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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儒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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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朝的等级社会中，士是贵族中的最低一等。他们依附于高级贵族，从事战斗、守卫以及一些文职工作，如观象授时，卜筮吉凶，记录史实，参赞礼仪等等。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定，从旧的社会组织中游离出一批有人身自由又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人，他们也被称为士。统治者要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需要士的帮助，士为谋生、进身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愿意为统治者效力。当时士阶层人数相当多，也非常活跃，他们的活动有力地影响了各诸侯国的盛衰以至整个历史进程。“儒，柔也。”（《说文解字·人部》）在士当中，除了武士、“鸡鸣狗盗之徒”①以外，星祝卜史、神仙方士等人都可称为儒或儒士。孔子就是一位掌握六艺②的儒士。
先秦的儒士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于古代文化有一种特殊的崇敬与信仰。他们认为包括六艺在内的古代文化是华夏的光荣祖先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所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人都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只有华夏古文化才能靠诉我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它们引导我们的先人从黑暗走向光明，从野蛮走向文明。华夏之为华夏，华夏与夷狄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不能掌握这种文化。夷狄如果学习并认同华夏文化就成为华夏，相反，华夏如果放弃自己的文化就成为夷狄。
因此儒家有强烈的复古倾向，以为远古圣人统治的时代是人类的黄金时代，是后世永久追求的目标。对于他们来说，今天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人们脱离了古道，未来之所以有希望，是因为有可能复古。
孔子认为古代的美好不仅在于那时的善人善政是今天所没有的，就是当时民众的缺点也比现在人的缺点可爱。譬如说古人的狂只是敢于放言，现在人的狂就是放荡；古人的矜持只是不能触犯，现在人的矜持则是蛮不讲理；古人的愚只是直率，现在的愚则是欺诈。
孔子对于古代文化的信仰是相当虔诚的。他说自己的学术态度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意思是对于古代圣哲所创建的文明大道，衷心喜欢，虔诚信仰，以宣传它们为天职，决不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虽然他并不是不提出新的见解，但是每一个新见解对于他来说，都是古已有之，只不过人们把它遗忘了，由他重新发掘出来而已。那么古代圣哲的文明大道究竟是什么呢？
华夏的远古时代有尧舜，他们都是伟大的圣人，孔子对他们的赞美是无以复加的。“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也。”（《泰伯》）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是遵循天道的人。老百姓不知如何称赞他。他的功绩是多么伟大，他的典章制度是多么辉煌！“无为而治，其舜也与！”（《卫灵公》）“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舜贵为天子但他从来不谋私利，他对天下是无为而治，让百姓自由生活。那么尧舜所开创的是一个什么时代？这是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所说的没有阶级、没有宗法制度的大同时代。尧舜之后，禹、汤、文、武、周公以来，是小康时代，这时有了私有财产，有了礼义和宗法制度，虽然不如大同，但是在夏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的时候，也是相当美好的。周公制礼作乐，借鉴了夏商二代的礼制，使周礼文彩丰富，美仑美奂。
孔子说，他的志向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史记·孔子世家》）。这是因为，大同时代已经过去，孔子对于尧舜之道只能是“祖述”，准备到将来有条件的一天，给人们去实行。当时唯一可行的是文武之道，应该以它为治平天下的宪章。所以孔子一再表示，他拥护周朝的制度，他要在鲁国再造一个东方的周朝。为周朝制礼作乐的周公是他敬仰与学习的楷模，他年轻时常常梦到周公，年老以后理想不能实现，不能常常梦见周公，这使孔子感到非常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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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史记·平原君列传》说平原君所养的士中就有这种人。
②六艺有两种解释：一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知识技能；二是指《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经典。
第二节 礼
