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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解释-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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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澄清的，是你们之间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传言，说汪丁丁和我在论战、吵骂。我从来不参与这种无聊的玩意。你们知道吗？丁丁是我的朋友。他曾经是我的学生的学生，也是我作本科生时的一位老师的学生。追溯起来，渊源远达四十多年，你们的爸爸妈妈还是小孩子。后来丁丁受聘于港大，是由我亲自打长途电话到夏威夷大学找我的学生，问个清楚才拍板的。好些年没有见到丁丁了，不知他今天是春风满面，还是像我那样，「尘满面，鬓如霜」？
回头说由我而起的同学们吵闹怪现象，起于这几年计算机十分普及。每星期我在香港刊物发表的两篇文章，听说不几天就出现在你们能看到的网页上。加上近两年我到大陆讲话多次，有自己的太太用普通话翻译，使我有如虎添翼之感，讲来刻意地与同学们过瘾一下。
然而，主要的导火线，还是香港《苹果日报》连载的《经济解释》。有两本名为《经济解释》的书。其一是我大部分的英语文章的中译结集，由北京商务出版。我没有读过这译本。其二是今天还在连载的《经济解释》：打算写三十多万字，写两年，分三卷。卷一名为《科学说需求》，已在香港出版了。卷二暂名《供应的行为》，要到明年初才出版。卷三暂名《制度的选择》，是明年的工作了。
同学们对连载中的《经济解释》反应哗然，认为我所说的与同学们认为自己熟知的，全不一样。这是个好现象。记得一九六三年我开始旁听艾智仁的价格理论，当时在研究院内成绩冠于同窗，同学有什么理论难题都求教于我。但艾师的课把我吓得清醒过来。他不用黑板，不用术语，更莫论什么方程式了。在课室内行来行去，自言自语，时而停下来细想，时而轻笑几声。艾师讲的都是研究生熟知的题目。我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懂！说也奇怪，就是在那个时候起，我觉得自己开始掌握经济学。
连载中的《经济解释》是我最后的一本经济学论着，所以下笔很用心。以中文下笔，是专为你们写的了。你们最好先修一科本科生一年级的经济学，或读过一本有几条什么曲线的经济学入门。学得再多可能有害无利。先入为主，除非你所学的是马歇尔、弗里德曼等人的传统，你可能觉得《经济解释》与你所知的格格不入。
以中文下笔与中译的作品不一样。翻译十分困难。我在国内翻阅过几页有名的经济学课本的中译，不以为然。不一定是译得不好，但读者会很容易曲解作者的原意。我又刻意地多用中国及亚洲一带的例子示范。我用很多实例，比我所知的任何经济学书籍都要多。多用例子十分重要，而在经济学行内，琐碎的现象我知得比任何人多。不是弗里德曼所知的天下货币大势，而是街头巷尾的实例。外国的课本就有这样的困难：好些例子你们不会知道是什么。
与所有经济学书籍不同的，是《经济解释》集中在解释行为或现象的分析，其它什么也不管。这应该是你们感到所学全非（指不同也）的一个原因。我铲除了所有我认为对解释行为无关痛痒的理论，把余下来我认为是重要的大事修改、补充。这样，同学们可能觉得《经济解释》是怪书一本了。
还有一点要提的，是这本书似浅实深，但你们若能细读、细想，反复重读，总可以明白。我一向坚持解释世事要用简单的理论，但世界非常复杂，简单的理论一定要经过复杂的蹂躏才有解释力。是的，可用的简单理论要有深度，要有复杂的层面。
我给你们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听到或看到你们对《经济解释》的评语，一般地有一个严重的错失。你们喜欢说：张五常对了，或张五常错了。这样读，这样想，你们不容易在我的论着中学得些什么。我绝对不要求你们相信我说的，也不要求你们同意，而是要求你们衡量与考虑。
