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伙风流多情的玩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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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一伙风流多情的玩伴
　　作者：李春平
　　内容简介：
　　一群顽皮可爱的朋友，一伙风流多情的玩伴，一个妙趣横生的故事。
　　我们都是多情种。对异性多情，对爱情多情，对生活多情。当心身疲惫的时候，只有依靠我们对未来的激情向往，用对自身的爱，对他人的爱，对生活的爱，来点亮我们心中的明灯。于是，多情的意义便赋予了更厚重更广阔的社会内涵。
　　正文
　　1、半碗米可以喂饱一个诗人
　　无聊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玩伴。不想做饭了，到赵德发那里蹭饭去！让他们多加半碗米，就可以喂饱一个诗人！
　　只做丑陋人，不做丑陋事。这是我的信条。不要看我丑陋，不要看我土气，不要看我不善言辞，也不要看我周身带着秦巴山地的泥土气息，可我却是以一位诗人的眼光看待我们大千世界的。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些诗意，我就能一把将它抓住，并穿透它的五脏六腑，七颜八色。别的不行，我就这点本事。所以跟我打交道的朋友越来越觉得我有滋味，说我是个聪明的信得过的有点诗意的人。与玩伴们快活地相处，是人生的一种最基本的乐趣。所以我把它看得很重要。可是，一进入六月就不行了，孩子们过了欢快的节日，无忧无虑地玩耍去了，把一切烦恼都留给了大人。生活象一块干裂了的土地，且不说长出好庄稼，甚至寸草不生。以至于每一个玩伴打电话问我目前的状态时，我都毫不犹豫地说，很糟糕，糟糕透了。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失眠。通常，我上床的时候，便是瞌睡下床的时候，这家伙趁我不注意就高飞远走了。跟我同时失眠的还有空调。自从我失眠后，空调在晚间就没关过。它将一个硕大的四方脑袋伸在外面吐故纳新，无怨无悔地陪伴着我。看着它那声嘶力竭的样子，使我想到某种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我根本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是乱七八糟的事物，女人，麻将，钞票，诗歌，甚至还有明天在哪家蹭饭的问题，一齐涌现出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物轮留在我脑子里登台亮相，挥之不去。我常常在深夜三四点钟起床泡一包康师傅，那个老头的形象成为我在夏天最熟悉的形象之一，我知道这家伙给不了我多少营养，但却能给我充饥。来这么一包我就能管到天亮。当并不美好的朝阳从窗口照射进来时，我就该入睡了。于是我开始把手机关掉，把电话线拔掉，中断对外一切信息。然后，我在杂乱无章的睡梦中迎接每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这是人类可以忽略我的一个时段。当我一觉醒来时，往往正是人家下班的时候，我又该到朋友家去蹭饭了。让他们多加半碗米，就可以喂饱一个诗人——我的要求如此简单。
