，一个字也写不动。然后我等周末。在周六，我会因为要找到续写感觉而苦苦推敲，因此最终只剩下周日能畅快地写几千字。在这过程中，平均每三天，父亲都打电话来，以商量的口吻问：“找女朋友没有？”我每次都心藏怒火。我想说：“正因为你想让我结婚，我有了一间房子；正因为要还月供，我不敢轻易辞职、跳槽；正因为这狗日的工作，我每天被消耗一空。”
有一天接过父亲电话后，我翻开电话簿，找到一个自认妥当的人，发短信：我喜欢你。她和我进行了接触，但是犹疑。对女人来说，这种紧迫的求爱不但值得怀疑，还值得鄙视。在见到她后我笨手笨脚地抱她，被挣脱开，这事情就完了。后来父亲问我如何，我说高攀不起，听得出来他很悲哀。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篇薄薄的小说终于修改完毕。当时是下午，窗外铺陈死气沉沉的建筑物、冰块、树和时光，我一人呆坐，不知悲伤应该从哪里来。我有一个朋友在写完长篇后号啕大哭，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但一直没等来。我对自己很失望。当夜我失眠，恐惧像大风不停地刮进空洞。我害怕这一切都是在做无用功。
这篇小说标题（原名）为“猫和老鼠”，喻示的是互动关系中的位置与使命，一个穷凶极恶地追，一个没日没夜地逃。小说的主人公在被无聊完全侵蚀后，再也找不到自振的方法，因此杀人，试图赢得被追捕所带来的充实。想一想这场景：就是要睡了，也要在指间夹一根燃烧的香烟，好在烟头烧到皮肤时醒来，继续逃命。
我将他设置为一个纯粹的人，就像电影《出租车司机》里的特拉维夫，他的子弹注定要射出，至于射死的是总统候选人还是黑社会，他并未深究，他只是需要子弹射出。他并没有先天的善恶动机，只是在效果上，他不能杀死总统候选人而可以击毙黑社会成员，因此被捧为城市英雄。而我的主人公，他的行为为世人不齿，他们集体呼喊：
杀死他！
杀死他！杀死他！
杀死他！杀死他！杀死他！
在原初的动机上，我的主人公一心只想着“如何充实”，杀人只是这一动机的外延。我着重探究的是这一动机。从动机上看他和过去的我并无区别，很多年我都浑浑噩噩，无所事事，每天盼望世界大战。只是我止于语言，而这个主人公却付诸行动。他设想过频繁地做好事，好让受恩人去搜寻他，但他想这样的搜寻注定松弛、松散，从技术上并不能使他充实。因此他去当了恶棍。在杀那个漂亮、善良、充满才艺的女孩时，他考虑的也是技术，因为杀掉一个完美的人，会激怒整个社会，进而使追捕力度增大。
写作时我很平静。我从来不赞美也不认同这种行为，但也没有急不可耐或先入为主地对它进行审判。因为一个作者一旦将自己设置为正义的化身，他的立场便可能偏颇，思想便可能空洞，说教便可能肤浅，所揭示的也可能为人们所麻木。在这方面，我遵循加缪的原则，像冰块一样，忠实、诚恳地去反映上天的光芒，无论光芒来自上帝还是魔鬼。
但最终我还是害怕，因为书写这种罕见的罪恶，就像揭开一个魔盒的盖子。我在小说中让检察官说，这种仅仅因为无聊而杀人的行为，它不可预测，使人胆寒，性质早已超越杀人放火、强奸拐卖，攻击的是我们整个制度、传统，以及赖以活下去的信念。
因为这种创造的害怕——我创造了一个纯粹的恶棍——最终我抹去他的名字。一本小说有主人公却没有名字，因此讨论起来就不方便。我既想你们看见作品，又想你们忘记它。
也许能宽慰我的是电影《桂河大桥》。在曼谷西边的铁路上，善恶分明，日军要修桥，而盟军要炸它。在纠缠中，来自英国的战俘尼科森仅仅为着自身的荣誉感，以极高的效率将桂河大桥修起来，并让它有了雄伟的姿态。那是艺术的姿态，预示着他既不为日军服务，也不为盟军服务。他超越正义，为桥本身而战斗。
阿 乙
2011年10月23日
第二章 开始
我睡过去，
直到醒来再也睡不着。
这时我得找点事情干。
