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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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人捣乱了。你看这干脆不？

老舍的《序》文写得风趣而又婉曲，他的意思还是清楚的，他希望人们能正确地评价幽默诗文的意义，希望人们能正确地对待写作幽默诗文的作家。当然，他不无苦衷，从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他酸涩的心境。

在现代文学史上，幽默小品之一度兴起于三十年代初，不是偶然的。鲁迅曾经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分析了三十年代初幽默小品一度兴起的原因及其可能有的前途：

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

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

然而这情形恐怕是过不长久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注：《从讽刺到幽默》，《伪自由书》。）

鲁迅对当时的幽默文字取分析态度，这是很清楚的。他的确批评过林语堂办的《论语》以及林语堂提倡的“幽默”：“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注：鲁迅：《论语一年》，《南腔北调集》。）但是鲁迅在这里反对的是林语堂式的“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的“闲适”小品，并不是一切幽默诗文。

老舍的幽默诗文，就其内容而言，是属于鲁迅所肯定的“倾于对社会的讽刺”一类的。他在嘻笑诙谐之中“并没有忘记天下”。（注：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南腔北调集》。）他本人虽然被列为《论语》的长期撰稿人，他的幽默诗文虽然大部分发表于《论语》半月刊，但却与林语堂式的幽默小品有着根本的不同。他的幽默小品倒是同鲁迅、茅盾、叶绍钧等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上的议论性小品文更为接近的，虽说在艺术格调上有着明显的区别。著名评论家唐彛�曾经这样评述三十年代初议论性小品（包括幽默小品）繁荣的景象：

说来不过是每篇千字左右的短文吧，其影响之大确实是空前的。被敌方恶意地指为“台柱”的鲁迅和茅盾，开始时，一个用“何家干”、“丁萌”、“干”、“游光”等笔名，一个用“玄珠”、“郎损”、“仲方”等笔名，每隔三天刊载一篇，筚路褴褛，蹊径独辟，真的起了登高一呼，搴旗前引的带头作用。左翼青年纷纷出动。老作家如陈望道、夏丐尊、周建人、叶圣陶大力响应，从各个角度刻划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特点：叶圣陶以《今天天气好呵！》为题，揭示了自由的本质，陈望道写了《法的讲话》、《长寿运动》等文。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向从事小说创作的人，这时也群起撰写短文，老舍写了《空城记》、《励友人书》、《打倒近视》，在风趣中透露了严肃的主题，使人作会心的微笑（注：《〈申报·自由谈〉序》。《申报·自由谈》，上海图书公司影印本（1981年5月）。）。

这样的评述全面而又公允，特别是对老舍几篇幽默文章的评述要言不繁，十分恰当。

老舍写作幽默诗文，正当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时期。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不抵抗主义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罪恶政策，成了他这一个时期不少作品的主题。他在《猫城记》中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曾经发出了无情的诅咒，并痛苦而又热切地呼唤着祖国的再生；在《幽默诗文集》中，我们看到他把忧心如焚的情怀深隐在俏皮的笔墨之后，把愤怒的谴责包含在机智的讽刺和谐谑之中。形式上有变化，而深潜的感情和针砭的内容一仍其旧。这是不难理解的。幽默文字的创作，固然有作家风格上的原因，也有政治背景上的原因。在他看来幽默并不等于“说说笑话”，而是攻战的利器。

