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评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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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共同商定出师日期。初定各镇、道官员于二月十一日到达辽阳演武场集中，酌定分兵、马为四路。左手北路，即开原路。从靖安堡出边，以原任总兵官马林（宣府人）为主将，以开原管副总兵事务的游击麻岩（大同人）为副将。管铁岭游击事务的都司郑国良，管海州参将事务的游击丁碧，原任佐击葛世凤，管新兵右营原任游击赵启祯，管新兵中营原任参将李应选，原任守备江万春等随征，统兵一万五千多人。以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宣府人）监军，以岫岩通判董尔砺为赞理。此路会合北关叶赫兵马，分路并进。左手中路，即沈阳路。从抚顺关出边。以山海关总兵杜松（榆林人）为主将，以保定总兵官王宣（榆林人）、总兵官赵梦麟（陕西人）为左右手，下有右翼营游击刘遇节，原任参将龚念燧，原任参将柴国柱，原任游击王浩，原任参将张大纪，原任游击杨钦，原任游击王海龙，管抚顺游击事务备御杨汝达等。由分巡兵备副使张铨监军，统兵二万五千多人。右手中路，即清河路。从清河至鸦鹘关出边，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栢（铁岭人）为主将，以管辽阳副总兵事务参将贺世贤（榆林人）为副手，下有左翼营管游击事务都司张应昌，管义州参将事副总兵李怀忠，总镇坐营游击戴光裕，总镇左翼营游击王平，总镇右翼营管游击事都司冯应魁，武靖营游击尤世功，西平堡（今辽宁省盘山县古城公社古城子）备御加御都司喻成名，加御都司李克泰，原任游击吴贡卿、于守志、张昌胤等，统兵两万五千多人，以分巡兵备道参议阎鸣泰监军，推官郑之范赞理。右手东路，即宽甸路。从亮马甸（今辽宁省宽甸到桓仁一带）出边。以总兵官刘綎（江西人）为主将。下有管宽甸游击事都司祖天定，南京陆兵大营都司姚国辅，山东营都司周文，原任副总兵江万化，叆阳守备徐九思，浙江兵营备御周冀明等，率兵一万五千多人。以海州（今辽宁省海城县城）、盖州（今辽宁省盖县县城）兵备道副使康应乾监军，以同知黄宗周赞理。此路会合朝鲜李朝官兵一万三千人，由镇江（今辽宁省九连城）游击都司乔一奇监军。［6］明军四路，合计八万多人，合朝鲜李朝、北关叶赫部兵，共十万多人。
明军各路官兵部署就绪，督臣宣布军纪、军令，要求各路官兵加强联系，以使彼此声悉相闻，脉络相通。进兵日期以距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远近分别酌定。若有迟误军期或逗留不进的，大将以下论斩。官军临阵不前的立即斩首。各军兵卒以冲锋陷阵，破敌立功为主。不许临阵争割首级。当敌人败走以后，准许割取敌人首级报功。若是敌军未败就先行争割首级的立即处斩等，共申明军纪、军令一十四项［7］。为了杀一警百，以振军威，将抚顺失守时阵逃指挥白云龙枭首示众［8］。
明廷得到经略杨镐的奏报以后，知道征调的四路大军已经云集。朝廷文武各官以为方略已经决定，军中立功赏格已经宣布，恐怕拖延太久师老财匮。所以，大学士方从哲不断地移文辽东督促出师［9］。经略杨镐鉴于各路官兵已经誓师，都在整装待发，也觉得胜利在握，视后金兵不在话下。声言后金如要与官兵相抗，势必以卵击石。于是，二月二十四日，即在出师前夕，竟派遣女真人一名，前往后金去下战书。书中号称出动大军四十七万，三月十五日，将分路挺进，公然将进军日期通知敌方［10］。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不仅老于用兵，而且善于用计，他使用汉人进行侦查［11］，情报准确。明廷将近一年的军事调动，他几乎都有所闻，并相应地作出了严密的军事部署。