今天，我去买了眼镜。起先试的是墨镜，但那样欲盖弥彰，后来挑了副普通平光眼镜，这样它既不招摇，又能将人们的注意力有效地转移过来，默认我为近视眼。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戴眼镜的人。
我还买了透明胶，我试着将一只手粘起来，绕上一圈，很久才能撕扯干净。
今天的计划里没有买衣服这一项，不过出于怜悯，我还是走进一间服装店。店主三十多岁，个子矮小，脸像干黑的橘皮，刚被一位稍有姿色的顾客羞辱。我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开服装店也是她在行使作为女人的权利。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她一抬头，我便后悔了。这是一种没办法再低眉顺眼的眼神，我走到哪里，它就跟随到哪里。我待要走，听到她奇怪地唤，叔。她说：“外边一千多的我这里卖几百。一样的货，都在我这里淘。”说着取下一件T恤，“先试试，不试怎么知道效果？试好了再谈价钱。”她说得十分生硬。我在镜前比画，看不出和原来的自己有什么不同，因此当她说“你穿着就是合身”时，我将它扔了。她说：“你想要什么样子的？”
“我要的你没有。”我走出去。
“你说说看。”
“说不清楚。”我走到门外，她像条遗憾的狗跟出来。这时路上走来一位干部，穿着笔挺的衬衣西裤，踏着锃亮的皮鞋，夹着一个公文包，我说：“就是这样的，你有吗？”她低呼道：“有的，有的。”
“皮鞋和公文包也有？”
“都有。”
她走进去一边瞅着我，怕我走掉，一边在纸箱里翻找。果然都凑齐了，只有公文包是棕色的。我拎着东西进了试衣间，换好出来照镜子，见桌上有啫喱水，说：“打一下不要钱吧？”
“不要，随便打。”
我挤出一团，将头发梳得油光，觉得是那么回事，便问：“现在我看起来多大？”
“二十。”
“你说实话。”
“二十六七吧。”她不知道我对这个答案满意与否，惶恐地看着我走进试衣间。我出来后将衣物丢在一旁，盯着她看了有六七秒，问：“多少钱？”她果然像得救那样飞起来，悬空按好计算器：“都给你打了最低折，共六百，只收五百八。”
“少一点。”
“顶多再少二十，否则一点利润也没了。”
“少一点，买不起。”
“那你说多少？”
我想起妈妈交代的，要对半砍，但我说得更狠：“二百。”
“本儿都不够。”
“二百。”
“叔，你要诚心，四百拿走。”
“我只有二百。”
“二百买走四样东西，生意做不起。你要买一件还好商量。”
我便走了。身后一点声音也没有。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像男女间两败俱伤的分手。我走得越远，越感觉到她是真的没有利润，但又不好意思回头。然后就在我要走过街道转角，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时，她喊：“等等，二百给你了。”我转过身，看见她朝我招手，便也举手朝她挥舞，然后才狞笑着，算是如愿以偿地走远了。我身上只有十来块钱。
下午六点半，我回到军校家属院，何老头儿恰好也回来。院落像空坟，只住着他和我，门口却有人二十四小时站岗。对军校新兵来说，这是一项修炼，学校是这样要求他们的，他们执行得很好，四肢并拢，像站进自己的身体那样站着。
我远远地跟着何老头儿上楼，他关上门，我才小心地打开自家的门。屋内那些阴猾的精灵扑上来，我知道它们叫空无。我坐着发呆，不知该如何应付。据说，劳改犯都在漫无目的地工作，以至出狱后变成出色的鞋匠、木匠、裁缝或者雕刻师。而我只学会手淫。我走进卧室，拉上布帘，套弄着，很快射精。
我睡过去，直到醒来再也睡不着。这时我得找点事情干。我怀着侥幸心理，拉亮灯，推开空纸箱，移走花盆、一捆旧杂志和一个插着塑料花的瓷瓶，扯起罩布，找到那个锁孔在上的保险柜，将钥匙插进去，慢慢试探。接着我拉灭灯，重新试探。黑暗使我专注。有一次我打开过它，里边藏着邮票、像章、铜钱等玩意儿。