《空城记》借《三国演义》孔明搬演“空城记”的故事，以极度夸张的手法画出了国民党大员在日本侵略军面前“望风而逃”的丑态。《长期抵抗》以街头小孩口角打架讽喻对日不抵抗政策，曾经得到肖三肯定的评价。（注：肖三：《给左联的信》，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第328页。肖三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老舍以描写街头小孩口角打架的诗以喻对日之不抵抗政策，非常之妙。”）《为被拒迁入使馆区八百余人上外交总长文》以为被北平日本使馆拒绝迁入“使馆区”的华人“代鸣不平”的口吻，虚拟了一份上外交总长的呈文，表面上指斥“使馆值年”的日本人不讲道义，实质上处处斥骂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和无耻：“衡之国际情谊，四海应称兄弟，加以身家关系，千圆岂吝酬金！乃今榆关失守，敌马狂驰，而使馆宣言，华人禁入。查公民等八百余人尽爱国良善：既无共产之嫌，素守先贤之教。烟泡数丸，国危自甘尝胆；土牢三尺，地隘只乞拳身。巨厦琼楼本非敢望，孤灯短榻即惬所期；并此而绝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况日军已陷榆关，即下华北，是今日之仇，即来日之友，今日使馆之旅宾，即将来天皇之臣庶，苟拒之于斯时，而纳之于来日，何前倨而后恭也。……”文势跌宕，曲尽衷情，实为奴才之相；辞气委婉，反复申明，不知亡国之耻。乍读之，不禁为之捧腹，细思之则又令人潸然泪下。老舍以“代拟呈文”的方式，以奇特的构思，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卑躬乞降的丑恶嘴脸。如果说这篇文字尚属曲笔，那么《痰迷新格》则是当面申斥：“试观今日之东北，竟是谁家之西南？窃钩者死，卖国者荣，古今若出一辙，字号原无二家：新者旧，旧者新，良有以也。”其他如《天下太平》揭露国民党勇于内战怯于外敌，《讨论》状摹想做“日本官”的汉奸的隐曲的心态，文短而意深，都是佳作。老舍的幽默诗文里有血泪，有义愤，有不平。鲁迅评价肖伯纳时曾说：“他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裳，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这时候，能笑的就只有并无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这一点上，肖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远。”（注：《论语一年》。）老舍的指斥、嘲笑国民党反动派的幽默诗文，也有这样的特点。

奇巧的构思，机智的语言，在近于谐谑的情境中包含着严肃的思想，是老舍幽默诗文的一个重要特色。《新年醉话》从新年醉话说开去，对“醉话”加以“评点”：“醉话比诗话词话官话的价值都大，特别是新年”，然后漫笔写来，说到如果对人有气，可以乘新年醉酒，把一年来的“储蓄骂”都倾泻净尽，或者乘机大骂平时不敢得罪的老婆：“不必提名道姓，而以散文诗冷嘲，继以热骂：头发烫得象鸡窝，能孵小鸡么？曲线美，直线美又几个钱一斤？老子的钱是容易挣得？”至若年底搪债，醉话尤为必要。这些文字似乎都是闲文，最后才点到题上：“醉话之功，不止于此，要在善于运用。秘诀在这里：酒喝到八成，心中还记得‘莫谈国事’，把不该说的留下；可以说的，如骂友与恫吓女性，则以酒力充分活动想象力，务使自己成为浪漫的英雄。骂到伤心之处，宜紧紧摇头，使眼泪横流，自增杀气。”这看来是讽刺庸人的卑琐和缺少骨气，即使在“醉话”之中仍然牢记“莫谈国事”的戒律；但是却也可以从反面看到国民党法西斯专制主义所造成的恐怖情景。从极平常的生活情态入手，洒脱而又自如地漫谈“醉话”种种，真正的意思却藏在弦外之音中。《写信》的文字充满了机智。文章以代拟“写信须知”的方式，讥刺国民党的暴政和言论不自由的现状，构思又自有一番匠心。“为减少检信员的疑心，书信宜用文言，问候语越多越好。”“故意愿受检查（如骂人的祖宗函），信封上宜写某某女士收或发。”“无论填写何项表格，‘永久通信处’宜空着。”“平安家信印好一千张，随时填发。本条极不适用于情书。”等等。在国民党统治下，言论不自由，用“笑”的武器抨击黑暗的现实，借“笑”来舒一口闷气，用“笑”表示对一切反动势力的轻蔑，这本身也是战斗。

《老舍幽默诗文集》中还有一部分文章是讽刺安于现状的、怯懦的、自私的市民意识的。或者是刻划一种性格，或者是描述一种现象，或者是勾勒一副肖像，都能使读者在一笑之后领悟到一些积极的严肃的思想　。

