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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的佛缘-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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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这位与佛有缘的女皇对佛门知名高僧大德的进一步关注和重视。大周女皇要充分表现自己不但与佛有缘,还要显示自己与僧有缘,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与禅僧有缘。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武则天在完成登基后的一些重大政事之后,便开始留心并寻找知名禅僧。当她听说湖北当阳有一位名叫神秀的老禅僧后,便不顾神秀已95岁的高龄,使人延请至神都洛阳。由于年龄较大,神秀行走已极不方便,但大周女皇想的也颇为周到,使人用肩舆将神秀老和尚抬到神都洛阳与己相见。神秀老和尚到了神都洛阳后,大周女皇“亲加跪礼,时时问道”。这种崇敬之礼,出乎朝臣百官和僧俗信众的意料。试想,一个头戴皇冠,年近70的女皇,向一个95岁的老和尚行跪拜之礼,帝王的尊严何在?在这种高贵礼节的带动下,一时间神都洛阳的佛门信众,都把这个神秀老和尚当作佛、菩萨,王公贵族和士庶信众都争相前来礼谒神秀老和尚,人们望尘伏拜,日有万计。为了表示对神秀老和尚的深刻敬意,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还敕命在神秀以前曾经住过的当阳山,修建了一所度门寺,以表彰神秀老和尚的道行。
如此隆重地礼敬神秀这个禅僧,与大周女皇开始垂青当时已经初步形成的禅宗有关。
禅,全称禅那,是梵文的音译,意为“静虑”或“思维修”,有两层含义,一是“静其思虑”,二是“静中思虑”。前者侧重于佛教戒、定、慧三学中的定学,后者侧重于三学中的慧学。故佛教一般将禅或禅那称为禅定或禅观,为佛教僧侣必修的基本功,这种基本功被称为坐禅或打坐。作用一种修持的基本功,禅定在大乘佛教所谓六度即布施度、持戒度、忍辱度、精进度、禅定度和智慧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认为它是从生死此岸到达涅槃彼岸的六种方法或途径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佛教之所以重视禅那,是因为佛教认为它不仅能够制伏所谓烦恼,而且能够引发智慧,也就是说,它是佛教信众求得解脱,由此岸到彼岸的一个重要桥梁,一个必备条件,所以,无论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都十分强调和重视禅定修练。
在武周革命前后初步形成的禅宗,是佛教进一步由域外宗教转变为中国宗教的产物,它的主要特点是既不需要卷帙浩繁的经典,更不需要旷劫不息的苦修,而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当时被推崇为佛教持修最为捷径方便法门,深受士大夫和普通老百姓的欢迎,由此引发了当时社会上习禅之风浓盛,禅宗信众遍天下,禅僧被普遍器重的宗教信仰浪潮。这种宗教信仰的现实,对于一生与佛教有机缘的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武则天来说,当然是要有所举动了。
