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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富真相-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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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神学家坚持，上帝的创世才具有第一原初性，罪只有第二原初性。与上帝创世时赋予人的最初的善性相比，人的罪性可谓是第二天性。但是，人处于沦落状态中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却不再是第一天性。与沦落的现实相比，人的第一天性，即原初之善已经变成一种潜能，在历史上要上溯到无限遥远的过去或推迟到未知的将来。所以，刘宗坤在其《原罪与正义》一书中如此叹惜：“人的沦落昭示了生存始于一种悖谬，即人对向善的无力。人性之中的善根，在人的自由选择中乃如狂风中之芦苇，罪恶则是充满诱惑的奥秘，似乎在等待人们不惜代价去寻求。”
对于几代人都信奉天主教的黄氏家族，原罪问题是一出生就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信仰问题。“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圣经？诗篇》）黄家四兄妹所接受的受洗这种宗教仪式，其本质就是对这种原罪的认服。法国思想家巴特指出，“做一个宗教的人意味着做一个内心矛盾、失衡、不和谐的人”。黄氏兄弟就如脆弱又韧性的芦苇，在时代风浪中起伏跌宕，人性的善与罪共存不悖并交替闪现。他们既有勤奋、坚韧、大胆、聪明、慷慨、温和的一面，也有贪婪、冒进、吝啬、无情、蒙昧、侥幸的一面。
而到了19世纪，近代神学开始抛弃遗传论的原罪论。引人注目的是施莱尔马赫行，他指出：原罪的传播不是通过肉体，也不是通过灵魂，而是通过社会。这和中国的传统认识十分接近了。孔子在《论语？阳货》中阐述他的人性观：“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就是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是后天环境习染所造成的。当然，在近代神学观念中，“孟母三迁”似的中国智慧只是徒劳，因为浸染原罪的社会和环境是无处不在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正如前文所述，从地理环境来看，潮汕地区算得上是穷山恶水，生存条件十分有限，这方水土养活不了这方人，大家只能另寻生存的非常之法。这些都在挑战着当时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规则。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原罪自然肆意生长。
黄氏兄弟和许钟民等人都出生在贫困的家庭。极度的贫困不是让人委顿绝望，就是让人偏激不安。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正规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念好书考上大学，二是去当兵，但对黄氏兄弟和许钟民等穷小子来说，显然此路不通。
在贫困与不安中泡大的黄氏兄弟和许钟民，却适逢其时地碰上了一个激荡多变的大时代。在这个时代，建立新的秩序还遥遥无期，旧的秩序却仍禁锢着人们，大家在混沌无序中寻找着出路。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均喜欢讲这样一则现在听起来几近荒谬的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还在为农民进行异地的长途贩运究竟算不算投机倒把而阴晴不定。《人民日报》曾经发过一篇文章，肯定长途贩运对搞活经济有好处，但不久后，便接到有关政府部门的批评，只得再发一篇文章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否定。又过了一段时间，政府的态度开始明朗，《人民日报》于是发了第三篇文章，再次对长途贩运进行了肯定。
就连长途贩运这样一件小事都经历了数次的反复，更遑论其他。直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才明确提出“改革无禁区”。而在改革初期，一切属于摸索、试探阶段，可以说到处是禁区、到处是雷区。如果探索成功了，则会被视为先驱、功勋之士；如果探索失败了，那么连烈士都算不上，有些人甚至成了罪犯、亡命之徒。但时代要前进，需要这样的勇士去冲锋陷阵。
1982年出现的温州柳市“八大王事件”，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八大王”之首的“电机大王”胡金林，当时被当地政府在对经济犯罪进行严打的运动中内定为10个需要严惩的人之一。察觉到风声不对的胡金林连夜潜逃，甚至到《林海雪原》中坐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两年后他仍然被抓捕归案，但已经躲过了风口浪尖。他不但挽回了一条性命，更是在被捕后的第66天戏剧性地被宣布无罪释放。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胡金林从当初的一个被全国通缉的“罪犯”，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功臣和标志性人物。
