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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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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江淮学刊》4期，1982年7月）
王夫之与曹雪芹
孔子是大圣人，主张述而不作，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历史给他以特权，只有他作的阐明解释才作数，他拥有这种知识产权，足以培训三千多位弟子，他的大弟子最高的理想是为王者师。
在清代，中国出现一位大思想家王夫之。他不仅是位涵天盖地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位了不起的美学家。世界上凡是称得起哲学家的人，都得有“参透”世界万事万物的本领不可。也唯有拥有这种力量，他才能完成他的思想体系。但有的是真“参透”，有的是假“参透”。王夫之对美学也讲过几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也可以说事物都在人人眼中流过，同时也在思想中流去，唯有王夫之从中总结出真理，写出人人心中所有，又为人人笔下所无。
王夫之对自己的历史地位是理解的，他对自身的价值也是清醒的，他了解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又了解历史所赋予他的使命，他要为历史开创新章，他要对长期历史的积累加以科学的阐明，为那原本发光的思想，起到历史的作用。
王夫之要改变几千年历史的局面，当时的气候，正是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他堂堂正正地喊出：“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令活埋。”王夫之要为“六经”著写新页，他自忖这七尺之躯的人，已触犯“不肖”的罪过，理应“活埋”才合祖法。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认识却是无限的。天的寿命是无限的，人对天的理解又是有限的。人对客观的认识是有限的，但人的主观愿望却是无限的。结果是一部人类生存史，并不是按部就班地发展着，有时甚至是错位。
历史这个怪物，有时既会出现长江上的塌方，有时又会出现黄河上的决口，事物总是千变万化的，但人类却有权利也有义务来理顺它。
人对人自身的认识从来都不够准确，上古的人，认为高山是天地的通道，“大荒之中，有灵山”，有十巫可以从此升降（《山海经·大荒西经》），这些巫可以自由来往天地间。中国认为巫士和不凡的人物可以把天上的东西窃取到地上来。
人类对自己的创造力一向估计不足，常把伟大的事物编派作是上帝赐下的，或者是能人从天上盗取的，大禹的父亲鲧曾把天上的“息壤”偷到人间来湮治洪水；启从天上盗取“九歌”，人们才有最美的歌子。我们从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上，就可以看到嫦娥是偷吃了不死之药逃到天上。可见人对自身应该享受几许生存权，直到今天也没弄清。对于这个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都会遇到的问题，却都滥唱高调，不愿理清，王夫之宣言要自开生面，甘愿活埋。
但是大多数世人，都不敢正视现实，都在自欺欺人。唐代王梵志就写过一首小诗，予以嘲讽：
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
打铁做门槛，鬼见拍手笑。
一般说来，人的寿命活到百岁很不容易。而人们都厚着脸皮唱着“松鹤遐龄”的老调子，大户人家要在门口做个门槛，高门大第还把门槛包上铁皮，不让死神走进门来。鬼看到人们这种做法，却拍手大笑，笑人的无知。
古代富豪名宦，家居都造深宅曲室；中等人家，家中有大厅的，也都立有门限，以示内外有别。
据说齐国名相晏子，原先居室狭隘繁嚣，但他并不迁入相府宅第，仍然居住在当年的陋室，因为那儿临街近巷，可以得知民情，随时随地可以考察外界事物。居处陋室的晏子从而取得优势。
门槛是室内室外的一个局限，无疑是居室与户外的一道鸿沟。但是门槛以内是有限的，门槛以外是无限的，这个铁门槛，它阻碍人的洞察力，堵塞人的思维能力。过去人们评论“女德”，妇女规范就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作为守妇道的最佳赞词。
门槛都是自立的，不会有别人到你家为你制作一个门槛，槛内槛外就是两个世界。《红楼梦》中，妙玉这位女尼自称为“槛内人”，宝玉只能称自己为“槛外人”，也是仙凡有别的意思。
