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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评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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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了一位共产党，他是《月牙儿》中的女主角的继父。《大明湖》原稿只有徐调孚先生看过，不知他还替我记得此情节否？”（注：《老舍选集·自序》。）应该特别指出如下一点：尽管《大明湖》已经焚毁，无从查考，但是这时的老舍从认识上确认共产党人是一些“精明而有思想”的人，这无论如何是他思想上的一个大的变化。确认这一点，对于了解老舍早期思想发展的脉络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小巷深处
一九三一年暑假，老舍回北平同胡青结婚。婚后胡洁青随老舍到了济南。他们居住在济南城里南新街五十四号。这是一所同济南千家万户没有什么显著区别的普通居所，在一条小巷的深处。老舍一家，在这里住了三年，直到他离开齐鲁大学。
在这条小巷深处，老舍同胡洁青度过了他们宁静而和谐的生活。老舍回忆说：“在济南住呢，时常想念北平；及至到了北平的老家，便又不放心济南的新家。好在道路不远，来来往往，两地都有亲爱的人，熟识的地方；他们都使我依依不舍，几乎分不出谁重谁轻。”（注：《吊济南》。）
胡洁青同老舍结婚时二十七岁，她也是满族人，父亲做过一任小官，家境比老舍家略为好些，原住北京西城宫门口三条。她毕业于北京师范以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着年轻人的思想，她从读大学以后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她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叫“真社”，“真社”成员的文章都发表在《京报》副刊上。当时她以燕岩的笔名发表了一些诗与散文。老舍从国外回来，住在友人北京师范教务长白涤州家里。胡洁青代表“真社”的文学青年慕名请老舍做报告，第一次同老舍见面。事后，当母亲含而不露地问起她的印象时，她只是说，瘦瘦的，人很诚恳。但是，这竟成了他们恋爱的起点。这里似乎没有多少浪漫气息，还是在罗莘田（罗常培）和白涤州的促成下，他们才结了婚。质朴而又沉挚的感情原也就是这样在心的深处潜流，后来的生活证明，他们之间是那样心心相印、忠贞不渝。胡洁青后来深情地回顾这一段经历：“我们的婚姻可说是半新不老，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又都是我们同意的，没有半点强迫。这在那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注：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胡洁青在济南一所中学教书，老舍在有课的时候到齐鲁大学去上课。因为他们的住所距离学校不远，时常有朋友或学生来拜访他们。老舍“一生爱交朋友，只要有人来访，他都热情款待，客人走后他才拼了命似的作他自己的事情。”（注：胡洁青：《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故居》，《文史哲》1981年第4期。）
老舍是一个童真未泯的人。他曾经说过：“我愿永远作‘孩子头儿’。……我爱孩子，他们是光明，他们是历史的新页，印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儿——我们只能向那里望一望，可也就够痛快的了，那里是希望。”（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他这样对待别人的孩子，也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一九三三年，他们的家庭里添了一个小女儿，因为生在济南，所以起名为“济”。老舍曾经十分风趣地叙述小济降生以后给家庭带来的欢闹和混乱：“有了小活神仙，家里才会热闹。窗台上，我一向认为是摆花的地方。夏天呢，开着窗，风儿轻轻吹动花与叶，屋中一阵阵的清香。冬天呢，阳光射到花上，使全屋中有些颜色与生气。后来，有了小孩，那些花盆很神秘的都不见了，窗台上满是瓶子罐子，数不清有多少。尿布有时候上了写字台，奶瓶倒在书架上。……上次大扫除的时候，我由床底下找到了但丁的《神曲》。不知道这老家伙干吗在那里藏着玩呢！”（注：《有了小孩以后》，《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为孩子的琐事奔忙，跑书店、药店，因此也增添了不少新鲜的经验。他钟爱自己的孩子，愿意为孩子“做牛做马”，这不是他的琐屑，也不简单的是忘情于小家庭的欢乐之中，这里透露着他对于未来虽属渺茫却十分执着的爱。
