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的佛缘-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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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变成了朝臣的想法。高宗皇帝觉得这是一种高明之处，是玩弄权术的高明和自我表现的高明，这也是一种能量的扩张和权力欲的扩张。同时，高宗皇帝也感到了一种威胁，皇后同朝廷始终保持着一种密切、牢固、稳定的关系，这能不是威胁吗？但是，高宗皇帝又觉得，这种威胁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处理政事的才智，又恰恰是自己缺乏的，因而这种威胁未免不是好事。在这种心态支配下，高宗皇帝既不反对也不明确表示支持武后的种种做法。

　　　　但是，阴差阳错，偏偏在这个时候，高宗皇帝的身体欠安，主要是头晕和目眩，使他不能正常处理朝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请武后参与朝政的处理。这正是武后求之不得的，她非常激动，喜欢在政治的大舞台上尽情地表演。她也决不会放弃这个企盼已久的机会，即使是让她坐在幕后。

　　　　她开始手握权柄，处理政事得心应手。她天性聪敏，才智过人，很快便在处理政务方面显出了非凡的才华，她不仅对事情判断准确，而且办事干练迅速果断，很快便使高宗皇帝在繁忙的朝政中解脱了出来，他变成了坐在自己身后帘幕中的武后的传声筒。他从朝臣们的钦佩中，从武后果断干脆的风格中，从朝廷突然充满活力的气氛中，肯定了这种处理政事的形式。只要她坐在帘幕后，高宗皇帝才觉得很踏实。

　　　　一旦坐在了皇帝宝座的帘幕后，武后肯定要坐出来，只是她还要为自己能够坐出来进一步创造条件，她还要进一步树立自己乐善好施母仪天下的形象。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已当上皇后并掌握朝权的武则天，为了迎合她好大喜功、标新立异的个性需要，为了维系人心，巩固自己的地位，也为了推崇佛教，迫不及待地怂恿高宗皇帝举行一场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的迎奉法门寺佛骨活动。在这场活动中，她显得异常活跃，十分引人注目。

　　　　这是武后从政不久的一次活动。她要通过这次活动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创造条件，因为这不是普通的活动，不仅与佛教有关，而且还是唐代刚刚兴起的舍利供养与崇拜这个佛教信仰的热点。当朝皇后与佛教信仰热点的联系，既表现了皇后的崇佛，又推动了这个佛教信仰热点的不断升温，也使法门寺开始显赫，迎来了发展的辉煌时期。

　　　　佛舍利的供养与崇拜，是佛教在其早期形成的一种传统。舍利是梵语音译，又译设利罗，意为身骨，通常指佛祖释迦牟尼火葬后，遗留下来的固体物。又可分为三种：一是骨舍利，白色；二是发舍利，黑色；三是肉舍利，红色。据传，佛祖释迦牟尼去世火化后，有八个国家的信徒各分得一份佛的舍利，他们将舍利带回国后建塔封存供养。另外，有些信徒又将盛装佛舍利的瓶子、火化佛祖释迦牟尼后剩下的灰炭，以及佛祖释迦牟尼生前遗留下的头发、指甲等也建塔收藏供养。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不断发展，对佛舍利的供养又衍生出许多说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阿育王经》和《阿育王传》中的记载。记载说阿育王“放下屠刀”后，曾派人到一些有关的地方掘取当年埋入佛塔塔基下的佛舍利，收集了大量佛舍利后，阿育王发神力役使鬼神到各地分送舍利，在各地共修建了四万八千座宝塔供养。《阿育王经》和《阿育王传》大约于魏晋南北朝时传入中国，被译为汉文。西晋以后的中国佛教徒逐渐相信了阿育王役使鬼神分发佛舍利及修塔供养的传说，开始在中国搜寻阿育王遗塔。南北朝时，有僧人称于临淄（今山东淄博）发现了阿育王寺塔遗址，也有人称于蒲坂（今山西运城）发现了阿育王寺塔遗址，更有人称洛阳（今河南洛阳）也存有阿育王寺塔遗址。

