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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洛克菲勒回忆录-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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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孩子们—包括他自己的孩子—列入“不合格”的范畴。
内尔森的这部分计划表现出掌控权力的所有特征，遭到了大多数家族成员的激烈反对。这个问题在1977年6月一年一度的“侄子侄女合家聚会周末”期间达到了白热化程度—那时，家族里许多成员都返回到塔里敦的波坎蒂克，大家团聚在一起玩耍、休闲，并讨论一系列与家族相关的事情。
星期五的晚上，内尔森在他儿子罗德曼的屋子里与一些侄子侄女以及他们的配偶一起吃晚饭。自从科利尔和霍罗威茨的书在头一年出版以来，这是内尔森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孩子。内尔森首先明确表示了自己对那本书的厌恶，以及他对曾经与那两个作者合作过的侄子侄女们的不满观点。接着，他解释了他的家族办公室的计划，包括自己担任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的内容。侄子侄女们被激怒了。他们抨击内尔森试图用霸道的态度夺取家族办公室的控制权。内尔森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应。那是一个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紧张、不快的晚上。
第二天上午，4个兄弟聚集在娱乐房的棋牌室，侄子侄女们则聚集在外面游泳池旁，开始正式讨论内尔森的提议。由于家族办公室的管理从来都不是通过投票来决定的，因此内尔森觉得只要获得了他几个兄弟的认可，他的计划就能够生效。当我们被告知侄子侄女们投票后一致决定否决该计划时，他目瞪口呆。他们坚持让劳伦斯继续担任家族办公室的领袖，而计划的其他部分可以予以考虑。我从来没有见过内尔森如此雷霆大怒—他要求他的3个兄弟给予支持，立刻执行他的整个计划。
老实说，我倾向于让内尔森担任家族办公室的领袖，但并不赞同他所要求的绝对权威。我同时还非常同情他，因为他的感情的确受到了伤害，而且遭遇到大家的如此敌对。但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曾经大大伤害过我们的侄子侄女们。尽管他要求获得个人的支持，我觉得需要用一些外交手段来结束这种对抗。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扮演起调停人的角色，首先是跟内尔森协调，接着是我们的侄子侄女们。内尔森略微平静下来一些后，我便离开我的几个哥哥，走到游泳池旁边。我敦促他们不要一概否决内尔森的提议。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使得他们的立场最后有所松动，但松动的程度很小。他们继续坚持将内尔森的计划搁置起来。他们同意由他担任董事长，但不是首席执行官，而且只有在家族办公室按照更加民主的方式运作、他们的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认可时才实行。当我回到棋牌室后，我和约翰、劳伦斯劝说内尔森接受这个妥协方案。但他对家族的愤懑继续激化了几个月。
20年过去了，当我回忆起在波坎蒂克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时，我意识到家族的运转机制从那天开始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主持、倡议家族团结的内尔森—长期以来一直是家族中大家一致公认的领袖，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惨败。在不被认可后，他不得不从家族以及家族的一些主要机构中撤了出来。与此同时，而且出乎意料地，由于我在我们的侄子侄女与我们兄弟几个之间调停并帮助达成了妥协，结果我作为家族领袖的作用开始变得明显起来。
122。 波坎蒂克大决战
在我们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家族办公室问题争论不休的同时，我和我的哥哥们还面临着波坎蒂克—我们家族在韦斯特彻斯特县的地产—的艰难决定。这个问题再一次引发了约翰和内尔森之间的恶斗。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意识到，该地产不仅具有不菲的经济价值，而且还有丰富的历史和美学属性。我们开始探讨我们的各种可能—这个过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约翰和内尔森分别去世以后才算彻底解决。我们的早期考虑因为该地产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而变得更加困难。