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四月十五日，克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堡以后，五月间努尔哈赤就知道将与“天兵”相战，这一认识与明廷最早的出师日期，即六月兴兵是完全一致的。足见，明军的战备情况，努尔哈赤是比较清楚的。因此，努尔哈赤的战备也与明廷的四路用兵相吻合。后金在明廷备战期间，积极地抓了军事实力、防守和侦察工作，进展很有成效。后金军攻克抚顺、清河以后，有大批的汉人进入后金，分统于额驸李永芳部下。当两军会战临近的时候，努尔哈赤挑选上千名汉人，剃成满族发式，身穿满族衣服，充实到八旗劲旅中。又有部分朝鲜人编作朝鲜营。同时，日被打造盔甲、器械，发给所谓乌龙江“精兵达子”，扩天了军事编制，加强了军事实力［12］。在明军将要进军的东路牛毛岭（今辽宁省桓仁县西牛毛大山）一带，砍伐大树，设置路障，量地势险易分别防守［13］。在明西路军所过的浑河要冲，努尔哈赤命令军卒在上游叠坝，堵塞浑河水流，积水设伏，诱敌深入［14］。其次，严密封锁消息，加强侦探活动，作到知己知彼。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五月，努尔哈赤严令国中，不许任何人私自外出或与外界人员擅自往来，不许泄漏消息，未经允许不准出入国界［15］。所以，明廷在四路出师以前，对于后金的情况知道的很少。相反，明军的部署，却为努尔哈赤一一知晓。因为，李永芳投降后金以后，努尔哈赤给予优厚的待遇和比较充分的信赖。通过李永芳的关系，英明汗努尔哈赤有计划地组织哨探（即明人所说的“奸细”）。从辽东各个城镇，到明京城内外，处处都有后金的侦探人员。辽东经略等官深知努尔哈赤的耳目，关内关外无所不有，弄得明军防不胜防。明廷的朝中大臣也承认，辽人久为努尔哈赤所用，凡是官军的一举一动，甚至辽兵、辽马、辽饷，努尔哈赤无不熟知［16］，结果，“我师未出，彼防己预”［17］。可以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战以前，对明军的情况了如指掌，其战备防守做到了有的放矢，行动上取得了比较充分的自由。又比如，后金攻克抚顺以后，努尔哈赤见明廷主战气氛很浓，便于闰四月，放回东厂差役张儒绅等四人，以缓和明廷的备战和主战情绪。五月，努尔哈赤见明军集结动作迟缓，便率兵攻克抚安、三岔儿、花豹冲等地。七月，攻破清河城。九月，大掠会安堡。十二月，掠夺北关叶赫部，时机都选得合适，真是来去自由，无所畏惧。在两国交兵之际，在军事上取得如此大的行动自由，这就使人不能不承认努尔哈赤争得了军事上的主动地位，它充分表明了努尔哈赤所具有的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
在此期间，不可忽视的是努尔哈赤在与明廷接战的前夕，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在朝鲜李朝和北关叶赫部的问题上，与明廷展开了激烈的外交争夺战。争取朝鲜王朝的同情和支持是双方争夺的一个重大问题。明廷最初掀起“大行天讨”的声浪很高，朝鲜国王也深深地感到有一个强大的后金国存在，对自己的国家是个严重的威胁，因此，对于明廷出兵抱着积极响应和支持的态度，表示愿意亲提三万大军合兵征剿［18］，也曾经派出使臣出使北关叶赫部，规劝锦台什、布扬古，要坚定信心，按期出师，不得有误［19］。但当朝鲜国王考虑了各个方面的力量，自己国家的利害关系以后，对于明廷的讨伐战能否必胜，十分怀疑。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五月，明廷使臣到朝鲜王廷时，国王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他说，我国与天朝义如君臣，况且有壬辰之变（即公元1592年，明廷出兵援朝抗倭战争），拯救我国于水火之中，天朝若是有什么事变，我国君臣当为前驱，万死不辞。