　　　　隋文帝在位时，他推动了佛舍利供养与崇拜之风的进一步发展。他曾在全国各地广建佛舍利塔，在扶风（今陕西扶风）的凤泉寺也建了一座。凤泉寺东南二十余里，有一成实寺，内存古塔一座，即传为阿育王所建。隋末，成实寺改名宝昌寺。隋文帝广建佛舍利塔时，因扶风宝昌寺已有古塔，就没有再在此修建舍利塔，只是在凤泉寺另建了一座。但在当时佛教信徒的心目中，扶风宝昌寺寺塔中藏有佛舍利，且是阿育王役使鬼神所建。宝昌寺虽在当时没有再建佛舍利塔，但也参加了隋文帝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的佛舍利供养与崇拜活动。据载，该寺在这次活动中，主持僧人请人画了一张陕州祥瑞图，张挂于佛堂，也出现了与佛舍利一样的祥瑞之兆。

　　　　在隋恭帝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初，宝昌寺的住持和尚普贤，慨叹寺院即将废败，就具状上表朝廷，请求朝廷出资相助修缮寺院。这时的唐高祖李渊还未正式称帝，以唐国公、大丞相的身份大权在握，他看到普贤的上表后，建议将宝昌寺改为法门寺，并给予了适当的安慰和资助。唐初，法琳和尚在其《破邪论》中说道：佛既去世，弟子等以香木焚佛身，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其色红白，击之不坏，焚之不焦，每有光明神验。佛灭度后四百余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送舍利，使鬼神造四万八千塔，今洛阳、彭城、扶风、临淄等地，皆有其塔，并屡有神异。法琳和尚的上述说法，表明唐代初年，阿育王分送佛舍利的传说已普遍流行，且扶风法门寺塔即是其中之一，佛教信徒普遍相信该寺塔中珍藏有佛舍利。

　　　　唐高祖李渊更名宝昌寺为法门寺这一因缘，以及法门寺真身宝塔下珍藏有佛舍利这一普遍信仰，说明法门寺在唐王朝皇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初，身为秦王的李世民，曾率兵路过法门寺，不但进行了礼瞻，还为该寺度僧十八人，又上奏高祖皇帝任命在凤泉寺做杂务的法门寺僧人惠业返回法门寺，为法门寺住持。法门寺在唐初，虽地不处两京，又不是佛经传译和佛学研究的中心，但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是唐王朝佛舍利供养与崇拜的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是李唐王朝的宫廷寺院。

　　　　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这一年武则天才八岁，正随父亲在荆州祈愿阿育王发神力降雨。岐州刺史张德亮到法门寺礼拜佛法，但仅见该寺于唐初被火焚后的余烬，他笃信佛教，不忍法门寺如此荒颓，于是便上奏太宗皇帝，请重修殿堂并加固塔基。他在奏文中称：法门寺古塔相传三十年一开示，开示佛舍利以供僧俗信徒礼瞻。今若开宝塔，恐为聚众之讼，故不敢私自开示，请太宗皇帝定夺。太宗皇帝闻奏后，不但同意整修法门寺，而且还同意打开宝塔地宫。在张德亮的主持下，法门寺的宝塔地宫被打开了，此乃唐代的首次开启。据载，地宫深一丈余，内有周、魏时所竖残碑二通，在地宫中获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一枚，将该舍利取出后，任僧俗信众礼瞻，成千上万的人一时同观，可谓热闹非凡。传说，当时有一失明者，用力睁眼睛去看佛舍利，忽然双目复明。消息传到京师长安后，京邑内外，奔法门寺礼瞻佛舍利的人，每日达数万。当时看见佛舍利的人各有不同感觉，有人称见佛舍利如白玉，白光映彻内外；有人却称视如绿色，郁郁葱葱遍映四方；又有人称可从佛舍利中见菩萨圣僧；也有一些人则什么也看不见，待问其原因，方知他一生多有罪恶，诸孽已造，故有目而无视。在这次礼瞻佛舍利的活动中，一些信徒将自己的头发点燃，或以手指作灯芯而点燃称为炼指，以表示虔诚。此次开示法门寺真身宝塔佛舍利，没有迎送，只是在当地礼瞻。随着法门寺殿堂宝塔重修工程的结束，佛指舍利即被重新安置于宝塔地宫中。

