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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下台元首-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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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怠⑿糯淖式穑环欠ㄅ灿美辞拦荷蟆５庖磺写胧┰恫荒艽锏皆霾�5倍的指示，梁赞州党委又规定所有税收必须用肉类来支付。他们不仅对农庄和农民强行征税，而且所有机关、学校直至警察局都要交税。这样，在1959年12月16日中央全会召开前几天，梁赞州领导人给赫鲁晓夫写信，吹嘘自己完成了计划，将肉类产量提高了4倍，庆祝他们的“胜利”。同时还自欺欺人地说，该州在1960年将卖给国家更多的肉类。
拉里奥诺夫的“卓越成绩”受到了表彰。他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颁发了列宁勋章，赫鲁晓夫亲自前往授勋。梁赞州的英雄事迹写进了中小学课本。
然而；纸包不住火。1960年，梁赞州的农业濒临破产，这种局面再也无法掩盖下去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拉里奥诺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开枪自杀。由于仿效了梁赞州的做法，苏联其它各州也蒙受了重大损失。
1962年赫鲁晓未进一步改革传统的以区域为原则的党的领导方式，根据生产的需要，把过去统一完整的党分成两个平行的党，一个管工业，一个管农业。在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里设立了中央工业局和农业局。两方都有党的机关，而且还组成了两个执行委员会。过去按行政区划进行管理的原则变成了相互独立的两个部分，产生了近似两党制所潜在的问题。这种新体制导致了党的机构进一步庞大，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两个党组织的工作常常难以协调。州委书记不再享有往日的权威，平时很难分清工业书记和农业书记究竟谁主管一个州。他们各自行使职权。这是赫鲁晓夫所采取的一项最不受欢迎的措施。虽然它在苏联共产党从政治化向专业化过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赫鲁晓夫本人来说，这一措施引起了许多州委书记的不满，而他们过去一直是赫鲁晓夫的坚定支持者。
干部制度和干部政策的调整，是赫鲁晓夫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61年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提出必须经常更换党的领导机关成员的主张，并通过这次代表大会写进了新党章。这对于废除干部终身制，增强党内民主因素，防止高层领导严重老化，提高领导机关的决策能力和指挥能力具有重大意义。但干部的调动，机构的调整，触及到相当一部分干部的切身利益，这就给赫鲁晓夫造成了许多潜在的反对势力。
赫鲁晓夫长达10年的执政，是以其不间断的改革为显著特色。赫鲁晓夫是第一个敢向社会主义旧政治、经济模式挑战的改革家。他的改革虽然只是第一次尝试，而且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对整社会主义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
3。7退休赋闲的日子
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头几个月，他整天沉默寡言，或者一个人在草木茂盛的公园小路上散步，或者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眼中含着泪水。经过一段无所事事的状态后，他慢慢从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在国内，人们对赫鲁晓夫的倒台表现得令人惊奇的平静。
因为他的一系列“措施”和“改革”使人们厌倦了，如今他的倒台可以使人们松一口气。在国际上，赫鲁晓夫仍是一个人们关注的人物。许多国家和一些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来到苏联，想见赫鲁晓夫，他以健康不佳搪塞，不予接见。
不久，中央决定收回他在莫斯科的住宅和戈尔卡的豪华别墅，另分配一套市内住宅和郊区别墅。新住宅是莫斯科市斯塔拉柯纽申街19号楼的一套房子，肖洛霍夫曾一度住过。
郊区别墅位于佩特罗沃达利涅叶住宅区，在伊斯特拉河畔，有一座小花园。赫鲁晓夫喜欢这幢小别墅，他的晚年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新住宅分配后，赫鲁晓夫一家被通知不能立即搬迁，要待整修完毕。实际上，整修是假，安装窃听装置是真。涸为一些当权者怕赫鲁晓夫东山再起，唯恐他会采取某种突如其来的密谋活动。