然而，我国素来兵农不分，朝令夕聚，势所难为。今天努尔哈赤的势力很强，远非建州卫李满住时期可比。并建议说：我兵可以在边境上阵兵跃武，大张声势，作出虎豹在山之势，观察建州动静，相机而动。若是贸然深入，轻行进剿，恐非万全之策。朝鲜李朝君臣的看法，就军事实力说是比较客观的。经总兵官李如栢初定，朝鲜王国出火器手七千，驻在接近明朝边境的某地，声援明军进剿［20］。可是不久，经略杨镐又改变了初议时的出兵数目和任务。他从进军的需要出发，对于朝鲜国王退缩不前，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深为不满。六月份，杨镐召见朝鲜王国使臣吴业男的时候，指令说：北关叶赫还能出精兵万人协助天兵，你们难道只调七千之数？必须集兵一万待于境上。吴业男争辩说：李都爷既然已经答应了七千，老爷为什么又增加了三千？杨镐强令说：李都爷不知道彼此的情形，征讨时我当依据情况指挥。你急速返回去，师期将在八、九月间［21］，不得有误。这样，朝鲜李朝官兵的参战是很勉强的。
从明廷第一次调动朝鲜李朝官军参加战争的时候起，努尔哈赤就比较详细地知道了。明廷五月派遣使臣去朝鲜李朝求师，努尔哈赤几乎同时也派十二个人出使朝鲜国。后金的使臣向朝鲜国王表示：我国因为怀有“七大恨”才兴兵攻克抚顺等城的。我国将与夭兵相战，你朝鲜国不可不知。辽东派人来请兵，若是你朝鲜国出兵相助，我国将在会宁、三水、满蒲等地派一支兵马，并希望朝鲜王廷谨守封疆，不得出兵帮助明军［22］。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当明廷在辽阳誓师的时候，后金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使朝鲜王廷中立，曾派得力的大臣再次出使朝鲜王国，以进献貂皮五百领的重礼，向朝鲜国王表示友好［23］。
努尔哈赤的另一个外交对象是北关叶赫部。萨尔浒大战前夕，北关叶赫部已经被努尔哈赤包围和孤立起来了，对后金有畏惧之感，对于明廷与后金双方的战争，基本上抱着观望的态度［24］。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当明廷在辽阳誓师的时候，努尔哈赤面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清醒地知道北关叶赫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于是，便派遣卜路等四个使者出使北关叶赫部。这四个人原来是北关叶赫部人氏。他们回到叶赫部后，面见锦台什、布扬古，因为携带的书信丢了，就口诉说：我家祖父（系指努尔哈赤的父、祖）与你家祖父，都是官军害的，为什么你们不报仇雪恨，反而与官军一条心，和我家为难。今后，我们两家讲和，共同报仇雪恨，希望你们不要出兵帮助明军。因为锦台什、布扬古与努尔哈赤之间有杀兄杀父之仇和分尸之恨，便严辞拒绝说：我等世受国恩，若有他心，天地不容［25］。努尔哈赤遣使北关叶赫部，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尽管遭到了严辞拒绝，但在锦台什、布扬古两位首领的内心来说，也不能不深思，不能不顾及后果。因此，从这以后锦台什、布扬古更加顾虑重重，不敢把自己的军队编入明军，处于迟疑坐困的境地。在出兵数目、方式等方面与明廷计较再三。明廷原来想让叶赫部出精兵一万，合开原路马林军，统一指挥［26］。锦台什、布扬古提出叶赫部兵要自成一军，不愿意将自己的部下归汉官指挥。明廷没有办法，但又不肯放手，只好以南关哈达王台的遗裔王世忠（在明任指挥职务）执令旗，督促北关叶赫军队［27］。这就是萨尔浒大战的前夕，明廷与后金在外交方面的争夺情况。朝鲜王廷、北关叶赫部，在这次战争中的迟疑态度，是努尔哈赤积极的外交活动所产生的良好后果和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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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神宗实录》卷569。