　　　　武则天以才人、昭仪和皇后的身份，先后数次伴随太宗皇帝和高宗皇帝去岐州九成宫避暑消夏，而且还亲自去过法门寺，对法门寺地宫三十年一开示，礼瞻佛舍利可令生善的说法了如指掌。既然与佛教有缘，武后就不可能放弃任何一次崇佛的机会。她十分清楚，往往可以通过盛大的佛事活动，为实现自己的目的铺路搭桥，况且将来要以佛的身份降临人间。因此，在投身于复杂纷繁的政治斗争和逐渐掌握朝权的同时，她还特别关注佛教，关注能充分展示自己的佛事活动。显庆年间再次开示法门寺佛舍利塔，掀起佛舍利供养的崇拜的高潮，武后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表现出的热情，她表现出的虔诚，以及她的引人注目，使她几乎成了这次活动的主角。她也非常感谢佛教能给自己提供如此的机会，使自己在这个方面由帘幕后走向了前台。

　　　　这次奉迎佛舍利的情况是这样的。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僧人智琮、弘静应召入宫，为高宗皇帝和武后及皇子、嫔妃讲经说法，期间他们向高宗皇帝和武后谈起了阿育王寺塔事。高宗皇帝和武后便询问，是不是那个放下屠刀后役使鬼神修建佛舍利塔的阿育王？听说他广做善事，传播佛教，深受信众崇拜。武后还特别问道：“如果真是那个阿育王，那么他在长安附近有没有建塔？”智琮和尚回答说：“阿育王建塔珍藏佛舍利，肯定是实事。贞观年间曾开示过的法门寺塔，即是阿育王所建四万八千之一。”其实，这是武后知道的，但她还问道：“听说佛舍利塔必三十年一开示，以示天下，可求善因。”智琮回答说：“三十年一开示，是佛典明示的，开示本身即是福田。现距贞观初年开示已满三十年了，特请皇帝和皇后准予再行开示，以为国人及信众共求善因。”就这样，在武后的暗示和引导下，僧人提出了再行开示法门寺塔的请求，高宗皇帝也欣然同意了。

　　　　由于武后颇有兴趣，所以高宗皇帝不仅同意打开地宫，而且还敕命将佛舍利奉迎到皇宫中来，以供武后及后宫嫔妃们礼瞻。按照高宗皇帝的敕命，智琮和尚和朝廷代表王长信不日即前往法门寺奉迎佛舍利。智琮到了法门寺后，即入塔内，专精苦行，以求佛舍利感应，但苦行久之而未应验。后来，智琮便在自己臂上安置炭火，烧香禀厉，专心致志，此时忽听塔内地宫中有声振裂，寻声去看，只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次日早便获得舍利一枚，殊大于粒，光明鲜洁，仔细寻看，又获七粒，置于盘中，均放光明，炫耀眼目。但是，这八粒舍利，并不是贞观年间开示时的指骨舍利，智琮和王长信等人心急如焚，唯恐找不到那枚舍利而被皇帝和皇后问罪。

　　　　且说高宗皇帝和武后知道这消息后，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别是高宗皇帝觉得是自己福祉浅薄，是佛祖有意为难自己。这时，武后建议高宗皇帝派人急送三千匹丝绢到法门寺，作为布施；又建议高宗皇帝造一座与皇帝身体一样高的阿育王像，进行焚香膜拜；与此同时，还建议高宗皇帝下敕修补法门寺塔。这些活动，在朝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等于向天下表明高宗皇帝和武后开示法门寺塔觅寻佛指舍利的决心。在这种氛围中，智琮和尚和王长信终于在地宫中寻得了那枚佛指舍利。该佛指舍利长二寸，内孔正方，外楞亦尔，内外光洁，以手指入孔内，恰能受指。该指骨舍利据说是光相变化无常，不可常准。

