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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海洋-第3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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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伊朗不是中国的盟国,也没有与中国签署任何秘密同盟条约,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中国的潜在威胁。别忘了,中国在第五次中东战争之后,开始扶持埃及与叙利亚,而这两个国家早就不是伊朗的盟友了,反而成为伊朗称霸中东的拦路虎,或者说是帮助中国控制中东的帮凶。
这样一来,中国没有理由为了伊朗向俄罗斯宣战。
虽然,俄罗斯当局非常清楚,中国为了保护通往中东的铁路,很有可能出兵伊朗,但是中国也不会急于跟俄罗斯宣战,因为中国首先得应付美国的威胁,在获得了战略优势后,才会出兵俄罗斯。
第二次迪戈加西亚海战,更加坚定了俄罗斯当局的这个认识。
当然,在很大的程度上,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即中国在打通海路之后,不大可能为了一条铁路线在伊朗与俄罗斯交战。但是以当时的情况,俄罗斯也有别的担忧,即再不出兵伊朗的话,局势很有可能发生剧烈转变。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伊朗会在适当的时候向以色列与美国宣战。
如果伊朗首先参战,俄罗斯当局避免与中国交战的基础就不存在了。
综合这些因素,俄罗斯当局只能答应美国的请求,而且可以借此机会,向美国提出众多条件。
根据战后解密的资料,在十一月份,俄罗斯就向美国开出了价码。
可以说,俄罗斯的胃口非常大,比如让美国承认俄罗斯在战争期间控制的地区必须归属俄罗斯,或者由俄罗斯间接控制;承认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地位,并且容许俄罗斯出兵控制已经加入欧盟的几个前独联体成员国;俄罗斯将在出兵伊朗之后,借道土耳其,而美国必须承认俄罗斯在土耳其的地位。
除了领土上的要求,俄罗斯还提出了物资与资金上的要求。比如在俄罗斯参战后,美国每周为俄罗斯提供十五亿美元的无息战争贷款,每年为俄罗斯输送一千万吨粮食、三千万吨高品质钢材、一千五百万吨化工产品、三千万吨弹药、一千架作战飞机、三千辆坦克、三万台军用车辆等等。
当时,俄罗斯还提出了技术上的要求,而且主要是尖端军工技术。
在众多的要求中,最过分的是与欧洲有关的部分,即在欧盟参战、并且成为中国盟国的情况下,美国必须支持俄罗斯出兵西欧地区,俄罗斯将在战后控制欧洲大陆,美国则只能得到英国、挪威、瑞典与丹麦。
可以说,这些要求非常过分。
事实上,也正是美国没有答应这些要求,俄罗斯才一拖再拖,没有在十一月参战。
要知道,早在十一月初,俄罗斯就出兵高加索地区,控制了外高加索三国,打下了出兵伊朗的基础。
拖延了一个月,主要就是美俄谈判还没结束。
到了十二月初,双方终于在原则上达成了一致。除了与欧盟有关的条款之外,美国几乎全盘接受了俄罗斯提出的要求。
到此,俄罗斯参战已成定局。
根据战后解密的资料,俄罗斯当局在二零五二年底很有信心,连俄罗斯总统都坚信中国不会为了伊朗与俄罗斯开战,甚至认为只要俄军在伊朗境内作战,没有进入伊拉克,中国就不会在二零五三年向俄罗斯宣战。如果美国的战略计划实施顺利,那么中国将在二零五三年底丧失战略主动权。也就是说,到了二零五四年,不管中国是否向俄罗斯宣战,意义都不重要了。
毫无疑问,俄罗斯当局的乐观情绪非常盲目,也非常不靠谱。
要知道,中国不是不会向俄罗斯宣战,而是没有足够好的理由,而俄罗斯入侵伊朗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
更重要的是,与俄罗斯交战,对中国的总体战略影响不是很大。
别的不说,在牧浩洋制订的总体战略中,陆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大陆上作战,面向海洋的地面作战,比如岛屿登陆战,全部由陆战队负责,与陆军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俄罗斯参战有什么影响,只能说中国空军的压力将大大增强,而且将主要集中在战术航空兵上。事实是,这也不是大问题,因为在海洋方向上,海军航空兵可以承担起大部分战术任务,空军只需要分担一些战略任务。
