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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全译-第5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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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庚子（十五日），太宗在洛阳宫西苑饮宴，在积翠池泛舟，对大臣们说：“隋炀帝修筑此宫苑，与百姓结下积怨，如今全都归我所有，正是因为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流在宫内谄谀，在宫外堵塞君主视听的缘故，能不引以为戒吗？”
＇10＇房玄龄，魏徵上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丙午，诏行之。
＇10＇房玄龄、魏徵上奏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下诏颁行全国。
＇11＇以礼部尚书王为魏王泰师，上谓泰曰：“汝事当如事我。”泰见，辄先拜，亦以师道自居。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妇礼事舅姑，曰：“今主上钦明，动循礼法，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乃与其妻就席坐，令公主执行馈之礼。是后公主始行妇礼，自始。
＇11＇太宗任命礼部尚书王为魏王李泰的老师，太宗对李泰说：“你对待王当如侍奉我一样。”李泰见到王，总先行拜见礼，王也以师礼自处。王的儿子王敬直娶南平公主为妻。先前，公主下嫁，都不以媳妇礼节侍奉公婆，王说：“如今皇上圣明，行为举止都依循礼法，我接受公主行礼，难道是为自身荣耀？只是为了成就国家的美名。”于是和他的妻子就席而坐，让公主拿着盛枣栗的竹器，行媳妇侍公婆的馈之礼，洗手后，递上特豚。此后公主向公婆行礼，就从王家开始。
＇12＇群臣复请封禅，上使秘书监颜师古等议其礼，房玄龄裁定之。
＇12＇众位大臣又请求太宗登泰山封禅，太宗让秘书监颜师古等人讨论礼仪，房玄龄予以裁定。
＇13＇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为：“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
＇13＇夏季，四月，己卯（二十五日），魏徵上奏疏认为：“君主善始者较多，能够善终的少，难道是取天下容易而守成难吗？那是因为身处忧患则竭心尽力对待百姓，一俟安逸就骄横恣肆而轻薄怠慢；竭心尽力待人则胡、越等族也同心协力，轻薄怠慢则亲属也离心离德，即使以神威圣怒震动天下，臣下也都是外表顺从，表里不一。君主应该能够做到见到希望得到的东西则想到知足，将要兴缮营建的时候想到适可而止，身处高处则想着谦卑，面临盈满则想着减损，遇见安逸享乐则想着克制，在平安的时候想到后患，防止闭目塞听则想到延纳谏诤，痛恨谗言邪恶则想着端正自己，行爵赏时想着由于高兴而乱行封赏，施刑罚时想到会因为恼怒而滥罚。君主常常思考着这十个方面，而选贤任能，这样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费力以代行百官的职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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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五卷
唐纪十一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上贞观十一年（丁酉、637）
唐纪十一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丁酉，公元637年）
＇1＇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为：“陛上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且以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然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
＇1＇五月，壬申（疑误），魏徵上奏疏，认为：“陛下从善如流、闻过必改的精神似乎不如从前，谴责惩罚渐多，逞威发怒比过去严厉了。由此可知富贵时不希望引来骄横奢侈，而骄横奢侈却不期而至，这并非虚妄之言。而且当年隋朝府库仓廪的充实与户口甲兵的强盛，今日如何比得上！然而隋朝自恃富强频繁劳作以至国家危亡，我们自知贫弱与民清静而使天下安定；安定与危亡的道理，昭然若揭。从前隋朝未发生变乱时，自己认为必然不会发生变乱；未灭亡时，自认为必然没有灭亡的危险。故而不停地征派赋税劳役，不停地东征西伐，以致祸乱将及自身时还尚未知觉。所以说照看自己的身形莫如使水静止如镜面，借鉴失败莫如看国家的灭亡。深望陛下能够借鉴隋的覆亡，除掉奢侈立意俭约，亲近忠良远离邪佞，以现在的平静无事，继续施行过去的勤勉节俭，才能达到尽善尽美、无以复加的地步。取得天下诚属困难，而守成则较为容易，陛下能够取得较难的一步，难道不能保全较容易的吗？”