　　　　高宗皇帝和武后得知获此舍利后，便命急速奉迎到京师长安。奉迎之时，京邑内外，从长安到法门寺二百里大道，两旁僧俗信众连接不断，往来相续，都以能瞻观舍利而为荣，大都口念佛号，从内心感谢佛的恩德。佛指舍利被奉迎到长安后，由朝廷出面组织了盛大的礼瞻活动。佛指舍利被各大寺院轮流供养，广大信众扶老携幼前去观瞻礼拜。当然，高宗皇帝和武后亦率后宫嫔妃前去礼瞻，其场面之大，是任何佛教法事活动都无法比拟的。

　　　　回到皇宫，武后便问高宗皇帝是否从佛指舍利上看到什么东西，高宗皇帝此时正值目眩病重之时，他说未曾看见什么，只是感觉到眼睛清爽多了。武后称自己从佛指舍利中看见了一片光明，光明中佛像忽隐忽现，甚为异样。在这种情况下，高宗皇帝和武后决定佛指舍利暂不回归法门寺，他们要驾幸东都洛阳，要把佛指舍利带到东都洛阳宫中去供养一番，以多为他们自己祈福。

　　　　就这样，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三月，佛指舍利被高宗皇帝和武后奉迎到了东都洛阳，被直接安置在洛阳宫中供养。为了显示对这枚佛指舍利及整个佛教的尊崇，高宗皇帝及武后还特召高僧大德若干前往洛阳宫中诵经，以示对佛指舍利供养的重视。当时，这枚佛指舍利被安放在一个石臼中，随驾的佛教律宗大师道宣和尚向高宗皇帝和武后建议说，佛指舍利不应该置放在如此简陋狭小的器具之中，应该按照最繁华最尊贵的礼节安放。高宗皇帝和武后相商后决定，按中国传统葬俗，命人为佛指舍利造雕一个九重金棺银椁，将舍利置放其中，武后还特别为佛指舍利施舍了衣帐等物，使供养场面及规格都大大提高了一个档次。

　　　　此次奉迎佛指舍利的活动持续达三年之久，直到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二月，高宗皇帝和武后才使智琮等人将佛指舍利送还法门寺。在送还的过程中，亦是热闹非凡，最后举行仪式将佛指舍利藏于宝塔地宫石室之中。

　　　　一般认为，武后在这次奉迎佛指舍利的活动中，还是半隐半现隐藏在幕后，与她刚刚开始垂帘听政的身份相符合。但是，在实际上，她是这次奉迎佛指舍利的首创者。所谓首创之义，主要是指开示地宫后奉迎，而不是在法门寺开示。不但奉迎，而且是奉迎到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两个地方，时间长达三年之久，这就为以后唐诸帝逢三十年一开示并奉迎佛指舍利到京城开了先河，其中也包括三十年后武则天称帝时的一次奉迎。另外，此次奉迎活动，正值武后垂帘听政开始之时，其中蕴含的意义、作用、影响亦非同一般，实际上是她在为自己从幕后走到前台创造条件。此次奉迎中，高宗皇帝和武后的九重宝函及衣物等赏赐，也开创了以后每次开示即行赏赐施舍的先河。

　　　　奉迎佛指舍利活动，是武后介入政治生活的开篇之作，可以说产生了轰动性的效果。但是，就在这较为圆满富有成效的开篇之作的同时，她还是要面对尊崇的那枚佛指舍利从内心进行忏悔。

　　　　因为，她要超度自己外甥女的亡灵。

　　　　武后根本没有预料到自己正式参预朝政和隆盛崇佛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便是她的两个外甥都背叛了她，首先是外甥女。

　　　　这两个外甥即是她的胞姐的一双儿女，贺兰敏之与贺兰敏蓉。她的胞姐韩国夫人消失之后，武后对这一双儿女所怀抱的一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也许是因为其中某种难以启齿的愧疚。她在各种佛事活动中从内心默默诵经超度自己胞姐的同时，对胞姐的一双儿女，贺兰敏之和贺兰敏蓉给予了莫大的关怀。她看着这一双儿女一天天地长大成人，她还通过力所能及的手段，尽量给予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应该说除了自己的孩子们之外，武后最疼爱的血缘至亲就是贺兰敏之和贺兰敏蓉了。