倚重禅宗所提倡的捷便的方便法门,是刚刚登基的大周女皇垂青禅宗的一个方面的原因,这只是一个次要的原因。她垂青禅宗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她认同了禅宗在佛教界掀起的革命。由于她早年受佛教的熏染,后又在宫中无奈地诵经拜佛,然后是出家为尼,以及一生与佛教高僧大德的交往,形成了对佛教完整的认识和崇敬或者皈依,作为曾经是佛门中人,她深感佛教的深奥,佛法的广大,这是她实现人生目标所需要的,而且确实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另一方面,长期与佛教接触,她也深深感到了佛教的繁琐,这种繁琐在她看来是一般信众或士大夫们无法接受的。因此,很有必要出现一种既体现佛教的整体精神,又非常捷便的方便之门。她内心中形成的认识是,既要有繁琐的佛教,又要有捷便的佛教,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佛教。
禅宗的出现,在大周女皇看来,无疑是佛教内部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所产生的效果,恰恰能与自己的认识相吻合;而且这场宗教革命又与自己的武周革命相伴随,使其更具现实,意义更为重大。这便是刚刚登基的大周女皇垂青禅宗的更为深刻的原因。
至于这位大周女皇如此尊崇和礼敬那个神秀老和尚,还得从禅宗的形成及其法系承传说起。
按照佛教史的一般说法,禅宗的承传法系渊源流长,源头可追溯到佛祖释迦牟尼时代。在传入中国之前,已经在古印度传了二十八代,此即所谓“西天二十八祖”。但实际上,中国禅宗的所谓初祖,是南北朝时由海路来中国的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传说这菩提达摩来华后,先去拜见南朝梁武帝,梁武帝当时只注重造像度僧,不能理解他的思想和主张。于是,菩提达摩一苇渡江,来到了嵩山少林寺。菩提达摩在少林寺后面的石壁前,观壁静坐,默然修习。他以佛典《楞伽经》为依据,倡导大乘禅法,提出“理入”“行入”两种修持方法。所谓理入,就是相信一切众生具有同一佛性。所谓行入,就是在理入的基础之上,舍弃生活中的一切爱憎欲念,躬行佛教实践。传说菩提达摩曾在少林寺面壁九年,终得大道。当时有僧人名叫慧可,听说菩提达摩修成大道后,便前来拜谒,菩提达摩为试探他的根机,拒绝接见。这慧可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曾夜立没膝的雪地里,并“自断左臂”,呈献达摩,此即所谓的“立雪断臂”,使菩提达摩终于答应相见。相见之后,慧可即拜菩提达摩为师,问答之中,当下顿悟,得师心印。
传说慧可从菩提达摩学道六年之后,即离开少林,前往北方传道。三、四年后,慧可即提出了即心是佛、佛与众生无别的思想。以后经弟子僧璨、僧璨弟子道信等人的弘扬,至道信的弟子弘忍时,禅宗已初具规模。此时正是唐高宗皇帝与天后武则天并称二圣之时。后来,禅宗的宗史把菩提达摩称为初祖,慧可称为二祖,僧璨称为三祖,道信称为四祖,弘忍称为五祖。
史载,禅宗五祖弘忍在湖北黄梅的双峰山东山寺聚徒讲习,开东山法门,一时学人云集,热闹非凡。他以《金刚经》取代《楞伽经》而传教,主张守心、观心的修行方法。据传,弘忍在去世前,想指定衣钵的继承人,于是要求弟子们每人写一首能证明自己证悟境界的偈语,结果,东山寺的墙成了其上首弟子神秀与役僧慧能一比高下、争夺衣钵的战场。
这个神秀,就是这时大周女皇武则天礼敬的九十五岁的老和尚。史载他俗姓李,汴州尉氏(今属河南开封)人,少览经史,博学多闻。曾想投身仕途,无奈终不得志,于四十六岁出家为僧,五十岁时来东山寺投奔弘忍门下。弘忍经过接触,觉得神秀根机很好,因此很器重他,使他在众弟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不久,弘忍便使神秀任东山寺的上座,还让他代替自己教授禅法。弘忍曾赞叹说道:“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在这种情况下,众弟子一致认为,弘忍的衣钵肯定非神秀莫属,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不参与衣钵的竞争。此时,神秀也非常得意,自认为无人敢来竞争,踌躇满志地在寺壁上写下了如下偈语: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在众人的一片称赞声中,神秀准备接受师父弘忍的衣钵,成为禅宗的六祖。