［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0。
［3］《明神宗实录》卷573。
［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7，卷129。
［5］《明神宗实录》卷577。
［6］《明神宗实录》卷579，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九章，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载：明军四路“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人”，《宋幼清九翁集》卷1载：四路“号十二万．不满十万人”。杨镐：《恭报师期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6。
［7］《明神宗实录》卷579。
［8］《建州私志》卷下，参见，《清初史料四种》。
［9］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1（建州）。
［10］《满洲实录》卷5。
［11］杨镐：《先陈梗概疏》载：“……况贼中汉人极多，……更多值奸细，密贿西虏，每每入探师期”，参见《筹辽硕画》卷10。
［1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
［13］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1。
［14］《明经世文编》卷502。
［15］《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
［1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2，《明神宗实录》卷51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1。
［17］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8（建州）。
［18］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1。
［19］陈王庭：《敕励朝鲜金白二酋疏》载：“高丽人以一人宣谕北关，必期坚心自强，协力助顺”，参见《筹辽硕画》卷19。
［20］《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卷127，卷129。
［2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
［22］［23］《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卷157。
［24］《熊经略集》卷1载：“锦台什、布扬古的中军说：“只缘奴诱占南关、灰叭诸部，又诱宰赛来抢，而乌龙江一带江夷，……又被奴以利诱去，唆令抢我，我四顾皆敌，不能不惧。”杨镐《速敕蓟兵出关疏》载：“今（金、白）或见我势弱，虑恐嫁祸，不免有迁延、观望之心”，参见《筹辽顿画》卷7。
［25］陈王庭：《敕励朝鲜金、白二酋疏》，参见《筹辽硕团》卷1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页5。
［26］薛三才：《按征倭播事例酌议兵食疏》载：“督臣又谓，密谕北关报有精兵万人”，参见《筹辽硕画》卷4。
