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的佛缘-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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耙嘤绪氲慕庞〕鱿郑�故使高宗皇帝改元麟德，为“母以子贵，子以母显”张扬。这也不是随缘吗？在武则天与高宗皇帝的频繁改元中，始终闪现的是武则天的身影，而她本人也能够在这频繁改元中得到心理上的巨大满足，或者说有一种莫大的成就感。在她看来，这种满足和成就感，是她本人应该享受和领有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因缘造就。有因必有缘，自己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什么方式播下的因，就必然要有结果，频繁的改元就是对这种结果的显现和张扬。所以，这一切都是随缘而动。

　　　　可以发现，天后武则天对佛家的因缘关系的认识，颇有独特之处。这便是她用因缘关系来证明自己一切作为的合理性。其实，她根本无须来证明，她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因为这种证明与其说是给天下人看的，倒不如说是调节和平衡自己内心的需要。天后武则天就是在这种需要不需要中继续她的因缘。

　　　　这些年来，她虽然参与朝政，但都是通过高宗皇帝和朝廷才能合法化的行使权力。并不能以皇后或天后的名义与高宗皇帝或大臣分权，更不能在名义上控制外廷。原先拥戴她为皇后的那班人马，死的死了，退的退了，已经没有多少实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她又要广布自己的因缘了。这就是必须重新物色一批新的亲信力量。高宗皇帝按照旧例集中大量学者汇编前朝史料和整理儒家经典，给了她启发，自己为什么不能照此组织为自己服务的学者班子呢？于是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起，武后便随缘而动，组织了听命于自己的学者班子。参加这个班子的人都是写文章的高手，大都担任记载实录言行的左右史或著作郎。武后以修撰为名，将他们召入宫禁之中，并特许他们由皇宫北门出入。当时皇宫分南北两个部分，南边为朝廷办事的地方，北边为后宫内苑，一般人是不允许出入北门的。武后特许这些人可以从北门出入，故这些人当时被称为北门学士。武后让这些人编撰了关于君臣大义的《臣轨》，制定了臣民行为规范的《百僚新诫》，恢复整理出了儒家礼仪说教的《乐书》，还编写了科技方面的《兆人本业》，以及整理注疏了西汉刘向的《列女传》等，这些书在当时朝野影响非常大，有些书甚至被确定为科举的必读书。武后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让这些北门学士进行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只是表面上的，实质上这些北门学士是武后的写作班子，开始时他们替武后起草奏章，研讨政策，批复文牍，后来就逐渐起到了中书门下宰相的作用。随着武后的权力逐渐扩张，这些人大都得到了重用，有几个还正式荣升为宰相。他们在以后武则天执掌政权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种培植心腹亲信，为自己政治活动建立基础的行为，在天后武则天看来，也是随对于崇信佛家因缘说教的天后武则天来说，太子李弘的病逝，使她显得非常无奈。

　　　　太子李弘在父皇母后的呵护下已经成年了，他曾十分胜任地在监国期间管理各项政务，受到朝廷上下一致的赞许和拥戴，被公认为放心的接班人。高宗皇帝患病期间，曾多次说待太子磨练得差不多时，就将皇位禅让给他。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暮春四月，年仅24岁的太子李弘随天皇天后在洛阳合壁宫休养时，突然死在了宫中天后武则天的居所绮云殿。对此，诸史纷纭，多认为太子李弘是天后武则天鸩杀的，理由是天后武则天把太子李弘当作自己临朝称帝的直接障碍，且又知道高宗皇帝要将皇位禅让给太子，故先行一步，将太子鸩杀。为了给这一结论寻找根据，诸史还多认为太子李弘与天后武则天的关系一直较紧张等。

