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童年-第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红色童年》
作者：盛顺丰



正文
红色童年


　　　　红色童年
　　　　自序
　　　　它，可以算是作者的自传；也算是那个平淡而又疯狂时代的试图代言。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精神苦难史，轻易地把心灵的疮疤撩起给人展示的，但历史总是在真实中被记忆磨难出一点痕迹来，让人想忘又无法忘记。我但愿这不是小说，因它基本上都是本人的真实事件的琐碎记忆，也许你会感兴趣，也许你也有相似的经历，如果出生在60年代，你大概更会有同感。不论我的文笔有多么拙劣，可真实往往会有感人之处……
　　　　吃晚饭时，刚满八岁的女儿又打开了她的问号箱，“爸爸，为什么咱们的国旗是红色的？”我信口回答：“太阳是红色的。”她对这个答案不甚满意：“太阳没那么红，我们老师说，国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不以为然：“我们老师也这么说过。”我以为问题该结束了，但孩子的表情又严肃起来，告诉我真正的提问才开始：“为什么电视上说绿色象征着和平？”我的回答更加不自信了：“烈士用鲜血染红了国旗，然后告诉我们为了绿色的和平不要再流血。”她仍不满意我的回答：“为什么有的国家的国旗是绿色的？他们没有烈士吗？他们只有和平吗？……”阅历极浅的我被卡住了，我也在内心发问：颜色真的象征这些或那些吗？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曾被封为红色的接班人，红色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神圣的颜色呵，简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图腾……
　　　　七十年代初步入小学校园的我，既没有经历过“*”初期的大风大浪，也无力快步赶上“*”结束后的恢复高考。我们这一代，是微不足道的一代，也无法给自身有一个正确的定位；起初被定为红色接班人，“*”一结束又被定为被挽救的一代。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代人谁也无遐研究，老三届指责我们：没有参加过武斗，经不起大风大浪；没有上山下乡，没吃过二遍苦受过二茬罪；没受“*”多大影响，什么好事都赶上了。最后，我们只得自嘲地给自己下定义：没有时代阅历，没有知识功底，比上不足比下无余的麻木的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一迈进学校的大门便接受了红色的洗礼，红色就是我们的追求，红色象征着绝对的进步，对红色的简单认识就是我们的全部阅历，我无法回答孩子关于其它颜色的政治含义是因为我不曾接受过多彩的启蒙教育，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红色”中度过的……
　　　　一、红小兵
　　　　七三年暑假前，我终于以两个学期各门功课全部满分征服了全班同学，第二批加入了少先队，并当上了红小兵。记得那天下午，我胸前戴着崭新的红领巾，别着那枚红色的小塑料牌，骑在教室的窗框上不断地擦玻璃，放学已经很久了，我仍不舍得离校，直到拿钥匙的同学准备锁教室门了我才跳下来收拾书包。
