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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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软弱性、腐朽性；中国人民所以被帝国主义任意欺凌，主要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主义和投降主义的罪恶以及生产力的低下，人民群众的愚弱和散漫状态只是一个现象。病根不除，病症是难于得到根本疗治的。马威即使富有强烈的“国家主义的观念”，如果不参加当时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为目的的革命运动，也只能是一种徒然的义愤；李子荣梦想以个人苦干创一番事业，他走的其实不过是实业救国的道路，在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经济命脉的情况下，他的一切宏图大计到头来都只能变成一纸空文。

我们不应该苛责老舍。在伦敦，写作《二马》的时候，他虽然十分关注国内的革命军北伐，但是他并“没亲眼看见血与肉的牺牲，没有听见枪炮的响声”。因为这个原因，他“不明白”“国内青年们的思想”。这种情况必然反映到创作上来。在老舍所肯定的青年形象身上时代感不强，性格中包容的历史内容不够充实，同他自己“远远的立在一旁”，（注：《我怎样写〈二马〉》。）没机会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是不无关系的。

《二马》在艺术上有了长足进步。描述更加细腻，语言更趋于纯净、凝炼，结构上力图在单纯中求变化。他在艺术上是日渐成熟了。

第五章在新加坡（一九二九——一九三Ｏ）

“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

老舍离开伦敦以后，在德意法等国做了短期逗留，大部分时间（约三个月）在巴黎。他本想“以巴黎为背景续成《二马》的后半”，但由于时间迫促，未能如愿。大约在一九二九年冬初，他取道新加坡回国。他之取道新加坡，那原因据他讲，一者是路费发生问题，“钱只够到新加坡的”（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再者，他深受康拉德小说的影响，“久想看看南洋”（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康拉德的作品不但使他闭上眼就看见那在风暴里的船，与南洋各色各样的人，而且因着康拉德的影响他才想到南洋去。（注：《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他说：“他（指康拉德）的笔上魔术使我渴想闻到那咸的海，与从海岛上浮来的花香；使我渴想亲眼看到他所写的一切。”（注：《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

因为钱不够，他坐的是三等舱。同船的有两位印度学生，两位华侨少年，都挺和气；还有几位留法回家的“国留”（留法的中国学生），大家也还谈得来。此外就是“七八个到安南或上海的法国舞女”了。他后来回忆：“舱中老是这些人，外边老是那些水。没有一件新鲜事，大家的脸上眼看着往起长肉，好象一船受填时期的鸭子。坐船是件苦事，明知光阴怪可惜，可是没法不白白扔弃。书读不下去，海是看腻了，话也慢慢的少起来。我的心里想着，到新加坡怎办呢？”（注：《还想着它》，《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船行二十多天，抵新加坡。上岸以后，四顾茫然，他决定先找商务印书馆。但他并不知道商务印书馆的地址，坐在洋车上心里默祷：商务印书馆要是在这条街上，便是“开市大吉”，否则，便算“玩完”了。事情竟然这样巧，商务印书馆就在这条街上。经理包先生客气地接待了他。因为没有合适的工作，包先生又把他介绍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黄曼士先生。黄先生为人热情，虽然也没办法给他找到工作，但他们却建立了友谊。最后他到了中华书局，经理徐采明先生把他介绍到离街市十多里的华侨中学。这个学校正缺国文教员。有了事做，心落了实。他从学校支点钱，买条毯子，留晚上盖；又买身白衣裳，“中不中，西不西，自有南洋风味”。赊了部《辞源》，“教书不同自己读书，字总得认清了”，生活虽然拮据，教书应当是照样的认真。他经历的这一段生活，对于一个已经出版两个长篇的人来说，近于一种奇遇了。

老舍在新加坡生活了近半年时光。　

美丽的新加坡给他难忘的印象。这里白天天气热，然而教书是在早半天。吃过午饭就可以休息，六点钟落太阳，天气转凉，晚饭后可以继续工作。一天早、午、晚三次“冲凉”，在自来水龙头下，灌顶浇脊背，也是颇为惬意的事。有时，阵雨过后，树木绿到不能再绿，空气里有些凉而浓厚的树林子味儿。这在刚刚离开喧嚣、繁华、市俗的伦敦的老舍看来，简直是到了一个近于“仙境”的地方。在很久以后，他曾经这样深情地回忆新加坡：“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很爱南洋——它在我心中是一片颜色，这片颜色常在梦中构成各样动心的图画。它是实在的，同时可以是童话的，原始的，浪漫的。”（注：《还想着它》。）

