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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天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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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啼地讲述这件事了。为什么？因为哥哥是亲人，亲人对我不好，自然使我伤心痛苦了。所谓“爱之深，责之切”，父母对子女充满了期望之情。因为期许深切，所以有一点伤害，都会难过不已。但这并不是认为子女应该盲目依从父母，否认父母的一切过错，也不是盲目肯定父母的一切过错，而是随着内心的情感要求，对父母的作为表达适当的态度。这里的“适当”二字十分重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条件下，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互相对待，儒家在这方面是很用心的，非常合乎人情世故，通情达理。儒家所说的孝顺，不是愚昧的孝顺，而是你自己要能判断父母的过失，委婉地劝阻他们。因时代不同造成观念上的差异，或个性不同导致处世作风的差别，不要去刻意强求；但有些明显是违法乱纪、伤害社会公共秩序的过失，就要特别小心了。而且劝导父母时，要选择适当的时机。譬如父母过生日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你去劝，比较有效；真的劝不动，也不要勉强。因为父母年纪大了，性格很难改了，做子女的只有自己努力积德行善，替父母补救过错。
《易传》里有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国人认为，善与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个家庭一路下来，如果多做好事，子孙就会有一些福报；如果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子孙也会受到影响。古人这么说，正是希望子女和父母一起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对社会起到正面影响。如果一个家庭的价值观出现偏差，只知道不择手段去赚钱，那么即使取得成就，也可能对社会造成伤害。所以，不管父母是好是坏，子女都要尽好自己的责任，多多积德行善，也算是孝顺了。
4。孝与健康
我们年轻的时候容易让父母操心，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经验。我们有时会想，是父母自己愿意操心的啊，我们又没做什么事情让他们担心。真是这样吗？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就算子女什么都没干，只是出了一趟远门，做父母也会担忧不已。所以孔子才会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
父母在世时，子女不出远门；如果出远门，就必须有一定的去处。
古人出门离家大概有四种情况：一是游学，到外面去求学；二是游仕，去外面做官；三是游历，看看各地的山川风物或古迹名胜；四是游玩，到朋友家里去玩。古时候通讯不发达，不像现在人人有手机，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短信、打电话向父母汇报；在古代，子女一旦出远门，会好多天音信全无，联系不上，父母会非常地担心、挂念，不知道子女在外面会发生什么状况。所以孔子才会说，父母亲在世的时候，做子女的尽量不出远门，以免让他们挂念，这是一种孝顺。不过孔子的意思并不是不让你出门，而是你出门到什么地方去，要让父母知道，要常常想到父母在为你担心；想到我现在做这件事，到这个地方去，父母会担心吗？如果父母会担心，就不要去做。
此外，孔子认为，做子女的懂得保养身体，做到身体健康，少生病，这也是一种孝顺。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
孟武伯请教什么是孝顺。孔子说：“让父母只为子女的疾病忧愁。”