正如韩国的朴玉洙在《罪得赦免重生的秘密》一书中所说：“我们没有指望的，就像梨树只能结梨，苹果树只能结苹果一样，因为我们是罪树，再怎么努力也会犯罪。”
在草莽中成长起来的黄氏兄弟，对原罪诱惑的接受或抗拒自然构成了黄氏兄弟的精神内核，而由此内核所散发出来的外在性格，则浸透着一种强烈的江湖习性。在以后的创业生涯中，他们靠着这种江湖习性去打拼，并在原罪的困扰中数度沉浮。
第8节：第二章 闯荡江湖（1）
第二章 闯荡江湖
时间：1987—1993年
财富增长：（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从－4000元到数百万元
你看见辛苦敬业的人吗？
他必站在君王面前，
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
——《圣经？缄言》第22章29节
“还有哪一个城市比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更大、更繁华？”
在内蒙古待了一个月以后，黄光裕对此地开始感到有点厌倦。他觉得，广阔的内蒙古人烟稀少，不够繁华，于是询问大哥黄俊钦，有没有更好的选择？黄俊钦想了想，回答道：“太原、上海，还有北京。”
黄光裕拿出地图一查，发现北京果然很大，应该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了。于是他带着几百块钱，一个人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
这一年他17岁。一年后，在这个很大很大的地方，黄光裕和大哥黄俊钦一起创办了小小的国美电器店。
兄弟俩常常想起母亲小时候给他们讲的一个《圣经》故事：有一位主人要出门远行，临行前给了自己两个奴仆每人一块钱。等到主人回家，第一个仆人报告说：主人啊，你给我的一块钱，我还没动，怕弄丢把它埋在地下了。主人听了大怒：我把钱给你，你却不拿出来用。你是个又懒又蠢的恶徒！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啊，你给了我一块钱，我觉得不能把您留下的东西全吃光了，就找了点小生意做。主人听了很高兴：你能用一块钱赚出这么多钱，而且还不损失家里原有的财产。于是，主人处罚了那个把钱藏在地下的仆人，却重奖了用钱生钱的那个仆人，并让他掌管更多的事情。
这个故事让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俩明白一个道理：人要努力工作，用好手头的钱，去赚更多的钱。只有这样，大家才会看得起你。果不其然，十几年后，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中国首富家族。
在做了一些小生意后，黄光裕决定赌一把大的
1986年，天空中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息。在这一年的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第一期上，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第二次成为该刊的封面年度人物。专访的题目冠以《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文章如此评论邓小平：“他是一位彻底的务实主义者，向来不太注重名称，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一个朴实的比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句话如同一道“密旨”，怂恿着大批躁动不安的人开始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现状。就在这一年，远在乌鲁木齐的唐万新，在高考落榜后，用仅有的400元创办了一家叫“朋友”的彩印店；还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系读书的王志东，没等毕业就跑到中关村去打工，常常白天在街上兜售盗版软件和二手电脑，晚上跑到阴冷的地下室去听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诗歌朗诵会；刚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杨元庆，还没等分配工作，便跑到北京中关村投奔了柳传志，加入了推销倪光南发明的中文电脑的队伍中……
第9节：第二章 闯荡江湖（2）
17岁的黄光裕却与“朦胧诗”绝缘。在他少年老成的心里，清晰地刻着两个字，那就是“生存”！
在做了一些小生意后，黄光裕决定赌一把大的。千思万找后，黄光裕瞄准了服装行业。他决定孤注一掷，把自己在内蒙古和来北京最初几个月做生意赚的几万块钱全部拿出来，从广东订了一批服装。想不到的是，很少亏本的黄光裕，这次却彻底搞砸了。由于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服装的尺寸、型号、款式他没有摸准，结果这批服装在北京兜售了大半年，却基本上还是原封未动。