济南四年，老舍紧张而又忙迫。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他从事教学工作“总求无愧于心。这么着，平日的时间便完全花费在上课与备课上，非到暑假不能拿笔写自己的东西。”（注：《我的暑假》，《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这样，暑假本该休息，他却忙起来。一九三二年暑假，他头缠毛巾，肘腕子下垫着吸墨纸，以防汗水湿透稿子，以每天两千字速度，赶出了十多万字的《离婚》。也是一年的暑假（一九三四年），冒着屋里九十度（华氏）的炎热，昏昏忽忽，左手挥扇打苍蝇，右手握笔疾书，汗顺着指背流到纸，赶完了《牛天赐传》。老舍戏称这种写作生活：“往好里说，这叫做努力；实际说来，这是‘玩命’！”
济南四年，老舍创作成果甚丰。除《大明湖》外，长篇小说还有三部：《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短篇小说《微神》、《黑白李》等十五篇结集为《赶集》出版。此外，他还在《论语》、《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数量可观的幽默诗文，后结集为《老舍幽默诗文集》出版。
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老舍还曾经把他讲授《文学概论》时的讲义整理成书，由齐鲁大学内部印行，以讲义的形式发给了学生。这本题为《文学概论讲义》的学术著作，老舍后来并未公开出版，这也许是由于作家的自谦吧？他说过，“文艺理论是我在山东教书的时候，因为预备讲义才开始去读的；读的不多……”（注：《读与写》。）但是，这部讲义的内容却告诉我们，老舍不仅是一个富于独创性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个在艺术理论上富于创见的批评家。《文学概论讲义》凡十五讲，分别阐述了文艺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对中国历代“文说”的得失，文学的性质、文学的创造、文学的起源、文学的风格等问题，都有所涉及；此外，对于文学的形式、文学的倾向以及各类文学体裁的特征，也都做了简要的分析。老舍认为，“文学与别的艺术品一样，是解释人生的”；艺术品虽然是作家“个性的表现”，但它同时又是“美与真理的再生”；作家应该“从社会中取材”，应该善于“捉到常人还未看见的问题，而且会表现大家要嚷而不知怎样嚷出的感情”。“文学是时代的呼声。”这些艺术观点今天看来也是深刻的，富于启发性的。当然，由于当时的老舍还未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一些问题的论述难免有不够正确或不够全面的地方。这些都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来看待，不应该苛责于老舍的。
济南四年，老舍的创作思想有了重大的发展。普罗文学的兴起，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都给予老舍以深刻的影响。他曾经讲过：“回到国内，文艺论战已放弃文学的革命，进而为革命的文学。配合着理论，在创作上有普罗文学的兴起。我是不敢轻易谈理论的，所以还继续创作，没有参加论战。可是，对当时的普罗文艺作品的长短，我心中却有个数儿。我以为它们的方针是对的，而内容与技巧都未尽满人意。”（注：《老舍选集·自序》）在革命文艺理论的影响下，他的作品的内容日趋深刻，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抨击也越加沉实有力。《猫城记》固然有“讽刺了前进的人物”（注：《老舍选集·自序》）的缺点错误，但是它的更主要的篇幅却是针对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暴政和投降卖国的罪行的，其它如《离婚》涉及到国民党的特务制度，《老舍幽默诗文集》中的不少篇章直接指斥国民党军政官员的不抵抗主义。这些作品，都不是“兴之所至”的即兴作品，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心之作。
第七章忧愤．迷惘．追求——《猫城记》
《猫城记》的厄运
《猫城记》是老舍回国后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在老舍创作道路上，它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是它却是一部不容忽视的重要作品。它最初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现代》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八月）上，至第二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四月）载完；一九三三年八月现代书局初版印行。
《猫城记》出版五十年来，人们对它的评论是众说纷云，极不统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作品的成败得失。
