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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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为落后观念，而是想要。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焕嫂子共生了七个女儿，三个留下，三个引产，一个送人。如果以现在的文明观念，以一个有知识的城市居民的视野来看，这样的生育大战似乎是残忍的。

对于一位乡村女性来说，生育是伴随着对生命的破坏与轻视而发生的。当怀孕、引产，再怀孕、再引产，变为一种常态的时候，那种母亲的神圣感和喜悦感会变得非常淡，到最后，从被迫变为自愿，从痛苦变为麻木，进而成为一种内在的自我要求。仿佛不达到这一目的，人生就不完整，任务就没完成。

但是，情形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农村生多胎的越来越少。按清道哥的观点，在农村，头胎是男娃儿，一般都不急着生二胎，或是抱养个小女孩。二胎又是男娃，都哇一声，气得不得了，咋了？养不起。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大多数人还是想再生个男孩，别绝了后就行。生三胎的现在几乎没有。真要想生，你再罚，还是有办法生出来。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并没有形成约束力，反而是经济约束着人的意识。

生命有时真的充满不可思议的韧性，眼前的焕嫂子健康、开朗，所有的伤害与痛苦都被自我吸收并消化，或者被主动屏蔽掉。她向哥哥打听，城里哪所寄宿学校好，哪一个老师的班学习好，她的大女儿已经上初三，想考县里第一高中，焕嫂子对她抱的希望很大。我问她，知不知道天津的“移民政策”，只要在那里买房，就可以落户口，孩子可以在那里上学，并考大学，天津整体的分数要比河南低得多。她很惊异，还有这样的政策？她从来都不知道，她在天津，清晨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之前从来没有睡过觉，每天忙碌，很少看电视、看报纸。我想，即使偶尔看到这样的新闻，他们也会觉得与自己无关，就像即使生活在天津，“天津”这一名词也与他们无关一样。他们所有的注意力和努力的点还在自己的家乡。在了解到天津买一座房子大约要花四五十万时，焕嫂子又释然了，她根本买不起，前些年挣的钱全盖房了，现在手里最多也就十来万的样子，根本买不起。看着焕嫂子的表情，我有点难过，她的释然是因为她买不起，她可以不做“非分之想”了。

已经快中午了，又下起蒙蒙细雨，焕嫂子锁上门，带着她的小闺女，和我们一块回村里。小姑娘真的很乖，一双黑色的大眼睛，骨碌碌地转，警惕地看着我，一边紧紧拉着妈妈的手。想着她刚出生时，看到焕嫂子时戛然而止的哭声，真的精灵极了。也许，她早已预感到自己要被母亲抛弃，想以这哭声来反抗并感动母亲。她成功了。

回到哥哥家，发现雨水浩浩荡荡地在马路上奔腾，下水道不畅通，水没有地方流，只有在街道上漫溢。即使是镇上，也没有完整的下水管道。只有一些非常浅，并且窄的通道，上面用石板随便盖着，生活垃圾、脏水、泥沙、石子都会漏到里面，时常被堵塞。一到下雨，问题就出来了，各种脏东西都泛了出来，散发着强烈的臭味。

巧玉：回来送前夫一程

几年前，梁庄村出了一则大新闻：韩家巧玉和梁家万青一块儿跑了。跑到深圳，巧玉在厂里做计件工，万青骑三轮车。同村的人也有在那里打工的，他们也不避讳，就住到了一起。留下巧玉的丈夫明在梁庄村里咆哮如雷，从村东骂到村西，从村南骂到村北。几个月后，他带着几个同族兄弟去深圳抓巧玉，十几天之后，却一个个灰头土脸地回来，听说还是巧玉帮他们买的火车票。

