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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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一站是一个小镇，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里是全国知名的服装批发市场，有着成熟的制作、批发、转销一条龙的大型产业链。每年做宣传，镇里就要花费数百万请明星、歌星，办大型文艺演出。由于制作的粗劣与仿制品的泛滥，1995年之后，该镇就慢慢衰落了，到2000年以后，就连镇上的居民都遗忘了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

镇党委书记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转业军人，说话精炼，有条理，正在对服装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期待重新恢复当年的辉煌。我问他，为什么在已经有广泛影响力的情况下，服装市场会败落？他很干脆地说，还是管理者不行，要想成为大型的市场，必须有先进的管理与经营理念。另外，就是商户的素质太低，太不注重产品质量。他的工作重点分为四步，改造街道环境，包括下水道、电力、路面等等；提高政府行政办事效率，抽调各职权部门集中在一起，使商户手续简单化；抓骨干品牌，骨干企业；扩大宣传，吸引外资。

镇党委书记侃侃而谈，俨然是一位实干家。他带我们去一家毛衣加工厂参观，这是香港的一家公司，老板的祖籍在本镇，回家探亲的时候政府鼓励他回来开厂。工厂简陋，一个巨大的开放式的厂房，有电扇吹着。机器在轰鸣，女工们在忙碌，一派繁荣的景象。

我却对车间里的孩子发生了兴趣。在一位妇女的脚下，躺着一个孩子，正在轰鸣声中睡觉，他的脸上落着白色的毛线碎屑，看起来很滑稽；一个孩子还吊在妈妈怀里吃奶，母亲用布兜拴着他，两只手仍然在忙碌；还有几个孩子围着机器，在捉迷藏，做游戏。我想，无论是工厂主，还是书记，都是不会在意这一场景的，因为在乡镇，这样的场景非常普遍。更何况，母亲能够不背井离乡，能够带着孩子，在村镇附近找来活做，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比起在城市里打工而不得不把孩子留在老家，或把孩子拴在出租屋里的那些母亲，她们甚至是幸运的。

我忍不住问起厂长，这样是否有危险？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厂长认为危险不大，但他承认这样不合规矩。但是，如果不让她们带孩子进来，她们很可能无法工作。党委书记敏捷地接过话题，现在这样的儿童很多，他准备在厂里办公立幼儿园，妈妈可以把孩子放在这里，以厂为家。这样，既可以让妈妈放心工作，又解决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书记的思路让我为之一振，但是这也只是一种设想，谁来出这样的一笔经费，这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但是，镇党委书记仍然改变了我对基层官员的认识，在乡村，也有这样锐意进取、希望做一番事业的官员，不管他是为了个人升迁、名利，还是其他的什么，在客观上，他在为公众考虑，在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无论如何，对于中国的乡村来说，有这样的官员总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我们又去了村庄整治的几个典型乡镇。这是穰县南面的几个乡，从县城出发，一直是平坦的柏油路，道路两旁是清新秀丽的白杨树，它们只有碗口粗，这是县委书记来之后为发展杨树经济栽种的。再往远处，是大片大片的庄稼地，玉米、红薯、高粱，青葱翠绿，我恍然好像到了南方。到了模范村才发现，新的乡村规划已经完成。一排排房子，虽然仍是北方普通的屋架房，但是却高低整齐，规格基本一致，房前屋后不再是黄泥土，而是水泥地，有统一的下水道、垃圾池，还有沼气池。沼气池是近几年县里推出的一个节能项目，凡是建造沼气的人家都有一部分政府补贴。

我们进到其中一户人家里。只有老两口在家，儿子长期在外打工，他们在家里养些家畜，为了产生沼气，又专门养了两头猪。我们参观了他们的猪圈、沼气池，里面发出的巨大气味熏得人难以呼吸。问起使用的情况，老两口认为这的确是节省了煤气、煤球钱，但是，夏天气味太大。

