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评传-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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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九年）正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和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和硕贝勒以及阿巴泰、德格类、寨桑古、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等与恩格德尔共聚一堂，向天发誓，将待恩格德尔与诸贝勒一样。汗将视他如同亲子，并赐给他田庄、奴仆，任命他为总兵官，所受待遇是相当优厚的［29］。
由于蒙古各部经济生活困窘，努尔哈赤采取积极的招抚政策以及察哈尔林丹汗在统一蒙古各部中政策的错误等原因，投靠后金的蒙古部众越来越多，这就是宁远战前努尔哈赤对蒙古的外交活动所取得的积极结果。在这段时间里，努尔哈赤尽管招抚蒙古各部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以林丹汗为代表的抗金势力，对后金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后金如进攻宁远城仍然无法彻底解决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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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2载：“自数年以来，山东继粮渐不如初，毛将十余万众及老弱男女数十万糊口之资，皆取办于本国。”
［2］《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0载：“督府多率辽民仰哺于我，今过五载，所食公私米粮不知几十万石。”
［3］《满文老档·太祖》卷31载：“……给毛文龙，则释尔之元帅，若然，则与明人永远断绝。”
［4］《满文老档·太祖》卷36载：朝鲜使者说，后金若得了广宁“我方永和。”
［5］《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2载：癸亥（1623年）之夏，即差张晚为都元帅驻节平壤，又以李适为副元帅，悉发国中精锐以付之，两西军兵专属其营，俾进驻宁边，一听毛文龙指挥，以待协攻之期。”
［6］《满文老档、太祖》卷24。
［7］《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2。
［8］《满文老档·太祖》卷37。
［9］《金史·太祖本纪》卷2。
［10］《满文老档·太祖》卷31。
［11］《满文老档·太祖》卷42载：“……朝鲜之赵位宠率四十余城叛，则我金帝不受，是我二国有善邻之例也。”参见《金史·世宗本纪》卷7载：”高丽并表谢，不纳赵位宠。”事在金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
［12］《满文老档·太祖》卷31。
［13］《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3载：“韩润兄弟变姓投奴．老汗极其厚待，即以胡女嫁之云。”
［14］王在晋：《三朝辽亭实录》卷7载：“……而虏（系指蒙古）之无广宁则失衣食养命之源。”
［15］《满洲实录》卷8；农安塔即今吉林农安。
［16］《满洲实录》卷7。
［17］张鼐：《辽夷略》（叙言）。
［18］漫臾：《东江遗事》卷下。
［1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卷9。
