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间文字之狱-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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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乾间文字之狱》
作者：＇清＇佚名撰【完结】
　



○庄廷鑨之狱

明相国乌程朱文恪公，尝著《明史》，举大经大法者革之，已刊行于世，未刊者为《列朝诸臣传》。国变后，朱氏家中落，以藁本质千金于庄廷鑨。廷家故富，因窜名己作，刻之。补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语。岁癸卯，归安知县吴之荣罢官，谋以告讦为功，藉此作起复地，白其事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牒督学胡尚衡，廷鑨并纳重赂以免，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之荣计不行，特购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闻，遣礼部侍郎出谳狱。时廷鑨已死，戮其尸，诛弟廷钺。旧礼部侍郎李令皙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皙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减供一岁，例得免死充军。对曰：“予见父兄死，不忍独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称旧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荣素怨南浔富人朱佑明，遂嫁祸，且指其姓名以证，并诛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维藩，械赴京师，魁以入议仅削官，维藩戮于燕市。昌祚、尚衡贿谳狱者，委过于初申覆之学官。归安、乌程两学官并坐斩，而二人幸免。湖州太守谭希闵，莅官甫半月，事发，与推官李焕皆以隐匿，罪至绞。浒墅关榷货主事李尚白，闻阊门书坊有是书，遣役购之，适书贾他出。役坐其邻一朱姓者少侍，及书贾返，朱为判其价。时主事已入京，以购逆书立斩。书贾及役斩于杭。邻朱姓者，因年逾七十免死，偕其妻发极边。归安第元锡方为朝邑令，与吴之镛、之铭兄弟，尝预参校，悉被戮。时江楚诸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惟海宁查继佐、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是狱也。死者七十余人，妇女并发边。盖浙之大吏及谳狱之侍郎，鉴于松魁，且畏之荣复有言，虽有冤者不敢奏雪也。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藉朱佑明之产给之。后仕至右佥都。

○戴名世之狱

桐城方孝标尝以科第起官至学士，后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试，与之有私，并去官遣戍。遇赦，归入滇，受吴逆伪翰林承旨。吴逆败，孝标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钝斋文集》、《滇黔纪闻》，极多悖逆语，戴名世见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录孝标所纪事，尤云锷、方正玉为之捐资刊行。云锷、正玉及同官汪灏、朱书、刘严、余生、王源皆有序。板则寄藏于方苞家。都谏赵申乔奏其事，九卿会鞫终，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弃市，未及冠笄者发边。朱书、王源已故，免议。尤云锷、方正玉、汪灏、刘严、余生、方苞以谤论罪绞。时方孝标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峄、云旅，孙世樵并斩。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剉孝标尸。尚书韩菼、侍郎赵士麟、御史刘灏、淮扬道王英谟、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并别议降谪。疏奏，圣祖恻然，凡议绞者改编戍，汪灏以曾效力书局，赦出狱；方苞编旗下；尤云锷、方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属止谪黑龙江。韩菼以下，平日与戴名世论文牵连者俱免议。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康熙辛卯壬辰间事也。

○查嗣庭之狱

雍正四年，江西正考官为礼部侍郎查嗣庭，试题曰“维民所止”。有讦者谓“维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去其首也，狱遂起。今将当时上谕全录，于此事始未可见矣。