［27］董启祥：《恭陈征剿事机疏》载：“盖闻北关不欲汉官督阵，而欲独成一军，此断不可许也”，参见《筹辽硕画》卷1。
全歼杜松军，击溃马林部
二、全歼杜松军，击溃马林部

明廷经过一年多的备战，讨伐大军已经部署就绪。上自万历皇帝，下至文武群僚，以武力解决边陲祸乱，已经毫无疑问了，皇帝下决心说：“庶几灭虏安边，在此一举。”［1］因此，萨尔浒大战对于明廷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场军事赌注。
明军于二月十一日，在辽阳誓师以后，决定二十一日开始，各路大军先后出边。不巧，十六日，天色突变，乌云密布，纷纷扬扬飘下漫天的鹅毛大雪，东北的大地上，一夜之间，换上了银装。白雪茫茫，银山起伏，寒风凛冽，按计划出师进剿，已有困难。经略杨镐不得不紧急请旨，将出师的日期后推到二十五日。明军出师的日期尽管一拖再延，而仍然是困难重重，军事准备工作一直拖着后腿。总兵官刘綎曾经在四川任事，很得川兵的信赖。他对川、贵士兵的战斗力颇有信心。因此，屡次申请征调川兵。然而，兵部殆不用心，不予急办，致使刘綎迟迟不能出关。刘将军说：要我出关，必须等待川兵，若是有川兵二、三万人，我可以独挡努尔哈赤的军队，不用其他路军助战。有如此信心百倍的将领和军士，又提出了合理易行的要求，遇有明君贤相，其何乐而不为？而枢臣方从哲、黄嘉善不懂得军事，不察实情，恐怕师老财匮，一味地催促进兵。经臣杨镐迫于“明旨之切责”，极力以红旗催战，不容刘綎等待川兵，强行督促出关进剿。四路出师的具体时间安排是，西路沈阳、开铁两路于三月二日到二道关［2］，合营后再分路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进军。四路大军务必在三月三日会师于赫图阿拉，率先到达战地的以炮声为号，传令各军，不得有误［3］。
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针对明军的部署，精心侦察，其中各路统帅、兵马数目都比较详尽的了解。他召集诸贝勒、大臣进行了多天的谋划，制定出了具体的作战方略。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对付明兵的一路，利用地形，分设少数兵力拖住其他各路，即奉行大额驸李永芳的主意，“凭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4］。
杜松军先在沈阳集中。二月二十八日，出师日期刚一到，他就急速挥军前进。第二天中午，全军到达抚顺城宿营。杜松为人耿直、勇敢、廉洁，身上刀痕箭瘢如疹，从不贪财惜命，颇有古代名将的风度［5］。由于他身不畏敌，心欲立功，求战心切。二月二十九日晚，杜松将军又下令从抚顺起程，军士手持火把，星夜急促进军，以日行百里的速度，越五岭关，直抵浑河岸［6］。
杜松将军所以进军这样急，这其中还另有缘故。杜松本是一位耿直的武将，对于这次出兵所定的师期持有异议，他认为朝廷兵饷不济，士卒之间互不熟习，将领之间的关系不协调，不便于大举兴师。而经略杨镐轻率寡谋，面对枢臣催促进兵，不考虑实际情况，诸事都谋于辽东总兵官李如栢，朝廷有人骂他“糊面丧气，甘为木偶”，以李如栢的是非为是非［7］。因此，他对于杜松将军的合理意见置若妄闻。杜将军无奈，秘密派人入关，以书上奏，乞请朝廷暂缓师期。杜将军的所作所为，被李如栢侦知，杜将军的送书人被截回来，重责十军棍，杜将军的建议不得实行。杜将军的合理意见不被采纳，又迫于军令不得不赴战。二月十一日，在辽阳誓师的时候，李如栢在酒宴上佯敬杜将军酒一杯，口称：我把头等功让给你。杜松受他所激，矢心不疑，举杯一饮而尽，决心争立头功［8］。出师以后，李如栢又令人在杜松军中诈传：清河路已经进兵，努尔哈赤即刻将要被擒。杜松一听更急了，便驱兵速进［9］。当过五岭关的时候，遇到后金两个村寨，杜将军挥军向前，横扫以尽，活捉十四名女真人，缚往经略处报功［10］。然后，不顾疲劳，当夜三更，兵锋所至，已经到达浑河。