［20］《满洲实录》卷7。
［21］《清太宗实录》卷1。
［22］《满洲实录》卷8。
［23］《武录》卷4。
［24］《武录》卷4。
［25］《满文老档·太祖》卷32。
［26］《满文老档·太祖》卷45。
［27］《满文老档·太祖》卷54。
［28］《满文老档·太祖》卷57。
［29］《满文老档·太祖》卷60载：给恩格德尔夫妇“女真庄二，汉人庄二，每庄各有七男。……应手役使的女真男女各五人，其下有伐木之男，运水之女各五对，共计男女四十对。”
明金相峙，你防我守
二、明金相峙，你防我守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正月二十四日，明朝巡抚王化贞舍弃广宁城，与经略熊廷弼相遇在闾阳驿后，共同率领士兵七、八万，难民几十万人，向山海关奔去，以致使关门四昼夜没能关闭。明逃军丢下的刀、枪、箭、戟等各种武器，堆积如山，其溃败之状相当狼狈。朝廷的大学士叶向高在奏文中说：辽人避难入关的先后多达两百万［1］。足见，明朝关外守军溃败的结果，使辽民的信心完全动摇了。
当明巡抚王化贞、经略熊廷弼向山海关奔逃的时候，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大兵还徘徊在距离广宁一百五十多里的沙岭一带，因为敌情不明，未敢于轻易进兵。正在进退不定时，明广宁游击孙得功主动前来迎接金兵。努尔哈赤在孙得功的引导下到达广宁城下，经过察看后，才放心进了广宁城，犒赏三军将士［2］。努尔哈赤在广宁休兵十夭，决定回师辽阳。因此，所谓广宁之战，实际上明与后金只经过西平堡、平洋桥东两次激战。广宁城不攻自陷，充分反映了明朝政治腐败，用人不当，造成“经抚不和”，导致如此的严重后果。
明廷得到广宁失守的消息后，京城再次震动，市民大为恐俱。皇帝亲临御门处理辽事。兵部尚书张鹤鸣为了掩盖他自己的过失，竭力为巡抚王化贞和他自己开脱，竟说什么：我兵若是过了辽河以东战败，那是主战者的罪过。现今是后金兵过了河西，夺地陷城，罪过难道不在主守的人，而在主战的人吗？这一番话的用意，是把广宁等地失守的责任全部都推到经臣熊廷弼的身上去了。朝廷的众臣明知道是张鹤鸣支持巡抚王化贞造成了广宁失守的败局，竟异口同声地附合张鹤鸣的胡说。有的主张惩治熊廷弼，以正典刑。有的害怕后金兵入关，提出在一片石、古北口等地屯驻重兵，加强防守。兵部尚书张鹤鸣感到罪责难逃，便乘机请求出关视师。皇帝是非不明，毫无主见，只好答应张鹤鸣的请求，给他加太子太保衔，赐予蟒玉、尚方剑，还给他配备了随行的将佐。升任王国梁为总兵官、何栋如加升太仆少卿，赞划军务。发币金三十万两，解送山海关以供使用。
在这人人退缩，个个胆怯的时刻，山东按察司佥事袁崇焕毛遂自荐地说：只要兵马足、钱粮足，我一个人可以挡关。袁崇焕临难挺身而出，取得了大臣的信任。皇帝当即下旨任阎鸣泰、袁崇焕为山海关监军。袁崇焕为人性情豪爽，不怕苦，不畏死，很有实干精神。因此，他得到任命后，既不求奉圣旨，也不告辞朝廷，竟自行直奔山海关而去［3］。
当时的辽河以西，除了从广宁到西宁堡（今辽宁省盘山县东南“西丰古城子”）一线，后金设了哨卒以外，大部分的地区后金还没有力量占领。十三山、大凌河、小凌河等各屯的居民，都不肯归顺后金。义州东南的戚家堡，锦州南的双山堡、十官儿屯等地少的有数千人，多的有数万人，合计起来不下十余万军民占山抗金，等待明军的救援。广宁失守以后已经半个月了，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前所）只有后金数十名骑兵巡视，前屯卫（今辽宁省绥中县前卫）也只有三百多名八旗兵，城中明军的房屋还都完好无损，大炮还放在原地没动。中后（今辽宁省绥中县县城）、中右（今辽宁省兴城县西南沙后所）、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县城）、中左（今辽宁省锦西县东北“塔山”）等处，明军退走后，成了无人占有的中间地带［4］。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回兵辽阳以后，命令都堂兼固山额真阿敦、额驸李永芳和阿布图等，在沿边各城堡任命官员，设置边台和哨所［5］。为了都城的安全，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以前住在辽阳的东城，命令李永芳驻守旧辽阳城。边防的守军分作三路，一路驻守在镇江，防备朝鲜王国进兵。一路驻守在辽南四卫，防备明朝登莱水师。一路驻守在广宁沿边，防备西部蒙古侵犯［6］。从广宁到西宁一线，每二十里设立一个哨所，每个哨所设置大炮四门，所内安排女真兵一个，间置汉军兵卒四人，夜间轮番巡查，警戒搜索［7］。除了哨卒以外，还放有游动哨，这种哨卒可以远到松山、杏山一带进行巡逻。