《论语》中，弟子与时人向孔子“问孝”的地方很多，孔子“因材施教”，每一次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孟武伯是鲁国大夫孟懿子的儿子，是贵族子弟。这一次他向孔子问孝，孔子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健康就是孝顺，让父母只为你的疾病忧愁。什么意思呢？人生病总是难免的，天气的变化，饮食的问题，都可能导致生病。除了生病，其他所有的事情，包括念书、交友、做事，都不让父母担心，那你就是非常孝顺了。这句话听起来不难，真要做到却不容易。可怜天下父母心，为子女操劳一生。子女生病时，甚至愿以身相代。我们今天为人父母者，如果子女真能做到让我们什么都不必担心，而只担心他们有没有生病，那么我们除了庆幸自己有了孝顺的子女，还能说什么呢？
有一位学生高柴，孔子说他“柴也愚”，比较愚昧，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母过世时，他过于悲痛，哭干了眼泪，甚至哭出血来。由此可知他不懂得适可而止地自我控制。孔子对他说，你怀念父母是对的，但是不知保重身体就是不明智了。因为你自己还有家庭子女要照顾，有社会责任要承担，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父母就算地下有知，也不会心安啊。所以，高柴虽然孝顺，但在孔子看来，伤心到伤害自己的身体，是不对的。
因此，做子女的爱惜身体，保持健康，不仅是做人的责任，也是孝道的根本。儒家谈孝顺，强调“将心比心”，要替父母着想，替父母着想的方法是把自己当成父母来思考。有一句话说得好，“养儿方知父母心”。我们在做子女的时候，往往不太能够了解父母的心情；只有等到自己也做了父母，有了子女之后，才会想到父母从前是怎样替自己担心了。所以儒家说，一个人上有父母，下有子女，才比较可能表现出深刻的孝顺，这是人性自然的道理。
人长大成熟之后，一方面有了自己的孩子，要跟孩子一起成长。因为我们长大之后，往往会忘记自己过去的经验，忘记了父母的恩情，而孩子会提醒我们，父母也是这样辛苦地把我们养大的。另一方面，也要跟父母一起成熟。看到父母亲年纪越来越大，就要想到将来我们也会跟父母一样，衰老、生病，接近到生命的终点。所以，一个人有父母，有子女，有一个完整的家，是人生非常大的幸福。看到子女，会想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看到父母，可以去想象自己年老时的样子。一个人有过去有未来，他的现在才不至于是落空的，他的生命才有原有本，慢慢成熟。
5。法理与人情
儒家思想经常受到质疑的一个问题是：到底儒家是不是为了人情而忽略法理？或者儒家思想是不是欠缺法治的精神，不太适合现代社会？最大的争执点源于下面这段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叶公（楚国大夫）告诉孔子：“我们乡里有个正直的人名叫躬的，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亲自去检举。”孔子说：“我们乡里正直人的做法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里面自然就有正直了。”
照理说，“正直”的品德，要求我们举发一切不义之事。因此，父亲偷羊，儿子告发，不是标准的正直模式吗？但是孔子听了，不能接受。父亲偷羊，任何人都可以去证明，但是儿子不能去证明，直系亲属不能去证明，因为作证就违背了亲属之间的伦理道德。孔子提出“隐”，再怎么样也不能以儿子的立场去举发父亲，或者以父亲的立场去举发儿子，因为父子之前的亲情胜过法律。孔子还认为在“父子相隐”之中可以找到“直”。为什么呢？理由有二：一是任何品德都应以真诚感受为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真诚的心，即使表现出正义的行为，也很难持久；因为他也许是为了讨好社会，或者表面上好像主张正义，而内心已经背离了人性的要求。在人的一切感受之中，没有比亲情更重要的了，隐瞒亲人所犯的过错，是出于真诚的情感，不忍心看到自己的亲人受到制裁，不去举发并不代表违抗社会上的公权力，否则所有的人都由自己家人来举发的话，还需要法官警察做什么呢？为了正直而牺牲亲情，等于为了对群体负责而放弃个人责任，本末轻重正好颠倒。再者，任何行为是否“直”，皆需考虑行为者与对方的关系，只要恰如其分，就可以称为“直”。孔子说：“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论语·阳货》）如果不肯学习人间事理，光是一意孤行，追求所谓的正义，结果是“行事怪异，刺痛人心”。
孟子里也有一段故事。一个学生请教孟子：“舜是天子，皋陶是法官，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应该怎么办？”孟子说：“逮捕他就是了。”学生问：“那舜不会阻止吗？”孟子说：“舜怎么阻止？皋陶是有法律依据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天子的父亲犯法，当然要接受法律制裁。学生再问：“那么舜会怎么办？”孟子回答：“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舜会把天子的位子丢开，就好像丢掉一只旧草鞋一样，然后自己背着父亲偷偷跑到海边躲起来，一辈子都很开心，快乐得忘记了天下。
