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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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镇宛城期间，司马懿终于一显“非常之器”，那就是智平孟达。孟达原是蜀汉的房陵（治在今湖北房山县）守将，黄初元年（220）献城降魏，魏文帝曹丕特意合并房陵、上庸、新城三郡为新城郡，任其为太守，率领旧部驻上庸（今湖北竹山县），形成蜀汉肘腋间的一颗钉子。孟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在新城倒也活得自在。但桓阶、夏侯尚相继先亡，曹丕又死了，朝中失去了依怙，这位降将就“心不自安”起来。诸葛亮得知这一消息，就多次写信策反，孟达也回信表态愿响应。与孟达一起降魏的申仪素与孟达有隙，秘密上表告发其“与蜀潜通”，曹叡还不相信。

司马懿派参军梁几去调查，劝孟达入朝，孟达惊惧不已，遂于太和元年（227）冬起兵叛魏，打算配合蜀军攻洛阳。诸葛亮去信提醒，要孟达提防司马懿从宛城来攻。孟达却按常理分析，宛城距洛阳800里，距上庸1200里，司马懿要上奏朝廷请准后才能出兵，往返加起来起码也要一个月才能兵抵新城，届时他已打到洛阳了，没有预作防备。殊不知司马懿审时度势，特事特办，不上奏朝廷就于次年（228）春果断出兵，并且倍道兼程，日行军150里，八天就包围上庸，直搞得孟达措手不及。围城强攻16天，孟达部将李辅、外甥邓贤等开门投降，孟达被擒授首。司马懿带着上万俘虏凯旋宛城，又趁申仪来祝捷，将其抓捕起来送往京城治罪。就这样迅雷不及掩耳，干净利落地平息了叛乱，也剥夺了蜀汉北伐一个可利用的援手。从中反映出，司马懿的确“聪哲明允，刚断英跱”，具备杰出政治家不可或缺的胆识和谋略，用兵打仗也能够出奇制胜。

太和四年（230）七月，司马懿奉诏，配合大司马曹真伐蜀，攻入蜀境，因雨退还。次年（231）曹真死，诸葛亮第四次兴师北伐，兵出祁山，司马懿临危受命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代替曹真主持西部战区的对蜀作战。曹叡诏令中说：“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以此为起点，展开了他与诸葛亮之间的斗智斗力，前后历时四年。

面对诸葛亮这样一个军事指挥才能优于自己的国家敌人，司马懿不像对付孟达那样以奇制胜，而是调整成为稳沉持重的求实应变。第一次对垒，他看出诸葛亮之所以选择三月进攻陇西，意图在于抢割当地新熟的麦子，以解决蜀军补给线太长，军粮接续不上的难题，因而不必轻易交锋，只把作战重心放在阻挠蜀军抢割行动上，便可以迫使蜀军不战而退。上邽（今甘肃天水市）是魏国的民屯重点县，司马懿派遣部将费耀、戴凌率领精兵前去防守，自己则率车骑将军张郃、雍州刺史郭淮等领兵赶往祁山大营解围。诸葛亮毕竟不是等闲之辈，获悉魏军主力将至，立即分兵固守祁山的蜀军南围军营，自率主力转向上邽去抢割新麦。蜀军围住上邽魏军，同时抢割麦子，迫使司马懿不得不掉头赶来救援。救援的魏军赶到，使蜀军无法从容割麦，诸葛亮求战不得，也只好放弃下邽，转向卤城以求一逞。司马懿率军尾追到卤城，仍只扰不战，拒险固守。这样地跑来跑去，扰而不打，引起部将贾栩、魏平等不满，嘲笑他“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比他资格更老的宿将张郃也说：“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第一次主持西部战区战事的司马懿拗不过诸将“咸请战”，就硬着头皮打了一仗，结果损失“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于是重新采用扰敌固守策略。拖到六月份，蜀军拖得军疲粮尽，只好退回汉中去。第一次较量，司马懿在战斗中确是失败了，在战略上却是取得了成功。