明军退出广宁地区以后，在右屯卫抛下的粮食有五十多万石。时值辽地年荒，人们都视粮如命。努尔哈赤对此当然十分重视。他除了派兵各处搜集粮食以外，在右屯卫派遣重兵层层防守。先从广宁城推来战车三、四百辆，守卫右屯卫的城门，内驻一名主将，四名游击，统率三千八旗兵。城外有八旗兵中的女真、汉军轻骑两万多人，战车五千多辆，环城防守。同时，由八旗共派出八万多人，出动大轱辘牛车三千三百六十多辆，陆续将右屯卫粮食运往三岔河、牛庄、海州、辽阳等地，前后搬运十个月之久［8］。
当努尔哈赤积极搬运粮食，全力解决国内人民缺粮的困难时候，只有蒙古各部的骑兵不断出来抢些粮食，明军竟然没有出动一兵一卒进行一次象样子的骚扰，致使努尔哈赤得以安然运走右屯卫粮食。
明军为什么不阻止和破坏努尔哈赤的运粮呢？这是因为明朝的兵部尚书张鹤鸣在二月十三日到达山海关后，命令锦衣卫逮捕了王化贞，送入北京。革了熊廷弼经略的职务，命令他回到原籍去，听候处理［9］。这样，辽地的守军失去了指挥的能力，这是原因之一。
明廷命令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王在晋到关以后，认为过去清河、抚顺的失败在于守将轻敌，三路丧师在于统兵将帅轻进，广宁失守在于边将轻易出战。曾说：初坏（即抚顺、清河失守）辽东已经成了“危局”，再坏（即开原、铁岭失守）辽东已经成了“败局”，三坏（失掉沈阳、辽阳）辽地成了“残局”，四坏（失了广宁），全局都捐弃没了，没有局面可布置了［10］。同时，他又错误地认为，辽地人民畏惧强敌，生来都习惯于散漫，不能吃苦耐劳。辽人若是当兵，不是跑，就是投降等［11］。基于这种认识，尽管山海关内外还有主客官兵六万九千四百多名，新招集的辽兵也有五千六百多人，觉华岛（今辽宁省兴城县南菊花岛）游击金冠还有水兵一千二百七十多名，祖大寿统率的辽兵有八百七十多名。王在晋仍然认为不能动，决定全年修理兵器、制造战具，等元气恢复了，兵力集中，粮食充足，明年可以找机会袭击广宁。在王在晋的这种思想指导下，明关东边塞拥兵七万多人，竟没有派出一队兵卒到右屯卫去主动破坏努尔哈赤的运粮行动，这是原因之二。
王在晋用兵的原则是，没有恢复全辽的力量，不可去恢复广宁，没有具备消灭努尔哈赤八旗兵的力量，不可以去恢复全辽。因此，当前只有守住山海关，不可前进一步［12］。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五月，后金已经进入辽沈一年多了，诸事都已经有了头绪，王在晋还象做梦似地议论说：辽阳不过是努尔哈赤的新居，是个“浮寓”（即临时住所）而已。东有毛文龙牵制其尾，西有蒙古各部控制其头，努尔哈赤必然龟缩起来，以求得自己存身罢了。我军可以乘此机会，进行整顿，并认为明军出山海关三百里既没有谷物可吃，又没有田地可耕。后金军前进没有粮饷，后退没有米食，必然会抛弃广宁，只有明金双方据辽河而守，因此，王在晋在前屯、宁远一带既不派兵驻守，也不命令军士去收取遗失的器械，而是乞求蒙古各部挖掘辽人逃跑时丢弃在各个村屯的窖藏，运到山海关前，再用布匹与蒙古各部交换［13］。宁远城中的卷案、册籍、铜斤、大炮都没有动，而王在晋既不敢派兵驻守，也不敢前去搬运，都是蒙古各部运送到关前，甚至连樵采、烧造砖瓦等杂役，也依赖蒙古各部［14］。王在晋死守关城、坐待时机，是明不派兵骚扰努尔哈赤运粮行动的原因之三。
王在晋守辽三个月以后，感到坐在关上也不放心，长城不一定可靠，于是他又请求在八里铺（今秦皇岛市东北“八里堡”）再筑一个城，宣称建这个城有十二便［15］。就这样，王在晋守辽近八个月，费金多达百万，恢复失地仅有八里，被当时的人当作笑柄，朝廷大臣有时议起这件事来，无不“哄然”［16］，这是王在晋不派兵扰害努尔哈赤运粮行动的原因之四。