不仅如此。新加坡人民的生活，打开了老舍的眼界，他看见了一片新天地。东方弱小民族革命意识的觉醒，使他十分激动。新加坡是英属殖民地。这里聚居着数量众多的中国华侨，也有印度人、锡兰人、马来人；这些不同种族的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共同参加开发新加坡的事业，也一起承受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他生活在这些人中间，特别是生活在华侨中学的学生们中间，感受了他们的革命的情绪。他说：“我教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人儿们。他们所说的，和他们在作文时所写的，使我惊异。他们在思想上的激进，和所要知道的问题，是我在国外的学校五年中所未遇到过的。不错，他们是很浮浅；但是他们的言语行动都使我不敢笑他们，而开始觉到新的思想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注：《还想着它》。）

老舍看见了中国华侨在建设美丽的新加坡的事业中的勋劳：“树是我们栽的，田是我们垦的，房是我们盖的，路是我们修的，矿是我们开的。……毒蛇猛兽，荒林恶瘴，我们都不怕。我们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来。”“没有了我们，便没有了南洋；这是事实，自自然然的事实。”（注：《还想着它》。）老舍从这些华侨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民中间潜在的伟力。“我们伟大。”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呼喊，“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民族崇拜，不是说某某先生会穿西装，讲外国话，和懂得怎样给太太提着小伞。我是要说这几百年来，光脚到南洋的那些真正好汉。没钱，没国家保护，什么也没有。硬去干，而且真干出玩艺来。我要写这些真正中国人，真有劲的中国人。中国是他们的，南洋也是他们的。那些会提小伞的先生们，屁！连我也算在里面。”（注：《还想着它》。）对“真有劲的中国人”——垦荒、造屋、捕鱼的赤脚的劳动人民的崇拜，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老舍思想上得到的这一点认识，是他在新加坡所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

思想感情上的这个变化，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这突出表现在作品主题的把握上。本来在来南洋前他已经开手写作一部叫做《大概如此》的长篇。他自己讲：这部书和《二马》差不多，也是写在伦敦的中国人。情节的中心是写一男一女，男的穷而好学，女的富而遭了难，穷男的救了富女的，两个人发生了恋爱。结局是，男的堕入情海之中，女的却只拿爱作为一种应酬与报答，结果把男的毁了。老舍“不满意这个题旨”。这部小说“在大陆上写了些，在由马赛到新加坡的船上写了些，一共写了四万多字”。到了新加坡，由于新思想的激荡，他“看不起这本书了”，决定停笔。（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这在老舍的创作生活中也是一件特别值得注意的事。在《二马》中，我们看到一个爱国者的沉思，对于祖国人民愚弱的国民性，有着鞭辟入里的解剖和批评，愤激之中透露着悲哀，切望民族复兴又苦于没有希望，那感情是沉郁的。但是在新加坡，他看到了另一方面的情形。他这时从纷乱的、落后的、丑恶的社会现象中，看到那深藏于内的希望的种子：中国人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和对于压迫者的抗争的精神。他从肯定马威求实的生活态度、强国救民的理想，进而发展到希望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奋斗，这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他自己也是很宝贵这种认识上的提高的，他不无兴奋地说过：“一到新加坡，我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小坡的生日》就是在这种思想认识指导下开始创作的。这部作品明快的情调反映了他乐观的情绪。

一九三○年二月底，老舍辞去华侨中学的教职，登舟回国。他之急于回国，一者去国六年，而老母在堂，常有信盼归；二者在新加坡时思想上发生了变动，使他愈益增加对祖国的眷恋和关注。“革命”对于老舍自然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观念，但他在新加坡感受了革命的气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气息，则是确定无疑的。他是怀着“东方民族是受着人类所有的一切压迫；从哪儿想，他都应当革命”（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的信念，“决定赶快回国”的。

给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孩子们——《小坡的生日》

《小坡的生日》是老舍写给孩子们的一部中篇童话。这部童话老舍在新加坡华侨中学教书时就开始写了，到离开新加坡前已得四万字；回国后暂住上海西谛家，续写完最后两万字。最初发表在《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一号（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二十四卷第四号上。一九三七年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