就在这时,还没有正式登堂入室的役僧慧能,觉得神秀的这个偈语没有见性,也就是说证悟的境界不高,没有充分体现禅宗的基本精神和五祖弘忍的思想。于是,这个没有文化的役僧便在晚上请人代笔为自己在寺壁上写下了另一首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首偈语所表现的证悟境界高于神秀所作的偈语,东山寺的众弟子们交口称赞,他们只能听师父弘忍的决断。
且说这慧能和尚,俗姓卢,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县),生于南海新会(今广东新兴),幼年丧父,家境贫苦,靠砍柴养母度日。一天,他在街上卖柴时,听到有人诵《金刚经》,即有所悟,便前来黄梅东山寺参见弘忍,被弘忍派作役僧,在寺内磨房舂米。
弘忍看过神秀和慧能的偈语后,认为后者虽大字不识,但证悟的境界要高于神秀,于是决定将传法衣钵传给慧能。神秀得知此消息后,甚为生气,就在弘忍圆寂那天晚上,想从慧能手中将传法衣钵夺回。但慧能按照师父弘忍圆寂前的吩咐,连夜带着传法衣钵只身逃往岭南,神秀追夺不及,只好作罢。
神秀在弘忍入灭后,离开东山寺,来到了当阳山玉泉寺弘传禅法,以心为宗,宣讲宗意,主张打坐息想,拂尘看净,一时间名声大振,四海僧俗闻风而至,声誉日隆。不久便被刚刚登基的大周女皇武则天接到了神都洛阳,在禅宗史上,一般把神秀所传禅法称为北派,而把慧能所传禅法称为南宗。禅宗后来所有有影响的派别,都自认为是从南宗传下来的,所以慧能被推为禅宗的正统,成为禅宗六祖。
这神秀老和尚被大周女皇武则天接到神都洛阳后,因为他对慧能的禅境也颇为推重,所以曾几次向女皇推举慧能。关于慧能的情况,刚刚继位的大周女皇武则天也听说过一、二,也想把慧能召来神都洛阳,使其为自己服务。这里面大周女皇武则天的目的非常明显,包括礼待神秀老和尚的某种目的也在于此,即慧能领受了禅宗五祖弘忍的传法衣钵,应该是禅宗的正宗传人,其影响和号召力,特别是在士大夫和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和号召力,应该是大于神秀的。所以,大周女皇武则天非常迫切地想请慧能来到自己身边,不断派人去岭南延请慧能。
且说慧能当年按照五祖弘忍的嘱咐,受领传法衣钵后,星夜逃离东山寺,曾受到神秀派人的追杀。躲过此劫后,他收起传法衣钵,隐姓埋名,隐身于岭南的樵夫中间,约有十余年。后来,他到广州法性寺去听法,走到寺前见两僧为寺前幡杆上的幡晃动争论,一个说是风吹幡动,另一个说是幡自己在动,两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不分上下。慧能见状,不禁脱口点拨说:“仁者心动。”信众一听,豁然开朗。在信众的追问下,慧能不得已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时信众才知道原来他就是执禅宗法衣的六祖。于是,慧能显示衣钵,正式于该寺落发受戒。次年,慧能离开广州法性寺,来到韶州(今广东韶关)曹溪宝林寺弘法。
慧能所传禅宗南宗的突出特点是提倡“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认为,人人本来都有佛性,凡夫即是佛,彻见自心即能成佛。所谓教外别传,是说本宗不像别的佛教教派那样,以经典教材作为传授手段,而是摆脱这种方式,另辟溪径,开辟一种新的传法弘教方式。所谓不立文字,是指在修习活动中,不要执着于经典文字等书面的东西,而是要根据每个人自己的特点和心态来把握修行活动。所谓直指人心,是说在修习活动时,以开启自心为主,即以调动修行者主体自觉性为主,不要执囿于一定的坐禅模式和固定的修行程序,修行者生活中的行、住、坐、卧都可以入禅。所谓见性成佛,是指修行活动只要开发了自己原本具有的佛性,达到了开悟的境界,也就修行成佛了。可见,慧能的南宗强调的修行方法是一种更为不拘形式灵活多样的方便法门。