《狗之晨》和《记懒人》是两篇寓言体的小说。作家以富于象征意味的细节，刻划一种性格，使读者产生广泛的联想，收到讽刺和教育的效果。《狗之晨》写的是一个叫做大黑的家犬在清晨一段时间的活动。大黑的活动是严格地按照狗的习性加以描述的，但大黑的“心理”明白地闪露着“人”的生活气息。作家着意写大黑自轻自贱、欺软怕硬、骄傲自大的“心理活动”，这自然是象征着现实生活中某一种人的思想性格。这种人奴性十足却又十分自大，临事胆怯却又佯装勇武，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角色。如果从这种思想性格的类型看，它接近于阿Q。《记懒人》也是写一种类型的性格。文章记述一个懒人的悲剧一生。全篇不乏真实生活的描写，但从总体看仍带有浓重的象征意味。对于懒人性格的刻划，采取的是一种极度夸张的近于漫画的手法。懒人的性格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懒人的妈妈“也是懒得很有个样儿。旁的妇女是孕后九或十个月就生产。懒人的妈妈怀了他一年半，因为懒得生产”。他的生日，没人知道，妈妈第一个忘记了他，他自然想不起问。这样的描写自然带有一种虚拟的性质，无非是暗示给人们：传统的迟滞的生活造就了如此懒散的性格。懒人懒到这种地步：他妈妈死，他未落泪，原因是“泪是始终懒得落的”，他入过学，但“懒得记忆一切”，他似乎也毕过业，但“懒得去领文凭”。他只是喜欢喝酒。他懒得说话，酒却能使他开口。这样的描写自然也是虚拟性质的，无非是说：慵懒到了极点，已经接近成了废物。他也曾经有过恋爱。这个寓言小说的简单的情节就是以他和一位姑娘的爱情悲剧为中心展开的。他们在少年时期曾经有过纯洁的友谊，在海棠树下告别，因为“都懒得说话”，终于未能说定。当他们再见面时，姑娘已经长大成人，变得“活泼、话多”。懒人被姑娘邀至海棠树下，他本来“日落后向不轻动一步”的，他破例应邀前来。姑娘说：“其实你也可以不懒的，假若你真是懒得到家，为什么你来见我？你可以不懒！咱们——”他始终没开口。她落了泪，走开了。她不久出嫁，不久被丈夫虐待而死。懒人对此的感触是沉入更深的虚无，他的结论是莫可如何的无所作为。他认为：“她因为不懒而丧了一朵花似的生命！假如我听她的话改为勤谨？也许能保全了她，可也许丧掉我的命。假如她始终不改懒的习惯？也许我们到现在还是同卧在海棠花下，虽然未必是活着，可是同卧在一处便是活着，永远的活着。只有成双作对才算爱，爱不会死！”他希望人们在他死后把他埋在海棠花下，他要“受着永远的惩罚”。人们遵照他的意愿，他死后，在他墓地上临时种了一株海棠。这是一个感伤的故事。故事的开头部分还有些幽默意味，后半部分却无论如何也幽默不起来，终以悲剧结束了全篇。这个故事构思的重点并不在恋爱本身，而在于强调懒人的性格。他们的爱情悲剧并不是社会的或阶级的原因造成的，而完全是由于性格上的原因酿就的。这种一切（包括恋爱在内）都不愿干，事事慵懒的性格，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大可能存在的。这是一种被极度夸张了的、变形的落后“国民性”的象征。人们可以对故事中的近于荒唐的情节报之以苦笑，笑过之后会领悟到民族的“老化”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有声电影》记述一家人去看有声电影，一路上祖孙几辈人前呼后拥，你谦我让，繁文缛节，唠唠叨叨，等坐定准备看电影时，电影已经结束，开始散场。这象是一幅市俗风情画。作家想指出的是：生活中无用的事情太多，而办事又十分不讲究效率；封建的宗法制的伦理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尊卑长幼的“秩序”，是人们精神上的沉重的负担。这往往成为一种历史的惰性，拖着人们前进的步履。《国难中的重阳》（千佛山）用俏皮的语言描述了济南市民在重阳节时上千佛山进香祈求平安的生活画面，作家把这一生活图画放在国难当头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以点染，于是济南的一些市民醉生梦死、麻木不仁、只求自家平安的意识和心理就赫然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了。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希望》，《希望》讽刺了小市民苟安于白色恐怖之下，大买“彩票”侥幸发财的心理。这两首诗都以状摹市民落后心理见长，细致贴切，看去象是顺手拈来，实际是长期观察的结果。文字俗白流畅，虽含蕴不深，但切中时弊，也是有一定价值的。