《小坡的生日》情节十分单纯。作家先是以轻快的笔触叙述主人公小坡在家庭、花园、学校、街上、海岸边的所见所闻；接着写小坡过生日同一家人看电影，看电影之后睡觉做梦到了影儿国，目睹了影儿国狼猴大战；为了救“咕里吧叽”的爱人“钩钩”，小坡变成猫混进虎山历险，……线索虽然单一，但故事却写得妙趣横生。自影儿国历险起，作家专写小坡的梦境，情节离奇古怪，却又透出一派天真，并不显得荒唐。

老舍本来想以南洋为背景写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但由于没有钱也没有功夫到各地去考察实情，只得作罢。他自己讲：“好吧，我以小人们作主人翁来写出我所知道的南洋吧——恐怕是最小最小的那个南洋吧！”（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他还曾经这样讲过创作《小坡的生日》的动机：“表面的写点新加坡的风景什么的。还有：以儿童为主，表现着弱小民族的联合——这是个理想，……”（注：《还想着它》。）作家的这个构思，决定了《小坡的生日》描述的重点。

在作品中，作家为我们描述了一个色彩绚丽的南洋。《海岸上》、《在花园里》等章节对新加坡的风景、天气、人物都有逼真而生动的描写。《种族问题》一节，作家借小坡的一条红绸子，魔术师一般，打扮出居住在新加坡的“各色人等”的模样。你看：小坡把红绸子往头上一裹，裹成上尖下圆，脑后还耷拉着一块儿，他便是印度人了。再把这件宝贝从头上撤下来，往腰里一围，当做裙子，小坡便是马来人啦。嘴唇撅撅着，蹲在地上，用手抓着理想中的咖哩饭往嘴中送，吃完饭，把母亲的胭脂偷来一小块，把牙和嘴唇全抹红了，作为是吃槟榔的结果。他把宝贝从腰中解下来，请妹妹帮着，费五牛二虎的力气，把妹妹的几个最宝贵的破针全利用上，作成一个小红圆盔，戴在头上，然后搬来两张小凳，盘腿坐上一张，那一张摆上些零七八碎的，他就是阿拉伯的买卖人啦。作家从孩子模拟和观察的角度，画出了多民族聚居这一特点。作家还以浓重的色彩，描摹了新加坡的风习：“小坡过年的时候，这‘各色人等’也都过年；所以显着分外的热闹。那里有穿红绣鞋的小脚儿老太太，也有穿西服露着胳臂的大姑娘。那里有梳小辫，结红绳的老头儿；也有穿花裙，光着脚的青年小伙子。有的妇女鼻子上安着很亮的珠子，有的妇女就戴着大草帽和男人一样的作工。可是，到了新年，大家全笑着唱着过年，好象天下真是一家了。谁也不怒视谁一眼，谁也不错说一句话；大家都穿上新衣，吃些酒肉，忘记了旧的困苦，迎接新的希望。基督教堂的钟声当当的敲出个曲调来，中国的和尚庙奏起法器，也沉远悠扬的好听。菩萨神仙过年不过，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一定是报着嘴，很喜欢看这群人们这样欢天喜地，和和美美的享受这年中的第一天。”（注：《老舍文集》第二卷第19页。）把上述的一切描述合起来就构成一幅关于新加坡的风俗画。老舍借这些描述，流露出他对于新加坡人民深挚的感情以及希望他们生活幸福的良好祝愿。从字里行间我们仿佛可以感觉到作家厚重的人道主义情怀的温热。