当时,戚凯威正在策划的,就是与俄罗斯交战。
第七十六章乐观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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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章 分歧
第七十七章分歧
戚凯威把重点放在本土北方战场上,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中国本土最大的威胁。大文学
早在几年前,即牧浩洋着手制订总体战争规划,把太平洋与印度洋设为主战场时,戚凯威就提出了异议,认为牧浩洋过于轻视大陆方向上的威胁,也因此忽视了大陆方向上的备战工作。
客观的讲,戚凯威说得没错。
比如在国内工业布局上,牧浩洋就降低了东北地区的地位,不但不再扩大东北地区的工业规模,还提前制订了工业基地内迁计划。按照他的规划,位于吉林的北方重工、位于沈阳的沈阳飞机制造集团等数十家大型工厂、以及数十万产业工人都应该在大战爆发后,转移到内地。
又比如,在本土交通网络规划中,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新疆的铁路、公路与机场的运量与吞吐能力,仅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三、百分之四与百分之五点五,单位面积拥有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牧浩洋的规划中,除了中巴铁路、以及新藏铁路之外,新疆的边境地区竟然没有一条铁路
这样的布局,摆明了要打防御战。
问题是,防御就能打垮敌人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没有任何一名将领认为能够通过防御击败敌人,戚凯威更是觉得牧浩洋太保守了。
当然,这也与两人之间的误解有关。
虽然牧浩洋不是陆军将领,但是作为前任陆战队司令,他对地面战争并不陌生。在牧浩洋的规划中,未来的中国陆军是一支极具战略进攻能力的地面部队,从他大力支持陆军换装地面战平台、以及研制第二代地面战平台就能看得出来。此外,牧浩洋还非常重视陆军的进攻速度,因此才会不遗余力的鼓励陆军与空军共同开发大型电动运输机,而且重新规划机场建设。
可以说,牧浩洋的认识非常超前。大文学
在他看来,未来陆军将有本质性的变化,即不再是一支必须在地面上稳步推定的作战力量,而是一支能够在任何时间、到达任何地点、执行各种战斗、完成各种任务的高机动性战略进攻力量。
显然,在牧浩洋看来,以往的交通手段都达不到要求。
真正能使陆军发生本质性飞跃的,除了性能先进的地面战平台,就是投送能力异常强大的空运力量。
正是如此,牧浩洋才认为,铁路、公路等交通手段肯定会被淘汰。
这一点,在他对新疆与东北地区的机场规划上就看得出来。按照他制订的战前规划,新疆与东北地区的机场完全能够支撑起战略级别的进攻行动,而且通往机场的铁路与公路也能满足后方运输需求。
戚凯威不是不赞同牧浩洋的新观念,只是觉得太超前了。
要知道,以中国空军在战前的战略空运能力,最多支持两到三个集团军在前线作战,而对俄罗斯这种幅员超级辽阔的国家发动一次大规模战略进攻,至少需要动用十个、甚至二十个集团军,兵力投入在百万以上,前线作战部队也在六十万以上,因此中国空军的战略空运能力至少需要提高三倍,才能基本满足要求。
在戚凯威看来,把空运能力提高三倍,显然不大现实。
当然,这只是他本人的观点,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空军的战略空运能力不是提高了三倍、也不是提高了三十倍,到大战结束的时候,中国空军的战略空运能力比战争爆发前提高了三百倍
这也不能怪戚凯威,毕竟在战前他不是总参谋长,只是陆军司令,仅负责与陆军有关的事情,对总体战略的了解程度远不如牧浩洋,也就不大清楚国家的战争潜力,更不清楚战争带来的变化。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戚凯威始终认为,必须在大陆战场上用兵,而且越快越好。