孟子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难道舜的父亲杀人是冤枉的吗？或者被杀的人的家人难道不难过，不痛苦吗？舜的选择其实很简单，你要当天子就要维持社会正义，派法官去抓父亲，但是如果你不当天子，只是一个单纯的儿子，就要以孝道为先，想尽办法来保护父亲。这种观念与孔子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立场是一致的。法律是社会的需要，人伦则是天性的要求，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的需要而伤害天性的要求。
不过，对于这种做法，一般人恐怕觉得难以接受，这岂非为了家庭的亲情而伤害了社会正义？但不要忘记，舜已经做出了选择，两者不可得兼，只能取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结果，而你能够接受的结果当然是出于人性真诚的情感保护父亲，否则你继续当天子，而父亲被关在牢里，甚至被判处死刑，你还能够安心吗？还能够用心替百姓服务吗？
由此可知，儒家的思考模式并不是要违背法律，而是要让你知道法律是要建立在人性真诚的情感上面的，如果这种情感受到威胁，整个社会的架构恐怕也难以长期维持。一个社会不可能十全十美，许多事情都有它的代价，在儒家看来不应该为了追求社会法律上的正义而牺牲了家人的亲情，因为亲情是唯一的，是无法替代的。而且如果要牺牲，请问要牺牲到什么程度呢？事实上，“大义灭亲”绝不是儒家的思想。儒家认为你如果不能够真诚的面对自己希望父母平安快乐的心情，而是直接跳到社会正义上，父母犯错就立刻去举报，让父母受到惩罚，这是违背人的情感的。儒家思想作为一派哲学，要解释人类生活的经验，压力很大。因为人类生活经验充满各种矛盾，各种复杂的事实，杀人偷羊的背后也许还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不是可以简单判断的。儒家宁可在这个时候说，你要出于内心的情感保护父母亲，但是如果法律判父母亲有罪，也不用抗拒，做错事应该负责任，这才是正确合理的态度。
6。孝与守礼
所谓“孝”，是人类真情最基本的一种表现，所谓“礼”，是一种大家都遵守的社会规范。孝和礼有什么关系呢？孔子认为有关系。有一次孟懿子向他请教什么是孝？孔子只回答了两个字“无违”，不要违背礼制。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父母活着的时候，依礼的规定来服侍他们；父母过世后，依礼的规定来埋葬他们，依礼的规定来祭祀他们。≮我们备用网址：。。≯
孔子为什么会这么回答？因材施教。当时鲁国由孟、叔、季三位大夫把持朝政，经常违礼僭礼，做出很多不合礼法的事情来。譬如孔子的学生冉有给季氏当总管，季氏想去泰山祭祀，孔子让冉有劝阻，因为这是违背礼制的事情。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资格祭祀泰山，季氏身为鲁国大夫，此举属于僭越行为。结果冉有说他劝不了，孔子非常失望。
这一次提问的孟懿子也是一位大夫子弟。他小孔子二十岁，曾经奉父亲孟僖子之命，向孔子学礼。所以当他请教孔子什么是孝顺时，孔子简洁而坚定的回答：不要违背礼制。也即在提醒他，一个贵族子弟不能因为有钱有权，就逾越了“礼”的规定，举行超出身分的丧葬仪式，让天下人都知道我孝顺父母。在孔子看来，这是违背礼制的，是不孝的。只有无违于礼，才能实现孝顺的心意。内在的孝心与外在的礼法配合，才是孝的实践。
此外，孔子认为，孝与礼的关系还表现在：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
观察一个人，要看他在父亲活着的时候选择什么志向，在父亲过世以后表现什么行为。如果他能三年之久不改变父亲做人处事的原则，就可以称得上孝顺了。
为什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就是孝呢？这与礼的规定有关。古制父母亡故，子女守丧三年。根据荀子的说法，这三年不是真正的三年，而是二十五个月。很多人问，如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万一父亲的原则是不好的，怎么办？应该立刻改过来，为什么要等三年才改呢？反之，如果父亲的原则很好，三年之后为什么要改呢？可以接着做下去嘛。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每一对父子的性格作风不同，“父之道”的现实情况也十分复杂，“三年无改父之道”是基于此的一种稳健做法。譬如父亲喜欢救济孤儿院，我喜欢救济养老院；父亲过世三年之内，我是继续照他的意思救济孤儿院呢？还是按照我的想法，把钱捐赠给养老院？孔子认为，恐怕你还是要照着父亲的习惯继续做三年，为什么呢？避免让原来受他照顾的人感觉失望。你可以做满三年之后，再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改革。
