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忍细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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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有乱世的生存方式，依附归属完全处于利益上的考虑或政治上的便宜。朱元璋势力强盛之后，元帝也遣使招安，只不过朱元璋未曾表态而已。其他如陈友谅出自弥勒教，该算徐寿辉的臣下，也打徐寿辉的旗号，但徐兵败来投，他即杀之，兼并其部。张士诚、方国珍对元时叛时服，尽管曾被封为太尉和行省左丞相这样的高官，一看局势改变就变卦。至于年号，那更是有如城头变幻大王旗，韩林儿称“龙凤”（宋），徐寿辉号“天完”，张士诚建“天佑”（大周），陈友谅立“大义”（汉），一般人等谁会在意这个？和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这些军阀的反复无常相比，尽管有足够的资本，不过基于政治上的低调，朱元璋能把“龙凤”这个空招牌扛了十二年，算比较有始终的一个了。

正当朱元璋稳扎稳打，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曾经风光一时的韩宋却是江河日下。刘福通胃口太大，又是北伐，又是西进，有一路人马甚至横扫辽东，一直打到了高丽。然兵力分散之后“兵虽盛，威令不行。数攻下城邑，元兵亦数从其后复之，不能守”。被元军反击之后，连根据地都难保了。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遣部将吕珍来袭，围攻安丰，刘福通已是势单力孤，岌岌可危，只得向朱元璋求援。其实朱元璋要摆脱这个空头上司，坐而不救是最佳策略，但朱元璋却不顾刘伯温劝阻，执意援救，“太祖曰：‘安丰破则士诚益强。’遂亲帅师往救，而珍已入城杀福通。太祖击走珍，以林儿归，居之滁州。”（《明史·韩林儿传》）

朱元璋此举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因为从至正二十年（1360年），刘福通部就或败或乱或降，已经显示出唯能自保、无力逐鹿的颓势了，任其自生自灭不会对朱元璋产生太大的影响，而当时朱元璋最大的劲敌并非张士诚，而是陈友谅。“安丰破则士诚益强”这个理由有点勉强，事后朱元璋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先是，太祖救安丰，刘基谏不听。至是谓基曰：‘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虚直捣应天，大事去矣。乃顿兵南昌，不亡何待。友谅亡，天下不难定也。’”（《明史·太祖本纪》）若非当时陈友谅战略失策，也许争霸天下的局面还会延续更长时间。不过，这种为义所使、不避利害的举动说明朱元璋的江湖豪气尚在，还未被赤裸裸的利己思维和功利权术意识完全湮灭。

成功者必有非凡之处，朱元璋能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成为逐鹿天下的人物，继而成为时代风云际会的宠儿，不会仅仅是一种历史巧合。朱元璋和同时代的众多枭雄相比，更少以个人名利为出发点进行冒险的政治赌博；其能力、信念、人格更禁得起乱世考验。因而更具众望所归的个人魅力，能整合出一个同心同德、令将士用命的集团。这是如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辈做不到的，此类枭雄虽熟谙厚黑学，能横行一时，但完全拘于眼前利益和个人虚荣，最终不免众叛亲离，难成大业。

刘福通既亡，韩林儿则只是一个普通人，只会慢慢被人淡忘。既无政治上的影响力，更谈不上军事上的号召力，战乱之后，教众各奔东西，或各自有所归属，也已丧失了宗教上的凝聚力。何况这个“张无忌”既没有绝顶武功，身边更无高手环绕。“林儿本起盗贼，无大志，又听命福通，徒拥虚名”。那时的朱元璋，方国珍降后“授广西行省左丞，食禄不之官”。尚且能容，这样的一个韩林儿，随时可以让他“禅让”，所以在这个时候除去他，既无必要，也毫无意义。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陈友谅败亡，朱元璋进吴王位，又两年，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相继败服，朱元璋即帝位，这一切都顺势而行，如同水到渠成。