然而，王在晋也并不是一件好事也没做，他的功绩在于使用了旧臣王象乾，联合蒙古各部，牵制了后金，使努尔哈赤没有能够得到西部蒙古的帮助，不敢轻易的举兵西进。但从王在晋守辽的全局来说，尽管皇帝认为他是“熟谙韬钤”的人物，实际上他拙于战守是一目了然的。时间过了不久，明廷的阁臣孙承宗巡边，到了中前所，观察了山川形势，认为宁远、觉华岛是天护重关，不能不守，他力劝王在晋发兵驻守宁远、前屯等地。王在晋执意不肯，孙承宗与王在晋谈了七昼夜，说得口千舌燥，王在晋仍无动于衷，龟缩不前。孙阁部毫无办法，只好把王在晋守边的情况向皇上报告。皇帝听了大吃一惊，便借王在晋生病之机，下旨召还。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七月，王在晋接到圣旨以后，竟说：臣见了圣旨，望西遥拜，喜出望外。自从有了辽事以来，守边的大将死的作了沙场的鬼，活着的逮捕成了“缧绁”之囚，我幸而安全得归啊！［17］。
王在晋守辽期间，正是努尔哈赤在西边忙于运粮，东边镇压暴乱，顾此失彼的时候，明廷竟任命王在晋这样经略，退守山海关，毫无东进、恢复失地之心，这对努尔哈赤来说，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帮助。正是在这期间，使后金能够把右屯卫的存粮基本运完，又从容地发兵镇压了镇江人民的反抗，攻占了锦义地区的戚家堡、十官儿屯、十三山等地占山反抗的辽民据点。
为了探清明军的虚实，求得内部整顿奏效，努尔哈赤曾经委托西部蒙古的根根儿向经略王在晋表示愿意与明廷讲和。王在晋听了以后，回答说：后金对于朝廷不是讲和的问题，应当是乞降。投降以后，将辽东各城归还朝廷，上地、人民、叛臣都要交清，否则，惟有进剿一途［18］。王在晋的口气虽然很硬，但却无意东进，努尔哈赤也无力西扰，双方弄成了各自为守的局面。
从天启二年八月，到夭启五年十一月，由于边防重臣一再更易，皇帝恢复辽东的旨意毫无进展，加上明廷阉党当权，竟以宰臣驻守边关，命令阁臣孙承宗出关，镇守辽边［19］，这是破例的做法。
阁臣孙承宗守辽的功绩在于造成了与后金较长时期对峙的局面，奠定了宁远之战的胜利基础。孙承宗到了辽边以后，首先定出军制，明确各官的职守。他任命马世龙作为守辽的主将佩平辽将军的大印，特赐给尚方剑，王世钦、尤世禄作马世龙的副手，又任命马世龙为总兵官，派祖大寿驻守觉华岛，副将赵率教驻守前屯卫，卫前筑堡数十个。监军袁崇焕，鹿善继、茅元仪等积极向阁臣请求驻守宁远城。孙承宗从长远考虑，决意修复宁远城，与部下同僚等议定以后，命令祖大寿率部先去兴工修筑。祖大寿最初认为，朝廷没有足够的力量远守，虽然孙承宗令他将宁远城加固修筑，但他只修筑了十分之一。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九月，孙承宗欲图大举收复失地，为此对宁远、觉华岛的战略地位很重视。他认为山海关以东的前屯卫、宁远城，可以屯聚重兵，积储粮草，尤其是宁远城，应当先以骁勇的大将统率水师驻扎。若是敌兵攻击宁远城，水师可以绕其背后进行攻击，宁远守军攻击敌人之首，汤泉、珑山、首山等宁远周围重要地方埋设伏兵，袭击敌人侧翼。如果敌人进攻关城，那么宁远居其后。前有坚城，后有劲兵，宁远、关城都可以守，阻敌人于二百里之外。这是宁远城的最初攻守布局［20］。
阁臣孙承宗为了守关，力图恢复失地，曾立志要有一番作为，对于辽河东西的战守问题做过较详细的分析，从据守、款和、恢复三个方面提出问题。他说，以“守”来说：关城所聚集的都是秦、晋、川、湖、齐、梁、燕、赵的兵，客兵为主。他们除了顾及吃粮以外，要使他们捐弃祖宗坟墓、妻室、子女，约边疆效死是很难的，况且粮草不济，就是粮草齐备，国家也难以长期坐养十万边兵，速战不能，久守坐困，师老财匮，必然发生兵变。以“款”来说，如果撤宁远，坐守关城，关外二百里之内，蒙古八部三十六家，部众二十多万，安插不易，不安插也必然发生变故，所以非据守宁前各地不可。以“恢复”来说，守住宁远，可以阻敌人于宁前以外，否则，后金占了宁远，关城更不易守了，恢复失地也难以做到。
