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的佛缘-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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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的佛缘》
作者：王志平/吴敏霞【完结】　




引子

　　　　　　　　　　　　　　佛祖当初的拈花一笑，小童女捧沙献佛。一桩公案和一段因缘的开始，据历史记载，东汉明帝夜梦神人，差使西求佛法，是佛教传入东土华夏的开始。从此之后数百年间，华夏大地释风大起，从贵为天子的皇帝，到胼手胝足的黎民百姓，莫不靡然风向。

　　　　这大概是在了结西方印度佛教与东土华夏的一桩公案。

　　　　相传，佛祖释迦牟尼一日升座说法，弟子迦叶和阿难躬身侧侍，座下信众寂然无声。佛祖说法完毕后，座下有问：“数百年后，法脉将在何方何处可以发扬光大？”佛祖闻问后，并未作答，只见他信手拈起座下的一枝莲花，双目微闭，很不经意地向东侧过脸来，微微一笑。座下众弟子未解其意，都在疑惑之中。只有佛祖身边的迦叶，对佛祖拈花微笑心领神会，也对佛祖微微一笑。佛祖见此，亦不再作声。

　　　　佛祖释迦牟尼拈花微笑，向座下众生开示了数百年后佛教广被东土华夏的因缘。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东汉三国时期，从封建统治者到一般老百姓，基本上把佛教看作是和中国传统的神仙、方术之类一样的东西，佛教的影响和规模都很有限。佛教自身在这个时期注重经典翻译和阐述教义等活动，努力扩大自身的影响，寻找自身发展的群众基础。魏晋南北朝之时，佛教进一步发展，因而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在理论上集中为对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以及忠君孝亲等问题的不同认识与争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佛教自身由印度佛教向适应中国社会传统宗教信仰需要的转变，佛教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初步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隋唐时期，佛教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二教并驱，且渐有宗门独盛之势。僧俗信众翻译经典，讨论教理，研习般若智慧，追求涅槃胜境，异国印度的宗教，迅速扎根中土，成了众生安身立命摆脱苦海的精神乘具。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佛教的一段传说，又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历史上一位不平凡女性的一段因缘。

　　　　这个传说被称为“童女捧沙献佛”。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一天带着门徒托钵行化，偶然碰到在路旁玩堆沙游戏的一群小女孩。女孩们看见佛祖一行人走了过来，其中一个较大一点的女孩便从地上捧起一捧沙土，恭敬地走到佛祖面前，认真地放进了佛祖的钵内，并且很严肃地对佛祖说道：“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供奉佛祖，就献上一捧沙土吧！”佛祖释迦牟尼微笑地答道：“难为小施主一片善心，我诚心地接受你的供养。有因必有果，你自然会得到福报的。凡事都是因缘和合，希望你有机会时一定要尽力弘扬佛法。”佛祖释迦牟尼的大弟子舍利佛，以持戒多闻和善于宣讲佛法而著称，此刻，他见小女孩似为无理取闹，而佛祖居然还认真对待，很不理解其中原委，便问佛祖道：“世尊，刚才那个小女孩，把沙土捧到您的钵里，您为什么还能容忍她这样胡闹呢？还称是善意的供养？”佛祖释迦牟尼听后对舍利佛说：“你不知道，此女千百年后，因缘成熟，将果报成为东方震旦（指中国）的一国之君。我在这时接受她的沙土供养，使她种下这一善根因缘，播下这一方福田，她将来做了震旦的女皇之后，就会保护信众，弘扬佛法。”佛祖接着说道：“此女与我法门有缘，她在成为女皇之前，不但要当几年比丘尼，还要依我法门寻找君临天下的契机。从比丘尼到女皇，是因缘注定的生命之路，是她在万劫轮回中因缘定力的扩张。”