　　这时候我就感到朋友的重要了。这些朋友，更确切地说是玩伴。称他们是朋友，是因为跟他们都有交情。称他们是玩伴，是因为我们许多时候在一起玩耍。玩耍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玩耍也成了交情的实质和意义的载体。我跟现代大多数人一样，不喜欢板着面孔过那种纯粹的日子，还需要交流，需要玩耍。如同劳动需要工具一样，玩伴在玩耍中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这里所说的玩伴是指小胖子，赵德发，欧阳一虹等等。每当我和他们一起玩过，大家各自回家之后，我就有种丧魂落魄的感觉。玩伴走了，心也空了。不敢想像，如果我没有了这些玩伴，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枯燥，乏味，无聊，它们象一堆生活垃圾填满了我的每一个日子。时间在我面前已无足轻重了，以前视为最宝贵的东西现在却成了负担。什么一寸光阴一寸金，这话一定是哪位古人在忙得不可开交时说的。一旦不忙了，就会迅速贬值。你会觉得时间真是个怪物，你恨它，爱它，需要它，嫌弃它，却一辈子也摆脱不了它。象个多面体的女妖，美丽、残忍，而可怕。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的全部诗兴都被高温蒸发了，再臭的诗也写不出来了。我发现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什么诗意，所谓的诗意只是诗人们的奇思妙想而已。
　　我从作协朋友那里借来了一些光碟，全是海外名片。欧阳一虹小姐陪着我看。她是经济报记者，是一年前在跟文友聚会的时候认识的。因为她是女孩，我们谈不上是什么好朋友，但朋友还是算得上的。她家在上海，跟父母住在家里不方便，就租房住到外面了。这是一个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作记者的欧阳一虹更是如此。女孩大了，管不住了。她就住在我楼下。我住604室，她住503室。电话一打她就上来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坐在沙发上看《钢琴课》。她看哭了。这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孩，感情一碰就变形的那种。剧情动人处，她泪水就涮涮地往下滴。刚才喝下去的茶全从眼睛里冒出来了。这使我明白了一点道理，哭是笑的另一种形式，眼泪是稀释了的欢乐和笑声。我开玩笑说：“水再缺，南水北调工程也不缺你这点水资源。留着自己用吧。”欧阳一虹一甩秀发，冲我一笑，擦干眼泪，准备回去了。她要赶写一国有企业改制的长篇专访，过几天要见报。所以得“赶”。从某种意义上讲，记者跟诗人干着同样的活，都是手工业者。又都属于热衷于感受现实生活的一类人。不同的是，他们用啰索的语言反映精彩的生活过程，我们用精炼的语言描写啰索的生活片断。出门时，欧阳一虹说：“张大哥，以后这类伤感的片子别让我看。给你浇了地，你还不说声谢谢。”
　　欧阳一虹踏着清脆的脚步声走了，声音随着楼梯往下滑去。我开始做饭。懒洋洋的，象一个消极怠工的三流厨师。正在准备切菜时，突然觉得一个人吃饭是件极其无聊的事。太没劲了。干脆不做了。准备下午在外面混一顿算了。于是我重新回到电视机前，一边看碟子，一边剔牙。我牙缝很大，虫蛀的。这成为我丑陋的一部分。我生长在西北农村，15岁那年才知道牙刷是什么东西，16岁时才刷牙。当我开始学会刷牙时，牙齿已经坏得差不多了，甚至可以不刷牙了。上大学时牙缝就已经很宽了，别人跟我说话时，首先看到我的是牙缝，然后才看到牙齿。就跟我们看盲人，首先是看见他的眼睛，其次才是看到他的脸一样。特征的东西总是最先映入眼帘。我通常饭后一段时间牙不舒服。有同学开玩笑说，往后建议老师每天给我开一节必修课，让我专门清理牙齿，打扫口腔卫生。
　　我的玩伴小胖子刘小巴是比较关心我的状况的。他在繁忙的警务工作之余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剔牙，中午吃的瘦肉炒青菜，全卡在牙缝里了。我不喜欢用牙签，容易伤及牙根。直接用小指头在嘴里寻找。这样不文明，但却方便。我终于从牙缝里抠出了一点卡牙的东西，以为是瘦肉，拉出来却是青菜。小胖子就笑，又问：“还干什么了？”我说，还有上周吃饭的碗还没洗，得先在水里泡一下才行。小胖子以一个上进者的高昂姿态说：“张大哥，你应当找点事情干干，哪怕找几个朋友玩玩也好，不要一个人呆在屋子里，闷得太久，那是要出人命的。”