雍正四年九月乙卯，谕内阁九卿翰詹科道等：“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荐举。朕令在内庭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后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从未信任。及礼部侍郎员缺需人，蔡珽又复将伊荐举，今岁各省乡试届期，朕以江西大省，须得大员以典试事，故用伊为正考官。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浅薄乖张，平日必有纪载。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则有日记二本，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又于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讪谤，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以赵晋正法为因江南之流传对句所致，以科场作弊之知县方名正法为冤抑，以清书庶常复考汉书为苛刻，以庶常散馆为畏途。以多选庶常为蔓草，为厄运，以殿试不完卷黜革之进士为非罪。热河偶然发水，则书淹死官员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又书雨中飞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书写。至其受人属托，代人营求之事，不可枚举。又有科场关节及科场作弊书信，皆甚属诡秘。今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为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为伊称屈者。今种种实迹见在，尚有何辞以为之解免乎？尔等汉官，读书稽古，历观前代以来，得天下未有如我朝之正者。况世祖圣祖，重熙累洽，八十余年，深仁厚泽。沦肌浃髓。天下亿万臣民，无不坐享升平之福。我皇考加恩臣下，一视同仁。及朕即位以来，推心置腹，满汉从无异视。盖以人之贤否不一，各处皆有善良，各处皆有奸慝，不可以一人而概众人，亦不可以一事而概众事。朕惟以至公至平之心处之，尔等当仰体朕心，各抒诚悃，交相勉励，殚竭公忠，无负平日立身立德之志。或有一二心术不端者，亦宜清夜自省，痛加悛改。朕今日之谕，盖欲正人心，维风俗，使普天率土，永享升平之福也。尔等承朕训旨，当晓然明白，勿存疑愧避忌之念，但能恪慎供职，屏去习染之私，朕必知之。朕惟以至诚待臣下，臣下有负朕恩者，往往自行败露。盖普天率土，皆受朝廷恩泽，咸当知君臣之大义，一心感戴。若稍萌异志，即为逆天之人，岂能逃于诛戮？报应昭彰，纤豪不爽，诸臣勉之戒之。查嗣庭读书之人，受朕格外擢用之恩。而伊逆天负恩，讥刺咒诅，大干法纪。著将查嗣庭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定拟。

甲戌谕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尔等多出自科甲之人，既诵法圣贤，读书明理，当知君臣之大义，须上下一体，情分相联，方克致升平之治，人人共受其泽。自唐宋以来，去古已远，习俗浇漓，人心诈伪。狂妄无忌惮之徒，往往腹诽朝政，甚至笔之于书，肆其诬谤，如汪景祺、查嗣庭，岂能逃于天遣乎？我国家恩养休息，海宇晏清，八十余年，万民乐业。即尔等父母妻子，孰不沐浴膏泽，安享其福耶？且士人立身行己，以礼义廉耻为重。乃至昏夜乞怜，上书投紥。满纸称功颂德之语，何廉耻荡然至于此极。又有将子弟姻戚门生故旧私书请托者，不知以素所亲爱之人为之请，若先有请托，彼心以为势力可恃，肆其狂妄，无所不为，及实在赃托照拂，实属无益而有损。盖彼无倚恃，尚知警惕自守，勉励供职。款发觉则受请托者不能为之庇护，是非所以爱之，而实以害之也。又尔等皆系各省州县之百姓，受制于有司者。如请托之风尽除，凡地方有司，皆有所畏惧，而廉洁爱民。则尔等之子孙宗族，咸受其庆，不亦善乎？如请托之风不绝，则地方官员各有倚赖，将肆其贪婪，则尔等之家产，不足饱贪官污吏之溪壑，尔等自为身家桑梓计，亦断应速改历代之陋习也。查嗣庭请托贿属之书札，不一而足。其日记所载，狂妄悖逆之语，与汪景祺相为表里。而其诽议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逆不道之言，不可胜举，实共工驩兜之流也。