华夏古文化包括许多方面，孔子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礼乐制度与礼乐观念。他在这两方面用功最勤，礼乐也是他思想体系中核心观念之一。礼乐文化以礼为主，以乐为辅，单提个礼字即可以代表礼乐。所谓礼指的是周礼。周礼是周族从父系家长制时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包含了周人的习惯法和道德律。随着周人进入奴隶制社会，周礼中原始的平等民主因素逐渐淡化，而等级制的内容不断强化，但有一点是始终一贯的，即血缘关系的纽带不断，家族组织与社会政治组织合一。武王灭商之后，周成为“天下共主”。为了统治广大的黄河和淮河流域，周公对周礼进行一番改革（史称“制礼作乐”）并普遍推广，使中国社会在殷周之际发生巨大变化。变化表现在哪里呢？著名学者王国维（公元1877—1927年）曾经指出：“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下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按照宗法制，周天子在群子中立嫡长子，作为群弟的首领和王位继承人，在家族中是大宗，在政权组织中即为天子。而他的群弟在家族中是小宗，在政权组织中则被封为公侯。公侯的嫡长子在他这一支中又成为大宗，继承公侯之位，他的群弟则是小宗，被分封为卿士。由于大小宗的不同，所以形成从天子到公侯到卿士的不同等级，产生从上到下的统治关系和从下到上的臣属关系。在古希腊、罗马，家族组织被打碎，建立了纯粹的地域国家。在中国则是把家族组织与国家政权组织合而为一，形成宗法等级制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由于存在血缘关系的纽带，上下左右的关系不光靠法律来调整、维系，尤其要靠道德来调整、维系。那个把法律、道德、礼仪、习惯等等集于一身的东西就是周礼。所以周礼不仅仅是周朝的礼仪，它代表西周以来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
孔子自幼学习周礼，在青年时代已成为著名的周礼专家。他把夏商周三代之礼进行比较，以为周礼最完备、最有文采。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在他看来，礼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民之所由生，礼为大。”（《礼记·哀公问》）没有礼就不能辨君臣上下长幼的地位，不能区别父子兄弟婚姻等的亲疏远近。
礼有两个重要原则，其一为尊尊，就是把人区别分为许多等级，并保持低贱者对尊贵者的尊崇，承认贵族的特权。尊尊首先是尊君。孔子主张“事君尽礼”（《八佾〔yi〕》），“事君，能致其身。”（《学而》）按礼的规定侍奉君主，能为君主献身。齐国陈恒杀君夺权，孔子主张派兵讨伐。其实齐君的腐败无能，孔子并非不知道，但他认为君主再坏，臣子也不能推翻或杀掉他，臣的义务就是服从君主。
礼的另一重要原则是亲亲，即对亲族的爱，它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过孔子强调的是子对父母的孝顺和弟对兄长的恭敬。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学而》），“事父母能竭其力。”（同上）根据亲亲原则，家族利益至上，亲人犯了国法应该隐瞒而不是检举。“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怎么能把隐瞒过错叫正直呢？因为它维护了家族的利益。
尊尊是等级制和君主制原则，亲亲是宗法制原则。为维护它们，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张。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名是指周礼规定了的人的身份地位，正名即是用一个人的名分所规定的义务去要求他，使他的言行与名分相符。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也就是以君臣父子之名，正君臣父子之实的意思。不过正名也主要是针对下面的僭越行为的，对君主的违礼往往含糊过去。鲁国大夫季氏在自己的庭院中用八佾①舞蹈，这是天子的规格，遭到孔子的批评，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鲁君娶同姓女为妻，严重地违反了周礼，而孔子却说他“知礼”（《述而》）。
所谓乐，不仅包括演奏、歌唱，还包括舞蹈，是古代周人的歌舞，我们可以从现在少数民族的歌舞中看到它的影子。那么乐的作用何在？《乐记》说：“礼辨异，乐统同。”又说：“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礼辨异是指区分亲疏尊卑的，表现在饮食服饰、车马宫室、动容周旋等各个方面都有差等。乐统同，则是通过歌舞宣泄情感，达到不分等级的和谐。从人的修养来说，礼是从外部对人的约束，乐则是从内心诱导出的对社会约束的衷心认同。用礼来治身，就有庄严恭敬的外貌与行为。用乐来治心，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情便油然而生。礼乐的配合，既保持人内心的平衡，也保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史传周公“制礼作乐”，就是说他为了统治广大国土，不但改造了礼，也改造了乐，使之更好地发挥辨异和统同的作用。这是周公的天才创造。孔子对乐也非常重视，他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诗、礼、乐的学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学习诗歌，可以启发人产生做君子的志向，学习礼则可以使人在家在国不失规矩，学习乐则可以教人在内心培养起和乐崇高的境界，最终成为真正的君子。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社会动荡不定，政变、民变、诸侯国内外的战争，史不绝书。一面是旧家族、旧政权的衰亡，一面是新家族、新政权的崛起。如何处理各方面的矛盾，选择和建设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中心课题。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对当时的政治和家族组织持否定态度，认为只有抛弃它们，回到原始状态，人才会得到安宁幸福。