第二次较量发生在青龙二年（234）。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出斜谷（今陕西岐山县西南），屯兵渭水南岸五丈原（又称南原，在今陕西眉县西南），时在当年四月。按照计划，蜀军下一步行动将是渡过渭水，进占积石原（又称北原，在今陕西岐山县西面），通过占领南、北原两个战略高地，切断曹魏与陇西诸郡间的联系。司马懿采纳郭淮建议，由郭淮带兵抢先占据了积石原，逼使蜀军退到渭南。他本人亲率主力，扎营马冢山，隔武功水（又名斜水，即今陕西岐山县南的石头河）与蜀军大营相对峙。诸葛亮劳师远征，利在速战，所以积极向魏军挑战。司马懿看准蜀军拖不起，就坚壁高垒，拒不应战，坚定不移地以拖为战。久经战事的诸葛亮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拖延战法，只好也不按常规出牌，遣使给司马懿送去巾帼妇人之饰，意在嘲弄戏辱，激其应战。司马懿偏不上当，一方面接受巾帼妇女之饰，另一方面只向来使探问诸葛亮“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来使说：“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已（以）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过数升。”他由此得出结论：“亮体毙矣，其能久乎？”更加决意拖垮诸葛亮。部将不理解，认为他怯懦，强烈要求出战。司马懿吸取前一次的教训，在内部也搞拖延战法，故意上表请示裁处。曹叡明白其用心，下诏说：“但（只须）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代劳，全胜之道也。”借天子以制部属，司马懿再也无须听人唠叨，放心大胆地继续拖蜀军。拖到当年八月间，积劳成疾的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军营中，蜀军只好退回汉中。这一次，靠拖延而取得不战屈人之兵的效益，司马懿在战争史上创出一个独特战例。他的权谋和忍劲，也从中表现无遗。

诸葛亮死后，西线十余年间无战事，司马懿转往东线，主持了削平辽东公孙氏割据势力的重大战事。自汉末天下动荡以来，辽东太守公孙度、公孙康父子打着保境安民旗号，名义上归顺曹魏，实际上割据一方，传到公孙渊已历三代。公孙渊昏庸暴戾，野心膨胀，曾遣使表示拥护东吴孙权，又将东吴的使臣杀掉，财宝尽吞，在魏、吴间反复无常。到景初元年（237），公孙渊自称燕王，出兵封锁了与魏连结的边境地带。次年（238）春正月，曹叡诏令时任太尉的司马懿帅众讨辽东，行前问询：“度（估计）公孙渊将何计以待君？”司马懿说：“渊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今辽宁辽阳市），此为成禽耳。”又问：“然则三者何出？”又答：“唯明智审量彼我，乃预有所割弃，此既非渊所及；又谓今往悬远，不能持久，必先拒辽水，后守也。”曹叡问他“往还几日”，他说“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运筹于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实际的战事果然大体上如其分析。

当年春天从洛阳出兵，六月进入辽东境，三战三捷，即将公孙渊围困在襄平。不料意外地遭遇大雨连绵三十日，辽水暴涨，军心动摇，部将中有人要求撤围迁营，朝廷中也有人主张见好就收，退兵回中原。司马懿一改对诸葛亮的用兵态度，坚持速战取胜，雨停后立即强攻襄平。时至八月，襄平城辽军粮尽，公孙渊窘急乞降，他拒绝了。公孙渊只好弃城逃跑，被追兵斩于城郊。城既破，司马懿下令屠城，“男子十五以上七千余人皆斩之”，“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辽东悉平。这一仗，打出了司马懿另外的品性侧面：深谋远虑，审度明智，坚执果毅，凶狠残忍。

