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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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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开始提出税费改革。当时我说这个事弄不成。因为按中央有关部门原来的设计方案，基本上是“这一窝水和这窝泥”，你的所有收入管所有支出，像咱们这样的财政穷县根本不行。当时民间有一个顺口溜：四大家带着公检法，为收四毛八（烟叶税）。下去逼农民种烟叶，因为烟叶特产税比较高。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当时我就对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说，请他们给中央建议：要么转移支付，要么改变税制。否则税费改革难以推进，教师谁养活？有位新华社记者跟我讲，他去延安采访，一个支书说：“你能把这个事呼吁到中央，让中央把老师的工资发了，我在这儿给你立个碑。”我建议他采访时找研究农业税制的专家探讨，一个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中心，二是大学或专门机构研究全世界税制的专家。结果，他说，一采访大吃一惊，当时财政部没有一个完整的机构管理农业税制问题。
一篇报道说，某个县的教师一个人分半亩地，算是工资。后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一个同志自己坐火车到那里暗访三天，对记者说：“我暗访的情况比你采访的情况更严重。”中央根据实际状况做了政策重大调整。过去人们把农民负担这些问题一股脑归结到基层干部身上是不客观的，他不知道是基层干部在艰难维系着地方政权的运行。这也是大背景的问题，都是必须考虑的。
以十六大为标志，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两个趋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理论上的成熟，实践上的突破”。“调整国民经济利益分配格局，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这句话能落到实处很不得了。
新农村政策惠及农民的补贴非常多，今年财政农业投入三千八百多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一，减免农业税，取消农村的一切收费，咱们县农民少负担四亿，缺额怎么办，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第二，粮食直补，今年人均一亩地补到七十三块五，还有种粮补贴，种子补贴，大型农机补贴。第三，义务教育的两免一补。第四，农村合作医疗，这是农民最受欢迎的。农民看病最高可以报销到七万。第五，农民最低生活保障，一个人一个月五十块钱，咱们县大约四万多人。还有库区移民每人每年补贴六百块，共二十年；独生子女和双女户的父母，在年满六十岁之后，每人每月补五十块至六十块。这些加起来，每年投给农民的有几个亿。第六，农村基础设施，水、电、路村村通，每公里国家补十万，农民自筹五万，过去全是农民拿的。这几项加起来得有八个亿，这都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原来每年收四个多亿，不收了，又投了八个多亿。这是根本的转折。照这样走下去，五年以后，党和农民的关系一定会修复到最好的时期。在过去，我这样的县委书记下乡考察，乡党委书记、乡镇长都是把住路口，一直紧张着，怕群众告状，怕有问题被发现。现在好多了。
如何看待2003年前后中国农村政策对农村生活的影响以及所具有的意义？
按2000年前后的趋势走到现在，农村都不得了了，真的很难想象，可能会发生危机。农村问题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民负担重，农民状况差，农民情绪激动。中央政策真是调整得及时，现在都好多了，不交钱了，不交税了，种地还有补贴。
2004年以后，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发生了质的变化。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得益最大的是农村，是中国农民。中国的农民文化最大特征是跟着感觉走，你看赵本山的《三鞭子》变相地骂基层干部，虽然有一种演义的成分在里面，但也是农民心态的阐释。文艺作品它就是对生活的阐释，是当时情况下整个干部作风的一种折射。同样是下雨，久旱逢雨，说老天爷好；阴雨连绵，说老天爷不好。农民的感觉很直接，今天谁对我好，我说谁好；谁对我坏，我说谁坏。
