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解释-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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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让我们继续以工资合约为例，来示范合约选择的三个大方向。任何其它合约都有这三方面的选择的。

（一）约期的选择　合约的期限可长可短，而期限长短是合约双方议订的。从每小时算到终生雇用，两者之间到期时可以终止或续约。约期长短的选择，对监管费用的高低有决定性。短期合约有两个用途。其一是「试用」。新聘的员工究竟是否适用，要有一段尝试的日子。其二是较短期的可以较早解约，是约束工作行为的有效办法。有其它竞争工作的人存在，工作散漫的知道可以被解雇而容易地有竞争者代替，散漫的行为就受到约束了。

但好些行业，被雇的需要时日学习或训练，而这训练性质是一家企业所独有的话，训练所得一般的用途不大，短期合约的工资若不高于市，较长期的合约就会被采用了。有训练性的工作，如果训练有一般用途的话，约期一般也不会很短，但工资会较低。训练所得有一般性的用途，受训是被雇者的知识投资。如果没有政府管制，工资不仅低，甚至可能是负值。香港在中、日战争的前前后后，政府不管，学徒的工资要不是近于零，就是要替雇主做家务，或清洁场地等与训练无关的工作。一年可达的训练，因为学徒交不起学费而要作学徒三、五年：洗碗、扫地的时间比学习的时间多。

需要训练的雇用合约比较长期，是节省交易费用的选择。训练是投资，约期太短双方都没有保障。如果训练带来的知识是一家企业专用（specific　training），工资一般不会低于市价。但一般性的训练（general　training），如上文所说的学徒训练，工资往往低于市，有时甚至是负值。

但约期与工资往往受到政府的干预，减少了节省交易费用的合约选择。今天很多先进之邦，为了避免奴隶性质的意识，较为长期的雇用合约只约束雇主，不约束员工。另一方面，一些国家有最低工资的规限（二○○二年美国最低每小时六点九美元），阻碍了一般训练学徒的合约发展。香港昔日的工业发达，学徒合约的盛行是功不可没的。

短期合约可以减少监管费用，我们说过了，而长期的便于训练，减少另一种交易费用。除训练外，某些重于合作的生产，也是需要较长约期的。合作要协调，而合作惯了生产力增加。成功的研究实验室或有口皆碑的乐队，合作者的约期通常比较长。

（二）量度其它特质的选择　除工资外，工资合约还可附带佣金、奖金、小账等，都牵涉到其它特质的量度而定的。这些量度有费用，但若采用了，监管费用会下降。很明显，所有特质量度，是要衡量量度费用的增加与监管费用的节省，而在竞争市场中，加进佣金、奖金、小账之类的安排，时间工资是会向下调整的。

八十年代之前的美国，餐馆的侍应生收取的小账（gratuity），可以算在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之内。于是，在客似云来的高级酒吧或食肆，时间工资不仅低，而有些地方侍应生是要给雇主钱才能工作的：基本时间工资是负值。但到了八十年代，政府推行新例，法定的最低工资不能算小账，纠纷于是时有所闻。餐馆顾客把小账交到侍应之手，而雇主则认为老板也应该分享，或要与经理、厨房等员工摊分。在竞争市场中，侍应生不能持久地获得高于另谋高就的收入。法定最低工资不算小账，侍应生的收入有「租值」的成分，但其产权不明确，引起租值消散的纠纷。小账滔滔的餐馆的侍应搞工会是不难明白的。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量度费用过高而没有选择量度其它特质作价，监管费用会提升。政府机构一般被认为工作效率较低，中外皆然。以这里的推理作阐释，是政府机构有垄断性，公务员通常只以时间工资算薪酬，而机构非私营，监管的意向是较弱的。这是说，政府机构的交易费用比较高。

（三）不同类别合约的选择　时间工资合约只是几类雇用劳力合约其中之一。有些行业的选择比较多，有些比较少。例如工厂生产，时间工资合约之外还可选的有件工合约、分成合约、劳力租用厂房等安排。但在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工会强力反对之后，件工合约在好些行业是不容许的。另一方面，因为量度件数的困难，好些工作不采用件工合约（见本章第六节）。

