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1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永指�民歌推向文人诗式，作出了突出贡献。《嵩里行》和《薤露》都“用乐府题，写汉末时事”，“以所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见方东树《昭昧詹言》）。

《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都写军旅生涯体验和感受，用比兴，用倒唱、顺唱对衬，客观伤时和主观伤怀悉皆痛切彻骨，真实感人，而且具有相当浓厚的汉乐府情味。四言诗当时业已式微，曹操旧瓶装新酒，借以抒怀言志，也为一时之冠。如《短歌行》为争取荀彧而作，活用《诗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二句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四句，倾吐“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衷情，诚朴的语词、吞吐的笔致寓入了丰沛的情愫、雄健的气势。《步出夏门行》第一首《观沧海》和第四首《龟虽寿》，前者描写其“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所见所感，后者畅述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所思所愿，既有“霸气”又有“菩萨气”（谭元春语，见《古诗归》），可谓四言绝响。陈祚明认为“曹孟德诗如摩云之鵰，振翮捷起，排焱烟，指霄汉，其回翔扶摇，意取直上，不肯乍下，复高作起落之势”（《采薇堂古诗选》），或许有过誉之嫌。不过无论怎么说，曹操以其积极趋时进取的自由心态从事诗歌创作，的确开了建安诗风。

曹丕一生只活了40岁，但他“好文学，以著述为务”，在皇帝作家中堪称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他的诗，气宇比乃翁曹操逊色，艺术成就却在其上。撇开他和曹植都凭着天潢贵胄身份，写过一些“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见《文心雕龙·明诗篇》）的酬唱诗不说，他的诗题旨归也有不少关涉出师盛况、统一大业、妇女不幸、游子心切的，写什么悉从己意。在怎么写和写得怎么样上，曹丕的过人之处在于，语言精雅，情调谐婉。沈德潜指出，“子桓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见《古诗源》）他承继了《古诗十九首》那种情调，而又赋予文士雅化的精醇娟丽，开了后世唯美诗风、婉约诗派的先河。他的七言诗《燕歌行》二首，在汉诗诗体发展史上，尤为七言体诗的发轫佳作，精美浏亮，凄惋动人。曹丕的文学评论，比创作贡献更大。他的《典论·论文》，文学史界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专著的发端佳构。两样都是亘古第一人，两样都称佳，他的文学地位和影响自在不言中。

《典论·论文》的特出贡献主要有四点。第一点，曹丕明确地提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是否真的那么了不起，姑且不管它。然而，把文学从先秦两汉一以贯之的六经附庸地位切割出来，肯定它的独立性、崇高性和不朽性，无论如何是破天荒的，解放性的，言了前人之未能言和未敢言。第二点，曹丕对不同文体的不同形式要求作出了点画：“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尽管涉及的文体并非都属文学，但这种区分毕竟呼应了文学的独立性，揭示了文体的差异性，为文学未来的演进和发展指出了新方向。第三点，曹丕首倡了“文气”之说，主张“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所谓的“文气”，就是创作主体个人才情性格见诸作品的个性显示。文学个性是文学自由的精魂所在，无论曹丕的说法如何粗砺，他终究是率先强调了重视文学个性，这一贡献丝毫不亚于上述两点，甚或有所过之。第四点，他不仅一般性地批评了“自古而然”的“文人相轻”现象，而且具体性地点评了“建安七子”的长短优劣，并且相当精当。这是积极的文学批评，也是自由的文学批评，他算作了一次示范。建安文学的实践证明，积极而自由的文学批评与积极而自由的文学创作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轮齐动或两翼齐飞才能促进积极而自由的文学大业。