幽默诗文中还有一部分是老舍自道身世的抒情文。《自传难写》、《一九三四年计划》、《抬头见喜》、《一天》、《到了济南》都是。其中除《一天》略带嘲世自嘲的意味之外，其它各篇都有浓重的自叙传色彩，是可以做为优美的传记文学来阅读的。这些抒情文，或者表现对童年清苦生活的追怀，对“慈祥而又坚强”的母亲的思念（《抬头见喜》）；或者是历数生活经历的坎坷和困窘（《自传难写》、《到了济南》）；或者透露一点自己写作生涯的消息（《一九三四年计划》），都显示着一个正直而又清苦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这些散文，因为多系自道身世，难免流露着感伤，但也不乏幽默。《自传难写》夹叙夹议，用语庄谐结合，处处涉笔成趣；《抬头见喜》则于辛酸的回忆中流露着对未来微茫的希望，看出作家酸苦的心态。这些抒情散文写得亲切、真挚、深沉、厚重，是老舍人格的自然流露；从这些文章可以约略看到一些老舍的为人。

关于老舍，胡风说过如下的话：

舍予是经过了生活底甜酸苦辣的，深通人情世故的人，但他底“真”不但没有被这些所湮没，反而现得更突出，更难能而且可爱。所以他底真不是憨直，不是忘形，而是被复杂的枝叶所衬托着的果子。在他的客客气气，谈笑风生里面，常常要跳出不知道是真话还是笑话的那一种幽默，现在大概大家都懂得那里正闪耀着他底对生活的真意，但他有时却要为国家，为公共事业，为友情伤心堕泪，这恐怕是很少为人知道的（注：《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年》，《抗战文艺》第九卷第3、4期。）。

胡风讲的是老舍的为人，它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认识老舍的性格，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老舍的幽默诗文。

严格地说，老舍的幽默诗文并不是件件都是精品，其中也有一些草率之作，它们或者失之于思想浮浅，或者失之于格调油滑。对于一个在摸索中前进的民主主义的作家，这是很自然的事。

在学生们中间

一九三四年七月，老舍辞去齐鲁大学教职，八月十七日只身走上海，想“试试职业写家的味儿”。（注：《我怎样写〈牛天赐传〉》，《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但是，上海已不是老舍想象中的样子，而是一片萧条景象。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魔影笼罩着文艺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摧残了一切人民文艺的生机。就在老舍到上海的前一年，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一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等书店和上海艺华电影公司先后被捣毁；他离开上海以后几个月，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因《申报月刊》登出一些抗日言论，国民党特务在沪杭公路上暗杀了《申报》主持人史量才。老舍到上海后看清楚了“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朋友们也劝他不要冒险。他只得又折回山东，九月，应山东大学之聘，到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

山东大学历来有重视新文学创作的传统。一九三○年五月，当山东大学的前身国立青岛大学筹建时，杨振声任校长。杨振声本人即是热心于新文学创作的著名作家，他的《玉君》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小说创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一九三一年以后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易人，这个传统还是保持下来了。国内一些知名的学者、作家如闻一多、洪深、王统照、赵少侯等，都曾相继到山大任职。

如果说，老舍在济南于明丽的湖山景色之中看到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下人民的苦况，在繁闹的市廛看到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笼罩在市民头上的一片灰色，那么，在青岛，他在咖啡馆、电影院、海滨浴场这一个花花世界之下，却听到了人民反抗的“潮声”，看到了“山东儿”朴素、坚毅的精神。

他很喜欢山东大学的学生。他看到：在学生单纯的生活里隐伏着勇毅和献身的精神，朴素的装束下跳动着一颗“红热的心”。他清楚地知道，海上停着的各国的军舰扼住了青岛港的咽喉，“此地的经济实权在谁何之手”，但是，山东大学学生的蓬勃的朝气，使他内心里感到充实，“国破山河在”，他并不悲观。他说过如下的话：