波坎蒂克分为3个部分。首先是“基魁特”宅子以及紧邻的四周场地—我们称之为“公园”或者“历史区域”—共计大约250英亩。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和约翰、内尔森、劳伦斯平均拥有波坎蒂克的这部分地产。第二部分是“开阔区”，将近2 000英亩，由我们兄弟5人通过希尔斯地产公司拥有。还有我们各自拥有的地产：约翰的林木农场，内尔森的狩猎屋，我的哈得孙松屋，劳伦斯的5个地块，包括哈得孙河岸的石树厅。
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我们开始制定这些地产未来的分配计划，特别是开阔区的地产，但没有一个计划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因此，1972年，我们请著名的园林建筑师佐佐木秀夫处理10年来产生的值得讨论的所有担忧，并制定一个能够“最佳、最大程度利用”整个波坎蒂克地产的计划。
123。 内尔森的纪念碑
内尔森从来没有特别关心过“阑珊外面”我们共同拥有的地产情况。当开始计划地产的未来的时候，内尔森倾向于主要—如果不是惟一的话—考虑“基魁特”。他把这所宅子看成是家族的祖宅，是洛克菲勒王国的象征性中心。他认为关键的是自己能够作为祖父和父亲的接班人而成为“基魁特”的主人。内尔森的主人翁感极其强烈，他的客人中几乎谁也不知道他并不是“基魁特”的实际主人，而是与他的3个兄弟共同拥有。由于内尔森的敦促，它被指定为一个国家历史地标—那是1976年12月，福特总统在一次盛大的仪式上赋予的殊勋。
在这个问题上，约翰与内尔森的意见再次出现严重分歧。“基魁特”的历史保护—在他看来，那只是在创建一个“内尔森纪念碑”，却不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他主要考虑的是要确保该地产其他地方的开阔区能够最终用于公共目的。
这回，劳伦斯同意约翰的意见，但由于他对内尔森的忠诚，他很难阻止他哥哥的计划。劳伦斯最大的个人承诺是地产保持，而他反对将自己的个人经济资源用于波坎蒂克地产未来规划的其他领域。他尤其热中的想法是将开阔区建设成一个公园，成为他自己工作和父亲工作的一个遗产。我后来发现，至于“基魁特”，劳伦斯即便看到它被拆除也不会觉得遗憾。
我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必须努力保护开阔区，同时维护“基魁特”，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有足够的理由。
1974年，佐佐木提交的计划非常巧妙地平衡了我们几个不同的倾向性，提供了解决我们不同目的问题的框架。佐佐木告诉我们，地产的“最佳、最大程度利用”方法是保持波坎蒂克的“原貌”。他说，“基魁特”和公园区必须保持其历史、建筑和美学价值，而开阔区的大部分地区应当保持成“公园用途”，造福大众。计划的展示很巧妙，家族的反应非常肯定，甚至非常热烈。
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该地产将送给哪些私人企业？采用什么渠道融资？即便我们将大部分开阔区作为公园用地捐献给某个政府机构，成本也相当可观，尤其是如果挑选的机构要求捐资维护父亲原先的马车道以及田野和森林的话。维护“基魁特”的费用开支更大；事实上，仅仅历史区域所需要的捐资金额预计就高达3 500万美元。
虽然这些钱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出售开阔区的边缘土地来筹措，但大部分捐资将不得不出自我们自己的“口袋”。内尔森提议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弥补兄弟几个捐款的差额。约翰再一次坚决反对，声称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捐款本身就是“假公济私”。这一具体问题成了约翰与内尔森之间争斗的最后一个战场。
124。 不同寻常的一封信
侄子侄女们1977年6月在娱乐房的反叛事件过后不久，约翰给内尔森写了一封信，从他的56层西北角办公室亲手递交到内尔森的东北角办公室里。信中说道：“你一直都向我暗示说，你的一生要实现两件事。第一是当上美国总统，第二是成为家族的领袖，确保家族继承父亲和祖父传给我们的家族传统。显然，你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失败，而如果你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你就面临第二个目标也失败的危险。”
内尔森立刻回信，要求约翰“收回”那封信。当然，那是一封私人信件，其他人都没有见过。但内尔森却十分固执。他说，除非约翰立刻收回那封信，否则他将终止关于波坎蒂克问题的谈判，寻求在他自己那块地产上建设饭店和会议中心的计划。最后，约翰的确收回了那封信，谈判又恢复了。