　　　　其实，这是一桩历史谜案。

　　　　太子李弘与母后的关系的确有些紧张，因为在腐儒顽愚的儒家经师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李弘，对崇信佛教的母后过于残酷的做法多有不满，但生性懦弱内向的性格，使他把这些不满完全隐藏在内心，从不表露出来。天后武则天对自己在感业寺生下的这个儿子，一直比较满意，她也能或多或少地觉察到长大后的太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些不满，但她并不在意，她企盼太子能真正长成一个有资格接班的人，她对太子还是充满了希望的。因为这是一个母亲的本能，自己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太子能顺利登基吗？这一想法与天后武则天想做人间弥勒并不矛盾。想成为弥勒佛的化身，拯救天下众生，只是她长期崇信佛教而悟出的人生目的与生命的意义，她由才人而为尼姑，由尼姑而为昭仪，由昭仪而为皇后，由皇后而为天后，这一切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她领悟到的人生目的与生命意义。但是，弥勒佛只能是一种理想，一种信念，是她长期宫廷生活和参与朝政争斗的精神动力。而且越是有所建树，有所作为，她就越觉得自己就是弥勒佛的化身，就是人间的弥勒佛了。但在现实中，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大的企望。被称为天后之后，她觉得现实中的自己已经登上了生命发展的最高峰，已经做到了有史以来一个皇后所能做到和享有的一切了。所以，理想中的弥勒佛和现实中的天后，尽管还有很大差距，但武则天已经觉得二者已相差无几了，她必须顺从帝王传位与继位的规则，起码在这个时候，她还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她对太子李弘，这个自己在感业寺生下的长子，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记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时，她与高宗皇帝驾幸洛阳，留太子李弘在京师长安监国处理朝政。一天，李弘到后宫散步，发现了幽禁在后宫的他的两个异母姐姐，即萧淑妃生的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这两个公主都已经是30多岁的老姑娘了，还没有出嫁。太子李弘对此有了自己的看法，因为他耳濡目染了母亲如何残酷的对待废皇后王氏和萧淑妃的，他不满母亲的这种残无人道的做法。为此，他满怀同情地奏请高宗皇帝，允许二位公主姐姐出嫁，免受不公平的待遇。当武后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气愤儿子的书呆子气。幽禁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武后认为是报应，是她们为生母萧淑妃在消孽，是武后与萧淑妃恩怨所结的必然。太子李弘他就不明白这一点，同情也罢，怜悯也罢，这并不是他所能管的事，他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监国处理政事上，根本不可以或不用操心母辈们后宫里的事。武后没有和儿子发生正面冲突，只是觉得这孩子善良有余而狠毒不够，必须再经过磨练才能挑起肩负社稷的重任。两位公主的命运当然也是因缘所定，武后随即就将她们二人嫁给了两位无名的禁军卫士。

　　　　在那个十恶不赦的贺兰敏之搅乱了太子李弘纳妃的事之后，武后又为儿子找到了新的妃子，这个儿媳便是高门士族出身的禁军大将裴居道的女儿。高宗皇帝和武后本人对这个大家闺秀的儿媳妇非常满意，觉得在配婚生子传宗接代方面再不用为儿子担忧了。但太子与裴妃成婚一年半过去了，裴妃却未能怀孕生子，武后非常着急，命太医全面检查了太子的身体，太医检查的结果使武后更为不安了，他们说太子身体有沉疴旧疾，不但生育有问题，就连生命也难说能维持多久。

　　　　太子李弘终于死了。但绝不是天后武则天鸩杀的。按史籍资料分析，太子李弘似乎是患了肺痨疾病，遇风寒后又急性发作而永诀人世的。当时，太医们还费了很大的功夫去抢救治疗，但终究无效。太子李弘过早地去世，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都没有预料到，尤其是这位嫡长子没有留下一颗龙种，岂不是要断子绝孙吗？作为母亲，天后武则天悲痛难胜，写下了《一切道经序》，来悼念自己这位早逝的长子，高宗皇帝更采取了一个不平常的举动，他下诏向朝廷宣布，谥李弘为孝敬皇帝，仿佛太子真的当过皇帝似的。

　　　　如果说太子李弘病逝是因缘所致，天后武则天是根本不赞同的，但她又是很无奈的，只能默默地面对这个现实，把悲痛埋藏在自己的心底，只能“心缠积悼，痛结心慈”，默默地诵经念佛来超度自己的儿子。

　　　　史载，太子李弘病逝后，高宗皇帝在如此沉重地打击下，身体更是每况愈下。说实话，高宗皇帝已经是心力憔悴难负重任了。他原来把希望寄托在太子李弘身上，想让他磨练一番后，将皇帝位禅让给他，谁知他一病而逝，使自己的希望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突然萌发了一种奇怪的想法，即自己先行退位，使天后武则天摄政，待新太子议立并培养一番后，再还政于太子，使其正式登基即位。这个想法中是否掺和了天后武则天的意见，很难说得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高宗皇帝的这一奇怪的想法中，起码体现了对天后武则天的绝对信任，以及对她为政能力的充分肯定。