　　　　学校里静悄悄的，上灶的老师端着饭从我面前走过，大门已经关上了，我央求正在闷头吃饭的传达室赵伯为我开小门，他态度和蔼地说“当上红小兵高兴的连家也不回啦。”告别赵伯，我卸下书包边抡着边往回跑，太阳已快要落下，弄出些余辉重重地涂在西边的天上，夏日的夕阳红得使人眼晕，那时的我不懂得什么叫美，只觉得好看，它象巨大的火炉中的火焰映红了视野，也把我胸前的红领巾映得更红了，它给我增添了一丝从未有过的得意，我甚至怀着一种炫耀心理步入我们那所马蹄型的大院。
　　　　我们这个家属院共有十七户人家，东西两排相对，南面一堵砖墙将两端连起，北头是进出的缺口，两排当中是宽敞的大院，只要从东北角的小木门一拐进北口，全院概貌一览无余。夏日的傍晚，家家门前都支出张小木桌，聚家围坐在一起吃饭，邻里间相互交谈着。我跨进院子，经过西排第一家李荷花家门口，李荷花边吃饭边对他父亲说：“看，小顺也当上红小兵了！”她比我大一岁，和我同班，总是莫名地羡慕我并为我鸣不平，而我又莫名地有点讨厌她。她妈是全院的高音喇叭，高呼着：“哟，小顺当上红小兵了！”这一喊，几乎全院人都扭过头看我，使我由得意变为惭愧进而有些恼火，我快步走向西排十二号，那是我家。我们这个院子家家门户都挺相象，区分靠的是每家右门框上的红漆号码，唯独我家最好认，右侧一棵又粗又壮的杨树。
　　　　当我走到自家门口时，只听身后东排４号程家的二女儿程雯哼了一声道：“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还是第一批呢。”李荷花接了火：“人家要是同意当班长也是第一批！不像有的人拿着批好的煤条子去巴结老师，丢人！”李荷花她妈大喝一声：“荷花，进屋端饭去！”院子里突然静了下来，但不一会儿又热闹起来。程雯比我大一岁半，也和我同班，她家门口也有一棵大树，不过是长在左侧，而且树身也向左斜；这家的几个孩子在院里说话都很气粗，因为她父亲是厂里的革委会主任，虽说大字不识几筐，但凭着在仓库当保管时揭发这个揭发那个，一夜之间入了党，老上司一上调他便平步青云做了主任，连他那不识字的童养媳大龄老婆也从现场调到营业室开起票来。夫妇二人倒是沉默寡言，男的总低着头走路，女的走路爱把头高高扬起，院里讲迷信的胡老太总在背地里说：“扬头婆娘低头汉，这家算占全了，连门前的树都是歪的，那屋里的人心能好吗？！”说来也怪，院里的老老少少很少有人接触这家；倒是我们家常常门庭若市，没人忌会我父亲是摘帽右派，大人不说小孩不懂，父亲耿直善言，乐于助人，听别人讲他是被人从“上边”整下来的，马列理论水平相当了得，发言从不拿稿子，破例被安排到政工组当组长，在那个时代，被开除党籍的人搞政工实属少见。
　　　　大人之间的事我知道不了多少，只知道自从当上红小兵便没有同学骂我是右派的儿子了，我有了护身符，一方小小的红塑料牌堂堂正正地别在我左胸前，它标明了我的身份：红小兵。
　　　　二、改名字
　　　　我一出生，父亲便随湖北老家的家谱“顺字辈给我起名顺丰，后来看我长得很瘦便希望我长胖些，丰字改为彪字，很长一段时间我只知道自己叫顺彪，我很不满意这个彪字，到了*摔死在温都尔汗时我便有了借口，对父亲说“*是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我才不愿顺他呢，我要改名！”父亲并未反对，说：“那你就还叫顺丰吧”。过去，常有人问我：“你那个彪字和林副统帅的彪字一样吧？”语气中分明有讨好的意思，我总是反感地回答：“不知道！”说实在的，我一个小孩懂得什么，私下里我总有点看不惯那个倒八眉、三角眼的小老头，他手持一本红宝书站在*旁边并被印在日历牌上，我觉得不协调，感到画面很拥挤，在我很小的时候总是这样理解这幅画：看，有人要打*，还是拿*语录。上学后才知道*第一他第二，他是*最亲密的战友和好学生，他那是在保护*呢！但是到了夜里，我借着灰暗的灯光看到这幅画仍没有什么好感，总觉得他没有*好看，并且他的笑容也不那么真实，还是热爱不起来。白天，我总怕把这种情绪表露出来，或是不注意说出来，那是极为反动的，但回到家里又忍不住那么想，反动就反动，又没人看见，我又不说出去。