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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亚文化-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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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观点在这部分同性恋者当中很有代表性。对同性恋现象持有上述价值评判的调查对象，常常强调以下三点事实：第一，具有这种倾向的人很多；第二，这种人什么地方都有，只要有足够大的人群，就会有这种人存在；第三，这咱人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职业中都有。
首先，虽然许多同性恋者并不知道与自己有相同性倾向的人在人口中所点的确切比例， 但调查中有人这样说：“你问有多少人？说1％你信吗？我是从分析单位里的人看出来的。 我们单位一共有多少人，同性恋有几个人，一除就清楚了。”提供这个比例数字的人还特地补充道：
“我们单位知识分子占一半，工人占一半，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中年同性恋者说：
“1984、85、86、87这几年，我每月结识好几个伴侣，一共有好几十个，有的还有第二、三次接触。我能见面眼熟的有一二百人。有的就是见面彼此点头打个招呼的有亲切的感觉。现在这已是分开的秘密，神秘感不强了。我知道有七八个接头的地点。〃有同性恋者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我们的人数并不少，我们是社会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但社会况是压抑、排挤、歧视我们，甚至把我们完全忽略了。”
“作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一员， 我觉得这个世界其实很大。如果排除社会干扰和心理压抑等因素，绝对的人口数量应当不会亚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水平。而今天，人们之所以说它小，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大。人们之所以称之为‘怪’，是因为我们历来采取的是根本不与外界交流的作法。”
全北京究竟有多少经常在社会上走动的同性恋者？据一位经常出入这些场所的调查对象说，全北京至少有1000多人他可以达到见面眼熟的程度。仅他居住的XX区就有200多名。 加上大量从不在社会上活动的同性恋者，绝对人数是相当可观的。
当我们向另外一些在社会上比较活跃的调查对象提到，有人告诉我们，他见面眼熟的人能有1000多位时，他们都表示，这种说法“不算邪门，我们也差不多”。
其次，他们强调同性恋活动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甚至小城市，什么地方都有。
据说在上海、广州、青岛、大连、石家庄、保定、西安、哈尔滨以及新疆等地，均有活跃的男同性恋社群。每地均有多处同性恋活动场所。
谈到外地的情况，许多同性恋者都认为，上海人更懂得同性恋，即能意识到这种人的存在。一位同性恋者举例说，在上海，他带单耳环在大街上走，路上行人都会指指点点地说：这是同性恋（当然，现在已不只同性恋者戴单耳环了）。可在北京，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仅会以为是男孩养得娇（北京旧风俗，给男孩打耳朵眼，戴耳环，以佑其平安）。就连顾客买蛋糕时开玩笑地问售货员，这蛋糕上为什么要一男一女时，售货员都会顺嘴说出：要是弄上两个男的不成了同性恋了？或北京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同性恋这个词。
这位调查对象说：“上海同性恋人数多，也很敏感。我第二次去时，围了七十多人聊天，觉得很享受。局外人都冲我们说：这是同性恋。但话里没有贬意。北京人不敏感，麻木不仁。”
还有其他人讲到上海的情况：
“上海人更明显，都烫头。长得像白面书生，有女气，走路扭，一眼就能看出来。”
关于其他城市的情况还有下列说法：
“天津同性恋特多， 北京人不喜欢天津人，觉得他们太粗。北京人喜欢上海、青岛的。北京人声誉不错，外地人都说，北京小伙子热情，长得也不错。”
“青岛人长得好， 实在。”有一位北京同性恋者如此描述了他在青岛的经历：“我碰上一个人，跟我说我穿的背心不错，我说，你喜欢这背心？他说，不光喜欢背心……”
“沈阳人很挂相，有化浓妆的，还有人着不男不女的衣服。”