在寂寞的时候，赫鲁晓夫常常与自己的警卫人员长时间聊天，向他们讲述斯大林时期的许多悲惨的往事，或者到邻近的休养所去，与那里的老人谈话。有时他们提出的问题相当尖锐，但赫鲁晓夫并不生气。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论战家，善于回答任何问题。
谈话中，他后悔没有把党的恢复名誉的工作进行到底。他清楚1936年至1938年间的审讯是怎样进行的。他原打算为几乎所有被诬告的人恢复名誉，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案件。但这时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和英共执行主席波立特来到莫斯科，坚决请求赫鲁晓夫延缓宣布这项决定。多列士说：“匈牙利事件和苏共二十大，使法共失去了一半党员，如果再给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他们平反，法共肯定连剩下的一半人也保不住了。”当然多列士担心的并非党的命运，而是他本人的地位。赫鲁晓夫听了多列士、波立特以及与他们意见相同的人的劝告，于是他便把平反工作压了下来。
下台后的头两年是赫鲁晓夫最难熬的日子。后来他慢慢地习惯了，又变得好交际起来。有时在保卫人员的陪同下带着夫人在莫斯科街头散步。他也开始出入剧院和音乐厅。观看了曾在60年代轰动一时的《布尔什维克》一剧后，他要求见一见剧作者沙特罗夫和剧场总经理叶菲列莫夫，指出写革命初期的作品没有出现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这样的重要人物是不真实的。
由于空闲时间多了，赫鲁晓夫便看起书来。他的藏书十分丰富，过去在苏联出版过的书他几乎都有。现在，他终于有时间看书、看电视、听广播了。使家人大吃一惊的是，赫鲁晓夫还收听国外的俄语广播。美国之音、英国的BBC和德意志电波都在收听之列。他发现这些电台对苏联正在发生的某些事情消息非常灵通。他也喜欢就此同家人进行讨论。60年代末，苏联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工作，使赫鲁晓夫很生气。
不久，赫鲁晓夫又对摄影着了迷。他拥有全套摄影器材，但在选择拍摄对象方面，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他既很少与公众接触，又不能去访问工厂和农庄。这样，他只能以大自然作为对象，以娴熟的技巧，拍摄了许多雪地、树木和花鸟。
他另一个爱好是种地。他在自己别墅的花园里辟了一块菜地。从早春到深秋，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照料这块土地上。他搞了许多菜种。1967年他种了将近200棵特殊品种的西红柿，每棵果实可达1公斤。在他的菜园子里还有各类品种的玉米以及从南方弄来的各种作物。他从不睡懒觉，每天清晨4点钟就起来，去给他的那些奇妙的西红柿浇水。他还没有来得及收获大部分果实，不料一场早霜毁了他的庄稼。这场自然灾害使老头子非常伤心。但他还是继续坚持他的试验。
退休后，赫鲁晓夫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冲突是因为法国电视台曾播放了一部关于赫鲁晓夫退休生活的短片而引起的。中央委员会对此十分不满，并且指示赫鲁晓夫向中央书记基里连科汇报事情的经过。赫鲁晓夫过去曾是基里连科的恩师和保护者，两人发生了争执，赫鲁晓夫怒气冲天地说：“你可以从我这里收回别墅和养老金，我可以到全国各地伸手乞讨，人们肯定会施舍给我一些东西，可是，假如你有一天不得不去乞讨的话，谁也不会给你任何东西的。”
苏联60年代，可以称为“回忆录”问世的年代。因为许多苏联军事家和政治家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兹维列夫等都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赫鲁晓夫在家人和朋友的一再劝说下着手整理自己的回忆录。
1966年8月，记者列瓦带来一台录音机，赫鲁晓夫开始口述回忆录。起初，赫鲁晓夫不愿意在装有窃听器的房间里工作，而去户外口述，结果第一批录音带上他的声音常常被过往的飞机、汽车的轰鸣声淹没。后来他不再理睬被窃听，开始在室内工作。通常是列瓦把录音带带回家里整理成文，一周后送来校正。
赫鲁晓夫口述时从不使用任何史料，全凭记忆，不得不承认赫鲁晓夫的记忆力是非凡的。他不仅能记住所有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人物，而且具体数字也所差无几，令人惊讶。能解释这现象的只有一点，那些年的事件已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
由于家里安装有窃听装置，撰写回忆录的事很快被政府知道了。基里连科找他谈话，让他停止工作，并要求他把已完成的手稿和磁带交给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断然拒绝，并声明谁也没有权力禁止他写回忆录。第二天他的心脏病发作，被急救车送进了医院，在病床上躺了很长一段时间。