　　　　高宗皇帝破天荒地提出让天后武则天摄政，并将此事正式交付宰相们讨论。这时在相位上的有张文瓘、戴至德、李敬玄、刘仁轨等多人，他们对高宗皇帝要使天后武则天摄政一事都噤若寒蝉，不敢置喙，唯有中书令郝处俊固谏以为不可，他慷慨陈词地对高宗皇帝说：“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说，李唐王朝的天下是高祖太宗皇帝打下的天下，并不是你高宗一个人的天下，你若使天后摄政，就是把天下交给了别人。

　　　　宰相之外，中书侍郎李义琰也进言呼吁，力劝高宗皇帝“处俊所引经旨，足可依凭，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这里又明确指出了要顾及天下苍生，不能自作主张。高宗皇帝一向重视外廷意见，看到让天后武则天摄政事遭如此激烈反对，便不再坚持，就此偃旗息鼓了。这件事表面上看并没有引起多大麻烦，而且李义琰因此还被高宗皇帝提升为宰相。但这次流产的事变却种下了天后武则天想做皇帝的心思。她看到了自己做皇帝的可能性，认识到了自己成为弥勒佛的理想和成为人间帝王之间的差距或许不存在，这就要求她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新的机会。

　　　　这次流产的事变，还无形中使天后武则天形成了一个标准，一个能够君临天下的标准。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但她却从此开始拿这个标准去衡量将可能继位登基的儿子们。她已在内心做好了准备，一旦无人符合这个标准，自己就将作为弥勒佛的化身而君临天下。这也是这次流产事变给予天后武则天的最重要的启示。

　　　　不久，雍王李贤又被立为太子，即史称的章怀太子。当时后宫繁多如蚁的宫女们都传说李贤不是天后武则天的亲生儿子，而是她姐姐韩国夫人与高宗皇帝偷情的结果。对此，天后武则天也说不清楚。记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十二月十七日，武则天拖着身孕顶风冒雪随高宗皇帝去谒拜太宗皇帝的昭陵，就在这一天，她生下了一个不足月的儿子，小婴儿生命垂危被急速送回长安救治。当她从昭陵返回长安，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送到了她的怀中。不过，就在这时，她听说胞姐韩国夫人也偷偷生下了一个儿子，但却夭折了。如果调换儿子是事实，天后武则天有可能被蒙在鼓里，或可能佯装不知，因为多一个儿子对当时的武则天来说，就多了一份争夺皇后宝座的资本。高宗皇帝对这个儿子却是宠爱有加，破开荒的刚满月就封了个亲王头衔。在天后武则天的四个儿子当中，李贤天份最高，小小年纪就能诵读《尚书》、《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而且过目不忘，常常让高宗皇帝惊异不已，倍加钟爱。

　　　　22岁的李贤被立为皇太子后，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也就一门心思地去培养这个儿子，多次命他监国辅政。而李贤本人处事明审，积极有为，不仅言行符合一个储君的道德轨范，而且每次上朝也不觉得那些繁琐礼仪的苦闷和单调，表现出了比坐在自己上方的天皇天后更有耐心。这也就更使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欢喜无比。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天皇天后特褒奖太子李贤，特许他召集一批学者注释校订《后汉书》等。然而，这一特许却成了太子李贤广集政治羽翼的借口，这些羽翼们还敢公然和武后的北门学士对着干。

　　　　这就违背了天后武则天内心深处的那个能够君临天下的标准。天后武则天慢慢地觉得太子李贤也越来越不顺从自己了，她为了训诫和控制这个儿子，也为了挽救母子感情，命北门学士那帮文人撰写了《少阳正范》和《孝子传》，专门送给太子去读，而且自己还多次亲笔写信规劝儿子。可能是李贤似乎也听到了后宫风传他是韩国夫人的儿子，若有所悟，更加重了他与天后武则天的对立情绪。当他收到《少阳正范》和《孝子传》的时候，便认定天后武则天已将自己视为不孝之子了，开始对母后怀有了戒心。