我想当婶子看到保险柜被盗窃一空时，会顿足惊呼，叫苦不迭，最好是能痛哭流涕。这是她应得的。我和我的一家不欠我的叔叔什么，我来省城投靠他，是这个家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交易之一。在爸爸和叔叔还年轻时，成绩更好的爸爸作出让步，为供叔叔读大学，在煤窑里埋下肺癌的根。但是原本只是一名公交售票员的婶子，仅仅因为自己是省城土著，便觉得我们全都是欠她的。妈妈送我来省城时，拿出土产，被她傲慢地推回：“拿回去，拿回去，你们自己也不容易。”我真想对她吼：“我妈妈比你有钱多了。”我住进这里后，她和叔叔还没搬走，我每天蜷缩在阳台，羞愧得恨不能自杀。我洗澡，她会将煤气关掉；偶尔看电视，她又踩着高跟鞋走来走去；她不说我不能坐沙发，但我一旦起身，她便拿抹布来擦；而只要看见地上留有脚印，她又匆匆用拖把拖上几个来回，就像拾粪老农欢喜地发现了又一坨牛粪。
现在她住在分院宿舍，漫长地装修着一所附近的别墅。叔叔去地方挂职已久。我一人住这里。以前日日盼，现在却觉得不过尔尔。只能说，住在房里的人们，最后都让房子得胜了。
我轻轻旋转钥匙，一次又一次，像是落进无解的宇宙。时间消失了。外边传来脚步声，停在门前，一串钥匙叮叮当当响，来者找出一枚插进锁孔，防盗门便发出嗒的一声。有人来了，多么正常啊。我继续旋转钥匙，直到猛地意识到什么，疯狂扯它，扯不出，索性扭断了。婶子打开第二道木门，我凭感觉罩好罩布，将边角拉直。她先后关上两道门时，我将旧杂志和瓷瓶放上去，想想位置不对，又放一次，然后捉起地上的花盆。我的手剧烈颤抖，几乎让它掉落下来。
谢天谢地，布帘是拉好的。
婶子拉亮灯，只迟疑一两秒，便朝卧室走来，我扑到地上，喘着粗气，数出一个数字：四十四。她撩起布帘，探进头来，不知道我的后脚正将大纸箱推回去一点。
“黑咕隆咚的干什么呢？”她彻底拉开布帘，让灯光漏进来。
“俯卧撑。”
“不好好读书，做什么俯卧撑。”
她将我踢起身，好像要寻找什么，一无所获，然后像是极随意地拉开纸箱，捉起瓷瓶，接下来也许要挪走花盆、杂志，揭开罩布，查看那个保险柜了。我迫切感到要说话，说什么都可以，就是想说，说完就掐死她。她此时却回过头来，诧异地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怪，不是叫你去读书么？”我瞬间脸色通红，僵立在那里。
“出去。”
她明确下达判决，我才全身汗湿着走出来。我坐在沙发边沿，像头伸在铡刀下的囚犯那样，等待她愤怒地走出来，告诉我我都干了些什么。但她出来时却只是往包里塞几件旧衣服，我感到不可思议。
“明天我去你们老家碰你叔，需要帮你带钱么？”她说。
“不用。”我虚脱起来。然后她走了。她走掉很久就像还没有走掉一样。我去卧室看，保险柜的罩布不像被扯起来过。
第三章 前奏
后来我躺在床上，想安定自己，
却又被紧紧攫住，不得安生。我起来数趟，每次都以为能找到办法，却只不过是陷入到更深的焦灼当中。
第二天上午，我去看锁孔里断掉的钥匙，它像阳具，被长着牙齿的阴道悲哀地咬死。我需要一把老虎钳。我去学校拍毕业照，可以顺路买回。
这天光线柔和，照在成行的绿树上，使学校干净、疏朗。他们团在一起，唧唧喳喳，我站在一旁格格不入。照相分两个步骤，每人先照头像照，最后合影。在等待时，我窥视着孔洁，她穿着白色丝绸演出服、淡红裙子，打着蓝色领结，不时擦汗湿的头发。太阳照下来，使她更加的白，就像照在雪地上那样让人心慌。
在上学之外的所有时刻，她的母亲都像一条可怜的狗跟着她——这是她跟我说的。在她的父亲死掉后，她成为母亲唯一的财产，被关在门里，像工人那样操练小提琴。每次演出，母亲都僵硬地坐在台下，细细观察观众的表情，然后极其严肃地将她领走，直到有天她让所有观众起立鼓掌，母亲才搂住她，又是哭又是笑。