基于对历史的责任感，王夫之认为“六经”已经不够用，历史责成他别开生面。
可是，我们自古就有一个道统，是祖辈相传的。在唐时就有韩愈继承了道统，但他也曾说过：“行成于思，毁于随。”
他击退了六朝华丽的词藻，开拓了孟子的雄辩式的文风，就认为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所以韩愈不是一位哲学家，我们不能对他要求过多。但他自立了门户，所以后人有：“韩文热，吃羊肉”，认为韩文才有肥水可捞。
我已忘记不知什么时候我抄录下王夫之的几句话，因为它抓住了艺术的本质，可以说体现了“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没有做到，他却认识到了。
我们不能从王夫之那儿得到美学系统的论述，但是他曾提纲挈领地说过一段话：“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绣帐，寓意则灵。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槛。”
这几句话极其平凡，但涉及到的认识，表现的一系列问题，却极不平凡。它的真正价值，是解决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融和一致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美学的实质问题，所以对王夫之的这几句话不能轻易放过。说来再单纯不过了，他为我们指出写烟云泉石、花鸟苔林时，必须赋予思想感情，这样经过作者心灵流出来的事物已经不是原来的烟云泉石，而是充满灵气的事物了。罗丹说：“美丽的风景所以使人感动，不是由于它给人或多或少的舒适感觉，而是由于它引起人们的思想。看到线条和颜色，自身不能感动人，而是由于渗入其中的那种深刻意义。”也就是渗透了个人的思想感情。烟云泉石、花鸟苔林熔铸了作者的主观体会，感染了人们，这样的自然才具备了万千灵气。
王夫之比过去人都高明的地方，是他明白“烟云泉石”只是第一自然，但他也没有放过人类创造的“第二自然”，即“金铺绣帐”这另外一大类，人对生活起居的空间创造的应用和社会价值，这才是王夫之的伟大之处。
我国有个传统，从伯牙、陶潜、王维、林和靖……一直都在讴歌第一自然，而对人类创造的第二自然，“齐云”、“落星”、“井干”、“丽焦”都一律看不上眼。而王夫之则认为“金铺绣帐”也同“烟云泉石”一样“寓意则灵”，可见他能重视人创造的第二自然。只要经过人的思想感情意志，“金铺绣帐”也就会拥有灵气，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则是自立铁门槛，作茧自缚。这就是王夫之了不起的地方。
我国自古就有很多大文艺家，能体会到烟云泉石、花鸟苔林的自然美，而对金铺绣帐则加以鄙视，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在王夫之眼中却把它们摆平，因为他知道烟云泉石是第一自然，金铺绣帐是第二自然。两者都是人的生存空间，前者没有什么先天优越性，后者也没有什么后天的可鄙性。烟云泉石渗入人的思想感情，它们也会有灵气，有生命。金铺绣帐是人创造的，它体现着人的生命，想把世界造成什么样的理想和希望。金铺绣帐也是第一自然里所没有的。人凭着自己对世界的向往创造出来的新事物，这第二自然不但不会有任何可鄙性，而是写出了人类世界。它通向未来，它把人类带到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是最可宝贵的。
“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绣帐”，这些由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织成的空间，由人寓之于意象之内，就像蚕丝结成茧子再抽成丝，由丝再织成锦绣，现出各种花纹、图像、纹理。而这些，因为织入制作者的主观意念，因之便自会有灵气，成为活的艺术。它从艺术家那里取得最富有个性色彩的生命。
这就是说，在自然里虚和幻至于烟，凝重至于石，有声至于鸟，有色至于花，小而至于苔，大而至于林；在人事里铺地以金，为帐以绣，美则美矣，华则华矣，但是必须经过人的寓意才行，必须经过艺术家的主观意象，这一切才能注入生命。