关于韩林儿之死，据《明史·廖永忠传》，“初，韩林儿在滁州，太祖遣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谕诸将曰：‘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此举真如朱元璋所言，是廖永忠为邀功的擅自行动吗？可能性应该大于出自朱元璋的授意，因为除了廖永忠，连同赵庸兄弟“后亦有过不得封公，与永忠类”。若为朱元璋授意，要么早早灭口，要么授以公位稳其心，这样的做法实不合情理。韩林儿之于朱元璋的妨碍，仅仅就是一个名分和“龙凤”年号，这对于乱世而言，构不成登基的阻力。只要威逼利诱一下，就可让韩林儿屈服，或不予理睬，直接将其撇到一边，随便封个王养起来也无不可，毕竟韩林儿连方国珍都不如，根本没有翻身之术。真的要除去他，也是很简单的事情，完全可以做到不露痕迹，制造如此张扬的翻船“事故”实为画蛇添足。后人的猜度，多为书生之言，春秋笔法，似不足为凭。

悲惨的官员和严厉的反贪

当年明月

在所有的恶行中，明太祖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袋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可是梦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

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

官员们的悲惨命运

做官这个职业在任何时代都是金饭碗，但在洪武年间，官员们的命运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惨。

在朱元璋的时代，官员们如同生活在地狱中，这一形容并不过分。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明代官员的品级。大家知道，一品是最大的官，历朝历代都不乏一品的大员，威风凛凛，甚至连皇帝都要给几分面子。而在明代，一品文官却几乎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十分稀罕，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

二品就二品吧，文官们并不是太在乎，反正无论几品也是要干活的，但让他们感到极度不公的是，有那么一群人，什么功劳都没有，却几乎个个都是一品——那些人就是朱元璋的亲戚。

这可真是让官员们想不开了，十年寒窗，奋斗一生，可能到头来只是个三四品小官，而那些人生出来就是一品、二品的大官。真是“读得好不如长得好（驸马），长得好不如生得好”。

但更让官员们难受的还在后头，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朱元璋这个老板是很小气的。

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工资是多少呢，我们以知县为例。管理一个县的县官一个月的工资只是7。5石。明代的知县和今天的县长不同，那年头知县还兼任很多职务，他既是县长，还是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工商局长，县施工队队长。一个知县管这么多事，打赏下面的小吏是免不了的，要不谁心甘情愿给你干活？

他手下还有一大堆的长随，分等级为大爷、二爷。大爷有门政大爷（看门的），稿签大爷（签押房磨墨的），下面是一群二爷，包括“发审”、“值堂”、“用印”等人，这些人是知县签押房里的办公人员。此外县里的重要部门知县都会派人去看着，知县还会带着自己的厨师、师爷——这一大帮子人都是县官的手下，全部要他养活。

一个月只有7。5石的俸禄，大家就只好去喝西北风了。

当官的还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到处走动，俸禄是远远不够的。

可是就连这点俸禄，也打了折扣……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于是种种捞钱新花样纷纷出炉。

贪污的方法

官员们主要用的是两招，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招历史悠久，十分有名。

折色火耗。大家可能听说过火耗这个词，当时交赋税往往是实物，如谷物、丝织物等，但有时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而熔铸碎银时可能会有损耗，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

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这一招可谓流传几百年，长盛不衰，比明朝的历史还要长，一直到清朝雍正时期，采用火耗归公的措施，这一招才从历史上消失。

话说回来，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要征多少自己规定，执行中实际操作技巧不算太高，下一招就不同了。

这一招叫做淋尖踢斛。十分值得一提。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官府是用斛来装的，百姓将粮食放进斛里，再称重，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粮食放入斛中，要呈尖堆形，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口，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斛猛踹一脚！此时超出斛口的部分谷粒就会震落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喂，说你呢，还捡！

这就是淋尖踢斛，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就成为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

请大家注意，这两招只是封建社会最平常的，明朝的很多名臣如三杨、李贤、徐阶、张居正等人都是靠这两招的收益养活自己的。而后来的皇帝也认可这些作为合法收入。

虽然朱元璋的工资政策对这些行为的泛滥负有一定责任，但这并不能成为贪污行为的借口，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官员们还是应该从自身去找原因。

扫除一切###者

如前所述，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违反朱元璋的这些法典，而朱元璋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矛盾累积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

一幕历史剧就此开演。

在所有的恶行中，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

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洁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可是梦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

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

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县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戒石、鼓楼、二门这些结构，但明朝却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

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要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就是人皮。原来朱元璋命令将贪污官员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

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有大功，被封为永嘉侯（侯爵），镇守广州，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骄狂。

……

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打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