　　　　这时，一直崇信佛教的天后武则天，被一个名叫明崇俨的巫师所蒙蔽欺骗。这明崇俨来自洛阳城外的偃师，据说能用所谓气功医治百病，被高宗皇帝引入内宫，还封了个五品的正谏大夫。可能是出于骗子的本能，这明崇俨在掌握太子与母后有隙的情况下，神秘兮兮地向武则天预言她的三个儿子的前程。他认为李贤身为太子，但长了一副不堪帝位的穷相，而英王李显和相王李旦倒是有帝王的贵相。天后武则天当时并未相信这类胡诌。但消息传到太子李贤的耳里，他顿觉忧惧不安，十分痛恨这个明崇俨。几天后，这个明崇俨遇刺身亡，天后武则天便怀疑这是太子指使人所为。也就是在这时，有人告发太子颇好声色，与家奴有同性恋关系。武后由此便使高宗皇帝派员去东宫调查，结果在太子的马厩里发现了几百套盔甲，于是被断定为谋反的证据，加之东宫的宠奴在严刑逼问下承认自己受太子指使杀害了明崇俨。高宗皇帝对太子造反的罪行显然还是半信半疑，准备宽宥他。但天后武则天却认为：“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这样，高宗皇帝被迫于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八月下诏，废太子李贤为庶人，押回长安监禁，太子党羽全部被或杀或贬。不久，李贤又被押往巴州（今湖南岳阳）监管。高宗皇帝去世后，天后武则天便派人去巴州将李贤杀了。此乃后话。

　　　　废除太子李贤的悲剧症结所在，并不是他是否是天后武则天的亲生儿子，而是他被立为太子后的所做所为，从根本上违背了天后武则天内心形成并把握的那个君临天下的标准。这个标准看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却很难。君临天下的人，必须是弥勒佛的化身，既要有大慈大悲的心肠，又要有魔鬼蛇蝎般的狠毒；既要能杀人，又要能度人；既要有君临天下的威严，又要有怯懦无能的性格；既要有儿女情长，又要有铁石心肠。说穿了，要既是佛祖，又是魔鬼，是正义与邪恶集于一身的人，是光明与黑暗交织在一起的人。

　　　　天后武则天作为母亲，无论李贤是否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但30多年的母子情份，以及付出的养育辛劳，她都觉得对不起这个儿子。

　　　　她在为儿子的悲惨命运忏悔。

　　　　但她绝不会对一个皇太子的悲惨结果去忏悔！

　　　　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八月，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决定立英王李显为皇太子，改元当年为永隆，并大赦天下。这李显初名李哲，也就是当年受玄奘法师戒的那个佛光王，被封为太子后即改名为李显。这李显被立为太子实属幸运，自己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好象是一只无形的巨手将他推上了太子宝座。他还沉浸在这个意想不到的幸运的喜悦之中。

　　　　这时，天后武则天已经57岁了。

　　　　大约从咸亨年间（公元670年至674年）开始，高宗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除头晕目眩之外，又患上了风疹病，这就为武后处理朝政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为身体有病，且每况愈下，高宗皇帝便不断听信身边人的建议，延请道士为自己治病，并按道士要求开始食服饵药。当时身为皇后的武则天也投其所好，不断召请道士入宫，为高宗皇帝治病。在这种情况下，高宗皇帝本人开始对道教越来越感兴趣，而对佛教则越来越冷淡。他给道教的始祖老子增加了许多显赫的新头衔，命令各州资助建立道观，汇编道教经典，并把道士归于皇家宗正寺的管理之下，正式承认皇室与老子之间虚构的亲缘关系等。这一切，似乎向天下表明高宗皇帝及武后要放弃佛教了。其实不然，这只是一段插曲，一段围绕主旋律的变奏曲。

　　　　当时的皇后武则天十分明白这段变奏曲出现的意义。除高宗皇帝个人原因之外，客观上这些年对佛教的尊崇，使佛门的高僧大德们忘乎所以了，他们曾几次提出不服从世俗法律、佛门弟子的地位要高于道士、佛教沙门可以接受父母及尊长的礼敬、高僧大德可以不向皇室成员致敬等问题，不但引起了佛、道的激烈冲突，而且还大有目空一切的姿势。这是高宗皇帝及武则天特别不能容忍的。尤其是武则天，作为佛教的忠实信徒，她希望佛门能隆盛发展；但作为一个皇后或政治家，她只是在利用佛教而已，只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所以才促使高宗皇帝去扶植佛教，自己也表现出了归心佛乘的姿态。但是，佛教的发展，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要服从朝廷，服从皇帝，更要服从自己的安排，绝不能无原则地发展，更不能目空一切。当年武则天作为才人侍奉太宗皇帝时，太宗皇帝就是这样对待佛教的。因此，武则天认为抬高道教压一压佛教的气势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这些都没有影响武则天对佛教的一贯态度。她在压制佛教的同时，还在通过佛教来祈福、树功德、种福田。高宗皇帝及皇室成员也都没有放弃对佛教的尊崇。