我再一次发现自己处于约翰与内尔森对峙的中央。他们的观点都很占理，但他们都没有看到共同的利益。经过大量的讨价还价后，我们达成了妥协：内尔森同意将开阔区的大部分作为公园用地捐献，条件是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遗嘱里写明为历史区域捐资500万美元，且我们的2 000万美元捐资得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1 500万美元的捐献，这样波坎蒂克计划中历史维护部分的充足资金就有了保障。约翰认可这种协议，看来，永久性—并且友好地—解决问题的前景相当光明。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全解决。与内尔森争斗了多年之后，约翰认为在努力实现自己理想方面，他可以跟内尔森一样倔强、暴躁。在改变自己的遗嘱之前，约翰坚持要劳伦斯将石树厅—哈得孙河畔美丽的地产—划入公园内。虽然我们各自拥有的地产的任何部分将来如何分配问题，从来就没有纳入谈判内容，但约翰专横地认为石树厅必须包含在内，否则他就取消交易。
劳伦斯非常憎恨约翰单方面提出新条件重新开始谈判。他觉得忍无可忍，拒绝考虑该提议。约翰固执己见。但是，他越是跟劳伦斯大谈他的“责任”问题，劳伦斯越是火冒三丈。最后，约翰来找我，建议我和他一起找劳伦斯，提出我们自己买下石树厅，以便将它纳入计划修建的公园内。我满心不情愿地同意跟他一起去，但我们得到的反应正是我所担心的。劳伦斯暴跳如雷，拒绝讨论这件事，几乎是将我们推出了门。
经过这件事以后，约翰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劳伦斯不会退让。他同意修改自己的遗嘱—就像我们几个兄弟已经修改的那样，将500万美元用做“基魁特”的捐资。但是，他是个拘泥细节的人，一遍又一遍地修订遗嘱，不断提出细微的修改，提出细微的问题，让他的律师重新考虑。我们都认为，约翰的修订已经完成，波坎蒂克问题终于尘埃落地了。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出现了那悲伤意外的话，局面一定会是这样。
125。 约翰去世
我最后一次见到约翰，是在1978年的7月9日。他和布兰切特星期天来到哈得孙松屋，与我和佩吉一起吃午饭。我们在就餐平台上一棵大榆树的树荫下吃了一顿轻松的饭。佩吉跟约翰谈起了她对养纯种瑞士西门塔尔牛新近产生的兴趣。跟从事所有的事情一样，佩吉对农耕事宜已经变得热情满怀。午饭后，她说服约翰坐马车去看看她的一些宝贝家畜。我和布兰切特留在后面，讨论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有关事情。
约翰对自己看到的东西印象很深刻。第二天下午，在整天与自己的秘书研究自己的遗嘱之后，他在前往火车站赶火车返回纽约的路上，带着她一起去看了看那些家畜。开车的是他的秘书，因为他还没有从踝骨移植手术中完全恢复过来。
他们行驶在贝德福特路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开着一辆大众汽车—他刚刚与父母吵完架气愤地离开家—从对面方向驶来。道路拐弯的时候，他失去了控制，歪歪斜斜地撞倒一棵树，迎头直接撞上了约翰的车。约翰的秘书受了重伤；她后来的康复经过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阶段。那个年轻人在事故现场当场丧命。约翰也当即身亡。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我们之间恼人的争吵，而是我们小时候他对我的种种小恩小惠—他可能已经忘记了，但那些小事对我来说却意义重大。尽管约翰比我大将近10岁，但他是我所有哥哥当中最努力照顾我的。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十分亲密，但由于在我需要的时候他给予了我温存的支持，因此我请他在我的婚礼上当我的男傧相。
跟父亲一样，约翰的一生很不容易，但他留下来的是慈善事业领域里的巨大成就，而这种成就连洛克菲勒家的人都感到自豪。约翰跟我们所有人一样，也有他自己的缺陷，但他为人正派、诚实正直、心地善良，对世界充满关爱。他憎恨不公正的行为，慷慨大度地将自己的时间、才华和资源投入到最有希望产生真正的、持久变革的事业中。他为了降低惊人的世界人口增长率而开展的无畏的运动，他对艺术的慷慨支持，以及他为了将远东各族人民和各国与美国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作出的高瞻远瞩的努力，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我非常遗憾的是，约翰的成就从来没有得到全面充足的理解或认可。
126。 内尔森的报复
死亡并不能总是平息怨恨，也不能终止仇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约翰的死实际上重新点燃了这种情绪。内尔森听说约翰的遗嘱中没有包括500万美元用于波坎蒂克的内容，他失去了理智。当相关的条款念给我们听的时候，我看得出来，内尔森气得眼睛都圆了。至于约翰最终的确将500万美元的内容写进了遗嘱，这一点对内尔森来说并没有区别；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在上面签字。对内尔森而言，约翰欺骗了他，而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内尔森立刻召集他的律师们，重新立下遗嘱，将用于波坎蒂克捐资的500万美元内容删除，将自己在开阔区里他享有的份额留给哈皮，将自己在历史区里的份额具体指定给全国历史保护信托（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他规定，在他身故以后，他的遗嘱执行人没有修改这些内容的权力。