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就这样被活活鞭死。

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纪录：他是第一个被当廷打死的大臣。不过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此后，当廷打死大臣这一明朝独特的现象就此延续了下去。终明一朝，很多直言大臣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

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

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

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命的精神，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半夜，他也会立刻起床接见。

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

可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六十两为限，全部杀掉！”

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

该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6人。

似乎这个数字并不多，别急，后面还有：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358人。大家明白了吧，这300多人一个没漏。

什么叫戴死罪、徒流罪办事呢，这可是明朝的一个奇特景观。很多犯罪的人过堂，上到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戴着镣铐，和自己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人监视。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脱脱就是个犯人。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

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大凡在封建朝代开国时期，官吏是比较廉洁的，而洪武年间出现如此大范围的官员因贪污被杀，是很不正常的。

应该说，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的不法行为，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甲申年的杀人有“道”

吴茂华

老一辈的四川人，上至士绅阶级下至贩夫走卒之流，对明末清初张献忠屠蜀的史事差不多都耳熟能详。我小时候听当过塾师的外婆讲这段史实，说起当时川人血流漂杵、尸骨蔽野的惨酷情形，虽是讲古，外婆脸上仍神情黯然，唏嘘连连。我听到心惊处，忍不住发问：张献忠何以这样滥杀川人？外婆说，张献忠是老天爷降下的魔王，来扰世害民。又说起那句脍炙人口的张献忠七杀碑名言：天生万物养于人，人无一物回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后来上中学读历史，教科书上讲到张献忠，是和领导农民革命军打天下的李自成相提并论的。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这是农民革命起义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虽有其局限性，但革命造反精神的意义是伟大的。我那时当学生，虽不敢怀疑书本与老师的正确，但心里却禁不住想起了七杀碑上那句刀剑铿锵、杀伐有声的名言。

2004年，张献忠屠川三百六十年后的今天，我翻开《蜀碧》、《蜀警录》、《蜀难叙略》等史书，读到有关记载，满篇血腥扑鼻而来。终于明白所谓农民革命军的“局限性”有多可怕，其残忍程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这支军队大规模杀人如砍瓜切菜，简直就是古代的“恐怖分子”，且死难者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普通百姓。我们川人的祖先黎民，何以遭此蹂躏惨难！三百六十年来，几十万生灵的亡魂且何以安？历史长河，滚滚逝波，而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皆痛史。正史野史，是耶非耶？有识之人自会分辨。

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皇帝即位。他继承的大明政权是一个气数将尽、腐朽衰败的烂摊子。国土北方有皇太极努尔哈赤率领的满族大军虎视眈眈，边患不断；内地则天灾频频，盗匪蜂起，肆虐大半个中国。明朝最后一个朱皇帝面临的局面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势危如累卵。

是年，陕西、山西、河南大旱，连年荒歉使饥民相继为盗，从者十之有七。首先起事的有王小六、姬三儿、王嘉胤、黄虎、一丈青、小红狼、掠地虎、闯王、刘六等，名目甚多。奇…＇书＇…网张献忠和李自成初投王嘉胤，后与闯王高迎祥并为一股，攻略陕西、河南一带。1633年，闯王高迎祥与活动在川东北一带的摇天动、黄龙合作，率部由巫山水道入夔府。第一次入川，破大昌、巫山、云阳、巴州。石柱县女土官秦良玉带兵阻击，打散农民军主力。张献忠回窜陕西，集合残部，新募流民据十八寨，已自成气候。

张献忠与李自成同为延安人且同岁，虽都是拉杆子起队伍造反，但绝不同志。其间利害纠缠、合纵连横自是题中之义，属革命队伍中的“内部矛盾”。只是有一次李自成进攻四川，在梓潼被洪承畴打败，几乎全军覆没，“孑身入楚，依献忠，献忠纵杀之。”（《蜀龟鉴》）李自成星夜逃出，才保住性命。但他们二人的造反事业有一点倒是共同的，那便是血腥残酷的扰民害民远远大于“动摇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的作用。后人都说“张献忠剿四川”，实际上李自成也几进几出四川。张、李二人祸蜀，轮番为患，只不过张献忠为害更烈罢了。