她唯一的秘密是一只小狗。她窝藏着它，处心积虑地与母亲周旋，不足两天，便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事。每天下课，她都找人寄养，最后找到我。我有一间房子，一个人住。我把狗养死了，因为恼恨地踢了它一脚，它从此一蹶不振，死在她怀里。她用小铁勺一勺一勺挖它的坟地，泪水汩汩而出。我告诉她是别人踢了它一脚。
现在，她看到我在看她，觉得我有事，便走过来。她的眼神充满柔情，就像一个哑巴看到另一个哑巴、一个聋子看到另一个聋子那样。我们都死了爸。她说：“你很不开心。”
“我和我的婶子很麻烦。”
我不敢直视她黑漆漆的眼睛，随便又说了句“没法活”，便不安地离开了。
照相的地方有块钉好的白布，前面摆着一张椅子，有人坐上去，大家都行注目礼。轮到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照相师傅把脑袋从照相机后抬起来，说：“你也该理理你那乱蓬蓬的头发了。”大家哄堂大笑。我嘴唇哆嗦，脸色发红，但还是抬起下颌，将茂盛的胡子、咬紧的腮帮留在镜头里。我让眼神显得冷漠。我觉得这种照片就应该按通缉令的标准拍，这时讲究美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最后印象。
合影后，我找到多少有过一点交情的李勇。他惊惧地看着我。他告过我的密，我们为此打架，他输了。我宽宏大量地拍他肩膀，搂着他耳语：“一日是兄弟，一生是兄弟。”
从此，我再也不会回到这所学校。
买到老虎钳后，我清查余额，还有一百来块，索性又换地方买下尼龙索和弹簧刀，这样就剩不下几个子儿。我知道购买管制刀具需要开证明，因此开始只打算买水果刀，但当店主露出共谋者才有的笑容时，我忽然觉得不必那么谨慎了，要了匕首。他将我拉到内间，找出一箱军用弹簧刀，我挑了最便宜的那把。
我觉得有一把弹簧刀，事情就会有一种仪式感。我将它藏在包里，走过人群，不一会儿就忍受不住诱惑，将手伸进包里，按起按钮。嗒，它弹出去，嗒，它收回来。我感到眩晕，我是死神，可以随时决定这些路人的生死，而他们只能将之归结为偶然。但我得挑选。在我心中，一个人被杀是因为他值得被杀。我觉得这些人都不太合适，直到走来一个一边用小梳子梳头一边左右张望的年轻人。他大约一米八，穿着巨大的皮鞋、修长的西裤和能显现胸腹的黑色紧身衬衣，就是瘦得有点过分，肩宽仅一尺左右，这让他看起来像一根可笑的扁担。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自己的良好判断。他紧抿嘴唇，威严地走过人群。我想直到昨天他还怀才不遇地爬上寡妇的肚皮，而今天已然升职，拥有独立的办公室。
我们像两棵树、两根木棍那样擦肩而过，而我心知，我是杀过你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回到家属院，我用老虎钳夹住钥匙的残柄，却使不上力，转也转不动，扯也扯不出。弄了一小时后，我愤怒不堪，握住老虎钳往保险柜狂敲，只觉虎口震痛，眼泪翻滚。我想事情苦心编织如此，毁在这么一个小细节上了。
下午一点半，隔壁门响动，是何老头儿出门。事虽不济，我还是按照计划，强打精神跟出来。何老头儿牵着一只猎犬，它抬腿时就像一匹老马那样斯文，懒劲十足。有时他和它停下来，他搔手臂，它侧过长着疥疮的背去蹭他的腿。当它趴住不肯走时，他吐唾沫，连续踢它的腹部，说：“养你有什么用，死了算了。”而它只例行公事般地哼几声。他得用皮带抽，它才努力支撑着，摇摇晃晃站起来。有时为了让它走得有信心，他会往路上撒些饼干渣。
这是一条永远也不主动叫喊的老狗。但在我收养孔洁那只小狗时，不知道它怎么将信息传递过来，我这边的小狗疯狂刨门，不停叫喊。就是那次，何老头儿猛拍我的防盗门，接着用脚踢。我想捂住小狗，但它挣扎得更厉害。我只能打开门。这是我第一次看清他的脸。他掐着我的脖子，脸色红透，眼珠突出，牙齿全黑了。