曹植的自然生命也不长，只活了41岁，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232）便悒郁而终了。但他的文学生命很长，不仅响震于当世，高标逸韵稳居建安文人之首，而且辉耀于千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长廊里最卓越的诗人之一。以曹丕当上皇帝那年（220）划界，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大致与曹丕相仿，贵公子“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自娱自乐，自由自在。大同当中不时流露出小异，一是如《赠徐干》所写的“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宣泄出了对于沉溺优裕生活，难以展示才华建功立业的苦闷。二是如《送应氏》所写的“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对于洛阳历经董卓之乱后近20年未得恢复，满目荒芜，产生了无限感慨。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成为魏文帝，兄弟关系从兹变成君臣关系，政治上争权沦为失败者的曹植从兹屡被贬爵徙封，极为失意。太和元年（227）曹叡即位后，这样的处境仍未改变，使他郁闷、愤激终身。愤怒原本就有助于出诗人，何况他“柔情丽质，不减文章，而肝肠气骨，时有块垒处，似为过之”（钟惺评语，见《古诗归》），后期诗文便充溢着渴望自由、反抗迫害、蔑视庸俗的思想情蕴，以及怀才不遇的愤懑情俗，一时无人可以企及。

钟嵘《诗品》曾说，曹植的五言诗“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誉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这样的类比毋宁有点过头，但曹植的诗歌佳作如《箜篌引》、《怨歌行》、《名都篇》、《美女篇》、《白马篇》、《吁嗟篇》、《弃妇篇》、《赠丁仪》、《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杂诗》、《七哀诗》等等，的确与《国风》异世同律，使时人攀仰莫及。诸如诗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志气，“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的怨气，“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的怒气，“糜灭岂不痛，愿与株荄连”的郁气，无不宣泄块垒，透见肝肠。而“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之类，语言之华采，音节之铿锵，篇章之宏肆，形象之奇警，果真如张戒所赞“金声而玉振之，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见《岁寒堂诗话》）。从屈原至陶潜七百余年间，若论创作个性之鲜明，主体自由之张扬，可以说曹植独步，三人各是一座高峰。

辞赋，曹植同样本色当行，雄姿鹰扬。他写过不少抒情小赋，情致和词采多如其诗，却不如《洛神赋》。如小序自述，这篇赋是“黄初三年（222），余朝京师，归济洛川（洛水）”，因“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而作。通篇取法于战国时期宋玉的《神女赋》，结构布局、人物形貌和衣饰都有沿袭关系，形象描绘、情感意蕴和寄托却超越了《神女赋》。“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望“皎若太阳升朝霞”，迫察“灼若芙蓉出渌波”的系列比喻，由静态到动态，由朦胧到显形，由远望到近赏，将洛神之美写得惊艳无比，活脱脱地跃然纸上。既而在人神际遇之间，进一步刻画洛神如何“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如何“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由外形而显内情，细致入微，精妙绝肖。似幻似真，瞬即消逝，自然切入了“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的情蕴主旨，构建出一种使人怅惘的“遗情想象，顾望怀愁”。“怀愁”的深层，实质上寄寓着曹植的命运嗟叹：

理想的追求可望不可即。较之于宋玉以及诸多汉人大赋，《洛神赋》表达的个人情怀更真切，更可触可摸，更可思可鉴；将汉语的修辞功能和辞赋的抒情功能融合为一，发挥到极致，尤其胜过了那些前人，开通了魏晋南北朝抒情赋的勃兴之路。加上诗歌的杰出成就，完全可以说，曹植政治上理想受抑，对他固然是个不愿接受而又不可抗拒的人生灾难，但对中国文学则是一件幸事。幸就幸在，它让中国历史少了一个或许会像隋炀帝加李后主似的负一流皇帝，多了一个前追屈原、后引陶潜的超一流作家。