韩家巧玉本不姓韩，在她三岁时，她的寡妇妈带着她嫁到了韩家，就跟着姓韩了。巧玉家里可怜，巧玉的继父是村里有名的老实疙瘩，沉默寡言，挣不来钱，粮食也不够吃，全靠巧玉的寡妇妈暗地里跟村里村外一些单身汉做些勾当，换些粮食、粮票或钱，虽说是暗地里，村里人也都知道。因此，巧玉家在梁庄村名声很不好，她们也自动不与村里人打交道，尤其是巧玉的妈，面部表情很木讷，路上相遇，远远瞥上一眼，表情很严峻，或者很警惕，然后就低下头继续走路，一语不发。在我的印象中，她们的存在很怪异，村里人也几乎不谈起她们，好像她们完全不存在似的。

巧玉长大了，一直低眉顺眼的她个子长得特别高，也很丰满，细长的眼睛，配在她善良的长脸庞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与光彩。再加上她那永远手足无措的慌乱与紧张劲儿，有一种异样的可爱。韩家小伙子明开始追求巧玉，明家是村里有名的富裕户，父亲是村干部，家里有磨面机、榨油机，还有一个代销点。巧玉辍学之后，就在明家的磨房里帮忙，每个月给点钱，有时还可以把一些小麦麸子拿回家。据村里人们说，这也是因为巧玉妈和明的父亲之间有些说不清的关系，明的父亲通过这种方式间接地接济巧玉一家的生活。

明的父亲坚决反对自己的儿子和巧玉谈恋爱，有几年时间里，明的父亲通过打、骂、软禁等多种方式表示自己反对的决心，而明也总是通过忍、吵或逃跑的方式来显示自己非巧玉不娶的决心。最后，明和巧玉在村东头的一间破房子里结婚了。没有得到父亲的祝福，只有巧玉的母亲悄无声息地替女儿准备了几套被褥和厨房的必备用品。这在梁庄村是一则新闻，同村人，又都姓韩，结婚的非常少见。但毕竟，巧玉不是真正的韩姓人，大家议论一段时间，在习惯了他们在村里同出同进后，也逐渐接受了他们。

他们生了一儿一女，还盖了新房，除了明的脾气火暴以及时不时对巧玉的暴打外，日子还算过得去。

记不清是哪一年的事情了，在一段时间内，我和小妹忽然经常出入巧玉家，她善良的长脸庞，细长的眼睛，温柔的笑意，轻柔的声音，对没有得到过母爱的我们俩来说，充满了魅力。一到她家，她总是给我们拿出各种零食，还倒上茶。坐在堂屋的一张破圈椅上，和我们说话。由于身材高大，她的背略微有点驼，坐下来以后，显得更驼了。她的手特别大，特别阔，在不经意的抬手之间，似乎能够把我们拢过去，拢到她身边，给我们一种奇怪的安全感。我完全不记得我们都说了什么话，也非常奇怪，一个三十岁左右、有两个孩子、整天下地干活的妇女，和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会有什么样的共同话题。我只记得，我们俩每次都是坐好久，吃好些东西，或者，有时也在她家吃午饭，然后，幸福地、做梦一般地回家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一种充溢心间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谁也不知道巧玉和万青是什么时候联系上的。我的堂哥万青，和村里其他男人一样，常年在外打工，只有农忙和春节时回来。后来老婆病死，他出外打工的时间减少，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万青聪明，爱说俏皮话，在村里是活跃分子，巧玉低眉顺眼，很少出入公共场合。他们连碰面的时间都没有。用村里人的话说，还真不知道他们咋对上眼的，同村男子一块儿到巧玉家找明玩耍、打牌、看电视、喝酒、聊天，巧玉往往在做完饭端上之后，就在厨房里待着，很少主动和男人们打招呼，也不像村里其他那些已婚妇女一样，和男人乱开玩笑。

在以后的几年里，巧玉和万青从偷偷摸摸到半公开，这期间，巧玉挨有多少打，似乎已经数不清了，梁庄村的人们对巧玉家里每隔十天半个月发出的惨叫声见怪不怪，只不过，原来人们是骂明，有的还前去拉架，现在只是摇摇头，苦笑一下。巧玉年老色衰的寡妇妈被再次提起，还是那句古老的话：“有其母必有其女”。