我也不认为你们一定要学我的经济分析，但如果真的要学，那么读《经济解释》时你们就要跟我的思路去想，一次又一次地跟想，考虑为什么我说这点重要那点不重要，为什么例子时假时真，为什么推理这样转，又突然那样转。整本《经济解释》，从头到尾，下笔时的意识就是要在纸上想给你们看。你们记得吗？这本书开始时，我望出窗外，见到风摇翠竹，就一路想下去。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是什么思想大师。但我自己的学问，是跟老师或朋友的思路想出来的。这学问不一定可取，而老师或朋友的思路有些我不喜欢，有些与我格格不入。但当年我跟得上而又影响了我的，不下一掌之数。你们今天没有我昔日的际遇，也不能像我当年那样，可以方便地向这些师友发问。要补救这最后一点，下笔写《经济解释》时我尽可能把思路写得清晰，而又恐怕有所误导，尽量保持思路的真实性。
风起水涌，大鱼皆出——是苏东坡说的。中国今天学术思想开放。在学术的汪洋大海，你们之中将会有几尾大鱼跳出来。我逢场作兴，免不了兴风作浪，下笔为文是要早点把大鱼赶出来。
二○○一年七月十五日凌晨 张五常
需求定律的争议
2002。6。6
（按：本文是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北大朗润园的讲话的前半部的大略，讲时没有文稿，今天下笔随意删减、补充。）
各位同学：
听说国内的同学在需求曲线的话题上有持久的争论，是好现象。又听说这是环绕我的坚持与一些学者的反对。其实我的坚持不是我发明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或应该说是四十年代中期由芝加哥大学吵起来，参与这话题的高手云集。那时以经济理论解释行为的浪潮开始兴起，而大家都意识到，没有需求定律（价格下降需求量一定上升），经济学的解释力就乏善可陈。嘉芬物品（Giffen good）在逻辑上的存在否决了需求定律，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为了挽救需求定律，佛利民的《马歇尔需求曲线》（M。 Friedman； 1949）与史德拉的《功用理论的发展》（G。 J。 Stigler； 1950）皆学究天人。前者刀光剑影，后者破口大骂，但嘉芬物品还是驱之不去。
我是一九六一年的秋天开始探讨挽救需求定律的几种选择的。两年之后，我接受了老师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与艾智仁（A。 A。 Alchian）的选择：武断地不容许嘉芬物品的存在。大致上，这也是当时芝加哥学派的选择了。大约是一九七三年我才得到另一个发现：嘉芬物品（价下降需求量也下降）在逻辑上只能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出现。但那时，被武断而成立的需求定律在朋友中普遍地接受了，武断与逻辑都是同一的需求定律，我的发现就变得不是那样重要。
同学们要知道，以理论解释行为，行为一定要受到理论的约束。有解释力的理论不容许模棱两可的结论。价格下降，需求量可增可减，是半点解释力也没有的。同样的哲理是，科学所求的是被事实或行为推翻的可能性。理论可能被事实推翻，但没有被推翻算是解释了事实，这是验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的重心所在。如果价格下降而需求量可增可减，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就不存在。需求曲线可以向右下倾斜（价降量升），也可以向右上升（嘉芬物品，价降量降），是本科生一年级的习作游戏。但这是指需求曲线，不是指需求定律。前者因为没有约束行为，不是定律，没有解释力。
研习经济学四十多年，学过不少复杂的理论，但经过多年简化之后，今天我认为经济学约束行为的定理主要是两条，缺一不可。其一是在局限或约束条件下每个人在何时何地都争取利益极大化。究竟这是否真理不重要，而事实上好些学者曾经提出不同的定理，作为代替，搞得很复杂。但我就是喜欢简单，而又因为不能容许模棱两可，这「极大化」不容许有例外。我俗称之为自私的假设。
看来简单，用起来却是不浅的学问。单是「极大化」用什么来量度，函数方程式怎样写，经济学者搞了二百年还在搞。我自己认为搞方程式的回报率偏低，所以集中在局限条件的调查与处理。困难是局限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不应该子虚乌有地假设出来。我为此在街头巷尾跑了数十年，使好些人说我是放弃了学术研究。
其二是需求定律。局限下极大化这个定理，不管用得怎样出神入化，其解释力不大，因为对行为的约束很窄，不够广泛。我们于是问：如果要获取一样物品的代价下降，其需求量是否一定增加？说是，就有了需求定律；说不一定，我们只有需求曲线。后者虽然是有趣的学生习作，但以解释力来衡量只是废物一条。