当前的宏观政策，再加上基层的把握，解决了农民的许多具体问题。我们一直下劲地抓村庄整治，抓村村通，从农民脚底下抓起，从房前屋后抓起，从身边事抓起，实实在在地为农民干一些事。
我讲过一个观点，新农村建设不能理想化。不能一讲新农村，就给农民在脑子勾画一个欧式别墅，蓝天白云，出行有车，干干净净，这样一种模式叫新农村，这容易理想化。理想化带来的问题是急于求成，我们在农村工作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理想化。譬如说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大跃进，甚至文化大革命，都是理想化的东西。用理想化的东西代替现实，容易带来绝对化，带来一刀切，容易带来形式主义。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从理想化派生出来的。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
中国有六十多万个行政村，将近三百万个自然村。就咱们县而言，也有近六百个行政村，包括居委会，将近四千个自然村。村与村之间的条件，村与村的要素大不一样。譬如说，我们县南边七八个乡，土地特别多，人均合二三亩地。北边，一个人合一亩地，甚至不到一亩地。资源不一样，历史习惯也不一样。理想化会造成一刀切，面子工程，急于求成，这些问题通通都来了。
但我还有一个观点，新农村不能理想化，但也绝对不能随意化。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政策是二十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这五句话的前提是生产发展，接着是生活宽裕，看起来很宏观，但又很具体。中央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就是不想给新农村定一个具体的标准。中央始终讲，它是和现代化伴随始终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干啥后干啥。理想化容易形式主义，随意化就容易感觉遥遥无期，放任自流，不知道抓啥。结果是年复一年村貌如旧，就像歌词里说的：“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农民享受不到现代文明的成果。新农村建设必须从改变农民生产、生活现状入手，具体地一项一项地抓起，让农民感觉到具体的改变。种地不交税，上学不交费，这都实现了。另外，不仅不交，有些特殊的还有补贴。譬如国家对中等专业技术教育的补贴，人均一千五百元左右，基本也算不交费了。去年一年南阳第四师范学校就招生两千人，往年全部在校生才一千七八百人，像这种带有职业培训性质的学校都有补贴。所以不能随意化，必须一项一项、一村一村、一年一年地推进，先抓住农民最直接、最现实、最关心的利益问题，用电、吃水、行路，村容村貌，一项一项地干。不可能设想农民富裕到一定程度再去做工作，因为永远是差异性发展，过去即使不提新农村建设，村里也总有一部分人过得比较好。但是，不抓村庄基础设施，不抓生存生活条件改善，我就说，小楼盖到泥潭中，村里没路，出不去门，老百姓意见很大。所以这几年我们干了一些事情，你所看到的是这几年抓得比较好的，这样抓农民高兴，这是发自内心的高兴。虽然刚开始工作时有难度，有些农民不理解，譬如占住谁家的宅基地了，谁家的树被砍了等等，但村里主次干道打通了总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坚持抓下去，农村面貌会有大的改观。
目前正是农村变革的关键期，也是农民的修复期。
新农村建设所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在这种大转折下，农村的文化理念也在发生变化，带来新的情况：第一，农民的孩子上大学无望。不像八十年代，只要上学，就可以进入到城市。现在上学没有出路，没有多大用处，感觉上到大学与上到高中差别不大。尽管升学率高，但孩子上学的意愿还是不高。第二，家长长期外出打工，家庭教育缺失。第三，越来越多的新的信仰危机，宗教信仰很迷茫。第四，打工者越来越不适应外边的世界，劳动力培训较差，农民得不到系统的技能培训，所干的仍然是最低级的活儿。第五，农村基础设施越来越差。第六，在新的形势下，基层干部的素质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干部与老百姓的感情有所修复，但是，这种修复是靠好的宏观政策得来的。再过几年，干部素质如果不提高，没有新的理念、新的思维，驾驭农村新的现实，仍然会有危机。