然而，杜松将军贪功气傲的劲头也相当严重，在浑河岸边，监军张铨劝阻杜将军说：今天夜幕当头，师期还没到，是否就地驻营，等到明天清晨再渡河东进不迟。张铨是个读书人，庄重多谋。他劝阻杜松，既是持重之言，可防止冒进赴险，同时，也反映他内心的想法。他对这次朝廷兴师动众，“大彰天讨”，能否如愿以偿，颇有疑惑。他认为后金精兵至少也有三、四万，其中人人能战。我兵能够同他们搏斗的，仅仅是各个将领部下的家丁。每个将领部下一般有家丁数百人，其他的兵卒都是“五合六聚之众”，加上野战是后金军的长处，官军的短处。官军以劳赴逸，以客挡主，很难取胜［11］。杜松对张铨的劝阻，置之一笑，轻蔑地说：我军义旗东指，谁敢抗颜，只有乘胜前进，有什么师期可谈。说罢，命令手下军卒探试浑河水势，选择渡河地点。不多时，探马前来报告：河水不深，仅及马腹，河中还有小船数十只。杜松听报大喜，一边举杯痛饮，一边对众将说：这真是天人齐助啊！于是，他弃船不坐，身不披甲，策马大呼而进，急催军卒渡河。手下的将士见将军身上没有披甲，急请披甲再进。杜松大笑，并且骂道：身入阵战，披坚甲岂是大丈夫所为！老夫束发从军以来，不知甲重几何，今日你们众人想以甲苦累老夫不成。谈笑之间已经到了河中，进入水中的有杜松本部亲兵及右营游击刘遇节的五千骑兵，人、马、车营近万名。开始河水平稳，众军涉水渡河，入河的战车有五百多辆，杜松命令内丁在前开路。当渡河官军大部分行至河中时，未料后金军早已按照努尔哈赤的命令壅沙于浑河上游，阻水作坝，蓄水高达数丈。后金军卒得知明军人、马、车已经拥入河中，便掘坝放水。突然大水咆哮而下，向杜松军猛扑过来。总兵官赵梦麟看见水势猛涨，感觉势头不对，极力向杜松谏言，要求停止过河，杜松不听。车营各官也来恳请回师，杜松更是不理。水位渐高，人人各自奔命，兵卒淹死在河中的近一千余人。后军的大炮等重火器都阻于河岸，一水相隔，分军为二。争渡过河的，又当傍晚，寒气逼人，军不成军，乱作一团［12］。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得知明经略杨镐已于十一日在辽阳誓师。杜松将军从抚顺路进军的消息亦被其探到，所以，在明军誓师后的第四天，即二月十五日，就派出一万五千步兵前往界藩山（今辽宁省抚顺西北铁背山上），名为筑城，实际是设伏防守，另有四百骑兵出没、游击于界藩山周围，时而入于山谷，时而出现在密林之中［13］。
当杜松过河军士正在夜幕中背水受寒时，努尔哈赤的伏兵发起了冲击，浑河以东胡笳大作，自山谷间万余火炬，骤然出现，喊杀之声震撼山谷，一彪军向河岸冲来。这时，杜将军才如酣梦方醒，知道已经是背水陷伏，处于险地，若不当机立断，将背水而战，难于脱身。于是，身经百战的杜将军，便急中生智，下令全军集结迎战，他亲自率领内丁和渡河军卒及朝鲜李朝的近百名铳手，主动向后金军冲杀过去。
后金伏兵首战杜松的是大将哈都。两军相遇，杀声震天。杜松虽然年老，但英勇不减当年，他奋力厮杀，勇气倍增。他时而轮动手中的长枪，时而抽出腰间大刀，使后金军纷纷败阵。当杜将军杀出重围的时候，恰巧遇见了哈都，两人大战数合，哈都败阵而走，杜松紧追于后，直至界藩山下。杜松终究是个老将，他紧紧地把握战机，下令军卒结阵不散，发挥仅有的火器威力，致使哈都军伤亡甚重。杜松乘机向吉林崖冲击，奋力争夺山头。与此同时，后金军的另一部分围攻明军右营刘遇节军［14］。
由于杜松率先冲阵、勇猛厮杀，全军士气很旺。哈都难于招架，不得不暂时后退。杜松部下的士卒，误认为胜局已定，目无军纪，不听号令，各自争功，无意力战，敌兵一人倒下，竟有十数个人下马争割首级，致使全军的战斗力大减［15］。
在这关键时刻，杜松率领亲兵和朝鲜李朝的火铳手冲到吉林崖下，向吉林崖上冲击。这时，哈都又率部重新围攻上来，在争夺吉林崖中，朝鲜的火铳手多数阵亡，明军阵亡数千，战斗力进一步减弱了。这时，后继兵右翼营游击刘遇节，总兵官坐营中军王捷等败阵脱逃，使杜松军更孤立了［16］。未能渡河的明军移营于萨尔浒山上。正在两军都处在极其紧张的时刻，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命令大贝勒代善前来增援。