　　　　这个传说，当然是后人出于某种目的的杜撰。这里的“童女”和“女皇”，说的就是武则天。

　　　　武则天正式登基当上女皇，是在佛教传入东土华夏约七百年后。

　　　　这是公元690年。

　　　　九月初九，天高气爽，秋色霁晴，正是唐人登高望远、饮酒赏月的重阳佳节。67岁的武则天于这一天以从容娴静的风韵，登上了唐东都洛阳巍峨的皇宫门楼，在“圣母临朝”的六年之后，终于宣布改唐为周，改元“天授”，自称“圣神皇帝”。武则天的登基典礼，也是大周朝的开国大典，因而缭绕紫烟、礼乐和唱、钟吕宏鸣的仪式十分隆重，盛大的排场足以震慑所有在场的人们。

　　　　她宣布以东都洛阳为神都。

　　　　她降当朝皇帝睿宗李旦为皇嗣，并令弃李姓，赐姓武氏。

　　　　她又换旗帜尚赤红色。

　　　　她还改置社稷，以武氏七庙为太庙，李唐的宗庙改为享德庙，并攀附周文王姬发为40代远祖，以追尊武周的门第显贵……。

　　　　可以说武则天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孜孜不倦地奋斗了一生，度过了重重难关，终于一步步走上了权力的巅峰，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这一切，似乎都在应验佛祖当初的拈花一笑和小童女捧沙献佛的公案和因缘。

　　　　武则天和佛教，佛教和武则天，其中都有着扯不断的因缘。她一生与佛教的种种联系，她一生充满内心世界的佛教情结，以及她最终以佛的化身君临天下，都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这一切，还须从头道来……。　　　　　　　　　　

第一章

　　　　　　　　　　　　　　木材商人乱世投机显赫政坛，杨氏夫人结佛缘，武家有女初长成，先从武则天的父亲说起。

　　　　武则天的父亲名叫武士彟，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五代人刘日旬编的《旧唐书》，北宋人欧阳修、宋祁编的《新唐书》，都有《武士彟传》，但都不详不实，内容也不能尽信。原因是封建史家多认为武则天以周代唐，君临天下，是“母鸡打鸣”，与儒家“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相悖，故在其编写的史书中，尽可能地贬低武则天及其父母。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等人编修的《资治通鉴》也是如此。好在清朝人编辑的《全唐文》中，收录了武士彟的墓碑，称为《攀龙台碑》；另在北宋时编成的《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两种典籍中，亦有几条关于武士彟的材料，可以看作是考察武士彟身世可依据的史料。

　　　　根据《攀龙台碑》可知，武士彟的先祖，原居住在安徽宿县，六代祖名叫武洽，是魏国的平北将军、五兵尚书，被封为晋阳公，因此才将家从安徽宿县搬迁到山西文水；五代祖名叫武神龟，曾当过国子祭酒，即管理国学的官员；高祖名叫武克己，曾官至本州大中正、越王长史；曾祖名叫武居常，当过北齐的镇远将军；祖父名叫武俭，曾当过后周永昌王的咨议参军；父亲名叫武华，曾当过隋朝的东郡丞。另有史料记载，武士彟的父亲武华做过隋朝的东郡丞，很大程度上是武则天当了皇帝以后编造出来的。武氏家族至武士彟祖父武俭时，已家道衰落，不再是什么官宦人家了。武士彟的父亲、哥哥，都是山西文水徐村的一般农民。

　　　　武士彟有两个哥哥。大哥武士棱，“性恭顺，勤于稼穑”，是一个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农民。《旧唐书·武士彟传》记载，武士棱跟随弟弟武士彟发迹之后，在唐王朝长安做了一个适合于他的小官，即司农少卿，使辅助管理朝廷的粮食仓储和农囿之事。武士彟的二哥名叫武士逸，也是农民出身，李渊父子太原起兵时，武士逸也跟随弟弟加入了李渊的部队，但他没有随军西进，被留在太原隶属于齐王李元吉的部队。后来，刘武周攻破太原，武士逸被俘，下落不明。此乃后话。