他有一个非常朴实的想法:与其让敌人把战火烧到自己的家园,还不如把战线推进到敌人的领土上。大文学
事实上,这也是当时几乎所有中**人的观念。
早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之后,中**队就有类似的想法,而后来逐渐形成的本土外围防御圈就是该想法的产物。
问题是,这道防御圈并没闭合,在北面存在两个巨大的缺口。
戚凯威要做的,就是希望在俄罗斯具备足够的威胁能力之前,堵上这两个缺口,办法就是主动进攻。
在陆军的所有战争计划中,北方战争就是重中之重。
为此,戚凯威甚至可以放弃其他战场。
当然,他没有忘记为陆军将领创造更好的条件。在牧浩洋批准向中东地区增派第二个主力集团军之后,戚凯威再次提议让虞世辉晋升为陆军上将,担任中东军团司令官。虽然牧浩洋最终说服戚凯威,让他亲自担任中东军团司令官,但是最终也签署了晋升令,由虞世辉以军团参谋长身份指挥作战。
牧浩洋让戚凯威兼任中东军团司令,主要是政治上的考虑。
别忘了,十五年前,就是戚凯威把埃及与叙利亚从战败的阴影中拯救出来,帮助阿拉伯世界取得了辉煌胜利。
在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军队心目中,戚凯威就是不败的战神。
不管是谁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只要戚凯威是中国中东军团司令,阿拉伯国家就能看到胜利的希望。
问题是,在大陆战场上,牧浩洋与戚凯威的分歧依然非常明显。
十二月上旬,总参谋部召开了五次参谋长会议,黄瀚林都来了两次,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有没有必要向俄罗斯宣战。
毫无疑问,戚凯威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俄罗斯入侵伊朗之后,立即向俄罗斯宣战。
牧浩洋则认为,还没有到向俄罗斯宣战的时候,而且中东、印度洋与太平洋方向上,牵制了大量作战力量,如果再增添一个主要方向,就会出现严重的兵力缺口,而且在补给保障上也会出问题。
母祁铁较为倾向于牧浩洋,只是没有明确表示支持。
庞跃龙肯定支持牧浩洋,因为陆战队的兵力都已用上了,而攻打迪戈加西亚与吉布提的战斗还在规划之中,他一直认为应该从陆军抽调部分部队,增强陆战队在印度洋上的进攻力量。
由此可见,军队内部的意见还是比较统一的,都认为兵力不够。
事实上,真正欠缺的不是兵力,因为戚凯威认为,在前半年,只需要投入四个主力集团军就能取得重大胜利,半年之后第一阶段动员的成果已经显现出来,也就不会存在兵力不够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在军队后方,即后勤保障。
要知道,中国刚刚开始战争动员,各方面的工业生产都在重新规划之中,而且部分工厂因为内迁还停工了一段时间,军事物资的生产效率还没有提上来,作战消耗却很大,根本无法为一场大规模战略进攻提供物资保障。
这也正是牧浩洋反对向俄罗斯开战的主要理由。
可惜的是,黄瀚林支持戚凯威,而且认为在政治层面上,只要俄罗斯入侵伊朗,中国就应该立即向俄罗斯宣战。
黄瀚林的理由只有一个:中国是正义的一方,有义务捍卫其他弱小国家。
虽然这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牧浩洋却不能直接反驳,因为这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还是道义上的问题。
大战爆发后,中国就一直站在正义的一方,而且得到了广泛同情与支持。如果中国没有捍卫那些受到侵犯的弱小国家,而是任由超级大国肆意践踏国际道义,那么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得到的支持将大幅度降低。
毫无疑问,黄瀚林宁愿承担军事风险,也不愿意承担政治风险。
不管怎么说,黄瀚林的政治家,而不是军事家。虽然在军事问题上,黄瀚林很少出面跟牧浩洋做对,但是他的政治立场也同样鲜明,即作为军人,不管是牧浩洋还是戚凯威,都应该服从政治决定。
这下,戚凯威的提议被提上了日程安排。
根据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俄罗斯肯定会在年内入侵伊朗,而伊朗军队连一个月都坚持不了。按照李明阳的估计,如果俄军得到了美军支持,伊朗很有可能在开战一周之后丢掉德黑兰。
这下,新的问题出来了。
要不要出兵伊朗,帮助伊朗稳住战线?
