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历史不忍细看-第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1944年汪精卫死后，根据汪生前的遗嘱和日本军方意见，陈被推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对我说，原来就预料到这事要推到我身上，现在看来不干又不行。实际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圈里的不少人都很消沉，陈也是。他多次对我说过：汪同日本秘密交涉伊始他就表示反对，汪离渝出走前他再次表示反对。但汪不听。汪出走到越南，他去了，参加起草艳电。但到了香港他就不想干了，不想再往前迈了，并劝汪也到此为止。到还都伪国民政府成立前，陈璧君找到他，流着眼泪让他出来帮汪，说不然权都让周佛海抓去了。陈说，他是感念汪的知遇之恩，势成骑虎，只能干到底了。陈的这些话围绕一个意思，他本不想当汉奸，是因为追随汪才落水的。
这个时期他的大烟抽得越来越多，气色也不好，脸色又黄又黑。但他并不是消极等待日本垮台，而是企图通过代主席的地位，把汪伪各种力量，特别是伪军统一起来，由自己掌握，以便在同重庆谈判时有本钱，努力做出一副满怀信心、龙行虎步、大步流星的样子。还与华北的齐燮元等人也联系过，但最后效果不大。因为这时汪伪圈里弥漫着树倒猢狲散的失败预感，都在各自通过多种渠道直接与重庆国民党拉关系、找后路，对陈只是虚与周旋，实际是不买他的账。陈这时也在到处与重庆国民党方面拉钩，但蒋介石不太理他，他的关系没周佛海硬。
陈的夫人李励庄受过大学教育，不干涉陈的政事。她鹅蛋脸，皮肤白皙，不秀丽也不难看，身体微胖，很稳重，不多说话，与长期居家的陈的姘妇何大小姐关系挺好。
陈有一个儿子叫陈干，陈被处决时已十###岁，人很老实、安静。国民党###何世祯向蒋介石要了一笔钱，说明不算抚恤，算照顾，资助陈干去了美国。
关于周佛海
我认识周佛海是在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但没有个别接触谈过话。与周佛海接触较多的是在陈公博接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周佛海接任伪上海市长后。我第一次去他家，印象是他家吵吵闹闹的，一进门听到他家有人正拉京胡，才知道他喜欢京戏，但没听他唱过。到客厅坐在他面前，看得出他抽大烟很多，比陈公博还厉害，脸色黑糊糊的，很暗，无一点血色，说起话来有气无力，像是大病未愈的样子。他对我很客气，说早就对我有很深的印象，要我给他多帮忙，有空多上他这儿来坐坐谈谈。我一一从容应对，但我的心里很紧张，很怕被他看出破绽。每次见他说什么，怎么说，他问什么，我怎么答，都反反复复考虑过，与我见汪精卫、陈公博时感觉不同。因为他是搞特工的，76号特工总部、伪税警团都是他抓的。我总觉得他有很阴险的一面，随时随地在算计人，像个职业刽子手，看人总是看脖子，看怎么下刀砍起来方便。
这时德意日轴心集团败局已定，日本也快垮了。从后来发表的日记看，周心里也惶惶然如丧家犬，但当时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他谈起时局来充满信心，隐隐约约给人一种印象，他早已与重庆当局勾结好，将来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他说：既然让他负责，他就要实行他的主张。他还说以往国民党在京沪没干什么好事，吏治不好，社会秩序不好，作风不好，不得民心，他在沦陷区就要做好事。他还谈到自己的部下，谁好，谁不好；他特别称赞当时任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兼上海警察局局长的罗君强忠心耿耿，意思是让人都像罗君强那样绝对忠于他。
周佛海这时绝对揽权，他主持伪行政院，亲自抓财政部、中央储备银行、经济委员会，当上海市长还兼保安司令，直接控制伪税警团、上海市保安队与警察、伪军第十二军及浙江保安队等武装力量，显然，他把这些都当作向蒋介石邀功的筹码，想稳住局面，把上海、南京完整地交给蒋，立上一功。
周佛海喜欢用南方人，虽然他没有公开说，这是他用行动表示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像在上海伪警察局当科长的彭寿、程克强等都是人所共知重庆的人，都是南方人。他给他们安排了住房、办公室，还设立电话专与重庆联络，他们昂然出入伪政府各部门。
后来几次见周佛海，汇报工作后，周佛海讲，他搞和平运动，跟汪精卫干是经陈布雷同意的。他说他是根据汪的意图，在同日本人的多次谈判中力争，才争取到还都、建国的一些条件。常常是汪精卫已经泄气了，他还在积极争取。他还说，汪精卫用他，但还用得不够，如果全照他的主张办，和平运动可能发挥的缓冲作用更大一些，更能减少中日冲突，减少给中国造成的损失。
周佛海生活很腐化，特别好色。他与上海的一个女作家有关系，还有一个唱花旦绰号“小玲珑”的年轻女戏子，还有其他的。他老婆杨淑慧以前对他有恩，对他管得很严，但管不住他。汪伪圈里常常有花边新闻。
周佛海很爱记日记，他对我说过，他每天再忙也要写日记。实在不能记，以后也要补上。以后他死了，可从日记了解他的真实情况。他说他对得起任何人，此心可鉴天日。
周佛海的长子叫周幼海，是杨淑慧生的。周幼海与周佛海的矛盾先由家庭引起，就是他站在母亲一边，反对周佛海在外胡搞。逐渐分歧扩大到政治上。周幼海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受张执一领导，与周佛海分道扬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周佛海毫无办法。
被虱子吞噬的女人
吴小东