　　我说：“你们他妈的都忙，我找谁玩去？”
　　小胖子说：“你去找赵德发玩。赵德发也是一个人。他一下班就没事了。”
　　说起赵德发我就想那个脸长得圆圆胖胖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我怀疑他跟某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只是比主持人长得高一点，更好看一点。他是浦东电脑城的老板。电脑城里最大的楼面就是他租的。他曾经创造过一天赚钱30万元的辉煌记录。赵德发是南京人，37岁。以前是搞建筑的，手下有个挂靠在别人旗下的建筑公司，其实是个包工头。在建筑行业赚足了钱，觉得干那活太辛苦，便转向电脑了。再说，他作为一个包工头，手头就只几百万，真正要进入房地产是不行的，钱太少了，太容易被大公司挤垮。既然成不了大器，不如知足一点，趁早改行了，进军东上海电脑市场。在我厨艺兴趣浓厚时，每天跟烧菜节目主持人学做一个家常菜，赵德发经常和小胖子一道来我家品尝。他看见电视上的漂亮女孩就希望镜头永远不要移动，镜片后面的眼珠子象是怒目圆睁，发出那种叫人不安的火光。他是个好人，毛病就是太喜欢女孩子了。如果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这小子就该枪毙三回。不过这不怪他，近十多年来，我们的伟大时代培养了一大批象他这种雄心勃勃的男人。
　　只做丑陋人，不做丑陋事。这是我的信条。不要看我丑陋，不要看我土气，不要看我不善言辞，也不要看我周身带着秦巴山地的泥土气息，可我却是以一位诗人的眼光看待我们大千世界的。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些诗意，我就能一把将它抓住，并穿透它的五脏六腑，七颜八色。别的不行，我就这点本事。所以跟我打交道的朋友越来越觉得我有滋味，说我是个聪明的信得过的有点诗意的人。与玩伴们快活地相处，是人生的一种最基本的乐趣。所以我把它看得很重要。可是，一进入六月就不行了，孩子们过了欢快的节日，无忧无虑地玩耍去了，把一切烦恼都留给了大人。生活象一块干裂了的土地，且不说长出好庄稼，甚至寸草不生。以至于每一个玩伴打电话问我目前的状态时，我都毫不犹豫地说，很糟糕，糟糕透了。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失眠。通常，我上床的时候，便是瞌睡下床的时候，这家伙趁我不注意就高飞远走了。跟我同时失眠的还有空调。自从我失眠后，空调在晚间就没关过。它将一个硕大的四方脑袋伸在外面吐故纳新，无怨无悔地陪伴着我。看着它那声嘶力竭的样子，使我想到某种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我根本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是乱七八糟的事物，女人，麻将，钞票，诗歌，甚至还有明天在哪家蹭饭的问题，一齐涌现出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物轮留在我脑子里登台亮相，挥之不去。我常常在深夜三四点钟起床泡一包康师傅，那个老头的形象成为我在夏天最熟悉的形象之一，我知道这家伙给不了我多少营养，但却能给我充饥。来这么一包我就能管到天亮。当并不美好的朝阳从窗口照射进来时，我就该入睡了。于是我开始把手机关掉，把电话线拔掉，中断对外一切信息。然后，我在杂乱无章的睡梦中迎接每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这是人类可以忽略我的一个时段。当我一觉醒来时，往往正是人家下班的时候，我又该到朋友家去蹭饭了。让他们多加半碗米，就可以喂饱一个诗人——我的要求如此简单。