这种方便法门具体操作起来,一般是禅师引导修行者时,并不是以身作则来讲解坐禅,而是根据修行者的不同根机,使用有针对性的语言、手势乃至动作等方法,来诱导启悟修行者,使修行者自己悟道。
佛教史和禅宗的宗史,都把慧能开创的禅法,称为六祖革命。既然是革命,而且与武周革命相伴随,闇熟佛教的大周女皇武则天肯定要把这位开创佛教革命的高僧延请到自己身边来。
面对刚刚即位的大周女皇武则天的热情邀请,韶关曹溪宝林寺的慧能和尚,反倒并不领情,一开始就婉言谢绝了。这大周女皇武则天根本不死心,不时派人延请,并自撰书札,言语恭敬,几近低三下四。慧能和尚深知大周女皇不断邀请自己的动机和目的,但仍是寻找借口予以推托。他在给大周女皇的上表中,先是称自己出身于蛮荒之地,又不识文断字,乃一平常僧人,恐怕惊了女皇的大驾;后来他又称自己相貌鄙陋,面见女皇恐怕引起女皇及朝臣和京城的高僧大德们因貌而轻法;再后来他干脆声称先师五祖弘忍曾嘱咐过,说禅宗的缘分在岭南而不在北方。至此,慧能和尚的推托之辞已经是够明确的了。所谓禅宗的缘分在岭南而不在北方,实际上一是说现今在神都洛阳被你这个大周女皇所崇敬的神秀老和尚,根本不是禅门正宗,你既重他,那就与我无缘,这样我肯定不会北上的;二是说你大周女皇本人,与我禅门亦未有什么缘分,你所谓延请是另有目的,这样的话,我更不能北上。
在慧能和尚如此明显的暗示下,这大周女皇武则天就是不死这条心,仍然不断延请慧能。其中亦玩了些花招,如赐袈裟,赐彩缎,赏封号,称师尊,等等。到了这时,慧能和尚觉得不能再推托了,看来非要满足这位大周女皇的要求不可了。于是,他亲自书写上表一道,声称自己偶感风寒,行动不便,着人将五祖弘忍的传法袈裟送至神都洛阳,请女皇查收供养。事实证明,这也正是大周女皇武则天不断延请慧能和尚的根本目的所在。
且说这传法袈裟送到神都洛阳后,大周女皇武则天甚为高兴,马上命将传法袈裟送至内道场供养起来。在她的带动下,朝臣百官,僧俗信众,都把这件传法袈裟像圣物一样看待,纷纷前来拜睹,使神都洛阳城中一时间内街谈巷议全都是这件传法袈裟的话题,不少人由此而皈依了佛门。这正是刚刚登基的大周女皇武则天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从决定开始延请慧能和尚起,她就把目的放在了这件传法袈裟上。因为她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件传法袈裟是一个象征,是当时已经开始兴盛的禅宗的法脉的象征,能把它弄来,其作用远远大过一个神秀老和尚;同时,慧能和尚作为禅宗宗风革命的首创者,他手中的这件传法袈裟,又是佛教革命的象征,号召信众顶礼膜拜,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巩固刚刚建立的武周政权。据传,后来大周女皇武则天将这件传法袈裟赏赐给了一个名叫智诜的禅僧。此乃后话。
在礼敬神秀老和尚,延请慧能,供养传法袈裟的同时,大周女皇武则天在刚刚登基的几年内,还延请了一些当时在佛门中较有名气的禅僧,使入内道场供养起来。在内道场供养禅僧,一是为了方便自己修习禅法,享受禅悦的法乐,二是要借助这些德高望众的禅僧们的影响力,来使佛门信众团结起来,共同为武周政权服务。
据载,这个时期,大周女皇武则天延请入宫的禅师,除神秀外,还有恒景、普寂、慧安、处寂、道俊和智诜等。恒景和尚乃荆州(今湖北)玉泉寺僧,传说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任何佛经只听一遍,便能背诵,被佛门信众称为一绝。他性情孤僻,曾在玉泉寺之南十余里处,别立一精舍,取名为龙兴精舍,入住其中修行。此事被大周女皇武则天闻知后,即延请至神都洛阳,引入内道场供养,一度曾被大周女皇武则天拜为受戒师。