东方人是很懂得这一点的：“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仙是什么样儿？龙是什么样儿？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但是我国很多名胜古迹，都是以仙山龙潭作为名号，可见这种艺术意念已浸沉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了。但是引入写作实践中，却有像把“外来”的肝接种在某个人身上一样，受到排斥是普遍的，只有个别的才能接受，与身体合为一体从而引起造血功能。可见把灵气导入艺术大门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王夫之认为所以有这种天壤的隔阂的原因，都是因为人为的障碍所致。人们习于身之所历，目之所见，为真为实。口头语“眼见为实”足可说明这个道理，认为这些才是真实的。除此之外，都不足以成为修筑艺术殿堂的砖瓦石块。王夫之直斥这种认识是“铁门槛”。王夫之这里用的“铁门槛”三个字，也就是死刑的宣判，这些事物不能升华。就像面粉不经发酵做馒头，只能制造“硬面饽饽”，只重视“身之所历，目之所见”，就不能升华，这只能从王夫之那儿得到否定的评价。
烟云泉石，布置的是人类生存的大环境，铺金绣帐所创造的是人类生存的小环境。大环境包容小环境，小环境溶解着大环境。这个大环境和小环境注入人的意识和感情，便升华出灵气来，提供给艺术家以无尽的、可供自由摄取的素质。而人们只认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才是真实的看法是自立的“铁门槛”。它限制了艺术家的视野，局限了艺术家驰骋的思想。
宋时道潜写过一首诗：
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
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
这首诗原是作者路行所见，亲身所历，从风蒲与荷花中得到启示。但因它寄有更深的意思，作者赋予它一种灵气，诗意大于它本身的景与情。苏东坡很欣赏这个“藕花无数满汀洲”的意境。这诗虽写“身之所历，目之所见”，但是因为它写出了灵气，所以跳出亲眼所见的有限事物，把人推向一个开阔、无拘无束的空间。我们可以借这首诗作为如何了解“寓意则灵”的提示。
一个人既不能离开眼睛见世界，也不能离开身子去经历世界，但是要和意念融会起来，则焕发出灵微幽秀的感情来。当然，这种寓意是有层次的，包括一个作家一生所能涵盖的力度来叙写的。
《红楼梦》的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秦鲸卿得趣馒头庵”，在这个回目上，提出来“铁槛寺”、“馒头庵”两个庙名。这个取名的含义应该说都是来自唐代王梵志的诗。他的另一首诗是“城外土馒头，馅食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这是我国较早的一首白话诗，意思浅显，明白易懂。是说城里人都在城外找块土地，作为死后葬身之所。我国相信入土为安，一般的坟墓都是土营的，每逢清明都要上坟培土，所以北邙山下丘坟累累，都和新出屉的馒头一般，它的馅都由城里人供应。
在《红楼梦》里，曹雪芹不想牵扯到王梵志这首诗，却故作狡猾说：“原来这个馒头庵就是水月庵，因他庙里做的馒头好就起了这个‘诨号’，离铁槛寺不远。”（重点是我加的）
明眼人都会看出，历来庙宇如以“吃食”出名，就应该做一手好素菜为招徕才合理，恐怕以做“好馒头”取胜的，还不多见呢！
知名，而以做馒头出名，因此才得了这个“馒头庵”的诨号，把“尼姑庵”化成“馒头庵”，也可以说作者在这自身已经“露馅”，而后边又加上“多余”的一笔“离铁槛寺不远”，显然作者故意把“馒头庵”和“铁槛寺”同时揭出，把两者扯在一起，淡淡几笔却说出了一个并不淡淡的问题，就是人世间的“铁门槛”，多么沉重的铁门槛啊！
在《红楼梦》第十五回写的“铁槛寺”里，是王凤姐弄权拆散好姻缘，毁了张金哥等一系列事故的策源地。馒头庵的佛堂的清净处，也成了秦鲸卿与智能的鸳鸯湖。“铁槛寺”以外的大千世界，则是五彩缤纷，王公贵族，贩夫走卒，天上地下，无奇不有。铁槛在这儿只作了一个接头的密室，从而与外界紧密相连。铁门槛只是障人耳目而已。
在观察事物认识世界这个问题上，王夫之所谓的“铁门槛”意思很明确。他认为对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认识，要经过一个人的主观思维，燃起的火花才能光照世界。
黄老学派认为宇宙的规律就是阴阳消长的变易循环。《易·复》有“反复其道，七日来复”，《系辞下》有“复小而辨于物”。
阴在阳之内，常见不疑，这就是史湘云说的，原来阴阳只是一个气。“阴极变阳，刚柔在内也”，阴极变阳，阳刚来自阴柔，当阳衰极就要变阴。盛衰互为依伏，这种变易，不曾中断过，但由于各种因素，人们很难对它确定一个周期律来，有人创立“幻灭说”，有人创立“否泰说”，有人创立“循环说”。都想理出这种变易的时间表来。“易”就是想从过去的事务，来找寻事务的规律。在周代以前就有人在思索这个问题。
“意念”，必须经过这道工序，融会贯通才能化为意象，经过这种过程的创作，自会出幽、入微、生灵、吐秀，才能突破亲身所历、目之所见——这个自己画就的樊篱。
王夫之认为，有人只守住“身之所历，目之所见”这个不二法门，就是给自己钉了一副铁门限。