死马当活马医。自己卖不动，黄光裕便想办法找人代销。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找到了一家位于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的名叫“国美”的服装店，服装店分上下两层，总面积不到100平方米。因为不用预付款，卖不掉还可以退还，没有一点风险，服装店的负责人乐意帮这个忙，于是让黄光裕在店内找了个角落挂上了他的积压服装。
来来往往之间，黄光裕便和服装店负责人熟悉了。因为这个服装店生意也不是特别好，店主想把它承包出去。黄光裕一听到这个信息，心里便开始活动起来，他对四处奔波、居无定所的游商生涯已经有了一点厌烦，正想找一个据点让自己从“行商”变成“坐商”。
但黄光裕拿不定主意，也没有谈判的经验，于是把尚在外地的大哥黄俊钦请了过来。1986年10月底，黄俊钦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和服装店负责人进行了谈判。最后兄弟俩决定冒一次险，用东借西贷的3万多块钱，把这个店面盘了下来。合同期限最初是3年，并且规定门店名字使用权归黄氏兄弟所有。
1987年1月1日，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俩的国美服装店正式开张营业。这也标志着两人正式创业迈出了第一步。
因为对服装不太内行，所以刚开始2个月内，店里一边卖服装还一边卖电器。到1987年3月，兄弟俩干脆把它彻底转型成电器店。至于那批滞销的服装，到最后都没有卖完，黄光裕干脆把它们发给员工当工作服。
黄光裕闯入了一个正面临重大变局的行业。中国于1978年引进了第一条彩电生产线，1984年国家计划定点生产。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全国共有70多个冰箱定点生产厂家、80多个洗衣机定点生产厂家，比如说北京的白兰、白菊，现在市场上还见得着的小天鹅、小鸭等，都是那时候的定点生产厂家。在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实行定点生产的同时，老百姓购买都需要凭票，整个产业处于供不应求甚至短缺的状况，因此冰箱和洗衣机产业备受推崇，甚至每年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都要提起冰箱和洗衣机产业的发展状况。
在国有电器商场一统天下的80年代末，私营电器店想取得一席之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黄氏兄弟还得费尽脑汁才能在“居，大不易”的京城生存下来。
关于创业，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黄俊钦在呼和浩特出事之后，黄家和那位曾帮助过自己的朋友合伙办过一个无线电厂，专门生产扩音器之类的产品，也赚了一些钱。但后来，两兄弟觉得自己的个性还是不太适合搞产品的生产、开发，更适合从事商品流通领域的生意，于是又开始出门寻找机会。
至于创业的原始资金，至今仍是一个谜。按黄光裕后来的说法，当时创业时手里已经有了十几万元的资金，这笔钱无非有这样几种来源：一个是借贷；一个是贩卖小电器、开工厂等积累的本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可以肯定的是，黄家最初的4000元是靠借贷而来的。
也靠借高利贷创业的冯仑，对此有深刻认识：“在中国，人们没有钱才办公司、没有资本才投资。这在西方是完全不可能的，那里是有钱人才投资、才创业，起码开办费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借贷到。我们的起点要惨得多，两手空空，也只有三种途径可能拿来作为初始资本：一、自己家里人的积蓄。二、‘欺骗’和‘抢劫’。‘骗’可以重复三五次，而‘抢’也就一两次，不可重复，创业过程就会中断。三、借钱，债主给出时间；借债得付利息，以后想办法把资产负债表做正，让创业过程不因为资本的问题而中断。我们家里都没钱、没能力，甚至也不支持我们自己办‘皮包公司’，唯一靠谱的就是不断借债。所以，我们的资本构成中自有资本金从一开始就是负数，是从借的高利贷转成的资本金，一开始回报的压力就是‘必须暴利’的压力。没有暴利，怎么可能还了本、付了利息，还得能给自己剩下点再继续折腾？自有资本金来源于高利贷，会造成暴利倾向，显然这是一场巨大的赌博，需要找一个能赌的地方和能赌的项目。”冯仑认为，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原罪”根源所在。
第10节：第二章 闯荡江湖（3）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党的十三大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简练而激荡人心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在当年年底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领导人殷殷期盼着人民生活水平能够大幅度提高，而这也正给了黄光裕之类创业者事业蓬勃发展、财富迅速增值的巨大动力。