“建安七子”中，诗赋成就最高是王粲。《文心雕龙·才略篇》认为：“仲宣（王粲的字）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他的《七哀诗》三首和《从军诗五首》，分别写乱离感受、羁旅生涯和军旅闻见，都自伤情多，苍凉悲慨。《杂诗》、《公宴诗》和《咏史诗》，也从多角度抒写了他的人生际遇、态度和情调。特别为人称道的，是他羁旅荆州期间写的《登楼赋》。这篇赋，与《七哀诗》第二首“羁旅终无极，忧思壮难任”背景相同，情致相通。由“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破题，首先描述了登楼所览，引出“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主题浩叹。其次叙写了怀乡深情，缠绵至切，归之于“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最后从眼中景、心中情提升到社会现实层面，既对“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的乱离尘世“意忉怛而憯恻”，更对“步栖迟以徒倚兮，白日忽其西匿”的虚度光阴“心凄怆以感发”，从而表达出“冀王道之一平”的期盼。个人的思想感情与社会的动乱势态、人民的安定希冀息息相连，写景与抒情、用典笔笔相扣，使《登楼赋》与《洛神赋》并为双璧，成为当世抒情赋的代表作。他当时所登之楼在今湖北当阳，而当阳、襄阳、江陵三地后世都有“仲宣楼”，足见这篇赋响及后世何等深远。

陈琳以章表书记见长，章表书记文体本身不属于文学，但赋与骈文形式，又使其可以跻身文学之林。从东汉中、后期始，文章就有了骈化趋向，建安文人慷慨任气，更加推波助澜。诸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等等，都以散带骈，气势疏畅，发议纵横捭阖，悚人视听，抒情抑扬往复，悱恻动人。陈琳的诗歌成就不及曹氏兄弟，骈文水准却能够与之上下颉颃。他的《为袁绍檄豫州》、《为袁绍与公孙瓒书》、《檄吴将校部曲》等檄文书信，铺陈辞藻洋洋洒洒，夸张形势贲贲勃勃，指摘丑恶如金针刺穴，陈说利害如疾风掠地，堪称张力十足。如声讨曹操那篇著名檄文，一破题便骂曹氏三代，直令曹操一读，头痛疾立愈，折射出文本的刺激力之强。后来曹操收服陈琳时，责其“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陈琳答以“矢在弦上，不可不发”，又反映出文气如虹，不可阻遏。而他从政治上数落曹操“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内容且不论，仅从行文的骈偶对称、铺张扬厉来看，已开六朝骈文之先河。同为“建安七子”的阮瑀也写过《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也写过《为刘荆州与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辞章风貌与陈琳檄文颇为近似，但委婉切致，雄健恣肆却不能及。

曹魏政权经曹丕、曹叡两代，于240年传到第三代曹芳继承，建元正始，尔后历曹髦、曹奂直到魏末，文学统属正始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被称为“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以及应璩、应瑗、杜挚、何晏、左延年等人。曹芳当皇帝年仅八岁，两个顾命大臣曹爽和司马懿之间暗斗明争，持续七八年，终以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取胜作出了结，政治上陷入曹爽帮派的何晏也在夷灭三族之列。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再到司马昭，司马氏实际掌控魏国军政大权，一方面大肆诛除异己，另一方面又高举名教旗帜作为政治号召，网罗人才以为己用。于是乎，文人势所必至地发生分裂：一部分文学之士，包括“竹林七贤”当中的山涛、向秀等人，逐步改变自己的政治倾向而归附司马氏，成为当时的体制内作家，有的还活到西晋初年；另一部分文学之士则采取了不苟从态度，以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对抗现存的政治秩序，成为当时的体制外作家，突出代表是阮籍和嵇康。恰如《文心雕龙·才略篇》所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既承继了一些建安文人慷慨任气的风骨，又加入正始以降崇道文人特有的批判精神，卓然成为当世之杰。就诗文成就、影响而言，体制外作家明显胜过体制内作家，俨然成为那一时期文学领域的最大特色。

阮籍是阮瑀的儿子。《晋书·阮籍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以酣饮致醉的放纵方式，掩饰对于司马氏的不屈从立场，对抗虚伪名教。毕生的五言诗作汇为《咏怀》八十二首，犹如他的人生随感录。这些随感大多寄寓他个人对人生的忧虑和对时世的讽刺，如钟嵘《诗品》所评的那样，“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诸如“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之感，时见于篇什之间，忧惧祸患的情绪了然纸上。“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的比兴意象，却又超出了个人忧患，曲笔勾划出苛酷危殆的时政氛围。“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时政令人生存维艰，这种“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状态，尤其具有普遍意义。但他决不肯沉沦，因而还对当时那些趋炎附势的名教者流“外厉贞素淡，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的表里不一痛加讽刺。移之于散文《大人先生传》，阮籍的愤世嫉俗之情终究难以尽抑，而假托老庄之意，对于当时主流社会那种“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诱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的腐恶风气作了无情揭露和痛快鞭挞。阮籍这种人品和文品，不仅直接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界人和文学作品，而且遗及后世。