每当我注意到那幅画时心里总不免胡思乱想，但他是在我家的墙上，何况他手里拿的红宝书我也会背许多篇，我不懂政治也不可能懂，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鹦鹉学舌地背几段语录，装模做样地拿着红宝书照像，我图个什么？又懂个什么？懂个屁！我只图那本书的封皮是红色的。在那个红色笼罩精神的时代，人们的言行竟是那样步调一致，有人在厕所发现“*万岁”的口号，用白色粉笔写的，革委会出面调查，因为把领袖写到厕所本身就是犯罪，况且又用了白色书写，简直反动透顶！最后，查出是个刚上学的小学生“干”的，饱打一顿后被他父亲带回去写认罪书了，那是我父亲厂里一个不识字的老工人的独生子，晚来得子竟得了个小**，这孩子也是他家里第一个会写字的人；审查到最后，革委会把父子二人交到政工组，我父亲没有再审下去，立刻作出判决：把这个老工人从一线搬运组调到机关澡堂劳动改造。私下里又托人把那个小**转到我们学校上学，并且和我同班。他转来不久，*被宣布为坏人，我改了名，班主任在课堂上针对我的改名发表了演说：“为了表示对篡党夺权的阴谋家*的愤恨，盛顺彪同学已改名为盛顺丰，他把和大坏蛋名字相同的字改了，这说明他的政治觉悟很高，请大家为他鼓掌！”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我的“新”名字被老师写在黑板上。从那天起，我作业本上陆续被老师打了个小红×，后面添上个丰字，再后来，这个彪字彻底消失了，再没人叫我小彪了。那天，我回到家挖空了日历牌上的那张令我讨厌的脸，第二年终于换了新日历牌，上边印的是京剧《红灯记》的剧照。
　　　　三、家里买了收音机
　　　　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处于低收入低消费阶段，象我父亲这种月收入79元的算高工资了，加上母亲的49元，已令院里人羡慕的不得了，可五个孩子的吃喝穿戴以及学费，使这一百多元的收入显得苍白无力，加之郊区乡下父亲的几个哥哥月月轮番进城办事，看病，小住，使得父亲不得不常年借债。乡下的亲戚是万不能怠慢的，因为奶奶住在他们那里，得罪了他们也就惹恼了奶奶，父亲是个孝子，这种事是不会做的；因此，应筹各种亲戚成了父亲的又一项主要“工作”。那时的乡下人可不象现在这么财大气粗，城里的一切都是他们的理想，有个象父亲这样的有“官儿”帽的亲戚，简直就是“万事通”，来办事的，我们家是免费旅店吃住全包；来看病的，我们家是住院部，白天治疗晚上回来，非住医院不可的，父亲或姐姐早晚得送饭，交药费时，陪同病人的亲属会直接找到我父亲单位……父亲从不说是借钱，而是说：等一会儿。那时父亲简直就是办事主管、主治大夫、财务部长，没人相信他会去向人借钱，一百多元的收入在那些人眼里是天文数字，是永远也花不完的，留着有什么用呢？后来，奶奶去逝了，这种情形便渐渐消失了，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没人再进城来看我们了，父亲也极少再到乡下，父亲携全家开始了漫长的还债旅途，直到八十年代中叶我们姊妹全都工作了，家里才抖净了一身债务。如今的乡下亲戚再也不会羡慕那几个工资，相继都富了起来，偶尔有人进城办事路过我家，也是饭不吃水不喝，提的礼让我们乍舌，看到我们家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不免流露出一丝嘲笑，父亲仍是那么热情，但愈热情人家就愈急着走，似乎后悔不该来。*的政策是五十年一百年不变，而父亲对乡下人的态度也是一辈子不变，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乡下的亲戚富裕了也是他的愿望实现了，不管人家怎么想，他是绝不向那些他曾帮助过的亲戚开口要什么的，别人的终归是别人的。