经济“倒春寒”，黄氏家族再次遭遇重大危机
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黄氏兄弟在创业初期，不但谋划周密，而且又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到1987年11月24日，黄氏兄弟开了第二家门店。1988年5月和12月又分别开了两家。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国美迎来了家电零售业的转折期。
经过数年的调整和增长，中国经济在1988年再次驶入了危险地带。随着轻工产业的迅速发展，物资供应日益紧缺，推行了4年之久的物价双轨制越来越显现出它的负面影响，一些人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权力，从双轨制中牟取暴利。据统计数据显示，在这一年，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类公司达2万家，其中很多是专门从事物资倒卖的皮包公司。
在这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一书。书中，他系统地论证了计划经济的局限，而国际环境的趋势，是朝着自由市场主义方向快速转型；也在这一年，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访问了中国，并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应该立即放开价格管制。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显示，75。3％的人赞成“只要改革能进行，我们生活水平暂时低一点也行”。这几个因素，促使中央领导人决定冒险一试，宣布取消双轨制，进行“物价闯关”。
但让人难以预料的是，调价政策一出台，便引起了公众物价看涨的恐慌性情绪，先是肉食价格，紧跟着是小商品等价格开始迅速上涨。当时的报纸这样形容社会恐慌的一幕：“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烧了我……”在年初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星费翔演唱了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而这把火将当年的中国物价烧到了狂热状态。根据国家物价局《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明显加剧的一年。计算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三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的。”
当年10月，中央开始调整策略，提出了“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方针。1988年的“物价闯关”引起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被视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这也让在通货膨胀中利益受损的人们开始产生一种心理失衡，认为改革造成了社会不公、好处都被“官倒”占去了。
黄氏兄弟自然在这一年的抢购风中乐开了花。当时家用电器消费旺盛，特别是彩电供应尤为紧张，价格在一天之内能够上涨数次，一台400元的彩电涨到2000元照样购者如潮。各个彩电零售商家被热浪冲昏了头脑，开始大量囤货。黄氏兄弟也将他们当时能够调动的现金全部用来囤货。但等国美的库房全被电器塞得满满时，黄氏兄弟突然出自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于是率先放水甩货，以比市价低得多的零售价把库存商品清理一空。等1989年的寒潮来临时，很多家电零售商遭遇了灭顶之灾，国美却意外地逃脱了厄运。
对于私营经济来说，1988年是真正取得合法地位的一年。当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新宪法中增加了这样一段至关重要的文字：“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是1956年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营经济后，首次以宪法的形式重新确立私营经济的地位。
第11节：第二章 闯荡江湖（4）
转瞬之间，中国经济从热气腾腾的1988年进入到寒冷肃杀的1989年。这一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政治紧张、经济疲软的年份。通货膨胀、官员腐败、民工热潮等诸多难题都在这一年加速发酵。因为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持续恶化，再加上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野草般疯长的私营经济，让一些人开始担心：这些会不会让社会主义中国“变色”？此种担忧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倒春寒”现象。