我们还去了另外一个乡的一个别墅村，那些别墅就盖在公路边。蓝天白云下，红砖白墙、圆顶拱门的别墅很漂亮。中西结合的统一样式，卧室、客厅、厨房、洗澡间，功能齐全，也考虑到了农民的实际情况，譬如房顶是平的，农民习惯在房顶晒粮食；院子里也有车库，放拖拉机和农用车。别墅村是乡里统一规划，以社区的方式进行建设的，有各种配套的设施，卫生室、宣传栏、健身器材等等都有。最明显的是道路的变化，原来村庄的道路一下雨就变得泥泞难走，有些地方陡窄难行，拖拉机都过不去。现在道路宽敞平整，一切都是现代化，农民真正过上了没有泥泞的生活。

几个村民在路边打牌，在闲谈中我得知，从整体上，农民很高兴建别墅这件事，统一规划，干净整洁，离自己的土地、原来的村子不远，又在公路旁边，可能会有商机，谁不愿意？但是，并不是家家都有盖房的钱，也不是家家都愿意从村庄里挪出来。其中一个老伯面色凝重，默默地坐着，也不说话，我问他家里的情况才了解到，他儿子、儿媳都在外打工，好的时候，一年能攒个一万多块钱，不好的时候连工作都找不到，还得倒贴钱。为盖这房子，家里仅有的几万块钱积蓄已经花光，还借了将近两万块。他很惆怅，不知道怎么办。还有一些村民在村庄里刚盖了房子，政府怎么动员他们也不愿意搬，结果造成了新村庄和旧村庄同时并存的局面，反而多占了耕地。

和几个乡党委书记交流下来，我发现，中央对乡村有全方位的资助政策和管理政策，水利有农田灌溉，具体到各项都有专项资金；环境方面有水污染的治理，生态测量，这几年环保局的工作力度也越来越大，也正因为此，湍水上游的造纸厂和穰县的大型造纸厂、化肥厂才最终真正关闭。

国家对乡村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一直在努力寻找一条适合乡村的道路。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农民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动消极的状态，并没有真正的参政意识。政府—村干部—农民三者之间始终是三张皮，没有形成有机的统一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那些都是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国家给一点，当然好，不给也是自然。

古老村庄正在消逝，而新的村庄将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心态、面貌达到健康的新生呢？这是一个大课题。

寂寞的文化茶馆和戏台子

为了提高村庄的文化素质，穰县推广了一项名为“文化茶馆”的文化工程。这使我非常感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对“村庄如何新生”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

文化茶馆由县乡提倡，个人承包，以自己的房屋或大队部的房屋为基点（不另盖新房），承包者自己置办桌椅茶炉，县文化馆拨出专款购买书架、书籍，中央推广的“远程教育”的接线口等一些公共资源也都放在茶馆里。“远程教育”的电视也由政府购买，内容很多，有各种戏曲，港台、国内电视连续剧，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种科教知识光盘。这样，农民既可以在茶馆里聊天、喝茶，同时，也可以看书、看电视、学习科普知识。

我们到其中一个文化茶馆去参观。仲夏的午后漫长炎热。进入村庄，远远看去，有几个孩子在“坑塘”里洗澡，脱得光溜溜的，一会儿扎个猛子进去，一会儿又打水仗，很是热闹。走近去才发现，所谓坑塘只是一个用水泥修筑起来的死水潭。有几个台阶，看起来很整齐，水面却污黑油亮，上面泛着一些脏东西，有妇女在边上洗衣服、洗那种装化肥的塑料袋。仔细观察水源，水是从上面一个水井引进来的。估计是为了迎合上级的“坑塘改造”工程（这也是一项村庄建造工程）。要想保持干净，必须换水，但很显然，自建成之后这里的水就没有换过。

文化茶馆就在坑塘旁边，紧挨着还有一个很高很宽阔的台子，这是新搭建的戏台子。我们进到茶馆里面，有几个人坐在那里看电视，应该是港台武打连续剧，打打杀杀的声音十分响亮。靠后墙的地方摆着两个书架，有两个孩子在看书，还有一个中年农民也在看书，他非常专心，皮肤黝黑，表情拘谨。另一边还有几个人在打牌。

茶馆的主人看起来快七十岁的样子，走路颤巍巍的，背已经驼了。一问起来，他竟然才五十六岁。泡了一碗茶，我们坐下来闲聊。主人现在带着两个孙子过日子，儿子在另外一个乡的变电站工作，儿媳妇在外地打工。两个孩子留在他这儿，一个七岁，一个三岁。儿子、儿媳已经半年没回来了。本来说是暑假让大孩子去他爸爸那里，但是，却因为儿子工作太忙，还要上夜班，又不去了。茶馆的收入是卖茶和打牌的抽钱。客人一碗茶一块钱，再续水不要钱。打牌一桌一下午十块，喝茶不要钱，一天下来有七八桌人，就会有盈余。