在对待辽民的问题上，阁臣孙承宗的看法与王在晋相反，他认为议兵必须先考虑土著居民，主张安插辽人，在两卫（宁远、前屯）、三所、二十七堡中，屯田守边。这屯田守边叫做“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经过孙阁臣的苦心经营，使宁前、锦义的战守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山海关上的守战器械从关城移入前屯、宁远。袁崇焕率领三位参将经营宁远城，与祖大寿等共同制定规划，决定命令诸将分段修筑，期限一年完成。由名将满桂（蒙古族）协助施工。宁远城修竣以后，袁崇焕就职守城，他誓与此城共存亡。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夭命十年）夏天，袁崇焕分派将士向锦州以东各地驻守。这样，据守宁远城的规模初步确定下来了［21］。这时，孙承宗率领众将已经恢复了中前所、前屯卫、中后所、中右所、守堡四十七座，即宁远、前屯、锦州、右屯等四百多里，招募辽兵三万，由马世龙等三位大将更番训练。辽兵分为十二营，每个营各有主将，步佐、骑佐、轻车。此外还有水师五营，都由马世龙统率。共训练出弓弩手五万名，火铳手六百名。打造兵船一千五百艘，兵车六万，马、牛、器械、盔甲、火器，总计资金达百余万。另外，安插辽民三十万，官兵屯田五千余顷。部将统兵守城护堡，人民安心耕田，逃入关内的辽民纷纷返回故土，先后出关的多达十余万。从山海关到宁前各卫，车骑于途，城堡辐辏，颇有太平景象。军饷也大为节省，官军屯田得银两十五万，盐利银三万四千多两，军卒采集青草，节省马草、马料十八万两。孙承宗安插辽人用辽人之策，大得民心，成为努尔哈赤争取辽民的一大障碍，同时，宁远城、前屯卫一带日渐殷富，为宁远之战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具备这些条件后，阁臣孙承宗准备实现皇上的“宁远、广宁及河东土宇，渐图恢复”［22］的训示。承宗上疏后，皇上立即命令有关部门，供应阁臣提出的二十四万的兴师军饷。但朝中魏忠贤等阉党操持权柄，故意使兵、工二部文移往来，拖延时间，致使饷费久久不能到关，结果，承宗的兴师计划［23］，没能得到实现。
孙承宗身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守边请饷，皇上又有批复，魏忠贤怎么敢软磨硬抗，不拨饷到关，迟误军机呢？当时，皇帝昏聩，宠信阉党首领魏忠贤。魏忠贤为人忌贤妒能，趋炎附势。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初，魏忠贤见孙承宗守边三年，功高望众，便想拉拢他，但孙承宗见他不正派，不愿意与他交结，因此魏忠贤记恨在心。天启五年的下半年，孙承宗因为收复失地计划不能实现，想借西巡蓟辽，路过北京的机会，面见皇上，陈述边情。他原计划在十一月十四日人京，兼贺万寿节。这事被阉党魏广徵知道了，他急速把消息转告了魏忠贤。魏忠贤听了大为惶恐，经过密谋后，诬蔑孙承宗“左袒东林”［24］，拥重兵过京师，欲“清君侧”［25］，指使御史李藩、崔呈秀等弹劾孙承宗此行是“挟兵震主”。魏忠贤亲自到皇上面前陷害孙承宗，皇帝不辨真假、听信诬告，慌忙下旨给孙承宗说：守边远离信守戍地，非祖宗之制，违犯者法不宽宥，并命令兵部发飞骑三次，阻止他人京。这时，孙承宗已经到了通州，闻命即刻败兴而归。他回到关上以后，左思右想，无计可施，只好屡屡上疏，请求罢职回家。这不能不说是由于皇帝昏聩，使老臣不能效命疆场，误了边疆大事［26］。