不管青岛是怎样西洋化的都市，它到底是在山东。‘山东’二字满可以用作朴俭静肃的象征，所以山大——虽然学生不都是山东人——不但是个北方大学，而且是北方大学中最带‘山东’精神的一个，我们常到崂山去玩，可是我们的眼却望着泰山，仿佛是这个精神使我们朴素，使我们吃苦，使我们静默。往好里说，我们是有一种坚毅的精神；往坏里讲，我们有点乡下气，我们也会自傲的说，我们在这儿矫正那有钱有闲来此避暑的那种奢华与虚浮的摩登，因为我们是一群‘山东儿’——虽然在青岛，而所表现的是青岛之冬。”（注：老舍：《青岛与山大》，山东大学《二五年刊》（1936年）。）

老舍在山大曾经先后担任《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小说作法》、《高级作文》（即《小说创作》）等课程。

他的教学态度极为严谨。山大学生中不少人读过《老张的哲学》、《二马》，早想亲眼看看这位国内闻名的“幽默大师”讲课时的丰采，听听他的幽默的谈吐，“然而先生上课却总是那样严肃，即使偶然流露些幽默的谈吐惹得同学们发笑，而先生自己却从来没有笑过。”（注：王碧岑：《往事难忘》，《北京文艺》1979年第8期。）

他的《小说作法》和《高级作文》深受学生欢迎。《小说作法》课采用大纲式教学，他口述，学生记笔记。讲一个段落，就要学生作一次练习，借此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从中了解学生理解程度，听取学生意见。批改学生作业，一丝不苟，作文中如有句子结构、段落层次不妥贴的地方，都加以眉批，其仔细认真甚至于不放过任何一个用错的标点符号。他告诫学生，作品的人物要有生气，要能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最忌空洞无物；语言要凝练，不能拖泥带水。他以自己创作时的甘苦体会，引导学生严肃地进行创作。（注：章棣：《忆老舍在山大》，《山东大学校史资料》第1期。）

在学生中间，老舍从不以名作家、名教授自居，他谦逊自处，平易近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但又不是耳提面命。学生毕业，都愿意请他题词留念。他的时间本来很宝贵，要教课，又要写作，但他从来是有求必应，认真对待，题词内容，斟酌再三，语短意长。他曾在一个学生的纪念册上题写“对事卖十分力气，对人不用半点心机”。（注：王碧岑：《往事难忘》，《北京文艺》1979年第8期。）从这件似乎是微末琐事中可以看出他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人格和情操。他这样要求学生，也以此律己，他一生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他是学生进步活动的赞助者和支持者。当时，山东大学学生办两种刊物，一个是《励学》，一个是《刁斗》。《励学》是学术性刊物，文理兼顾；《刁斗》是文艺刊物，内容为文学评论、创作和翻译。为充实刊物的内容，学生曾约请教授、教员撰写文章。老舍是积极帮助学生办好刊物的教授之一。他不但热心地为刊物写稿，有时还亲自帮助审阅和修改文章。（注：《忆老舍在山大》。）同所有优秀作家一样，他不但勤于写作，而且把许多心血倾注在培育文学青年的劳作里。

第十一章　青山碧海（一九三四——一九三七）

相聚在海滨

青岛是避暑圣地。一九三四年前后，每到夏季，国内不少作家、学者在青岛山东大学相聚。洪深、闻一多、王统照、臧克家、吴伯箫、赵少侯、孟超、赵太侔、丁山、游国恩、杨金甫、王亚平、肖涤非等，或长期在山大任职，或短期到山大勾留，彼此之间，都有过密切的交往。老舍同这些朋友，学问上互相切磋，生活上甘苦与共，结下深厚的友谊。

一九三五年夏，借避暑的机缘，老舍向洪深、臧克家、王亚平等提议办一个短期文艺刊物，得到同意，又约请十二位作家担任撰稿人，这样，七月十四日青岛《民报》印出了刊物的第一期，是为《避暑录话》。（注：见王亚平：《老舍与〈避暑录话〉》（老舍故事之一），《青海湖》1981年第4期。）