　　　　关于武士彟本人的身世，《太平广记》第一百三十七卷有如下记载：武士彟，太原文水县人。微时，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尝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致大富。士彟与文宝读书林下，自称为厚材，文宝自称枯木，私言必当大贵。从以上记载可知，武士彟当初只是与同乡人许文宝合伙做木材生意的小商人，家道并不殷实，收入可能只够养家糊口；他在生意上的发迹，是数万茎木材变成了丛林而实现的，这显然带有迷信色彩，是不可信的。另有史料说，武士彟发财致富的主要原因，是他乘隋炀帝暴虐无道，死人众多，贩运棺木而发了大财。这种说法也不足为信。试想，隋炀帝暴虐无道，涂炭生灵，民多死亡，老百姓哪里还有钱来买棺木而葬呢？实际是隋唐之际，文水文峪河上游山中盛产木材，文峪河口为木材集散地，山中木材顺流而下，做木材生意本身就有致富的条件。无论怎样，武士彟靠做木材生意发了大财，这可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除此之外，按上述记载，武士彟与许文宝在做生意的闲暇之余，还喜好读书，并自称为厚材，似雄有大志，不满足于做一个商人，想跻身仕途，光宗耀祖。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曾做过很大努力。隋文帝仁寿年间（公元601年至604年），武士彟在隋王朝的汉王杨谅的引荐下，认识了隋王朝的司空杨雄、左仆射杨素和吏部尚书牛弘等，但因不久隋文帝去世隋炀帝登基而未能入仕，失去了跻身仕途的一次机会。

　　　　这说明武士彟投机入仕的客观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

　　　　遍及全国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为身为商人的武士彟投机入仕创造了客观条件。

　　　　隋末农民大起义是由于隋炀帝的残暴统治而引发的。隋炀帝杨广代其父文帝杨坚登基后，开始一段时间也曾励精图治，但为时不久，就变得昏庸腐朽，奢侈荒淫。他秉性暴戾，好大喜功，贪得无厌。他狂妄地认为，天下可以听凭一己的指使。那雄伟的东都洛阳，华丽的皇宫殿堂，蜿蜒的南北运河，一统天下的版图，越来越使炀帝骄奢淫逸，不可一世。他营建离宫别墅，三次征伐高丽（今朝鲜半岛），数次游幸江都（今江苏扬州），大肆屠杀人民，弄得鸡犬不宁，天下分崩离析。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王薄在山东长白山登高一呼，各地民众纷纷响应，到处燃起了起义的烽火，遍及大江南北。后来，各地起义军逐渐形成三股巨大的力量。李密为首的瓦岗军激战于中原，窦建德为首的河北义军鏖兵于河北，杜伏威为首的江淮义军驰骋于江淮。各路义军英勇出击，杀得杨隋统治者落花流水，其统治也摇摇欲坠。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官僚和地方实权派也相继起兵反隋。

　　　　李渊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渊是隋文帝杨坚夫人独孤氏的外甥，和隋炀帝是至亲，所以，深受杨隋两代君主的信任。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八月，隋炀帝在无奈面对风起云涌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之下，突然游兴大发，来到山西雁门巡游。这时，称雄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突厥人，在其首领毕始可汗的带领下，南下合围炀帝，使炀帝几乎不能脱身。情急之下，炀帝急命自己信任的重臣唐国公李渊前来太原救驾。炀帝侥幸躲过这一劫后，次年即率数千宫女南下江都，命李渊为太原留守。

　　　　也就是在这前后，武士彟有幸结识了李渊。

　　　　武士彟在丧失了第一次投机入仕的机会后，便以他那商人的警觉和工计，认真审视了天下的形势，不但没有丧失信心，反而坚定了投机入仕的决心。

　　　　他把自己投机的初步目标确定在了设在太原的军府。太原是南北朝乃至隋代的重镇。隋朝在全国实行“府兵”制度，在太原设置了军府，节制当地军队。大约在隋炀帝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左右，也就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全面爆发前后，武士彟乘太原军府扩充之际，由商人摇身一变，成了太原军府下属的一名队正。队正只是一个小小的军官，大约只管理50人。但这是武士彟投机入仕的起点。