谁能想到，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是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张爱玲搬家次数达180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张爱玲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说法更吓人：“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可以确信，晚年张爱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频率之高也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张爱玲如此频繁地搬家，仅仅是为了“躲虫子”——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栖身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1991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强迫症，一种病态。
17岁时，张爱玲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想来令人恐怖，不幸的是一语成谶。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生。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蛰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后一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导致心理变态，以摧残儿女的幸福为乐事……贪欲使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张爱玲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家与作品人物的关系有两种：同构或超越。张爱玲属于前一种。她本人和她笔下的人物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她内心深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比她笔下的人物还要剧烈和悲惨。
张爱玲有一句坦率得近乎“无耻”的名言：“出名要趁早。”那是1944年，有人劝她不要在当时上海一些与日军和汪伪政权有染的刊物发表小说，她的回答是：“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1944年是什么年头？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蜗居于西南，有的做学术积累，有的投身抗战宣传，有的默默写作，连张爱玲所崇拜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也寄寓重庆，在作品中显示出抗战倾向。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而张爱玲却迫不及待地要“出名”，而且理直气壮，洋洋自得。
张爱玲从小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父则是名满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鸿章。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权易手，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3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这样粗糙的文字，难道是由张爱玲那只高贵得几乎不染纤尘的手写出来的吗？
《秧歌》和《赤地之恋》出版不久，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很快与一个叫赖雅的比她大29岁的美国剧作家订婚。而赖雅却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的坏话，捷克共产党领袖是他的好友。有人会说，婚恋是婚恋，写作是写作，但联系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和写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产党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都与她无关，她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既然发表作品可以乘机出名，那就快快发吧，哪怕发表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既然写###小说可以赚钱，那就写吧，反正天高皇帝远，共产党也管不到这里；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又那么有号召力，人也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年龄大点有什么关系？此后，在生活的压力下，张爱玲还在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中共术语研究，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当年中共言论中的新名词，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边是《红楼梦魇》，一边是中共术语，也许只有张爱玲才能在生命中书写出这样的“传奇”。