同时，在新的政策下，基层村干部的任务很多是落实中央惠民政策，是给农民发钱，这极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可能会造成新的贪污方式，引发农民新的不满和社会矛盾，譬如把低保用在自己家亲戚那里，或虚报名额。这种带有公共福利性质的事情，干部容易把好事办走样，处事不公，引发农村新的矛盾。
如何持久增加农民收入？这也是一个新课题。要大力培育当地市场，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使劳动力就地就业，大力发展加工业，使劳动力回来就业，这对于维护家庭的完整性和保持文化的传承非常重要。
农民的迷茫可以归结为三点：第一，信什么的问题；第二，学什么的问题；第三，收什么的问题。这几个问题不考虑，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
在学界有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乡村城镇化是解决城乡矛盾的必然趋势，你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这个观点本身没有错，但不能简单化理解。简单化的乡村城镇化不适应中国国情。我觉得，解决未来中国农村问题的办法有五个“中”：中小城市，中小企业，中小银行，中产阶级，中小收入。特别要突出的是两点：
第一，要发展中小城市。中国现在有典型的大城市病，城市拥挤。农民集中到城市，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就成为城市无产流浪者，这会成为大问题，容易造成贫民窟，这是大城市化必然的弊病。中国十几亿人，地域复杂，简单地以城市来涵盖生存群体，很难真正解决问题。因此，城市化必须坚持大中小城镇并举，以中小城市为主的方针。
第二，发展中小企业，能形成当地就业。我们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是事实，也是我们国家特殊的国情。有人说，我们是低档工业制造者，呼吁改变这种状况，其实，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人口是我们现在的优势，也是发展中的一个过程，这种密集型企业在中国的高度发展是必然的。现在有各种保障农民工的措施，譬如劳动合同，这看起来是好事，但是公司会抬高门槛，该用的不用，造成挤压效应，也会使很多人失去机会。
什么叫城市化？住在大城市就叫城市化生活？我认为，城市化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就业、收入方式的城市化才叫城市化。能用抽水马桶，能洗澡，出门能用车，这是城市化。我去韩国考察，韩国的大部分教授都住在城市郊区，但是各种生活设备特别齐全，这也是城市化。如果城里人所能享受的现代文明成果，农村人也能享受到，并且按照新的组织理念，靠专业合作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城市化。还有收入方式的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家庭经营，而是现代管理体制下的企业，工资收入占了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这也是城市化的标志。
在穰县，我们提出四级城镇体制，充分发展乡、镇的作用，在乡村打造贸易集中地，它的繁华程度不亚于城市，到一定程度就有点像国外的小城市。另外，以原有的民间集市为中心，形成几个村的物资流通地，发挥镇的功能。实际上在欧洲，周围几个村，中心是一个大的物资交流和事务中心，就形成一个小市。
有些学者很悲观，认为农民人口太多制约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我有一个观点，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即使是现代化，总还得有人种地。即使农民占百分之三十，还有五亿，那还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并且，如果农民都聚集在城市，城市病会越来越明显。
如果乡村发展好了，农民不用离开家乡，也可以拥有城市化的生活，也会解决大城市化的问题。现在农民父母在家里帮着种地，像穰县这样的平原县份，就按人均毛收入七千，小孩上学也不要钱了，日子也还可以过。假定说年轻小两口打工，一年挣两万块钱，再加上家庭收入，平均每月两千，这对于农村来说，是相当可观。现在新农村整治，路也通了，下雨也可以出门，门口就有超市，有自来水管，有太阳能，生活的方便程度、舒适程度不亚于城市，所缺乏的就是信息。若干年后，信息不畅通的问题解决了，你住在乡村有什么不可以？
九十年代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种地变成一件简单的事情。割麦、犁地、种地等等都机械化了。这样，农民就不会讨厌种地了。