　　　　有了这个起点，就有了实现最终目标的基础。

　　　　李渊奉命率军前来雁门为隋炀帝解围时，武士彟以“喜交游”的气质和声誉，为李渊所闻听，特别是引起了李渊次子李世民的注意。武士彟不是一般的商人，他头脑灵活，善于经营，只要有机会，一定会抓住不放。为了能够结交李渊父子，武士彟实实在在颇费了一番心机。

　　　　当然，前提是对把李渊父子作为自己投机仕途靠山的认识。在这方面，武士彟充分展现了他的智慧和眼光。他觉得李渊的家世和人望都是无可挑剔的，既是北周、杨隋皇室的姻亲贵族，又是当朝军事精英集团的重要成员，而且在50年中侍奉过杨坚、杨广两代皇帝；李渊所留守的太原，有着军事战略上的优势地位，既可以北退塞外，又可以长驱直入南下对长安（隋王朝称大兴城）和洛阳这类传统的政治中心发动快速进攻；李渊有着赢得人心的民谣舆论，因为近些年就有“李氏当应图谶”、“兴起为王”的预言，这一舆论说法已在民间广为流传，隋炀帝为此在全国大杀姓李的人，一些有权势而门族强盛的李姓高级将领都被大规模地清洗或流放，李密领导的反隋起义便是受了这些预言的影响，李渊父子一定知道这些预言的作用，李渊父子也一定知道传说中的圣君唐尧曾在唐这个地方住过，这个被称为唐的地方就是太原，唐又是李渊作为国公的封地，这种巧合的联系一定不会使李渊父子永远俯首称臣……。

　　　　选准了靠山，对商人出身的武士彟来说，其实就是一次倾家荡产的交易，或者说是孤注一掷的赌博。他把自己应该拿出的筹码都拿了出来，首先是钱财，他一下子变得乐善好施，不断拿出钱财接济身边左右的人，使这些得到善施的人交口称好，武士彟的名声也被街巷称颂；同时，他在太原军府中到处宣讲自己多年研究兵法的体会，并将编写好的《古今要典》三十卷拿出，供人学习抄录。

　　　　这一切当然更进一步引起李渊父子的注意，李渊主动和武士彟“虚心结契，握手推诚”，并以知己相待，武士彟也就乘机倾心相从了。不久，李渊便任命武士彟为太原留守府司铠参军。司铠参军，只是管理军械的一个小官，并无多大职权，但这却为武士彟接近李渊父子提供了机会。李渊当时曾数次率军离开太原到河西（今黄河以西）作战，途经文水时，都住在武士彟家中。这表明武士彟逐渐被李渊引为了心腹。

　　　　作为心腹，武士彟参与了李渊父子太原起兵的谋划。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农民起义的烽火越烧越旺，隋王朝的统治江河日下，武士彟暗中劝李渊举兵，并将自己多年编成的兵书《古今要典》直接进献给李渊。李渊十分高兴，对武士彟说：“请不要再多说了。兵书是朝廷的禁物，将来恐怕才会有用。我很赏识你的用心，如果将来有可能的话，你我一定要一同富贵。”

　　　　李渊毕竟是一个较为现实的人，他顾虑重重，既有心腹之患，又有后顾之忧。心腹之患指的是隋炀帝从禁军将领中选了两名亲信王威、高君雅担任自己的副手，实际上是安的眼线来监视自己，以防不测。后顾之忧指的是随时南来骚扰的突厥，假若自己起兵后，前遭隋军反扑，后遭突厥进占，根据地太原就会陷入南北夹击的境地。一旦太原丢失，自己就等于完全失败了。