《猫城记》出版以后，较早出现的重要评论，当以王淑明的文章为代表。王淑明的文章发表在《现代》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一月）上，看作者标明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约当于《猫城记》出版后两个月。在这个评论中，指出了《猫城记》的成就：它同张天翼的《鬼土日记》“都是属于所谓一般的讽刺文学。虽则他们所讽刺的对象，尽管不同，一个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是东方式的半封建国家，但是两个人都能在独特的风格里，包含着蕴藉的幽默味，给一个将近没落的社会，以极深刻的写照，则又恰恰都是成功的。”评论作者认为，这部作品“于神秘的外衣里，包含着现实的核心”，“它是现在幽默文学中的白眉”。对于作品的缺点，评论作者认为，作品借那个火星上旅行的外国人之口，一再悲叹的说，这个民族的复兴，是无望了。这样的论断，“有些以偏盖全，以部分涵盖全体，所谓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因为“在那黑暗的一面，也别有其新生的一面”。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也是有道理的。几乎是同时，李长之也发表文章，肯定了《猫城记》的成就，并将老舍与鲁迅从讽刺风格上加以比较，颇能发人深思，是《猫城记》评论中很应该引起注意的意见。（注：详见李长之：《〈猫城记〉》，见《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2期（1934年1月1日）。）总之，这些评论对《猫城记》都是基本肯定的。
老舍是个严肃的作家。这个作品尽管当时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并不认为凡是自己创作的都是成功的作品。他在两年以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发表了《我怎样写〈猫城记〉》这一篇总结自己创作经验的文章。他考虑了各方面的意见，也认真地回顾和审视了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指导思想，他承认这是本“失败的作品”，这不仅因为《猫城记》缺少幽默，更主要的是由于“在思想上，我没有积极的主张与建议”。老舍对自己是过于苛刻了。但是，从中也透露出老舍锐意求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对旧中国的改造发生积极影响的强烈愿望。应该说，这种不断地检视自己的创作，力图跟上时代主潮的积极态度，正是他后来所以能够逐渐同人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主观因素。这种严肃的态度到了建国初期发展为一种自觉的革命责任感，他对自己作品社会效果的考虑越加严格。当他一九五一年编定短篇小说的选集时，明白地宣布不再重印这本书，并说：“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注：《老舍选集·自序》。）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老舍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这个作品，他还是有分析的，他不是一个轻率的人。他说得很清楚，这个作品的肯定的一方面是“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统治者”，这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具有一定认识价值的；这个作品的错误在于“也讽刺了前进的人们，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注：《老舍选集·自序》。）这样的看法是认真的、客观的、冷静的。
事实上，从思想上全盘否定《猫城记》，或者只讲《猫城记》的问题、缺陷而不全面地公正地评价它的得失，是后来发生的事。这种情况的发生，有研究者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这是不难理解的。对于一部作品，研究者发表了一些偏颇的意见，或者有一些不同的评价，这是很自然的事。这些都还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或讨论。十年动乱期间，情形就根本不同了。江青、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欲置老舍于死地，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在这样的背景下，《猫城记》彻底地遭了厄运。它被毫无根据地宣判为“媚敌卖国的反动小说”，老舍本人也遭到同样的诬陷。（注：1969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
今天，人们希望重新评价《猫城记》，对它的得失做出全面的、恰当的分析，正是势所必然。