崇祯七年（1634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联合各路大小农民军由楚入蜀，陷夔府、剑州，又屠巴州及通江、开县等地。巡抚刘汉儒、总兵张尔奇带领官兵阻击，将其撵回陕西。张、李流窜于陕南一带。1635年，李自成从车厢峡被困逃脱之后，纠结罗汝才、老回回、摇黄等十三家会于荥阳，称“十三家支党”。专在四川巴山、湖北、安徽、江西一带为患。

同年，张献忠率一部屠戮安徽凤阳后，至四川泸州，围泸州城，裸妇女数千人置城下，有稍微不从或感到羞愧的都杀掉。

崇祯十年（1637年），李自成在汉中兵败于洪承畴，与混天星等从陕西凤翔入川。一支队伍由浅滩涉嘉陵江，陷昭化，越潼川，攻下金堂。另一支则攻下剑门、梓潼、绵州、绵竹、温江，焚毁新都，围成都二十日不下。此次出入四川三月，陷州县三十六所。所过之处，腥风血雨，伏尸千里，天地为昏。“有对父淫女而杀者，有缚夫淫妻而杀者，有预少孕妇男女剖验以为戏者，有掷孺子于油锅观其跳跃啼号为乐者，有刳生人腹实以米豆牵群马而饲之者。获逃者必人人加刃而后磔之。”（《蜀龟鉴》）

此时的张献忠正在湖广与四川交界一带肆虐。其间被明将左良玉、阁部杨嗣昌先后追剿，达数年之久。崇祯十五年（1642年），张献忠陷泸州，杀掠盘据数月，再奔安徽界。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张献忠率部攻浮图关。因阁部督师杨嗣昌刚愎自用，轻敌失策，居然在军旅途中同文士饮酒赋诗，进退无据。加上巡抚邵捷春用人软弱不当，使军事要隘失守。张献忠陷重庆，将瑞王、巡抚陈士奇等官员杀尽，再一路攻城略地，从川东杀向川西，于八月初九破成都，纵兵屠城三天。十月十六日，张献忠称帝，改号大顺元年。

从崇祯元年（1628年），张献忠同李自成延安起事，到张攻陷四川建立大西国政权，再到顺治三年（1646年）兵败亡于西充，以及后来其残部在川东、贵州一带盘桓，寇掠祸害。他们的军队到底杀了多少人？历史上恐怕永远无法准确统计，明史上称有六十多万。只看他们的铁蹄横扫四川前后四五十年，祸遍巴蜀。“举兵不当，被患无穷”（董仲舒《春秋繁露》），使物力丰饶的天府之国，变为百里人烟俱灭，莽林丛生、狼奔豕突之地。战乱使百姓弃田舍逃亡，在战祸最烈的十来年间，稼穑不生，颗粒无收，造成人相食。因此川人死于饥馑、瘟疫者又倍于刀兵。这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造成历史的大倒退。据有关专家考证，平定乱局后，直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代第一次户籍清理，四川省仅有八万人左右。而明末崇祯以前，蜀中人口是三百万以上。以后一百来年中，康乾时从湖广移民填四川，正缘此而来。

关于张献忠屠戮川人的具体行径，史书所载已是挂一漏万，即便如此，翻书读来，仍使人有惊心动魄、肝胆摧裂之痛。让我只捡几处其怪异杀人行为说说，看看这位“农民革命领袖”的杀人心理与方式，或可以此而一窥全豹，让我们更了解其人其队伍的性质。

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除了手起刀落大砍大劈一般杀法外，还自创了好几种杀人法，加之于不同对象身上。历来兵燹匪乱，百姓老幼妇孺，最是遭祸酷烈。张献忠的军队每陷一方，对妇女除掳去少数年轻女子充当营妓外，其余的怕累及军心，全部杀掉。后期兵败溃退，粮草匮乏，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剖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此命名为“雪鳅”。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此命名为“贯戏”。

最令人发指的是对付稍有反抗或语言不满的人，捉来将其背部皮肤从脊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赶到郊外，严禁民间藏留给予饭食，多有栖身古墓，月余而气绝。如行刑者使人犯当时气绝，未能遭此活罪，行刑者亦被剥皮。此命名为“小剥皮”。

张献忠出身草莽；粗鄙无文，出于一种猜忌、仇视文化人的本能，他必然大杀读书人。据《蜀碧》记载，他的大西政权在四川各州邑安置官员，用军令催逼周围士子乡绅到城镇，由东门入，西门出，尽杀灭。攻陷成都仅二月，杀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东门外。又召集生员，拿出一面一百平方尺的大旗，令其在上写一满幅“帅”字，且须一笔书成，能者免死。有夹江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浸大缸墨汁三日，直书而成。张献忠仔细看后曰：“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必尔也！”即刻杀死祭旗。