“吵死人，都几点了！”
“对不起。”
“你他妈还想不想活了！”
“对不起。”
“你要不想住，滚！”
“对不起。”
“对你妈逼的对不起。赶紧的！”
“对不起。”
他松开手，我咳嗽起来，我想这样会勾起同情，但他还是抽了我一记耳光，并狠踢了我一脚。我泪花翻滚，朝他鞠躬，关好门。我想捂死小狗，但它也被吓呆了。我给孔洁发短信要她赶紧带走，它却又叫起来，我便一脚踢向它肚子。它轻飘飘地飞起来，重重落在地上。
我现在跟着他，却是没有恨，我觉得那走着的只是一具木乃伊。我能理解这个过去俯视几千人的教官现在所拥有的特有的寂寞，他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时间的无限延长。他睡眠时间很少，很早起来遛狗，太阳升起时归来，声势浩大地做饭，然后去岗亭处取报纸，逐字逐句地读一个上午，再声势浩大地做饭，午休一小时，最后从家里出来，带着那只万寿无疆的狗。有一天，他既没遛狗，也没做饭，而是穿着整洁的军服，佩戴灿烂的勋章，早早坐在楼下。傍晚了，一辆吉普车才开进来，他鼓起水汪汪的眼睛，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和来者逐一握手。我站在二楼，看到那些慰问人员一个个像被绑架了那样焦灼不安，不禁觉得好笑。
他继续朝前走，碰到一伙围着三轮车下棋的，背起手慢慢看。应该是有人出棋没按照他的意志，他大声嗟叹，这样别人就和他争吵起来，以他孤零零的胜利告终。他们白着眼，骑走了三轮车。
然后他走向一堵墙，墙两边分别是街市和工地，墙下蹲着三五个穿着鲜艳上衣和平常裤子的中年妇女，正大口吃着盒饭。一些穿白背心的老头儿夹着碟片、提着食物逡巡在那里，装作不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直到她们说：“想玩吗？”
何老头儿每次都抢着说：“想啊，就看玩什么。”
“玩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不知道，说说看。”
“你都知道还要我说干什么。”
“我真不知道。”
“操逼。”
得到这个答案，何老头儿心满意足地走掉。他从来没有远远地跟着小姐去一趟出租屋。他解下拴在树上的皮带，一再念叨着“操逼”，和他的狗去附近公园了。我懒得再跟，走回家里，往锁孔里倒肥皂水，用老虎钳夹住钥匙，还是弄不出来。我呆呆站着，脾气像小瓶里升温的气体那样，慢慢膨胀，终于爆发出狂怒的力量。我握住老虎钳不停地砸锁芯，那东西带来巨大的反作用力，几乎震断手臂。
后来我躺在床上，想安定自己，却又被紧紧攫住，不得安生。我起来数趟，每次都以为能找到办法，却只不过是陷入到更深的焦灼当中。最后一次起来时，我万念俱灰，只想怎么惩罚它。我对着它狭长的入口撒尿，然后双手抓住立脚，像牛那样拱起半边肩膀，连吼三声，将它顶翻。它嘭的一声倒下去。不可能指望它会自己散架。但在它底部，我看到一只粘紧的密封塑料袋。拆下袋子，再揭开里边的塑料泡沫和旧报纸，便看见一只像镜子那样又圆又扁的玉佛，有些晦暗，凑到光线下看，却又分明活了。它笑个不停，眼睛、眉毛、嘴巴在笑，就连额角的绛红色胎记也在笑，笑得肉脂和衣服像波浪一样翻滚起来。
我也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想打电话告诉这世界上的随便什么人，我是怎样发现一个小市民在藏宝时所涌现出的奇怪心思的。她有着近乎愚蠢的聪明，对谁也不相信，包括自己，她觉得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她将宝贝粘在保险柜底下。她昨天将我轰出来，是想自己蹲下去摸那里，她摸到了，安心地走了。