在这股“倒春寒”中，年广久以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李书福、王廷江、蒋锡培等被“吓坏”的私营企业家，纷纷把自己的企业送给当地政府，以求退财消灾；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等省，则出现了企业家携款外逃的现象。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这个数字要到1991年才略有回升。
刚刚创立两年的国美电器也遭遇了严重的危机。曾经被抢购的家用电器，一下子变得无人问津。另外，国美的数家门店也在一次清查行动中被关、很多货物被抄走，黄俊钦再次被拘查，黄光裕则被逼得在外面东躲西藏。黄氏家族遭遇了第二次重大危机。
至于被查的原因，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据资料分析，最大可能的是两种原因：一个是涉嫌偷税漏税；一个是有贩卖走私家电之嫌。而这两点，可以说是当时大多数私营企业的普遍问题，算得上两宗典型的“原罪”。
偷税漏税是这年经济领域的治理整顿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从1989年5月便开始重点普查私营企业的税收情况，普查后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个体户偷税漏税情况非常严重，占到企业总数的80％”；而整顿的第二个重点是对国有体系外的新兴企业进行清肃，打击与国有企业争夺生产资料的“恶劣行径”，而新兴的家电行业是重中之重，被视为“通货膨胀、市场失控”的罪魁祸首。在原材料受到严格控制的当时，众多企业只能通过“倒爷”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倒爷”的途径无非是两条：一个是通过权力，把计划内的原材料搞出来，再卖给计划外的企业；另外一个则是大量走私的成品或配件。也就是在这一次整顿中，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受到了严重惊吓——1989年4月，广东警方查处了一起走私案，顺藤摸瓜找到了联想门上。柳传志只得向领导求援，最后以罚款300万元了结。
这股寒潮持续了3年之久。美国学者库恩在其2008年底出版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中，描述了那段时期的形势：“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封锁和孤立的政策，外商投资止步观望。经济上由于治理整顿措施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的形式出现，要求很急、力度很大，加上其他因素影响，致使经济下滑。而在思想政治方面，‘左’的东西死灰复燃。1990 —1991年间，一些地方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批判市场经济的风潮。有些人提出‘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有些人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中国都处于一种低谷状态。”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1989年1月13日，诗人海子写出了自己最具影响力的诗句。但幻想中的温暖抵抗不了现实中的冷酷，两个月后海子在山海关外卧轨自杀。在这一年，感性的诗人和理性的商人一起陷入了绝望之中。
性格和志趣各异，兄弟俩最终分道扬镳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在经过短暂的停滞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中，作者库恩如此写道：邓小平始终渴望中国能够稳步走上发展壮大之路，他对由于保守者影响而放慢改革步伐很不满意。1992年初，这位88岁高龄的领导人决定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他深知为了建成一个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强大中国，必须迅猛扩大它的经济基础，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第12节：第二章 闯荡江湖（5）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南方之行。与1984年第一次南方之行的相对谨慎相比，这一次邓小平热情洋溢地称赞了特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等旗帜鲜明的观点。正如其后“两会”期间刊发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标题所渲染的一样，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新的下海经商热。仅北京一地，每个月新开的公司便以2000家的速度递增，以至于半年后，全市库存的工商执照全部用完，只得紧急向天津市调运1万个救急。