戚凯威坚决反对出兵伊朗,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为了一条铁路线,在远离本土的地方开辟第二块地面战场,而且这也会严重分散本来就不多的兵力。既然海路已经打通,就更没有这个必要了。
在他看来,把伊朗变成俄军的泥潭,反而更有价值。
要知道,伊朗有数千万人,而且国土面积并不狭窄,有足够的战略纵深,伊朗人也较为好战。
这些因素,都应该得到发挥与利用。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让他在大陆方向上的战略进攻不受影响。
可惜的是,这次不但牧浩洋反对,连黄瀚林都明确表示,如果伊朗遭到入侵,中国陆军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部队派过去,与伊朗军队并肩作战。至于围魏救赵战略,必须等到伊朗战线稳定下来之后。
在黄瀚林表明立场之后,戚凯威也不再坚持,也没有办法坚持。
第七十七章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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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章 广泛动员
第七十八章广泛动员
回到总参谋部之后,牧浩洋除了要跟戚凯威扯皮,还要处理更重要的事情。大文学…_()
十二月二日,就任战争部长的第三天,牧浩洋在临时安排的会议地点,接待了来自全国的数百名企业家与企业管理者,然后在会议上打出了他担任战争部长的第一张牌:战争期间各大企业必须以保证产量为主,不得以拖欠款项等任何名义影响工业产能,并且遵守政府产业规划的统一安排。
为了增强“说服力”,牧浩洋还暗示这些工业巨子:谁不听话,谁就出局。
虽然在会议上,企业家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政府采购款项不到位,企业将无法及时支付工人工资,无法采购工业原材料与工业设备,也就无法按时完成政府订单,但是在最基本的问题上,这些中国民营资本的佼佼者都给出了让牧浩洋满意的答复,即只要企业还在正常运转,就会全力以赴的配合国家的战争政策,不遗余力的支持军队的作战行动,尽到公民的基本义务。
当然,其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第二天,牧浩洋就去见了黄瀚林,然后去找了杜小蕾。
在工业动员上,黄瀚林已经做出指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政府管制,即不再以市场经济模式来运作,由政府配给与调控为住。只是杜小蕾觉得暂时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还有很多手段没有用上。
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政府提供担保贷款。
按照杜小蕾的说法,在政府的信用额度用完之后,还可以增加货币发行量,最后才轮到政府管制。
当然,对这些问题,牧浩洋也不大清楚。
他只需要一个结果:战争期间,工业生产绝对不能受其他因素影响,军队的供应必须得到保证。大文学
显然,杜小蕾的答复没有让他失望。
根据战后公布的资料,在二零五二年底,中国的经济体系就已经进入战争轨道,中国政府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别的不说,杜小蕾在十二月中旬推出的担保措施,就让数十万中小企业的生存得到了保证,而这些中小企业、特别是从事制造业的中小企业,是中国工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是军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大战期间,一家转移到江西的浙江电子企业,所生产的惯性导航仪的几个关键零部件,占到了战争期间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这家企业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只有一百多名员工,到战争结束时,已有三千多名员工。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能够如此迅速的进入战争状态,牧浩洋的贡献最大。
要知道,早在二零三八年,也就是全球自然灾害结束时,牧浩洋就着手制订全国性的战争规划项目。虽然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早期则集中在装备建设上,但是肯定得于工业打交道。根据周渝生、李明阳与马明涛等人回忆,牧浩洋在制订战争规划时,首先做的就是对工业进行摸底,然后以军事需求量划分等级,以确定各个行业的重要性,而他做的这些事,在战时就是动员标准。
当然,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牧浩洋只负责制订总体规划,落实到细节上,以及具体实施,仍然是由杜小蕾领导的国务院各部门负责。
稳住了国内企业家后,牧浩洋还通过他的影响力,对周边国家采取了行动。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在十二月七日,牧浩洋以战争部长的身份,接见了巴基斯坦、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的驻华武官,首次向这些盟国提出,应该在工业生产上与中国同步,而中国则提供全面安全保障。