○陆生楠之狱

以论前史而获罪者，自陆生楠之狱始。自兹以往，非惟时事不敢论议，即陈古经世之书，亦不敢读矣。此真历代文字狱所未前闻也。

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谕内阁据顺承郡王锡保奏在军前效力之陆生楠，细书《通鉴论》七十篇，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词更属狂悖，显系非议时政。参奏前来，陆生楠由广西举人部选江南吴县知县，朕览其履历奏折，前惟颂圣浮词，中间不过腐烂时文，无一语近于直言规正，亦无一事切于国计民生。而倨傲诞妄之气，溢于言词。知其人必非醇谨，及至引见之时，举动乖张。朕将伊折内之语诘问数条，陆生楠总默然不能对，但闻朕教训。转多愤懑之色。彼时将伊扣缺，令以主事试用。盖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办事学习，以冀悛改也。后伊改授工部主事，引见时，不惟毫无敬畏，且傲慢不恭。显然逆抗，形于词色。夫主事职列部曹，外任知县，历俸多年，或卓异行取，始得升补。而陆生楠以边方举人筮仕之初，即膺兹职，尚何负于伊，而伊竟敢怼及君父乎？伊系广西人，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故敢如此。是以将伊革职，发往军前与谢济世同时效力。一则令其观满州尊君亲上之心，如此其谨懔。一则令其观我朝兵营之制，如此其整严。一则令其观各蒙古部落熙皞醇朴之风，如此其诚实。庶冀伊等化去私邪，勉于自新之路。讵意陆生楠素怀逆心，毫无悔悟。怙恶之念愈深，奸慝之情益固。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肆无忌惮，议论横生，至于此极也。前锡保起行之时，朕谕以军前效力之汉官等，果能安静守法，自知罪过，则皆可贷其前愆，开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怨怼罔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陆生楠所著之书，悖逆之情，尽行败露。其论封建，云“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等语。古人之有封建，原非以其制为尽善，而特创此以驾驭天下也。洪荒之世，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圣人首出，则天下之众，莫不尊亲。而圣人即各因其世守封之，亦众建亲贤以参错其间。盖时势如此，虽欲统一之而不能也。夏禹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周武王孟津之役，来会者八百侯国。岂非夏后周王之所封建乎？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曰：“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孔子、孟子，深见春秋战国诸侯战争之流弊，其言已启一统之先几矣。至秦始皇统合六国，制天下以郡县，自汉以来，遂为定制。盖三代以前，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为功。秦汉之后，土地属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县为功。唐柳宗元谓公天下自秦始，宋苏轼谓封建者争之端，皆确有所见而云然也。且中国之郡县，亦犹各蒙古之有部落耳。历代以来，各蒙古自为雄长，亦互相战争。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统。历前明二百余年，我太祖高皇帝开基东土，遐迩率服，而各蒙古又复望风归顺。咸凛正朔，以迄于今。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至若贾谊、晁错，欲削弱诸侯，乃虑分封之失而欲一之，非以郡县为失而欲分之也。李泌因藩镇之兵连祸结，思以封建为自固之谋，岂尝谓三代之制必可复乎？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而陆生楠云：“以郡县之故，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试问今日之祸害何在？陆生楠能明指之乎？大凡叛逆之人，如吕留良、曾静、陆生楠之流，皆以宜复封建为言。盖此种悖乱之人，自知奸恶倾邪，不容于乡国，思欲效策士游说之风，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用，可去之他国。殊不知狂肆逆恶如陆生楠之流，实天下所不容也。又云“圣人之世，以同寅协工为治。后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尽涤，诈伪不能尽烛。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等语。同寅协工，固为治之要。至于知人任相，惟在人君之明哲。汉唐以来，有贤君图治于上，则必有良将助治于下，岂万世无一知人之主乎？且同寅协工之道，于封建何与？陆生楠肆意妄言，支离缪戾，至于如此。其言建储也，借引汉武帝戾太子事，发论云“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等语。书有教胄子之文，礼有文王世子之篇。仪义明备，教戒周详。凡以养成德性，欲其学于古训。深知民情物理之微，周知人间疾苦，稼穑艰难之故，岂可禁之不闻外事乎？至于父子天性，家国一理，惟有至诚至敬，可以为事亲之道，危机之说，岂人子所忍形于言存诸心者乎？设使江充掘蛊之时，太子能居易俟命。不诈出武库兵，发长乐卫，则决不至有湖城之难。是戾太子之祸，正由于晓危机也。又陆生楠云“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等语，其意借钩弋宫尧母门之事，以讥本朝之不早建储贰。夫建储之事，乃宗庙社稷之业所关，天下苍生万民之命所系也。倘不加慎重，而所立不得其人，其后不易之而不可，欲易之而不可，以至激为多故者，前代史册，历历可稽。孟子曰：“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又曰：“为天下得人难。”言主器之重，必得其人。足以承先启后者，然后可以付之也。我朝太祖高皇帝开创以来，未尝预建储位。而我太宗文皇帝继位丕承，恢宏大烈。世祖章皇帝绍业膺图，抚有中夏。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御宇绵长。凡我朝圣圣相承，皆未由先正青宫而后践天位。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锡亿兆臣民之洪庥。逮朕缵登大宝，重熙累洽之盛统。七年以来，中外乂安。是我朝国本至深至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昔宋孝宗时虞允文请早建储贰，孝宗曰：“恐储位既正，人性易骄，即自纵逸，不勤于学，寝有失德，所以未建者，庶几无后悔耳。”孝宗尚知立储之不易，况我圣哲高远之见，十倍于孝宗乎？如陆生楠借汉武之事以讥刺者，实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也。其论制也，则称唐之府兵云：“李泌为德宗历叙府兵兴废之由，府兵既废，祸乱遂生。