在茶馆待了两个半小时，那位看书的中年农民几乎一动不动，一直在专心看书。到了约四点半钟的样子，他起来了，把书放回到书架上，到外面推着自行车走了，自行车后面的篓里放着锄头和镰刀。我到他放书的书架上翻了翻，都是《射雕英雄传》。两个十几岁的孩子看会儿书，又看会儿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的是港台连续剧。那一桌打牌的人一直在打。中间有人来来去去，但多是在打牌那儿站一会儿，去看书的人并不多。实际上，就读书而言，除了学生应试所必须学的课本外，整个民间阅读基本处于一种极度萎缩的状态，更不用说其阅读的质量问题。我曾经统计过，吴镇一共有四家私营书社，其中一家以出租影像碟片为主的书社生意最好，大部分都是香港片，有极少数的传统戏曲和电影，其他三家生意都处于关闭的边缘。其中有一家叫“希望书社”，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店里的武侠小说占满了三面墙，大红大绿，装帧粗糙，是典型的盗版书；一面墙摆的是儿童读物和学习用品；在角落处有一个小书柜，放着几层当代小说、外国文学、励志类和官场黑幕之类的书，没有唐诗宋词或其他古典类的书籍。店主说来租书的大部分是镇上初中和高中的学生，有少部分镇上的居民，并且大家几乎都是直奔武侠小说而去。即使这样，生意也越来越差，一是因为这几年吴镇高中、初中都实行封闭式管理，只在周末下午让学生出去一两个小时；另一个原因就是学生在课余时间几乎都是上网打游戏，很少看书。唯有一个学生与众不同，一个高一的男同学，每隔一周都来借一本中国小说或散文看，像《白鹿原》、《围城》他都借过。在和店主的闲聊之中意外得知，镇上还有一个民间藏书者，是一个老民办老师，家里藏有几千册书，有相当一部分还是线装书。我当时一听，非常振奋，很想去拜访那位藏书者，就托店主打听一下。结果很让人失望，藏书者一年前已经去世，儿子把他的书全部当废品卖了，还将父亲的书房改造为三间大门面房，做起了五金生意。

我们又出来看那个戏台子。戏台高旷，用水泥垒的台子，四周用钢筋围筑，顶棚用石棉瓦和钢架搭成。村支书说搭建这个戏台就花了一万块左右。但是他认为这个戏台子并不实用，从建成到现在只演过两场戏。请正规剧团或民间班子来都需要钱，演三四天需要三千块左右，这对经济并不宽裕的梁庄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现在家家也有电视，人们根本不愿意出来。再加上，村里本来人就不多，能来看戏的就更少。倒是有红白喜事的人家，都在这戏台上放电影。村支书承认，如果真的组织好节目，看戏，放电影，周围可以摆摊做小买卖，也会吸引四里八乡的人来看，非常热闹。他们组织过一次。但是，太费力气了，谁有工夫管这闲事呢？

回到县城，和姐姐说起文化茶馆的事，姐姐大笑，城里文化茶馆倒也不少，几乎就是麻将茶馆了。有些文化茶馆连书也不要了，就是办个证，给打麻将提供一个合法的场所。在穰县，打麻将是全城的活动，不管是机关干部、一般职员，还是个体商户，几乎人人都是麻将爱好者，人们都有固定的麻将友，午饭应酬之后，如果下午没有要紧的事情，就会相互约好，直奔某个固定的地方，从下午一直打到晚上十二点左右。每天如此。我想不只在穰县，大半个中国县城人们过的都是这样的生活。