“我有时到外地找这些人去玩， 有时是公差，有时是自费，去上海、青岛、杭州，都和这些人有接触，有时有人邀请我去。”
“上海多，沿海地方多，哈尔滨人多，零下20度还有人出来。”
“全国互相串得特别厉害。 只要在这群人里稍打听，就能打听到沈阳、石家庄等地在哪儿可以找到这些人。”
“据朋友们讲， 石家庄XX陵园、太原XX园、南京XX街即使在大白天，也会有大群人在活动。”
总之，无论大中小城市，只要有一个足够大的人群，就会有同性恋的活动据说比较繁荣的县城里都有，比如涿县就有。从来信中看，农村人里也有同性恋者，他们的处境比城市人更艰难，其中既有人口密度小因而不容易找到同类的因素，又有强大的结婚和传宗接代的压力这一因素。
第三，对同性恋持这种价值评判的人常强调，这个人群里什么阶层、什么职业的人都有。关于这一点有以下说法：
“梨园界百分之六十（这个比例仅根据发言人的观察）是同性恋。”
“梨园界有一句话讲得好，叫‘十旦九不清’，原先旦角都是男的学演女的，当然是十旦九不清了。十个学旦角的，十个都女性化了。人家讲XX是最规矩的了，坚决不搞'男风'，可他的徒弟就讲他与XX好，不知真假。反正就我个人所知，男旦如XXX、XXX、XXX等等，没有一个清的。”
“据我所知，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好这个东西的不在少数。”
“大学生里也有， 属于哑巴一类，玩完就走，连个再见都不说。不跟人聊天，脾气古怪。”
“在社会上活动的大学生不太多， 一般人都喜欢大学生。大学生比一般人接受起来快，跟他们接触，一般不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他们比较胆小，有人和他们好上以后就骗他们，吓唬他们，说外面在抓人，不让他们出去。”
“据所XXX矿工人里有不少，我专门去了一趟，特别有意思，他们只在自己圈里搞，从不到外面来。”
“工厂的单身职工集体宿舍里这种行为很普遍， 大家心照不宣，可相互都不提起。”
“饭馆业过去有很多同性恋。 可能是因为全是男性，而且住在一起。徒弟当中流传着一句话：要想学得会，就和师傅睡。解放前的XX园饭店，男招待全都化女妆，专门提供这种服务。”
“军队和监狱里也有这种人。”
一位调查对象为了证明这群人里什么人都有，还举了这么个例子：“我认识X厂两个哑巴，兄弟俩都是同性恋。小伙子挺漂亮，老追着我，在我手心上写字。连哑巴都知道这种事。”
不少调查对象都知道文艺界有很多同性恋者， 并作出如下解释：“有艺术家性格的人容易成同性恋。唱歌跳舞的人里很多，因为同性恋的性格接近艺术。我参加了一个业余歌咏队，二十个人中有六七个是同性恋。”蔼理士确曾说过：“在文学家与艺术家中间，特别是在伶人中间，这种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在理发业也男女侍业里，情形也复如此。很多有知识的同性恋者都表示对各种艺术的兴趣，特别是音乐的爱好，就我个人观察所及说，这种人可以占到全数的68％。”（蔼理士，第285页），关于同性恋者当中赋有艺术气质的人比例是否偏高这一点，目前并无定论，书籍的事实是，许多著名艺术家、音乐家、演员、作家是同性恋者，如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柴可夫斯基、王尔德等；有些与艺术审美情趣有关的行业确实集中了大大高出比例的同性恋者，如花样滑冰运动员和服装设计业。世界著名的服装设计师中有不少同性恋者，似乎表明同性恋倾向与审美艺术气质之间有某种联系。
调查对象中有人甚至提出： “同性恋者智商高，容易成功，都是本行工作中的成功者。 ”“同性恋是高雅的东西。”这一说法显然不易被人们接受，但或许并非这个处于少数地位的群体的妄自尊大。但即使真能证明同性恋者平均智商较高，也肯定不是先天如此，而是后天所致：对规范的接受程度与智慧有关。一方面，较聪明的人往往不像低智慧者那样不加置疑地接受规范；另一方面，规范接受过多确会降低人的智慧。由于同性恋是拒绝规范的“边缘人”，就会显得智力偏高一些。
一位调查对象这样谈到影视传媒中的同性恋形象：
“迄今为止，我读过的最让我心驰神往的同性恋范例是《好莱坞明星生活》 中的那位同性恋者。 看到生活中（我想是的）有这样的同类，我不胜感叹和欣慰。我心仪已久的同类还包括《豪门恩怨》中的斯蒂文。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健康可爱的成熟的有责任心有温情的同性恋形象。前些时看到新华社的两则新闻图片，是关于美国同性恋游行和结婚的，请注意男性同性恋队伍中，有多少风度潇洒、形体气质俱佳者。我以为，这才是同性恋者的代表。”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少数人在对同性恋的评价上走向了另一极端。如一位调查对象这样讲：
“有一次去浴池，听见别人在议论说同性恋是高级玩艺儿，只有高干、 老外才有，艾滋病不是人人能得的。”