＇2＇六月，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薨。彦博久掌机务，知无不为。上谓侍臣曰：“彦博以忧国之故，精神耗竭，我见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纵其安逸，竟夭天年！”
＇2＇六月，尚书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去世。彦博长时间执掌机要，尽职尽责。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彦博因为忧国忧民的缘故，耗尽心力，朕见其精力与体力不支，已有二年，只是遗憾不能让他安逸清闲一段时间，竟致英年早逝！”
＇3＇丁巳，上幸明德宫。
＇3＇丁巳（初四），太宗巡幸明德宫。
＇4＇己未，诏荆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孙世袭。戊辰，又以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亦令世袭；非有大故，无得黜免。
＇4＇己未（初六），太宗下诏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等二十一位亲王所任的刺史职务，均由其子孙世袭。戊辰（十五日），又封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也令其子孙世袭；如没有大的变故，不得黜免。
＇5＇己巳，徙许王元祥为江王。
＇5＇己巳（十六日），改封许王李元祥为江王。
＇6＇秋，七月，癸未，大雨，谷、洛溢入洛阳宫，坏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馀人。
＇6＇秋季，七月，癸未（初一），天降大雨，谷、洛二河水涨满，溢出流入洛阳宫中，毁坏官家寺庙与百姓住房，溺死六千多人。
＇7＇魏徵上疏，以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余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
＇7＇魏徵上奏疏认为：“《文子》说：‘同样的言语，有时能被信任，可见信任在言语之前；同样的命令，有时被执行，可见真诚待人在命令之外。’自从大唐美善兴旺，已有十多年了，然而德化的成效不尽人意，是因为君王对待臣下未尽诚信的缘故。如今确立政策，达到大治，必然委之于君子；而事有得失，有时要询访小人。对待君子敬而远之，对待小人轻佻而又亲昵，亲昵则言语表达得充分，疏远则下情难以上达。智力中等的人，岂能没有小聪明！然而并没有经国的才略，考虑问题不远，即使竭尽诚意，也难免有败绩，更何况内心怀有奸诈的小人，对国家的祸患能不深吗？虽然君子也不能没有小过失，假如对于正道没有太大的害处，就可以略去不计较。既然称之为君子而又怀疑其不真诚，这与立一根直木而又怀疑其影子歪斜有什么不同？陛下如果真能慎择君子，礼遇信任予以重用，何愁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呢？否则的话，很难保证危亡不期而至呀。”太宗赐给魏徵手书诏令，夸赞道：“以前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意志骄傲懈怠，何曾身处三公高位，不能犯颜直谏，而是私下里说与子孙们听，自诩为明智，此乃最大的不忠。如今得到你的谏言，朕已知错了。当把你的箴言放在几案上，犹如西门豹、董安于佩戴韦弦以自警。”
＇8＇乙未，车驾还洛阳，诏：“洛阳宫为水所毁者，少加修缮，才令可居。自外众材，给城中坏庐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极言朕过。”壬寅，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给遭水者。
＇8＇乙未（十三日），太宗的车驾从明德宫回到洛阳宫，下诏说：“洛阳宫被水毁坏的部分，稍加修缮，便可以居住。从外面运来的修缮材料，都供给城中屋舍塌坏的人家。命令文武百官各上书言事，极力指出朕的过失。”壬寅（二十日），废除明德宫以及飞山宫中的玄圃院，将其赐给遭受水灾的百姓。
＇9＇八月，甲子，上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魏徵曰：“先王惟恐不闻其过。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上曰：“公言是也。”皆劳而遣之。
＇9＇八月，甲子（十二日），太宗对身边大臣说：“上书奏事的人都说朕游猎太频繁，如今天下无事，武备的事不能忘，朕时常与身边的人到后苑射猎，没有一件事烦扰了百姓，这有什么害处呢？”魏徵说：“先王惟恐听不到有人谈论其过错。陛下既然让大臣们上书奏事，就应该听任他们无拘束地陈述意见。如果他们的话可取，固然会对国家有利；假如不可取，听听也没有损害。”太宗说：“你说得很对。”均予慰问，并打发他们回去。
