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天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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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据于德”，“德”指个人的德行修养。一个人做好人做好事，修炼自己的道德，到最后会有心得，而这个心得你一定要紧紧把握住，要不然进一步退两步就可惜了。“据”就是要紧紧把握的意思，好不容易修炼出一点德行，要好好抓住它，不要退步，要一直往前走下去。

第三个“依于仁”，“仁”是在个人身上显示的人生正途。“仁”与“道”不同，“道”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路，“仁”不能离开个人，是个人的路。每个人都不同，譬如你做生意，你是学者，你要就你本身可以走的路去走，择善固执，绝不背离，叫做依于仁。

最后“游于艺”，“艺”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可以统称为艺文活动。“游”代表优游自在，涵泳其中。人的生活不能太紧张了，一天到晚讲人格、德性、仁义，神经绷得很紧，会带来压力。人的生命需要调节，“游于艺”是说你在休闲的时候，不妨下下棋、唱唱歌、打打球，放松一下。今天所谓的运动休闲活动都属于“艺”的范畴。由此也知，我们以前讲孔子，很容易把孔子说成是硬梆梆的人，好像每天都在教导别人，其实不是的；孔子的生活很丰富，爱好广泛，情感细腻，这都跟“游于艺”有关系。

接下来，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一个读书人如果立志走上人生正途，但却耻于粗糙的衣服与恶劣的食物，这样的人不值得与他多谈，因为他的立志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以生活贫困为耻，代表他志向卑微。而在孔子心目中，“士”，也就是读书人，应该努力成为君子，应该努力培养才德、获取官位、造福百姓。

当然，孔子这么说，并不是让读书人一定要过贫穷的生活，而是说读书人心里挂念的不应该是生活条件，而是人生的理想。所谓“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读书人如果留恋安逸的生活，就没有资格做个读书人。因为衣食住这种具体的生命要求，是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例如，一个人需要吃饭，不吃饭就会饿死。因此吃饭是人的必要条件。但是光吃饭，不足以做人，“足以”二字就是充分条件的意思。那么，足以做人的东西是什么呢？道。《论语》里有一句话可以参考。子贡以前穷困，后来发财了，他请教老师，如果一个人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老师以为如何？孔子说，不错了，但是还不够好，“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道”是人生正途。一个人不论在什么环境下，如果都能坚持行道，并且以此为乐，就接近“人之成”的境界了。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即使一国的军队可以被夺去主帅，一个老百姓的志向却不可轻易放弃。因为一个人如果放弃志向，就会分散、漂浮，失去人生的方向。就好像一艘船在茫茫大海里航行，没有了罗盘针，那么它就根本没有什么“航海”的问题，只是在漂浮而已。用船行大海来比喻人生在世，是很恰当的。人生在世，如果能“志于道”，他就会有方向，每天顺着方向努力去走，再怎么慢，也有走到终点的一天。

5。一以贯之

我们读《论语》时，对于孔门弟子的话要有一个分辨，就是：学生的话代表他们个人的心得，而未必“完全等于”孔子的想法。

“一以贯之”这四个字太重要了，孔子在《论语》里说：“吾道一以贯之”。可惜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今天如果做测验，让从小学到大学的学生们回答，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恐怕大多数人会说出曾子那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果真是孔子的道吗？

“一以贯之”第一度出现跟孔子的学生子贡有关。子贡小孔子三十一岁，非常聪明，口才了得，是言语科里的高材生。但聪明人说话爱犯一个毛病：比较。喜欢比一比谁好谁差。他观察自己的老师，认为孔子“多学而识之”。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赐（子贡的名为端木赐），你以为我是广泛学习并且记住各种知识的人吗？”子贡回答说：“是啊，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有一个中心思想来贯穿所有的知识。”

