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富真相-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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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裕，不可能永远“甘居人后”，他更加向往那种一言九鼎的感觉。不过，对兄弟俩存在矛盾之说，黄光裕却作了否认：“我们哥俩之间又不会争什么，从不为钱、为权去争，而且当时两人也都不想出名。”但黄光裕也坦言道：“企业不容有两个领导，因为总会有一些漏洞让人钻空子。”

不管缘于哪一种原因，兄弟俩最终分了家，而且分得很干脆、很彻底——黄光裕分到的是国美的牌子，以及一部夏利车和几十万元的现金，其他的全归黄俊钦。从当时的情况看，黄光裕确实有点“吃亏”，因为国美在1993年的资产规模至少有几百万元，不仅从1991年开始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分给了黄俊钦，而且当时已有的五六家电器门店并没有分给继续做电器的黄光裕，而是分到了对电器行业已经没有太大兴趣的黄俊钦名下。

黄光裕后来回忆道：“我哥哥的确分得比我多，多出也不止一星半点。”当时，国美这个品牌根本谈不上什么无形资产，黄光裕分到这块牌子，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长远战略眼光，更多的只是一种无奈。国美之所以后来名扬天下，更多的是因为日后黄光裕和张志铭等人付出的汗水与智慧。

#奇#黄氏兄弟今日的关系冷淡，恐怕少不了当年点点滴滴矛盾的累积。《财经》杂志报道：“其间，时时可遇早期民营资本介入房地产开发时面临的诸多障碍，并经历着严重的资金缺血。一位曾就职国美电器高层的知情人告诉《财经》，兄弟两人在鹏润大厦建设时期发生激烈争执，一度反目。鹏润大厦系黄俊钦所建，黄光裕购买其中一部分，但迟迟未向哥哥支付楼款。他当时实在没钱，非常艰难，而黄俊钦也很缺钱。”

#书#两人关系紧张时，甚至叫来保安互相对峙。黄光裕在2005年接受笔者采访时，对此解释道：“当时鹏润大厦一人一半，底下人为了一些小事吵起来，是保安们不懂事，怎么会扣到我们的头上来！我们之间矛盾是有的，那是很正常的事情，该争的时候就争嘛，但不存在伤害感情的问题，毕竟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企业。”

#网#有人把这话理解为黄光裕故作姿态。其实不然。事实证明，兄弟俩在分家后，还时常进行合作。黄光裕进军房地产业，就一直得到大哥黄俊钦的指点。兄弟俩还一起开发过房地产项目，并互相拆借过资金。

正如并排矗立在北京朝阳区霄云路路口的新恒基大厦和鹏润大厦一样，兄弟俩不管曾经有多生分，但两人的根是连在一起的。

三段爱情和几员大将，在黄光裕本命年一起涌现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这首由杨钰莹唱红的流行曲，是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外来妹》于1991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轰动了全国。自此，“外来妹”成为一个和广东改革开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词汇。

就在1991年，黄光裕18岁的大妹妹黄秀虹也成为了一名外来妹。但她这位外来妹显得与众不同——众多外来妹都是纷纷南下广东打工，而她却逆流而上，从广东汕头老家北上来到了北京；众多外来妹出去打工都是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但她在北京城内却有大哥黄俊钦和二哥黄光裕，而且两人已经成为拥有数家电器零售店的小老板。

第14节：第二章　闯荡江湖（7）

黄秀虹学的是会计，于是在国美从一般的财务人员做起，1995年开始升任国美电器西四分店店长。黄秀虹说：“不会因为我是老板的妹妹，就一定要有个好的职位，我很高兴我可以从底层做起。”因为有了这个平台，黄秀虹的能力得到了迅速提高——从刚开始面对财务报表时的手足无措，到后来逐渐学会妥善处理每天不断涌现的各种问题。

2004年，黄秀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透露了她当时的巨大压力：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她经常彻夜难眠，好多个夜晚，她虽然已经回到家里，闭着眼睛躺在了床上，但仍然觉得自己仿佛还在办公室内，大脑中所有的细胞仍在高速运转，想着那些千头万绪的公事，有时一个问题一想就是好几个夜晚。黄秀虹说：“别人做不好还情有可原，但我做不好就不行，我必须要做到比别人更好，谁叫我是黄光裕的妹妹！”