普寂禅师是神秀老和尚向武则天推荐的,他曾以俗家弟子的身份,于荆州玉泉寺师事神秀老和尚六年,为神秀所器重。神秀老和尚被大周女皇武则天延请至神都洛阳后,神秀力荐普寂,到这时普寂才剃度为僧。大周女皇武则天使普寂仍然师事神秀老和尚。神秀圆寂后,使其入主神都洛阳兴唐寺,并使其代本师统北禅法众,当时王公大人普通信众竞来礼谒,都把能与普寂禅师见上一面作为莫大的荣幸之事。
慧安禅师奉召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的一生颇具神秘色彩。史载,慧安禅师俗姓卫,乃枝江(今湖北枝江)人,其貌端雅,生于隋开皇年间(公元581年至604年),年少时便出家修学法门。隋文帝时,曾下诏搜括天下私度,到勘验慧安时,因他不愿说出俗家姓名,便被迫逃入山中。至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年至617年),当时天下兵荒马乱,民多有饿殍,慧安以佛僧之身,托钵乞食,救济百姓,隋炀帝闻知后,特下诏延请,慧安不从,又逃入山中。到大唐王朝建立之后,慧安才又回到荆州访师问道,其道行深得时人称颂。高宗皇帝闻知后,又召其入侍,慧安亦不奉召,在奉召不至的情况下,高宗皇帝特准为其建招提寺一座,以使其入住。神秀老和尚被大周女皇武则天延请至神都洛阳后,荆州当阳山玉泉寺僧众议定延请慧安禅师前来当住持,慧安仍未从命。如此经历,使慧安禅师在佛门信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也正因为此,大周女皇武则天才派人前去延请。在女皇使者到来的前一天晚上,慧安吩咐招提寺的弟子们要紧闭门户,到了三更,有一神人来到寺院,并绕寺院转了数圈后入方丈与慧安悄声交谈,不久便离寺而去。第二天,弟子们问夜间来的是何方神人,慧安回答说是嵩山之神前来受菩萨戒。话音未落,大周女皇延请慧安的使者已至寺院山门。慧安奉召入京后,大周女皇武则天见慧安虽老态龙钟,但精神抖擞,就问他多大年纪了,慧安回答说不记得了,女皇又问为什么不记得了,慧安回答说:“生死之身和物流循环一样,物流循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怎么能记得呢?况且心性流注,从不在什么地方间息停止,如果看见秽物就想呕吐,说明心性仍在虚妄之中。按照佛教的说法,心性因缘起初识,眼根领受眼境中的一切,一直到心性的动相,也就是引起心性的因缘寂灭时,都是如此,有什么年月可以得记呢?”大周女皇武则天听此一番议论,不觉对其愈加敬重,敕令赐紫袈裟一领,准度弟子14人,并引入宫中内道场供养。慧安后在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圆寂,人称享年130多岁。
大周女皇武则天在这个时候召请禅僧和礼敬禅僧,在佛教信众和朝臣百官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首先是为了表明自己对佛教的倚重,因为自己是弥勒降生或菩萨显世,是按佛祖释迦牟尼的法旨而当女皇的,这种与佛教的机缘,难道能不倚重佛教吗?细细回想起来,大周女皇武则天又觉得自己有充分的理由来倚重佛教,自己也有充分理由来证明自己已经做到了倚重佛教,如对有功之僧众的赏赐与褒奖,把佛教的地位抬高到道教之上,还包括召请全国各地的高僧大德等,这些事实说明了自己对佛门所做的一切,都是倚重和扶持佛教。对此,她自己感觉是问心无愧的。其实,倚重和扶持佛教只是现象,特别是大周女皇武则天广召禅僧,这一点女皇本人最明白最清楚。
这里不妨分析一下这个大周女皇武则天广召禅僧的真正用意。可以概括地说,大周女皇武则天刚登基时广召禅僧,是其纠合新的政治势力、巩固武周统治的重要一环。武周革命之时,在朝廷执掌相印的是苏良嗣、岑长清、李晦等人,他们积极支持武周革命,因此这是保全他们自身的唯一选择。这些身居相位的朝臣,多来自南方,或原籍就是南方人。女皇武则天广召禅僧,也多是与南方有关系或出生于南方的僧人,这些禅僧受召,与当时政界当权人物来自南方或出身南方不无关系。也就是说,以南方为地区背景的政治势力的存在,来自南方或出生于南方的禅僧也必将会受到女皇武则天的青睐。当然,这一结论也只是具有相对的意义。