孙承宗严守辽边近四年间，厚积储，时刻备战，却没有能够得到进展，为努尔哈赤提供了喘息的机会。那么，努尔哈赤为什么三年多时间没有再向辽西推进呢？一是明廷阁臣亲自守边，对此不能不慎重对待。二是天启三年以后，后金城乡汉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饥荒严重，“盗贼”兴起。后金大规模地屠杀汉民，编立农奴制庄园，民族关系十分紧张，阶级斗争也很复杂，社会动荡不安，进军辽西不能不有后顾之忧。这种形势，明朝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得很清楚。他们认为，后金的兵力有限，全部人马西向不可能，若不全部发兵，便办不成大事。若进兵辽西，内部不够安定，顾虑颇多。后金得了辽东，巩固内部，耕田播种，不得不用辽人，又不能不防辽人。蒙古游弋于西，需要时时设防。朝鲜王国威胁于东。西南临三岔河，南临沧海，有可能随时受到明军的袭击。北界又有蒙古，若是西进怎么能轻易得到千里土地呢？即使一切顺利，后金兵久战之后，也还要稍稍休息［27］，这个分析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事实上，努尔哈赤自从占了辽沈，进军广宁以后，被国内的事弄得焦头烂额，不要说内部汉民叛变，只东江明将毛文龙的骚扰，就弄得后金民不得安居，兵不得久住。天启三年刘爱塔等南四卫的守官相继叛变归明，明将张盘活动于金州、旅顺一带。在这期间，由于毛文龙及其部下向后金腹地进攻，努尔哈赤花了不少精力，派遣使臣送书给毛文龙，要求双方讲和。这些事使努尔哈赤无暇于对西方用兵，所以有所谓“鸷伏三年”不肯动兵的事。三是辽东旧督臣王象乾，善于抚慰蒙古各部，孙承宗又执行用辽人之议，安插辽民，改变了民心所向，这都不利于努尔哈赤举兵西进［28］。况且，努尔哈赤的用兵，一向是见机而行，见势不利，岂能贸然进兵。到了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底，阁臣孙承宗罢官已去，努尔哈赤对内已经编庄完毕，基本上将辽民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了。尽管国内仍然危机四伏，生产停滞，但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安定时期，而恰在这个时候，辽西的军事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后金的变化，因此，宁远之战的爆发便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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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
［2］《明熹宗实录》卷14。
［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
［4］《明熹宗实录》卷12。
［5］《满文老档·太祖》卷21。
［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9。
［7］《满文老档·太祖》卷34。
［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载：“辽抚阎鸣泰报，据驻割前屯卫副总兵赵率教塘报，奴酋差八个王子，带领步夷八万，于十月内，每王子分米一百三十囤，俱搬运牛庄、海州”，《满文老档·太祖》卷38。
［9］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0。
［10］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
［1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3，茅元仪：《辽事砭吃》卷1。
［1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1。
［13］［14］王在晋：《三朝辽事买录》卷9，卷8。
［15］王在晋：《三朝过事实录》卷9。
［16］茅元仪：《辽事砭呓》卷6，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0。
［1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0，《高阳太傅孙文正公年谱》卷1。