较多的合约类别选择，会使交易费用下降，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较多选择的本身会减低费用。其二更重要：不同合约的并存会有互相影响的示范作用，约束竞争者的守约行为。例如一个制造行业的劳工有时间工资与件数工资两种合约的并存，一个小时每工人大约可产出的件数，行内皆知，那么以时间算工资，劳工的散漫行为就不容易遮掩了。监管费用于是下降。

现在让我们转回佃农分成合约，来示范本节所说的竞争定律。佃农分成被传统视为无效率，是因为分成是一个百分率，农户的收入是以约订的百分率乘以收成的总量。这样，农户的劳力投入不是以时间算价，而是投入多少，由农户自己决定。工资合约以时间算价，劳力时间是会交得准的，但产出如何则要监管。佃农分成，没有产出佃农就没有收入，所以地主不用担心农户工作时只是装模作样。问题是劳力的收入不是以时间作价，如果劳力自由选择，其时间投入之量会因为地主分成而减少了。地主的分成率越高，农户的工作时间投入越少。这传统的看法我在上一节已指出其谬误，这里不重述。

这里我要以修改传统之见来示范本节的选择定律。我要说的主要是三点。第一，佃农的约期一般是季节性的，可以不断地续约，但每次大收割后合约的任何一方都可以终止。那是说，若佃农租用农地的产量明显地低于他户的，能获续约的机会不高，而被解雇在市场的信誉有不良影响。第二，地主不仅有其它类别的合约可以选择，而更重要的是佃农分成合约与固定租金合约在市场是并存的。这样，地主不仅可以选用固定租金合约，而后者的存在与产出的示范，会使佃农知所适从，其劳力的投入不会明显地低于固定租金合约的。第三，上一节提到的，如果佃农劳力投入的减少使佃农的分成收入高于时间工资，多出来的无主租值在竞争下不能存在。从本节的推理看，佃农应该付出的劳力投入，其监管费用会因为有竞争与其它合约选择而减少。

结论是明显的。交易费用的存在会影响行为，但倒过来，竞争的行为会影响交易费用。这是说，一方面交易费用有决定性，另一方面交易费用是被决定的。其它因素不变，竞争会使生产成本下降。推高一层，竞争也会使交易费用下降。本节提出的第二定律，是合约的选择会协助竞争减少交易费用。大致上这选择有三个方向，每个方向都有减少交易费用的用途。然而，这些方向的弹性往往受到政府的左右，又或者因为生产的性质而缺乏了选择的弹性。

比较交易费用的高低，我们当然要从同样的产出或同样的资源使用来衡量。比较生产性质不同的交易费用对解释行为没有帮助。市场合约以私有产权为局限基础，而合约是参与各方同意的选择。说合约有选择可以减低交易费用，并不是说被采用的合约是交易费用最低的。我说过了，人若言而有信，交易费用会大幅度地下降。但因为自私而失信，其引起的交易费用无可避免。合约的选择与竞争的压力可以减低交易费用，但不可以改变自私的基本行为。

这里更要指出的是卷二分析过的香港玉器市场的例子。该市场因为玉石原件不切开才出售，讯息费用奇高，而讯息费用是交易费用其中一项。把原件切开才出售，讯息（交易）费用会大降。有竞争，玉石是私产，有不同合约的选择，为什么玉石原件刻意地不切开而增加讯息费用呢？

我的答案，是观玉石原件之外而猜其内的知识，是多年学习投资而得的私产，其应得的回报是不会在竞争下消散的。我是专家，你可能也是专家，玉石原件是我的，你要我切开才卖给你很容易：先给我一个开石价，开石后你买不买也是要付的。这样的议价有发生，但不多见。这是因为有不对称的讯息，讯息本身不容易订价。大家知道讯息不对称，要知道谁比谁知得多不容易，而要知道相差多少，或谁的知识比较值钱，就更困难了。

在私产局限下，选择合约安排以减低交易费用为原则，可以成立——上述的第二定律可以成立——但推理时要很小心。推上一层，产权制度也是安排。然而，选择产权制度交易费用较高的情况，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可能是经济学最困难的问题，本卷第七章会尝试找答案。