何老头儿回来时，我对手机，是下午六点半。我想你真他妈不愧是一个军人。
第四章 准备
我们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一名逃犯他会往哪里逃？对我来说，
它充满无限的可能性。
次日一早，我来到旧货市场，游荡很久，才挑好一位看来识货的店主。他面相清瘦，白发苍苍，戴着老花镜，与人对视时自有尊严。我想他说个差不多的价，就收钱走人，但他鉴别好后却不置一词。我问值多少，他嗯嗯啊啊地，好似要说，又不说，只是不舒服地看着我。我再三催促，他才说：“小兄弟，你认为它值多少呢？”
“这个要问你，你是专家。”
他用拇指划着玉佛，说：“玉倒是玉，就是太阴了。”
“那你觉得值多少？”
“五百。”
我取过玉佛，说：“五百你买方便面去吧。”
“那你认为它应该值多少？”
“一万。”
“怎么可能？”
“信不信我卖两万？”
他笑了，说：“小兄弟你很会开玩笑。”我觉得这是耻笑，拔腿要走，听到他说：“三千吧，大家都诚心点，三千是个合理的成交价。”
“一万。”
他沉吟再三，又报出五千。我直视这个老者，一字一字地说：“一万五。”他说：“你看，你开始说一万，现在又说一万五。”
“两万。”
他摊摊手，做出无能为力的样子。我便走掉，我听到他又嗯嗯啊啊起来，知道他在组织词语，便索性急走出门。我藏在树后，窥伺着店门。未过数秒，他果然像老鼠那样张望着走出来，看见我便拼命招手：“你来，你来。”
“想买了？”
“买，一万我买。”
“你当我是什么？”
我拔腿又走，我觉得自己这是在赌博，我也不知它到底值得多少。我想他要是不跟过来，我也不会输，还可以死皮赖脸回去。他的行动证明这是件无价之宝，他在跑，这个老东西就像链条生锈的自行车那样，咔嗒咔嗒，在艰难地跑——还没有我走得快。我停下来，说：“你真要买，去取钱，我在这儿等着。”他果然又毫无尊严地跑回去，到门口时回头一望，发现我没走，便堆出下作的笑容，比画出一根手指。我正义凛然地伸出两根，他表示明白。
他提钱来时，一定要先察看玉佛，确信没有掉包，方给出一捆一万。我推回去，他便补了一捆。我将一捆塞进包内，一捆塞进裤兜。他说：“你也不数数？”
“你不会少的，你怕我反悔。”
这时，一个跛脚的乞丐端着铁筒移过来，我见里边都是一毛五毛，索性将裤兜里的一万元放进去。乞丐低头看着，脖子僵直，欲哭无泪。我踢了他一脚，他想到什么，弃掉拐杖，风一般遁了。店主错愕不已。我想他明白了，我并不在乎玉佛能卖多少，我只需要一万。
吃饭时，我开始省着点花，去火车站坐的也是公交车。这是事情的原则。距离火车站很远，我便拆下手机电池。
火车站广场有一面孤墙，绘着巨大的中国地图，人群像鱼儿般拥来拥去，将它一遍遍经过。我站在它面前，像站在时间之河，一天之后公安局长也会站在这里。我们思考着同样的问题：一名逃犯他会往哪里逃？对我来说，它充满无限的可能性，而局长必须拿起奥卡姆剃刀，将目标削为两处：一、逃犯在那里有着重要的利益或情感约定；二、逃犯在那里有认识的人。
剩下的他只能听天由命。
我扪心自问，在这世界与谁也没有约定，如果非得算上一个，那就是自己。很早以来我就想去海拔很高的名山观看日出，我一度觉得这是治疗人心衰竭的唯一办法。而我在异地认识的人，妈妈、大多数的亲戚以及原来的同学都住在A县，只有一个姑妈家的表姐生活在遥远的T市。
我到售票大厅排队，准备买明天下午四点半离开的票，半小时后陡然想到它是过路车，可能晚点，便走出队伍重新盘算。最终买好的是明天下午四点十分从此地始发的票。售票员说只有软卧，我说不要，她说没有硬座，我说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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