　　　　想想那些年，生活不富裕，生活内容也单调乏味，美好的理想如画饼充饥，能吃到半个看着一个就足矣，尚或有一点点新生事物出现，就觉得充实极了，比如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家里买了“台”半导体，在那个年代，这无疑是普通人家里的奢侈品，虽说它长不过20厘米、宽不过10厘米，厚不足4厘米，但摆在家里的半截柜上显得十分耀眼，简直就是“大件”。记得那天下午放学，我一进门就发现了桌上摆着一只崭新的半导体收音机，我不敢确定那是真的、借的还是自家的，父亲高兴地问我：“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怎么能不知道？在商店里我在它面前常常不忍离去，对它的奢望、猜想太多太多了，我激动地问父亲：“咱家的？”父亲笑着点点头，我立刻冲过去拿起它，又怕丢到地上摔坏，便把它放在自己的床上，看着说明书找开关，终于它被我弄响了，调出少儿节目，播放的是一首儿童歌曲：
　　　　小蜜蜂，嗡嗡叫嗡嗡叫，
　　　　红小兵学农到近郊
　　　　……
　　　　时间太久了，我只记得这几句歌词。自从有了收音机我便早晚围着它转，爬墙上树少了，也没空儿和别的男孩打架了，最迷我的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我从不错过收听时间，早上没听上等中午回来听，中午没听全晚上补听，什么《矿山风云》、《新来的小石柱》《向阳院的故事》、《海岛女民兵》、《艳阳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等等，从少儿作品到**作品，从中国小说到世界名著，半导体伴随我渐渐长大。在七十年代，有几部小说给我印象极深，从《新来的小石柱》中，我知道了“锦标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体育事业就是要大家集体都能完成1080°转体，绝不能象陈超那样标新立异搞个人动做，要提防阶级敌人借赠苍鹰图腐蚀我们；从《向阳院的故事》中我懂得了爱劳动就是放了学去工地上帮工人扒沙浆，绝不能用自刻的小石猴去卖钱搞资本主义；从《艳阳天》中我认识了劳动人民高大全的形象，秋后分红就是资本主义抬头……，那时候我脑子里装满了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无时不在无孔不入，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由于警惕性过高，我和几个爱听小说的同学把学校门前小卖部里的独腿老头当阶级敌人监视了起来，我们怀疑他与《海岛女民兵》中的台湾特务刘阿泰有关，尤其是那条假腿，我们怀疑里面也装了发报机，有个同学尾随他进了厕所，看见他解下假腿，便认为是要发报硬要检查，结果被老头儿骂了出来：“滚*蛋！老子这是抗美援朝炸掉的。”但是，我们仍不放松警惕性，经常把发现的“敌情”报告老师或家长。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不再亲近那部半导体了，大概是八十年代初吧，各家相继买了黑白电视，有声有像的小屏幕替代了它，至少我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那部半导体只有父亲常摆弄它，再后来它摔了几次，最后终于坏了，陈积厚土无人问津，我上高中的时候收破烂的把它收走了。
　　　　四、红色向阳院