当然，也有许多问题，现在农村灰色的东西多。譬如留守儿童问题。一个村庄里，一个老头对小女孩长期性侵犯，晚上走一段偏僻小路，总是被强奸，有几年时间，奶奶都没有发现。后来，奶奶发现了，老头把女孩和奶奶都杀死了。这是一个悲剧。还有就是家庭情感问题，父母情感的缺失。不出去收入低，出去造成了家庭伦理问题。穰县一些乡村民族宗教问题比较复杂。一些地方，宗教信仰混乱，造成价值理念的缺失，传统的东西没有了，新的又没有形成，在信念上、文化上和道德上形成了一个空当。
从总的趋势来说，中国农村在明显变化，是不断进步了，但问题也不少，如何在趋势下找出个性差异，引导农民往哪里走，这是需要我们各级深思和关注的问题。
你认为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对农村农民还有多大的影响力？
农村的个别女孩出去干不好的事情，挣钱回家盖房，回来非常纯，不管在外面如何妖，回来像个乖孩子，特别纯，表现得非常淳朴。但是，你还是能大体看出来她在外面的职业。乡村文化、村庄生活场具有很强的净化功能。穰县文化特点相对传统，这也在无形中制约着女孩在外的行为。
穰县文化是书香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织，节约，克勤克俭。2000年我在另外一个县任职，一条街上就有四五家茶馆，甚至有酒吧，穰县至今还很少。在那里我经常陪朋友去茶馆坐，在穰县我就基本不去。今天咱们在这儿说半天话，可能很快就会传出去。那也是个新闻，而且是个负面新闻，这就是地域文化的差异表现。地域文化的排他性很强，对外来文化形成挤压，地域文化特别保守。
简单地说，文化就是习惯，文化具有一种固化效应，有一种锁定功能。把习惯、习俗哲学化，就是宗教，把习惯伦理化、抽象化、虚化，就带来宗教、艺术、文学。人与人之间的习惯固化之后就是文化。越凝固的地方排他性越强。地域文化形成以后，游离于现代生活之外，排他性很强，这是一种固化效果。有客人来穰县，招待饭后请他到卡拉OK厅去唱歌跳舞，据说人家感觉在穰县没意思，因为都是一家人来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增加一个成分，权重也不一样。
很难把文化这种东西冲开。有一次，我到河边去，碰到一个老太太。她非常有意思，跟我说，前任领导允许在穰县建红灯区，简直是伤风败俗。其实，也不是什么红灯区，据说只是某条小巷有几家发廊集中了。老百姓有误解，某个县领导作了解释，结果又引起更大范围的误解。干部的言语行为会在这里留下某种印象，只不过农民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的。
我一直讲，领导干部到一个地方工作，融合不融合，首先是文化上融合不融合。
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农村的发展趋势对乡土文化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实际上是两大冲击，一是沿路盖房，对原来村落结构形成冲击，这就必然会带来对村落文化的冲击。过去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们那里有句俗语：“碾磨齐全，房后有个竹园”，那种农耕式的生活，筐子、筛子都可以自编，一切齐全，可以自足。村落结构形成互助文化，互相周转，邻里之间虽然也为宅基地闹矛盾，但长期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互助文化，在摩擦中互助，共生文化。后来，沿路盖房子，带来的结果就是村里的公共设施不能共享。还有就是传统东西的丧失，过去你借我一个东西，隔个墙头就可以递过去，这些慢慢都没有了，形成很多空心村。所以这几年下大力气改造村庄，村里道路畅通，下水道打通，搬到外面的农民又回来了。第二，因为就业方式的变化带来家庭结构的散失。老少问题，中国文化潜在的东西隔代亲，爷爷对孙子是溺爱式，不是一种管教式，父母情感的长期缺失对孩子的成长都不利，这又是对传统东西的冲击。且不说外来要素的冲击，就这两个问题对目前农村文化带来一种可把握上的难度。过去凤凰卫视来拍片子，我说过一句话，唯有文化无敌。文化有一个很强的东西，就是锁定效应，美德如此，劣习也如此。比如说沿铁路的一些村落，个别农民盗窃、扒火车，为这，不知道抓多少人，但是还扒。道德堕落也形成一种习惯，也会越来越固化，最后形成文化。文化像一个橡皮墙，用刀子戳才能戳破。用石头打，打轻了，它是一个窝；打狠了，慢慢可能还反弹过来，打住你自己。最后，都又慢慢平复了。
邓小平说过一句话，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个教育不光是指学校教育，实际含有道德教化、传统文化缺失的意思，没有抵制住西方的思想，各种封建的东西又都冒出来。邓小平讲的教育是一个大概念，是国民教育、道德教育、素质教育、优秀文化复兴和普及等等。