在刚到北京那段忐忑不安的日子里，一个男孩闯进了她的生活。当时国美电器还在创业初期，企业的规模不是很大，所以公司一些重要的职位都是回到广东老家去招人。这个男孩在一次招聘中进入了国美。他虽然只有高中文凭，但由于聪明能干，很快就得到了赏识，成为财务方面的负责人，早几年公司使用的财务系统软件都是由他主要负责做起来的。

由于工作关系，两人有很多机会在一起，慢慢地就产生了好感。两人的恋爱经历没有太多悬念，在相识一两年后的1994年，21岁的黄秀虹嫁给了25岁的他。婚后两人很快有了一个女儿，这个小家庭度过了一段非常甜蜜的时光。也许在黄秀虹的脑海里，和一个可靠的人在一起，然后结婚、生子，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是一生中最大的福份。但后来的发展却事与愿违，这是后话。

几乎在同时，国美另外还有一段爱情在萌芽。1993年，黄光裕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北京姑娘杜鹃。杜鹃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当时任中国银行信贷员。据知情人介绍，那个时候的信贷员对于业务能力要求很高，这样的人才总量是很少的，所以杜鹃称得上智慧与美貌并重。

那一年，黄光裕刚和大哥黄俊钦分家，正处在事业的关键转折点上。既漂亮能干、又拥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工作单位的杜鹃，无疑让年轻的黄光裕为之心动；而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黄光裕，却有着聪明的头脑和可贵的进取心，这也让杜鹃不得不为之侧目。

当时的黄光裕分家时得到一辆夏利车，这辆车自然成为他承载当年爱情幻想与事业理想的最佳工具。据知情人透露，黄光裕虽然会开车，但一直没有驾照，自从爱心被杜鹃俘虏后，他更没办法集中精神开车，有一次甚至差一点被交警逮住。于是，找一个驾车技术好、熟悉北京路况、人老实听话而且年轻身体好（偶尔可以做做搬运工）的司机，成为黄光裕的当务之急。

有一个人完全符合黄光裕这些“苛刻”的条件，那就是一个叫张志铭的年轻人。看看他的简历就知道，这绝对是一个私人司机的最佳人选：中专学历，籍贯北京，1970年2月出生，1984年至1986年在北京市塑料工业学校学习，1986年至1991年在北京苹果园木器厂工作，1991年至1993年在北京市金龙出租汽车公司当司机。他不但长相佳、品行端，而且老实听话、勤奋肯干，让黄光裕甚是称心。

1994年，也就是在张志铭进入国美之后一年，黄光裕的二妹——年仅19岁的黄燕虹也来到了北京。她最初在国美当出纳，在财务方面完全是自学成才。

在黄燕虹来到国美不久，黄光裕便把自己的司机张志铭调到最基层的门店去干活。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平常的接触中，黄光裕意识到张志铭是一个人才，所以开始重点培养他；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张志铭已经不能专心为自己开车了，他的心思已经慢慢转移到自己的二妹黄燕虹身上去了。

1993年，在黄光裕开始第二次创业的时候，又招聘了一些人，其中几个人以后成为了黄光裕得力的左臂右膀，他们在国美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除了张志铭和之前进入国美的李俊涛，另外还有何炬和华天等人。

李俊涛1986年7月至1988年7月在广东兴华无线电厂工作，于1988年7月至1989年12月，在北京一家叫亚华的电脑公司工作。1989年12月，他被黄氏兄弟招至麾下，历任业务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1992年底，因为做电器这行太久了，李俊涛也想换换口味，跟黄俊钦去做房地产，但最后在黄光裕的盛情挽留之下，随着黄俊钦名下的恒基电器又一起转到了国美电器。

何炬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曾于1990年8月至1992年3月在中国船舶研究院担任干部，1992年6月至1993年8月在厦门太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职，从1993年9月起进入国美。在为国美效力的十余年中，作为黄光裕曾经的得力干将之一，在国美的全国扩张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后来最大的贡献，是把国美的制度建立起来。