景初三年（239）正月，曹叡病死，九岁的养子曹芳成为继位人。当时司马懿刚从辽东回师河内，时年36岁的曹叡派遣宦官紧急召见，一进入卧内就执其手说：“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曹）爽辅太子。吾得见君，无所恨！”（请注意，对比刘备的永安托孤，是曹叡真正信任司马懿呢，还是刘备真正信任诸葛亮，二者差异立见黑白）又把同为养子的齐王曹芳、秦王曹询叫入卧内，让司马懿认清二人的面目，并且特别指着曹芳说：“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又叫曹芳上前，抱住司马懿的脖子，以示亲昵。司马懿当场表态：“陛下不见先帝属臣以陛下乎？”意思很明确，当年先帝曹丕将你托孤给老臣，老臣如何不负重托，尽心竭力效忠于你，你都是看到了的，陛下你就放心吧。彼时彼际，不但曹叡料不到，而且司马懿也真不是心口不一，同样料不到两次托孤之后，对他本人和曹魏政权，会演生出大不一样的后果。

齐王曹芳即位后，改元为正始，晋封司马懿为太尉，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与同受顾命重托的大将军曹爽共同辅政。曹爽是曹真的儿子，出身宗亲，靠血缘高贵而致显位，但才识平庸，颇有纨绔子弟习气。作为子侄辈，辅政之初对司马懿还能够“引身卑下”，“恒父事之，不敢专行”。但不久，两人分别为帮派领袖，就展开了权力之事。少壮派曹爽仗恃皇室权威，陆续把何晏、夏侯玄、邓飏、丁谧、诸葛诞、李胜、毕轨、桓范、文钦等人集聚到身边，形成了一个“皇室帮”。这些人多为曹氏皇室宗亲、姻亲和功臣后裔，或是庶族出身的新进显贵，在思想政治上崇尚黄老、刑名之术，轻视儒学礼法。而元老派司马懿则是军政权要，主管中书省的刘放、孙资早就是他的死党，出身豪门士族的元老重臣卢毓、傅嘏、王肃、何曾、孙礼等人也都与他关系深厚，长子司马师又以中护军的身份主管武职官吏的选举，背后还有郭太后支持，也形成了一个“权要帮”。这个“权要帮”在思想政治上崇尚儒学，推重礼法，维护门阀制度，抵制多引进新锐人才。两大帮派各有其集团性的特殊利益，水火不相容，度过托孤“蜜月期”势必就要争出个你死我活。

以曹爽为首的“皇室帮”，新锐进取性较强，主要采取进攻姿态。首先是争夺关键性的实权职务，刚辅政未久，便由曹爽之弟曹羲出面，奏请尊司马懿为大司马，而免去其录尚书事一职，让曹爽独自控制了尚书省。随后又罢了卢毓吏部尚书的官，而把何晏、丁谧、邓飏拉入尚书省，实际主持尚书省的日常政务。伴随矛盾公开和深化，“权要帮”的骨干成员刘放、孙资、傅嘏、何曾、孙礼等或被罢官，或被免职，或被迫告病引退，呈现出了瓦解的迹象。其次是积极网罗人才，扩充本帮的实力。他们奉行曹操“唯才是举”的方针，由何晏主持选举文职官员，“内外之众职务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见《晋书·傅咸传》）；由夏侯玄“拔用武官”，也出现了“参戟牙门，无非俊杰”的良性景象。这对门阀制度无疑是强力冲击，因而司马懿恨得牙痒，斥为“败乱国典”，不论善恶一概视作“群官要职，皆置所亲，宿卫旧人，并见斥黜”。其三是发动对蜀之战，试图借以提高曹爽的声威，让其在军队中凭功站稳脚跟。正始三年（242），夏侯玄、邓飏建议曹爽亲自挂帅，率军伐蜀；曹爽不顾司马懿以及其他元老宿将强烈反对，悍然领兵五万攻入了汉中。