　　　　当那只半导体还“年轻”的时候，一部《向阳院的故事》几乎吸引了所有小学生甚至中学生乃至家长们，从临近暑假一直播到放暑假后不久，刚刚放假的孩子们象脱缰的野马到处乱窜，而有一部分孩子便受了故事的影响四处寻找工地扒沙浆，结果上门告状的工人满脸怒气，因为施工用的水泥中被掺进了粗粒砂子；不久，同名电影《向阳院的故事》上映了，找砂浆的孩子有增无减，工地的人便告到了街道办，为了使孩子们不再盲目地模仿故事，街道办便决定成立向阳院，新生事物产生了，街道办为百十多个大院统一编了号，一个个向阳院便诞生了。孩子们的热情有了归处，不再去找那从未见过的沙浆，而是比赛看谁起得早来打扫大院的卫生，孩子们大清早五点多就拿了笤帚抢着扫院子，一时间尘土飞扬笑声震天，那段时间里，我爱睡懒觉的毛病被纠正过来。向阳院的成立的确给大人们帮了不少忙，孩子们变勤快了，听话了，也团结了，不再往外跑，到处可见向阳院精神，只要有人去院外的垃圾台倒垃圾，便会有红小兵过来帮忙，渐渐地向*神升华为雷锋精神。
　　　　程家也委派二女儿程雯出面参加向阳院活动，她的手里总拿着把笤帚，喊声也比别人大的多，大孩子不听她的指挥，她便组织一帮比她小的孩子扫地，最后总是把一点点垃圾集中在她家门前并揽进她家的垃圾筐，然后再由她指挥着几个孩子轮换着抬上往垃圾台走去。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孩子们照例打扫大院，程雯又召集了那些小孩子在她家门前，就见她妈出出进进好几趟往筐里倒东西，地还没扫完筐里已经装得满满的，该倒垃圾了，小孩子们一哄而散，程雯手拿笤帚喊着：“还没倒呢！”孩子们说：“太重了，我们抬不动”。程雯望着垃圾筐发呆了；从那以后，小孩子们加入了大队人马，没人再听她使唤。
　　　　暑假快结束了，也入秋了，一连下了两天雨，雨后的院子光光的不用扫，又过了几天，开学了，孩子们没有精力再顾向阳院的事，渐渐的冬天到了，向阳院的事已被人们淡忘了，下了一场大雪，院子里各家只扫门前雪。
　　　　五、被迫停课
　　　　我上小学时的第一班主任，是一位从农村考进师专毕业后分到我们学校的，接任我们班时她已入而立之年，并且是两个男孩的母亲；不知她从哪里得知，我是家中最小并且是唯一的男孩，她经常在别的老师面前突然抓住疯跑的我对人家说：“看，家里四个姐就这一个宝贝*”。起初我不以为然，后来次数多了我便颇为反感，我从她的口气中感觉到了羡慕的意味，又从她的表情里读到了一丝仇视，于是每当下课时，我一看见她和哪个女老师在闲聊，便总是有意避开，以免她再重复那句话。因此，我好几次拒绝当班长，因为当了班长就得经常到校办公室，几十个教师都集中在那个大房子里改作业，难保她不会挨个儿给人家宣布我在家的“地位”，为此我也许深深地得罪了她。
　　　　一天下午，三年级临时通知不上课，但我因为是校文艺队的要排节目仍然到校，由于到的太早，便在操场边的沙坑处玩起来，我学着体育班的同学的样子练跳远，口袋里用来做毽子的几枚“麻钱”掉了出来，正要捡起来，班主任四岁的大儿子李季跑过来喊到：“那是我的，给我！”我早就听同学说他这个儿子爱抢班里同学的东西，要是不给他就会跑到他妈那儿大哭大闹，可我天生犟得出奇，装起麻钱往排节目的会议室走，他便一**坐在地下，面对着沙坑北面二十米处他家的住处大喊：“妈，他不给我！”我没理他，径直走了。
　　　　这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了，那孩子那时如果好好向我索要，我也许会把所有麻钱都给他，可他那种蛮横的态度是我无法接受的；但如果他妈第二天上午放学也象留别人那样叫住我，然后对我说：“把你的麻钱给我们小季几个吧，你是哥哥嘛！”我会毫不犹豫地送给她，可我绝对不会主动送给他，正如我从不在学雷锋日举手同意到班主任家发扬雷锋精神，什么买煤呀、买粮呀、刷房呀等等，而举手的大都是考试不爱及格的。现在想来这是我做人的缺陷，也许我会帮一个拉着满车重物的老人推车上坡，但绝不会临过年跑到领导家帮忙刷房子。人与人相处，本应是相互帮助的，但那种看人行事的帮法未免让人贱看；比如单位开大会，我看见小刘满头大汗地抱着一尺多高的文件袋掉下来，那位女领导竟擦肩而去不理会，帮小刘的是同样也抱着文件的小张，一位是空手而过不予理会，一位是放下手里的帮别人，于是我从后面急赶过去帮这二位，我更加坚信官帮官，民帮民是条真理。