＇10＇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持当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书，曾无事实。昔汉之文、景，恭俭养民，武帝承其丰富之资，故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乱。使高祖之后即传武帝，汉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师及四方所造乘舆器用及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夫昧爽丕显，后世犹怠，陛下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尚复如此，况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人主虽欲追改，不能复全。故当修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已失之后也。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陛下必欲为久长之谋，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陛下宠遇诸王，颇有过厚者，万代之后，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爱陈思王，及文帝即世，囚禁诸王，但无缧绁耳。然则武帝爱之，适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疏奏，上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已上各举一人。”
＇10＇侍御史马周上奏疏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及汉代，历经年代多者八百年，少者不少于四百年，这是因为上古帝王以恩惠凝聚人心，人们不能忘怀的缘故。汉代以后历代王朝，多者六十年，少者仅二十多年，均因对百姓不施恩惠，根基不牢固的缘故。陛下正应当发扬禹、汤、文、武的帝业，为子孙确立千秋万代的基业，岂能只维持当年的现状！如今全国户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而服劳役的兄去弟归，道路相断。陛下虽然下了施恩的诏令，减损劳役，然而营缮之事无休无止，老百姓怎么能得到休息呢！所以主管部门徒劳地发放文书，与实际毫不相干。从前汉文帝与汉景帝，谦恭节俭以养护百姓，武帝继承丰富的资产，所以能够穷奢极欲而不至天下大乱。假使汉高祖之后即传位给武帝，汉朝还能那么长久吗？再者，京都长安以及各地所制造的乘舆器物用具和众位亲王、妃嫔、公主的服饰，议论的人都认为这并非节俭。前代君王黎明即起以致力于声名显赫，后人还是有所倦怠，陛下年轻时居于民间，深知百姓的疾苦，尚且如此，何况皇太子生长于深宫高院，不熟悉外部事物，陛下辞世后的事，固然是应当忧虑的。我观察自古以来，百姓愁苦怨恨，便聚合为盗贼，其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主虽然想追悔改正，也难以恢复保全。所以修德行应当于可修之时，不可等到失去国家之后再去后悔。当年周幽王、周厉王曾取笑过桀、纣，隋炀帝也曾取笑过周、齐两朝，不可让后代人取笑现在如同现在我们取笑炀帝一样。贞观初年，全国欠收闹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而老百姓毫无怨言，是因为知道陛下忧国忧民的缘故。如今连年丰收，一匹绢可换粟十余斛，然而老百姓怨声不断，是知道陛下不再顾念百姓，多营缮宫殿，不操持国家急务的缘故。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少，而在于百姓的苦乐。就以近代以来的历史加以考察，隋朝广贮洛口仓而李密加以利用，东都积存布帛而王世充得以借力，西京的府库也为我们大唐所用，至今仍未用完。积蓄储备固然不可缺少，也要百姓有余力，然后收税，不可强加聚敛拱手供给敌方。节俭以使百姓休息，陛下已经在贞观初年亲身实践，今日再这么做，固然不是什么难事。陛下如果想要谋划长治久安的政策，不必远求上古时代，只是像贞观初年那样，则是天下的幸事。陛下宠爱厚待诸王，颇有十分过分的，但不能不深思陛下身后的事情。从前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曹植，等到曹丕即位，便囚禁了诸王，只是没有捆上绳索罢了。这样看来魏武帝的过分宠爱，恰使他们倍受其苦。另外，百姓得以安定，惟在于刺史和县令，如果挑选的人得力，则陛下可以清闲自在。如今朝廷只重中央的官吏而轻视州县地方官的选拔，刺史多用武人，或者是朝官不称职时才补选为地方官，边远地区，用人更加轻视。所以说百姓不安定，大概的原因便在于此。”奏疏上奏后，太宗称赞很久，对身边的大臣说：“刺史应当由朕亲自选拔，县令应诏令朝官以上官员每人荐举一人。”
＇11＇冬，十月，癸丑，诏勋戚亡者皆陪葬山陵。
＇11＇冬季，十月，癸丑（初二），诏令勋贵大臣死后均陪葬于皇陵。
＇12＇上猎于洛阳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发，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马镫；民部尚书唐俭投马搏之，上拔剑斩豕，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邪，何惧之甚！”对曰：“汉高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上悦，为之罢猎，寻加光禄大夫。