其结果，被蜀将王平堵截于势兴山（在今陕西洋县北），进无可进而被迫退兵；退兵途中又遭到费祎伏击，损失了大量人马军资。虽然预期目的并没有达到，但此行此举，显然是对司马懿的军权挑战。此外，曹爽还于正始八年（247）奏请郭太后移居永宁宫，意在避免其干预朝政，削去司马懿在皇室内部的靠山。如此长达八九年，“皇室帮”步步进逼，几乎把司马懿逼到了边缘处。

面对“皇室帮”进逼，司马懿分析形势，本帮的力量既已削弱，就不能与之硬碰硬地正面冲撞，否则容易祸及于身。于是他采用韬晦谋略，主动地示弱退避，借以麻痹对方。先在选官用人问题上，还对夏侯玄说些不同意见，不听也就不管，仿佛无可奈何。既而称病，不再参预朝政。曹爽不放心，趁李胜出任荆州刺史之机，派其以辞行名义去拜望司马懿，伺机观察其真假实虚。司马懿当然对其意图洞若观火，就假戏真作，“示以羸形”。他让两个侍婢在身边搀扶侍候，披外衣，外衣掉落下来，要靠侍婢给他披上。口渴了，只以手指口，表示“求饮”；侍婢进羹汤，他自己不能持杯，全靠侍婢往他口里喂，以至汤水流出沾湿了胸襟。李胜告诉他，将回祖籍“本州”的荆州做官，请他善自珍摄。他喘了好久，才口齿不清地说：“年老沉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为之，恐不复相见，如何！”故意把荆州“听”成了并州。李胜纠正是荆州，他仍然“阳为昏谬”，说“君方到并州，努力自爱”。李胜再三解释是荆州，他才做出微有所悟的样子，声言：“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当与君别，自顾气力转微，后必不更会。”还说“（司马）师、昭兄弟结君为友，不可相舍去”，似乎对司马兄弟一帮极为友善。

说罢流涕哽咽。李胜离去向曹爽报告，“太傅语言错误，口不摄杯，指南为北”，“患不可复济”，曹爽等人信以为真。以称病手段避祸蛰伏，伺机再起，历来是政坛权谋家的心传本领，但像司马懿戏演得这么好，这么以假乱真，这么迷惑住了敌手，并不太多见。

曹爽一帮人自以为司马懿为首的“权要帮”已经群龙无首，肢解离散，更加有恃无恐地专政谋私，为本集团攫取各种特殊利益。

何晏、邓飏、丁谧掌控尚书省，共同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以及汤沐地等处国有资产，将其侵吞为己有。凭仗权势“窃取官物”，向州郡索贿受贿，各级官员都望风依从，“莫敢忤旨”。廷尉卢毓与何晏个人之间素有矛盾，何晏等人就抓住卢毓一点小过，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派主管官员先收缴了卢毓印绶，然后才补办一个奏表表示合乎程序。何、邓、丁三人飞扬跋扈，时人谓之“台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当，一狗凭默作疽囊”，不少人都鄙薄“三狗”，仅只碍于他们背后有帮主曹爽支持，不敢招惹。而曹爽不但对“三狗”言无不从，倚为腹心，抑且自己放纵权势，奢靡无度，肆意淫乐。反正国有财产就是曹家财产，既已大权在握，岂能过期作废？他的饮食车服，比侔皇帝标准；宫廷府库的珍玩异宝，说是老子的就是老子的，充牣其家中。据《三国志》本传记载，他的“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还伪造诏书，征选宫廷才人57人送邺台，令先帝婕妤“教习”其“为伎”。对太乐乐器，武库禁兵，也擅自取用。专门修建了一处窟室，四周装饰得绮丽堂皇，美轮美奂，经常与何晏等人“会其中，纵酒作乐”。他们在“骄淫盈溢”，却不知死对头司马懿并未闲着，而是密令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待瞅准时机，就要“一朝而集”，实行反攻倒算（见《晋书·景帝纪》）。