［18］茅元仪：《辽事砭吃》卷3。
［1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5。
［2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113，《孙文正公年谱》卷3。
［2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113；《明史》卷259；《孙文正公年谱》卷3。
［22］茅元仪：《辽事砭吃》卷6，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0，谈迁：《国榷》卷86；《明史》卷259；《孙文正公年谱》卷3。
［23］《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ll3。
［24］东林，即东林党，起于明万历间，无锡顾宪成和高攀龙修东林书院，批评当时的政治，名声很盛，和当时巨奸魏忠贤对抗，叫做东林党。
［25］“清君侧”，是清除君主身边的坏人．语本于《公羊传·定公十三年》“此逐君侧之恶人”。李商隐《有感》诗，《新唐书·仇士良传》，皆有载，参见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页958。
［26］《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113，《建州私志》卷下，参见《清初史料四种》。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4载：孙承宗过京师，“魏忠贤与群小畏忌之，诬左袒东林，五年（公元1625年）勒致仕归。”
［27］《明熹宗实录》卷39。
［28］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0载：“巡抚袁崇焕上言，捐弃两河，未有胜着，惟旧督臣王象乾，经臣王在晋抚存西虏，奴穷于无所入，旧枢辅孙承宗决出关、用辽人之议，奴穷于无所遵，故静伏者三年。”
宁远受挫，负伤撤围
三、宁远受挫，负伤撤围

枢臣孙承宗乘努尔哈赤自顾不暇的机会，镇守辽边，严防紧守，安定辽边三年多。罢职以前，发生了柳河（在今辽宁省新民县境，源出敖汉旗，经彰武县入边）事件，使阉党有了可乘的机会，迫使孙承宗退职回籍。使高第出镇辽边，这就揭开了宁远之战的序幕。
柳河事件发生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九月，当时，努尔哈赤派遣大批的汉人到三岔河以南的盐场去煮盐，人们难于忍受其苦，许多人寻找机会设法逃走了。努尔哈赤下令严加看管，盐工们生活更加艰苦。同年五月，有个名叫刘伯澋暮喝耍�带领几个逃民，来找马世龙求救。他说，后金四王子（即皇太极）驻在耀州城，统兵不满三百人，只要大军一过柳河，辽民即刻暴动响应，杀死四王子，歼灭后金兵卒，可以立个奇功。马世龙初想，阁臣孙承宗在离开关时有令，不许轻举妄动，所以没有进兵的意思。后来，哨将鲁之甲请求乘巡河的机会前去探看，马世龙也有贪功的念头，于是便兵分两路：一路由左辅率领向柳河上游进发；一路由右屯卫前锋副将鲁之甲、锦州驻防前锋营参将李承先，水兵营游击金冠、姚与贤等，率领向柳河下游进发。以鲁之甲为前锋营，于九月二十一日，从右屯卫起程，会同李承先等人于二十二日率领舟船约会子二家沟，渡柳河，二十七日攻击耀州城，并寻找解救盐场汉民之机。然而，明官将之间互不协作。金冠的水营故意违背约期不到会师地点，鲁之甲统兵等候到二十五日，只有水师将领金启徐督率六、七个小舟到达，鲁之甲只好用小舟，每次渡七、八个人过河。先期过河的有千总马吉、周守祯等官兵二百五十名，张文举、郝自演等统兵四百五十多名，另有归乡的难民二百三十名过河，鲁、李也率领八百名枪炮手过河，结营于河东岸洲子鼎，想搭结苇桥。因为没有大船，待渡兵卒，喧嚣不已。
这时，耀州城守是后金的将领屯布鲁、阿尔岱、茂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