　　　　姐姐的一双儿女长大了。于是武后让高宗皇帝封贺兰敏蓉为魏国夫人，而那个贺兰敏之，武后要他继承他外公也就是自己父亲武士彟的全部爵位，并将贺兰敏之改为武敏之，这样便使一个小小少年，一跃而成为了周国公，还被授予了太子弘文馆学士兼大散骑常侍的高官。武后看着他们在显赫的封号和官位下一天天长大，出落成英俊的少年和美丽的少女。她还不止一次地在母亲杨氏夫人面前夸奖他们，说武家的后代是杰出的。

　　　　最初是那个美丽的外甥女。随着慢慢长大，慢慢成熟，被封为魏国夫人的外甥女开始懂得漂亮的含义了。她在开始发育的同时，也开始着意打扮自己，她学会了化妆，越来越喜欢穿那些袒胸露背的衣裙，将她那青春的乳房半裸着，每日在后宫飘来飘去，自然不能不引起男人们的注视。真正能够注视和占有这位少女的男人，在皇宫中只有高宗皇帝。高宗皇帝在这位苗条秀丽、肌肤光洁的魏国夫人身上，犯了如同在她母亲韩国夫人身上犯下的一样的错误。他亦称有病，躲在深深的寝宫中，并且不时召御医进去。武后在帮这个皇帝丈夫处理完政事后，匆匆前去探望他，她推开门，看到的竟然是她曾经看到过的一幕，魏国夫人正慌乱地离开高宗皇帝，她的头发是零乱的，衣裙是不整的，而且脸色绯红，浑身颤抖不止。武后明白了刚刚发生过什么事，什么话也没有说。魏国夫人在慌乱中离开后，高宗皇帝和武后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却没有说话。但是，高宗皇帝心里非常清楚此事的后果，这个后果是要落在刚刚离去的那个少女头上的，自己倒不会有什么事。武后好象在梦中一样，她没有责备高宗皇帝，因为她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无论如何还是一国之君，他所做的一切，根本没有超过他应该做的，尤其是和女人；那么，要责备谁呢？武后突然间觉得很费解，同时她又觉得不用解释什么了，一切都好象是命中注定的一样，是无法躲过去的。

　　　　这时，她不觉在心中开始默念佛号。

　　　　在还未来得及过多思考外甥女贺兰敏蓉与高宗皇帝的暧昧关系时，朝廷上下又围绕佛教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武后得意地在其中当了一回调停人。这是她不失时机地利用国母的身份伸张了佛教，结果是使更多的佛教高僧大德臣服在了她的脚下。

　　　　事情还是由佛教沙门是否应该礼敬父母这个问题引起的。早在贞观年间，太宗皇帝曾下诏令佛教沙门礼敬父母和尊长，当时佛教沙门慑于皇权威力，不得不奉诏行事。但随着佛教中一些高僧大德与皇室关系不断亲密发展，佛教沙门又开始不礼敬父母及尊长了，他们以皇权为靠山，以佛典为依据，用行动否定了太宗皇帝当初的诏命，并在朝野中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影响。特别是朝中的一些大臣，从维护伦理纲常和先帝权威的角度，不断向佛门提出诘难，并向高宗皇帝直接上书，晓以利害，希望高宗皇帝能出面予以干涉。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四月，高宗皇帝在朝臣的建议下，发布了《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长礼拜诏》和《令僧道致拜父母诏》，要求佛教沙门不但不能接受父母及尊长之拜，而且还要礼敬父母，当然也包括出家的道士在内。这两道诏书颁发后，佛教沙门非常不服气，而道士则静观其态。