（《经济解释》之八十六）

第五节：分成合约的选择

分成合约（share　contract）是一大类，而农业的分成合约称佃农（share　cropping）。毫无疑问，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交易费用——量度费用与监管费用——佃农分成合约高于固定租金合约。那为什么佃农合约那样盛行，且历久不衰呢？这是有趣而重要的问题。这里再论佃农分成，小半是因为我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大半是因为问题重要。问题有深浅之分，深的可能无足轻重，浅的可能重要。最麻烦是重要的深问题，非答不可，但要花时日。上述的问题不容易，且牵涉甚广。与这里有关的重点，是如果市场在没有管制之下选择交易费用较高的合约安排，那么合约选择就不能单以交易费用解释了。引进其它因素——例如风险（risks）——是可以的，但会引起许多其它问题。

一九三○年，卜凯（J。　L。　Buck）调查了中国农业后发表的巨著（Chinese　Farm　Economy），指出佃农收割分成时有如下的行为：农户很技巧地把一部分收割隐藏起来（例如把谷稻轻打几下，先取小部分谷粒）；地主选用对他有利的大秤；农户贿赂地主派来的代理人，等等。这些行为是固定租金合约不会见到的。当然，在竞争下，农户能隐藏的收成只是他比一般农户优胜的那部分，而地主代理所受之贿不能高于其它代理所受的。但卜凯所说的行为，是佃农分成需要量度而导致交易费用较高的证据。另一方面，前文提及，佃农的劳力投入意向低于固定租金的，虽然竞争是有效的约束，但地主或其代理较多视察佃农操作，中、外皆有所闻。

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交易费用，佃农分成比固定租金高。一九六七年我以规避风险来解释分成合约的选择：分成可分担风险。这理念有三个困难。其一是我说过的：风险难以量度，而以未来的收成变量（variance）量度，这变量预知就不能说是风险了。其二是风险的规避（riskaversion）。我不知道今天的风险学说怎样，但六十年代时，人的行为一般地要规避风险是流行的想法。举个例，如果投资有两个选择，一是回报率肯定是百分之五，二是可能是百分之十，也可能是零，机会一半一半。规避风险是选一而不选二。这与佛利民与沙维治（M。　FriedmanandJ。　Savage）一九四八年发表的鸿文有冲突。佛氏后来成为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大师，沙氏是二十世纪的统计学天才。二师合作，逻辑上解释了一个人会同时赌博及买保险。如果我们接受一般性的风险规避，赌博的行为要另寻解释。

其三也麻烦。以生产的预期变量（variance）代表风险，而如果分担风险是选择分成合约的理由，那么分成约订后，每个人的预期收入变量是要下降的。然而，从一人独收到两人分成，每人的收入变量下降，但再多人参与分成，每人的收入变量不变。这是说，以变量量度风险，风险规避只可以解释两个人约订分成，但不能解释两个人以上，而农业之外的分成合约，多于二人参与的有的是。

毫无疑问，不预知或不肯定生产的未来收入是采用分成合约的原因，问题只是要怎样处理。想想吧，如果事前肯定产量、销售量与售价等，参与合约的双方或多方的收入分配，签约时就可以确定，以分成或固定租金处理完全一样，选后者，分成的较高量度与监管费用可以省却，大家得益。

说不预知或不肯定未来收入是风险，可以这样说。但不预知也可看为讯息费用过高。这是说，「风险」可以看作讯息问题来处理。这一点，一九六八年我遇到的困难，是有些讯息费用（例如六个月后的天气）高不可攀，而另一些虽然支付费用可以多得讯息（例如产品的市场调查），但生产的人见费用过高而不支付。这样，讯息费用是不可以观察到的。后来在交易费用的量度上，我知道只要能排列不同情况的讯息费用高低，就是量度了。我们不容易以观察不同情况来排列风险的高低，但以观察不同情况来排列讯息费用的高低，并不太难。这是以讯息分析代替风险分析的好办法。

余下来还有另一个问题。以「风险」解释分成合约的选择，我们可用「规避风险」作为一般假设。虽然这假设的一般性有问题，但以讯息费用来解释分成合约的选择，规避风险的假设就不能用了。我们要说因为讯息费用过高而选用分成合约，但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的解释，是收入不能肯定预知，约订固定的租金或价不容易互相同意，而更困难的是合约双方对未来不稳定收入的预期不同。不能同意一个预先的订价，分成合约就被采用了。这样推理，凡是未来的预期收入变量越大，或可以减低这预期变量的讯息费用越高，促使合约双方不同意预期收入的机会增加，这样，预先订价就越困难，而采用分成合约的可能性就越大了。不是凡有不同意的预期就采用分成，因为分成合约的量度与监管费用较高。