在和县委书记谈到文化茶馆和戏台时，很显然，他对此的期望很高，他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通过政府的帮助，鼓励民间的参与，以乡村能够接受的方式来提升乡村的文化品质，增强文化氛围，对村民形成一种熏染和影响。并且，重新恢复一些传统的文化形式，譬如传统戏、豫剧、舞狮等等。但是，从实施情况看，结果却并不理想，这一举措并没有得到村民的响应，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助长了一些不好的习气。从干部层面看，村支书、乡干部和负责管理的人也只是把它作为一项工作指标，没有真正去组织、监管。国家的一些文化普及举措也并没有真正收到效果，如清道哥所讲，远程教育给你个电视机，扔到大队部，算是回了老家。大队部里有电脑室，几台电脑都可以上网，有培训室，有几台缝纫机，还有图书室，里面的书也不少，可无一例外，都落满了灰尘。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村支书匆匆叫来管钥匙的人，或在地里干活，或到镇上办事，总是需要等好长时间。村民是不会这么麻烦等着去借本书的。这些都使得最初的美好设想被架空。

在乡村的一些镇上，也还有一些民间戏班子，经常被邀请在红白喜事时唱些老戏段。但是，这并不能称之为文化回归，真正的“文化回归”并不仅仅指形式上的东西，它应该是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生活方式、习俗、道德观进行重新思辨，并赋予它新的生命力。但是，这一切，都非常难。一种文化，可以在短短几十年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要想再重新恢复，却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更何况，它身处在如此强大的现代化旋涡之中。

倾听文化茶馆那麻将的哗啦声，遥想那空旷的戏台飘过的寂寞空气，还有几亿少年无所适从的茫然眼神，我看到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的颓废及无可挽回的衰退。

再见，故乡！再见，妈妈！

独自来到墓地，与母亲告别。

大地，总是永恒。在母亲的坟地附近往远处看，左边是绿色的田野，一望无际，非常平坦，低矮、新鲜的庄稼充满着生命力，灰蓝、微暗的天空，天边是暖红的彩霞；右边往下看是宽广的河坡，树林郁郁葱葱，粉红色的合欢花在树顶连绵起伏，随风起舞，如同精灵的舞蹈；围绕着树林，笼罩着一团团淡白的轻雾。不知为什么，那一刻，觉得母亲仍与我同在，她躺在这片土地中，而她的女儿用她的灵魂与精神在感受着这片土地。有一种温暖慢慢进入心间，是的，妈妈，我来看您了，虽然次数越来越少，但每当想到这一方土地，想到在这一方土地上，仍然有您，就觉得我们心意相通，我总相信，您还在注视着我们。

少年时代失去母亲，是我永远说不出的痛。想起母亲躺在床上，只能发出“啊、啊”的哭声，我就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那是一位失去行动、失去语言的母亲的绝望，她无法表达她的爱，也为自己给这个家庭带来深重的灾难而歉疚。这哭声犹如长久的阴影跟随着我，我的软弱、自卑、敏感、内向，通通来自于此。

我无法想象母亲在骨灰盒里，尤其是当我站在她的坟前的时候。如果没有这象征性的坟头，我无法想象，我是否还能如此深刻地感到和她心意相通。每次家里有大事，都要来到这里，烧纸，磕头，然后，坐在坟边絮絮叨叨地和母亲说一说话。

少年时代，哥哥与父亲吵架，深夜里，他拿着刀往墓地跑，我跌跌撞撞跟在后面，心里害怕极了，不只是害怕哥哥会死掉，而是害怕母亲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可怕的事。那一刻，我真的希望时光永远停下来。至今还能回忆起哥哥的哭声，声嘶力竭，那委屈，那依赖，是只有在母亲面前才可能有的。哥哥躺在母亲的坟前，在那里翻滚着，倾诉着，似乎渴望母亲能抱住他，安慰他孤独可怜的心灵。这次回家我才知道，当年父亲手术成功，几个姐姐专门回家，到母亲坟边哭了一场，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这样大的事情必须告诉母亲，才算达到真正的隆重。

记得一个南方朋友给我讲她们家乡凭吊亲人的方式，清明的时候，早晨起来，一家人带着吃的、喝的东西来到亲人坟边，烧纸，放鞭炮，磕头，然后在那儿吃饭、说话、聊天，待上整整一天，天黑以后才离开。当听她这样讲时，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温暖与辛酸，多么温馨而又自然的纪念方式，陪上亲人一整天，和他一起生活，就仿佛他还在我们身边。我无法判断农村土葬能浪费多少土地，但是，如果真的以一种强制性的手段让民众失去这样的文化习俗，对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也是一种伤害。