墨家和法家否定家族制度，但不否定等级和君主制。墨子主张兼爱，意在打破家族界限，同时主张“上同而不下比”，提高君主的尊严与权威。韩非子说：“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五蠹》）君父的矛盾不可调和，所以必须打击家族势力，加强以君主为首的国家的力量。只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继承西周传统，保持政权组织与家族组织相结合的关系。它既不像道家那样倒退到原始状态，也不像法家那样激进地建立地域国家，而采取了一种中庸的态度。在那个打破旧制度的时代，看起来它在许多方面显得落后，但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主张符合中国实际。西汉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的仍然是政权组织与家族组织的结合，君主制与宗法制的结合。虽然西周那样的分封制被取消，宗法制依然对统治阶级内部权力、财产的继承和分配起调节作用。而在下层，依宗法制组织起来的家族，担负着组织生产、社会保障和稳定秩序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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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舞蹈列队，一队八人称佾。八佾是八队64人，只有天子能用八佾之舞，诸侯以下递减，为六佾、四佾等等。
第三节 仁
孔子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仁①。这是他中年以后在推行礼乐的实践中反思的结果，是他研究当时社会的新变化、新思潮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社会动荡，民众在政治上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一些先进的政治家提出了“民本”思想，认为民为国本，君是为民而设置的，神也要依赖于民。孔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认识到民的问题实际是人的问题，要在政治上解决重民的问题，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树立爱人类、爱他人的观念，亦即仁的观念。仁爱的思想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但是孔子之前人们只是泛泛而谈。孔子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赋予仁以深刻的含义，不遗余力地加以鼓吹，使它成为越来越受重视的极其重要的社会政治和伦理观念。弟子问什么是仁？孔子答曰：“爱人。”（《颜渊》）爱人就是不仅仅爱自己的家族、亲属、尊长等等，还要爱这以外的别人。孔子提倡“安百姓”（《宪问》），主张“泛爱众”（《学而》），赞赏“博施济众”。百姓就不仅仅是一家一姓，它包括自己家族之外的许多家族。众就不仅仅是贵族，而是包括奴隶在内的大众。这就是说，孔子仁爱的对象大大超出了家族和等级的界限，是全人类。在他看来，人不仅是家族、等级的成员，还是人类的一员。人应该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给以同情与关心。孔子弟子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很清楚地表明，仁是一种人类之爱。
当然，孔子的仁还不是，也不可能是无差别的人类之爱。他主张亲亲，所以仁爱必定是有差等的。最爱的是直系亲属，然后是旁系亲属，然后才是九族以外的其他人。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爱的深度从亲到民再到物是在层层递减。因此儒家坚决反对墨家的兼爱，孟子认为墨家讲兼爱即是“无父”，即否认宗法，否认父权，而“无父”也就是“禽兽”（见《孟子·滕文公下》）。按照儒家思想，仁爱施于普通百姓身上的已经不是很浓了，但毕竟还是有，比起“刻薄寡恩”的法家是大不相同的。
仁的另一个涵意与人的自我修养有关。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时曾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所谓克己，即约束自己，复礼即践行周礼。复礼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这就是说，约束自己，视听言动一依周礼便是仁。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为仁”是一种“由己”的自觉行动，而不是“由人”的被迫行为。因此仁就是一种道德自觉。它不是出于对刑法的惩处或舆论的非难等外在力量的恐惧，而是出于人格的觉悟。当人认识到道德使人成为不同于禽兽的人，当人履行了道德便觉得心安，反之即感到负罪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仁人。如果说仁的第一层意思（爱人）是把别人当作人的话，仁的第二层意思（克己复礼）就是把自己当作人。因此仁就是人的自觉。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庸》）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正是指的这个意思。