示范上述的推理，让我首先举出比较简单的出版书籍的例子。出版书籍，作者所获的版税（royalty）是以分成率算的。要避免用亚洲的例子，因为那里好些出版商的销售量不尽不实。一般的实际情况，作者的版税是以零售价的大约百分之十为起点，跟销售量愈多，作者的分成率（版税率）会提升。版税率累进是因为书本的制作上头成本高，重印或多印的边际印刷成本下降。这里要注意两点。其一是累进的版税率是因为书的销量不能事前肯定；其二是以百分率算（而不是每本有固定的金钱版税），是因为书的订价将来可能会更改。这是说，卖书的收入不能预知是因为

（一）销量有讯息问题；

（二）将来价格有讯息问题。累进版税率是双管齐下。

与这里更有关的，是出了名的畅销作家，其作品的起码销售量可以预先肯定，所以这级别的作家，书籍出版前可先获一笔酬金，然后再算比较低的版税率。这常见的现象是含意畅销作家的讯息费用较低，比较容易预先订价。

转到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情况就远为复杂了。是发明专利的持有者租出去给生产的使用者，其使用费也称royalty。这里的使用费可能是按期或按件计的固定收费，但往往是以产品之价的一个百分率算。后者百分率有时是按产量累进，有时是累减，有时是不变的。我曾经得到研究基金的资助，取得近八百份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patent　license）。

很遗憾，助手和我研究了很久，也找不到有规律的图案让我们试作解释。困难多得很：大部分的发明行外人不知是什么；合约长篇大论，太多看不懂的科技术语；一般是不同的行业，局限情况各各不同；发明专利的使用，往往需要商业秘密的协助，而秘密是什么外人不易知道；合约有期限，到期续约多有更改，而我们拿到的某发明的某租用合约，既不知前，也不知后。求教过专于此道的律师，但他们通常是专于行业，且收费不菲。

研究发明专利租用合约的大失败，赢得两点比较肯定的小收获。其一是固定收费与不同百分率收费的合并，合约结构可以千变万化，用以鼓励或约束不同行业因为交易费用不同而引起的不同履约问题。其二，以率分成是收入不能预知而起，但因为从分成的量度中发明专利的持有者知道市场的情况，续约时可凭较多的讯息改约。

分成量度收入使合约双方都知道生意情况。这讯息是续约时的指南，使调整分成率或租金，又或终止合约，都多了依凭。零售行业是个好例子。很多大商场或大百货公司内，零售的散户是要付一个较低的基本租金（basic　rent）再加一个总销量的百分率。后者分成是不同类的物品用不同百分率的，而不同商场的同类物品，其分成率往往不同。

分成合约必定容许业主审查销售的总收入，虽然收入不能预知是采用分成的起因，但时日的经验使收入的讯息下降，业主观市场大势，再与租客议订续约时的基本租金及分成率的变动。一般的经验，是零售行业的销售量永远不稳定——今年大好，不代表明年也好——所以分成合约是持久地存在的。

要注意的是，一个商场之内，不管是固定租金或分成租金，或是二者的合并，不同商店的平方米租金往往不同，而且差距可以很大。这不单是因为地点，或分成下不同商店的不稳定收入；更重要的是，商场要有协调的销售品组合。一些商场专卖某类物品，商店之间的租金差距不大。但以不同类物品组合的商场，招徕有道的商店的租金较低是惯例。大名鼎鼎的巨店，可以导致客似云来的（称anchor　store），其平方米的租金可能只是同商场内的小商店的五分之一。

上述的选择分成合约的解释，是以有讯息费用的存在而难订或难同意固定之价，代替一九六七年我提出的因为有风险而要以分成合约把风险分担。应该是改进，因为讯息费用的高低及其转变比风险的大小及其转变容易鉴辨得多。当年我没想到，有讯息困难（讯息不对称）订价不容易，而与现成的物品有别，以未来的收入而先订生产要素之价有特别困难。很不幸，昔日的风险与分担误导了后来行内的不少文章。