从表面上看,似乎武周革命是唾手而得的,其中没有遇到过什么大的麻烦。其实不然,按诸史所载,武周革命的成功,大周王朝的建立,圣神皇帝武则天的正式登基,其中充满了血腥与干戈。诸史在展现圣母神皇武则天为推行和发动武周革命,使自己成为女皇,并建立大周王朝过程中的所谓遵承“佛意”、顺应“民心”的一面的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其中血腥与杀戮的一面。这既是历史的全貌,也符合这个女人早就形成的既要成佛又要做魔的内心世界的行动准则。这个女人在事实上也是把追求所谓的成佛,与大开杀戮充满血腥的做魔,非常巧妙和有机地统一了起来。没有成佛的追求,她不会登上皇帝的宝座;没有做魔的手段和狠心,她也是不会登上皇帝宝座的。
这个登上皇帝宝座的大周王朝的女皇,既是佛的化身,又是魔的化身。
早在她临朝称制准备实现自己心中的那个目标时,除徐敬业和越王李贞公开起兵反叛外,朝野内外反对她的言行亦十分普遍。如名臣狄仁杰的姨母卢氏不许儿子事女主,有的朝臣要武则天早早将政权交给儿子们而自己去深居高枕,还有些人把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也归咎于她,理由是女主处阳,使刚柔阴阳倒了位置,所以山体才会滑坡,个别朝臣直接上书要她返政于睿宗以安天下人心等等。大约从文明元年(公元684年)二月废中宗立睿宗,圣母神皇临朝称制起,一直到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武周政权建立前止,朝野内外反对圣母神皇武则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几乎是铺天盖地而来。面对这种现实,为了实现目标,就得当魔头,就得举起屠刀。因为圣母神皇武则天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举起屠刀,才能立地成佛。
她开始任用酷吏,滥用刑罚,并建立起了完备的告密制度。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她采纳了大臣鱼保家的建议,在朝堂设置了铜匦,其主要功能就是“受天下密奏”,以“周知人间事”。同时,她还规定凡声称自己有密奏上报的人,各级官吏都不得过问,而且还要给这些人提供驿马,按五品官的伙食供给,还要派人随行保护,即使是农夫樵夫,也要按规定办,要好好的招待。她还规定即使告密者说了假话,所告之事不是事实,也不能去追究责任。
这样一来,当时的朝廷上下全国各地告密者蜂起,使人人足不敢出户,话不敢大声说。通过告密制度,圣母神皇武则天很快就物色到一批酷吏,其中有周兴、来俊臣、索元礼、傅游艺之流,他们每个人都私下组织有市井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职业。他们还编了一部《告密罗织经》,内容为连坐、反状等支节联系。他们采取了较为严酷的刑罚来治狱,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刑具,使用骇人听闻的酷刑,即如“请君入瓮”典故所指的那样。
为了当魔头,武则天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执行恐怖政策的制度和机构,把锋芒直接指向怨望不服的李唐宗室和大臣。在大周王朝圣神女皇武则天正式登基之前,酷吏滥刑的特点是打击面大而且刑罚酷重,特别是对宗室王公,真有斩尽杀绝之势。因为宗室王公是未来女皇争夺皇权和皇位最有威胁的集团势力,所以要把他们一批一批地搞掉。经过连续几年的杀戮,到了她改唐为周称帝时,唐高祖、唐太宗和唐高宗的三世皇子中,除了她自己生的李显、李旦二人外,在世的全部被杀,确实杀到了“于是殆尽”的程度。残留的二个,李显被流放在外,李旦被迫禅让出帝位后苟且偷生,都不可能再给其母称帝带来什么威胁了。声称自己是秉承佛祖旨意的弥勒转世或菩萨降临的大周女皇武则天,是以高举屠刀并以魔头的身份登基的,是手持屠刀而立地成佛的。