从社会政治方面看，礼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它规定了社会的基本结构，这就是宗法等级制的或宗法君主制的社会组织，家族组织与政权组织相结合的社会组织。而仁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它作为重要的政治理念，成为这个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调节剂、粘合剂，对于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仁的观念，既然国家管理的不是牲畜而是必须予以关心爱护的人，那么就要用德政取代苛政。德政即仁在政治上的运用，它应该是怎样的呢？《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冉有的一次谈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见到卫国人民众多，孔子就赞叹道：“庶矣哉！”冉有问，人多了之后应该怎么办？孔子说：“富之。”又问，富了之后又该怎么办？孔子说：“教之。”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的德政首先是富民政治，就是实行一系列惠民的政策，如国家使用民力要有节制，不违农时，收取租税不可过重等等，从而让人民在经济上富裕起来；其次是教民政治，就是让老百姓接受道德观念、礼节仪式、军事技能等方面的教育，成为文明的民众。
他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治民方法，和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是“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为政》），也就是将百姓当牲口看待，只用行政命令和惩罚对待他们，这样做的结果老百姓虽然免受刑罚，但是却没有基本的道德意识（没有羞耻心），一旦失去外部控制，他们便会犯罪。另一种是“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在道德上将老百姓当作与贵族一样的人来看待，用道德教化他们，用礼来约束他们，结果是老百姓有道德意识，有自我约束能力，可以自觉地达到儒家德与礼的要求。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统治者实行德政，就会受到民众的爱戴，民众会像众星拱卫北极星一样地拱卫他们。后来孟子接续这个传统，提出了仁政思想，要求统治者克制自己的贪欲，让农民有自己的田产，能生活下去和生活得更好一些。
思想家总是站得高看得远，他们为整个制度和社会的长治久安着想，而帝王们则不是这样，他们往往贪图眼前的荣华富贵，不断增加赋税，残酷榨取民脂民膏，而总是导致官逼民反，政权倾覆。但无论如何，仁政德治的儒家思想限制了他们的贪心（通常是具有儒家思想的大臣们，引用孔孟古训同他们斗争的结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社会矛盾，尽可能地延长了社会稳定和繁荣的时间。另一方面，仁爱思想，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通过历代儒家学者的传播、施教，对于民众思想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培养了对上的顺从敬畏心理，当然易于受统治者支配；但同时也培养了尊老爱幼扶危济贫解难等人道主义的美德。
从伦理道德领域来说，礼与仁也都是十分重要的。在这里，礼代表外在的规范。仁代表内心的自觉。有了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人们的社会生活才能具有秩序，如果否认了这个准则，不承认它所规定的义务，人人各行其是，必然产生混乱。儒家强调一切依礼而行，即使动机是爱，也不能逾越礼的规定。如父母去世，丧礼规定三日不食水浆，届时可以勉强站起走路，如果爱心特别强烈，哀毁逾制，七日不食水浆，届时病倒，也属非礼行为。②《韩非子》有一则故事，鲁国执政季孙氏调动民众开掘长沟，孔子弟子子路做郈的县令，用自己的禄米做饭给民工吃。孔子听说立即派另一弟子去禁止，他对子路说：“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不亦诬乎！”（《外储说右上》）这件事未必属实，但这话却能反映孔子的思想：爱亦不可逾礼。另一方面，有了内心的道德自觉，才能使礼所规定的道德准则具有内在的力量，才能使道德准则与人的人格、生命联系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得到自觉的遵守。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都是说道德自觉是礼的内在生命，形式的东西如钟鼓玉帛，算不得礼乐，所以不仁的人是谈不上礼乐的。
孔子的礼和仁，既是社会政治概念，又是伦理道德概念，它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只有仁礼结合，才是孔子的理想：建立有等级但不过分对立，行仁爱但仍有差别的社会，形成从良心出发自觉行礼，以义务为准努力行仁的道德生活。仁是礼化的仁，礼是仁化的礼，因此兼爱不是孔子的仁，杀人殉葬③、苛政害民④也不合孔子的礼。孔子思想的实质或核心既不是单纯的仁，也不是单纯的礼，而是仁与礼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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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仁”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极重要的范畴，是孔子首先提出，并为后世所接受的。
②《礼记·檀弓上》载，曾子夸耀自己在双亲去世时，七天水浆不入口。子思认为这并不合礼。礼要求人们在亲丧时三天水浆不入口，都须以此为准，过头的和不及的都不对。
③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是说首先作俑的人以人形的物件去殉葬缺德，恐怕不会有后代。他反对以俑殉葬，当然更反对杀人殉葬了。
④《礼记·檀弓下》教孔子批评逼得百姓走投无路的苛政，说“苛政猛于虎也”。
第四节 中庸
仁与礼是孔子的原则，要把这些原则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加以实现，必须有正确的准则与方法。孔子认为这个准则与方法就是中庸。何谓中庸？所谓中有中正、中和①两层意思，所谓庸，即是用，即是常。②因此中庸也就是把中和与中正当作常道加以运用③。殷人重视中正，以中为治国之道。周人重视中和，以和为治国之道。周人灭商后，周公注意吸收殷人执中的政治经验，使中与和两大政治理念初步结合。孔子提出中庸，将中和进一步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价值理想，价值标准。