＇12＇太宗狩猎于洛阳苑，有一群野猪跑出林中，太宗引弓连发四箭，射死四头。有一头野猪奔到马前，将要咬到马蹬；民部尚书唐俭下马近前与猪搏斗，太宗拨出剑砍死野猪，回头对唐俭笑着说：“天策长史没看见朕将要杀掉野兽吗，为什么如此害怕呢？”唐俭答道：“汉高祖从马上得天下，却不以马上治天下；陛下以神威圣武平定四方，怎么能对一头野兽再逞威风呢？”太宗高兴，为此停止捕猎，不久加封唐俭为光禄大夫。
＇13＇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上曰：“长史权万纪事吾儿，不能匡正，罪当死。”柳范曰：“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止畋猎，岂得独罪万纪！”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独引范谓曰：“何面折我！”对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尽愚直。”上悦。
＇13＇安州都督吴王李恪多次出外游猎，对当地居民造成危害，侍御史柳范上书弹劾他。丁丑（二十六日），李恪因此被免官职，削减食封三百户。太宗说：“长史权万纪事奉我的儿子，不能匡偏正讹，论罪当处死。”柳范说：“房玄龄事奉陛下，还不能阻止陛下狩猎，怎么能只怪罪万纪呢？”太宗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过了不久，太宗单独召见柳范说：“你为什么当面羞辱朕？”答道：“陛下仁德明察，我不敢不尽愚忠直谏。”太宗高兴了。
＇14＇十一月，辛卯，上幸怀州；丙午，还洛阳宫。
＇14＇十一月，辛卯（十一月），太宗巡幸怀州，丙午（二十六日），回到洛阳宫。
＇15＇故荆州都督武士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
＇15＇已故荆州都督武士的女儿，年方十四岁，太宗听说她貌美，召入后宫，册封为才人。
十二年（戊戌、638）
十二年（戊戌，公元638年
＇1＇春，正月，乙未，礼部尚书王奏：“三品已上遇亲王于路皆降乘，非礼。”上曰：“卿辈苟自崇贵，轻我诸子。”特进魏徵曰：“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为王降乘，诚非所宜当。”上曰：“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对曰：“自周以来，皆子孙相继，不立兄弟，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此为国者所深戒也。”上乃从奏。
＇1＇春季，正月，乙未（十五日），礼部尚书王上奏称：“三品以上官员遇见亲王都要下车舆站立路旁，这不符合礼仪。”太宗说：“你们随便自我尊贵，轻视诸位皇子。”特进魏徵说：“亲王们地位并列于三公，如今三品以上大臣均是九卿、八座，为亲王们下轿行礼，实在是不合适。”太宗说：“人的生命长短难以预料，万一太子遇到不幸早亡，谁能知道哪个王子他日不能做为你们的君主呢？怎么能轻视他们呢？”答道：“自周代以来，都是子孙相承，不立兄弟即位，这是为了杜绝庶子觊觎皇位，堵塞祸乱的根源，此是治国者应当深以为戒的。”太宗于是听从了王的启奏。
＇2＇吏部尚书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先是，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诸族，好自矜地望，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昏姻，必多责财币，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恶之，命士廉等遍责天下谱谍，质诸史籍，考其真伪，辩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公为九等。士廉等以黄门侍郎崔民为第一。上曰：“汉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闾阎布衣，卿辈至今推仰，以为英贤，岂在世禄乎！高氏偏据山东，梁、陈僻在江南，虽有人物，盖何足言！况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印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依托富贵，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致位贵显。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而求与为昏，虽多输金帛，犹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而卿曹犹以崔民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于是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颁于天下。