1970年底和1971年初，英、美出版商分别出版了内容相同的《赫鲁晓夫回忆录》，西方通讯社纷纷报道。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佩尔谢打来电话，责问赫鲁晓夫是通过什么途径把回忆录送出去的。赫鲁晓夫回答说，他没有给过任何人。佩尔谢要他发表声明，说没有写过回忆录。1970年11月16日，塔斯社发表了赫鲁晓夫的声明，说他“从来没有把任何回忆录或回忆录性质的材料交给任何人。”
1970年以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经过了7年漫长的深居简出的退休生活，赫鲁晓夫因心脏病复发，于1971年9月11日在莫斯科一家医院溘然长逝。
他没有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边他的战友身旁。葬礼是在古老的新处女修道院墓地举行的。这是个细檬檬的晦暗的秋日，约有150人参加了这次极为简单的安葬仪式，没有任何苏联官方人士参加，但是苏联部长会议送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花圈。苏联人民直到9月13日上午才知道赫鲁晓夫逝世的消息，这天《真理报》发表了一条短讯说：“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特别养老金领取者尼·谢·赫鲁晓夫因病于9月11日逝世，终年78岁。”虽然没有发讣告，也没有报道葬礼的时间、地点，但是消息还是传开了。从13日早晨起，人们纷纷前往墓地，但公墓的周围布满了岗哨，禁止人们进入。这位显赫的东方彗星，就这样陨落了。他的墓碑上刻着：“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赫鲁晓夫1894—1971年”。在这里，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人们所敬献的束束鲜花。
1984年8月，他的夫人尼娜，彼得洛芙娜也离开了人间。根据她的遗愿，她被安葬在新处女墓地赫鲁晓夫的墓旁。
第4章“水门”露丑的美国总统
——尼克松
1968年，理查德·米尔豪森·尼克松就任美国第37届总统。在这之前，他曾经写过一部名为《六次危机》的书。在这部书中，尼克松详细地记述了他自1947年正式投身政界后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所经历的六次政治风浪——六次危机。这六次政治风浪，汹涌险恶，有几灰简直就是政治台风，铺天盖地而来，险些将他投入灭顶之灾中，结束他的政治生命，或使他的肉体灰飞烟灭。
使尼克松颇感庆幸和自豪的是：幸运之神对他特别关照，在幸运之神的庇护下，尼克松驾驶着他的生命之舟，顶狂风，战恶浪，避暗礁，居然一次又一次地安全地渡过了“危机”。展望未来，尼克松并未被以往的胜利冲昏头脑，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他这样一个献身政治的人来说，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不可避免地还会有“危机”。饱经政治风霜的尼克松对此做了思想准备，他对前途充满信心，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有魄力，在未来的“危机”中，迎风斗浪，化险为夷，一如既往地安渡“危机”。
不出尼克松所料，1972年，尼克松政治生涯中的第七次危机真的降临了。这第七次危机就是震动了全世界的“水门事件”。与前六次“危机”所不同的是：在第七次“危机”中厄运代替了幸运。
4。1民主，共和两党逐鹿，争连任尼克松拼搏
1972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四年一度的总统换届选举将在这一年11月份举行。从年初开始，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为大选中能够获胜而展开积极的活动。
此时执政的总统，身为共和党的尼克松，眼看自己第一届四年总统任期即将任满，他舍不得离开总统的宝座，他决心争取连任总统，再干四年，为此，他煞费苦心，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尼克松在第一个任期内，已经树立起了自己的“光辉形象”。从政绩来看，尼克松在第一个任期内在内政方面建树不多，但在外交方面却是屡获佳绩。他一上台就提出了著名的“尼克松主义”，紧接着，着手设法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尝试同打了20多年“冷战”的对手苏联进行对话并缓和双边关系，更令世人吃惊的是，他摒弃了从杜鲁门到约翰逊历届前任总统的反华政策，果断、积极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事后公报一发，轰动世界。就在美国大选之年的1972年2月，尼克松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北京的邀请，访问中国，同毛泽东、周恩来举行会晤，并发表了举世瞩目的“上海公报”。当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握着尼克松的手，并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尽快改善和发展时，身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竟不加思索地接上一句：“是的，‘一万年大久，只争朝夕’。”毛泽东的诗句竟恰到好处地被这位美国总统意味深长地引用，逗得当时所有在场的中国人都哈哈大笑。