内尔森没有将这些修改告诉劳伦斯，也没有告诉我，直到将近6个月以后，也就是1978年12月。当时，他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通知我们说，如果我们希望继续按照原先谈判的那样实施波坎蒂克计划，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他死后从哈皮手里买下他在开阔区的份额。我义愤填膺，并明确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内尔森。看到我如此愤怒，内尔森稍作让步，说他的遗嘱不是最终的，并希望我们能够将事情挽回。但事情的结果并非如此。
当我问他为什么要作这些修改时，内尔森解释说，全国历史保护信托的负责人卡尔休梅尔辛向他保证，其信托机构通过国会行为，将成为出售远洋石油租赁而获取的数百万美元的受益人，将很容易开发并维护“基魁特”，用于历史保护和公共参观；因此，我们谁也不需要再掏出自己的钱来捐资了。
我不信任地摇摇头。内尔森太了解政治家的许诺了（他自己就做过这种许诺），应该知道事情会发生变化的—果不其然，拨放这些资金的立法没能在国会通过。尽管如此，在报复约翰并向人们表明自己拥有控制权的欲望的驱使下，内尔森没有在自己的遗嘱中修改这一内容，没有给自己的遗嘱执行人留有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置权。他的遗嘱自动地将他在历史区的权益转让给了该信托机构。内尔森的最后姿态给我以及劳伦斯—他比我好一些—在后来的15年里增添了数百万美元的开支和更多的烦恼。
127。 内尔森的最后几个月
由于内尔森接管家族办公室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企图被挫败了，他从家族事务中撤了出来，将自己的时间花在两家很花哨的企业上。
第一个是一家公司，生产他个人艺术收藏品的复制品，然后出售给公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很合适的，因为内尔森最大的癖好和休闲方式是艺术收集。内尔森得到了一种极其精确的生产艺术复制品的工艺，预计高质量复制品的市场相当大—尤其是如果与他的名字相关联。为此，他复制生产了自己最好的艺术收藏品，然后通过他在曼哈顿第57大街上租赁的一个店铺和妮梦玛珂丝商店出售。虽然公司很快就出现了些许利润，我们家族中的大多数人—除了我妻子佩吉—对这个创意都表示非常怀疑。
第二个项目野心更大。内尔森与世界银行前总裁乔治伍兹一起成立了沙特阿拉伯美国公司（Saudi Arabian…American Corporation； Sarabam）。伍兹和内尔森与几个著名的沙特阿拉伯商人合伙，计划利用沙特的石油收入和美国的管理经验来开展中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开发项目。他们希望说服沙特政府和几个阿拉伯生产商投入1亿美元的剩余资金，然后拿出利润的50％给合伙人作为管理酬金。虽然说将阿拉伯的石油收益引入到比银行定期存款和政府债券更加有建设性的用途中，这一点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指望阿拉伯各国政府会提供所有必须的资金，然后与内尔森和他的合伙人们平均分享利润，这种想法就太天真了。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很符合内尔森的性格，但当沙特人退出该计划时，我一点都不感到吃惊。
内尔森一直希望赚钱，而且他十分尊敬成功的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和佩吉产生了共鸣。佩吉在一个星期天吃午饭的时候告诉他，她已经将自己一头宝贝的瑞士西门塔尔牛卖了100万美元。听到这个消息，内尔森的表情立刻变了：他对佩吉刮目相看，对她的买卖的所有细节越来越感兴趣。令人十分诧异的是，那么多年来，佩吉与内尔森一直保持着尊敬而彬彬有礼的关系，而如今，佩吉成了内尔森在家族中与之相处最舒畅的人。
内尔森一生中的最后几个月，我感觉过得很不愉快。他对许多事情都抱着宿命论的看法，似乎已经失去生活下去的意志。他的心脏有问题，但他从来不告诉哈皮，而且拒绝看心脏专家。他只咨询里兰博士，而里兰只是每星期3次让他躺在桌子上摆弄他的后背和四肢。1979年1月中旬，我为大通的业务出差去中东。动身之前，我给内尔森打了个电话。我记得那时他比平时在我出门前表现得更加热情、关切，因为不管怎么说，出门远行对我们两人来说是一种家常便饭。我记得自己当时心里直嘀咕，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事实上，那的确成了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128。 内尔森去世