如果说阮籍可以算作规避性的韧的对立，那么，嵇康就应当视为碰撞性的硬的抗争。他比阮籍更崇尚老庄，同时又更富于正义感和反抗性。他的诗不及当时好多诗人，然而，他的文确如其人一样，峻切高迈，卓尔不群。他在《释私论》中宣扬，公与私之别就是真与伪之别，只有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不违忤大道，才能称为君子。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又说，以好学而求利禄，只是统治者利诱的结果，并不合乎人性之自然。他的朋友山涛（字巨源）未能坚持归隐自然，40岁以后出仕作官，任尚书吏部郎时还想请嵇康出山，代替其先前所任职务，他就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在这封绝交信里，明确宣示自己“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对于出仕作官“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其中的“甚不可者二”，一是他要坚持“非汤武而薄周孔”，二是他要固守“刚肠疾恶，轻肆直言”，这两样都为“世教所不容”，“遇事便发”。这以前，他还当面奚落过司马昭的心腹———权势文人钟会，早就得罪当局。有了这封公开宣言与当局决不合流的信，果然使得“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怒焉”，不久便借故把他公开杀害了。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当局）弗许。”嵇康临刑不屈，顾视日影，索琴弹了一曲《广陵散》，然后慨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就刑，时年四十岁，年当魏景元三年（262）。但《广陵散》绝，嵇康未绝，虽百代以下犹自有人望风追怀。

较之于曹魏阵营，另两个阵营的文学就显得不景气，或许都与最高统治者的不爱好、不重视、不提倡，以及治理的严法峻急密切相关。如蜀汉，诸葛亮个人如其本传所说，“言教书奏多可观”，前、后《出师表》历来也被视作文学性散文而入史入选，可见并不乏文学才华。然而综观其一生，他并没有像曹操那样，在军政主业之余也搞点文学辅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反过来就是上无所好，下必忌焉。在漫长的封建专制集权社会里，这条潜规则的正、反两个方面都成立，并且普遍存在。尽管《三国志》并未提到诸葛亮如何对待文学，但在他和他的指定接班人治下，蜀汉政权是三国中唯一没有官修史书的施政实体，多少折射出了意识形态控制相当严；修史尚不准，个人自由度高的文学创作，自然难具备不可或缺的生态环境。再加上用法苛严，彭羕、来敏等都因言论不节获罪，那么，出现秦始皇独裁时期那种无文状态，也就势在必然，毫不足怪了。非无人也，是不能也，主体、客体相依相成，文学的自由发展毕竟需要起码的自由空间。以孙吴为例，与正始文学相对应的时期没有出现传闻后世的作家、作品，并非由于吴下无人，而是因为从孙权到孙皓，为政者们没有提供那样的自由空间。陆逊之孙、陆抗之子陆机和陆云，吴灭前已经投身社会，继父领兵，在文学上却没有能一骋骥足。吴亡后九年，晋太康十年（289）兄弟二人联袂北上进入洛阳，文才立即倾动京师，引出“二陆入洛，三张（张华、张载、张协）减价”之说。陆机还与潘岳并称“潘陆”，俨然一时之秀，成就和影响仅次于左思。前后对比，反差强烈，该给人多少深长的启示。

第十七章　“神医”在权杖下死去

曹操杀华佗，表明政治强权对于科学技术的戕残，可以从精神一直到肉体。纵然尚不是如此极端，在要求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政治、军事、社会需求的同时，还要求科学技术服从于实用，也可能导致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扭曲和阻滞。