曹雪芹开宗明义就宣称，他为亲闻亲见的几位女子作传。其实，这也是故意障人耳目，而在十五回用馒头庵、铁槛寺来点破，明白告诉人们，他有时是假话真说，有时是真话假说，追求的则是寓意。
他的创作思想可以说和王夫之有一脉相通的地方。我们本来无须借王夫之的美学思想来解释《红楼梦》的创作，由于我在过去读书笔记上，顺手记下来一则王夫之的句子，我看引用王夫之的见解来理解《红楼梦》的创作恰到好处。王夫之的几句话，既有风味，也很生动。它把无数飞在高空的鹰隼，一弹击中……
1997年元月钟耀美整理于北京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第4期，1997年12月）
曹雪芹和戴震
曹雪芹和戴震在思想上，有某些相通的事实，早已为人们发现，我这里只想作些补充。
任继愈在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曾说过：“戴震对程朱哲学这种批判，具有启蒙性质。既和黄宗羲的鲜明的民主政治思想相近，也同《红楼梦》中的某些思想相通。要求解除某些封建束缚，反抗封建等级制度，控诉封建礼教、伦理纲常的压制迫害，在某种程度上向往自由、个性解放等……这些都为曹雪芹的文学巨著和戴震的哲学巨著所共同地憧憬。同时，也正反映着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封建礼教的黑暗、反动和衰败。
“……《红楼梦》中那许多被这个‘理’所压制，所迫害，所扼杀的年轻生命，不正以生动的典型形象证实着戴震的论断吗？曹雪芹以艺术形象的形式控诉封建主义的罪恶，戴震则以哲学理论的形式同样喊出了反对以理杀人的正义呼声。”
友人寄给我安徽戴震研究者们写的《戴震传略》里面，也曾有过这样的话：“据段玉裁回忆，戴震写《原善》开始于离家前后，在反动势力迫害下，在阴森恐怖的社会里，戴震没有退缩，而是顽强地、巧妙地向着封建反动势力斗争，这种战斗的性格，正与他同时期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是共同的。”
我现在试着把曹雪芹和戴震两人某些共同的地方勾勒出来，作个初步的探索。也许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读者，会有些可作参考的地方。
一、他们有着同时代的“机括”
在我国思想史上，这是一个光辉的范例：在同一时代，一位作家、艺术家，以艺术手法创造光彩照人的形象；一位哲学家，以逻辑语言组成他正确的理论。当他们把自己创造性的思想揭示给人时，人们发现他们两人的思想却有着某些不约而同的东西。
这个伟大的作家，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就是《孟子字义疏证》的作者戴震。
曹雪芹的身世，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事儿了，不必多说。不过，我想插入一段旁证，来说明这一点。曹雪芹同时代的吴敬梓也有和曹雪芹类似的遭遇。吴敬梓在儒林中很少看到的那些真正遵守“礼义”这个“神圣法规”的缙绅先生们，却忘记了荆楚的祖先泰伯。有些迂腐老成的士大夫则想建造泰伯祠，用来倡导“礼义”。结果，只是给当地封建地主们出了一次大风头（在吴敬梓眼中出了一次大丑）。随后，泰伯又被他们忘得干干净净。至于他“披荆斩棘”的功业，不过为统治者过骄奢淫逸的生活开辟了通道而已。但在不懂“礼义”的老百姓身上，却能从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质朴的“礼义”来。
曹雪芹和戴震出生在两个不同的家庭里。
戴震很小就和父亲做过小本生意，因此接触人的面自然会广泛得多，使他能够了解人民的疾苦和需要。
在明代“徽商遍天下”的情势中，休宁出现了工商繁荣的景象，在雍、乾时代又得到更大的发展。瓷、茶、盐三种货物，在二百年前早已成为徽商的主要经营商品。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很有成就的画家和文学家。安徽的戏班开始在北京走红，安徽的人才也向北京大量输送。直到清末民初还有桐城学派牢固的地位和影响呢！
在这里，还须提起一段史实：朱熹这个被康熙列入“十哲”的人物，刚好是安徽婺源人。戴震则是休宁人。
戴震十岁才会说话，因此在村塾读书的时间必然较晚，稍长又经常随父做小生意，二十岁后，就靠当塾师自力谋生。可见他的知识学问更多的是靠总结社会，刻苦自学得来的。就是这么一个微末的教师，敢于站起来反对列为“国学”的程朱理学。这绝不是来自他的天才，而是来自他对社会的深刻认识，来自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因此，我们不难看到，曹雪芹和戴震两人的行动本身，就描绘出一种共同特色来。他们都敢于公然反对程朱理学，唯有来自普通人的要求和愿望，对他们才有强烈的吸引力。这是不以他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而是要从决定时代的主要因素所引起的矛盾中，才可以找出它的必然来。