子贡以为老师年纪大，书念得多，记忆力不错，然后出来教学生，好像一个有脚书橱。但孔子认为自己不仅如此，他说我虽然有很多学问，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来贯穿。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把他的学说连贯起来，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好老师呢？又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呢？可惜子贡没有接着请教老师，到底什么是您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个事情就变成公案，不了了之。

我觉得孔子心里大概很想找个机会公开说一下自己“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他教五经六艺，教礼乐诗书，却不能教自己的思想。因为学生跟老师念书是希望将来做官，做官只问你知识学会没有，不问你有没有学孔子的思想，因为孔子当时还活着，还没有成为大家推崇的哲学家。孔子有一次上课主动对曾参提起这个话题。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说：“曾参啊，我的人生观是由一个中心思想贯穿起来的”。曾参说：“的确如此。”孔子出去后，别的学生就问曾子：“老师所指的是什么？”曾子说：“老师的人生观只是忠与恕罢了。”

曾子的说法恐怕有些问题。第一，曾参的年纪比孔子小四十六岁，比他更年轻的学生只有一位子张，比孔子小四十八岁。就算他十五岁跟着父亲曾点去听孔子的课，最多只有十年左右亲炙孔子的机会。孔门的资深弟子甚多，跟着老师周游列国的都算在内，也不见得有谁可以了解孔子。第二，曾参在孔子的学生中属于反应比较慢的，孔子说他“参也鲁”，鲁就是鲁钝，资质与慧根均非上乘。至于本性善良、事亲尽孝，则是他的特色。因此，如果弟子中有人可以了解孔子的道，大概还轮不到他。第三，何况，孔子曾经叹息：“没有人了解我啊！”“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

然而，为何孔子会选择曾参来表示心意呢？也许因为曾参年纪较轻、比较好学，可以乘机请教；也许因为曾参正好在孔子身边。结果孔子主动提起这个话题，曾参却回答：“的确如此。”孔子听了，马上离开教室，反应很激烈。也许他本来希望曾参回答：“何谓也？”老师，你以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没想到曾参居然说：“是的”。连这么年轻鲁钝的学生都懂得我的道，那我还说什么呢……后面悲剧就发生了。别的学生问曾参，老师说的道是什么？曾参回答，老师的人生观只是忠与恕罢了。最后三个字“而已矣”不太负责任了，孔子这么重视的一以贯之的道，居然被曾参说成“忠与恕而已矣”。这是初中生说话的口吻。

这是孔子教学失败的案例。“忠恕，违道不远”语出《中庸》，忠恕离开道不远，代表忠恕并不是道，只是离道不远而已。孔子的道绝不只是“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朱熹《论语集注》），这只是人我关系，为立身处世的原则。孔子的道还包括知行，我所知道的跟我的行动一致，包括生死，如何生与如何死，包括天人，天命与人性，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字：仁。“仁”才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标准答案，所以他才会说出“杀身成仁”“蹈仁而死”这样的话。而曾参所说的“忠恕”只是他自己对于孔子人生观的理解，并不等于孔子的思想。我们读《论语》时，对于孔门弟子的话要有一个分辨，就是：学生的话代表他们个人的心得，而未必“完全等于”孔子的想法。而且孔子过世时，曾子才二十七岁，即使认真致力于学与行，仍不表示他在年轻时就能领悟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我们后来看他谈到“任重道远”，指出仁与死的关系，则又显然肯定“仁”才是一以贯之之道了。

（三）自我修养

1。化解我执

宋朝一些学者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好像孔子生下来就这么完美，这么伟大。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孔子生下来就这么伟大，那我们也不用跟他学了，因为“生而知之”，学也学不到。他的学生推崇他是可以理解的，譬如子贡就说过：“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老师让我们赶不上，就像天空是没有办法靠楼梯爬上去的。不过孔子一定不会认同这种说法，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因为年轻的时候贫寒低贱，所以学会了很多事情。也就是说，孔子的知识、品德和能力是靠着后天的慢慢修养，提升上去的。而自我修养在他看来，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化解自我的执着。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