巧玉和万青在深圳扎下根，几年没有回来。后来，巧玉的大女儿和万青的两个孩子也到深圳打工，他们像一家人一样住在一起，过起了小日子。明知道巧玉在哪儿，也知道闺女去跟了她妈，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他却并没有再去找。时间一久，明的落魄模样就显出来了，一个刚硬、火暴性格的人逐渐变成整天沉默寡言、埋头干活的庄稼汉。一年春节，他终于和巧玉办了离婚手续。

也就是他们离婚的第二年，明被诊断得了脑血栓，中风在床。在儿子打电话到深圳的当天晚上，巧玉和万青就买了回家的火车票。他们重又回到梁庄村，并不只是简单地探望一下明，而是长住了下来。巧玉和万青开始认认真真地服侍明，巧玉住在明家里，负责照顾病人，收拾家务；万青住在自己家里，种两家的地，农闲时在镇上打点短工。在明需要打针复诊的日子，万青推着三轮车，巧玉跟在旁边，三人一块儿去镇上，或坐车去县医院看病。一时间，他们三人成了方圆几十里的风景，背后议论无数。一年之后，明去世了，万青把明的房子修缮了一遍，请梁家、韩家的长辈在一起吃了个饭，大意是向大家保证自己不会占据明的宅基地和房子，这也是人们一直在背后质疑的问题。

在古老的乡村大地上，只要你真正做出有美德的事情，人们会自然忽略你的其他问题。早就有人背后议论万青是为了霸占明的宅基地才回来的，也有人认为他们俩是内疚，因为明的病就是给他们气下的，但不管怎样，能够坚持一年，照顾一个臭气熏天的、已经不相干的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巧玉的诚恳与低调使她逐渐恢复了名声，而万青，也因为能够灵活、公正地处理各种事情，很快得到了韩家族人的谅解。巧玉和万青，终于成为名正言顺的、被人祝福的夫妻。

傍晚的时候，夏日的燥气下去，有风吹过，经过大妈家门口，听到了热闹的哄笑声，循着笑声进去，意外地发现巧玉和万青也在家里，问起，才知道，万青的儿子要结婚，他们特地从深圳回来办喜事。巧玉的头发还是老样子，全部向后梳，用一个长发卡拢住，很老式，像五六十年代妇女的打扮，她年轻时就是如此。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在巧玉头上的中间部位，有一片是没有头发的，这是刚结婚时，她那火暴脾气的丈夫给她留下的印记。

巧玉脸红红的，惊喜地看着我，远远地坐着，背仍然驼在小凳子里面。她看着我，好像我们之间很陌生，但那惊喜的表情却又一直挂在脸上，还有一点羞涩，两只大手来回对搓着，流露出内心的紧张。看得出她真的很高兴看见我，但又因为某种原因，她不敢，或者不好意思向我表示进一步的热情，就那么一直远远地看着我。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过得怎么样，她也不说话，只是转向我的堂哥，示意他说，仿佛一切都以他说的为准。我问堂哥，听别人讲，他在深圳还有一个职业，即帮助别人打麻将，替别人支摊儿，输赢与自己无关，只按时间计费。据说因为堂哥打得好，开始只是偶尔为之，后来就变为专业了。堂哥听了，哈哈笑起来，这是谁胡编排我？纯是出我洋相，要是真打得好，我还骑那三轮车干啥？！但是，他眼睛一闪而过的狡黠却又让人有些疑惑。出去讨生活的人，谁没有秘密？

望着仔细倾听堂哥说话的巧玉，那个善良、温柔的女人还在，那双大手也还在，结结实实的，洋溢着生命力。但这一切，被一种温顺的、服从的天性遮蔽着，只有那些愿意接近她、爱她的人才能够发现。我真的有说不出的激动，甚至想冲过去拥抱她，但我还是忍住了。