《避暑录话》撰稿人为：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他们这十二个文人，作风不同，情调不同，见解不同，立场不同；其说话的方式，更是不同。”“他们在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爱好文艺的人；他们都能看清，文艺是和政治，法律，宗教等，同样是人类自己创造了以增进人类幸福的工具。他们不能‘自甘菲薄’；他们要和政治家的发施威权一样，发施所谓文艺者的威权。”“此外，他们还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同人们相约，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在避暑圣地的青岛，说话必须保持着‘避暑’的态度。”（注：洪深：《避暑录话·发刊词》，1935年7月14日青岛《民报》。）这是洪深在《避暑录话》创刊号上《发刊词》中说的话。这段话委婉含蓄地讲明了这个短期刊物的宗旨。

老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小说《丁》，散文《西红柿》、《再谈西红柿》、《避暑》、《檀香扇》、《立秋后》、《等暑》、《完了》，还有《诗三律》。他的这些诗文，同他的其他诗文一样，语言诙谐，风格幽默。《再谈西红柿》就近取譬，从青岛“到处看见西红柿”说到青岛“洋派的中国人也甚多”，再说到“吃洋臭豆腐而鄙视‘山东瓜子’与大蒜的人，大概也会不在少数”。字里行间讽刺了一些人的“奴化”心理，文字从容、俏皮，内容却是严肃的。《檀香扇》也写得好。这个作品从另一个侧面接触到“国民性”问题。“谈到民族老不老的问题，自然也不便刨根问底，最好先点头咂嘴，横打鼻梁：‘我们老得多；你们是孙子！’于是，即使祖父被孙子给揍了，到底是孙子年幼无知；爽性来个宽宏大量，连忤逆也不去告。这叫作‘劲儿’。明白这个劲儿，莫谈国事乃更见通达。”作家并未止于对落后“国民性”的讽刺，而是笔锋又一转，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强敌面前的阿Q相，在戏谑的文字后面可以感觉到作者的忧愤。其他几篇散文，因为要切中“避暑”这个总题目，内容显得浮泛些。即使如此，因为每篇散文都是作者真实感情的流露，所以仍有一种特别的亲切味道。《避暑》一篇就透露着作者在迎来送往一片忙乱生活中的某种苦涩之情。

《避暑录话》每周一期，开初在《民报》刊出，后来供不应求，遂增印八百份道林纸的单页，折叠成八小页的小刊物，送书店代售，销路颇好。刊物出到第十期，特约撰稿人陆续离开了青岛。他们的“避暑原是带手儿的事”，“在青岛都有事作”，暑天一过，“克家早早的就回到乡间，亚平是到各处游览山水，少侯上了北平，伯箫赶回济南……”（注：老舍：《完了》，《避暑录话》第10期。）时令已近深秋，“广东月饼和青岛避暑似乎打不到一块”，刊物于是终刊于第十期。老舍的《完了》就算是《终刊的话》，登在第十期的显著位置上。

老舍很喜欢这个刊物，也很留恋这一年暑假朋友相聚在海滨的生活，他写有《诗三律》抒发了对远去的朋友的纪念。其中第二首、第三首是这样的：

晚风吹雾湿胶州，

群岛微茫孤客愁！

一夏繁华成海市，

几重消息隔渔舟；

不关宠辱诗心苦，

每忆清高文骨遒。

灯影摇摇潮上急，

归来无计遣三秋！

故人南北东西去，

独领江山一片哀！

从此桃源萦客梦，

共谁桑海赏天才？

二更明月潮先后，

万事浮云雁往回：

莫把卖文钱浪掷，

青州瓜熟待君来！

（注：老舍：《诗三律》，《避暑录话》第10期（1935年9月15日）。）

樱海、蛤藻及其它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提出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反共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以“一二·九”学生运动为标志，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

山东大学的进步学生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下，也展开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山东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并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推举陈延熙、李声簧等人组成山东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会，向全国各地发出响应和支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义举的通电。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开展宣传活动。以后，他们又同礼贤中学、铁中、女中等校进步学生联合组成青岛市学生抗日救国会。

一九三六年二月，山东大学开学不久，校方给陈延熙等六人加以“行为不轨”的罪名，强令退学。学生要求校方收回成命，遭到拒绝；学生一怒之下砸了学校办公大楼，宣布罢课。罢课中虽遭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