得到内尔森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阿曼苏丹王在马斯喀特的会见室里。我感到十分震惊，但我觉得与苏丹王卡布斯短暂会见是一种礼貌。他用最热烈的语句表达了自己的同情，甚至提出要用他自己的波音747把我送回纽约。我很感激他的提议，但我还是坐大通的飞机回了国。我们在怀特布莱恩斯机场着陆时，佩吉正在跑道上等候。她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围绕内尔森的死而出现的事情—所有这些后来都上了报纸。对于一位事业如此出色的人来说，这种结局太悲惨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不幸的插曲已经被人们淡忘，而内尔森的不凡成就得到了恰当的承认和理解。
从少年时期开始，内尔森仿佛就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种目标。虽然他十分敬仰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但政治—那是奥尔德里奇的职业—最让他着迷。而一旦走上了那条路，内尔森就将自己的目光更加坚定地瞄准了最高权力位置—美国总统。他明白，在家族内部的领导地位对自己的计划至关重要。从达特茅斯毕业后，他与母亲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与父亲在建设洛克菲勒中心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内尔森还是我们兄弟几个团结一心的组织驱动力量。
从担任罗斯福总统的美洲事务办公室协调官开始，内尔森便展示出非凡的素质：工作勤奋、智慧过人、个人凝聚力极强。他学会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甚至能保持自己的葡萄牙语能力。内尔森成了该地区在政治和安全需求方面的专家，赢得了许多拉丁美洲领导人的长期友谊和敬重。事实上，他在许多国家被看做是英雄。
战争以后，内尔森曾短暂地为杜鲁门总统工作，担任他的卫生教育福利部第一副部长，最后成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特别助理。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内尔森都证明自己是一位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是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创造性政策制定人。
但是，他在公共事业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在他担任4届纽约州州长期间作出的。他相信—我也相信—在创建一个更加人道、更加进步的社会方面，政府的作用最关键。虽然是个共和党人，但内尔森与有组织的工会和少数民族团体建立了密切、持久的关系。内尔森从来不会让传统阻挡他前进的道路，因此改变了纽约州政府的性质和职能：他改革了政府的结构，注入了变革和创新的精神。他的许多成就包括发展了州里的高等教育体制、大幅度增加了公园面积、彻底修改了税收体制。在内尔森的领导下，纽约成了进步型州政府的楷模。
内尔森希望将自己在纽约的成功转变为持久的国家权力。但在这方面，他失败了。他在共和党的日子从来都不轻松。他被认为在社会问题上，对于党内新兴的保守派来说太自由了。直到今天，“洛克菲勒型共和党人”对于坚定的右翼人士来说还是一种咒骂。另外，内尔森与托德的离婚、与哈皮的再婚使他在党内和民意方面都受到了挫折，而且他从来没能从中恢复过来。
内尔森是个创造性的坚强领导人，是美国20世纪期间最有成效的政治家和行政长官之一。他还是我们国家培养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国际政治家之一。他完全可以是个优秀的总统。
129。 佩吉
佩吉非常喜欢动手……………种花、开拖拉机，甚至为我们在缅因州的卧室做家具。她热中于新鲜事物，在家畜的人工授精、古陶瓷的鉴别等稀奇古怪、形形色色的领域也是专家。佩吉并不是个闹着玩的人；相反，她对自己从事的任何事情都极其认真。她从来不满足于坐在任何机构的董事会位置上，而是沉湎于创造性的想法，并永远乐于参与具体的实施。在她一生的最后20年里，占用她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的有两个机构：缅因州海岸遗产信托（Maine Coast Heritage Trust； MCHT）和美国农田信托（American Farmland Trust； AFT），她表现了对自己从事的任何事情的热情和专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缅因州驾船扬帆成了我们两人非常投入的消遣活动。我们每年暑期都会跟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在缅因州沿着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坐着36英尺长无引擎或无桅顶单桅木帆船穿梭于各个岛屿之间，度过了一个个快乐的日子。后来，我们“升级”到42英尺的欣克利西南船，但还是喜欢自己操纵船帆。