黄光裕对手下的严苛是出了名的，但在谈到张志铭、李俊涛、何炬、华天等国美高层管理团队时，他的态度先抑后扬，表现出了一种欣赏之情：“虽然这几个人在能力上还有些欠缺，但这谁都有，他们也有几个条件：一、敬业精神非常好；二、非常有眼光、有胆量；三、非常勤奋；四、从来不封闭自己；五、从岁数来讲，非常恰当。他们对这个企业是非常有感情，也非常了解的，根基非常扎实，是从基层到上面，整个企业的流程他们都做过来了，都努力过了。”

也许是黄光裕太过于强势和喜怒无常，他手下这几员大将在企业内数度沉浮，有一种被“如来佛”的手掌把玩的无奈。有的人甚至在负气出走后，还会遭到黄光裕的无情“追击”和打压。

1993年是黄光裕的本命年。中国有一句古话：“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如果本命年走背运，则以后到处是关口、满眼皆门槛、霉运到家；如果本命年走顺运，则以后一顺百顺、红运当头、势不可当。

黄光裕命硬且好，有幸成为了后者——他想找一个好老婆，却“事与愿违”，最后发现自己找的是一个天生的投资专家；他想找一个好司机，还是“事与愿违”，最后发现自己找的是一个无师自通的管理专家；他念及亲情，想为两位妹妹在公司里安排一份工作，仍然是“事与愿违”，最后发现她们不但不是累赘，反而是独当一面的人才……

如果说黄光裕是一个赌徒，那他真是一个手气奇佳的赌徒。三段爱情和几员大将，在黄光裕的本命年一起涌现。他们以后都对国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份本命年的红运，将照亮黄光裕整整15年的行程。

第15节：第三章　无心插柳（1）

第三章　无心插柳

时间：1993—1998年

财富增长：（黄光裕）从几十万元到数亿元

（黄俊钦）从数百万元到数亿元

如果有50％的把握就上马，有暴利可图；如果有80％的把握才上马，最多只有平均利润；如果有100％的把握才上马，一上马就亏损。

——张瑞敏

“这回胡润总算把他揪出来了。”当大哥黄俊钦的名字出现在2004年胡润的百富榜上时，黄光裕笑称。与弟弟黄光裕后来声名鹊起相反，大哥黄俊钦的曝光率一直几乎为零。

新恒基大厦和鹏润大厦并排矗立在北京朝阳区霄云路路口，有着相同的建筑外观、相同的蓝色玻璃幕墙，只不过新恒基大厦的体积和高度远远小于鹏润大厦。这也象征着兄弟俩截然不同的个性和风格——一个低调、一个张扬。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哥黄俊钦的能耐和实力比黄光裕小。2005年年末，黄光裕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当问到“兄弟俩到底谁更有钱”时，黄光裕回答：“他比我有钱，只不过他没有上市罢了，他产业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在20世纪90年代初，兄弟俩都一致看好暴利的房地产业。1992年，大哥黄俊钦脱身而去，而小弟黄光裕也差点把国美电器卖掉专心从事房地产开发。但让黄光裕意外的是，“卖不掉”的国美后来成就了他的大业，而房地产项目却一直麻烦缠身。

这正应了那句古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第16节：第三章　无心插柳（2）

黄光裕“首富”殊荣，早已在1996年转型中注定

接下来的1995年和1996年，对中国的家电、计算机等产业，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这也直接影响了国美这种新兴的家电连锁企业，并导致了它的转型。

在1995年前后，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1994年，第一部以分账方式引进的美国大片《亡命天涯》，给了中国观众以全新而强烈的感官刺激，其后，美国大片在中国影坛称霸数年之久。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韩流行文化在大陆汹涌泛滥，甚至一度压倒了盛行一时的港台流行文化。但让人费解的是，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中国家电、计算机等产业的国产品牌开始迅速崛起，欧美、日韩的跨国品牌却几乎全线溃退。

在平衡掉对手倪光南后，柳传志开始畅通无阻地推行他的“贸工技路线”。为了从跨国品牌中突起，柳传志给杨元庆下达的任务是：必须把成本降下一半。以民族计算机工业旗手自负的柳传志，对此举充满了悲壮意味：“拼命赌上一把，就算牺牲了，也要慷慨就义。”价格战的成果在短短半年就显现了：1995年7月，在中国市场个人电脑销售十大公司排名中，联想是唯一上榜的国产品牌，排名第5位；到该年年底，联想和长城已经高居第一和第二，进入这个排名中的国产品牌已经达到6个。