杜松军二月二十九日，从抚顺启程的时候，火把、车队，浩浩荡荡，早为后金的哨探及时发觉了，消息很快地报告给众贝勒、大臣。三月一日清晨，众贝勒、一等大臣都集中在努尔哈赤的大衙门，将栋鄂路刘綎军，抚顺路杜松军前来的消息作了报告。栋鄂路的消息先于抚顺路到达。努尔哈赤依据情况作出断定，明军使我先见南路的兵，是诱我南去，而大军将从西路来攻。南路我有兵把守，今天应当集中城中的兵迎战西路［17］。努尔哈赤采取集中优势兵力，个个击破的战术，充分发挥了八旗兵高度机动性的作战能力，迎战明兵。这是萨尔浒大战前夕，努尔哈赤的重大决策。
抚顺路明军在二十九日晚上出发，道路通顺，军行无阻，本可以比其他各路先到，而杜松又争功心切，轻敌倨傲，日驰百里，疾趋而至，此正中了努尔哈赤的战略意图。栋鄂路的消息虽然先到了，但努尔哈赤与众贝勒的心里明白，此路山险林密，设有三道大路障［18］，刘綎与朝鲜李朝合军在二十八日才过牛毛岭（今牛毛大山，在桓仁县西），距离赫图阿拉还有一百二十里，间有伏兵骚扰，二、三日内难于到达，是很显然的。明军虽然四路围攻，实际上，杜松一路为进军主力。杜松是明军中有名的将领，努尔哈赤素畏杜总兵，口称“太师”［19］。因此，努尔哈赤能在强敌四面临境时，作出果断决策，这是他客观分析，正确判断的结果。
攻战方向决定后，努尔哈赤命令大贝勒代善率领众贝勒、大臣和城中兵西征。代善立刻整顿兵马，向西进发。尽管清河路李如栢军也启程前来，大贝勒深知那里也设有伏兵阻击，一日难于到达，所以，暂时置之不顾，径直率兵猛进，经扎喀关、向铁背山（今抚顺西北，近界藩城）、界藩城进军。当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到达战地时，杜将军正在率兵争夺吉林崖界藩山城，欲控制制高点，战斗激烈，明兵死伤惨重，朝鲜李朝的百余名铳手几乎全部战死了。杜将军处于欲攻而不能得，想退又不可能的境地。四大贝勒商定先攻吉林崖，立刻派一千兵登山，协助山上守军向下冲击。又派右翼四旗兵配合山上兵夹攻杜松军，以左翼四旗兵监视萨尔浒军大营。正当部阵的关键时刻，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率领后继军队赶到。努尔哈赤认为，众贝勒的用兵，不能一战动摇明军根本，乱其军心。决定改变攻击方向，令右翼二旗兵增援左翼四旗兵，先破萨尔浒大营，他断言说：此兵一败，界藩的兵自然丧胆。令右翼两白旗监视界藩山杜松所部，待吉林山上兵下冲的时候，协助夹击。努尔哈赤在这关键时刻，作出有决定意义的判断，加速了西部战场的作战进程，为全局的胜利争得了宝贵的时间。这时，努尔哈赤亲率不少于六旗的精锐士兵，约四万五千多人，而明军萨尔浒大营仅有一万五千左右的兵，集中二倍以上的优势兵力进行围攻［20］。加上八旗战士熟知地形，所以，接战不多时，萨尔浒大营明兵便土崩瓦解，溃不成军，纷纷逃窜了［21］。
杜松所率领的军队，虽然暂时在吉林崖下获得了喘息机会，但由于失去老营，军心动摇［22］。当萨尔浒大营一溃，吉林崖上八旗士卒下冲的时候，两白旗军又从山后压下来，杜松军立即被八旗士卒团团围住。杜将军再次抡动长枪迎战，天时已经是正午了。众贝勒已经发现难于抵挡的是杜松将军。于是，命令各旗士兵放弃杜军余部，向杜将军合围，重重围困，势如铁桶一般。杜松得知萨尔浒大营兵已经溃散，待援无望，便欲率军奋力杀出重围。然而，八旗兵已经集中全部兵力，团团围住，两军自午时一直杀到酉时，杜松率领少数亲兵砍杀数里，到达坎钦山（今抚顺营盘西）仍不得脱身。最后，他已经精疲力竭，又突然面中一矢，落马而死［23］。跟随的士兵，有的幸而得脱，有的投崖而死，还有的隐蔽在山石间或伏匿于死尸下，只有少数人投降。
杜松所部两万五千多人，其中有一万多人战死在疆场。副手王宣、赵梦麟等主要将领都阵亡了。逃回来的主要是萨尔浒大营和右翼营游击刘遇节所部的士兵。连总兵官的令箭也落入了八旗兵的手中。作战双方都损失惨重，疆场上的尸体、兵器漫山遍野，鲜血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