至今为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等语。唐初府兵之制，本于北周苏绰之仪，其后变为彍骑，乃府兵废驰，不得不出于召募也。德宗之世，召募者多市人不可用，故欲复府兵之法，然其时亦竟不能复。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无事耕种之农，岂能娴于武备？有事征发之扰，岂能兼顾农桑？以此为制，不但弃其兵，并弃其民矣。古者六乡六遂之法，远不可稽。后世民以养兵，兵以卫民，彼此相资。唐宋以来，法制渐详，军农实称两便。安有惜养兵之费，而弃不教之民者乎？本朝设立八旗，京师重地，禁旅云屯，又有巡抚三营，以诘奸禁暴。外省分设驻防将军，以及提镇。内外相维，训谏甚备。无事则分处什伍，兵不扰民。有事则整旅出疆，兵以卫民。此万古之良法。今八十年来，太平无事。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孰非兵防卫守之力哉？民间虽有正供以佐军糈，然所出仅百分中之一耳，其得养兵之利也多矣。而陆生楠之为此说者，盖其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国无养兵之费，以摇动人听，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非以疑众者，王法之所不宥也。其论隋炀帝，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等语。隋文帝以勤学节俭为治，史称其仓库实而法令行。至隋炀帝以骄奢淫佚，自取败亡，非可诿之于天也。后之人主，不为炀帝之行，岂至有炀帝之祸？又何为而望天幸乎？陆生楠之意又何指也？其论人主，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人主身为天子，富有四海。自尧舜禹汤以来，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岂有位尊而即危祸者乎？至于生杀赏罚，人主皆奉天命天讨以行之。其生杀赏罚者，皆其人之自取耳。朕临御以来，日理万几，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己意生杀人赏罚人。而陆生楠为畏之怒之报之之说。试问在廷诸臣，朕自雍正以来，曾以藩邸旧人而擢用者何人？曾因当时宿怨而治罪者何人？且朕从前与外廷之人，毫无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怒，何所庸其报哉？且云蓄必深，发必毒，此陆生楠指阿其那等而言，抑陆生楠自蓄此心也？何其那等各案，内外臣工之所共知，无俟朕再为告谕。陆生楠亦身列仕籍，岂无见闻而为此论？其狂悖恶乱，不亦甚乎？又云：“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乃陆生楠自述其心也明矣。虽蓄怒而不敢显言，是以托于论列通鉴。以微泄其愤，又怨而欲报，欲报而不能，但以身为祸烈等语，肆为咒诅。其逆谋发露，公然形于纸笔矣。其论相臣，云“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等语。夫从来不废密奏者。原欲周知天下之利弊，无专令参揭相臣之理。况尊贤之道，最要在于去谗。敬大臣之道，在于官盛任使。君臣一德一心，乃为元首股肱之义。是以择相之道，惟在得人。若既得其人，而又使人密奏。且奏或不当，而犹多方掩饰。是窥伺挟诈，教人以谗慝而招人以排陷也。且臣相果属憸邪，便当露章宣奏，而群小故为排沮。或欲动摇大臣，或从门户起见，人主自宜分别是非，以定邪正，岂可调停和处于其间乎？又云“因言固可知人，斩听亦有失人。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等语。舜命禹曰：“无稽之言勿听，勿询之谋勿庸。”召公姡Ц嫖渫踉唬骸把砸缘澜印！彪抻谌搜员鼐鲋�以理，揆之以情，未尝拒人之言，亦未尝轻听人言，此内外臣工所共知者，陆生楠何为而有此讥议乎？又云“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等语。君臣之间，岂容丝毫权术乎？三载考绩，必以政事为据。若不以政迹，人亦何由而知耶？其论王安石，云“贤才尽屏，咨谋尽废，而己不以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等语。圣人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有何作用乎？宋神宗锐意求治，而安石任意更张，其失在于作用明矣。又云“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见；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闻也。人无圣学能文章，不安平庸，鲜不为安石者”等语。安石之误国，在于不引其君于当道。非谓知天知人，惟有端居深拱，静默无为。笃恭于无声无臭之表，而遂可使天下平也。故夫笃恭而天下平者，正由敬信劝威之道，而极言其效如此。非百务尽隳，上下暌绝而后可为治也。其文词议论，险怪背谬，无理之甚。又其论无为之治，云“虽有忧勤，不离身心。虽有国事，亦第存乎纳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付元之人。察言动，谨几微，防谗间，虑疏虞，忧盛危明，防微杜渐而已。至若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等语。从古圣帝明王之道，未有不以勤劳自励，而以逸乐无为为治者也。是以治天下莫大于用人理财二端。理财一事，自应付之臣下。至用人之权，不可旁落。今试以铨选之权付之大臣，大臣敢膺此任乎？无论稍存容私徇情之见者，固不可一日当此重任，即秉公持正之人，于同舍黜陟之际，不为怨府，即为祸源矣。至若懋昭令德，克勤小物，不泄迩，不忘远，古训昭然。汉宣帝综核名实，治理一新。光武务勤吏治。唐太宗书守令姓名于御屏，朝夕省览。古来贤主，未有不本于勤劳者，岂可以用人大节，为笾豆之事，置之不问也？又云“绛度教谏，异镈顺从，是以陷于朋比而不知。盖有圣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学，则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至力衰而志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语。夫嘉谋嘉猷，入告于尔后，乃朕日所望于大小臣工者。即位以来，时时谕令诸臣，以忠言谠论，面折廷诤。凡内外诸臣条陈政务，有当理而可行者，必令廷臣详议施行，并未尝拒谏诤而喜顺从也，至于人臣朋比，历代有之。有以阿谀谄附为朋比，亦有似倾险幸直为朋比，如汉之梁窦，唐之牛李，宋之绍述，明之门户是也。若唐虞之世，盈廷师济，一德一心，谓之朋比可乎？以上皆陆生楠论断通鉴中语，朕指出数条如此。陆生楠生当盛世，服习诗书，身叨乙榜，赴选朝官。非若曾静之僻处深山旷野，不知天高地厚，冥顽不灵之人也。且观其人，未尝不小有才。谓宜感恩戴德，勉恩报效，而乃怀不逞之邪心。于进身筮仕之时，肆无稽之横议；于政教修明之日，对越大廷，则暴戾恣睢之气，形于词色；远逐边塞，则猖狂怪诞之说，任意发舒。其意专以摇惑众心，扰乱政纪为务。朕实不知其怨望何自而生，愤懑何自而积。此真逆性由于夙成，狡恶因之纷起。诚不知天命而小畏，小人中之尤无忌惮者也。陆生楠罪大恶极，情无可逭。朕意欲将陆生楠于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拟具奏。