　　这时候我就感到朋友的重要了。这些朋友，更确切地说是玩伴。称他们是朋友，是因为跟他们都有交情。称他们是玩伴，是因为我们许多时候在一起玩耍。玩耍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玩耍也成了交情的实质和意义的载体。我跟现代大多数人一样，不喜欢板着面孔过那种纯粹的日子，还需要交流，需要玩耍。如同劳动需要工具一样，玩伴在玩耍中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这里所说的玩伴是指小胖子，赵德发，欧阳一虹等等。每当我和他们一起玩过，大家各自回家之后，我就有种丧魂落魄的感觉。玩伴走了，心也空了。不敢想像，如果我没有了这些玩伴，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枯燥，乏味，无聊，它们象一堆生活垃圾填满了我的每一个日子。时间在我面前已无足轻重了，以前视为最宝贵的东西现在却成了负担。什么一寸光阴一寸金，这话一定是哪位古人在忙得不可开交时说的。一旦不忙了，就会迅速贬值。你会觉得时间真是个怪物，你恨它，爱它，需要它，嫌弃它，却一辈子也摆脱不了它。象个多面体的女妖，美丽、残忍，而可怕。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的全部诗兴都被高温蒸发了，再臭的诗也写不出来了。我发现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什么诗意，所谓的诗意只是诗人们的奇思妙想而已。
　　我从作协朋友那里借来了一些光碟，全是海外名片。欧阳一虹小姐陪着我看。她是经济报记者，是一年前在跟文友聚会的时候认识的。因为她是女孩，我们谈不上是什么好朋友，但朋友还是算得上的。她家在上海，跟父母住在家里不方便，就租房住到外面了。这是一个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作记者的欧阳一虹更是如此。女孩大了，管不住了。她就住在我楼下。我住604室，她住503室。电话一打她就上来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坐在沙发上看《钢琴课》。她看哭了。这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孩，感情一碰就变形的那种。剧情动人处，她泪水就涮涮地往下滴。刚才喝下去的茶全从眼睛里冒出来了。这使我明白了一点道理，哭是笑的另一种形式，眼泪是稀释了的欢乐和笑声。我开玩笑说：“水再缺，南水北调工程也不缺你这点水资源。留着自己用吧。”欧阳一虹一甩秀发，冲我一笑，擦干眼泪，准备回去了。她要赶写一国有企业改制的长篇专访，过几天要见报。所以得“赶”。从某种意义上讲，记者跟诗人干着同样的活，都是手工业者。又都属于热衷于感受现实生活的一类人。不同的是，他们用啰索的语言反映精彩的生活过程，我们用精炼的语言描写啰索的生活片断。出门时，欧阳一虹说：“张大哥，以后这类伤感的片子别让我看。给你浇了地，你还不说声谢谢。”
　　欧阳一虹踏着清脆的脚步声走了，声音随着楼梯往下滑去。我开始做饭。懒洋洋的，象一个消极怠工的三流厨师。正在准备切菜时，突然觉得一个人吃饭是件极其无聊的事。太没劲了。干脆不做了。准备下午在外面混一顿算了。于是我重新回到电视机前，一边看碟子，一边剔牙。我牙缝很大，虫蛀的。这成为我丑陋的一部分。我生长在西北农村，15岁那年才知道牙刷是什么东西，16岁时才刷牙。当我开始学会刷牙时，牙齿已经坏得差不多了，甚至可以不刷牙了。上大学时牙缝就已经很宽了，别人跟我说话时，首先看到我的是牙缝，然后才看到牙齿。就跟我们看盲人，首先是看见他的眼睛，其次才是看到他的脸一样。特征的东西总是最先映入眼帘。我通常饭后一段时间牙不舒服。有同学开玩笑说，往后建议老师每天给我开一节必修课，让我专门清理牙齿，打扫口腔卫生。