中国民间广为人知的第一“神医”，很可能不是先秦的扁鹊，而是三国的华佗。那也靠了《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上半回写“关云长刮骨疗毒”，替关羽刮骨疗毒的便是华佗。他“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又“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待华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关羽便大笑而起，对众将说道：“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华佗也称赞关羽：“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演义至此，罗贯中特地献上一首诗：“治病须分内外科，世间妙艺苦无多。神威罕及唯关将，圣手能医说华佗。”数百年间传唱不衰，华佗的“神医”之名，远逾于历代医学巨擘，杏林高手。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件事。关羽攻襄樊在建安二十四年（219），此前大约十一年，华佗就已被曹操杀掉了。尽管如此，华佗确有其人，确有其技，《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把他的事迹列入《方技传》或《方术传》。

华佗字元化，又名旉，汉末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生卒年不详，大约在2世纪中叶至3世纪初叶。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以及针灸、按摩莫不擅长。据两史本传记载，华佗在历年的从医实践中，认真吸纳前人成果，融入自身经验，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创新。凡治病用药，他精通药理，配伍处方“不过数种”，从不搞药物拼凑大包围。而且手一抓就准，用不着称量。凭针灸施治，也“不过数处”。如果“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如现代医学所指称的肿瘤、淤积之类，他就用自创方法实施手术治疗。他发明了麻沸散，让患者以酒服下，“醉无所觉”，然后“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这种中医中药麻醉术，自主创新于1700多年以前，不仅领先中华，而且领先世界，是他对中华医学作出的最大贡献。如果疾病病灶在肠胃，华佗也能够“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再敷上他特制的“神膏”，四五天之内伤口便会愈合，一个月左右病人就能完全康复。诸如此类在全身麻醉的状态下进行的肿瘤摘除、肠胃切除手术，当世非常了不起，迄今仍然不简单，因而医学界尊称华佗为“外科鼻祖”。

两史本传中，列举了华佗多方位的施治效例，有的甚或近乎神奇。广陵太守陈登得过一种病，成天胸膈阻闷，面色发赤，吃不下饮食。华佗望、闻、问、切后，断定他的肠道长了寄生虫，便给他配了汤药，服药后果然吐出不少虫来，随即病除人康。一位姓李的将军妻子患病，痛苦不堪，请华佗诊治。华佗诊断为妊娠期间身体受伤，胎儿没有生下来所致。李将军承认妻子确曾受伤，但又据实坚持说“胎儿去矣”，不肯相信。华佗说，从脉象可以断定，“胎未去也”。李将军依然不信，及至百余日后妻子病势加重了，才又请华佗来。华佗把脉后说：“脉理如前，是两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后儿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扎针用药后，李妻果然有了欲产不能的感觉。华佗又指出，这是由于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必须探手入产道取出。当场指导一个女人探取之，果然取出一个死胎，“但其色已黑”。还有两个府衙小官吏，一个叫倪寻，一个叫李延，“俱头痛发热，所苦正同”。华佗给他们诊治，却认定“寻当下之，延当发汗”。有人问为什么用药不一样，华佗解释“寻外实，延内实，故治之宜殊”。倪、李分别服药后，次日一早即已健起如常了。东阳人陈叔山的小儿子“二岁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求治于华佗，华佗诊断为“其母怀躯，阳气内养，乳中虚冷，儿得母寒，故令不时愈”，用药四物女宛丸，十天即病除。诸如此类，堪称高明，现代的名医也很难达到。

华佗不只是医术全面精深，而且还十分重视健身养生，把体育运动与预防疾病结合起来。他在先秦以来前人“导引”术的基础上，发明了一套“五禽之戏”，用以“除疾，兼利蹄足”。其一为虎戏，四肢撑地，前后各踯躅三遍，再引腰忽前忽后，然后仰身向天，四肢返伏撑地，向前行七遍，向后行七遍。其二为熊戏，先正身仰躺，用双手抱膝抬头，再左捶地七遍，右捶地七遍，然后蹲在地上，用手左右推地各七遍。其三为鹿戏，其四为猿戏，其五为鸟戏，亦各有其法（参见《太上老君养生诀·五禽》）。其要领就在，模仿虎的扑动前肢，熊的伏倒站起，鹿的伸转头颈，猿的伸脚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动作，连成一套活动全身关节、肌肉、筋脉的健身体操。他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这些话，说得唯物而辩证，既精辟又精彩，现代某些医学专家或体育专家，未必能在百字以内说明白。吴普照着他的方法坚持作“五禽之戏”，活到了九十余岁，仍然“耳不聋，目不冥，牙齿完坚，饮食无损”。