这样的自我夸大显然十分可笑。并不能因为一些名人或社会上层人士得了艾滋病，就因此认为患艾滋病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它毕竟是给人类带来死亡的可怕疾病。
与否定自己、寻求治疗的同性恋者完全相反，在从未寻求过治疗的一批调查对象中，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人数超过认为不幸福的人数。他们大多说自己没有什么精神负担，认为自己的行为不违反社会道德准则，是正常的，符合人的本性，不是病，因此不需要矫正，即使有了可以矫正的办法也不愿加以矫正，更没有人想过做变性手术。这一点与美国的一项调查结果十分相似。这项调查发现，许多人并不想改变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有一种假设的情况，即假设有一种神奇的异性恋药片，可以在服下之后毫无痛苦地变成异性恋，问他们愿不愿意服这种药。结果男同性恋者中只有14％、 女同性恋中只有5％愿服这种药。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的一位调查对象无意中说过一句话，似乎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他说：“矫正以后生活就没意思了。”
作为同性恋者对自己性倾向看法的现代观念的代表，我们在这里引用一段著名女同性恋者的名言， 她指出：“在一段时间里，还会有很大一群同性恋者相信自己是比普通人低贱的，作为另一群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同性恋者的补偿物。但我们中的大多数处于这两者之间，认为自己不过是常人而已。”（康特洛维奇，1975年）
法律地位
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同性恋的法律地位经历过复杂的变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对它采取过或赞成、或反对、或忽略的态度。赞成的态度。赞成的态度中又有热烈赞扬（如古希腊）与一般认可的区别；反对的态度也有严厉反对与一般反对的区别。
同性恋法律地位的变迁，不仅对于同性恋者的处境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人类的法律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将法律与道德划分开来的思想。它在主流文化对亚文化应持的态度方面给人们的教益，也远远超过了如何评价同性恋现象这一狭窄的论域。因此，对同性恋在社会中的处境的历史回顾，就有了极其重大的意义。
历史上的处境
同性恋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西方历史上，受到过极其残酷的待遇。据说，对同性恋的仇视是从希伯莱教义传播到伊斯兰教义，最后传播到基督教教义中的。这些宗教一度把“异教徒”与“异端”当作“鸡奸罪”的同义语。
基督教文化对同性恋的严厉制裁，一直是以《圣经》上的训诫为依据的。旧约上有这样两段关于同性恋的语录：
一段是“你不可像同女人交合那样地同男人交合，那是令人厌恶的。”另一段是：“如果某人像同女人交合那样地同一个男人交合， 他们两人就都是邪恶的，他们应当被处死。 ”基督教义指出，同性恋行为制造了道德败坏的气氛，应当与谋杀、巫术同罪，应当判处死刑。在以色列的土著民族中，同性恋一旦被发现是要被判处死刑的。基督教之所以反对同性恋，原因之一是由于它不能生殖后代。基督教因此认为它是对既存价值观念的威胁，会损害婚姻和家庭的繁衍功能。
在西罗马帝国，
同性恋者要被判处火刑。公元538年，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安将宗教对同性恋的敌意变成了法令。
罗马这国末年，人们仇视同性恋。公元6世纪，在威尔士，同性恋罪要判3年刑；8世纪初，同性恋在勃艮第要判10年刑。对于口淫，取决于不同的场合，同性恋口淫的刑期为7年到终身不等。7世纪的忏悔录上所规定的对同性恋罪的处理有：相互手淫的惯犯，隔离服刑一年；股骨淫，服刑两年；口淫服刑4年， 惯犯7年；鸡奸判刑7年。在整个中世纪，同性恋都受到压抑，教会法庭对同性恋者判处苦役和死刑。在11世纪欧洲城市复兴时，同性恋群体有所发展，但到12世纪下半叶，公众又转向仇视同性恋，因为当时的宗教气氛对各色各样的少数派的容忍程度普遍降低。随后的几个世纪一直如此。英国曾发生过活埋同性恋者的事件；法国直到18世纪中期还对同性恋者实行火刑。
在镇压同性恋的法律中， 同性恋并不是被视为刑事犯罪，而一直被当作一种“违反人的天性的罪行”。鸡奸法主要是针对同性恋行为的。在有关同性恋的各项法律中，最重要的是英一亨利八世的法律，因为后世有关同性恋的法律大多援引这项法律。1533年，英一亨利八世制定了对鸡奸罪判处死刑的法律；1553年，其女玛丽一世保留了这一法律；1562年，伊丽莎白仍旧沿用了对鸡奸罪判死刑的法律；1828年， 英国通过了一项针对同性恋者的新法令，它重申以下原则：“第个被控卯犯有这种令人厌恶的鸡奸罪的人，无论其与人或任何动物犯有这种罪行，都将作为重犯而处以极刑。”