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或者，有许多东西可以保持，因为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情感，爱、善、纯厚、朴素、亲情等等，失去它们，我们将会失去很多很多。也许正是这顽固的乡村与农民根性的存在，民族的自信、民族独特的生命方式和情感方式才能够有永恒的生命力。

而在启蒙者和发展论者的眼光里，这是农民的劣根性，是农民不肯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的落后表现。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思维出现了问题？我们对自己的民族过于不自信，一切都想连根拔起，直到面目全非。曾经有一位学者说过：“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回望还并未远去的历史，我们付出的代价难道还小吗？

不知道为什么，当故乡以整体的、回忆的方式在我的心灵中存在，我想回来的欲望就非常强烈，对它的爱也是完整的。然而经过这几个月深入肌理的分析与挖掘，故乡在我心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当爱和痛不再神秘，所有的一切都成为功利的东西，再回来的愿望与动力就没有了。或许，是我的功利破坏、亵渎了对它的神圣情感，我对五奶奶，对清道哥，对我故乡的人们的感情不再纯洁。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但是我知道，我终究还是会回来，看看这一片土地，看看这一个村庄，看看那些人、那些事……

再见，妈妈！

再见，故乡！

后记

后记

我常常想，生长于农村，家庭贫困而多难，我是有福的。它使我更深地体会到那掩盖在厚厚灰尘之下的乡村生活里某种内在的真实与矛盾，而这一真实与矛盾是一般意义的访客所无法获知的。它就类似于密码，只有出生在这个村庄，熟悉这个村庄的道路、坑塘、田地，年年月月走过村头那块青石板，并在上面崴了无数次脚的人才能够体会到。

就一个以文学为生命的人来说，拥有大地、树木、河流的童年，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幸运，生命因此更加宽广、敏锐，也更加丰富、深远。每当踏上故乡的路，想起村头那棵优雅的槐树，想起家门口那棵春天里总是开满白色小花的老枣树，还有那株开满一束束紫色花朵的苦楝树，想起村庄后面长长的河坡，微风吹来，那故乡般馨香的味道就在身边萦绕。少年时代我每天从这里上学放学；下雨后那沟满河平的大地，那深绿油亮的庄稼，那湿润清新的空气，这种回忆总是让我感到幸福。而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拥有对中国乡土的感性了解，那是天然的厚重积累，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它是我思考任何问题的基本起点，它决定了我的世界观中有土地与阔大的成分。这是我的村庄赋予我的财富，我终生受用。

真正走进村庄，才意识到这还是一片贫瘠的土地。虽然生活全球化了，虽然电视、网络，各种信息都以同步的速度抵达到了这里，但是，在精神上，这里依然贫困，乡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依然很远。一直有一种困惑，也许，现代并非都是好的，都是适应这一片土地的。难道乡村就一定要按照全球化的模式来发展？这种“熟人式的”、“家园式的”乡土文化模式，为什么一定要被“陌生人的”、“个体式的”城市文化模式所代替？我们在说现代性时，是否过于绝对化了？是否考虑到这片土地的根性？也许这根性仍能够使我们的民族根深叶茂？

古老的乡村模式、村落文化、生存方式的确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乡土中国在逐渐终结。但在我看来，这一结论是值得推敲并需要警惕的。当把一种正在生长、正在转型的文化看做现实，并从此出发去寻找新的出路的时候，我们忽略掉的是什么呢？是仍处于这一文化中的人们。他们的情感、思想，他们的生存方式并非全然跟随这一转型而变化，相反的是，他们可能仍然渴望回到那种传统的模式中。因为在那里，有他们情感的依托，有他们可依赖的习惯。这种渴望难道一定是落后，不需要加以考虑的东西吗？它是否还具有合理性？忽略了它，我们会进入怎样的误区？

有没有可能，农民不进入城市沦为贫民，在他们祖辈生活的地方，也能够过上幸福、团圆、现代的生活？或者，他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在城市里获得生存的空间，夫妻可以团聚，子女可以入学，他们也可以享受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等等这些城市居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一天，离我们还很远吗？