访问中国的成功，为尼克松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声誉。尼克松对此并不满足，他还要锦上添花，争取更多的功绩和声誉。离开北京后，尼克松又马不停蹄地于5月份访问了苏联，一下子与苏联签署了包括关于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在内的九个重要文件。
尼克松的外交旋风令全世界的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美国人更是对这位胆识过人的总统推崇备至。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11月份的总统大选，尼克松对争取连任确实感到胸有成竹、稳操胜券。何况，作为在职总统，与其他竞选者相比，他还有许多有助于竞选的便利条件可资利用，这些都为他的竞选胜利增加了保险系数。
久经政治风浪的尼克松并未被成功冲昏头脑，他清醒地意识到，在表面上有利的形势下，仍然潜藏着不利因素，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比如，他的竞选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已经悄悄地对他构成了威胁。民意测验表明，公众对麦戈文也颇有好感，这从民意测验结果——俩人所获得的支持率几乎完全一样、都是42％可以清楚地看到。有鉴于此，尼克松所在的共和党必须使用足以致对方于死地的杀手锏，才能保证尼克松在11月的大选中一举获胜。
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相比，尼克松在争取连任的竞选初期没能争得显著优势，但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是一个不会轻易服输的人。在大学时代，尼克松就担任过学生会主席，并且为争取在校园内举办舞会（此前无此先例）而赢得了广大同学的拥戴。从那时起，尼克松就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凡是已经确定的目标，他就一定要努力追求，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都会坚持不懈、契而不舍。正如与尼克松朝夕相处四年多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哈里·霍尔德曼在他的《权力的尽头》一书中透露的：“尼克松在政治舞台上纯属是一个进攻型的竞选者。他的方针永远是进攻、进攻、再进攻。演说时他唇枪舌剑，为了击败对手，他会采取任何手段，不惜一切代价。”这种性格也支配着尼克松此次争取连任的竞选活动。
为了在竞选连任中获胜，尼克松专门成立了一个“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并挑选自己的好友，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个约翰·米切尔早在尼克松当上总统之前就充当过尼克松的选举谋士。他曾与尼克松在同一个法律事务所共事，与尼克松是莫逆之交。1968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米切尔曾为了争夺美国南部的选举地盘替尼克松积极奔走，而这些地区恰恰是尼克松选举战略上最薄弱的环节。米切尔在美国南部为尼克松获选作得了极大成绩，因此他成了尼克松顺利当选总统的有功之臣，深得尼克松的信任，特别是在尼克松执政初期，米切尔几乎成了总统的第一心腹。尼克松一走进白宫，就给了米切尔司法部长的头衔。从1969年1月至1972年2月，米切尔一直在这个职位上为尼克松效力。尼克松挑选米切尔出任“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道理就在这里。