因为担心我们那可爱的航船场地的未来，佩吉与我们的航船伙伴、朋友托马斯卡伯特联手成立了MCHT，以帮助保护岛屿避免不当开发。主要由于托马斯和佩吉的领导，MCHT成了一股有效的土地保持力量，鼓励土地拥有人获得自己地产的保持权。这一创造性的法律工具使得MCHT能够保护115个私人拥有的岛屿和缅因州25 000多英亩风景壮丽的海岸。
20世纪70年代，佩吉对养肉用牛产生了兴趣，并用她那典型的热情和精力追求这一新嗜好。她调查了美国肉用牛行业，发现西门塔尔牛—那是一种新近引进的欧洲品种，身架大于人们比较熟悉的阿伯丁安格斯牛—正越来越受欢迎。佩吉相信，养西门塔尔牛比更加古老、更加成熟的其他品种成功的希望更大。虽然家畜生意并没有获取利润的保证—生产费用很高，需求不稳定，佩吉却决定干一场。
一开始，她在哈得孙松屋养了一小群无角牛（这也是一种时尚，其一部分原因是运送方便）。她第一次真正的成功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公牛，她给它起名叫“保持干净”，因为它的所有子孙后代—即便是有角母牛生的—也都没有角。（注：专业术语叫“杂合型”，也就是说无角公牛的无角基因占主导地位，能抑制有角母牛的基因。）佩吉的纯种牛立刻大受欢迎。她在石头谷仓—那是父亲于20世纪30年代在波坎蒂克修建的—举办的拍卖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买主。
佩吉很快将自己的经营从塔里敦扩展到了缅因州，并开始在纽约州的北部地区寻找土地。最后，她看中了哥伦比亚县的利文斯顿，也就是从波坎蒂克哈得孙河往北大约75英里的地方，并最终在那里购买了将近3 000英亩土地，其中大部分是草地，可供养几百头西门塔尔牛。后来，她把大部分土地进行了改造，用于玉米、大豆和麦子的商业化生产。
哥伦比亚县的美丽让我们陶醉了。这个区域沿着哈得孙河依偎在卡茨基尔山的西部和伯克郡东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们买下这块地后，发现这里曾经是我们洛克菲勒祖先的故居—当时他们于18世纪初从德国莱茵兰德移民到了这里。当佩吉越来越埋头于利文斯顿农场的事务时，她请建筑师爱德华拉蜡比巴恩斯为我们设计一个住宅—我们为它取名“四季风”。佩吉在去世前的那些年里，每星期都会在那里住上一两天。她去世以后，我保留了那个农场，虽然我每年只能去几次。
在越来越多地介入哥伦比亚县养牛和农耕事务后，佩吉加深了自己对现代农业中新经济形势的认识。由于成本的上升和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出现，良好管理和充足的经济资源已经成为不被淘汰出商务界的关键。与此同时，不可阻挡的城市区域的扩张刺激了一股在郊区开发的浪潮，结果不顾土地的质量如何，也不顾对子孙后代的后果，国家大量的最好农田被吞噬了。哥伦比亚县以及美国东北的其他地区曾经被小型家族农场所包围，但如今，许多农场主已经在压力面前退缩，将自己的土地高价卖给了开发商。大片的郊区住宅出现在了从前的农耕地区。
为了阻止这种潮流，1980年，佩吉帮助组建了AFT。AFT并不是要阻止所有开发项目，而是要规范这种杂乱无章的程序的秩序，同时领导保持农田的事业。在这里，一个关键的工具是地役保持权，允许土地所有人就他们自己不动产的未来使用方式设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制条件，比如要求局限于农业目的或维持其“永久荒野”状态。AFT还游说州政府拨出专款，设立永久性经济储备，以获取这些地役保持权，并因此为小农场主提供必要的流通性，以便他们继续留在农业领域。
虽然在农耕地区的开发压力在继续加剧，但AFT在保护全国各地易被侵占区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个州如今已经有了地役权购买计划，数百处场地已经设置了农业保持区域规划法令，或建立了土地信托及其他创造性计划，以确保农民能够继续从事农田耕作。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佩吉已经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兴趣，都很耗费时间，且相互没有什么关联。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两人也许会逐渐疏远—过着各自的日子，相互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们都见过朋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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