以孔子的学生曾参来说，曾参的父亲年纪大了，他伺候父亲每顿饭都有酒有菜。用完餐之后，他问父亲，剩下的饭菜要给谁？父亲说，这次给隔壁的张家吧。曾参尊重父亲的想法，让父亲有安排剩饭菜的自由，让他感觉到自己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是有能力帮助更穷困的人，这说明曾参很孝顺。等到曾参自己老了以后，他儿子奉养他就不一样了。每顿饭也是有酒有菜，但是吃完之后，不再问他该把剩下的饭菜怎么处理。他问，还有剩的吗？儿子说，没有了。为什么？嫌麻烦。但是孝与不孝的差别就在这里。曾参侍奉父亲时，让父亲照顾穷人的愿望得以实现，曾参的儿子奉养他时，就忽略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曾参自己很孝顺，却没有把自己的儿子教好，这是另一回事。
所以，孔子谈到孝顺，除了要有真诚的情感之外，礼制也是必须要遵守的。这样一来，人的行为才不至于“过度”，也不至于“不及”，各种情感才能“发而皆中节”，“节”就是适当的分寸。人不管处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只有守法和重礼两项配合起来，人生之路才可以走得非常稳健。也许有人会说，儒家的思想会不会有些保守啊。但是不要忘记，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只有保守稳健，才能够慢慢成长；否则礼仪制度方面改变太快，到最后恐怕无所措其手足，反而乱了分寸。
7。三年之丧
“三年之丧”算是《论语》里最尖锐的一段对话。孔子有个学生叫做宰我，是言语科的第一名。这位学生每次出现，似乎都会给孔子带来一些不快。譬如他白天睡觉，孔子说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不可救药了。为什么？因为古时候没有电灯，晚上非睡不可，白天就应该念书工作。一个人大白天睡觉不是没志气，就是懒惰，所以孔子批评他。不过，这一次在关于孝顺的问题上，宰予倒是提出了一个好问题。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论语·阳货》宰我请教说：“为父母守丧三年，时间未免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举行礼仪，礼仪一定会荒废；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一定会散乱。旧谷吃完，新谷也已收成；打火的燧木轮用了一次。所以守丧一年就可以了。”孔子说：“守丧未满三年，就吃白米饭，穿锦缎衣，你心里安不安呢？”宰我说：“安。”
父母过世，子女守丧三年，这是商朝的规定，事实上周朝已经不太流行了。孔子的祖先是商朝人，他总认为祖先那一套还适用，结果宰我提出质疑。他说，三年守丧，时间未免太长了吧，三年不能行礼作乐，一定礼坏乐崩。这就像小孩学钢琴一样，三年不准他弹琴，再弹的时候一定不成调儿，这是人文世界的情况。自然世界呢？古时候鲁国一年收成一次，旧米吃完，新米收成要一年。取火用的木头，也是一年轮用一次。宰我很有逻辑头脑，他说人文世界三年太长，自然世界一年一循环，所以守丧一年就够了。
照理说，这个质疑很难反驳。孔子总不能说，宰我，你说三年不行礼乐，礼乐必定崩坏，你做过调查吗？或者你去过台湾没有，台湾是一年收成三次而不是一次呀？这么扯就扯不完了。孔子毕竟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立刻把伦理规范的基础转移到心理情感上。他说父母过世了，你自己守丧未满三年，就吃好的穿好的，你心里安不安呢？谁知宰我不客气的回答：“安。”心安理得。所以说宰我是坏学生呢，完全不了解老师的用心，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说“安”呢？假设宰我的父母在世，听到儿子这么说一定很难过；假设宰我的父母过世，那他以前替父母守丧时，心思一定转来转去的，不想守太长时间。孔子听了宰我的回答，只好说：“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孔子说：“你心安，就去做吧！君子在守丧的时候，吃美食不辨滋味，听音乐不感快乐，住家里不觉舒适，所以他不这么做。他宁可吃的简单，住的简陋，也要替父母守丧。现在既然你心安，你就去做吧！”宰我退出房间后，孔子说：“宰我没有真诚的情感啊！小孩子生下来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为父母守丧三年，天下人都是这么做的。宰我曾经受到父母三年怀抱的照顾吗？”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话过去一直被中国哲学家所忽视。怎么可以拿“生下来被父母怀抱三年，所以父母死了就要守丧三年”做论证呢？许多人都一笑了之，不去多想。然而，几年前美国一份心理学杂志所发表的研究报告却证实了孔子两千多前的见地是多么了不起。