19世纪下半叶，尽管同性恋仍被视为犯罪、不道德和不体面的事情，但男妓充斥伦敦，英国上流社会的男子寄宿学校中也盛行同性恋。英国对同性恋的法律与其他各国相比一直是最为严厉的。直到1861年以后，死刑改为监禁，从10年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不等。据说，这种改变并不是因为对同性恋的态度变得宽容了，而是因为从1826年到1861年之间， 英国国会陆续将须判死刑的罪名从200种减至只剩下四种。在量刑普遍放宽的形势下，同性恋才从死罪变成了轻罪。
美国曾是英国殖民地，其法律当然受英国影响极大。直到1869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对鸡奸罪的处罚仍是死刑；到了1969年，该州才将鸡奸罪的死刑取消，但仍然要判60年徒刑。1800年至1900年间，由于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从7。04下降为3。56，生育与性行为开始逐步分离。对非生殖性质的性行为的容忍，改变了人们对某些性行为的看法。其中就包括对婚外性行为和同性恋性行为的看法。
在欧美之外的世界中，也有许多社会曾对同性恋采用严刑峻法。拉丁美洲三大文明之一的阿兹特克的法律规定，对男女同性恋及易装癖者要处以死刑，而且定期在民间搜捕违法者。阿兹插克人自古以来就对同性恋者施以相当激烈的惩罚，在同性恋行为中扮演女性角色者，要先割下他的生殖器，将他绑在一根圆木上，由镇上的青年用灰将他埋起来，然后放一大堆木材，把他活活烧死。扮演男性角色者则被绑在圆木上，用灰将他埋起来，直到他死为止。
在秘鲁，发现了同性恋行为后，当事人会被处以绞刑，在赴刑场前还要游街示众， 最后将他所有的衣服一起烧掉， 象征“彻底毁灭他这个人”。（唐纳希尔，第162…163页）
墨西哥一些边远省份曾一度容忍肛交行为，认为神也做过这样的事；可后来又不允许了，一旦发现也要处以死刑。
在尼加拉瓜，对同性恋者曾经规定要用石头打死。玛雅民族也有严格的法律禁止同性恋行为。
然而，并不是世上所有的民族在所有的时代都制裁同性恋行为，在那些同性恋成为民族风俗的地方，它当然不受惩罚，有时它甚至拥有人们渴望得到的一种地位。
有些部落只限头领可以穿女性服装，一般民众则认为这些人是令人敬畏的。总的看来，英美两国对同性恋法律一向比较严厉，但法国以及受到《拿破仑法典》影响的国家，如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国，法律并不制裁单纯的同性恋行为，其界限是不使用暴力，不侵犯未成年人，不公开伤害风化。（蔼理士，第298页）
还有一些民族，因为没有注意到这种少数人的行为，而并不对它加以处罚，例如东非的游牧民族马萨伊人就不处罚鸡奸行为。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古代法也忽略了同性恋。在日本，直到1868年以前，一直没有关于同性恋的法律，习俗并且认为，男人爱男人比男人爱女人更值得敬佩。同性恋意念在日本很普遍，不像在西方那样忌讳。同性恋在日本从未被看作是一种罪恶的越轨行为或疾病；它是生活中较少谈起的一部分， 是完全许可的， 只要社会规矩（如结婚）得到遵守。（布鲁玛，第130页）
当然，因最具特色而被提到频率最高的还是古希腊。它的法律不仅允许同性恋行为，而且同性恋在社会上被视为爱情的最纯洁的形式，是人与人之间特别是成人与少年之间关系的最佳形式，是走同道德之路，是反对暴君的武器，是公民自由的卫士，是民族伟大与光荣的源泉。
从古希腊到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纵观西方的历史，法律对同性恋有一个松（古代）——严（中世纪到近代）——松（现代的变化）过程。
然而，中国法律却一直没有对同性恋行为有过过于严厉的制裁。本书第一章曾提到，我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同性恋现象，但法律和民俗对它极少苛评，唯一的例外是个别朝代对男娼的处罚。袁枚《子不语》 记载过胡天保所作“兔儿神”的传说：“冥间官俱笑我，揶揄我，无怒我者； 今阴官封我为兔儿神，专司人间男悦男之事，可为我立庙招香火。”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不是严厉的责罚，而只是轻松的揶揄而已。我国古代的社会规范对女同性恋的态度也是这样，例如，有人考证出隋唐女道士中存在着同性恋的亲昵关系（如道姑鱼玄机），人们曾称以“对会”，加以揶揄。（樊雄，第109页）这一点同马林诺夫斯基调查的下级土著民有相似处。“同性恋、兽交、裸露癖、口交和肛交——这是使用了心理分析术语——如我们所知，在土著看来，用这些行为代替性冲动的正当满足是有失体统而且是卑鄙可耻的……性变态遭到讥笑，成为人们评击和戏谑的对象。”（马林诺夫斯基，第330页）