激愤的救亡的呼喊
《猫城记》的故事是这样的：开头叙述“我”与“自幼同学的好友”乘飞机到火星去旅行。当他们飞进火星的气圈时，飞机“出险”，坠毁于火星之上，机骸零落，朋友身亡，“我”幸免于难。以下叙述“我”在猫城的历险经过。“我”举目四顾，惟见灰雾弥天，惊恐之下，遇猫人，被掳于暗室，不久获得解脱，被猫人奉为“神明”，享受优厚待遇，“我”因而得以遍观猫城的一切。故事的结局是猫人被“矮人”灭绝，“我”于半年后遇法国探险飞机，遂随机返回故国。
作品以“我”在猫城的奇特的遭遇以及由于这些奇特遭遇而生出的感触为线索，广泛地描摹了猫人的生活、习俗、政治制度、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形。这当然不过是一种假托。不难看出，猫城实为旧中国的象征，而猫人则为中国人的变形。作品以幻想的形式出之，相当广泛而深刻地暴露了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的黑暗，以及由于这种统治造成的群众的愚昧、麻木、苟且偷安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对于国民党新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面前妥协误国的行径，给予了无情的鞭挞。
老舍写作《猫城记》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并虎视眈眈，妄图一举南下吞并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灭亡的危险。《猫城记》中轰响着作家激愤的救亡的呼喊。
“矮人”以极野蛮的方式侵入了猫国，而猫国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官僚、政客，仍处于麻木和苟安的境地中。“外国人打进来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情势，大蝎邀集他的同僚商讨对策。结果竟然是无动于衷，“老年的人没有任何表示，眼睛好象省察着自己的内心。中年的有一位刚要点头，一看到别人，赶快改为仰头看天”。最后大蝎提议“点几个妓女陪陪”，人们这才“全活过来”，“政事”也就在这种恬嬉之中不了了之。外务部部长国难当前，却忙着给儿子娶媳妇，对于“矮人”入侵，除了空言抗议别无他法。外务部大门四开，只地上“堆着一些大石板，石板上都刻着抗议”。“所谓外交者……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便送去一块‘抗议’，外交官便是抗议专家。”此外，最高的国策就是逃跑了，“迁都！迁都！皇上搬家！”这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局面：“一个军队，没有马鸣，没有旗帜，没有刀枪，没有行列，只在一片热沙上奔跑着无数裸体猫人，个个似因惊惧而近于发狂，拼命的急奔，好似吓狂了的一群，一地，一世界野人。”“矮人”逼进猫城，情形又一变，正在狂逃的大蝎一般人转而趋进“矮人”，这是因为“谁先到谁能先把京城交给敌人，以后自不愁没有官作”。
谁都知道，这样的故事，虽属象征，却绝非虚构。作家明显地取材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发生的实事。作家也不是单以暴露这些丑行为快事，而是怀着一种难言的悲愤心情的。作家借“我”的感触，这样诉说自己感情上的痛楚：“亡国不是悲剧的舒解苦闷，亡国不是诗人的正义之拟喻，它是事实，是铁样的历史，怎能纯以一些带感情的话解说事实呢！我不是读着一本书，我是听着灭亡的足音！”
《猫城记》展示的是猫国灭绝的过程。“矮人”的打进，暴露了猫国的一切腐败的征象，其实这种“恶疾”是早就潜藏于这个国家的内部的。这种不治之症的病因可以有许多方面，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中国的日益殖民地化，反动统治阶级的专横和腐朽，等等。应该说，作者还不能对这些现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综合，但他看到了这些现象，并试图以艺术的手法概括在作品中。作者以“迷叶”传入中国，成为国食，最后终被“迷叶”毒害的故事，展开了中国日益衰弱、日益被帝国主义欺凌的过程。“迷叶”，实为鸦片的代名词。鸦片传入中国，是帝国主义实施经济侵略的结果。“迷叶”在《猫城记》中，做为情节线索之一贯穿全书带有多种象征意义。它最初被传入中国是做为一种麻醉品被人们享用，虽一度禁止，但因为皇后都吃上了瘾，终于禁止不住。吃“迷叶”的结果，是“越吃越懒”，地没人种了，到处起了抢劫。“这三百年来是抢劫的时代”。“迷叶”在这里是做为帝国主义戕害中国人的灵魂的象征物而出现的。对于中国的统治阶级说来，“迷叶”又是他们奴役人民群众、榨取民脂民膏、巩固自己统治的手段。政客、军官、诗人兼地主，他们竞相种“迷叶”，是因为这些“迷林”维系着他们的身家性命：“不种便丢失了一切势力，作政治需要迷叶，不然便见不到皇帝。作军官需要迷叶，它是军饷……总之，迷叶是万能的，有了它可以横行一世。‘横行’是上等猫人口中最高尚的一个字。”