　　　　所以李渊不愿早露形迹，不愿毫无把握起兵而走上失败。

　　　　李渊父子一直在暗中准备，等待时机成熟。他们派武士彟去接近王威和高君雅，使其得到王、高二人的信任。同时，派刘弘基、长孙顺德等人暗中大量招收勇士，并放出风来说招募军士是为了与突厥作战，后来又使次子李世民出面招募，不出十天就招募了一万多人，驻扎在晋阳的兴国寺。王威、高君雅二人觉得此事重大，似乎觉察到了李渊父子的用意，便找来武士彟商量说：“刘弘基之流是炀帝征高丽的逃兵，罪行严重。但李渊父子却在这里重用他们，我们想把他们抓起来审问，不知您意下如何？”武士彟见王、高二人对李渊父子的意图有所觉察，自己又不能否认李世民招募军勇的事实，便回答他们说：“刘弘基等人都是李渊的贵客，您二位是李渊的副手，如果贸然去抓人，恐怕不太妥当吧！”武士彟在这里没有按照王、高二人的思路去回答他们，而是把话题引到了别处，以王、高二人与李渊的职务关系为题，巧妙地袒护了李渊，使王、高二人只好作罢。

　　　　后不久，军府的司兵参军田德平又对武士彟说：“我打算向王威、高君雅二位副留守建议，请他们查查刘弘基等人招兵的事。”武士彟对他说：“现在太原府的兵权都握在唐国公李渊手里，王威、高君雅二人没有多大本事，我劝你还是不要自找苦吃，最好少管闲事吧！”这种带有恐吓的口气和语言，田德平自然不再敢吱声了。

　　　　同年五月，李渊父子见时机成熟，借故杀掉王威和高君雅，在太原正式起兵，并组织了大将军府，仍任武士彟为大将军府司铠参军，使掌管军帐兵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李渊父子乘隋王朝军队主力与农民起义军决战之机，开始向关中进发。一路上，武士彟频立汗马功劳，李渊也不吝赏赐。十一月，李渊率军攻入长安，立隋炀帝幼孙杨侑为恭帝，给早已逃往江都的隋炀帝加了一个太上皇的虚衔，自封为大丞相。

　　　　次年（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绝望之际，被宇文化及等人杀死。五月，李渊废隋恭帝，自立为帝，称唐高祖，改元武德，建立了唐朝。

　　　　唐王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在宴庆之余，大行论功行赏。武士彟官拜上柱国、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兼检校并钺将军，赐田三百顷、奴婢三百人，赏彩锻二万段、黄金五百斤，别食实封五百户。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武士彟在原职务基础上，又加工部尚书，他修会典，振纲纪，十分称职，深得唐高祖李渊赞赏。不久，进封应国公，加实封八百户。唐高祖李渊又封其兄司农卿武士棱为宣城县公，封武士彟下落不明的二哥武士逸为六安县公，使武氏一门三公。

　　　　这样，武士彟及武氏家族便飞黄腾达，居官显赫，数年之间，便由山西文水普通的木材商人，乘乱世而投机，一跃变成了长安的新贵族。武士彟终于实现了自己所追求的目标。

　　　　武士彟在唐王朝中央任职至检校右厢宿卫，即皇宫的宿卫将军。

　　　　作为唐王朝开国的有功之臣，武士彟还位列二级勋臣之中，并享有“恕一死”的优待。据《册府元龟》第一百三十三卷记载：唐高祖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八月下诏曰：“朕自起兵晋阳，遂登皇极，经纶天下，实仗群才。”因此，追随左右的功臣要给予特殊照顾，即一等功臣，如刘文静等人，将来若犯死罪，可以免死两次；二级勋臣，如武士彟、刘弘基、柴绍等十四人，将来若犯死罪，可以免死一次。

　　　　商人出身的武士彟，凭着数十年经商和乱世投机发迹的经验，是绝不会犯下死罪的。否则，他就没有机会丧妻再娶，并生下一位在中国历史上有较大影响被称为女皇的女性。倒是他那远大的志向，对既定目标的执着追求，娴熟的政治斗争手段，以及商人般的贪婪和占有欲，对未来的女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武则天与佛教的结缘，是和她的生母杨氏夫人有着直接关系的。