尼克松摆出了一副势在必得的架势准备竞选，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这还得从尼克松当选37届总统谈起。作为第37届总统，尼克松虽然当选了，但他所代表的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席位中均为少数派，这使尼克松感到非常头疼，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状况在他执政两年后仍未得到改善。不仅如此，在参议院17个常设委员会和众议院20个常设委员会中，主席大都是民主党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和程序委员会。因而，操纵立法大权的国会基本上控制在反对党手中，尼克松则完全处在反对党的抨击之中，其结果是尼克松的每一重大决策几乎都会在国会遇到阻力。曾经有一年，尼克松送交国会的40多件有关国内问题的提案，有38项被搁置。在此背景下，尼克松迎来了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尼克松成立了由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负责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
“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在司法部长米切尔的领导下，冥思苦想，以便拿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行动计划。制定计划的任务落到了米切尔的顾问、擅长搞情报间谍工作的戈登·利迪和中央情报局官员霍德华·亨特身上。利迪和亨特不愧为搞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他们很快就拿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行动方案，其中最厉害的几招是：窃听民主党的电话，以便掌握对手的情报；对尼克松的反对派进行威胁，甚至不惜采取非常手段把他们关进兵营里去。方案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待民主党在迈阿密海滩召开代表大会时，派人去那里租一艘游艇，雇佣一些妓女——利迪先生保证这些姑娘都将是“这个行当中最出色的”，让她们去勾引好色的民主党人，当这些贪色的民主党人和妓女在干淫秽勾当时，用隐藏的照相机将这些场面拍摄下来，然后以此去要挟那些被抓住把柄的民主党人，这样就不愁弄不到所需要的情报。
“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米切尔，总统特别顾问迪安和总统国内事务委员会主任埃利希曼这三位尼克松总统的左膀右臂、美国政界头面人物在听完了利迪的计划后，觉得这个方案有些“想入非非”、“出了范围”，他们要利迪再搞一套行动方案。
几天以后，利迪便拿出了新计划：删去了那些“想入非非”的部分，保留了偷拍文件和窃听。整个行动的预算支出为25万美元，这对已经募集到几千万美元竞选费用的尼克松“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来说，简直是个零头，利迪的计划被批准实施。
尼克松总统本人对此却一无所知。他的助手们熟谙政治风涛，他们明白，哪些事该向总统汇报，哪些事不该向总统汇报才能使总统避免政治风浪的袭击。那些不该汇报的事并不是要瞒着总统，而是事先给总统准备下遁词，事情一旦出现什么差错，总统可以推得一干二净。而且尼克松对窃听的态度他们也了解，那就是“如果说我对窃听这件事抱玩世不恭的态度，那是我阅历过多所致。我从事政治多年，看惯了形形色色的事件，从肮脏诡计到选举舞弊。不一而足，对于一切政治窃听案，我委实不会义愤填膺。”总统态度如此，即使知道这个行动方案，想来也不会阻拦。于是这个方案很快便被付诸行动。
4。2夜入水门装窃听器，当场被捉丑闻曝光
窃听计划开始实施，任务交给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首席安全顾问麦科德。麦科德接受这一任务后，深知这一行动非同儿戏，他们的所作所为一旦被人发现，后果极其严重。因此，麦科德没敢用美国人，而是雇用了四名古巴流亡者当助手。与麦科德一起行动的还有这一计划的主要策划者利迪和亨特。
麦科德等人选中了水门大厦实施窃听计划，因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总部设在水门大厦的六楼。他们还在水门大厦正对面的一家廉价的汽车旅馆里开了个房间，准备在民主党总部安装完窃听器后，利用这个房间进行窃听、录音；同时，还可以让人在这个房间里为实施计划的行动小组望风。麦科德把录音和望风这两项任务交给了一个叫鲍德温的人。
水门是坐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家旅馆的名字。它位于市中心波托马克河畔，是一座外观漂亮、时髦的大厦。整个建筑物不仅造型别致、内部装修也十分讲究。由于水门大厦可以兼作旅馆、办公室和公寓之用，因此，也有人将它称为水门旅馆或水门公寓。
时值初夏，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夜晚灯火辉煌、热闹非常，宽阔的街道两旁，高楼林立，霓虹灯不停地变换着斑澜的色彩。这里的大厦虽不象纽约城的摩天大楼那样鳞次栉比，却也都有豪华的气魄。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首府，美国政治、文化、教育的中心，华盛顿不仅拥有举世闻名的白宫、国会大厦和五角大楼这样的专职办公大楼，而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国会图书馆、一座著名的建筑物——华盛顿纪念塔。每天，来自五大洲的各种肤色的游客都希望能有机会登上高达180英尺的华盛顿纪念塔，欣赏华盛顿这座20世纪建成的现代化城市的全景。