作家借助于幻想的形式——小坡梦中历险的情节，表达了全世界弱小民族联合起来“立在同一战线上去争战！”（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的思想。幻想与写实夹杂在一处，这是《小坡的生日》艺术处理上的一个特点。诚如作者所说，前半虽然是描写小孩，可是把许多不必要的实景加进去；后半虽是梦境，但也时时对南洋的事情作小小的讽刺。从全书看，自《咕拉巴唧》一节至全书结末，都是写小坡的梦境，这是情节的中心部分。在这部分里有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故事：狼猴大战和人虎大战。在《狼猴大战》一节先是勾勒出狼王的狡诈，它以请猴王吃饭的手段，在酒席宴上咬掉猴王的耳朵，并抢占了猴山；以后猴大王委派张秃子为新猴王，不久遭到狼兵的袭击。在狼猴大战中，由于狼兵的凶狠和顽强，也由于猴兵的羸弱和怯懦，猴兵纷纷临阵脱逃。这寓意是很明显的：在强狼面前，不团结、退缩，必然遭到惨败。这虽属虚幻的故事，但对于现实中的南洋，含有“小小的讽刺”是不难看出的。“人虎大战”是高潮部分的主要内容。在这部分，作家把小坡的现实生活同他的梦境交织起来。小坡生日那天，同全家人一起看了一场电影。电影中一对恋人被恶人迫害，这对于小坡的感情是一个打击。于是他在梦中遇到电影中的角色之一“大脑袋”咕拉巴唧。咕拉巴唧告诉他说，爱人“钩钩”被老虎夺走了。小坡为帮助寻找“钩钩”上了猴山，之后又上虎山。对于虎山的描述作家也采取了幻想与现实杂揉的手法，虎山之上也有小学校，小学校中也有先生，先生又恰巧是小坡的伙伴三多的老师“糟老头子”。“糟老头子”既是虎孩子的先生，又是老虎的“参谋”。他帮助老虎迷醉了“钩钩”，使她忘记了咕拉巴唧。“钩钩”喝了迷魂汤以后“她就把家也忘了，把什么都忘了，一心愿意住在山上！”老虎专事掠夺，而“糟老头子”的理论是：一只苹果如果两个人吃，不是一人一半，而是“谁能抢，谁多吃一口”。虎山上的事体可以使人自然地想到殖民主义者的行径，“糟老头子”的理论不过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野蛮逻辑的一个浓缩而已。为了夺回“钩钩”，小坡邀集南星（广东胖小子）、两个小印度、三多、仙坡、两个马来小妞，齐上虎山打虎。他们“照猫画虎”，先变做小猫，混上虎山，经过一番周折，偷出“钩钩”。故事的结尾是小坡在逃离虎山时堕入大海，于是梦惊而醒。这自然还不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然而同“狼猴大战”的结局比较，是光明多了，这无疑是作家所肯定的。作家所要表述的主题思想是：眼前的事实固然是帝国主义的横行无忌，在新加坡杂居的“各色人等”也还处于涣散状态，但是终有一天——也许就是孩子们这一代，总会奋起抗争；只要东方的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去争战，尽管会历尽艰险，胜利总是可以夺取的。这在当时当然不过是一个理想，或者还只是一个奇警的预言。但是，老舍祝愿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人民都得到幸福的博大胸怀和深厚的感情，却充分的表达出来了。

《小坡的生日》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在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家立意写南洋，却独辟溪径，借小坡的眼睛来观察，借小坡的感情来体验，整个作品透露着一种童稚的情趣，充满着奇美的想象。孩子事，孩子话，然而又包含着严肃而深刻的思想。现实的南洋和梦幻中的南洋相交织，扩大了作品的容量。这些都可以看出作家艺术上的匠心。这部童话的语言“浅明简确”，俗白优美，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老舍讲：“有了《小坡的生日》，我才明白了白话的力量；我敢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描写一切了。”（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如果说，《稻草人》的创作开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先河，使封神榜式的小说相形见绌，奠定了中国现代童话的地位，那么，《小坡的生日》就是又一本为中国现代童话争得声誉的力作。