再回头说农业的固定租金与佃农分成，中国三十年代的资料显示，大部分的固定租金合约都包括一项逃避条款（escape　clause），指明当地习惯认为是饥荒之年，地主所收的固定租金要按当地的习惯减租。这是说，固定租金是市场的规范，但订约时不知后果，遇到凶年祸日，农民所得不足餬口，市场会有惯性的减租厘定，有逃避条款的固定租金合约，地主要入乡随俗地减租了。没有这条款的硬性租金合约称「铁板租」，其租金是较低的。

有趣的是，凡有「逃避条款」的合约只有一条，都说明是以风俗习惯为依归的。原则上，固定租金合约可以有很多逃避条款，每款指明收成比预期下降至某水平，租金减多少，或不同水平的收成有不同的租金调整。这些加起来就变为佃农分成合约了。但风俗习惯只界定一条失收的饥荒水平线，一个风俗习惯的减租额。风俗的形成也有交易费用。

中国三十年代的资料，显示以谷粮为固定租金的，百分之八十三有上述的逃避条款；而以货币为固定租金的，只百分之六十三有此条款。不难明白：一般性的失收，农作物市价上升，农户以货币交租损失较小。

当然，所有佃农分成合约是没有逃避条款的。麦地采用分成合约的比率高于米地。台湾一九一○至一九五○的资料显示，以百分率算波动，麦的收成不稳定比米的大约高九倍。

（《经济解释》之八十七）

第六节：件工合约浅而重要

一九六六年起我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合约，迄今三十六年矣！其实是很短的时间，只是觉得很长。其中资料最多而成果最满意的，是花了五年多时间研究的石油工业的换油（crude…oil　exchange）及有关合约。可惜这批作品是顾问工作，不能发表。过瘾精彩，然而，石油工业非常特别，不容易一般性地增加我们对行为的解释。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租用合约也花了不少时日，我说过了，后果一败涂地！令人惋惜，因为这些合约肯定有很大的科学价值。相比之下，蜜蜂与果园的合约是最容易的。只考查了一个月，分析与写作两个月，就得到一篇行内津津乐道的文章，且历久不衰。这是运情。然而，从科学贡献的角度看，那篇《蜜蜂的神话》（The　Fable　of　theBees）不是大鱼一尾。

能知半夜事，富贵万千年。要是我能事前知道每项调查研究所需的时日与后果，学术生涯何其写意！但件工合约（piece…rate　contract）我事前知道是比较重要而又容易的。是的，只有件工我事前准确地肯定是好投资。问题是当年身在美国，那里因为三十年代工会的反对与后来的最低工资法例，件工在那里少见。一九六九年回港度短假，简略地查询一下；一九七五年回港度长假时，玉器市场与件工合约是我集中的两项工作。

当年认为件工合约重要，因为记得一九五○年左右，我的家在香港西湾河山上的奥背龙村，邻近住的贫苦人家以「穿珠仔」维生。有人交来不同颜色的小玻璃珠子与线，操作的按指定的图案穿成头带，是卖到美国去的。工资很低，以每件穿好的成品算，从早穿到晚仅足以餬口。这是件工。

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与高斯研讨他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后，我想，昔日奥背龙村交珠子材料与收珠子带成品的，只是一位中间人，而原则上多个穿珠子的可以集中在一家工厂工作。如果一家工厂的所有产品或产品的所有部分都以件工成交，高斯的公司理念就不容易站得住脚。

是的，昔日的香港与今天的中国大陆，好些产品的整体是由件工分部制作，再由件工组合，由件工包装。零散的工作，不容易以件数算工资的──例如女秘书、清洁工人等──不用件工合约。质量有大变化的──例如产品设计──不用件工。制作过程是要一起合作的

──工人的速度要相等配合──也不用件工。

一件成衣的制作，从裁剪到分部制作到分部组合，通常以件工算酬。玩具、手表、塑料金属等产品也如是。拋光以件算，但电镀是几个人一起合作，则以时间算工资了。很明显，件工要有标准之「件」为模范，而质量的审查极为重要。件工以量度件数算工价（薪酬），依照履行定律，不用担心工人坐而不动。