二、“西来法”和“东来法”的交叉点
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对当时传人中国的西方科学知识，都曾加以注意。当时的科学，是由一些传教士带来的，因此不能做到有系统的输入。但是，对于这些缺乏系统的科学知识，戴震却能有意识地把它们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中来。
戴震二十岁便运用西人“龙尾车法”作《嬴旋车记》；二十二岁就作《筹算》，整理中国古代“九章算法”。以后，又写成有关天文、历算、地理、工程、水利等著作。可以说，科学实践对他的哲学理论很有影响。
戴震整理中国古代文化，也是运用了当时传入中国的一些近代科学知识的。戴震写过《七经小记》，他想从语言学、天文、数学、社会政治、地理工程、道德伦理、哲学等许多方面加以考查，企图系统地提出理论。《七经小记》的计划虽未完成，但戴震这种融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意图和途径，则是很有意义的。
康熙对于西洋的历法和数学是很重视的，他自己就学代数学。“Aigebra”意思是“东来法”，康熙对此常常引以为荣。李煦和曹家，很长时间经办外洋对皇家的贡品，因此，曹雪芹从小也有机会接触到外来的新鲜事物。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带“机括”的大玻璃镜、自动报时钟、西洋自行船“模型”、千里镜、洋烟、有立体感的西洋赤身女子画像……也都是得自他亲见亲闻的。据赵岗先生统计，曹寅藏书中有关外国史地的，有十八种之多，内有《东鉴》和《华夷议语》两种。曹雪芹很有可能见过这些书。
但是，曹雪芹是文学家。在接触到外洋事物时，敏感的曹雪芹自会从绘画中的西洋透视法，带翅膀的赤身天使，以及钟表上的花纹图案等等，开阔他对新美学的感受，唤起他对新世界、新天地更多的想象。宝琴口诵的最后两句：“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我觉得就不太像是写西洋女孩儿的口气，反而像是曹雪芹在抒发自己的感情！中土以外，春光历历，也是要纳入曹雪芹的心灵境界以内呢！
在文学方面，吴世昌从“大荒山”、“无稽崖”这些命名的渊源，指出“曹雪芹有没有从当时的传教士那里得知像《天路历程》或《十日谈》这一类的书，那很难说”。我认为曹雪芹看过《新旧约》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圣经》中写“马大拉的马利亚”身上有魔鬼附体，但经过耶稣感化，使她纯化了。尤三姐的塑造原型，和程刻本是不同的。这从标榜“兰墅阅过”的“稿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那原来的造型，是否受到《圣经》上有关马大拉的影响似乎也很值得探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徐启光时代已有鲜明的结合，在戴震和曹雪芹等人身上是不是又有了新的交叉点呢？
三、不是巧合的巧合
曹雪芹写《石头记》花费了十年心血。戴震在《原善》成书以后，于1766年开始着笔，用十年时间，写了《绪言》一书，写此书的动机，用戴震自己的话来说，是“发狂打破儒家中太极图”。写成以后，他对此书重新作了增删。1777年改定后，易名为《孟子字义疏证》，成为他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写作实践的过程，也是探索追求的过程。他们都以不同的方法在积蓄力量，创造最有力的武器。都是以挖封建社会的墙脚作为最终的目的的。我们说曹雪芹和戴震都在自己的代表作中花费了十年心血，可以说是个“巧合”。但是，曹雪芹和戴震用去的都是毕生心血，这就不再是什么“巧合”了。
另外，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披着“不干朝政”的外衣。《孟子字义疏证》也是表面披着“经言”的外衣，骨子里表述自家独特思想。戴震在《疏证》姐妹篇《原善》序言中也说：“余始为《原善》之书三章，惧学者蔽以异趣也，复援据轻言，疏通证之。”这不是明白告诉世人，要了解戴震的真实思想，须在“经言”的特殊解释中才能得到吗？他怕人们“习于先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自觉”。这些“先入之言”，就是指老庄释氏之言，早已浸淫于人的心目之中。他反对“以神为有天地之本”。戴震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独创性，是清醒的。在反对老庄释氏的同时，也反对以礼教为代表的儒家。