　　　　虽然武士彟经过数年投机，成为了李唐王朝的开国元勋，成为了长安城里的达官显贵，政治生涯前程似锦，这些都使武士彟颇为得意。但是，在家庭方面，他却有许多不幸。他年轻时，在父母的指配下，曾与山西汾阳（今山西汾阳）的相里氏（相里，复姓）结婚。这相里氏虽非大户人家出身，倒也能孝顺公婆，主理家务，为武士彟生了四个儿子。武士彟外出做生意和投奔李渊后，相里氏一直在家乡文水敬老携幼，颇受同乡人的称赞。就在武士彟从大业年间投机入仕到唐高祖武德年中，先是武士彟的双亲去世，他没有回家奔丧，而是在太原追随李渊左右，参与谋划起兵大事；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武士彟在长安任检校并钺将军时，两个儿子先后因病去世；次年（公元620年），夫人相里氏也因病身亡。这接二连三的噩耗，对武士彟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然而，在这期间他并没有消沉，仍一如既往，尽忠于李唐王朝。史籍称其“儿子病夭，无暇过问；妻子危笃，亦不出看，唯哀悼而已”。

　　　　唐高祖李渊得知这些情况后，深受感动，对武士彟大加褒扬，并下了一道敕令，说：“此人忠节有余。去年儿夭，今日妇亡，相去非遥，未尝言及，遗身徇国，举无与比。”也就是这时，唐高祖李渊念其忠心可嘉，擢升武士彟为右厢宿卫将军。同时，还动了一番脑筋，为武士彟选准了一位续弦的夫人，命自己的女儿桂阳公主作媒来促成其事。

　　　　桂阳公主为武士彟保媒的对象，不仅出身名门望族，而且还是一个40多岁尚未曾婚配的黄花闺女，她便是隋朝遂宁公杨达的女儿杨牡丹。杨达，隋皇族出身，是隋文帝的侄子，隋炀帝的堂兄弟，曾在文帝时任工部尚书，领宰相衔，主持过隋文帝与独孤皇后的陵墓营建，后又任隋东都（今河南洛阳）副监。后随炀帝征高丽，死于道中。杨达之兄杨雄在炀帝时也曾官至宰相。

　　　　虽然是亡隋的贵族，但因出身名门，杨雄、杨达的子侄们在唐初也颇受李唐王朝新贵们的青睐。桂阳公主在武德初丧夫后，便看上了杨雄的儿子杨师道，不几日便招为驸马。从这层关系上看，杨达之女杨牡丹应称桂阳公主为堂嫂。传说，这杨氏兄妹，都十分聪明漂亮，杨牡丹的侄女亦被李渊三子李元吉纳取为妾，后又被唐太宗李世民纳为淑妃。

　　　　由皇帝降敕结亲，由公主作媒主持婚事，又由朝廷负担结婚费用，这样的殊恩和殊荣，真是绝无仅有，武士彟只能从命了。时在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武士彟已有46岁，杨氏夫人也有44岁。婚后次年，杨氏夫人为武士彟生下了第一个女儿，这便是后来嫁给贺兰越石的韩国夫人。武则天是他们的第二个女儿，生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

　　　　据说，武则天生母杨氏夫人长得很美丽，尽管是40多岁的老姑娘，却也身材苗条，面若芙蓉，艳丽绝伦。因为出身于豪门贵族，她自幼不学针线女红，轻视纺绩织布。但聪明绝伦，从小便明诗习礼，阅史披图，特别是对佛教情有独钟，非常喜好，认为自己与佛教有特殊的关系，而且还正式受了居士戒，以女居士自居。当时，她似乎不想再嫁人了，但桂阳公主拿皇帝的命令撮合，她也只好作了武士彟的新娘子。