赵嫂：现在不管孙子，以后还想不想活

在村头我和其他几位老人说着闲话。赵嫂两口子来了，推着婴儿手推车，车里躺着才刚十个月的小孙女。后面跟着俩孙子，一个四岁，一个七岁。婴儿车的把手上搭着几块尿布，随风飘着，像旗帜一样，估计是孙女刚尿湿的。一看见我，赵嫂就嚷起来：“你在干啥？咋到处都看见你。”我笑起来，“赵嫂，不见你干活，就见你走四方。”话还未落，赵嫂就叫道：“不干活？我干的活还少？五六十岁了，养仨小鳖娃儿，你说还少？叫你养一下试试。”赵家大哥不大说话，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在我的印象中，好像赵家大哥就没说过话，常年在村里的砖瓦厂干活，人干瘦，脸黑得就像烟熏过一样。问赵嫂怎么喂婴儿车里的孩子，累不累？爽利的赵嫂打开了话匣子：

我正经是不按你们城里的样子喂。娃儿不到半岁，玉米面、面条、南瓜都吃，吃得可欢。孩子他妈打电话说，不让这样，不让那样，跟着城里人学。说得可美，自己又不弄。背背他们眼＇4＇，我该咋着还是咋着，不按他们那样儿来。你要跟他们那养法，那就叫弄不成。原先，你们那时候，有病了给娃儿沾点土腥气，放到地下滚滚，不也就好了。哪像你们现在养孩子那样子？

他们挣那俩钱算啥！没有俺们给他看小孩，他们出去个屁？！要不是俺们给他们当不要钱的保姆，算算就是没挣钱。我给你算算，老大家两人在一个厂里，有三千多块钱，他俩自己租房子住，连吃带住得花一千多。俩娃儿在镇上她姑那儿上学，哪个月不得几百块钱，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也得百十块钱，一个月最多剩下千把块，可不就是俺们老两口的保姆钱。老二家两人在两处打工，吃住都在厂里，一个月还能存上个一千多块钱，老二媳妇拿得紧得很，一心想着盖房，也没说多给俺们点钱。

你以为他们感谢你，感谢个屁！这里面有啥原因，老人帮他们带孩子，他们的地老人种着，这等于是交换。他们不管你累不累，想着你种他地也算给你报酬了，也不管种地到底能不能赚到钱。有许多娃们出去打工，孩子撇在家里，连一分钱都不给。有的老两口，好几个孩子，你留我也留，要不，吃亏了。还为谁留得多谁留得少打架，非得把老人撕吃了才行。

你看我这辈子容易不容易？可怜不可怜？才刚把他们拉扯出来，又得照顾他们的娃儿，到死都不得安生。你说不管他？眼看他日子过不去，你能不管？在家里没指望，又不让出去打工，儿媳妇非怪死你。你看农村有哪个敢说不管孙娃儿的？现在不给人家帮忙，想找死，老了还想不想活？咱们隔壁李村，老两口七十多岁了，四个儿子，两个闺女，没有一个养活爹妈。到哪家哪家都不欢迎，最后把儿子们告到法院。不告还可能有碗吃哩，一告倒好了，老两口连饭都没人送一口。二儿子把钱摔到他妈面前，说：“你不是稀罕钱吗？拿去，从此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说完，扭头就走。那家大儿子好赖还是个国家干部哩。也不见得咋样，给爹妈办个存折，把法院判的钱汇到存折上，让别人捎回去，见都不见。生气爹妈不顾他面子。现在，那老两口天天哭，后悔都来不及了。