同性恋的历史处境中还有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的事实，值得特别提起。一些社会学家在80年代初做了大量关于纳粹党人对同性恋态度和作法的重要研究。其中海伯尔等人在“粉红三角与黄星——纳粹德国对性学的摧残及对同性恋者的迫害”一文中，揭露了纳粹暴行中这个被人们忽略的方面。论文指出：许多早期性学研究以及性学这一概念本身，是德国犹太人首创的。希特勒摧残了德国的性研究和性改革运动。在性科学研究的废墟上，纳粹建立起自己以反犹、反女权主义和反同性恋为特征的意识形态。纳粹档案中存在着大量迫害同性恋者的证据。同性恋者被关进集中营，在囚徒的等级中被排在最底层。（海伯尔，1981年）另一项调查发现，纳粹集中营中共有一万名左右的同性恋者，他们佩戴粉红色三角标志（犹太人戴黄星），地位很低，与其他囚徒隔离。同政治犯及犹太人相比，同性恋囚徒被派给的活更重，死亡率更高，幸存率和释放率更低。（劳特曼，1980年）这段史实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同性恋的处境与社会政治气氛的宽松或严峻之间的关系。
同性恋法律地位的改变
自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来，西方社会对同性恋的严厉态度直到19世纪才开始改变，同性恋者终于被承认为一群有特殊性倾向的人，而不是单个的罪人或病人。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同性恋现象采取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其目的是为了使同性恋现象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与此同时，同性恋者自己也不愿暴露身份，于是造成了这一现象根本不存在的假象。少数进入人们视野的同性恋者，不是求医问药求矫治的，就是犯了罪的。由此更增强了人们以同性恋为疾病、犯罪和社会越轨行为的看法。
这种状况的真正改变是由于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兴起的同性恋权利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50年代的“同性爱运动”；第二阶段同60年代和70年代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有人把这一历史划分为更细的阶段来描述。里卡塔在80年代初撰写了《同性恋权利运动》一文，文中回顾了以欧洲为源头的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史，将其概括为8个阶段：（1）从1980年至1945年，在这一时期，只有零散的个人的尝试，试图为同性恋和同性恋者的权利作辩护；（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年间， 这是城市男同性恋“少数派群体意识”的觉醒时期；（3）1950年至1952年：同性恋者寻找身份认同的时期；（4）1952年至1953年：同性恋者对自己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愤慨爆发出来的时期；（5）1953年至1960年：同性恋运动加强信息交流、 注重教育领域的时期；（6）60年代：将民权运动引向同性恋运动的时期；（7）1969年：开始出现大规模同性恋运动的时期；（8）1973年至1979年： 同性恋运动与政府通过正式渠道对话的时期。整个70年代以同性恋运动的联合与成功意识告终。（里卡塔，1980年）
据专家分析，对同性恋解放运动产生了最重大影响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战争环境，因为人们在战争中处于单性环境，远离家庭亲友；二是来自金赛报告的影响，他的统计数字及其对同性恋的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凯查多利，第441页）有些研究将同性恋解放运动放在性解放的潮流中来认识，认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批男性公民参军，女性不得不进入劳动力市场，致使社会性别分工结构产生了巨大变化，进而导致了战后的性革命。这一革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人们已感觉到性规范与性行为之间存在着差异的情况下，金赛对性规范的批判，以及同性恋者提出解放的要求；第二阶段是回潮期，其特征是在性别分工上鼓吹妇女留在家里或回到家里去，在性关系方面对同性恋实施制裁，以及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然而在这个时期有一批知识分子坚持了对性压抑的批判立场；第三阶段的特征是，同性恋亚文化出现于各大城市之中， 社会开始容忍同性恋者对性与性别的看法。（艾斯科弗，1985年）