　　　　麻钱的事我一夜间早忘光了，怎么也不会想到它暗藏着祸事。第二天一上早自习，我就被班主任叫走了，我随她来到她家，这实际上是学校的宿舍，屋子很小，一张办公桌紧挨着窗下挤着，一张木板双人床紧靠墙拐角，空地上仅够两个人站着，那张床上坐着个中等偏瘦的中年男子，我的班主任表情极为严肃地给我介绍：“这是小季他爸，兴庆小学的体育老师。”我很有礼貌地问候了他，他没有理我，而是把头扭向身后问：“小季，肚子还疼吗？”我这才发现昏暗的屋里还有一个人，她的大儿子小季坐在被窝里，小季把目光递向他妈答到：“疼。”班主任便开始了正式审问：“昨天下午到校了？”我回答：“到了，文艺队排节目。”她又问：“你见我们小季没有？”我回答：“见了，在沙坑那儿，他还抢我的麻钱呢！”她的口气变得很硬：“你是不是踢了他几脚才走的？”我楞住了：“我连碰都没碰他一下。”她突然狂叫到：“踢了还不承认！我们小季昨晚肚子疼了一夜。”我被这突如奇来的诬陷激怒了：“我从不和小小孩玩，也从不欺负小孩！”她丈夫口气倒是稍软：“小孩子是不会撤谎的。”我争辩着：“我也是小孩，我也从不撤谎！”班主任仍很激动：“踢了就踢了，别不敢承认！”我反驳：“你让我承认我没做的事才是撤谎呢！”她气得直发抖：“你小小年纪就这么凶？！”我正颜厉色：“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她有点不知所措：“这是你爸教你的吧？”我仍不改颜色：“反正不是你教的，我爸从不教我撤谎！”她有点失去理智，一小撮头发垂到唇角被嘴角的白沫粘住，她气急败坏地说：“你别嘴硬，我有人证！”她掀开帘子叫回他的小儿子：“你说，是谁踢你哥了？”那连路也走不稳的小男孩胆怯地望着我发愣，他*问着：“是不是他？”她用手指着我，那孩子却看着他妈吞吞吐吐地答道：“是。”我顿觉天昏地暗，简直不敢相信她是我的老师，是我的班主任，是把我迎进学校的启蒙老师……我突然清醒过来，问那个小男孩：“你啥时候回来的？”他回答：“今天早上我爸带我回来的。”班主任见我问出了破绽，忙狡辩：“他爸昨晚带他走的，今早又回来了！”我立刻道：“那咱找传达室赵伯作证！”她有点糊涂：“赵伯作什么证？”我提醒她：“你爱人这几天回来没有赵伯肯定知道，他得开小铁门。”她泄气了，语气变得那么勉强：“反正我们小季肚子疼是事实。”我毫不势弱：“疼不疼他自己清楚，反正我没踢他！”她的口气不再那么强硬：“你承认了就去上课。”我说：“我不承认也要上课！”她看我这么硬气，便威协我：“你不承认就别想上课！”我的态度仍不改：“我宁肯不上课也不会承认！”我毫不犹豫的掀开帘子走出去，脸上挂满了委屈的泪水，但还是径直往教室走，我要是主动停课就等于承认了她的谎言，第一节是美术课，预备铃刚打过，我刚坐下，她跟了进来，对我喝道：“你出去！”美术老师也是个女的，姓徐，徐老师一向认为我是个好学生，并且我是班里的美术课代表，她扶了一下高度近视镜对班主任说：“惠贤，有啥事下了课再说，让娃先上课吧？”班主任仍不改态度：“不行！让他出去！”我鼓足了勇气站起来高喊：“我没踢你儿子就是没踢！到死也不会承认！”说完便收拾起书包，走出了教室。我来到空旷的操场上，在足球场边的一棵大槐树下坐下来，书包扔在一边，这一坐就是一节课。下课铃响了，我捡起书包躲到了体育室后面，第二节课的铃声又响了，我想回班里上课，可看见她把在教室门口，分明是在堵我，我又回到了操场。剩下两节课全是她的，我便拎着书包满校园乱转，直转到放学跟着别的班走出校门；下午，她照旧在上课前把在教室门口，于是，我彻底死了再进课堂的心，从此，我远离教室，独自在操场一角“自学”起来，为的是回家后不被父母察觉，尤其是数学和语文这两门主课，一天自学一课一章，回家后自己布置作业即课后练习，我就这样在学校的操场上度过了近两个星期的时光，直到有一天李主任（校长）撞上了我，他态度和蔼地走近我：“小同学，你怎么不上课？”