TCL的李东生成了中国家电国产品牌的“敢死队长”。当时，北京各大商场的黄金展台都被日本品牌占领，李东生却率先“发难”，与商场签订“保底协议”抢占有利位置，然后以低于日本彩电2/3的价格开战。他以同样悲壮的口气说：“与外国兵团较量，TCL集团公司要做产业报国的‘敢死队’，我李东生就是‘敢死队长’。”数月后，TCL从狭缝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在北京的销售量压倒所有家电品牌而坐上了头把交椅。

四川长虹的倪润峰则继续他“价格屠夫”的本色。1995年，倪润峰赋予长虹“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的崇高使命，并亲自披挂上阵，从1996年3月26日开始，所有长虹品牌彩电在全国61个城市的150家大型商场大幅降价，让利幅度达18％—30％。到年底，长虹的市场占有率从22％激升至35％。1997年，长虹的销售收入更是高达188亿元，倪润峰本人也达到了中国企业家政治地位的最高峰——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短短一年时间内，中国家电品牌全线出击。到1996年底，长虹、康佳、TCL、熊猫等国产品牌已经占到71。1％的市场份额。

成为英雄是偶然的，靠的是运气；成为英雄也是必然的，因为有敏锐的嗅觉。黄光裕两者都具备，在家电连锁销售领域称雄一时成为自然之事。

事发偶然。《黄光裕传奇——国美商战实录》一书记载了当时有意思的一幕——

1996年，国产品牌家电在国营商场热销的火爆气氛也影响到了国美门店。一位店经理向黄光裕请示：“有些客户点名要买长虹牌的彩电，咱们是不是也进几台试试呢？”黄光裕表示：“既然有人愿意买，那就进吧。”

于是，国美电器审慎地购进了几十台不同型号的长虹牌彩电，按照一台加价几十块钱的原则，顺手就给批发出去了。最后，还剩下20几台25英寸的大彩电，他们准备拉到店里摆上柜台试销。

结果，货物刚一拉到位于王府井商城的国美电器专卖店，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搬运工刚刚把彩电搬进营业大厅，许多顾客就围了上来：“嘿，长虹彩电！”顾客们一边围观，一边就发话了：“你们也别往库房里搬了，我们一人一台全包了。”见国美的店经理没有反驳的意思，顾客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跑到柜台收款处开票去了。就这样，根本没费多大的工夫，十几台“长虹”牌的国产彩电就顺利地出手了……

这件事情对国美的震动很大，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原来，卖国产彩电也是可以赚到钱的呀！”黄光裕立即召开高层决策会，对这一情况做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在这次会议上，国美的决策层达成了一个共识：“销售国产家电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了，应该赶快调整战略，变单一地经销进口家电为进口与国产并重的策略。”

第17节：第三章　无心插柳（3）

1996年，国美果断转身，开始向合资品牌上转移，在国产品牌上做铺垫和尝试，1997年仅仅一年时间，国美经销的进口品牌削减到30％，国产品牌升到70％。

其实，促使黄光裕转型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1985年和1989年的两次事件，让他始终有一种如履薄冰的危机感，随着事业的壮大，让他对安全感的期待日益加剧。1996年的顺势转型，无疑是一个天赐良机，让黄光裕一举摆脱了涉嫌投机倒把、贩卖走私电器等“原罪”。

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朱镕基总理对走私的严厉打击，在客观上也帮了国美一个大忙，让黄光裕彻底没有了走私家电威胁的后顾之忧。黄光裕事后感慨地说，“要不是朱总理严打走私，国美差点没办法维持，又得回去走老路了。”这正应了邓小平那句话：“人的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