从中或中正这层意思说，中庸要求处理任何事情都必须牢牢地把握那个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的中正处。一次子贡问孔子如何评价另外两位弟子。孔子说，这两个人，一个过，一个不及。子贡问，过比不及好吧？孔子说，过与不及一样不好。（《先进》）因此中庸即是避免过与不及，做到“允执其中”。（《尧曰》）中是两极或两端之间的东西，避免了两端才有中，可是为避免两端，首先必须把握两端。孔子认为大舜是运用中庸的能手，关键在于他善于抓住两端。孔子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礼记·中庸》）两端是随处可见的，譬如治民有过严过宽；租赋有过重过轻；行礼有过隆过简等等。把握两端之后，经过量度便可以找到不严不宽、不重不轻、不隆不简的中点。上节所说，居丧期间三日不食，即是执两用中的好例。父母亡故，饭菜照吃，无所表示，这是不及，过于哀痛，七日不食，毁了身体，这是过头，在这二者之间，取三日不食，恰是无过无不及的中正处。
从和或中和这层意思说，中庸要求将两种或两种以上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原则、思想、策略、方案等，妥善地加以调和，使它们相互融通，相互补充，相互制约，达到亦彼亦此的中和状态。譬如仁与礼两条原则，如果按照中和的思想，不能单纯行礼而不顾仁，也不能单纯行仁而不顾礼，相反地应该是行礼时考虑到仁的制约，行仁时考虑到礼的制约，这样实行出来的即是仁礼的中和。实行仁礼中和，就是既行了礼，也行了仁，否则，这两条原则不可能得到贯彻。所以仁、礼与中庸实际上是一回事。日常生活中的不同思想、意见、看法，也要用中庸的办法，使它们相互补充制约，达到最满意的结合。切忌只要一端而取消另一端，譬如君主有一种意见，臣下原本有自己的看法，但不能坚持，完全一边倒地拥护君主意见。这是同而不是和，同表面上好，但实际上埋藏着祸根，在高位的人尤其是君主被一言堂的假相迷惑，把错误当作正确，结果是越陷越深，不可收拾。和则包括不同意见的争辩以及对君主的犯颜直谏，看起来不那么好，但它却能折中不同看法，取长补短，避免错误。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子路》）就是要人们为了事业讲和而不同，不要为了个人的面子尊严或献媚邀宠搞同而不和。
子路曾与孔子讨论什么是强的问题。孔子认为，真正的强是君子的道义之强，而不是强者的武力之强。道义归根结底在中庸，所以君子的强，强在中庸。他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礼记·中庸》）矫，形容强的样子。和而不流是坚持原则，不与错误意见合流，这是与和而不同相辅相成的一条原则。孔子认为，坚定不移地坚持非此非彼的中正与亦此亦彼的中和，亦即中庸，是君子的天职，是使道义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不过中庸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人们在行动的时候必须善于找到当时的中。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时中是在行动的节骨眼上由各种条件所形成的中庸。死搬教条，比照旧例，往往会造成过或不及，同或流；要把握当时的中庸必须把仁、礼的一般原则与当时条结合起来。所以真正的中庸一定是时中。孔子在自己的从政和教学过程中，总是依时中的要求办事。譬如他对“闻斯行诸？”（“听到一个道理，马上就去做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人而异的。他给子路的答复是，你有父兄，办事要先听听他们的意见，怎么可以闻斯行诸？给冉有的答复则是“闻斯行之”。为什么要这样呢？子路常冒失，要压压他的冒失劲，冉有常退缩，要把他的劲头鼓起来。他把原则和不同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之后，使之恰到好处，这就是时中。
中庸是不是折衷主义？折衷主义是中庸的歪曲，中庸本身不是折衷主义。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中庸是讲原则的，而折衷主义是不讲原则的。中庸的中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孔子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中是礼决定的，同时也是仁决定的。因此中庸的原则是仁与礼。折衷主义则是无原则，随风倒的，它什么也不坚持，一切都迁就。孔子最鄙视的就是搞折衷义的乡愿。乡愿似乎也懂得仁义礼乐，但在行动上决不坚持，反而与一切不正义不道德的东西同流合污。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所以中庸不但不是折衷主义，而且正是反对折衷主义的。以中庸为折衷主义，乃是一种历史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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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论语·尧曰》：“允执其中”，皇侃琉曰“中正之道也。”《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皇侃疏曰：“中，中和也。”
②《说文》：“庸，用也。”《尔雅释诂》：“庸，常也。”
③《中庸》：“君子中庸”。郑玄注：“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
第五节 君子
我们在本章的第一节中谈到孔子对于古代文化的敬畏与热爱，在他看来，只有华夏的古代文化才能使我们成为文明的华夏人。这就是说，人只有用人性的东西，具体地说就是仁义礼乐去进行教化，方才成为人。用《周易》的话来说，这便是“人文化成”。在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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