称帝登基代唐为周之后,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屠刀。这时,她非常巧妙地解决了自己子侄们与李氏争夺帝位继承权的斗争,她不但向自己的儿孙子侄们举起了屠刀,也向长期追随自己左右、并为自己登基称帝效尽犬马之力的文武大臣们举起了屠刀。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她刚登基即贬杀了宰相韦方质,同年还免了徐有功的官,流放了宰相宗秦客。次年,丘神勣伏诛。这丘神勣乃率兵平定越王李贞反叛的功臣,只因他替废太子李贤说了一句同情的话,即被杀头问罪。与此相联系,有人告发周兴与丘神勣往来过密,大周女皇武则天即使酷吏来俊臣审理,周、来二人演出了一幕“请君入瓮”的悲剧,此案又牵连起索元礼,索亦被杀头问罪。
这一年中被大周女皇武则天高举屠刀诛杀的最为戏剧性的一幕,便是傅游艺案。这傅游艺即是一年前导演劝进请愿闹剧的总导演,他非常卖力地追随武则天,并不断得到赏赐和升迁。史载,傅游艺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还是一个正九品的合宫县主簿,当年年底即升为从七品的左补阙;次年上表劝进前,又升为从六品的侍御史;上表劝进后,又升为正五品的给事中;武周革命成功后,入相为鸾台侍郎(正四品)同平章事,即以宰相副手的身份行宰相的职权;到了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五月,又加授从三品的银青光禄大夫。这傅游艺因两年之内从九品升至三品,其官服颜色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内,由青色换为绿色,又由绿色换为朱色,由朱色换为紫色,被时人戏称为“四季仕宦”。另外,他还被赐姓武,其家人也因此而大受荣宠。就在这时,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登基在女皇的宝座上,兴奋不已,一不小心说漏了嘴,被亲信告发,大周女皇武则天不久便以谋逆罪将其下狱,因受不住酷刑的拷打,便自杀身死于狱中。
大周女皇武则天高举着屠刀,把整个社会都震慑了。这是封建政治家为巩固政权最基本的手段,当然这在程度上有些严重,但不能否认她高举屠刀的历史合理性。从大周女皇武则天登基之后的屠刀指向来看,多少能从其中体味出这位靠杀戮来巩固皇位的老女人“善良”的一面。天授年间她贬杀的,大多是拥戴自己登基称帝的人,特别是那些为扫清自己登基称帝道路而滥行杀伐的酷吏,如周兴、索元礼和傅游艺之流。处罚这些万民痛恨的酷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位高举屠刀的大周女皇追求内心平衡的心理,也可以说是她内心“佛性”的体现。因为她高举屠刀踏着血腥的道路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实现了自己成佛王国土的理想,她清楚地知道,在自己的屠刀下和这血腥的道路上,留下了无数的冤魂,有诸多无辜者被杀,有诸多魍魉小人得道。因此,这位大周女皇虽然高举着屠刀,但她开始悲怜无辜的冤魂,惩治那些得道的魍魉小人,想极力恢复拯救万民于水火和为天下人造福的弥勒佛的面目。
为此,她要多行善事了。她亲自披览了于阗国沙门天智(提云般若)新译的《造像功德经》,从其中体悟佛教造像的功德所在;天授三年(公元692年),她下敕禁断天下屠钓,即不许屠杀牲畜和到江河湖海去钓鱼,原因是万物众生均有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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