时机终于给抓住了。嘉平元年（249）正月，曹爽兄弟三人率领着禁军，随同曹芳去洛阳南郊，拜谒曹叡的高平陵。司马懿乘机起事，派司马师率领死士先占领了武库，并亲自出马，率领部队屯驻于洛水浮桥，切断曹爽归路。同时奏请郭太后，以郭太后的名义下诏罢免曹爽兄弟。代拟的诏令中，历数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的滔天罪行，“敕主者及黄门令罢（曹）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军事和政治两手齐用，两手都硬，司马懿一复出便显示出他这个“老姜”实在够“辣”。曹爽“迫窘不知所为”，桓范建议他“使车驾幸许昌，招外兵”以图抗衡，其兄弟三人都犹豫不决。司马懿料定曹爽“弩马恋栈豆”，即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前去攻心，宣示可以指洛水为誓，只要他们罢兵归罪，就可以免除官职，“以侯还第”。曹爽同意罢兵，说“我不失作富家翁”。桓范哭道：“曹子丹（曹真的字）佳人，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

还真让桓范言中了。政治家发的誓，无非权谋应变而已，哪里都靠得住？司马懿装病装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才熬到翻身之日，一旦扬眉吐气，就要利剑出鞘，怎会真正让你安心“以侯还第”，甚或日后东山再起？曹爽兄弟归第初，司马懿就像老猫戏弄爪下耗子一样，令洛阳县发800民众，由尉吏带领着在曹爽府第四周围住，并在其四角建起高楼，监视曹爽兄弟的一举一动。曹爽穷极无聊，持弹到后园，楼上人便高喊：“故大将军东南行！”曹爽摸不透司马懿的心意深浅，与两弟商量之后，给司马懿送去一封试探信，说家里粮食“数日乏匮”，乞盼接济“以继旦夕”。司马懿故作吃惊，回以“初不知乏粮，甚怀踧踖。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盐豉、大豆”，还真送了去。曹爽兄弟“不达变数，即便喜欢，自谓不死”。殊不知喜犹未尽，司马懿戏弄够了，就使出夺命狠手了。随手拈出了一桩既往屁事，宦官张当曾经私下给曹爽送去张、何二位才人，供其淫乐，就给曹爽扣上了“谋图神器”、“大逆不道”的罪名。于是乎，曹爽、曹羲、曹训三兄弟，及其帮派骨干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加上宦官张当一网打尽，不仅本人掉脑袋，而且夷灭三族。两大帮派的权力之争，由此而画出句号，枭雄司马懿笑到了最后。

司马懿最终战胜曹爽，关键在搞成功了一场军事政变。这场军事政变，蓄谋如暗流微火，发动如迅雷疾风，干净利落，堪称完胜。在三国时期，王允、董承等人也曾策动过，或者部分成功了，或者完全失败了，无一能与司马懿相提并论。司马懿作为那个乱世的一大政治家，在曹魏集团内，论文治武功、雄才大略，总体上应与曹操不在同一档次，但若论耍阴谋，弄权术，搞政变，却为曹操所不及。曹操当年提携他，曹丕当年亲重他，显然都没有发现他有这样的特长。从30余岁到60余岁，司马懿也是效忠于曹氏的，若说他天生就是政变专家，未免失之太不公允。在弱肉强食的政治丛棘当中，政变还是逼出来的。而他之所以能历经风雨而稳然不倒，除了曹丕、曹叡两次托孤的客观因素而外，他个人特别善于审时度势，特别长于隐忍后发，特别敢于凌轹用暴，以及他那阴鸷持重的品行定势，毕竟起了决定性作用。尽管在除掉曹爽的第二年，亦即魏嘉平三年（251）司马懿就病死了，但司马氏独断魏国乾纲，14年后以晋代魏的大势业已形成，不可逆转。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接力似地充当了曹魏政权的掘墓人，他的孙子司马炎只不过是仰承祖恩，坐享掘墓成果而已。