经过三年的跌跌撞撞，国美电器终于生存下来。1990年，珠市口店3年的合同期满，兄弟俩又续签了1年。1年后，这个狭小的地方已经满足不了兄弟俩日益火红的生意，他们决定放弃这家门店。而此时，他们已经在北京开了好几家新的门店。1992年，黄氏兄弟几家电器店的销售额已经近2亿元。
就在生意红红火火进行的时候，1992年底，黄氏家族发生了一件大事：曾经一起创业、同甘共苦的黄俊钦与黄光裕兄弟两人，却因为志趣各异，最终分道扬镳。
黄氏兄弟的聚合，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热点。想当年，黄俊钦出门闯荡天下，黄光裕紧跟不舍；后来，黄光裕来北京试水，黄俊钦不放心，马上也跟了过来。当时的兄弟情义，让天涯仿若咫尺。而如今，黄俊钦位于新恒基大厦的办公室与黄光裕位于鹏润大厦的办公室，直线距离不超过300米，但兄弟俩却关系平淡，绝少往来，仿若咫尺天涯。据鹏润内部人士讲，“只有在事涉利益的时候，双方才会坐到一起谈一谈。”是什么原因，令兄弟俩的关系从天涯咫尺变成咫尺天涯呢？
一种说法，是因为两人的产业理想和商业观念渐行渐远。具有商业眼光的大哥黄俊钦，敏锐地抓住了房地产这个中国最暴利行业的脉搏，在1991年就开始介入。
据《黄光裕传奇——国美商战实录》一书记载：从1987年到1993年，经过6年多时间的艰苦创业和不断积累，黄光裕和他大哥黄俊钦为国美日后的飞速发展，打下了一个十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实力之后，又兵分两路，向房地产业渗透了进去，他们投资了一家全资的房地产公司——新恒基地产。
两人开发的第一个项目是新恒基大厦。据说新恒基这个名字的由来也很有意思：当初黄光裕刚到北京时，曾在北京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小旅店里住过一夜，后来，那个地方建起了一片高档的写字楼，名字叫“恒基大厦”。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在那个晚上，来北京打拼天下的潮汕少年黄光裕，究竟有怎么样复杂的心路历程？但从他把自己盖的第一个大厦命名为“新恒基”，我们可以揣测，那是一个很“平常”的夜晚——很多像黄光裕一样的穷小子，都有过这样不安现状、立志改变的不眠之夜。但不寻常的是，黄光裕把自己当年心中的宏图具象化了，让它最终矗立在京城的一隅。
黄俊钦属于那种干一行钻一行的“技术迷”。在盖鹏润大厦时，黄俊钦已经对建筑设计研究得十分透彻，并亲自上马操刀，通过自己的设计，节省了很多空间，大大提高了利用率。一座房子，哪个地方能节约多少成本，他只要一看图纸就会一清二楚。
1992年，从海南刮起的房地产热浪席卷全国，让黄俊钦更是沉醉其间。据国美旧臣李俊涛介绍，约在1992年的时候，大哥黄俊钦开始对电器行业产生了疲倦之心，却对房地产、资本运营、IT等行业兴趣渐浓，于是黄氏兄弟正式分家。当时，黄俊钦名下还分到了几家电器店，黄俊钦把这几家电器店改名为“恒基电器”。
大约在1996年前后，黄俊钦把精力更多地投向了房地产业，对恒基电器无暇多顾，导致恒基电器的经营日渐衰落。黄俊钦干脆彻底了断，把仅存的两家门店转给了弟弟黄光裕。黄光裕后来说：“黄俊钦的想法很不错，他现在做IT、房地产、资本运营三块。我们纯粹是两家公司了，没有什么捆在一起的东西。我们各自的市场定位、发展方向和经营方法，都已经截然不同，应该说是两个趋势。”
第13节：第二章 闯荡江湖（6）
其中一种说法，分家是为了家族企业的多元化。对于兄弟分家，李俊涛给出的解释是：“树大要分杈，这样树才长得更茂盛一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兄弟俩还都做一块儿的话，那就不好了。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嘛。1993年以后，兄弟俩一个侧重于电器，一个侧重于房地产，呈现一个多元化的趋势。”大妹黄秀虹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房地产正蓬勃兴起，如果两个人都用主要精力做电器，对家族企业各方面的发展来说，会显得过于单一。她说：“一个人做一个产业，这也是两个哥哥的高明之处吧。”
还有一种说法是，一山难容二虎。在1993年以前，国美电器由兄弟俩合作经营，黄俊钦主要负责全面的管理，黄光裕则侧重市场业务方面。黄光裕开拓市场的“利器”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和一辆不起眼的三轮车。他常常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去调查市场行情，｜奇＋_＋书*_*网｜有时还推着三轮车将货物扛回来。但志高心大的黄光裕，不可能永远“甘居人后”，他更加向往那种一言九鼎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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