　　　　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开始，到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年底高宗皇帝去世时，高宗皇帝和武则天为佛教建寺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个期间，他们共在长安和洛阳两地敕命所建的寺院有太原寺（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千福寺（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光宅寺（仪凤二年，公元677年）以及福先寺（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等，其中太原寺是武后为亡母杨氏夫人追福所建，就是在修建这所寺院时，她既超度亡人，又下令贬杀了那个贺兰敏之。而光宅寺的修建，却是因为一段离奇的传说。

　　　　光宅寺位于长安皇城东宫墙外大明宫南的光宅坊。当时有一个看风水的阴阳先生说，光宅坊有一股吉气，直冲云天。高宗皇帝和武后闻知后，便令人在此地开掘，不久便掘得石函一个，函中存有佛舍利骨万余粒。高宗皇帝和天后顿觉奇异，便命在此地建光宅寺。光宅寺建好后，为了安置石函中的佛骨舍利，天后武则天又命在寺中建七宝台以存放那些舍利。据载，这七宝台甚是宏伟，登上七宝台，长安城尽收眼底，成为当时长安城中的一大景观。传说七宝台底层还存有名画家吴道子的名画，一时观瞻者不可胜数。

　　　　除两京之外，全国各地大肆兴建寺院也并没有停止，而是愈加兴盛。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五台山寺院的修建。五台山位于并州（今山西）境内，属北岳恒山山系，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方圆数百里。这里层峦叠障，五峰高耸，峰顶平坦宽广，犹如垒土之台，故称五台山。其东台称望海峰，南台称绵绣峰，西台称挂月峰，北台称叶斗峰，中台称翠岩峰。五峰的形状，被前人喻为东台如立象，南台如卧马，西台如孔雀舞，北台如共命鸟，中台如雄狮。五台山东、北、中、西四台并列成一弧线，相距较近，唯南台较远。五台山也被称为清凉山，到唐代时已被佛教比附为文殊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在晋译佛典《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七《菩萨住处品》中，有“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的记载。为了寻访这一记载的真实性，高宗皇帝曾于龙朔年间（公元661年至663年）派京师长安会昌寺僧人会颐与内侍掌扇张行弘等人，前往五台山“检行圣迹”，并绘制了五台山图记小帐，编写了《述略记》一卷，带回长安，禀报高宗皇帝和武后。

　　　　武后对文殊菩萨显灵五台山道场的传说十分感兴趣，她在观览五台山图记小帐和《述略记》后，又专门把会颐等人请入后宫，详细询问了五台山的圣迹情况，并表示一定启奏高宗皇帝，使重视五台山的寺院营建。当时的武后留意五台山和文殊菩萨，在一定程度上是她对文殊菩萨的名号和象征性感兴趣。按佛教说法，这文殊菩萨，全名为文殊师利，略称文殊，意为“妙德”或“妙吉祥”，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左胁侍者，专司智慧。他顶结五髻，手持宝剑，表示智慧锐利。其像多骑狮子，寓意智慧威猛。尊崇文殊菩萨，在当时的武后看来，就是追求智慧，追求威猛，追求锐利果敢，因此她对五台山特别感兴趣。