第十五章　从“中国”走向中国

三国时期的“中国”并非现代民族国家形态的中国。魏、蜀、吴分峙割据，却都把一统天下当作立国目标，因而迥别于古往今来专事分裂的政治实体。三国历史特出的文化价值，不在提供了多少史鉴范本，而在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最终打造成型，阶段性地发挥出了超越秦、汉的催化作用。

读三国历史，总体性地会遇到两个潜在问题：其一为，孙、刘联合抗曹，假若实现了灭曹目标，相互之间又将如何？其二为，曹操东征乌桓，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孙权多次派兵镇压山越人，都关涉到民族问题，对之又该怎么看？这两个问题，都紧扣着中华民族国家的前世今生，因而还牵出了第三个问题：三国时期所说的“中国”，与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国家到底存在什么关系？

第一个问题诚然是假设。实际的历史演变早已彰然揭示，不是魏、蜀、吴，而是司马氏的晋结束三国纷争，实现天下一统。那个一统却相当短暂，就被更加四分五裂的南北朝另行取代，其间并未显示什么“合久必分”。然而曹操、刘备、孙权全都不是星相家或预言家，他们及其继承人在世之日，从来都未料到会是那种走向。

相反地，如今假设出来的问题，在孙、刘两方的的确确实际存在着。蜀章武三年（223）刘备病逝未久，诸葛亮派遣邓芝“修好于权”，孙权就作过试探：“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邓芝当即开诚布公地答道：“夫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孙权开怀大笑：“君之诚款，乃当尔邪！”这一番外交对答表明，一旦假设变成为现实，联合抗曹的两个战略合作伙伴就不再是合作关系，而是敌对关系，必然将兵戎相见，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同时意味着，孙、刘两方的裂土割据，决非他们分别立国的终极目标，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要一统天下。在这个终极目标上，他们的共同敌人曹魏方面，从来就是十分明确的。因此，曹、刘、孙都不同于袁术、刘表、公孙渊那样的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专事分裂而不思统一。两种“分”，形似同而实迥异，根本区别就在是否依归于“合”。无论古往今来，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来说，是否以追求“合”、维护“合”为终极目标，都是鉴别从政者和为政者的政治态度前进还是倒退的一条基准分界线。正因为如此，才不宜简单地着眼于三国分峙之形，认为是对秦、汉统一的悖逆和倒退。

如何看三国，无疑有多重审视维度，民族问题即为其一。现今由56个民族结合而成的中华民族，并非从来就有的，而是经由数千年的社会变迁、人口流动和种族混合，逐步演进产生的。作为这个民族大家庭里最大族群的汉族，亦非从来就有的，而是经由从远古到夏、商、周、秦的历次大规模民族冲突、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到西汉时期才杂交形成的。这其间以及尔后长时期内，汉族占据着黄河、长江之间开发程度相对最高的广袤土地，相继建立起了秦、汉那种睥睨天下的中央王朝，在中华文明发展和中国历史进程当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现今中国版图的其他地区，历来还居住着众多的其他民族。那些民族或部族也建立过若干自为地域中心、区域中心的国家形态或准国家形态的政治实体，在相互之间，尤其与中央王朝之间，历来都保持着臣服、依附、冲突甚或敌对的错综复杂关系。魏、蜀、吴三国虽非中央王朝，却都承续着中央王朝衣钵，要面对和处理与各自周边的其他民族，乃至各自境内的少数民族的非恒定关系。无所正视或处理不善，就会危及他们自身的国家安全，这就演生出了不少历史故事。