第六章　第二故乡（一九三Ｏ——一九三四）

大夜弥天

怀着对祖国和亲人深深的眷恋之情，老舍结束了客居异国的漂泊生活，一九三○年春，自新加坡经上海回到梦魂牵绕的北平，同亲人团聚。

但是，老舍所看到的并不是他想象中的葱茏而又秀丽的祖国，也不是他想象中的“东方革命”的热烈景象，而是一片令人窒息的黑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曾经照射进一线光明的旧中国，重又陷没于大夜弥天的苦境之中。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的扶植下，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在国内取代北洋军阀建立了新的反革命的军事专政。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又在国民党各派军阀中扶植代表自己利益的势力，因而在国民党地方军阀之间加紧了明争暗斗，展开了频繁的争战。据统计，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年间，国民党新军阀间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有六、七次之多。（注：1927年10月到1928年1月间有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的战争；1927年11月、12月间爆发广东军阀和广西军阀间争夺广东的战争；1928年2月间，为了争夺华北，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形成蒋、桂、冯、阎四派的联合，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此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出面助张作霖出兵侵占山东省济南，截断津浦铁路，酿成济南惨案。6月间，蒋、桂、冯、阎四派占领北京和天津，取代张作霖的张学良在美帝国主义策动下，同蒋介石形成合作的局面，而原来的蒋、桂、冯、阎的联盟遂告瓦解。其后不久，1929年8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为争夺华中的统治权，又结成反蒋联盟，于是爆发了蒋桂战争。4月，桂系失败，李、白回桂盘踞。11月、12月有蒋对冯玉祥的战争；1929年12月至1930年又有唐生智和石友三联合反蒋的战争；1930年4月到11月有蒋和阎冯的中原大战。）战争遍于大半个中国，约有五十万人死亡。蒋介石新军阀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狗咬狗”的争斗中扩充了实力，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城市工人阶级在大革命中所争得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被剥夺殆尽，农民在大革命中所建立的农民协会等均遭到豪绅地主的摧毁。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遭到逮捕和杀戮。从一九二八年一月至八月，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被杀害的工人、农民至少有十万人。一大批党的领导人蔡和森、向警予、肖楚女、恽代英等，都惨死于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鲁迅的诗句，概括了三十年代初弥漫于中华大地的政治残暴和社会黑暗的图景。广大劳动人民辗转于兵灾、旱灾、水灾、虫灾之下，啼饥号寒。一九二八年全国灾区达二十一省，共一千零九十三县、四个市，灾民据不完全统计为五千六百六十二万人。一九二九年增加到七千万人。

这就是老舍回国后所面对的现实。悲愤和迷惘冲击着刚刚返回祖国的年轻的学者、作家。他只在北平停留一个短暂的时日，一九三○年夏，应山东齐鲁大学文学院的聘请，赴齐鲁大学文学院任教。

在湖光山色背后

从一九三○年七月到一九三四年秋初，老舍在济南度过了四年的岁月。他自己曾经这样回忆这一段生活：“四年虽短，但是一气住下来，于是事与事的联系，人与人的交往，快乐与悲苦的代换，便显明的在这一生里自成一段落，深深的印划在心中；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注：老舍：《吊济南》，《大时代》周刊第8号（1938年1月4日）。）

在老舍看来：讲富丽堂皇济南远不及北平，讲山海之胜，它也跟不上青岛。可是除了北平青岛，要在华北找到个有山有水，交通方便，既不十分闭塞，而生活程度又不过高的城市，恐怕就得属济南了。他喜欢济南还不仅因为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济南他可以“看到朴素的乡民，一群群的来此卖货或买东西，不象上海与汉口那样完全洋化。它似乎真是稳立在中国的文化上，城墙并不足拦阻住城与乡的交往；以善作洋奴自夸的人物与精神，在这里是不易找到的。这使人心里觉得舒服一些。一个不以跳舞开香槟为理想的生活的人，到了这里自自然然会感到一些平淡而可爱的滋味。”（注：老舍：《吊济南》，《大时代》周刊第8号（1938年1月4日）。）

老舍在齐鲁大学担任文学院副教授，曾先后讲授《文学概论》、《小说作法》、《世界名著研究》等课程。业余时间兼任，《齐大月刊》的编辑。

刚到齐鲁大学时，他住在文学院办公楼二楼西头南边的第一间屋子。从这间屋子的窗口南望，可以依稀看到千佛山上点点的庙宇。这时他是单身一人，教学工作之余，常常流连于济南的湖光山色之间，生活的节奏表面上看是平静而又舒徐的。他曾经这样赞叹济南的风光：“济南的美丽来自天然，山在城南，湖在城北。湖山而外，还有七十二泉，泉水成溪，穿城绕郭。”“在千佛山上北望济南全城，城河带柳，远水生烟，鹊华对立，夹卫大河，是何等气象。”（注：《吊济南》。）