还有，王营也有这事儿，寡妇把三个儿子拉扯大，把房子、宅基地都分给他们了，到最后，仨儿子个个不愿意让老母亲住自己家里。还都有一番理由，说是妈偏心这个，偏心那个。谁多上两年学，多花家里钱，就应该多养活；谁娶媳妇时，妈不愿意，少置办了彩礼；谁自己盖房，妈也没出钱。那说头可多了，听着都嫌丢人。老婆子嫌丢人，一头扎井里，想自己死了算了，结果，被救上来，仨儿子好上几天，过后还是那样。最后，大队支书说，干脆让法院判。法院也判了，说是老母亲轮流住儿子家，一家一个月，有病集体掏钱。住到老二家里，刚照顾完儿媳妇月子，老婆子出去一趟，儿媳妇就隔着墙头把老婆子的包袱扔了出去，连门都不让进了，说：“我就不让住，有本事，还去告去。”老婆子也不敢告，现在到城里给人当保姆了。过几年，老得干不动了，还不知道会咋样呢？

世道变了，原先是儿媳妇怕恶婆子，现在是婆子怕儿媳妇。有哪个是省油的灯？不把你榨干就不算完。你辛辛苦苦替她照顾孩子，回来该吵你还吵你，该不养活你，还不养活你。给他们摆一下自己的功，说那是你孙子，你想让他饿死我也管不着。刻薄得很。

你说小孩跟他妈有隔阂，不可能，还是人家妈亲。这小鳖娃们都能死了，他爹妈回来最多五分钟，就跟他妈亲得不得了，前后追着他妈。你稀罕死，一年到头累死，不抵人家妈回来几天。你还不知道吧，我还有俩孙儿，跟着他们姑在镇上上学，把她姑也累得够呛。我呢，每周还得给他们蒸馍、轧面条。

出去打工的日子过得可美啦！小两口上完班，回来吃吃饭，就能睡觉了，清闲得不得了，俺们这些老骨头在家帮他们带小孩。你说，城里幼儿园又上不起，上学也没户口，谁接送？再说在工厂干活，一天下来，那可不是玩儿哩，累得就不想动，也不愿小孩泼烦＇5＇。你侄儿在那啥胶厂里干活，高温，一天下来，烤得受不了，环境还差，咳嗽得不得了。

你看，这是我那二孙子，一直在生气，怪汪汪的，想上她姑那儿。但她姑好不容易清净一下，也不想带他。这个小女娃子，生下来五个月的时候她妈就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就没回来，就看这个年下能不能回来了。

赵嫂一边“骂”着她的孩子们，一边晃着婴儿车，时不时用手摸摸里面，看孩子尿了没有。农村留守老人的状况和城市的老人问题完全不一样。城市是孤独问题，而乡村的老人却是金钱问题。

农民打工的成本有多高，赵嫂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不是老人当免费保姆，帮忙带孙子外孙，降低打工者的生活成本，打工挣的那点钱根本不足以支撑生活。另一方面，老人也不敢太多抱怨，因为将来还有个养老问题。所有乡村老人都是想万一有一天躺倒在床上，不会动了，不能为人家服务了，指望谁？没有退休金，又没有社会保障。你现在不给“人家”养孩子，不努力干活，将来“万一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是会有你好看的。农村的观念，是绝对不会接受不替自己照顾小孩的老人，尤其是在这种需要出去打工才能挣到钱的情况下。

从最直观的情况来看，儿女也很少有意识，认为父母年龄大了，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很自然地寻求父母的帮助。除此，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只有父母愿意做免费保姆。如果有多个儿子，那这家的老人就要遭罪了，还有个“攀比”问题，如芝婶和赵嫂都提到的，都是“比着留”，因为你不留，你就吃亏了。即使如此，如赵嫂所言，没有哪一个农村老人会自己悠哉游哉，喝着小酒，打着太极拳，眼看着儿女有难处不去管的。赵嫂还比较年轻，农村还有许多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两口也在强撑着为子女服务，他们也会抱怨，儿女也会心疼，但是大家都没有想过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撑到哪一天是哪一天。在这里，探讨个人的生活、个人的自由，是可笑而不切实际的。