孔子完全没有四种毛病，就是：他不凭空猜测，他不坚持己见，他不顽固拘泥，他不自我膨胀。

这四点都是针对自己来下功夫。首先就“意”来看，每个人都有想象力，都可以猜测事理。一般而言，在事情尚未发生、理由尚未查明之前，我们都喜欢发挥想象力，凭空猜测，没有证据也没有理由，就认为如何如何。譬如我们说话，开头经常是“我认为”“我以为”，想当然尔，对于实际状况不够尊重，甚至主观意志往往胜过客观真相，加以曲解，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还有人则喜欢表现聪明，预先猜想结果，猜对了是先见之明；猜错了是事有蹊跷。这或许有些益智游戏的性质，可以用来打发时间，但不足以认真去当一回事。孔子不会犯这个毛病，他是“毋意”，不凭空揣测。

其次，“必”，坚持己见。“毋必”是指不全盘肯定，坚持一定要如何，不会在别人跟自己意见不一样时，认为我一定是对的。所有言论，都是以“全称命题”最有力，譬如“所有人都好学”，当然要比“有些人好学”更能显示说话者的权威。但是麻烦亦在于此，因为全称命题的弱点很明显：只要找到一个人不好学，它就站不住脚了。因此，说话或判断时，最好留些余地，以免将来后悔。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但在涉及他人时，就须有宽容的心胸。

接着，“固”是不知变通的意思。人的习惯，不论在思想上或行为上，一旦形成之后，就不易改，僵化而不知变通。但是时代变了，趋势变了，你如果一味坚持以前老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孔子“毋固”，懂得变通，鼓励大家不断学习，因为“学则不固”，见多识广之后，可以避免顽固执着，自己的心情也会比较开朗。

最后，“毋我”是指不自以为是。一个人在社会上跟别人来往，很容易自我膨胀，稍微有一点成绩，就认为自己超过别人。孔子不自我膨胀，因为儒家对于人我关系首重“恕”字，“如心为恕”，就是将心比心，为人设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是牵涉到别人的言论，都要谨慎为之，以免盲目膨胀自我而否定别人，形成各种不必要的困境。

“意、必、固、我”是连续发展的步骤，一步走错，陷于主观的臆测，坚持己见，不知变通，就很能自以为是，把想象当作一个信念来坚持，反而看不清事理的发展。一块钱的铜板虽小，若是紧靠眼睛，也会遮蔽一切阳光。所以君子修养，主要是化解我执。因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越高，越容易陷入自我中心的困局。他所见的一切，都由自己的角度出发，同时可以形成合理的系统，看起来无懈可击；加以辩才无碍，面对别人的质疑，也可以说得头头是道。孔子是天资极高的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努力超越自我中心的困局，“意、必、固、我”这四种毛病都没有，在修养上是下了很深的功夫。他被孟子推为“圣之时者”，就是能不陷于自我执着，随着“时机”改变而调整观念与行为。

有人说，我们常常讲不要执着，儒家又强调择善固执。一方面不要执着，一方面又要固执，这两者是不是矛盾？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分辨两种欲望，第一种是自我中心的欲望，第二种是非自我中心的欲望。如果欲望是自我中心的，那就是执着；是非自我中心的，代表你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考虑，这时候就可以变成择善固执。儒家固然坚持仁义，但在实践上也有所变通，以“通权达变”为原则。能够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才能真的去行善。因为善是我和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每一个人跟别人来往，都要尊重别人。这时候你如果有自我执着，怎么可能跟人有良性的沟通和互动呢？

除了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每天还担心四件事情：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孔子说：“德行不好好修养，学问不好好讲习，听到该做的事却不能跟着去做，自己有缺失却不能立即改正；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啊。”