　　我的玩伴小胖子刘小巴是比较关心我的状况的。他在繁忙的警务工作之余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剔牙，中午吃的瘦肉炒青菜，全卡在牙缝里了。我不喜欢用牙签，容易伤及牙根。直接用小指头在嘴里寻找。这样不文明，但却方便。我终于从牙缝里抠出了一点卡牙的东西，以为是瘦肉，拉出来却是青菜。小胖子就笑，又问：“还干什么了？”我说，还有上周吃饭的碗还没洗，得先在水里泡一下才行。小胖子以一个上进者的高昂姿态说：“张大哥，你应当找点事情干干，哪怕找几个朋友玩玩也好，不要一个人呆在屋子里，闷得太久，那是要出人命的。”
　　我说：“你们他妈的都忙，我找谁玩去？”
　　小胖子说：“你去找赵德发玩。赵德发也是一个人。他一下班就没事了。”
　　说起赵德发我就想那个脸长得圆圆胖胖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我怀疑他跟某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只是比主持人长得高一点，更好看一点。他是浦东电脑城的老板。电脑城里最大的楼面就是他租的。他曾经创造过一天赚钱30万元的辉煌记录。赵德发是南京人，37岁。以前是搞建筑的，手下有个挂靠在别人旗下的建筑公司，其实是个包工头。在建筑行业赚足了钱，觉得干那活太辛苦，便转向电脑了。再说，他作为一个包工头，手头就只几百万，真正要进入房地产是不行的，钱太少了，太容易被大公司挤垮。既然成不了大器，不如知足一点，趁早改行了，进军东上海电脑市场。在我厨艺兴趣浓厚时，每天跟烧菜节目主持人学做一个家常菜，赵德发经常和小胖子一道来我家品尝。他看见电视上的漂亮女孩就希望镜头永远不要移动，镜片后面的眼珠子象是怒目圆睁，发出那种叫人不安的火光。他是个好人，毛病就是太喜欢女孩子了。如果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这小子就该枪毙三回。不过这不怪他，近十多年来，我们的伟大时代培养了一大批象他这种雄心勃勃的男人。
　　2、妻子在赵德发身边安装了一台监视器
　　赵德发的小姨子被老婆周雪冰安排在他的公司掌管财权，赵德发身边等于安装了一台监视器。赵德发感叹道：被一个不是老婆的人管着钱，这日子还怎么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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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给赵德发打了电话。赵德发自从当了电脑公司老板后，一接电话开口就是“你好”，他总是那么热情洋溢，把打电话的每一个人都当成他的客户。当他听出是我的声音时，说：“妈的，你是张大哥。我还以为是哪个妹子呢。”
　　我说：“好几天没联系了。你还活着？”
　　赵德发说：“还算健在吧。有什么事？”
　　我说：“你还没吃饭吧？”
　　赵德发故意说：“你要请客？”
　　我说：“不是。我要找地方吃饭。”
　　赵德发说：“那你就过来。我没空来接你。车停在地下车库里，开出来太麻烦了。”
　　这小子什么都怕麻烦，就是看小姐不怕麻烦。他不来接我，看来只有我自己坐车去了。掏两块坐公交车，去吃一顿价值十来元的廉价家常饭。
　　我到赵德发那里已是下午六点，这时候我肚子已经空了。东上海电脑城的一些公司开始打烊了。赵德发刚从外面累呼呼地进屋。他见我来了，就对他的员工们说：“你们可以走了。”然后坐下来陪我，给我念苦难经。赵德发说他前几天才送走老婆。老婆一来他就烦。他老婆周雪冰在南京，是一周前来的，带着他六岁的儿子毛毛。她每月在上海住几天，以照顾赵德发在上海的生活。老婆一走，赵德发就成了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到处觅食。