　　　　在武后的建议和怂恿下，高宗皇帝于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命一位名叫俨的禅师在中台建造了一座寺院；次年，又派玄奘的弟子窥基共五百人前往五台山，在中台又建造了一座寺院。也就是在这一年，并州僧俗信众发现高宗皇帝与武后高度重视五台山寺院的营建，主动集资雕造了一座铁塔，大约有一丈多高，送至五台山，置放于窥基所建寺院中。经过这段时间的营建，五台山作为佛教胜地，初具了规模，奠定了五台山后来成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并名扬海内外的基础。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由皇后变为天后的武则天，并未忘记广泛招揽高僧大德的行动。招揽高僧大德的目的，表面上看或是召入宫中供养，或是使其翻译佛典，或是为高宗皇帝、为自己以及诸皇子公主祈福；但在实际上，武则天并不是仅仅把这项活动的目的放在表面上，她是在以招揽高僧大德的形式，为自己集聚社会力量的支持，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咸亨四年（公元673年），武后召万回禅师入宫供养，并以皇后名义赐万回禅师锦绣袈裟一领。这万回禅师在当时甚为神异，传说贞观年间玄奘法师从西域归来时，曾对人们说起自己在天竺（古印度）遇到的一件事。玄奘法师在天竺见有一石藏寺，便虔诚地进去礼拜，但进去之后，只是一间空房，因而问住持该寺的高僧大德到哪里去了，人们告诉他说，这个寺院的住持和尚因缺席法事，被罚到东方去了，那个地方的国名叫震旦，地名叫阌乡，离天竺这里有万回之远。玄奘法师归国后，听说有一神异之人叫万回，又是虢州（今河南卢氏）阌乡人，自幼白痴不语，父母也觉得很不吉利，而且还常常被其他儿童欺侮，也不与之争斗，但他一开口说话便说自己是佛门释子，名叫万回。传说这个万回在出家前，不知寒暑冷暖，见贫不欺，见富不恭，东西狂走，终日不息。大约在十岁左右，其兄被朝廷征召远戍安西（西域，今甘肃、新疆大部地区），去了之后很长时间无有音讯，母亲甚是挂念，经常在家里烧香拜佛，为子祈求平安。万回见母亲如此虔诚，便对母亲说：吾兄极是平安，根本不用您担心。说罢，将母亲供佛的素斋打了个包裹，出门去了。到了晚上，万回手持其兄书写平安的家信回到了家，母亲甚为惊异，不敢相信万回已是去了安西一趟。后来其兄返家，说起这件事，详细叙述了弟弟万回远来安西，兄弟见面并吃了素斋的情况，全家人都感到惊异不止。不久便使万回受戒出家，归依佛门。

　　　　玄奘法师听说了这个万回的各种传说后，便亲自登门去拜访。这时的万回还没有出家，只对母亲说：快准备素斋，有大和尚来访。母亲还没有准备好，玄奘法师已到家门口了。万回见到玄奘法师后，便随便问起了天竺石藏寺的情况，所问问题犹如亲自到过那里一样，玄奘亦是感到奇异。最早将万回神异的消息传给武后的就是那个道术之士明崇俨，他不止一次地向武后说起万回的神异情况，并十分肯定地说万回是一个神僧。所以，武后才将他召来后宫供养起来。

　　　　同年，武后在宫中听说洛阳佛授记寺高僧德感和尚仪容瑰丽，学业精赡，便使高宗皇帝将其召入宫中，要以翻经大德的重任使其参加两京佛典译场工作。这德感和尚十分清楚高宗皇帝和武后对自己信任的真正用意，便不遗余力地为两京各大译场服务，亲自组织了多部佛典的翻译，受到了高宗皇帝和武后的高度赞扬。高宗皇帝还特授这位佛门大德为昌平县开国公，食邑三千户。武后亦作赞称颂他：“河汾之宝，山岳之英，早祛俗累，夙解尘缨。缁门仰德，绀宇驰声。或亚龙树，爰齐马鸣。”其中龙树、马鸣是古印度的佛学大师，他们分别在公元一世纪和三世纪为振兴佛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中可以看出武后对德感和尚的极高评价。

　　　　上元三年（公元676年），中印度僧人地婆诃罗来唐，次年上表请求译经，并保证按玄奘法师厘定的标准翻译。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对异域和尚有如此弘法热情大加赞赏，不久便亲自在后宫召见这个地婆诃罗，该僧对高宗皇帝和天后能亲自召见自己倍感荣幸，并当场为自己取汉名为日照，寓意身受阳光普照。这就更博得了高宗皇帝和天后的欢心，准其在西京长安太原寺、广福寺和东都洛阳大福先寺设立译场，并先后命道成、薄尘、嘉尚、圆测、灵辩、明恂、怀度和复礼等和尚，参与日照译场的译经活动。日照译场的繁荣景象犹如当年玄奘法师译场一般。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长安大慈恩寺窥基和尚去世，高宗皇帝和天后特下诏命天下各寺院均度五人，为窥基追福。这窥基和尚乃玄奘法师的大弟子，俗姓尉迟，是唐王朝开国大将尉迟敬德的侄子。传说他原并未出家，玄奘法师东归后，见其大有佛缘，便邀其出家，引为自己的上首弟子。窥基在师事玄奘的时间里，一直参加玄奘译场的工作，并深受玄奘赞誉。他还曾与玄奘一起，数次入宫为皇后嫔妃诸皇子祈福作法事，特别是他参与了玄奘法师为佛光王李显的剃度仪式，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