因为这个原因，保护迷林，就成为保护统治利益的同义语。谁来保护迷林？外国人。“每个地主必须养着几个外国人作保护者。猫人的敬畏外国人是天性中的一个特点。”事实上，在所谓保护“迷林”的“事业”中，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内外勾结，狼狈为奸，中国也就日益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苦海深渊。作者以讥讽的语调指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在古代他们也与外国打过仗，而且打胜过，可是在最近五百年中，自相残杀的结果叫他们完全把打外国人的观念忘掉，而一致的对内，因此也就非常地怕外国人”，“外国人咳嗽一声，吓退猫国五百兵”。这是一个可悲的历史现象。作品围绕“迷叶”传入猫国使猫国一天天变坏的故事概括地描述了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近百年历史上中国人民所受的屈辱和历代统治阶级（包括国民党反动派在内）惧外、媚外的嘴脸。作品也揭露了帝国主义之间相互勾结、渔肉中国人民的事实：“外国人……在猫国里的利害冲突是时时有的。但是他们决不肯互相攻击让猫国得着便宜。”“大家约定：只负替地主抵抗猫国人。遇到双方都有外国人保护的时候，双方便谁也不准侵犯谁；有不守这个条约的，便由双方的保护人商议惩罚地主或为首的人。这样，既能避免外国人与外国人因猫国人的事而起争执，又能使保护人的地位优越，不致受了猫国人的利用。”这样的叙述也许缺乏形象感，但是这种认识却相当深刻地指出了旧中国各派军阀在各帝国主义操纵下连年争战以及帝国主义火中取栗的历史真实。
这种“灭亡的足音”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是变得更加清晰而切近了。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政策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作家的感情是这样矛盾、痛苦：愤怒和失望，诅咒和劝说，惊惧于灭亡的前景和执着地追求光明，这些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猫城记》的沉郁的基调。
对古老民族灵魂的透视
剖析落后的国民的“国民性”，指出附着在古老民族精神上的传统的“积习”的沉渣，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是《猫城记》内容上的又一个重要侧面。三十年代的一位评论家在比较《阿Q正传》和《猫城记》的异同时，曾经指出：《阿Q正传》创造了“一个典型的社会人物，”“而《猫城记》却是在于要企图创造一个典型的社会”。（注：王淑明：《猫城记》，《现代》第四卷第3期（1934年1月1日）。）比之于《阿Q正传》，《猫城记》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但在解剖落后的“国民性”或称之为民族的劣根性方面，两部作品却有一致的地方。
在《猫城记》中，讽刺落后的中国人精神上的弱点，涉及的方面是相当广泛的。比如：折中、妥协、没有勇气；自私、横行、不合作；实利、贪财、世故人情和面子；根深蒂固的糊涂，糊涂的结果是事事敷衍。这种落后的国民的“国民性”，按作家的描写是渗透于广泛的生活领域中的。具体说来，上层统治者对外国人心存恐惧，却又总想假借外国人的威风压迫本国的同胞；一般人交朋友是为了互相利用；军人的职业就是抢劫老百姓的财物；学者研究学问为争第一随意提出一些怪问题；政客组织党派团体只是为起哄，而并无济世救民的宗旨；妇女解放只是学会了往脸上擦更多的白粉、穿高跟鞋，婚姻自由变成了儿戏；新教育只剩下空壳，变成了赚钱的买卖，等等。
“国民性”的这些弱点，是一种久远的古老的“积习”在今人身上的复现，如同古老的鬼魂附着在今人的躯体上。这是一种历史的惰性。作品借小蝎之口，说出了猫国几代人衰朽精神素质的承续：
父亲是个新人物，至少是二十年前的新人物。二十年前他反对吃迷叶，现在他承袭了祖父的迷林。二十年前他提倡女权，现在他不许你进去，因为家中有妇女。祖父常说，将来我也是那样：少年的脾气喜新好奇，一到中年便回头看祖宗的遗法了。祖父一点外国事不懂，所以拿我们祖先遗传下来的规法当做处世的标准。父亲知道一些外国事，在他年青的时候，他要处处仿效外国人，现在他拿那些知识作为维持自己利益的工具。该用新方法的地方他使用新方法，不似祖父那样固执；但是这不过是处世方法上的运用，不是处世的宗旨的变动，在宗旨上父亲与祖父是完全相同的。
统治阶级如此，被统治阶级中的落后的人们也是如此。作者在书中愤激地指出：“这样多糊涂，老实，愚笨，可怜，贫苦，随遇而安，快活的民众；这么多只拿棍子，只抢迷叶与妇女的兵；这么多聪明，自私，近视，无耻，为自己有计划，对社会不关心的政客。”猫国是“热闹的”，但在这热闹的景象中，仿佛正有一个“毁灭的手指，似乎将要剥尽人们的皮肉，使这猫城成为白骨的堆积场”。“一眼看见猫城，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形成了一句话：这个文明快要灭绝！”