当国美1997年完成由出售进口电器向出售国产或合资电器的转型后，它也开始了进货渠道的革命。国美率先以包销、定制、招标等形式，绕开中间商，直接向上游制造厂商进货，开始了商家与制造品牌单对单的直接代理。而这一做法大大降低了采购成本，更使国美的低价优势得到加强，同一品牌的同款产品往往比传统大商场便宜不少。这无疑给了传统商场一记重拳。1997年，对北京的市民来说，去国美电器买家电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几乎所有传统商家都有一个感觉：国美是在以近乎亏损的价格销售家电产品。国美通过实现较大的销售量，来获得厂家给予的返点奖励。随着国美议价能力的增强，国美对家电厂商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进场费、上架费、店庆费、广告赞助费……多如牛毛的收费令厂家苦不堪言，这也成为国美与很多厂家之间尖锐矛盾的源泉。但黄光裕依然故我，认为家电厂家离不开国美，家电厂家更应该做的是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而不应对国美的利益分割要求产生不满。

虽然有个别厂家实在受不了国美的“压榨”，愤而宣布与国美决裂，但绝大部分厂家，还是严重依赖国美这个越来越强大的销售渠道。从与国产家电合作的那一刻起，国美的产品线也迅速从彩电领域扩展至所有的家电产品线，并逐渐将手机、电脑以及其他数码产品也纳入进来。成功的销售使国美有能力开越来越多的店，而越来越多的店进一步增加了国美的分销能力，越发成为厂家求之不得的销售渠道。

后来很多专家指出，1996年前后，本土家电企业集体性地错过了一个“改变历史的机会”。当时，这些企业已经靠价格战击败了早先靠品牌优势而获得先机的跨国品牌，夺走了大量的市场份额，企业的士气和效益都处在最佳时期，但大家都没有抓住时机进行核心技术的开发，而是陷入了更为惨烈的价格内战之中。正是从1995年之后，家电业产销量在不断扩大，但利润率却直线下降，直至今天降到薄如刀片的1％—3％。

据笔者观察分析，这一时期的中国家电混战，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形容恰如其分。国美正是这只紧跟其后的“黄雀”，通过及时的跟进和渠道整合，在最佳的时间点上进行了卡位，从而最终夺取了“螳螂们”经过惨烈价格战而赢得的胜利果实。这一年，有一本书很火，那就是《中国可以说不》。也是从这一年起，黄光裕开始积蓄力量，在不久以后对高高在上的家电厂商们大声说不！

1995年2月，美国《福布斯》杂志首次发表了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榜，首富是靠养鹌鹑起家的刘永好兄弟。当时，榜单上还看不到黄光裕的名字。但9年后，这份中国富豪排行榜将迎来它历史上最具影响力、也最为轰动的首富——黄光裕。

其实，黄光裕的这份殊荣，早在1996年就已经注定了——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这一年的成功转型；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这一年前往香港认识了“金牌壳王”詹培忠。詹培忠当时任香港立法局的议员，后来在帮助黄光裕运作国美电器在香港上市过程中起到了启蒙和助推的作用。

第18节：第三章　无心插柳（4）

只要有三分把握的事，黄光裕就敢去做

在2008年6月《新京报》一篇题为《十年一觉房改梦　待从头回归“保障”》的文章中，透露了这样一则有意思的故事：

1997年11月的一天，朱镕基来到深圳视察工作，时任万科总经理的王石受命进行企业汇报。那时，万科已经是一家房地产特征很明显的公司，他的发言引起朱镕基的兴趣。他认为，2—3年内，住宅产业不可能成为支柱产业。

“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呢？”朱镕基问。“不能。”王石说。“如果金融市场开放呢？”“不能。”“消费信贷放开，还不行？”“两年内不行。”

“我两年内一定要把住宅行业促成支柱产业。”朱镕基斩钉截铁。“总理说行，就一定行！”王石回答。全场大笑……

当时，中国已经实行了近50年的福利分房，房改酝酿了10多年，也在天津、烟台等城市搞试点。朱镕基此前在多个场合表示，要把住房建设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怎么个增长法，他一直在考虑。

根据北京市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1991年至1995年是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的第一个高速增长期，房地产投资由24亿元跃升至352。8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95。81％，主要是1992年和1993年连续两年对香港招商，外资房地产投资大量进入。但到了1993年，宏观调控让房价回落。1993—1997年的房价下滑与投资下滑曾造成1996—1997年的房地产全行业亏损。但京城房地产大腕张宝全认为：“对于北京而言，由于当时购买力强，整个市场处于一种买方市场，北京受到政策影响不是很明显。”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1993年5月《北京基准地价》的制定和实施，给地价评估提供了政策理论依据，为京城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市场化奠定了基础。而潘石屹指出：“1996年中央提出把住宅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是房地产行业发生新的转变的一个节点。”