此后,牧浩洋还单独会见了印度的军事代表,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大文学
虽然要到二零五三年四月份,即杜小蕾在北京召开“同盟国政府首脑会议”时,中国政府才正式提出了经济整合方案,开始着手整合同盟国集团的经济力量,重新规划集团的工业生产能力,但是牧浩洋在此之前的举动,等于提前给盟国打了招呼,为杜小蕾在政府首脑会议上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当时,最值得重视的,正是集团中实力仅次于中国的印度。
虽然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结束之后,印度一下子跌落为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且随后几年中,欧盟也没有像承诺的那样,帮助印度进行战后重建,反而利用重建,从印度获取了大量利益,但是凭借巨大的人口规模、相对广袤的国土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印度依然具有不可小觑的实力。
七年间,印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别的不说,到大战爆发时,印度的义务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而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爆发前,仅有百分之六十。此外,印度每万人享有的医疗设施也由原来的不到一座增加到了…五座。根据印度在二零五零年做的全国人口普查,人均寿命已经提高到五十八岁,恢复到第二次印度洋战争前的水准。在生活环境上,印度的人均居住面积由二点三平方米提高到了四点七平方米,人均日摄入卡路里由一千八百大卡提高到二千七百大卡,基本上摆脱了贫穷。
当然,这些粗略的统计数据还不能完全说明印度的变化。
根据国际机构在二零五零年做的统计,印度的基尼系数为四点二,而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爆发前高达五点八。
这个数据表明,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后的五年间,印度的贫富差距大幅度缩小。
由此产生的影响就是:印度社会逐渐趋于稳定。
毫无疑问,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到大战爆发前,印度已经基本上恢复了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的创伤,成为南亚地区产值最大的工业国。
当然,这并不表明印度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
与当初的中国一样,印度在工业化道路上也选择了类似的方法,即首先发展轻工业,以此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准,在完成了基础积累之后,再稳步发展重工业,最后才是向高端工业进军。
对印度人来说,这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与更好的生活环境。
对中国来说,这则意味着能够充分利用印度的人力资源,获得一个规模巨大的市场与产能巨大的工厂。
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中获得的战争红利。
到大战爆发时,印度已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向中国出口数万亿元的货物,同时从中国进口数万亿元的产品。印度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纺织品、鞋类、成衣、生态农产品、家具与装饰品,而中国出口到印度的商品,主要是工业机器、汽车、飞机、高端电子产品、新型船舶与工厂农产品。
频繁的双边贸易往来,已经使印度融入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经济体。
难能可贵的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印度不但建立起了轻工业体系,还在重工业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大战爆发的这一年,印度的钢铁产量达到了四千七百万吨。
虽然与真正的工业强国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同一年,中国的钢铁产量为…八亿吨、美国为…二亿吨、俄罗斯为一点七亿吨、欧盟为二点四亿吨,连巴西与南非都超过了一亿吨。但是纵向比的话,这个成就非常了不起。要知道,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爆发前,印度的钢铁产量也就只有五千万吨。
从某种意义上讲,印度在重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使其地位大幅度提高。
要知道,战争期间,重工业至关重要。
别的不说,到二零五四年的时候,中国的钢铁产量突破了五亿吨,可实际需求却高达五点八亿吨。这一年,印度的钢铁产量达到了一亿吨。也就是说,印度的钢铁产量正好填补了需求缺口。
事实上,印度真正的重要性,还是在其轻工业上。