有人说张爱玲毕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没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上海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通报上列出张爱玲的名字，她马上表明了拒绝的态度。
一个人迫不得已时可能会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到了张爱玲这个地步，也真够可怜的了。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不用说是一场孽缘。胡兰成是够下作的了，与张爱玲结婚不到半年，就在武汉与一个姓周的护士如胶似漆；当张爱玲追到温州质问，他又已经与一个叫范秀美的当地女子同居。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胡兰成？
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出人头地，尽享浮生的繁华与荣耀，只不过胡兰成确实更下贱一些。
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20世纪40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没有原则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动，其实是被动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来越暗淡。胡兰成、张爱玲都是如此。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和日益坚实的信仰体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夏志清先生曾建议张爱玲多接触美国社会，然后以美国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上的突破。但张爱玲孤傲又软弱，无法融入美国这个早已现代化了的社会。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最后把自己关起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要事先写信预约，她连友信也懒得看了。
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亲密的人如好友炎樱、姑姑也锱铢必较，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账，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体视若不见。
张爱玲出身于贵族之家，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鸦片，娶姨太太，母亲是曾经出洋留学的新式女子，父母长期不和，终于离异。后来父亲续娶，张爱玲与父亲、继母关系更为紧张。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继母的责打，然而继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然后父亲把张爱玲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管，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了。照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这种阴沉冷酷的环境里长大，青春期遭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心理上不发生一些畸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在心里筑起一道坚硬的屏障，把她与世界隔开。“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冷酷无情、杀机四伏的家庭，在张爱玲的心灵里种下了一只阴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的急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与此有关。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是适合的。但海明威的话只说了一半。如果一个作家成年后，仍不能逐渐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这种不幸则可能将作家毁掉。张爱玲终其一生没有完成这种超越。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子，就像她笔下众多女子一样一步步走向没落，走向凋零。她与胡兰成那真真假假躲躲闪闪的恋爱，怎不让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苏？当她在枯寂荒凉的公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黑夜，怎不让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