如果不看前面“子曰”两个字，只看不修、不讲、不能徙、不能改，会觉得太可怕了。但不要忘记，这个人是孔子。孔子每天自我反省，得到他真传的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每天反省的内容是问自己有没有错，而不像我们一般人反省时，都在问谁害了我啊，谁在后面整我啊，谁在后面骂我啊。真正的儒家从来都是由“反求诸己”来自我修炼，它所谓的学习都是在“成己”之后再设法“成人”，这也是我们学习儒家的意义所在。我们学习古代先圣先贤的观点，不是因为他们被称作先圣先贤，而在于他们实际上留下了什么样的话语，什么样的言行表现。我们如果学习孔子也把“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当作每天忧虑的问题，那我们还担心什么呢？几年之后，必然改头换面，变成更好的人了。

2。欣赏曾点之志

曾点是曾参的爸爸。在整部《论语》里，曾参经常出现，曾点只出现了一次。但这一次就够了，因为他的表现让孔子非常欣赏。

有一次，孔子与弟子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四人聊天。孔子说：“我的年纪比你们大一点，希望你们不要因此觉得拘谨，平日你们常抱怨说没有人了解你，假设有人了解你，你要怎么做呢？”等于是请他们各抒己见，谈谈各人的志向。子路先说了，子路年纪大又勇敢，往往都是他先说话。他说：“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几个大国之间，外面有军队侵犯，国内又发生饥荒；如果让我来治理，只要三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变得勇敢，并且知道人生的道理。”子路的志向是治国平天下，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志向，但会让人觉得他话说得太满了，毫不谦让。所以他讲完之后，孔子微微笑了一下，没说话。

冉有接着说，他比较客气。他说：“纵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如果让我来治理，只要三年就让百姓富足，但是礼乐方面的教化，则需另请高明。”冉有的志向也是治理一方，但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只能把经济方面搞好，礼乐教化则要另请高明。然后，轮到公西华，他很谦虚，说：“我不敢说自己可以做到，只是想要这样学习：宗庙祭祀或者国际盟会，我愿意穿上礼服戴上礼帽，担任一个小司仪。”他的志向是做外交官。三人都讲完之后，还剩下曾点一人没说。这时候他正在负责背景音乐，别人聊天谈话，他在一旁鼓瑟。孔子问，曾点你的志向怎么样呢？接下来这段描述非常生动：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

曾点鼓瑟的声音渐稀，然后铿的一声，把瑟推开，站起来回答：“我与三位同学的说法有所不同。”孔子说：“有人什么妨碍呢？各人说出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点说：“暮春三月时，春天的衣服早就穿上了，我陪同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小孩子，到沂水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孔子听了，赞叹了一声，说：“我欣赏曾点的志向啊！”

孔子为什么对前三位学生的志向都没有特别称赞，却非常欣赏曾点的理想呢？在许多人看来，曾点这算不得是什么志向，等于春游嘛，孔子居然很欣赏，为什么呢？因为前三位同学的志向都是有条件的，要看别人给不给你机会。你的志向如果是做官，不管内政、外交、军事，别人不给你机会，就实现不了。你每天都在等着别人给你机会，但是等不到怎么办？这一生就放弃了吗？所以在社会上发展的志向，是有求于人的，所谓“有所求，必有所待”，而“遭时不遇，有志未伸”的情形比比皆是。但曾点不一样，他的志向是配合天时、地利、人和，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第一“天时”，春天快结束了，这时你就做春天快结束时能做的事情，譬如春游，不要去想夏天干什么，秋天多么好，冬天又如何，把握现在这一刻就行了。第二“地利”，鲁国曲阜附近有一条河叫沂水，你住在附近，就地取材到沂水边洗洗澡，吹吹风，就很快乐了；不能说一定要游长江、游黄河才快乐。河边还有舞雩台，就是古代求雨的台子，也算是个景点，你登上去玩耍一下也很好嘛。第三“人和”，大人五六个，小孩子六七个，有几个算几个，不是一定非有五十个人，你才出门。所以曾点短短一句话兼顾了“天时、地利、人和”，任何时候都可以自得其乐。这种志向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命情调，是就人的生命而论，而不是将人视为一种工具、手段来使用。一个人活在世上短短数十年，所有能追求得到的东西都可能失去，因为那是由外而来的，唯一不能从你手中夺走的东西，是由内而发的。也就是说，人活在世界上，求人不如求己，你不能选择时代，不能选择社会，只有随遇而安，自得其乐，设法就天时、地利、人和找到自己能做的事情去做。你不需要别人给你机会，你自己就可以创造机会。这叫做“无志于外，有志于内；无志于用，有志于体”，看上去似乎是以无志为志，其实却可以因时因地而制宜，在平凡的生活中品味生命的美感，人生亦因此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孔子才会叹一口气，说：“我同意曾点的主张啊！”