有一家专门收容弃婴的医院，收容了五十名弃婴，有专人去照顾固定的吃、喝。这五十个小孩的反应都差不多，目光呆滞，面无表情，了无生趣，他们的身体在成长，但是躺在那儿奄奄一息的样子。其中只有一个小孩例外，每天总是嘻嘻哈哈，见了人就笑。医生和护士觉得很奇怪：大家都是弃婴，每个人的表情都死气沉沉，为什么他那么高兴呢？于是在房间里装上闭路电视，二十四小时观察这个小孩身上是否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一星期下来，观察结果发现，原来每天下午下班时间，有一位到医院收垃圾、扫地的老太太，经过这个小孩时，会逗逗他，陪他玩半个小时。就是这每天半小时的差别，使这个小孩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成为这些弃婴当中最特殊的一个。于是发现了，原来小孩需要有一个人以主体的身份去关怀他，跟他互动，他的生命力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否则，只是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而没有一个人真正去关怀他，他内在的心理能力就无法发挥，只能死气沉沉的呆在那儿，不知如何与人互动。
这个研究使得美国心理学界相当震撼。在美国人的家庭里，小孩生下来，大一点之后，就放到小房间里一人睡。小孩哭，让他哭，哭累了就睡着了，变得很有独立性。但是这种独立性对人性而言，是一种伤害，事实上违背了人性自然的要求。人类与动物的差别之一，是人类的幼儿依赖期是最长的，人类所生的小孩依赖父母的时间最长，远超过其他动物。人类的孩子一般要在父母怀中三年，才能够稳健的独立行走。这种长期在生理上依赖父母的状况，自然在心理上发展出特殊的结构，即孩子和父母之间永远有着互相关怀的心理情感。相反，在成长的最初过程中，若是缺少了父母的特殊关怀，则这种遗憾一生都无法弥补；若要弥补，日后必须付出加倍的代价。
从生理需求到心理情感，最后才出现所谓“三年之丧”的伦理规范。也就是说，人间的伦理规范（三年之丧）是为了响应心理情感（安）而定的；然后，心理情感又可以推源于生理特性（三年免怀）。如此形成“生理——心理——伦理”的观点，可以说明人性的开展过程以及人性何以向善，亦即为何不守三年之丧就会不安。所以孔子怀疑宰我是否曾受过父母三年怀抱的照顾，说他“不仁”，忽略了人心的情感需要。换言之，孔子心目中的人性，是不能离开人的生命之具体存在及成长处境的。“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是他对人性的深入观察。“三年之丧”是配合我们内心情感需要的外在表达形式。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身体上受到父母照顾，心理上和父母有长期依赖，所以父母过世，守丧三年，才能使我们心安。
因此，儒家讲求的伦理规范，并非由外在的压力而来，而是内在心理情感的适当表达。外在的礼仪、礼节、礼貌只是个表现形式，它的前提在于内心真诚的情感。若没有真情实感，外面也不用去做那些形式了，一切只会沦为教条。这才是儒家真正的思想。两千多年一路下来，一直到清末，很多人都说儒家是礼教吃人，吃人礼教，好像学了儒家之后，就被那种三纲五常给限定死了，好好的人生就被约束得没什么乐趣了。事实上，儒家对于中国传统所规定的“礼”提供了哲学说明。这个说明是合乎经验、合乎理性、合乎理想的，使我们活在世上有原有本，有内在的情感，也有外在表达的形式。两者配合，内外相得，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人生与社会。
结交良友
1。真诚相待
西谚有云：“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沟通是不可或缺的，各式各样的朋友会在一个人生命的各个阶段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国古代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朋友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伦。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的确，有些朋友因为家庭、事业、学业、理想而各奔东西，无法常相聚首，只能借鱼雁或书信问候，但是心中却清楚知道对方总在祝福自己。若是得遇机缘，重新会面，自然会有快慰平生之感。