真正吹响房改进军号是在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即23号文）明确指出，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以此为标志，住房制度改革全面展开，随即，老百姓开始进入买房市场。

199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在“积极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引导下，贷款买房、按揭等新概念开始登陆中国内地。

对于目前被高房价搞得痛苦不堪的年轻工薪阶层而言，很难想象商品房发轫之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讨，直到90年代末才尘埃落定。如果不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倒逼中国发展内需市场，恐怕商品房还会继续纸上谈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朱镕基和王石那幕有趣的对话。

在家电业蓬勃发展的1997年，黄光裕却一度对此意兴阑珊。在把家电业务托付给了既有能力又可靠的二妹夫张志铭后，黄光裕纵身投入了房地产业和投资业。

1996年3月18日，黄光裕成立了北京市国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后改名为北京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并经过数次增资至4。2亿元。

黄光裕事后如此解释他进入房地产等行业的原因：为了发展多个产业并实现产业的互补、互动。而国美的一位高层人士对黄光裕的此举猜测道：首先黄光裕看重的并不是这个行业多么赚钱，而是当时他预感到1994年以后，国家宏观调控，要紧缩银根，收紧信贷。而一些形式的抵押信贷，比如实物抵押，可能会较多地应用。国美进入房地产业实际上是在进行资源整合，有了固定资产，再来为流通企业的发展运筹资金。

但据笔者观察分析，黄光裕此举最主要的因素是暴利的诱惑。俗话说得好：商人无利不起早。大哥黄俊钦放弃了家电连锁零售，全力进军房地产业，肯定有其充分的理由和信心，黄光裕受其影响，加之天生的赌性，让他对靠卖家电一块一块去赚钱鼓不起足够的兴趣，而大起大落的房地产业更适合他的个性。

第19节：第三章　无心插柳（5）

当然，在当时贸然进入房地产业，还是有很大风险的，尤其是在1993年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这种时刻，起作用的是商人的敏锐感觉和冒险精神。张瑞敏说：“如果有50％的把握就上马，有暴利可图；如果有80％的把握才上马，最多只有平均利润；如果有100％的把握才上马，一上马就亏损。”黄光裕更为冒进，他说：“只要有三分把握的事，我就敢去做。”

黄光裕进入资本密集的房地产行业，还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他有足够的现金。这点对他来说似乎是顺手拈来。在零售业内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在巨大的现金流量中，因为货款结算的时间差，总能有一笔数额不小的“沉淀资金”趴在账面上。随着国美电器的发展，为他带来了巨大的现金流（在黄光裕进军房地产的1997年，国美当年的销售额近10亿元），其中一部分资金通过国美系内的投资公司，以往来款的形式转移给了系内从事房地产的公司无偿使用；同时他还期待，房地产业的高回报带来的收益又能流回电器零售业，为其不断扩张提供资金支持。这真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后来黄光裕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曾承认：“在七八年之前，国美的房地产业务曾经借用过国美电器的资金，但是金额不大，属短期拆借。”在其他场合，黄光裕也说过类似的话，“这笔巨大的现金就在我这儿，谁也说不清它是谁的，如果不加以利用，岂不是一种机械的经商头脑？”

《地产江湖——　一个暴富行业的背后》一书的作者观察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石、黄俊钦、黄光裕、张近东、张桂平五位一流的商人，在房地产和连锁零售业之间作出了自己不同的选择。连锁、地产“一个都不能少”的是黄光裕；放弃连锁、偏爱地产的是王石、黄俊钦、张桂平；坚守连锁、心无旁骛的是张近东。

至于谁的选择正确，到目前为止，似乎效果都还不错，难分伯仲。

因为运作鹏润家园，黄光裕陷足原罪泥潭

1997年9月18日，位于北京西二环附近的鹏润家园破土动工。这是黄光裕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该项目一共7幢楼，包括6幢塔式住宅楼和一幢写字楼，共有30余万平方米面积，分期建设，1999年全部建完。在做了一年的外部环境和设施完善建设后，才于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