由此可知，孔子虽有“淑世精神”，到处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希望天下能走向正途。但是他也很清楚，想在世间成就任何一番功业，都须依赖主观及客观条件的配合，不是光靠努力就可以达成的。孔子重视人的道德修养，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人生除了道德之外，还有知识、审美、宗教等各方面领域。人除了求善，还有求真与求美的天性。即使一无所求，人也可以培养自在和乐的生活情调。孔子绝非狭隘的道德主义者，他对于充满审美情调的生活是很向往的，希望能跟曾点一样过着悠闲愉快的生活，每天都充满着一种丰富的美感，与大自然的韵律相摩相荡，自得其乐，任意逍遥，没有烦恼忧愁。不过，这种类似道家隐士的生活，孔子虽然内心渴望，但他毕竟还是儒家，生逢无道的乱世，百姓颠沛流离，知识分子应秉承入世济世的使命和责任，如何忍心只追求个人幸福而弃天下苍生于不顾呢？所以，对此志向，孔子虽深有同感，也只能赞叹罢了。

3。困惑来自何处

很久以前，我认识一位外国朋友。他看起来蛮年轻的，我问他，你今年几岁啊？他说，而立之年。我一听，吓一跳。早知道他说话这么文雅，就该问他“贵庚几何”？我们都知道，而立之年来自孔子的“三十而立”，不惑之年来自“四十而不惑”。但有很多朋友告诉我，四十不是不惑，而是大惑啊。一个人到了四十岁，才发现人生的困惑真的非常多。为什么呢？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照着父母的安排、老师的教导，受教育、干工作，到了四十岁成家立业已经完毕，自己要面对人生的各种状况时，困惑反而出现了。孔子有没有困惑呢？当然有，不然他不会说“四十而不惑”，但是《论语》里谈论困惑的题材很少，只有两次。一次是孔子的学生子张请教老师如何提升德行与分辨困惑。

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

孔子说：“以忠诚信实为原则，认真实践该做的事，这样就能增进德行。喜爱一个人，希望他活久一些；厌恶他时，又希望他早些死去；既要他生，又要他死，这样就是迷惑。”

我们听到这句话会觉得惊讶，因为谈的好像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嘛。感情上有时候爱恨交加，对一个人又爱又恨，一下希望他活得久一点，一下又想他赶快死了算了。这种情绪孔子认为就是困惑。由此可见，困惑首先来自于情绪的一种不当反应。人的情绪很容易因为个人主观和外在客观上有落差，就产生各种猜测、怀疑，变成情绪上的喜怒哀乐，从而造成困惑。一个人想做到不惑，首先要设法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走极端，对任何事情都保持体谅。法国有一句话说得好：“了解一切就会宽容一切。”你对一个人了解愈多，就愈能谅解宽容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因为这样对别人并不公平。我有时候看到别人犯错，会想如果我是他，说不定比他错得更严重。我觉得自己做得还行的时候，就想如果别人是我，可能做得比我更好。这样两方面去想，就比较没有问题了。

第二次谈困惑是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问三个问题，“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如何增进德行，消除积怨与辨别迷惑？