○曾静、吕留良之狱

曾、吕之狱，本朝诸文字狱中第一巨案也。世宗至将其始末自著一书，名曰《大义觉迷录》，颁之学官，使秀才人人同读，与卧碑圣谕、广训等同视。后至乾隆间，而《大义觉迷录》始为禁书。雍正间之颁之学官，世宗之深心也。乾隆间之列为禁书，又高宗之深心也。各从其时，要之皆专制国之雄主矣。今采《大义觉迷录》中上谕汇列之，共省览焉。事之缘起，皆仍原文，不加褒贬，读者当能得之于言外也。

先是湖南靖州人曾静，因考试劣等，家居愤郁，忽图叛逆。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以同谋举事。岳钟琪拘留刑讯，究问指使之人，张熙甘死不吐。岳钟琪置之密室，许以迎聘伊师，佯与设誓，张熙始将曾静供出。岳钟琪具奏，并其逆书奏闻。奉旨差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至湖南，会同巡抚王国栋拘捉曾静审讯。据曾静供称生长山僻，素无师友，因应试州城，得见吕留良评选时文内，有妄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语，遂被蛊惑，随遣张熙至浙江，吕留良家访求书籍。吕留良子吕毅中授以伊父所著诗文，内皆愤懑激烈之词。益加倾信，又往访吕留良之徒严鸿逵。与鸿逵之徒沈在宽等，往来投契，因致沈溺其说，妄生异心等语。随将曾静张熙提解来京，旋命浙江总督李卫，搜查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家藏书籍。所获日记等逆书，并案内人犯，一并拿解赴部。命内阁九卿等，先将曾静反复研讯，并发看吕留良日记等书。据曾静供称，前因轻信吕留良邪说，被其蛊惑，兼闻道路浮言，愈生疑罔，致犯弥天重罪。今蒙一一讯问，并发吕留良日记等书，极其狂悖。又知圣朝深恩厚泽，皇上大孝至仁，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等语。因俯首认罪，甘服上刑，内阁九卿等备录供词，进呈御览。