作为政策的实践者，如何落实政策，从哪些层面做起？
这几年我们干点事，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有真感情。农民最苦，我甘心干点事，做到哪一步是哪一步。第二，一项一项地抓。抓中央的惠农政策落实，把中央政策研究透、争取到、落实好。譬如太阳能的引进，发生在农民的身上，这是一个生活质量的重要变化。学会洗澡，这是一个很大的农民心理变化。抓茶馆建设、村村通，把农民带进现代文明生活。从农民的脚下，从房前屋后抓起，村庄整治有十大好处。起码对村落的传统文化结构、生存方式的改变是一个保护和发展。这是一个基层干部的责任，我们吃了多少年空喊的亏。要实实在在为农民办实事，努力提高农民的方便程度。第三，基层要有责任感，要把现代文明成果一项项引给农民，应该定格在能力建设上。就农民生活而言，不能说农民落后，电话、手机、电视都有普遍性，现代文明元素越来越多地进入农民的生活，随着农民接受信息量的增多，农民的视野在不断地扩张。但是，作为一个自然人，他的能力在往哪个方面发展，这是应该重视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往三个方面发展，第一，就业创业能力。现在农村教育应该侧重于职业技术教育，不应该只随着大学教育走，农村教育边缘化，应该去学具体的职业技术。第二，能够融入现代生活的能力。一方面农民收入低，另一方面有收入的农民不会消费，不知道怎么去适应现代文明生活。《新结婚时代》反映出城市对农村的普遍看法。农村大学生最不喜欢听的话是：你真农民。这是文化上的断裂所形成的城乡差异。村落可以保留，学会规范、干净、整洁。我们力求向农民引进一些元素，譬如电脑，虽然大人不玩，但小孩去玩就是一种进步。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三，提高农民政治意识，保护政治权利的能力。农民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应该捍卫，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表达权、诉求权，常被基层干部看做是捣乱、钻牛角尖。
我们做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力求使基层干部用新的方法、新的模式、新的思维去应对新的问题。基于此，穰县推出“四加二”工作法，现在中央也认可了，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在全国农村推广。“四加二”，就是四议两公开，为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规定一个程序，农村的重大事项，决策必须经过四个程序：一是党支部提议，二是村党支部、村委会商议，三是党员大会审议，四是村民代表大会决议；所谓“二”，决议结果公示，执行结果公开。
这一工作方法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意义。从理论上讲，按照中央的概述和学者的概括，它把党的领导机制、村两委会的协商机制、党员的民主权利保障机制和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到一起，可以说实现了坚持党的领导，充公发扬民主，严格依法按程序办事的有机统一。从实践意义上讲，“四加二”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它让基层干部学会协商和妥协。在协商基础上的妥协是民主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民主的基础。第二，使基层干部学会程序决策，没有程序，就没有民主。第三，普通老百姓，学会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所以说，“四加二”工作法本身具有很强的培训功能，它推动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政治素质的有效提升。它使基层干部增强民主意识和法制理念，使普通老百姓增强了大局理念，学会把大局意识、公共理念纳入到自己的日常行为当中。同时，也保障了村民的参政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公共事务的决策参与当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意识。
农民说了不算，时间长了肯定政治冷漠。当一个集体的一分子在集体当中没有地位，不能够参与公共事务，他就会冷漠，个体行为就会加剧。当他认为他是集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自然就会积极的。