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颜渊》）

孔子说：“问得好！先努力工作然后再想报酬的事，不是可以增进德行吗？批判自己的过错而不要批判别人的过错，不是可以消除怨恨吗？因为一时的愤怒就忘记自己的处境与父母的安危，不是迷惑吗？”

这里的迷惑又和情绪有关。如果你因为愤怒而伤害别人，别人要报仇时，恐怕你的父母也要跟着遭殃。所以愤怒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节制自己的情绪，如果一时想不开，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那就无所顾忌了，很可能造成追悔莫及的后果。愤怒是一种最值得注意的情绪。美国有一本书叫做EQ，所谓的“情绪智商”。翻开扉页，第一句话就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生气谁都会，但什么时候对什么人生气，生气到什么程度，这是很难学会的。”生气谁不会？只要心想事不成，跟别人有一些误会，甚至等车车不来，等飞机飞机不来，都会生气。但什么时候生气，对谁生气，生气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能够适可而止，这是很难的修养。

孔子回答学生两次提到困惑跟情绪有关，说明古代已经注意到情绪智商的问题，一个人再怎么聪明，如果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能体谅别人，不能跟人互动，不能彼此之间协调，恐怕最后都会造成困难。而且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自我约束，随便发脾气，会做出许多后悔的事情。李安的电影《绿巨人》说的就是一个人一生气，马上变成巨人，力大无比，没人挡得住他，造成许多追悔莫及的事情。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因为自我约束而在言行上有什么过失，那是很少见的。而自我约束首先要从情绪管理开始，喜怒哀乐每一个人都有，在该发的时候就发，但是要发而皆中节，恰到好处，适可而止，能够做到这些，人生的困惑自然可以化解，我们也才能够有希望做到“四十而不惑”。

4。“克己复礼”新解

几年前，香港的《明报月刊》连续几期刊登学者讨论“克己复礼”的文章。“克己复礼”是春秋时代的一句格言。两千多年来许多学者把这个四个字分为两半解释，“克己”是克制约束自己，“复礼”是实践礼的要求；合起来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言语行动都合于礼。这种解释表面看起来没有问题，甚至有一些老生常谈的味道。但仔细分辨，问题就来了：一、欲望一定不好，以致必须克制吗？二、欲望若是随人性而来，则人性岂非具有恶的成分？三、礼是外加在人性之上的规范吗？人的欲望是恶的，只有合于礼才是善的吗？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像颜渊这样第一流的学生，在请教孔子什么是“仁”时，孔子的回答居然是“克己复礼”，这是怎么回事呢？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颜渊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就是人生正途。不论任何时候，只要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天下人都会肯定你是走在人生正途上。走上人生正途是完全靠自己的，难道还能靠别人吗？”

“仁”这个字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颜渊是孔子最好的学生，最好的学生问核心的观念，孔子因材施教所说的答案一定是他一生思想的精华，而这个精华就是“克己复礼”。在此，“克己复礼”不是分两半说的，而是合而观之，一气呵成。“克”做“能够”讲，“克己”是能够自己做主，“复礼”是实践礼的要求。一个人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就是“仁”，也就是人生正途。如此一来，就不必担心“欲望是善是恶”的问题，却把焦点转向人的主体自觉，转向人的主动性与负责性。

否则，若“克”为“克制”，“克己”说明自己有问题才需要克制；“复礼”则代表“礼”是善的，“己”是偏恶的。“己”与“礼”对立，这就很接近荀子的“性恶论”了。荀子也以“礼”做标准，认为人性是恶的，行善是人为的。这岂不是跟孔子的“人性向善”冲突了吗？如果人性是恶的，孔子还能够说出“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样的话吗？所以，“克”为“能够做主”，显示自我向善的动力，可以主动负责的安排人生，这才比较符合孔子的原意。

有人怀疑，“克”可以作“能够”讲吗？当然可以。《大学》里有“克明峻德”这样的话，意思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