自马歇尔一八九五年提出嘉芬物品到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数之不尽的学者都希望从等优曲线（国内称无差异曲线）的分析推出需求定律，否决嘉芬物品的存在。他们都失败了。大家都知道，只要实质收入不变（停留于同一等优曲线），价格（或代价）下降需求量一定增加。问题是等优曲线是经济学者的想象所得，不是真有其物，我们无从知道实质收入是否不变。逻辑上，物品的价格下降，实质收入是会上升的，而这上升导致嘉芬物品的可能性。苏联的经济学天才E。 E。 Slutsky于一九一五年提出的「明显」实质收入不变的概念是改进，但也因为观察不易而帮不到多少忙。
困难是这样的。需求定律是指价格（或代价）与需求量这两个变量的一减一增的固定关系，有非常重要的行为约束力，若能成立经济学的解释力很了不起。问题是可以影响价格或需求量的其它变量数之不尽。这些其它变量若可让其变的愈多，需求定律的解释力愈强，但这定律就会愈为容易被事实推翻。其它变量让其变的愈少，需求定律愈安全，但解释力则愈弱。困难是在逻辑上绝对安全的少不变量，我们在观察上无从肯定其不变。以「够安全」及「可观察」这两个准则来处理，考虑到五十年代众多大师的思维，我选择的需求定律的可变或不变量是：（一）所有在需求量之外的影响价格的变量皆可变；（二）所有在价格之外的影响需求量的变量皆不可变；（三）所有因为价格之变而变的变量皆可变。这是威力无穷的需求定律的选择，可惜在逻辑上违反了需求定律的嘉芬物品还存在。
五十年代重视需求定律的大师们，到了六十年代大都是朋友，所以他们的思维我知之甚详。他们对不变量的处理与上文采用的略为不同，只是因为角度略为不同。大家都知道在这些不变量的处理下，逻辑上嘉芬物品存在。这是说，大家都知道需求定律不可以从等优曲线的分析推出来，而是要武断地不容许嘉芬物品的存在。于是，需求定律的本身就是一个定理或公理（postulate）。
然而，后来我发现，逻辑上嘉芬物品只可能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存在，在多人的社会中这种物品不可能在市场成交，不可以用作走后门或其它形式的交换或交易。价愈高我愈愿意买，而你则愈不愿意卖，交换或买卖不会有均衡点。就是我的需求曲线向上，你的向下，也不会有交易的均衡点。当年的大师们看不到这一点，似乎是受到马歇尔的供求剪刀分析所误导。剪刀分析的谬误，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七章解释过了。
没有需求定律，整个经济学的解释力就溃不成军。要发表数学文章不会受到影响，但作为验证科学就呜呼哀哉！同学们要记：需求曲线可以向东、南、西、北，或作三百六十度的旋转，但与真实世界有关的经济学，要靠这曲线只从西北向东南。后者是需求定律。
离群之马
2002。 8。 1
前几天写《经济解释》，写到深不可测的餐馆侍应的小账安排，其中谈到如果行内大部分的竞争者采用某种安排，余下来的也会照样做，因为在竞争下作离群之马没有好处。重读该稿时，我发觉在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上，我自己是离群之马，很有点感慨。
不久前到西雅图几天。那里华盛顿大学的经济系有旧之会，是六、七十年代的师生旧。一九六九至八二年我在那里任职，算是主角之一。旧的时间、地点与西方经济学会的年会吻合，是老友巴赛尔（Y。 Barzel）作会长讲座的大日子，一石二鸟，长途飞机辛苦一下是值得的。
这次西雅图之行遇到不少故人，说往事，论将来，免不了谈及经济学的发展。他们知道我是搞合约、产权与交易费用的，所以话题集中在这些题材上。昔日大家走同样的路，今天很不一样。奇怪，大家老了，老人选走的方向一样：向国政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那方向走（《经济解释》的最后两章也会是这题材）。然而，路线的分离很大。
在产权与交易费用（今天称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上，七十年代中期起我就觉得与师友的想法有分离。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二十年过去了，其间我想我的，他们想他们的，二十年后交换一下思维，其分离使我吃惊。他们知道我的想法不同，催促我早日把《经济解释》翻成英语。翻译是非常头痛的工作，恐怕要几年后才有译本。