曹操与华佗算是同乡，他有头风病，“每发，心乱目眩”，相当痛苦，自然要找华佗诊治。华佗用针灸施治，时常是针到痛除，“随手而差（愈）”。但头风痛相当地顽固，治表难治里，不免反复发作。

华佗对曹操说：“此近（短时间内）难济，恒事（长期坚持）攻治，可延岁月。”曹操当时正逐鹿中原，不时率军出征作战，怎么能做到“恒事攻治”？他便仗恃手中的权柄，要让华佗留在他身边“专侍”，成为专职私人医生。华佗走南转北，普济众生惯了，又怎么能安于“专侍”？加上久离家乡，思归心切，便以回乡“取方”为由，提出告假“暂还”。回到家里后，又托辞妻子生病，需要照顾，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推迟返回曹操身边的期限。曹操多次写信去催，并命令郡县官员督促成行，华佗就是不肯再转来。曹操大怒，派人前往实地调查。行前规定了两手：“若妻信（果真）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如果有虚诈，立即“收送之”。结果一查就露馅，华佗被逮捕下狱，面临死罪。荀彧为他说情：“佗术实工，人命所县（悬），宜含（包涵）宥（宽恕）之。”曹操不同意，愤然道：“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邪？”华佗的生命于是被剥夺，其时大约在建安十三年（208）南征荆州之前。

华佗临死前，把他平生医学结晶的一卷书托付给狱吏，强调说：“此可以活人。”但狱吏知道他是曹操“钦点”的重犯，畏惧刑法苛严，遭株连而祸及己身，无论如何不敢接受。华佗也明白兹事体大，后果严重，便不勉强狱吏，带着无限遗憾而“索火烧之”。这一烧，华佗一生那么珍贵的医道医术、医方医案，竟然大都化作了灰烬，未能遗传下来。对中华医学，对中华文明，这是无可挽回的、异常重大的损失！损失的造成，不该怪华佗，而该怪滥用政治强权，从精神到肉体把华佗消灭的三国第一政治家曹操。

华佗被消灭以后，曹操的头痛未除，竟然还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耳！”居然倒打一耙，诬指华佗是“欲以自重”，故意“不为我断此根”。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就是这样一个逻辑，你那些医道医术只能为“我”所用，为“我”服务，否则我就要把你从人间干净、彻底地一抹了之。直到后来他的爱子仓舒病重了，他才感叹“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但他的追悔，仅止限于“令此儿强死”，绝然未曾念及天下苍生。完全可以说，曹操一生杀了那么多的人，最不该杀的就是“神医”华佗，因为杀一华佗远不仅限于具体个人而已，他杀掉的还有一份中华医学的珍贵的成果。

幸而任何政治强权的毁灭力或破坏力总是有限的，与华佗同时的另一位医学泰斗张机，逃过了曹操或者别的政客、军阀的屠刀。张机字仲景，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县东北）人，大约生活于汉末和平元年（150）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之间。从建安元年（196）至建安九年（204），中原地区的战乱频仍，死人遍野，引发了瘟疫流行，张氏宗族200余人在不到十年间死去三分之二，其中百分之七十都死于伤寒发热。汉代及其以前所称的伤寒，并不限于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伤寒病，还包括了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在内的急性传染病，传染性和死亡率都相当高。自幼博览群书，精心研习医道的张机其人，在悲痛之余，进一步刻苦钻研《内经》、《阴阳大论》等古代医学典籍，积极吸纳东汉以前众多医家的医方医案，结合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