　　　　在这种情况下，佛教沙门一致推选道宣和尚出面与高宗皇帝的两道诏书抗争。这道宣和尚，乃是当时佛门知名人物，是中国佛教律宗的创始人之一，俗姓钱，润州丹徒（今江苏丹阳）人，十五岁出家，十六岁落发，隋炀帝大业年间师从智首律师受具足戒，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撰写了《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三卷，次年又撰写了《四分律拾毗尼义钞》三卷，后他遍游各地寻访佛教律学，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入主终南山丰德寺，一度曾为长安城中西明寺即高宗皇帝和武后为皇太子李弘祈福改宅为寺的那座寺院的上座，还参加过玄奘法师的译场，主要负责译文的润色。由此可见，这道宣和尚与唐皇室的关系非同一般，由他出面与高宗皇帝的两道诏书抗争，佛门算选准了人。但是，就佛教沙门礼敬父母这个问题，以及在高宗皇帝申张先帝圣意的情况下，道宣和尚并未敢贸然出击，而是采取了一定的策略。

　　　　首先，道宣带领约二百多名和尚，来到蓬莱宫，表明要晋见高宗皇帝。高宗皇帝听说道宣带领二百多名和尚来要求晋见，一下子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身边的武后自然知道这道宣和尚等人的来历，她对佛门采取这种方式也感到惊异，但她觉得这种方式给当事人或旁观者施加的压力，是无法处理的。她建议高宗皇帝提起精神，会一会道宣和尚一干人，并说有自己在帘后，还怕他什么。道宣和尚入见高宗皇帝后，便又将佛教沙门不能礼敬父母及尊长的理由引经据典地论证了一番，高宗皇帝在他们冗长的引证中已经昏昏欲睡，直至道宣和尚大声呼喊万岁时，才睁开了眼睛，但不知如何作答。就在这时，帘后的武后对高宗皇帝说：“此事佛门亦有些道理，何不再行商议呢？”高宗皇帝按照武后的建议，对道宣和尚等人说：“此事再为详议。”道宣和尚等人知道这是武后的主意，便欣然领命，退了出来。在这次上庭抗争中，道宣和尚率二百余和尚的气势，给高宗皇帝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这种行动无形中还得到了武后的认同，和尚们的第一个目的基本上实现了。

　　　　其次，道宣和尚在领得了“再为详议”的君命后，便着手写了两份书信，一份名为《白朝宰群公启》，分别送至亲贵权要的府上，请这些人帮助说话。道宣在这份信中指出：“现今将佛法削同于儒家伦理，但佛门中人不是俗人，如要出家人下拜父母尊长，那么僧人就没有或失去了被俗人尊敬的地位了。现在儒道都是人们尊崇的，儒家道家经典比佛经还要尊崇，这种结果真是使人费解。”另一份书信只写给一个人，选择这个人的确使道宣等人费了一番心机，他们选择了武后的母亲荣国夫人，在这份《上荣国夫人杨氏启》的书信中，道宣大声疾呼：若使佛教沙门致敬父母尊长，就会使佛门沦丧，因而请杨氏夫人“特垂恩庇，不使凌夷”，否则佛教威仪、法门规式都会被一扫而光。杨氏夫人见到道宣和尚的这份书信后，对于自小就笃信佛教的她来说，自然要将这些意思转达给身为皇后的女儿，她也的确佩服这群和尚们的心机。

　　　　最后，道宣和尚在暗中准备，等待他们设计好的辩论。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杨氏夫人的作用下，通过武后的决策，高宗皇帝于同年五月下诏，召集文武官僚九品以上和部分州县的主管共千余人，在中台都堂议佛教沙门致敬父母事，道宣和尚带三百余僧人在场。这场大会，名义上是议事，实际上变成了辩论会。道宣和尚先入为主，引经据典地先行表白了一番，千余文武官员听了道宣的表白后，议论纷纷，莫能取得一致意见。阎立本、李淳风、吕才等大臣力主佛教沙门必须礼敬父母，而王玄策、令狐德棻等大臣则力主佛教沙门不能礼敬父母。两种意见相左，争论甚是激烈。

　　　　这种结果是道宣和尚事先就预料到的，当然也是武后希望的结果。这种莫衷一是的结果，对于最后决定者高宗皇帝来说，真是十分难办，他真的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武后自然就要出面了，她充当了一个表面上的调停人，她对高宗皇帝建议，既然群臣也议论不出个结果，交给皇帝亲决，作为皇帝，偏向任何一方都有难处，所以，还是以多数人的意见为主吧！所谓多数人，就是指那些不同意佛教沙门礼敬父母的人，这些人大都是佛教的狂热崇拜者，在朝野颇有势力。高宗皇帝听了武后的建议，觉得似有一定道理，打心眼里对武后处理如此大争纷的机敏和能力感到钦佩。