说实话，过去二十年，大家是有联络的，但我刻意地独自思考。今天大家的思想分离，使我有离群之马的感受。当年独自思考的选择应该是对的。想想吧，天下经济学者数之不尽，多一个不算多，少一个不算少。从整个学术的发展看，我的存在无足轻重。独自思考会有比较不同的贡献，赌得过。认为我的「离群」思维一定是错的人不多，而如果我是对的话，贡献就比不离群的远为可取了。难怪故交听到我在写那分三卷的《经济解释》（他们早已听到），都说等看译本。
无论摄影、书法、写文章、论经济，基础上我是个非常传统的人。知道自己有千锤百炼的基础，可以魂游四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批评我这样做。可不是吗？打好基础的目的就是为了魂游。魂游之际我不想受到外人影响，不读他人的论着。但自己知道，无论怎样魂游，我还是站在基础上。有趣的问题是：基础对，魂游会不会错？如果魂游没有错，又怎会离群呢？
三卷的《经济解释》已写了二又五分之三卷，快完了。是个人在经济学上的平生所得，这里回顾一下，看看与师友分离之处是有意思的。
卷一——《科学说需求》——绝大部分是传统的。与众不同，主要是与课本不同。非课本而概括性地论经济的书，没有学者问津超过五十年了。另一方面，从传统中我只选自己认为对解释行为有重要用场的，其它皆不论。
科学方法是集几家所长，加进自己强调的一点。那就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与不可以观察到的概念要分清楚，而验证假说时，所有变量一定是要可以观察到的。不是我的发明，但我的坚持比较特别，成为后来与师友分离的一个原因。
卷一与众不同的，是「量」的阐释。这使需求定律加上前所未有的变化，而到了卷二、卷三，这「量」的阐释使上述的分离越来越大了。市场需求的分析本来也与众不同，但我早在一九七一年的文稿分析过，朋友接受了，不再有分离。
卷二——《供应的行为》——大部分也是传统的。租值的理念我综合了前贤之见，但推得比较尽。上头成本的分析是新的，或差不多可以这样说。下了注的、覆水难收的成本不是成本，差不多众所周知，但也差不多是众所忘记了的。传统的竞争市场的理念，所有二十世纪的价格理论大师都知道有问题，只是没有人手起刀落。我于是想，你们不斩让我来斩吧。
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的引进不是我的发明，但因为比较新，不算是传统。我的发明，是所有关于这些费用的分析，都是以街头巷尾的实例现象为出发点：解释了实例，然后把假说一般化。没有什么政府统计数字。结果是价格分歧、捆绑销售、全线逼销、隐瞒讯息、讨价还价等分析，皆与他家不同。
积少成多，与传统的分离卷二比卷一来得大而明显。无可避免地，我要依照逻辑划下来的路，把首两卷的基础带到卷三去。读者以为卷三的分离会是怎样呢？让我说说吧。
卷三——《制度的选择》——是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这学问起于六十年代。大约有十年的良好发展，但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卸责（shirking）与恐吓的学说兴起，跟是机会主义，再跟是博弈理论——都是与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我是「卸责」的始作俑者，但否决了这条路，而据说「卸责」触发了机会主义与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不是所有搞新制度经济的都搞机会主义或博弈理论，但某程度的影响在所难免。只有我在香港独自思考，独自魂游，思维的发展是纯从六十年代的基础演进的。
首两卷已有分离，但大致上传统应该可以接受。然而，新制度经济自七十年代就开始与我分道扬镳，如今加进首两卷的分离，我被视作离群之马是肯定的吧。
科学上的观点分离是不会持久的。价值观的分离可以持久。但没有价值观的分析，迟早会会合在一起。往往是迟多于早，我能见到这会合的机会不大。今天与老友们的分离，其将来的会合可能一方要改，也可能双方要改。不幸的是，大家都老了，任何一方改路线或观点的机会不大。我说过了，《经济解释》是我最后的经济学论着。
还是寄望于后辈青年吧。西方的年青经济学者，今天忙于搞数学经济与博弈理论，重于技术。但《经济解释》的原文是中语。中国攻读经济的青年多如天上星，就算技术分析拿去了一半，余下来的一半，总有一天精英云集。他们懂得取舍。