北方的曹魏国境线最长，所面临的民族问题也最复杂。其东的辽河以至黑龙江、鸭绿江流域，居住着乌桓（或作乌丸）、夫馀、挹娄、高句丽等民族和部族，乌桓势力较强，当时与鲜卑同称“东胡”。东汉末年，乌桓分化为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三大部族，辽西乌桓大人（领袖名号）蹋顿“总摄三王部，众皆从其教令”。袁绍与公孙瓒争夺幽州的时候，蹋顿遣使见袁绍要求“和亲”，并派兵“助绍击瓒，破之”。袁绍死后，袁尚、袁熙率残部逃奔三郡乌桓，“欲凭其兵力，复图中国”（《后汉书·乌桓传》）。乌桓势力坐大，对曹操南下以图荆州、江东形成后顾之忧，便采取征服政策，于建安十二年（207）亲自率军东征。大战于柳城（今辽东朝阳），“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继之以强迫迁徙分散政策，将降者“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旅居中国”，以加速其强制同化。还从中抽取骠壮将士补充兵力，“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从此，三郡乌桓兵成为曹魏军中的“天下名骑”。到建安二十三年（218），徙入并州代郡的乌桓人造反，曹操派其四子曹彰率军征讨，“大破之，斩首获生以千数”，“北方悉平”。

长城以北的匈奴民族，先秦时期就是燕、赵等国的强大对手，西汉政权长期交替运用武力征讨和“和亲”安抚两手，与之周旋共存。东汉年间南匈奴内附，徙居于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地，即今宁夏、陕北、晋北一带。到东汉末年，并州境内的匈奴人有三万余落，十余万众，趁中原大乱不时进扰河内诸郡，汉末女诗人蔡文姬就是那时候被掳掠去的。初平三年（192），曹操在内黄（今河南内黄县西北）打败了於扶罗单于率领的匈奴人。兴平二年（195）於扶罗死，其弟呼厨泉继任单于，曾出兵帮助袁绍逐鹿中原。一直到建安七年（202），曹操派钟繇率军讨平，呼厨泉单于才归附曹操。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吞灭袁绍的外甥高干，委任梁习作并州刺史，梁习剿抚兼用，加强了对南匈奴的控制。一是“礼召其豪右”，让其在地方政府供职，诱使他们脱离部众。二是强征身强力壮的匈奴人作“义从”、“勇力”，替曹魏出征打仗。三是安置“降附者万计”，“同于编户”，“勤劝农桑”，逐步习惯农耕生活。四是“稍移其家”，先后把上万口匈奴人迁往邺城，既扣作人质，又促其汉化。五是“其不从者，兴兵致讨”，前后“斩首千数”，形成威慑效应。到建安二十一年（216），连呼厨泉单于也在朝见时被扣留在邺城，而让左贤王去卑回去监领其部众。随后又实行分而治之政策，曹操将南匈奴切割为五部，每部各遴选一名匈奴贵族担任大帅，并派去一名汉人担任司马，实地监督。各部帅的家属统令聚居于晋阳（今属山西），侯王以下的部众一律降为编户齐民（见《晋书·北狄匈奴传》），强使融入汉人生活。到魏末，匈奴人部帅称都尉，连职官称号也改变了原有的符号。其实施结果，极大地淡化了匈奴民族的文化传统，加速了群体汉化的进程。

鲜卑族也是“东胡”一支，汉末逐渐取代匈奴的地位，成为北方塞外最大一个民族。曹魏政权对这个新兴强大民族，采取了既不同于对乌桓，又不同于对匈奴的两手并用政策，即分化利用和怀柔招抚。其部族大人如步度根、轲比能、素利、弥加、厥机等多有矛盾，互有争斗，但依附曹魏之后，均加封为王，令他们一并接受汉官持节护乌桓校尉节制。建安十七年（212）曹操西征关中，河间郡的田银、苏伯趁机造反，时任乌桓校尉阎柔叫轲比能率部参与镇压，轲比能立即率领三千鲜卑骑兵投入战斗，帮助曹魏政权很快平息了这场叛乱。轲比能启用汉人作为谋主，传习汉字，教作兵器，驾驭部众，使其部族日渐强盛，发展“控弦十余万骑”，于是尾大不掉，时叛时附。曹丕称帝后，任用田豫为乌桓校尉，田豫就扶弱抑强，纵容和支持步度根、素利与轲比能“三部争斗，更相攻击”，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