感谢“我”仍然生活在故乡的家人们——我的父亲、姐姐、姐夫、哥哥、嫂子、妹妹、妹夫们。这本书是献给他们的。他们对文学，对我做的事情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对知识的尊重让我感觉到，这个民族还没有失去信心，没有失去对文化和思考的向往，虽然这里面有对我的爱的支撑，但也有他们对严肃意义的本能向往。

父亲抱着病体，和我一起到各家去聊天，他敏锐地发现我进入谈话的困难，就主动负责调节气氛，设计了许多细节，引出头绪。

大姐义不容辞地跟着我，她的开朗热情及与乡亲们的自然融入使我也很快地融入到气氛之中。我的大姐，从十七岁起，姐代母职，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与痛苦，把我们抚养长大，并为六个弟妹安家立业。有她在，我们的心灵才能够安稳。

我的三姐，在母亲生病的那些年，是她主动退学，整整十几年在家伺候母亲，为我们做饭洗衣。因此，她得了严重的类风湿和营养不良症，有几年时间，她只能弯着腰走路。一段时间内，我们是以一种随时生离死别的心情生活着。但生命是如此坚韧，现在的三姐仍然瘦小，仍然有病症折磨着她，但她乐观面对，每天出去锻炼身体，她仍然是这个家的主心骨。

我的小妹，她千方百计在单位请假，以便能帮我带儿子，使我有充分的时间去闲逛、说话、聊天。我知道，在她的心里，她是期望着能和我一起同行的，因为她对这个村庄的所有故事都很熟悉，我对村庄的许多了解首先都来自于她在电话里绘声绘色的描述。如果她从事文学，我这个姐姐肯定是自叹不如的。

我的哥哥，一想起他来，我们姐妹六个就有说不出的爱意，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是我们姊妹中的唯一男性吗？我说不清楚，反正，黑脸庞、小眼睛、宽肩膀、文质彬彬的哥哥是我和小妹心中的美男子。

我的二姐仍然是一个文学青年，充满浪漫的梦想，然而，却只能终日和成堆的废铁打交道。回到村庄，回到小河，她兴奋得像个孩子。到了哥哥家里，却因为打牌坐了一个下午，直到晚上都不离场。就是这么好笑，这么真实。在本书还刚开始写的时候，我的二姐又查出得了重病，马上要动手术，仍然是那一魔咒：癌症，我们全家人都在祈祷她能安然渡过难关。

虽然如此，我的大家庭依然健康开朗，对未来充满希望。在与我的电话交谈中，除了家常话之外，大家通常都是说这段时间如何度过，父亲的身体如何，牌打得少了，大家如何在反思自己，姐夫们如何勤劳，或如何贪玩儿，等等。大家努力生活，好好上班，做生意挣钱，处理与丈夫的感情。隔一段时间，姊妹几个就会凑一凑各家的钱，出去来一次短途旅游，为着逐渐老去的父亲，也为自己找到一些愉悦。我相信，这样的家庭，在中国的乡土大地上有很多很多。

还有我的儿子。下火车的时候，县城刚刚下过雨，站台上有些泥泞，儿子哭着说“太脏”。看着接我的亲人们，我有点羞愧，狠狠地批评了儿子一通。几天过去，泥土却成为了他的最爱。在盛夏的中午，出去一趟就会让人头晕目眩，他却还在大太阳下晒着，说什么也不愿意到屋里来。两个月下来，他从白净的小家伙变成了黝黑的、壮实的小伙子。每天在巷道里、在房前屋后和小伙伴们一起挖泥、掘地、逮蚂蚁，然后，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地跑过来要水喝，来不及喝饱的样子，就又跑开了。我喜欢他这样子，健康，和大地、阳光、植物有直接的联系。我也很高兴他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冬天，我又带着他回去，他在这里已经如鱼得水，和他的小表哥玩儿得不亦乐乎，破坏了所有能破坏的东西，而放烟火暂时成了他最着迷的“事业”。

感谢我的先生。他对乡村的了解和对农村问题的深刻理解给了我很多启发。2009年春节，利用休假，我们带着儿子一块儿又回到了故乡，他用一个老记者的采访经验和对问题的敏锐度为我打开了更宽广的思考方向。在关于书的结构、框架方面，他给了我很多有用的建议。

在写作过程中，我给许多朋友讲我的思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了我很好的建议，在此衷心地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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