　　　　杨氏夫人对佛教有特殊感情，大概和隋王朝二代君主崇佛佞佛有关。

　　　　佛教经过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已经由一种域外宗教，发展变化为地地道道适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背景的中国式的宗教，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作为维护封建政治统治的思想武器，也趋于成熟，并愈来愈为封建帝王们所重视。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史载出生于尼姑庵，是由一个名叫智仙的尼姑抚养成人。所以，杨坚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他代周立隋当上皇帝所干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普诏天下，任听民众出家为僧；并诏令天下人出钱营造佛教经像，修建寺院。他还认为，自己能够当上皇帝，完全是佛法的护佑，因而在自己在位的24年里，广兴佛事，或者度僧，或者建寺，或者修塔，或者写经，使隋文一代佛教勃兴。据史籍统计，隋文帝在全国大约修建了四、五千所佛寺和110座舍利塔，新造佛像有16584躯，修治旧佛像共1588940余躯，整理缮写出新译佛经132086卷，修治旧佛经3853部。从上述数字中，可以看出耗费之巨。

　　　　不仅如此，隋文帝还延请高僧为自己受菩萨戒，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佛教徒。受菩萨戒之后，隋文帝的一切活动均与佛教相联系，每日登殿上朝，总有和尚伴陪左右。隋炀帝继位后，对佛教的特殊感情，甚至超过了乃父。炀帝在未继位前，就以菩萨戒弟子自称，并和名僧智顗往来频繁；并且还亲自作了一篇《宝台经藏愿文》，表明自己对佛教的态度，把弘扬佛教作为自己的义务。当了皇帝之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度僧、写经、修寺、建塔等等佛事，成了他的正事，对佛教的亲近和重视，真可谓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了。

　　　　隋文帝父子对佛教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佛教的所做所为，被旧史家称为“佞佛”。他们崇拜佛教，热衷于佛事，似乎是为了表明自己的高尚和清净，也似乎是为自己涂了一些伪善的色彩。但从内心世界来分析，他们是真正的佛教信仰者，他们想通过对佛教的诚心信仰，来给自己寻找一处精神安逸的净土，来给自己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这些在客观上都有利于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皇帝喜好佛教，必然会影响到皇亲国戚、内外大臣和普通老百姓。所以，有隋一代，皇帝宗族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崇信佛教为荣，都会对佛教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

　　　　杨氏夫人就是在这种佛教几为国教的大环境中，自幼受到佛教的熏陶，耳濡目染，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另外，杨氏夫人的父亲杨达随炀帝远征高丽，死于途中，对她的心灵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有学者研究指出，隋唐女性信仰佛教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亲眷丧亡后才皈依法门。杨氏夫人的信仰佛教，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史载杨达死后，杨氏夫人先是受居士戒，表明自己已经是一个在家的佛教徒了，受持三归，即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把自己的身心性命全部托付于佛教所谓佛、法、僧三宝。尔后便从佛尽孝，为父亲每日诵经追福。光阴荏苒，十几年的时间里，与佛教结下了深厚的因缘。其间，她还按照佛教的教义，为自己写下了“当使恶无闻于九族，善有布于四方”的箴言，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

　　　　“当使恶无闻于九族，善有布于四方”，也可以看作是杨氏夫人与佛教结缘成为佛教忠实信徒的最为深刻的体会，是一位世俗信徒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善与恶，是佛教教义中一对重要的范畴，前者指符合佛教教理的思想和行为，后者则与此相反。佛教认为，善包括善心和善行，善心即是心地善良，有不争、不害、不放逸、不贪和精进进取的思想品德；善行则是与善心相应的行为。这些都是佛教教义所提倡的，崇佛信佛的根本就是要有善心和善行。

　　　　杨氏夫人无作恶而行善的行为准则，与佛理相契合，表明了佛教对这位世俗女性的深刻影响。

　　　　杨氏夫人与佛教的种种因缘，为刚刚出生的武则天营造了一个必然受佛教熏陶的生存环境。传说武则天“满月”那天，武士彟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