从50年代起，同性恋者开始组织起来。1951年，在美国洛杉矶成立了第一个同性恋组织，创始人是演员亨利·海伊，他是美国共产党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把这个组织的形式搞得同共产党类似，成员的身份是秘密的，有严密的科层制，内设中央集权的领导体系。组织所制定的目标是：联合孤立的同性恋者，教育同性恋者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受压迫的少数派，领导他们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
这个组织在麦卡锡时代大受迫害，后期转向保守。这个组织同其他争取同性恋权利的团体一起，为广大的同性恋者提供了多处服务，其中包括法律顾问，提高觉悟，心理咨询，赞助刊物，以及提供会议场所等等。1969年，一个更加富于战斗性的组织“同性恋解放战线”宣告成立。
大规模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是以1969年6月29日发生在格林威治村石墙旅馆中的警察与同性恋者的冲突为起点的，领导人是富兰克林·凯莫尼。据说参加1969年同性恋示威游行的人数高达400万人。
在石墙旅馆骚乱的10年之后，美国已经拥有了一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备、最引人注目的同性恋群体。每年〃石墙暴动〃纪念日前后，美国的同性恋者都会举行规模宏大的纪念、游行活动。目前美国大约有600个同性恋者组织以及大量同性恋出版物。
在同性恋解放运动之前，美国的同性恋者只能通过地下网络联系，而现在，大多数美国城市都有了同性恋社区，尽管大多数的同性恋者并不在同性恋社区中生活，而继续在一般人当中生活。这些同性恋社区与其他亚文化社区的区别在于，同性恋社区的居民全都是自愿搬去那里居住的，不像其他一些外国移民的小社区，其居民都是被迫滞留在那里的人。
在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影响下，西方各国同性恋者的法律地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长期以来，与同性恋有关的法律的基调是把这种行为当作“违反人类天性的罪行”加以惩处的。在实行“反鸡奸法令”的社会中，法律大多指责同性恋行为是“违反人类天性”的。
这类法令的用语常常极不精确，结果法庭不得不自行决定是否把肛交或口交都包括在法令的处罚范围之内。一般的反鸡奸法令要求证明被告确有针对某些体腔孔道的插入。除肛交外，还包括口交，但一般不包括男对女的口交，却包括女对男的口交，当然还包括男对男的口交。根据美国一些州的此类法令，对鸡奸罪的惩罚是20年监禁，有个别州刑期高达60年。
虽然在有关同性恋法律的实施过程中，同性恋者实际上很少受到反鸡奸法令的指控，但这一法律的存在会产生具有歧视性的结果：它将同性恋者置于潜在的敲诈勒索的危险之中。由于害怕暴露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害怕被家人、雇主或警方发现，许多同性恋者即使被偶然结识的陌生人殴打或抢劫也不敢报警。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国关于同性恋的法律开始明显放宽。例如在瑞典，1944年以前，法律是制裁同性恋的；但自1944年起，同性恋行为只要不涉及18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卷入特殊类型的关系（如师生关系），就不会触犯法律。由于同性恋经历对非同性恋少年的影响可能会保持终身，所以法律禁止与18岁以下的少年搞同性恋。
同性恋法律地位变迁过程中的最重要的事件当推“沃芬顿报告”。1954年，约翰沃芬顿公爵及一个著名的委员会开始检查有关同性恋的英国法律。沃芬顿委员会报告的结论是：
“除非社会通过法律机构专门去将犯罪与恶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否则就应保留一个由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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