这一工作方法，主要是力求基层干部做到按程序办事。有程序的决策，一定比没有程序的更科学、更民主。实践中基层干部学会尊重人，学会思考问题。反过来，让农民也有集体的概念。完全理想化是不可能的，学会遇事跟人商量就是很了不起的进步。农民不是愚昧无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农民的可接受程度很高，但是，这需要引导，也需要科学的方法。这既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也是一个迫切的事情。
＇1＇ 二球：农村那种爱出风头、被别人利用的人。
＇2＇ 原叔：父亲的好朋友，是另外一个村庄的人。和明太爷一样，他也是长时间在我家坐着的人。他们有时不说话，彼此沉默，但也不走，就那么坐着。原叔死之后，他老婆脖子长的瘤病变，就上吊死了。大女儿出嫁，二女儿一心想上学，每星期背着一袋玉米糁去上学，在镇上一家废弃的房子里做饭，一天三顿都是玉米糁，没有菜，没有油和盐。后来，也没上成。儿子发高烧后傻了，四处流浪。有时会突然冒出来，到亲戚家或熟人那里要点钱，要碗饭吃。
＇3＇ 一盘响：在传统的乡村丧礼上，去世人的至亲会请乐器班来吹唱，必备的是铜唢呐、锣、鼓和钹，也称为响器。
＇4＇ 吐故纳新：“吐故”，当时是指把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纳新”，就是吸收一批所谓优秀的造反派入党，并把他们提拔到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岗位上来。
＇5＇ 差般：傻，脑子缺根筋。
＇6＇ 够点：很好。
＇7＇ 差子：差错。
第七章 农村的“新道德”之忧
引言
至2006年，穰县开放基督教教堂151处，简易活动堂点多处。有长老3人，传道员184人，神学院毕业生3人，信徒4万人。基督教各堂点均建立5人至7人的教务组，制定规章制度和爱国公约，宗教活动正常。
——《2007年穰县年鉴》
明太爷：我这一辈子算是叫“主”给坑了
明太爷，五十八岁。早年当兵，年轻时英俊潇洒，从部队转业回来，穿着笔挺的黄军装，整洁、气派，曾经是梁庄著名的景致之一。原来干了一段运输，由于老婆信主，到处跑，总不在家，只好放弃跑车，在家给孩子做饭。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修自行车，挣了点儿钱，回来在镇上买了房子，开了一个小修车铺，一天能赚二十几块钱。
你让我说你大奶奶（明太爷的老婆）信主的事，那可真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我这一辈子算是叫主给坑了，真叫个家破人亡。
你大奶奶，她们主内人都叫她“灵兰姊妹”。我那俩娃儿从小脑子都好使，上学有希望，我出去跑车，她要出去信主，就把娃儿送到你老三爷那儿（明太爷的父亲）。有时候她就不让他们上学，带着他们到处跑着信主。到最后，娃们的成绩都不好。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咱这儿教会还没有会堂，你大奶奶会唱，就各个县到处跑，一跑就十天半月不落家。我说：“既然信主恁好，咋你们那头儿，韩立挺们一家七八个儿子没一个有信的。我说，你问问老殿魁，当年立挺们是咋骗他的。老殿魁见人都说：‘我算认清了，印传单，连一分钱也没落着。倒是立挺们个个盖着大院子，吃美喝足。’都是一帮坏货，坑你们这憨人哩。有鸡蛋拿鸡蛋，有粮食拿粮食，那时候多可怜，他们发财了，俺们算绝了。能人信主是发财哩，憨人傻子是送钱去哩。你们那些信主的头们，那娃儿们都开着车，从哪儿来的？他们的钱都是从哪儿来的？不都是从募捐那儿来的。你们往里捐，他们往外拿，你们知道？啥也不知道，只知道在那儿傻捐，有的还把自己家粮食卖了去捐钱。”
才开始我骂你大奶奶，她没反应，说自己觉悟高，不和我一般见识。后来我就骂主，骂她她不在乎，骂主她就上了心。
你不挣，谁给你一分？！不管娃们也不管家。娃们长大，也气得很。有一回，你大奶奶打闺女，打一下，闺女拿头都往墙上撞，在那儿哭啊，真叫人伤心，原来闺女学习多好，硬生生是家不消停，把学习给耽误了。
也不知道主到底是啥，前几年有个妇女掉到水里，我跳进去把她救了，她不说感谢我，她说感谢主。咱是想不通。今年春上有个实事儿，一个村里有个老太太，俩外孙跟着她过，闺女、女婿出去打工了。也是信主，那天中午，看着坑里漂着俩娃儿，急着上教会，就没吭声。赶到她回来，才知道，那俩娃儿就是她外孙娃儿。这些都是血的教训，信主的头儿就应该提醒，过分讲究形式化不对。星期天不管是啥事，非要去，完全失去人性。别说是你的外孙，就是不是你的，你大声叫两声，坑里掉娃儿了，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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