1972年5月名30日，麦科德等人实施了第一次窃听行动。
第一次行动自始至终进行得极为顺当。麦科德带着他的古巴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了民主党总部，他们不露一点儿痕迹地在两架电话里安上了窃听器，然后平平安安地离开了民主党总部办公室。令麦科德和行动小组万分遗憾的是：那两个窃听器一个失灵，未接收到任何信息；另一个虽然窃听到了200多次电话，但内容尽是一些女秘书给那些已婚的政客安排出会或谈情说爱的无聊货色，对竞选毫无价值，弄得麦科德等人哭笑不得。这大概是首次潜入没有经验所致，于是，麦科德等人不得不安排第二次行动。
1972年6月17日，麦科德等人又行动了。这第二次行动的结果比第一次更糟糕，也许尼克松和他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成员们一辈子都会诅咒这个日子—1972年6月17日。
第二次行动的计划制定出来了：麦科德和四名古巴人上楼，潜入民主党总部；亨特和利迪呆在楼下214号房间，负责指挥联络；鲍德温在水门大厦对面的楼上望风、放哨。一切准备就绪后，麦科德等人就按计划行动了。
午夜0点左右，麦科德首先从水门大厦底楼的车库走了出来，他打开了门锁，他想他出去一下很快又要回来，为了再回来时省得再费劲开锁，他用透明胶布把撞锁的锁舌粘住，然后将门虚掩起来走出了水门大厦。麦科德先到对面的旅馆里，检查负责望风和窃听的鲍德温是否一切都准备好了。然后他叫了那四位在外等候的古巴人向水门大厦走去。
麦科德用胶布粘住门锁，走出大厦后不久，负责水门大厦夜间守卫的黑人小伙子富兰克·威尔斯为了驱走睡魔，想出去喝点咖啡。到大门口，他一拉门，发现大门的弹子锁锁舌被胶布粘住了，他以为是白天哪位粗心的维修工干的事，嘟嘟囔囔地骂了几句，也没多想，顺手扯掉了胶布，“咣当”一声锁上门，到对面的咖啡店里喝咖啡去了。
黑人小伙子威尔斯刚走，麦科德和四位古巴助手便来到了水门大厦的大门口。当他们想推门而入时却发现门又被锁上了，麦科德以为是查夜的人干的事，也没多想，便让四个古巴人中一位锁匠出身的把锁弄开，为了完成任务后出门方便，麦科德又用胶布粘住了锁舌。麻烦就出在这里，但麦科德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会留下什么隐患。他们一行五人敏捷而轻快地顺着楼梯向楼上跑去。
麦科德一行五人进入水门大厦后不久，黑人小伙子威尔斯喝完咖啡返回水门大厦门口，他哼着小调，掏出钥匙准备开门，就在他把钥匙放入锁眼里时，他大吃一惊：瞪着眼、张着嘴、嘴里哼着的小调戛然而止。真是活见鬼，这锁怎么又被打开了？锁舌怎么又被胶布粘上了？这前前后后发生的奇怪的事在他脑子里飞快地旋转着，突然，他恍然大悟，一定是窃贼光顾！他紧张地向四下里张望了一下，然后轻手轻脚地推开门，径直走人值班室，拿起电话，拨通了警察局的报警电话。
8分钟后，一辆没有任何标记的警车驶到了水门大厦门前，从车上跳下了三个穿着皮夹克的便衣警察。此刻，麦科德和他的四位古巴助手正在民主党总部办公室里全神贯注地干着非法的勾当：把电话机大卸八块，在里面安装窃听器；四处翻阅、拍摄文件。对便衣警察的到来他们全然不知。
站在水门大厦对面楼上望风的鲍德温也看到了三个便衣的人进入水门大厦，但这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三个穿皮夹克的人就是警察局接到报警后来的便衣警察。可是当这三个着便衣的人进入水门大厦不久后，水门大厦第8层的房间的灯突然全亮了时，鲍德温觉得情况有些不正常，于是赶紧拿起无线电报话机，呼叫在水门大厦214房间负责指挥联络的霍华德·亨特。亨特问鲍德温有什么意外情况，鲍德温回答说：“8层楼的灯突然都亮了。”亨特想了想说：“没事。这是大楼警卫的例行检查。有什么新情况随时报告，千万别失职。”
鲍德温和亨特的无线电对话，也传到了正在六楼“作业”的麦科德等人耳朵里，因为他们手中也有一个报话机。望风人和指挥者的对话内容非但没有引起麦科德等人的警觉，反而使他们感到厌烦、多余，也许嫌报话机里大惊小怪的声音吓得他们心惊肉跳，干扰“作业”，也许是为了省电，一个古巴人顺手把报话机关上了。
这时警察已经查到六层楼了。六楼的灯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地亮了。在对面楼上望风的鲍德温透过玻璃窗，在雪亮的房间里看清了有两个穿皮夹克的人手中拿着枪，这下把鲍德温给吓坏了，他赶紧对着报话机呼叫：“一号基地，一号基地，情况不妙，那边有几个人，穿着随便，已经掏出了手枪。”
亨特一听，赶快呼叫六楼的行动人员：“喂，喂，你们听到了吗？”
六楼的行动人员根本没有听到，那报话机的开关被关上了，他们还被蒙在鼓里。即使此刻他们听到了呼叫，也为时太晚了，警察离他们只有几步之遥了。
警察破门而入，如从天降，麦科德等人丝毫也没有察觉，他们在警察进门时还专心致志地往电话里安装窃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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