张献忠攻陷成都，建立大西国政权，两个月后开科取士。严逼各州县士子前来考试，不来者杀头，并连坐左右邻居十家。他在成都贡院前设长绳离地四尺（约1。3米），让考试的人依次过绳，凡身高于绳者，全部赶到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万余人，死者留下笔砚堆如山积，张献忠前往观看，拊掌大笑开怀。

使人匪夷所思的是张献忠的自毁自杀行为。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他的一个幼子经过堂前，张呼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召集妻妾责问她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待到后来，他越是军事失败，越是心情焦虑，而大杀自家兵士。据《蜀难叙略》上说，清军进剿追击，张献忠兵败弃成都逃到西充时，已无百姓可杀，乃自杀其卒，每日一二万人。初杀蜀兵，蜀兵尽，次杀楚兵，楚兵尽，后杀同起事之秦兵。一百三十多万人马，两个多月，斩杀过半，以此减负逃窜。张献忠责其下属杀人不力，骂曰：老子只需劲旅三千，便可横行天下，要这么多人做甚！

张献忠一再称梦中得天启，上帝赐天书命他杀罪人。《蜀难叙略》记载，“逆尝向天诅云：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愿天大降灾殃，灭其种类。又每于随身夹袋中取书册方二三寸许，屏人检阅，然逆初不识字，不知何故。”因此他杀人是负有神圣使命感的，有点像当今以真主名义杀人的恐怖分子，且还要装神弄鬼，谎言欺人。

张献忠还列木为台，命男女共登台上，然后在四面纵火焚烧，一时间惨叫声震天动地，张献忠与属下看着狂笑不已。他为了喂养战马，在杀人剖腹后挖去脏腑，然后用人血浸过的米豆喂马，使马长得十分肥壮。

假如在攻城的时候遇到激烈的抵抗，张献忠就让所掳掠的妇女赤身裸体向城上辱骂。

掳来的妇女，凡是有姿色的都被轮奸得奄奄一息，然后割下首级，将尸首倒埋进土中。女人的下体朝上，据他们认为可以压制炮火。

除了在一种情况下妇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张献忠的士兵一进入百姓家，家里的妇女装出十分情愿的样子主动与士兵相淫。因此张献忠的士兵经过的地方，妇女不得不首先迎出来，自己脱衣供他们侮弄，这样才有机会救一家人的性命。

而且张献忠对付妇女还有特别的办法，他设计了一种叫做“骑木驴”的酷刑用来对付不合作的女子：首先将该女子吊起来，使其阴部对准一根直立的木杆，然后割断绳子使该女子坠落下来，木杆遂从女子的阴部穿进，再从口鼻中穿出去。被折磨的女子直到三四天后才死去。民女惊骇之极，只好纷纷主动献身，比娼女还像娼女。

张献忠每攻陷一城，所掳掠的妇女必须由他先挑选出几个姿色美艳的轮流伴宿。这些美女们上半身穿着艳装，下半身赤裸什么也不穿。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张献忠淫兴勃发，立刻命这些美女横倒在地，进行奸污。等到他玩腻了的时候，便将她们洗剥干净杀死，蒸着或煮着吃。有时他等不及这些美女煮熟了，就带着血大嚼起来。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天，张献忠连陷广济、蕲州、蕲水等地。他进入黄州的时候百姓都逃走了，于是他驱赶妇女铲城，之后将城里的妇女全部杀死填入沟堑。张献忠的军队由鹦鹉洲进至道士，沿路浮尸遮蔽江面，水面上人的脂油厚达几寸，水里的鱼鳖都不能再吃。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接着清军入关，张献忠攻占成都，称大西王，建立大西政权。张献忠到了蜀地后大开杀戒，男子无论老幼一律杀死，或者剥皮后剁碎制成醢酱。妇女们被兵士集体轮奸，轮奸后用刀杀死。张献忠患了疟疾，他就对天许愿说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直到他病好以后周围的人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张献忠命令兵士，专砍女子的纤足，每个兵士必须至少进献十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