我们看到，文学家曹雪芹和哲学家戴震两人之间，有这些相似相通之处，他们处心积虑地要使自己的背叛封建社会利益的思想，能够为后人所理解，他们企图不被别人“所蔽”。
四、“生死一之”的精神
曹雪芹和戴震，他们都是可以往上爬的。但是，他们都舍弃了这条路，却有意地向下层接近。虽然是有限度的，但由于他们是有意做的，所以是可贵的。也可以说，他们走了他们自己的道路。
戴震避难到北京时，做王安国儿子王念孙的教师。在这以前，还做过《四库全书》总编辑纪昀家的西席。
王念孙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戴震在纪昀家可能为时不久，就和纪昀闹翻。纪昀对戴震甚至要“攘臂扔之”，纪昀骂戴震是“诽谤清身之士，助长流污之行”的人。
曹雪芹生平好友爱新觉罗·敦诚的《四松堂集》，曾由纪昀作序。纪昀称敦诚的著作“自成一家”。称赞他的为人时说“其亦人杰也哉”。
敦诚在《过寅圃墓感作》二首中，有“谁编昌谷飘残帙，渐说当年沈亚之”之句。敦敏曾把敦诚的诗抄录一过，敦诚有感于此，写了以上两句诗。
敦诚赞曹雪芹的诗作是：“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樊篱。”可证他自己也是追寻李贺的诗路的。沈亚之的作品有的已经失传，据说他的诗也是“险崛”的一路，这都和曹雪芹的艺术观点有相近的地方。但纪昀对曹雪芹似没有提及，这也是值得探讨的。
五、对屈原的共同理解
曹雪芹和戴震，两人对于屈原的评价，同样都是不同凡响的。据俞平伯统计，《红楼梦》引用《离骚》、《楚辞》的词句有八处之多。
朱熹说，屈原为人“不可以为法”，屈原的思想不是周公孔子的思想，是不足为训的。
和朱熹相反，戴震谈到屈原时说：“私以谓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对自己作《屈原赋注》的目的，明白说出，是为了使读《楚辞》的人“明其学，观其心，不受后人皮傅用相眩疑”。这也是为屈原思想作明辩，使屈原的真实思想不致受到朱熹的歪曲。这说明戴震看得多么深远透彻。
《红楼梦》写宝玉在《芙蓉诔》里引用了屈原不同世俗的论点：被舜殛于羽山的鲧，由于“婞直”而身亡。以鲧的死同晴雯的死相比，认为都是“直烈遭厄”。
在这里戴震的“至纯”的观点，也正和曹雪芹的“直烈”观点会合为一事。
曹雪芹由于亲闻亲见了许多历史真实，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而执笔写出了《红楼梦》这样一部千古至文，从而成为如陈独秀所说的“盖世文豪”。
戴震写《原善》，也是由于“习所见闻，积非我是”，是针对当时社会思想的痼疾而发的。和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一样，也是他观察世态的总结。戴震写成《疏证》，自觉“乐不可言，吃饭也别有甘味”。文人小说下载因为他体会到自己使命的完成。曹雪芹则用诗人的笔法写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也是希望世人能够理解他写书的真正目的所在。他们生存的意义，何等相似！
戴震死后，他的同乡姚鼐骂他说：“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锦庄、戴东原（震），卒皆身灭祠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
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中也曾诅咒曹雪芹说：“唯属笔之曹雪芹实有其人，然以老贡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后萧条，更无人稍为怜恤，则未必非编造淫书之显报矣。”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里说：“此书乃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楝亭之子曹雪芹所撰，……至嘉庆年间，其曾孙曹勋以贫故，入林清天理教，林为逆，勋被诛，覆其宗。世以为是书撰之果报矣。”
这些人都以戴震和曹雪芹绝祠而高兴得忘乎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可见他俩触动封建社会何等深广，使卫道之士对他俩发出了同样的诅咒声音来！仇者的可笑可怜，只能证明：曹雪芹和戴震有同等的伟大这一历史事实。
他们死后受到如此诅咒，生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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