赵嫂热情地邀我到她家去坐。从外面看，赵嫂家的房子非常一般，但是进到里面，看一些细节，就能发现主人的精心营造。粗直的圆木屋梁，椽子上面铺着一层在乡村极其少见的细竹篾编成的席子，这既起到了加固的作用，同时也隔绝了瓦层上面的灰尘，使得房间显得雅致明亮。地上铺着一层青砖，砖缝用水泥抹得非常平整，整幢屋子整洁、干净，这是一个殷实、富足、会过日子的家庭。当我称赞起房子的时候，赵嫂有些伤感地说：“人家要拆呢！”“人家”就是他的小儿子和小儿媳妇。大儿子已经在路边买地盖了一座两层小楼，小儿子折了一些钱给哥哥，这座房子和宅基地算是分给了小儿子。

又问老两口将来跟着谁住？赵嫂又是一声冷笑，“跟着谁？谁也不跟。你别想着给‘人家’侍候儿子闺女了，将来就可以让‘人家’养你，门儿都没有。咱也不操那心。我和你赵哥还回到最早的房子里去，在那儿养老。儿子、闺女高兴了看看，给俩钱花，不高兴了，只要不骂我俩老不死的就行了。”

原来，在春节里，赵嫂两口子和小儿子、小儿媳妇闹了别扭，还吵了一架，原因就是这房子。这栋房子是赵哥、赵嫂子两人一生的心血，也是他们作为家长所拥有的房产和权威的象征。赵哥前半辈子在村砖瓦厂里干活，一砖一瓦地积攒自己盖房所需要的东西，光是砖、瓦就攒有八年之久。当属于自己的那窑砖烧出来的时候，赵哥一个人躲在人后哭了起来。房子是1993年盖起来的，房屋上梁那天，吝啬的赵嫂、赵哥又是杀鸡宰羊，又是放鞭炮敬神，总算盖房起屋，像个人家了。那时候，赵嫂的女儿师范毕业，回到镇上教书，两个儿子虽说没有上成学，但也都初中毕业，准备出门打工了。赵家的好光景就要开始了。

在赵嫂心里，他们为小儿子留这个房子，也是想着将来跟小儿子一起过的。小儿子虽然折了一些钱给哥哥，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再买宅基地的钱。而大儿子之所以同意，也是认为既然老人将来要跟他们过，那现在少拿点钱也是应该的。

但是，今年春节回来，小儿媳妇提出要重新盖房。在协商的过程中，也暗示将来他们不应该单独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更何况，赵嫂也帮助大儿子看小孩，不应该只有他一家承担赡养的责任，这就打破了之前的平衡。赵嫂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彼此之间开始有些隔阂。按照赵嫂的分析，小儿媳妇虽然表面上提出是要再盖房，实际上就是不想养活他们。把他们盖的房拆了，连证据都没有了，真正到争论的时候，一点底气都没有，因为你住的也是人家的房。赵哥在旁边反驳赵嫂，认为小儿媳妇还没有那么恶毒，可能也是嫉妒大哥过得好，房子盖得好，现在流行盖平房、小楼房，你这瓦房再好，那不还是瓦房。

在乡村，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有两个儿子，往往是家产一分两半，因为农村宅基地比较紧张，一般是其中一个儿子占用父母的宅基地，另外一个儿子补偿一点钱，这等于说父母到最后是瓦无半片、房无半间，只能依靠孩子。在现代观念里，这种分配方法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此过程中，父母的权利被完全剥夺了。但在乡村，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在一般状态下，儿子、媳妇出去打工，需要老人照顾孩子和房子，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但一旦儿子、儿媳妇回来，要落叶归根，问题就出来了。这时候，父母的命运往往是极其凄凉的。