雍正七年四月乙丑，谕内阁九卿等：我朝肇造区夏，天锡人归，列圣相承，中外从乂，逮我圣祖仁皇帝继天立极，福庇兆民，文治武功，恩思德教，超教百王。普天率土，心悦诚服。虽深山穷谷，庸夫孺子，以及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尊亲。讵意逆贼吕留良者，悍戾凶顽，乱好乐祸，自附明代王府仪宾之孙，追思旧国，愤懑诋讥。夫仪宾之后裔，于亲属至为疏贱，何足比数。且生于明之末季，当流寇陷北京时，吕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后，伊亲被教泽，始获读书成立，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嗣经岁科屡试，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盗贼虚名，夸荣乡里。是吕留良于明毫之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乃于康熙六年，因考试劣等，愤弃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后以博学鸿词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逸荐，则剃发为僧。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有如是之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卖文鬻书，营求声利。而遂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凭虚撰造，公然骂诅。所著书文以及日记等类，或镌板流传，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经。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阅之余，不胜惶骇。盖其悖逆狂噬之词。凡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于目，不忍出之于口，不忍述之于纸笔者也。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其日记所载，称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致逆藩吴三桂，书亦曰清。曰往讲。若本朝于逆藩为邻敌者然，何其悖乱之甚乎？且吴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贼奴，人人得而诛之。吕留良于其称兵犯顺，则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于本朝疆宇之恢复，则怅然若失，转形于嗟叹。于忠臣殉难，则污以过失，且闻其死而快意。不顾纲常之倒置，惟以助虐迎冠为心；不顾生民之涂炭，惟以祸结兵连为幸。何吕留良处心积虑，残忍凶暴至此极也？又如伪永历朱由榔窃立于流寇之中，在云贵广西等处，其众自相攻劫，贻祸民生。后兵败逃窜缅甸。顺治十八年。定西将军爱星阿等，领兵追至缅城。先遣人传谕缅酋，令执送朱由榔。大军随至城下，缅人震惧，遂执朱由榔献军前。此伪永历之实迹。岂有被执时满汉官兵，转于伊马前皆跪之事。瞽说荒唐，诞谬极矣。总之逆贼吕留良，于本朝实有征应之事迹。则概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造作妖诬。快其私愤，又文集内云“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等语。夫明末之时，朝廷失政，贪虐公行，横征暴敛，民不卿生。至于流寇肆毒，疆场日蹙，每岁饷千百万，悉皆出于民力，乃斯民极穷之时也。我朝扫清寇气，与民休养，于是明代之穷民，咸有更生之庆。逮我圣祖仁皇帝爱育黎元，海内殷庶，黄童白叟，不见兵革，蠲租减赋之政，史不胜书，久道化成，休养生息，六十余年，民安物阜。即考羲皇以来，史册所纪，屈指而数，蒙上天之眷佑，可以比并我朝之盛者，不可多得，而乃云羲皇以来未有之穷乎？又日记所载怪风震雷，细星如慧，日光磨荡，皆毫无影响。妄捏怪诞之处甚多。总由其逆意中幸灾乐祸，但以捏造妄幻惑人观听为事，其失实不经，皆不顾也。夫灾异亦古所时有，上天垂象，原以儆戒人君，令其修省进德。若以捉影捕风之语，指为灾异，传诸后世，或谓从前太平盛世，尚有如此非常奇怪灾异，傥遇日月星辰水旱之变，必生轻忽，漫不经心。凡所以启后世人君之怠玩者，其罪可胜言乎？其他猖狂悖乱之词，令人痛心疾首者，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