　　　　不久，高宗皇帝便再行下诏，命停止使佛教沙门礼敬父母事。此事不了了之。道宣和尚和佛教沙门们明白，事情发展的过程和出现这样的结果，和武后的作用分不开，应该感谢武后，有武后这样身份的人在其中调停，实乃佛门之大幸。忽然间，道宣等人觉得武后便是当世的弥勒佛，是佛的化身。

　　　　武后沉浸在成佛的感觉之中。这对于她来说，既是眼前这唯我独尊的地位，也好象是一场正在酣睡中的梦。理想和现实几乎要完全吻合了，现实距梦境相去不远了。

　　　　但是，就在这时，她遭受到了一次严峻的挑战，差一点使美梦成为泡影，差一点丧失了现实中得到的一切。

　　　　这几年，为了独霸宫闱，武后开始对道家的房中术感兴趣，所以特准一个名叫郭行真的方士自由出入后宫，为自己传授房中术。高宗皇帝虽然在武后那里得到了相当满足的床第之欢，但不知武后习房中术之事。唐律规定，任何人不准参与巫术左道，并将此定为十恶之一大罪。道士出入后宫事，很快便被反武后的朝臣知道了，他们聚结在废太子梁王李忠附近，欲借此事把武后彻底搞垮。就这样，一个原在梁王府服侍的宦官直接将武后召道士入宫行巫术事，向高宗皇帝作了报告。这时的高宗皇帝，也正为自己处处受武后挟迫控制感到十分不满，她不但要干涉朝廷大事，垂帘听政，就连自己和别的女子发生关系也要控制。高宗皇帝在这种感觉的支配下，未多作思考，认为这是甩开武后的一个借口，便急召宰相、中书省侍郎上官仪来讨论处理这件事。

　　　　这上官仪是贞观初年的进士，曾为弘文馆学士，文章写的非常漂亮，在文官中影响很大，曾担任过梁王府的顾问，一直对武则天违背传统女性道德的行为看不惯。这时，他看见高宗皇帝正在气头上，准备将武后废为庶人，马上表示赞同，并开口附和说：“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高宗皇帝命上官仪马上起草废武后的诏书。这时，高宗皇帝身边武后安插的亲信，见势不妙，急忙飞奔后宫将此事告知武后。武后一听，慌忙从后宫赶来，冲进高宗皇帝书房时看见废后诏书正在高宗皇帝手上，她痛泣申辩，并将召道士入宫的原因告诉了高宗皇帝。一向没有主见的高宗皇帝，听了武后的申辩和内情后，像被武后抓住了什么把柄似的，吱吱唔唔不敢与武后直面相对，只好说废后一事是上官仪策划，并推托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可怜的上官仪本想帮高宗皇帝一把，结果却被当场出卖了。

　　　　见高皇帝已回心转意，武后便指使亲信诬告上官仪和废太子李忠谋反，结果是简单而不幸的。上官仪与他的儿子上官庭艺被处死，家口全部藉没，连尚在襁褓中的孙女上官婉儿也随母亲一起没入掖庭宫为奴婢；二十二岁的废太子李忠被赐死，这位庶出的皇子，无缘无故被废，无缘无故被赐死，成了武后恣意横行专权的可怜的牺牲品。

　　　　经过这场险些翻船的风波之后，武后觉得自己应该注意在高宗皇帝面前检点一些，起码在当时的情况下更应注意。她开始用长姊似的感情关怀高宗皇帝，高宗皇帝又恢复了对武后的充分信任。武后又开始施展处理朝政的果断机敏和精明才干了，上朝参政也公开化了，她的政治权力和个人威势更是被确定无疑。

　　　　武后又重新平静了下来，又沉浸在成佛的感觉之中。

　　　　这一天，高宗皇帝和武后突然接到了玄奘法师的遗表，原来玄奘法师已经圆寂了。玄奘法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