对于老人来说，他们甚至不敢理直气壮地要求儿子尽传统的孝道，如和儿子在一块儿居住，要求得到尊重等等，因为他们没有给儿子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儿子年少出去打工，彩礼、结婚、盖房，全是自己打工挣来的钱，父母根本没有权利支配。而家族制度的衰落、公共道德监督力的衰退、国家的法律与赡养习俗之间的矛盾，都使得儿子、儿媳妇不把父母放在眼里。社会学家阎云翔把这一现象称之为“父母身份与孝道的世俗化”，传统的文化机制遭到破坏，孝道观念失去了文化与社会基础。儿子、儿媳妇根据市场经济的新道德观来对待父母，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交换关系，双方必须相互对等地给予。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有一种本质性的匮乏，即个人性的丧失。由于秩序、经济和道德的压力，每个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压抑之中，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个人愿望。［小说网·。。］每个人都在一种扭曲中试图牺牲自己，成全家人，并且依靠这种牺牲生成一种深刻的情感。一旦这种牺牲不彻底，或中途改变，冲突与裂痕就会产生。在日常状态中，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沉默、孤独，好似处于一种愚昧的原始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种痛苦没有体会，只是，每个人都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无法述说。一旦矛盾爆发，往往极具伤害性。

非常奇怪的是，从赵嫂、五奶奶、芝婶一些抱怨性的话中，却仍然可以感受到掩藏在背后的爱与宽容，对儿女，对他们在外面的艰难生活，对身边这一个个让他们年老还不得安生的孙子，仍然有一种非常细腻的感情。虽然他们也担心将来的生活，也担心儿媳的行为，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仍然兢兢业业地伺候孙子，替他们承担一切。他们不表达，不但对外人，对儿女更不表达。这一切，是属于地层之下的，被深深埋藏起来，连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乡村的生命，其韧性之大，是与自然界的生物相等齐的。

赵嫂的厨房里飘出了一股香味儿，大概是刚焖好的咸米饭。炒点肉和芹菜，多倒些水，把米放在锅里，小火烧煮，二十几分钟后停火，再焖上一段时间，非常香的一锅米饭就好了。在我的童年时代，这种米饭只有在改善生活时才可以吃到，每家一年最多也就做那么两三次，因此，我对这香味有独特的记忆。而现在，这早已是乡村的家常便饭了。郁香的炊烟飘出院子，在乡村的上空散开，氤氲了整个村子。

万会：在棺材里把骨灰撒成人形

“老道义”是我的一个大伯，没有出五服。他为什么叫“老道义”，说起来也颇有意思。大伯可以算做是我们村最早的大学生，先是在县城里的高中教书，后来为支援家乡建设，被请回来到镇上高中当了教务主任。虽然颇受学生喜爱，但却并不受领导的欢迎。他特别喜欢“论理”，倔犟耿直，口头禅就是“做人要讲道义”。学校食堂饭菜不好，学生哪一项收费不合理，甚至，学校中间的路被一些老师的菜地侵占了，他都会去管。如果领导不管，他就直接去教办室，或到乡里去找，不厌其烦，直到问题解决为止。时间长了，人们就背地里叫他“老道义”。

大伯和他儿子的关系并不好，三个儿子，小儿子考上大学，其他两个儿子高中毕业后都做了民办教师。20世纪90年代初，民办教师转正的非常多，他们的条件也都够。但是，每年名额有限，要排名评比，这里面，讲究很多。因为要讲“道义”，大伯不去找人说，更不送礼。儿子一说要怎样，大伯就大骂，说凭良心干活，该是啥是啥。到最后，俩儿子都没评上。后来，民办教师转正取消了，我的俩本家哥又都成了农民。几年时间里，俩本家哥和他父亲一直不说话。后来，大伯退休回到村里住，父子关系才又好一些。

我去大伯家的时候，我的本家哥万会正在看电视。他家还在村里面，三间青砖瓦房，大前檐，院子里铺的是砖，这在当年也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房子。现在，看起来却有些低矮破败。大伯的相片供在堂屋的正中间，黑框，上面搭着一个黑绸的花结。

你伯是2004年死的，肺气肿，要是不死现在多好，还能给我看个门，我好出去干点活。病了六七年，以前身体就不好。死后在屋里放了两天，等你万安哥回来，为咋出葬，火葬还是土葬，我和你大娘发生了矛盾。

我咋都可以，只要生前孝顺就行。可是你伯他不想火化，一直唠叨着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