＇2＇吏部尚书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中书侍郎岑文本编撰《氏族志》，书成，上奏给太宗。这以前，山东崔、卢、李、郑等世家大族，喜欢自我标榜门第族望，虽然好几代已衰落，但如果非世族人家想与他们通婚，定要多索财物，导致当时的风俗有人丢弃原来的里贯而冒称名门士族，有的兄弟二人族望相等便以妻族背景相互比斗。太宗非常厌恶这些，命高士廉等人普查全国的谱牒，质证于史籍，考辨其真伪，辨别其昭穆伦序，编排行次，褒扬奖进忠贤，贬斥奸逆，分做九等。士廉等人将黄门侍郎崔民列为第一。太宗说：“汉高祖与萧何、曹参、樊哙、灌婴等人均以布衣起兵，你们至今仍然十分推重景仰，认为是一代英豪，难道在乎他们的世卿世禄地位吗？高氏偏守山东，梁、陈二朝僻居江南，虽然也有个别英豪，又何足挂齿！何况他们的子孙才气衰竭，德行浇薄，官爵降低，然而还很骄傲地以门第族望自负，挂羊头卖狗肉，依赖高贵人家，寡廉鲜耻，不知道世上的人为什么要尊贵他们？如今三品以上公卿大臣，有的以仁德行世，有的以功勋称道，有的以文章练达，致身显赫。那些衰微的世族们，不值得羡慕。然而那些希望与世族们通婚的，即使多供给金银财物，还为他们所看不起，朕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如今想要厘正错谬，舍弃虚名追求实际，而你们仍然将崔民列为第一位，这是轻视大唐的官爵而依循流俗的观念。”于是下令重新刊正，专以当朝品秩高下订定标准，于是便以皇族李姓为首位，外戚次之，将崔民降为第三。共定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颁行全国。
＇3＇二月，乙卯，车驾西还；癸亥，幸河北，观砥柱。
＇3＇二月，己卯（初五），太宗车驾自洛阳向西行。癸亥（十三日），巡幸河北县，观看砥柱山。
＇4＇甲子，巫州獠反，州都督齐善行败之，俘男女三千余口。
＇4＇甲子（十四日），巫州獠民造反，州都督齐善行将其打败，俘虏男女三千多人。
＇5＇乙丑，上祀禹庙；丁卯，至柳谷，观盐池。庚午，至薄州，刺史赵元楷课父老服黄纱单衣迎车驾，盛饰廨舍楼观，又饲羊百余头、鱼数百头以馈贵戚。上数之曰：“朕巡省河、洛，凡有所须，皆资库物。卿所为乃亡隋之弊俗也。”甲戌，幸长春宫。
＇5＇乙丑（十五日），太宗祭祀禹庙；丁卯（十七日），到达柳谷，观看盐池。庚午（二十日），到达薄州，刺史赵元楷命令百姓们身穿纱单衣迎接车驾，装饰廨舍楼台观宇，又养了一百多头羊、数百条鱼献给贵族外戚。太宗责备他说：“朕巡行到黄河、洛水一带，凡有所须，均从府库中支取。你所做的乃是已灭亡的隋朝的老毛病了。”甲戌（二十四日），巡幸长春宫。
＇6＇戊寅，诏曰：“隋故鹰击郎将尧君素，虽桀犬吠尧，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风劲草，实表岁寒之心；可赠蒲州刺史，仍访其子孙以闻。”
＇6＇戊寅（二十八日），太宗下诏说：“隋朝故鹰击郎将尧君素，虽然如同桀犬吠尧，与倒戈的情况相乖违，然而疾风识劲草，实表明其岁寒之心；可追赠为蒲州刺史，另外再寻访他的子孙上奏。”
＇7＇闰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7＇闰二月，庚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8＇丁未，车驾至京师。
＇8＇丁未（二十八日），车驾回到京都长安。
＇9＇三月，幸亥，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遂不许。
＇9＇三月，辛亥（初二），著作佐郎邓世隆上表请求搜集太宗所写文章。太宗说：“朕的言语命令，凡是有益于百姓的，史官都已记录下来，足可以做为不朽的文字。如果毫无益处，收集它又有什么用呢？梁武帝萧衍父子、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传世，哪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呢？作为君主忧虑的是不施德 政，文章有什么用？”于是没有应允。
＇10＇丙子，以皇孙生，宴五品以上于东宫。上曰：“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徵之功也。”皆赐之佩刀。上谓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对曰：“威德所加，比贞观之初则远矣；人悦服则不逮也。”上曰：“远方畏威慕德，故来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对曰：“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为，犹往年也，何以异？”对曰：“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所以异也。”上曰：“其事可闻？”对曰：“陛下昔欲杀元律师，孙伏伽以为法不当死， 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云：‘赏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赏之。’此导之使言也。司户柳雄妄诉隋资，陛下欲诛之，纳戴胄之谏而止。是悦而从之也。近皇甫德参上书谏修洛阳宫，陛下恚之，虽以臣言而罢，勉从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10＇丙子（二十七日），太宗以皇孙降生，在东宫宴请五品以上官员。太宗说：“贞观年以前，跟随朕夺取并治理天下，以房玄龄的功劳最大。贞观年以来，纠正朕的过失，主要是魏徵的功劳。”都赐给他们佩刀。太宗对魏徵说：“朕治理国政与往年相比如何？”魏徵答道：“威德加于四方，则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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