固执于经济研究的出发点
2002。 8。 8
不少人认为年长了或老了的人，对自己的观点是比较固执或顽固的。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六十六岁不算老，但我觉得自己在观点上是比三十年前固执了。七十年代在美国我就以固执知名，往往坚持己见。但当时相熟的同事知道在推理上我是客观的，所以坚持己见受到他们的尊重。
自己认为对的观点是应该坚持的。左摇右摆的思想不能成家。问题是年纪越大越固执，如果可以量度证实的话（不知是否可以），是需要解释的现象。老生常谈的解释是脑细胞退化或老化了，思想不够灵活，因而固执。我没有读过医学的论据，但老生总是这样常谈。
第二个解释是年纪大了，思想或观点经过时间的蹂躏，得到的是比较坚定的信念，因而固执。这与上一个解释有很大的分别，前者是说脑子转不过来，后者是说经验有信服力。我认为自己越来越固执是后者，因为自觉脑子还转得快。今天看问题没有三、四十岁时那样尖锐（回头看自己当年的文章而知），但速度可没有缓慢下来，而判断力是今胜昔的。
六个月前在美国与佛利民（M。 Friedman）相聚，年近九十（现在是九十了）的他，其智力还远超常人。当然，与三十多年前我认识的佛老相比，他缓慢了很多，但还是比常人快。在「固执」这话题上，我的感受是佛老完全没有变：衡量你的意见，他同意说同意，不同意说不同意，要多想说要多想。清楚分明，干脆利落，还是二十世纪的佛利民。
第三个「人老固执」的解释，我自己知得清楚。那是看来固执但其实不是——有固执之貌而无固执之实。这可能是很多所谓人老固执的误解。以自己为例，年纪越大，越懒得跟外人辩论。他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或他人的观点我不同意，我越来越喜欢忙顾左右而言他，除非我对观点的不同很感兴趣。这是有固执之貌的。今天我写《经济解释》的顾虑，是读者看不明白。这点我重视，但不容易处理，因为越写越深。由传统基础写到新地带，遇到不少前人没有说过的，是以为难。
不管什么理由，在经济学上有一点我是越来越固执的。一九六四年起，我认为经济研究应该以一个真实世界的现象为出发点，用理论推出假说作解释，然后试把假说一般化，希望能广泛地伸展到其它现象去。当时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老师，后来在芝加哥大学遇到的名师，及再后来在华盛顿大学遇到的同事，大部分都认为这是经济研究应走的路。
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加大的艾智仁（A。 A。 Alchian）与芝大的高斯（R。 H。 Coase）。前者坚持博士论文要解释现象，后者是与他研讨时，没有一个现象在手引不起他的兴趣。为学术而生存的学者就有这样的麻烦：要他们与你交谈，你要引起他们的兴趣。这方面高斯很极端：没有兴趣的不闻不问，有兴趣的锲而不舍，而他的兴趣永远是市场与组织等现象。
认识高斯时他五十七岁，我三十一。他是个非常固执、顽固的人，对事实的考查与真理的追寻，半步不让的坚持使我耳目一新。年纪相隔一整代，对经济理论我知得比他广泛，但他把所知的本来不多的理论再简化，竟然威力无穷。我是受到艾智仁与高斯的影响而逐步把理论简化的。那是三十六年前开始的工作了。
今天我的「固执」转向「硬化」，其实只有一点。那就是任何经济问题，没有一个现象放在面前，我不会谈，不会想，甚至连听也不听。国内同学以电邮问经济的天天有，但不举出一个实例的我不想响应。同学们问理论，或不明白我的论点，我只介绍一些读物，或请他们转问另一些学者。但如果同学举出一个新奇的实例，而实例是可信的话，我的脑子就立刻开动了。
主要是受到高斯的影响，我对事实或现象的查根问底愈来愈严谨，愈来愈苛求，所以经济研究的出发点我是愈来愈固执的。我说过了，最蠢是试行解释没有发生过的事。推深一层，有很多众所周知的现象，作研究的往往在观察上错了一个小节，或一小点疏忽，就变得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使分析的结论大错特错。这是非常头痛的问题。任何现象都需要简化，而简化就是大胆地删除某些枝节。为安全计，我们要知道很多枝节才能判断哪些要删除，哪些要保留，或哪些要放大来看。是的，喜欢以事实为出发点的六十年代，行内有几篇我极为欣赏的文章，后来因为忽略了一些事实的小节而使其结论大打折扣。认真作研究的人似乎永远是在恐惧的日子生活的。