我手里捧着书头也不抬地答：“我们老师病了，不上课。”他接着问：“你是哪一班的。”我抬头发现是校长，便站起来回答：“三年级五班的。”他非常肯定地说：“刚才我还看见她在课堂上，你怎么说她病了？”我知道瞒不住了，眼泪流了出来，委屈地说：“她不许我上课。”李校长问：“为什么？”我简单地回答：“她诬陷我，非说我踢了她儿子。”他略带沉思：“噢，那你到底踢没踢？”我坚定地回答：“没踢！她停我一辈子课我也不承认！”校长轻轻点点头说：“你先去上课吧，回头我找你老师。”我说：“她把着教室门，每节课都不让我进。”校长的脸色突然变得有点可怕，严肃地对我说：“你跟上我，我送你回教室。”我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班主任正在讲语文课，她看我跟在校长身后，似乎明白什么，用书挡住脸，继续讲，校长也没有说话，看到我回到座位便走开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赶过我，快要期中考试了，我的心里一点也不慌，因为我在操场“自学”的进度已远远超过了班里的进度，为此我暗自得意，甚至有点感谢停课，从而也尝到了自学的甜头。
　　　　我刚刚恢复上课不久，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早上，本该是班主任的课，出现在讲台上的却是临班的秦老师，她告诉我们：“你们老师住院了，病的很重，是偏瘫，可能这学期都上不了课了。”于是，班里象炸了窝似的乱作一团，秦老师收拾不住局面便走了，班干部们聚到一起研究该怎么办，首先由那个考试从来都不及格的班长提出次日集体去医院看老师，这是他的特殊“嗜好”，这是个身材矮小瘦弱的农民子弟，突出特点是头小、口齿不清，因家里常派他给班主任送些鸡蛋、蔬菜等农副产品，不久他便当了班长。我们这所学校就建在他们村里，这里是城乡交界处，学校里的学生多半是农村娃，附近的居民为了图近便把孩子送到这所小学读书，在这所学校里，农村孩子是颇受优待的。小头班长一号召，首先响应的是农村娃，于是班里出现了半停课状态，到校上课的不到一半人，那时正闹黄帅和张铁生“运动”，出现那种情况不足为奇。
　　　　后来，听说班主任出院了，住在她丈夫那儿，去看望的人有增无减，因为那儿离兴庆公园特别近，许多同学的真正目的是到兴庆公园划船。一天晚上，父亲问我：“你不去看你老师吗？”我说：“还要上课呢。”父亲语气温和地说：“你还记仇吗？”我佯装无事：“有什么仇可记的？！”父亲说：“你丽霞姐都告诉我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丽霞表姐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她最近才从外地学习回来，想必是李校长告诉了她所发生的事，而她又告诉了父亲。从父亲的口气和表情里，我断定他是完全信任我的，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后，我终于同意了父亲的建议：“我没那么小气，明天就去看她。”父亲赞许地点点头：“给，这是伍块钱，你找个同学一起去，路上买点东西”。
　　　　第二天，我约了张叔安同往，路上买了一斤蛋糕和两袋桔子粉，步行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兴庆小学，当我出现在班主任面前时，她望着我愣了半天，几乎不敢相信，突然她拖着半瘫的身子从床上挣扎着下了地，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