在生命中的最后20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枯寂。
而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势了。在洛杉矶的最后23年里，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4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7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我常常想，张爱玲弥留之际，有没有想到晚年躺在床榻上的七巧？是否也懒得去擦腮上的一滴清泪？
她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并以生花妙笔展示给世人看，但她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一位外国作家如是说。但张爱玲心里没有太阳。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说，是“一袭华美的衣袍”，这衣袍曾经光艳照人，风情万种，但最终还是被“虱子”吞没了。这是怎样的悲哀！
晋王朝的奢华
wytitrwity
公元280年，晋国开国皇帝司马炎指挥二十万雄师南下长江，向割据江东的吴国发起了最后的总攻。陆军总司令杜预统率的野战军势如破竹，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长江北岸，没费多大气力就把前来迎战的吴国主力兵团打得全军覆没。水军司令王浚统率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出长江三峡，顺水行舟，在江碛要塞用火船焚毁了封锁江面的“千寻铁锁”，吴国自号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灰飞烟灭。
吴国末代皇帝孙皓在石头城上看到江面上千艘战舰耀武扬威，听到甲板上的水兵擂响的震天战鼓，自己的###狂症奇迹般痊愈，和平时代勇于杀人的胆量飞到爪哇国去了。在骂了一通部下贪生怕死和说了几句除了给自己壮胆外没一点用处的狠话后，虐待狂皇帝命令外交部长在城上竖起了降旗，称雄江南近80年的孙氏政权自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上世纪甲子年（184年）黄巾义军在全国各地揭竿而起开始，到吴国“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噩梦连环的中华帝国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动荡后重归一统，一个光辉的时代在不远的前方向中国人深情挥手。新时代的开创者司马炎踌躇满志，在这一年有充分的理由处于感觉上的最佳状态。他开创的伟业惊天动地，在历史上只有嬴政、刘邦和刘秀等区区三人可与之相比，但他的业绩似乎闪耀着更明亮的光辉。
司马炎出身高贵，龙准高耸，两手过膝，是妙龄女郎爱得喷血的标准美男子。刘邦出身市井流氓，刘秀出道前干什么虽不可考，但肯定也不是什么体面职业，否则官修史书一定会大书特书，八成也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农夫！二人相貌中平，和丰神俊秀的司马炎没有可比性。嬴政的出身和人品虽和司马炎不相上下，但嬴政统一中国大小百余战，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司马炎则在一年之内一战定天下！由此可见，司马炎似乎是前无古人且极有可能后无来者的伟大帝王，当时的各种迹象也表明他会领导饱经苦难的中国人再造辉煌，他的王朝也会光芒万丈千秋万岁。
和刘邦、刘秀相比，司马炎确然有更多似乎“高明”的见识。二刘在辛苦得天下后，仍然没一刻放松过，终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认为打天下不易守天下更难，有生之年一直不肯放开身心享受一下。
刘邦在当上皇帝后仍亲冒矢石，讨陈，战英布，远征匈奴，征匈奴时差一点饿死，讨英布时胸部中了一箭，最后就因箭伤复发提前见了上帝。刘秀得天下后仍勤奋自律，食无厚味，不好女色，裁减冗官，减税减负，与民休息。二刘在天下大定后并非没条件享受，或者没有享受的嗜好，而是二人有更为深远的智慧，对创立的王朝和自己的家族有强大的责任心，力求在有生之年尽心竭力加固王朝的根基，尽可能消除王朝内外的不安定因素，使辛苦打下的江山能够延续尽可能长一点的时间。
司马炎不愧是空前绝后的开国帝王，在创立统一中国的惊天伟业后应该干什么，此君与前辈有截然不同的想法：他认为天下一统，四境无敌，身为国家元首的他不用自寻烦恼，没事找事，应该尽可能地利用眼前的优越条件愉悦身心，享受生活。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时光稍纵即逝，不趁人生盛年及时行乐，等到“白了壮年头”，再想找快乐就力不从心了……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享受生活的最好方式就是“醇酒和美女”，深谙享受之道的司马炎对这两样“物事”也特舍得下工夫。晋国大军征服吴国后，司马炎对江南的户口钱粮的兴趣远远小于对吴宫馆娃的兴趣。按常理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后，第一要务就是统计户口、澄清吏治和恢复社会治安，可司马炎的第一要务就是敕令军卒在江南朝野搜罗美女。除了把供孙皓淫乐的宫女全数运往洛阳皇宫外，还在民间强抢了一大批美女北上“候选”。