朋友之间的来往是一个结缘的过程，所谓“广结善缘”。这个“缘”可以因为我们是同学、同乡、同事，或是同道——有相同的人生志趣，甚至是同游——一起出去游玩，而产生友谊。结缘之后，就要惜缘，珍惜两人之间相处的情意。因为通常我们交朋友，都是分开之后才开始思念，想到以前念书的时候，有个什么样的朋友，大家相处得如何愉快，只是当时没有很好地珍惜，现在再想见面，已经不容易了。不过，惜缘之外，也要随缘。人生之事，因缘而聚，随缘而散，一切顺其自然。譬如大家快要毕业了，那就毕业吧，你不能说我们这一班同学感情特别好，大家一起再多念一年，这是不可能的。
不管缘分如何，人与人之间，没有说谁一定要跟谁做朋友，谁一定不能跟谁做朋友。一般来说，交朋友分为四个层次，最下一层叫做“酒肉之交”，大家一起吃饭、喝酒、享受；往上叫做“利害之交”，一起做生意、合作，合则两利，离则两害；再往上叫做“道义之交”，“道”代表人生的方向，“义”代表正当性，亦即每一次我所做的正当选择，跟你选的或想的一样，譬如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桃园三结义”，刘备、关公、张飞三人就是道义之交；最高一层叫做“生死之交”，一般称作知己。英国作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说：“人的一生，能结交一位好友，已属难得；能结交两位，可谓幸运之至；至于结交三位，则根本不可能。”如果把朋友界定在“知己”的层次，这段话确实反映了人生经验。我国古人不也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吗？可见，知己是以生命来相互交换的，是交朋友的最高境界。
不论结交哪一种朋友，交朋友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四个字：真诚相待。其实，“真诚”不但是对朋友，对任何人都应该真诚。西方有一句话说得好，“你对朋友是以性格互相裸露”，在朋友面前，我的性格不穿衣服，不需要伪装，不需要化妆，我是什么性格就让朋友直接知道；相反，如果朋友之间不能以真诚的态度相处，就是虚与委蛇，浪费生命而已。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孔子说：“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态度极其恭顺；左丘明认为这样的行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内心怨恨一个人，表面上却与他继续交往；左丘明认为这样的行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
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左丘明认为，一个人如果表面上对朋友热情、友善，心里却藏着对朋友的怨恨，这样的行为是可耻的。朋友交往有时难免会出现误会或怨恨的情况，譬如听别人说你在背后批评我，这样会产生误会；或者你有好的机会没有告诉我，没有让我跟着你一起发财或得利，这时会出现怨恨。心中有了疙瘩，却把它隐藏起来，表面装着若无其事，跟他继续做朋友，孔子认为这样不好，这样缺乏真诚。你说那如果真诚的话，我把意见直接说出来，误会可能更严重，甚至两个人翻脸了怎么办？说实在的，真正的朋友要能够做到“肝胆相照”，很多时候是不打不相识，你没有把真话说出来，你怎么知道别人会拒绝呢？也许他在气头上不愿意接受，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你也是为他好，对于你的真诚反而会非常感激。
人是会变的。人的变，若不是由于外在的环境，就是由于内在的观念。外在的环境也包括朋友的劝告，所以古人“以友为镜”来提醒自己做得对不对。内在观念的改变，就是要多读书。读书可以帮助一个人明白道理，明理之后就会知道个人情绪是一回事，做人的原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交朋友有时会因为各种外在的干扰，而使我们的友谊变得比较复杂。譬如朋友一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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