当然,牧浩洋并没认识到这一点。作为总参谋长,他在乎的只是印度的重工业能够为中国的战争机器提供多大帮助。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中国能在战争期间保持国内稳定,最大的功臣就是印度,准确的说是印度的轻工业,因为正是来自印度的大量轻工业产品,确保中国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有充足的生活物资供应,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不但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反而比大战爆发前有所提高。也正是有了充足的生活物资供应,中国的社会环境才能在大战期间保持稳定,也才能倾尽所能的进行军事投资。
所幸的是,牧浩洋知道印度的重要性,不管其出发点是否正确。
也正是牧浩洋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所以在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就率先在地区经济体内采取行动。
要知道,美国直到二零五三年底,才在地区经济体内进行广泛的动员工作。
由此可见,黄瀚林任命牧浩洋为战争部长,绝不是心血来潮的决定。
以牧浩洋的能力,他不仅仅是一名出色的舰队指挥官、也不仅仅是一名能够担当重任的总参谋长,更是一名出色的战争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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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章 另辟蹊径
第七十九章另辟蹊径
作为战争部长,过问经济事务,明显有越职之嫌。大文学要知道,在国务院中,有特地负责经济的部门。按照黄瀚林对战争部做出的职权规划,在经济问题上,战争部只能提出建议,不能间接干涉。
当然,战争部有其独特的地方。
最独特之处就是,战争部不在国务院之下,而是一个与国务院平行的机构,更像是国务院与总参谋部的中间人,而且战争部长间接向元首负责,不向总理负责,在职务上明显高于国务院的部门。
由此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国防部该干什么?
现实上,战争部就是得到强化的国防部,而且在年底,战争部正式成立时,大部分人员就来自国防部。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黄瀚林成立战争部,而不是提高国防部的地位,主要还是为了绕过一个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的问题,即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冲突。如果间接提高国防部的地位,肯定会削弱总参谋部,而在战争时期,总参谋部明显高于国防部。结果就是,黄瀚林只能绕过国防部,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而且让已经是总参谋长的牧浩洋兼任战争部长,以此整合国防部与总参谋部。
能够说,在政治手腕上,黄瀚林确实高人一等。
通过成立战争部,事力量的两大指挥机构完成了无缝整合,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军队的运作效率。
更重要的是,这避免了毫无意义的政治纷争。
当然,作为战争部长,牧浩洋的主要职责就是规划与使用军事力量。
在暂时没有大仗可打的时候,规划军事力量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
客观的讲,在二零五三年底之前,中国所面临的军事环境很不乐观,在战略上毫无优势可言。大文学看得更长远一些,最快也要到二零五四年底,在全面战争动员产生的效果开始显现出来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在战略上夺得主动权。即便到二零五三年底,中国也最多只能缩小战略差距。
这一切,都与中国的军事力量建设规划有关。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海军建设,因为在中美对抗中,海军是第一力量,只有在海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空军与陆军才能发挥作用。特别是对中国来说,海军建设的重要性压倒了一切。
别忘了,中国与美国之间隔着占了地球表面积一半的太平洋
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靠近美国本土的前沿基地,而美国却在中国本土周围拥有大量前进基地。
从军事角度来看,美国只需要保持已有的海军优势,就能把重点转向空军与陆军,而中国却必须首先在海军上占据优势,才能获得让空军与陆军发挥作用的机会,即中国的军事战略处境远不如美国。
问题是,海军建设周期远超过空军与陆军。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在战略上最突出的缺陷。
要知道,建造一艘“泰山”级超级航母,就算不包括设想时间,而且完全按照战时标准施工,也需要两年。也就是说,即便中国海军在二零五二年底开始增加航母订单,也要到二零五四年底才能建成。
也正是如此,牧浩洋认为中国海军要到二零五四年底,才有机会获得战略优势。
当然,这是非常乐观的估计,因为美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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