司马炎的宫女一下子膨胀到一万多人！就算他夜夜帏帐不虚，一天换一个女人，也得三十年才能遍施雨露。就算司马炎是金刚不坏之身，能够在床上连续作战三十年，轮到后面的宫女见驾时已成老太婆了！因为宫女太多，司马炎眼花缭乱，每天退朝后发愁晚上去哪里睡觉。一个善于逢迎的太监想出了一个歪点子，建议皇帝每日散朝后乘着羊车，随意游历宫苑，既没有一定去处，也没有一定栖止，羊车停住哪个宫女门前，就赏那位宫女“一夜情”。
有位宫女为了早一天献身皇帝，情急之下想出了一条妙计：在门户上插上竹叶，地上洒上盐汁，引逗羊车停驻。羊喜吃竹叶食盐，走到门口自然停下来一饱口福。宫女遂出迎御驾，把司马炎弄上床全身心侍候。司马炎乐得随缘就分，就和这位宫女相拥而眠。没几天宫女的妙计露了馅，其他宫女纷纷仿效，于是皇宫户户插竹，处处洒盐……
至于吃喝玩乐，变着法子寻开心，司马炎更是花钱如流水，把纳税人的钱不当一回事，常常在吃过山珍海味喝够琼浆玉液后身心俱泰，以至忘了当天是什么日子。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开国皇帝在一统天下之后，因为纳税人增多，很自然就会想到减税以收买民心。司马炎灭吴后纳税人增加了一倍，可他不但没减税，还想尽花样向老百姓要钱，甚至把官帽子拿去卖钱……
说句公道话，司马炎除了恣情纵欲，贪图享乐，对国家民族没有长远的责任心外，他本人的品格倒不失大度厚道，像亡国之君刘禅、孙皓，前代末帝曹奂，从皇帝宝座走下来后几乎都没受到什么###，好酒好肉安享余生。对于直言敢谏的臣子，武帝虽不能采纳其言，但也不因对方当众驳自己的面子而恼羞成怒。太康三年（282年），司马炎在南郊祭祀上天和列祖列宗后，自我感觉特好，随口问身边陪同的司法部长刘毅：“朕与汉朝诸帝相比，可与谁齐名啊？”吃了豹子胆的刘毅居然不领情，给了皇帝一个软钉子：“汉灵帝、汉桓帝。”
众所周知，桓、灵二帝就是昏愦无能、开创中国卖官鬻爵先风的酒肉皇帝，东汉的铁桶江山就是断送在这两人手里。刘毅把一统天下、自诩英雄盖世的开国皇帝比成这两个现世宝，司马炎的震惊和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也仅仅是震惊而已，没有像别的昏暴帝王一样给对方脖子赏一刀，而是问：“怎么把朕与这两个昏君相比？”刘毅回答说：“桓、灵二帝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还不如桓、灵二帝。”司马炎闻言大笑，“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显然比两人强些。”由此可见司马炎的明白和宽容。
一个明白宽容的皇帝按理应该能够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守成英主，但贪图享受和没有责任心抵消了司马炎的优点，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昏愦荒唐的开国之君（分裂时期那些割据一方的小国皇帝除外）。对于一个平民百姓来说，好享受和不负责也许谈不上十恶不赦，但对于一个权力人物尤其是国家元首来说，这两个缺陷则是不可饶恕的，对国家民族的危害甚至超过昏庸和残暴。
国家元首司马炎奢华成这个样子，就不愁官僚队伍不竞相效尤。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开创之初，都有相当旺盛的进取心和开拓精神，君民臣子群策群力，生龙活虎一样，为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深厚的根基。也许只有晋国是个例外，司马炎君臣在天下大定后，也像其他开国王朝一样精力充沛充满活力，所不同的是晋国的权力人物不是把富余的精力用于开疆拓土和励精图治，而是用于骄奢淫逸和追求享受上。这里有必要再现几幕晋国立国之初豪奢淫逸的画面：
晋武帝统治中后期，国家无事，文恬武嬉，奢侈无度，宰相何曾每日三餐饭最少要花费一万钱，还愁没有可吃的菜，以至经常无处下筷子。以当时的购买力，一万钱相当于一千个平民百姓一个月的伙食费，何曾奢侈的程度简直荒唐得令人喷血！
有其父必有其子，何曾的儿子何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不学无术的草包大少“食之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每日的伙食费是乃父的两倍。有司马炎、何曾之流的高官显宦在上面垂范，晋国的各级官吏不再把安邦治国济世安民当回事，而是把全部精力用于追逐纸醉金迷、竞相斗富的荒唐生活。
谈到晋国的奢华浪费不能不提到石崇，他与国舅王恺斗富的故事家喻户晓。
石崇是晋国的超级富豪，他在荆州州长任上，指使治安部队假扮强盗，靠打劫富商大贾的血腥勾当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政府官员强抢豪夺居然无人过问，由此可以想见晋国吏治###到了何种地步！石崇当强盗致富后，用赃款行贿上司，得以入京做官，加入了坐在办公室贪污受贿的官僚队伍，积下了更大的家当，成为晋国的超级大款。他在京城建造了豪华的居室，仅姬妾就有一百多个，每人头上和手上金光闪烁，佩戴的首饰价值连城。石崇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达官贵人公子哥儿吃喝嫖赌，流连声色，拿赃款赌明天……
王恺是司马炎的舅父，靠裙带关系贪污受贿积下亿万家私。此翁的官职和社会地位比石崇高，听到石崇的豪富水准后心理很不平衡，在百姓饥寒交迫的岁月竟意想天开地和下级暴发户斗起富来。石崇是名副其实的土肥佬，丝毫也意识不到和国舅斗富的后果，居然很自信地接受了挑战。两人斗富从厨房开始：王恺用麦芽糖涮锅，石崇用蜡烛当柴烧；然后赌到了路上：王恺在四十里的路面用绸缎作帷幕，石崇针锋相对地把五十里道路围成锦绣长廊；最后又回到房子上赌：�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