故老相传，以件工制成或组成的产品，质量不会很高。这是误会。正确的看法是件工合约的采用要有大量生产的支持。量不够，产品常变的情况，决定每件的工价交易费用可能太高。是的，产品常转换，决定每件工价的交易费用远比决定时间工资为高。高文件产品通常量小，所以少用件工。另一方面，高文件产品的质量比较复杂，需要有多个准则的审查，这也要量大才合算的。今天在广东番禺一带，磨小钻石（称碎石）是以件工算。昔日小钻石质量最高的产地是苏联，今天是南中国。这可见只要量够大，有明确准则审查，高文件产品不仅可用件工，而且采用。

时间工资的厘定，一般比件工算工价容易。这是因为时间就是时间，工作不同时间还是依旧量度，而同类工作的按时薪酬，市场有指引。另一方面，件工盛行的行业，每工人的时间产出件数，也是时间工资的指引。厘定件工的每件工价可用时间工资指引，但更普遍的是以行内的其它类似的件工之工价为凭。一个行业之内分专业，例如拋光、上色、裁剪、车衣等，而一个专业的一般薪酬或收入，市场有公论。

问题是件工不以时间算，新而又特别的产品，算件工的工价就比较困难了。最明显的例子是工厂收到订新货的要求，说明新产品的规格与量数，厂商为了出价要算成本。产品是从来没有造过的，件工的成本从何而定？

调查所得，新奇的产品算件工成本，是找出应该由件工制作但以前没有生产过的那部分，与厂内的专业代表洽商。件工的工价是以数动作──每件所需的大动作与小动作的次数──经过洽商而订的。接单后制作，有一段练习时期比较慢，但手熟之后原订的件工工价可能要调整。一般来说，需要洽商的情况不多，而调整（再洽商）更少见。

件工制作可以在工厂之内集中从事，也可以发出去由工人自己在家里制作。后者类似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盛行的putting　out　system。英国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纺织业发明了庞大的织布机，太大而又太昂贵，不宜用于家庭，工人于是集中于工厂操作。是的，工业革命就只是「革」这一点，虽然当时织布机的两大发明有口皆碑。

今天中国的件工制作也如是。零散的小件，不需用庞大或贵重机械的，可以发出去，但科技的进展与管理的系统化，发到家庭制作的件工是日渐式微了。一九七五年在香港调查件工合约时，我重视家庭的件工资料，因为有如下的一个问题。

厂房的用地与件工用以生产的机械或工具，可以有很高的租值。依照边际生产理论，同样生产要素的租值是应该相同的。然而，不同的件工工人用同样的房地与机械，同时间其产量可以很不相同。如果不同生产力的件工工人获取相同的件工价，那么产量较高的会给工厂带来较高的租值，使房地与房地之间或机械与机械之间的租值不相等──于是，房地之间、机械之间的边际产值就不相等了。这样，重要的边际生产理论就被推翻了。是的，用于件工合约上，这理论的含意是在生产力明显地有差别的情况下，件工的工价应该累进：同样时间，产量越高的工人的每件工价越高。

上述的推理有两个明确的验证含意。其一是机械越贵重──租值越高──件工会越多采用累进的件工价。其二是发出家庭制作的件工产品，房地与机械皆由家庭负担，件工价会较高，但不会累进。

这些推断是证实了的。家庭车衣或家庭拋光，工人用自设的机械，如果工人包交收其件工价通常略高，但永不累进。工厂内，不用机械（工具也少用）的手织件工，有奖金的只按质量判断，不按产量而累进件工价。但以贵重机械操作的件工，例如用塑料机之类，奖金制度盛行──每天超过某产量，件工价外有奖金。生产力较高的工人用较新置而先进的机械，生产力较低的用旧机，甚至被安排在夜班工作。

以下的件工故事是真实的。八十年代初期，香港的厂商到广东一带投资设厂。雇用的工人是政府分派的国家职工，工作时间与工资皆由政府规定，工厂老板不能解雇。工人散漫不在话下，长睡午觉也免不了。香港厂商一般亏蚀，怨声载道。一位朋友当时购置磨钻石的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