老舍不是心境恬淡的隐士，也不是浪迹江湖的游客。在济南的明湖绿柳中间，他看出国民党腐败的“市政”淹没了济南的“丽质”：“有电灯而无光，有马路而拥挤不堪，什么都有，什么也没有，恰似暮色微茫，灰灰的一片。”特别是看到破败的城楼上挂着“勿忘国耻”的破布条，使他想到“五三惨案”的惨景，仿佛亲人的血还鲜红的在马路上。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兽行，国民党政府的苟且偷生和投降卖国，市民的庸庸扰扰，都使他感到一种难于拂去的沉重和悲愤。他说：“每次由市里到山上去，总会把市内所见的灰色景象带在心中，而后登高一望，自然会起了忧心。湖山是多么美呢，却始终被灰色笼罩着，谁能不由爱而畏，由失望而颤抖呢？”（注：《吊济南》。）

对国事的忧思，推动老舍选择一九二八年发生在济南的“五三惨案”做背景构思一部新的长篇，这就是《大明湖》。他决定写这部长篇是在齐鲁大学任教半年以后。他初到济南，“五三惨案”的事实，即刻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听人讲述当时的情景，亲自踏看现场，对着显示着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照片，久久地凝视——

这是济南人民多么屈辱的日子！一九二八年二月，蒋桂冯阎四派联盟，攻打奉系张作霖，争夺华北；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挡英美势力向北方伸展，公开帮助张作霖出兵侵占山东省会济南，截断津浦铁路。五月三日，日军寻衅，枪伤济南军民。五月四日，残杀交涉员蔡公时，屠杀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人员几尽，军民死亡近五千人。五月八日，日本师团长福田提出最后通牒，其中包括五条，要求中国军队不得驻扎在济南及胶济铁路两旁二十华里以内。五月九日，日本向山东增兵一万五千人。面对这种残暴的、蛮横无理的侵略行径，蒋介石竟然命令部队不准抵抗，并指令“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济南人民的鲜血空空抛洒于街头，而竟无人为之申冤雪恨！

一向以幽默笔调写作的老舍，在写作《大明湖》时，再笑不出声来。悲怆之情，充塞胸间。他要为大明湖谱写一曲悲歌，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一抒愤慨！

非常可惜，《大明湖》写成，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未及印出，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火，日本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起火，书稿被焚，至今成为一件憾事。

据老舍回忆：《大明湖》的情节线索是很穷的母女两人的悲惨遭遇。母亲是个暗娼，她的生活中“全没有所谓浪漫故事中的追求与迷恋，而是直截了当的讲肉与钱的获得。”最后，她跳了大明湖。她的女儿，在没人保护的生活中，为了得到维持生命的钱，也走上了她母亲的路。这个孤苦无依的女人到了也要跳湖的时候，被人救出而结了婚。救她的人是兄弟三个，其中老大和老二是对双生子，从外表上看去长得一模一样。老大性格上偏于理智，老二性格上表现着感情的热烈，然而理智的老大在被疾病征服的时候，梦里似的与那个孤女发生了关系，结果非要她不可。这时候，“五三惨案”发生，老三被杀，剩下老大和老二，“一个用脑，一个用心，领略着国破家亡的滋味。”（注：见《我怎样写〈大明湖〉》，《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大明湖》以母女的悲剧道路和命运为“正题”，以“五三惨案”为“副题”，这样处理，是为了便于充分地展开故事。因为假如把“五三惨案”做为全书的核心内容，“全书都是描写那次的屠杀”，便不易把别的事项插进去了。把“五三惨案”安排在故事的高潮部分，“故事与惨案一同紧张起来”，故事就可以展开得更火炽一些。老舍的创作意图是很明确的：他要借这个故事，表现处于底层的城市贫民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呻吟、挣扎、抗争的悲剧命运；同时，对于日本的暴行作正面的申讨和抗议。

《大明湖》中，老舍第一次在作品中描画了共产党人的形象。这是一个迹象，表现着作家思想中新的因素的萌生。他自己讲：在母亲所“交结的几个男人中，有一个是非常精明而有思想的人。他虽不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可是由他口中说出许多现在应当用××画出来的话语。”（注：《我怎样写〈大明湖〉》。）他后来还曾追忆过：“在《月牙儿》的前身《大明湖》里，我居然描写了一位共产党，他是《月牙儿》中的女主角的继父。《大明湖》原稿只有徐调孚先生看过，不知他还替我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