在七十年代兴起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分析中，数之不尽的所谓现象或行为我有保留。这些包括卸责、欺骗、偷懒、勒索、恐吓、博弈等行为。我不是说人不会做这些事，但我们要怎样判断或量度这些行为的存在呢？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开天索价、卖假货、造假价、盗版、不履行合约等行为，公理（postulate）上是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效果，要解释就拿需求定律，考查不同情况的局限转变。
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年，与一位来自日本的年青经济理论家共享办公室。他很用功，从早到晚在黑板上写方程式，写写抹抹的。那时我还玩一点数学，所以常问他玩的是什么。他是证定理（theorem）的，天天在证，显然证得很过瘾。但每次问他要解释什么现象，他答不出来。我问他某符号代表什么，他是答得出来的，很抽象，但当我逼他把方程式带到真实世界，却办不到。
结论是明显的。避免费时失事，我们要先有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或行为在手，详查其实，然后以简单的理论反复推敲，得到了一个可以验证的假说，再找其它现象试行验证。有了相当可靠的思维分析，数学的逻辑推理就大有可为。不管世事而先用数学来推测假想的现象，不是不可能成功，而是成功机会很小，赌不过。
我从来没有反对数学用于经济学上，永远鼓励技术不足的学生多学数。经济学可以不用数，但对某些分析，或对某些学者，数学的帮助很大。我反对的是闭门造车，或因为不知世事而以方程式加以掩饰的治学方法。我也反对本来可以是显浅的分析，却刻意地以数学搞得复杂无比。很不幸，这些似乎是今天的大势所趋了。
数学与经济
2002。 8。 15
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遇到一位研究生，考试成绩平平，但天分奇高。拿得博士后，他认识了戴维德（A。 Director）、艾智仁（A。 A。 Alchian）与史德拉（G。 J。 Stigler）。这三位大师像我一样，十分欣赏该年青人的良材美质。史德拉要请他到芝加哥大学去，作博士后的训练，尤其是多学点数学。
该青年问史德拉：「数学对经济真的是那样重要吗？」史老响应道：「只有疯子才会提出这问题。想想吧，当今之世，不用数学而还能在经济学站得住脚的只有高斯、艾智仁与张五常三个人。你认为自己可以挤进去吗？」
自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到这几年在国内的多次讲话中，学生问得最多就是这个问题：数学对经济是重要吗？每次被问及，我总是想起史老当年的话，但不能借用他的幽默作响应。数学对经济重要，但不是史老说得那样重要。经济学可以完全不用数而达顶级的成就。撇开自己不谈，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大师，不用数的远不止高斯与艾智仁（其实艾老间中用，很懂得用，但不多用）。
数学对经济的重要性不容易解说。因人而异，也因情况而异，没有肯定性的答案。让我分点说说吧。
（一）今天的经济学与四十年前的很不一样。今天，懂经济学与懂经济学课程是两回事。是的，今天好些名大学的研究院，没有相当数学基础的学生根本不能上课，或上课而听不懂，老师指定的读物读不通。另一方面，一些年青学者对我说，文章若不是满纸方程式的没有学报收容。这后者我有保留，因为与我同辈的并不认为文章有发表的困难，而数学的成分不需要增加。
无可置疑，后一辈的经济学者发表的文章，内里的数学成分比老一辈的多了很多。然而，与此同时经济学的知识并没有明显的长进。这两年美国有这样的说法，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元老说起的。那就是五十至七十年代时，有新意、有内容的经济思想百花齐放，能人辈出，但自八十年代起，新意衰歇，内容空洞，以致后一辈的转向多用数学，吹毛求疵地证实老一辈的观点或批评老一辈的错失，又或把老一辈的脚注发挥一下。说得不客气一点，是年青一辈的思想内容不足，要以数学方程式来加以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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