　　赵德发的情绪比我要好，但好中也有一些长得象烦恼的东西，比如来自外界的管束。他向我诉苦说，这次老婆来上海跟他玩了一招，做得很绝，把她妹妹周雪梅带来了，安排在他公司。周雪梅前年就从财经学校毕业了，已经在南京有了工作。在一家公司做财务。赵德发发现了周雪冰的阴谋伎俩，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让周雪梅现在辞职到上海，目的不是找个工作，是奉姐姐周雪冰之命来监视姐夫在上海的行动。赵德发是个花花肠子，加上夫妻两地分居，周雪冰在南京鞭长莫及，提心吊胆。自己没法管他，就委托妹妹来管姐夫。管男人首先要管钱，其次才是管人。钱是男人行走的第三条腿，钱管住了，人就管住了。因此，周雪梅就管着赵德发公司的财务。她现在房子已经租好了，并且上班了。赵德发痛苦地说：“一个男人，被一个不是妻子的女人把钱管着，你说这日子还怎么开销！”
　　说罢，款款走进一个女孩，笑眯眯的，一副向往未来的生动表情。赵德发向我介绍说：这是我小姨子，谓之妻妹。我问叫什么，小姨子说：“叫周雪梅。”
　　我说：“好名字，一听就是傲视风雪的样子。”
　　周雪梅说：“我爸爸起名字时，就是这么想的。还有一点就是，我是腊月生的。正是腊梅盛开的时节。”
　　我说：“你爸爸跟我是同行。”
　　周雪梅说：“什么意思？”
　　我说：“是诗人。他居然这么富有诗意。”
　　“哦，难怪胡子八岔的。”周雪梅盯着我，提出了一个荒唐的问题，说：“什么是诗人？”
　　我说：“所谓诗人，就是最懒堕的文人。从来没把稿纸写满过。总是留着大片空白。”
　　周雪梅点点头，恍然大悟地说：“李白就干那种活。”然后一甩头发，冲赵德发一笑：“赵德发，我回去做饭！”
　　赵德发说：“多加半碗米！张大哥是来讨饭的。”
　　赵德发说的是我。我是玩伴中的老大，他们都叫我张大哥。这是我唯一感到尊贵的地方。玩伴们都是我的小弟妹。周雪梅哎了一声，身轻如燕地从若干电脑的缝隙中穿过，飘然而去。我知道了，周雪梅不把赵德发叫姐夫，而是直呼其名。
　　一小时后我们来到赵德发住处，这间一室一厅的小房子比我上次来时要干净得多。显然是他老婆来了之后才收拾好的，平时他很随意。他老婆来一次搞一次大扫除。当过兵的赵德发是很讲卫生的，可他老婆有洁癖，喜欢把屋子搞得一尘不染。赵德发告诉我，小姨子周雪梅的房子就在楼下那层，是便于监视他才租得这么近的。我们说话时，周雪梅正在炒菜，锅碗瓢盆的声音时尖时钝。因为是一室一厅、厅厨合一的住房，我们在卧室里的聊天，油烟来不及往外去，便回身到处乱窜，满屋飞飘。它使我们的鼻子变得聪明起来，只需闻到气味儿，就知道今天的菜谱。据此，我一直怀疑人类的嗅觉是否真是比狗类要差。我曾经非常羡慕狗的嗅觉，但我从不鄙视自己的鼻子。
　　赵德发讨厌炒菜的味道，给人一种家就是厨房的感觉。吃饭时，赵德发对周雪梅说：“以后，把那些灶具搬到你房间去做饭好了。免得你每天上来做饭，不方便。”
　　周雪梅说：“有那个必要吗？我看就在你这里做饭很好的。没什么不方便。”
　　赵德发见小姨子不同意，便说：“现在我以老板的名义，命令你把灶具搬走。”
　　周雪梅调皮地一笑：“可现在我以小姨子的名义回答你，这是行不通的。你是嫌油烟太重吧。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知道吗？”
　　赵德发失望地笑笑，不再强求。看来他奈何不了小姨子。赵德发说：“你这种不听话的女孩，就应当找个男人管管你！”
　　周雪梅说：“他能管我什么？”
　　赵德发说：“管你身子，管你人。”
　　周雪梅嬉皮笑脸地说：“告诉你吧，那是管不住的。你不要关心我。你还是关心一下你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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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的时候，赵德发给我拿出了一瓶鹿鞭酒。鹿鞭只有半截，是他上次回家带来的。是别人送给父亲的。赵德发父亲是才伍出身，退休的师级干部。赵德发从小在部队长大。父亲的部下去西藏出差，回来后送给老首长一条鹿鞭。赵德发回家给父亲带了两千多块钱的补品，见了父亲的鹿鞭，就嘻嘻直笑。父亲说，你想要就拿去吧。赵德发也不全拿，就用刀剁了一半，说要尝尝味道。我说：“你小子也太不象话了，跟你父亲争补品。”赵德发说：“他？进贡的人多着呢。不少这一点的。”我说：“我一个单身汉，你让我喝这个，不是让我犯错误嘛。”赵德发说：“我每天喝一口，不是照样没犯错误吗？”我不喝白酒的，但还是尝了尝鹿鞭的味道。赵德发说喝了这个酒就相当于安装了欲望驱动器，可我没感觉出什么。我怀疑我的主机坏了，装了驱动器也启动不起来。