剖析落后的“国民性”，寻求疗治的方法，这是当时许多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十分关注的问题。鲁迅远在日本读书时就把探讨“国民性”问题放在了重要位置上，因为要救治国人麻木的精神，他才决定弃医从文，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老舍也是这样的：他从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开始，就表现出对于中国民族性思索的兴趣，在《二马》中他几乎倾注了全力以艺术的对比手法展示了我们民族在精神上的消极现象。当时他还只是一般地从民族复兴的角度观察问题，到了写作《猫城记》时，亡国的危险，摆在每一个爱国者的面前，他痛感民族精神的迟滞而愚钝，这时他就不是一般地提出问题，而是把振奋民族精神、医治落后“国民性”问题看作是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任务了。
但是，老舍并不能解决这个课题。他因而陷于悲观：“一个文明的灭绝是比一个人的死亡更不自觉的；好似是创造之程（疑为“神”——引者）已把那毁灭的手指按在文明的头上，好的——就是将死的国中总也有几个好人罢——坏的，全要同归于尽。那几个好的人也许觉出呼吸的紧促，也许已经预备好了绝命书，但是，这几个人的悲吟与那自促死亡的哀乐比起来，好似几个残蝉反抗着狂猛的秋风。”这自然又表现着作家思想上的局限。
在黑暗中徘徊
《猫城记》是一部在内容上充满矛盾的作品，对它采取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都是不适当的。
老舍试图在《猫城记》中概括旧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全部“病象”，然而作家当时在主观上并不具备正确分析这些“病象”的能力，加以选取了限制很多的讽刺小说的形式，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处置不当或评断失误的地方。
第一、在探索愚弱的“国民性”形成的时代的社会的根源时，在探索如何改造这种“国民性”的途径上，作品出现了明显的偏颇。当他从生活的直感出发，描述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描述落后的“国民性”的诸种表现时，他是富于机智和智慧的，许多评断锋利而又准确，但是当他进一步思索这种落后的“国民性”何以形成以及如何改造时，他就显得十分软弱无力，所见不深了。在他看来，人们性格、精神上所以出现了危机，是由于“没有人格，没有知识”，而所以如此，又是由于缺少正确的教育。《猫城记》中对旧教育的批评是尖锐而深刻的。“大家想多发一点财，而不是想叫子弟多明白一点事，是想多造出新而好用的东西，不是想叫人们多知道一些真理。”“学校里有人，而无人格，教员为挣钱，校长为挣钱，学生为预备挣钱，大家看学校是一种新式饭铺”，“皇上没有人格，政客没有人格，人民没有人格，于是这学校外的没人格又把学校里的没人格加料的洗染了一番。”作品中小蝎曾经说过：“我相信有十年的人格教育，猫国便会变个样子。”“社会黑暗，把社会变白了是谁的责任？办教育的人只怨社会黑暗，而不记得他们的责任是使社会变白了的，不记得他们的人格是黑暗的星光，还有什么希望？”这自然是小蝎的主张，但其中也透露着老舍本人的倾向。这自然是肤浅而又未能切中时弊的意见。所以两年之后他在重新检视作品的思想时，曾经遗憾地指出：“眼前的坏现象是我最关切的；为什么有这种恶劣现象呢？我回答不出。”（注：《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作家曾试图回答，结果是失败了。
第二、“讽刺了前进的人物”（注：《老舍选集·自序》。），讽刺了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是《猫城记》思想内容上严重缺陷之一。作品中以隐喻的方式不正确地描述了“大家夫斯基”、“大家夫斯基哄”以及信仰“马祖大仙”的学生之间的争论。作品的描述，因为采取了隐喻的方式，这就很难准确地反映事实的面貌；评述的任意性，也给评述的内容带来严重损害。我们今天应当具体地分析作家产生这些糊涂认识的主客观原因。首先，三十年代初期，我们党内曾经发生过两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先是“立三路线”，以后是王明为代表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路线），党的群众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左”的指导方针的影响，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老舍当时只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既未直接参加群众运动，又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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