　　饭后，周雪梅把厨房收拾好，我们三人一块儿就出门了，赵德发说要请我去玩儿。刚刚出门，赵德发突然想到了小胖子，说把他叫来吧，大家一起玩。随即给小胖子打了电话，赵德发拉着大嗓门说：“快来，我们到金碧辉煌歌舞厅——还有谁？还有我小姨子周雪梅，还有就是张大哥。”
　　3、赵德发因为小姨子在场而放不开手脚
　　我们进了歌舞厅。在小姐们面前我一向胆怯。平时一贯大胆的赵德发也因为小姨子在场而放不开手脚。小胖子不许小姐摸他的手。因为他就要入党了。
　　我们到金碧辉煌的时候，小胖子正站在门口等待我们，一副庄严肃穆的样子。小胖子是公安局某行政科的科长，因为每天都要到处跑，平时开着公家车办事，挺方便的。按规定，公安局的干警是不允许进娱乐场所的。小胖子之所以去，他有他的道理。公安人员也是人，也要娱乐。关键是要洁身自好。而洁身自好并不在于是否进娱乐场所。有的不进娱乐场所，照样当败类。不过，每回小胖子都要换衣服，而且是非常纯粹的娱乐。
　　小胖子早就认识周雪梅，见面握手时，小胖子拉住周雪梅的手就不肯丢开，手指头还不停地捻着，那小子在寻找手感。周雪梅似乎也没有缩回来的意思。
　　赵德发说：“有你们这样拉手的吗？算了算了，你们就这么拉着，干脆不要松开。”
　　小胖子看着周雪梅，很礼貌地征求她的意见：“可以吗？”
　　周雪梅一笑，说：“拉着就拉着吧，我又不少一块肉。”
　　两人就牵着手向前走。小胖子说：“这就对了，象是妇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
　　周雪梅说：“我就不信拉拉手你能占到什么便宜！”
　　小胖子一笑：“还能占什么便宜？沾点皮毛而已。”
　　赵德发的嘴是一具利器，他神气十足地说：“确切地讲，沾的仅仅是皮，而不是毛。”
　　这话太生动了，因为生动而露骨起来。周雪梅咬咬牙，扬手打了姐夫一下。我看到了，周雪梅打姐夫不是真打，是戏剧舞台上的那种打，手是扬起来了，却是飘着下去的。
　　平时我是怕进歌舞厅的，虽然怕，但还得去。反正是人家掏钱，我只把身子弄去就行了。我怕是怕那些画得象花猫一样的小姐，她们象蚊子一样见着客人就叮。多少我还算得上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可见了小姐我就怕了，我怕她们的那种惊世俗艳，那种落落大方，那种大无畏的献身气慨。在他们面前我这个诗人就变得十分渺小和自卑了。更何况，这个金碧辉煌是全上海数一数二的，里面一半以上的小姐都是上海高校的在校学生，她们中有研究生，本科生。涉及各种学科。现在高校的女生都是高消费，要用手机，要在校外租房子，要追赶时尚，每月没有三千块钱就过不了日子。在父母收入有限，资金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下，怎么办？那就必须勤工俭学。她们勤工俭学的途径有三条：一是家教；二是傍大款，三是到娱乐场所做小姐。家教没多少人愿做了，辛苦不说，钱少，有时还得受气，这个枯燥无味的低迷市场就让给男孩去占领了。傍大款要脱光了睡觉，对方规矩多，得按照人家的要求办事，不自由。你给他做了小情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你是第十几任还是几十任了。最灵活、收入最高的就是做小姐。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她们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化妆，然后就往娱乐场所跑。到了娱乐场所，名字都全变了，不敢用真名了。就跟鲁迅发表作品一样，用笔名。可她们的笔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