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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评传-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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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请安方式，是满民族的古老习俗，但是福海二哥把它艺术化了，几个动作连贯、和谐而又自然，充分显示了他的机敏、灵活和待人接物周到、大方的性格特征。同是待人接物，大姐则遵循着另一套规矩与方式：
她在长辈面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而且笑容始终不懈地摆在脸上。同时，她要眼观四路，看着每个茶碗，随时补充热茶；看着水烟袋与旱烟袋，及时地过去装烟，吹火纸捻儿。她的双手递送烟袋的姿态够多么美丽得体，她的嘴唇微动，一下儿便把火纸吹燃，有多么轻巧美观。这些，都得到老太太们（不包括她的婆婆）的赞叹，而谁也没注意她的腿经常浮肿着。在长辈面前，她不敢多说话，又不能老在那儿呆若木鸡地侍立。她须精心选择最简单而恰当的字眼，在最合适的间隙，象舞台上的鼓点儿似的那么准确，说那么一两小句，使老太太们高兴，从而谈得更加活跃。
妇女们的这类规矩，不独满族有，汉族亦然，它是封建家法关系的一种反映。由于自幼的薰陶，大姐把这类规矩的运用也艺术化了，所不同的是，福海二哥的请安动作瞬息即可做完，大姐坚持这个规矩，却要付出相当痛苦的代价，她的腿经常浮肿就是证明。所以说这一段描写，不光介绍了一种古老的封建习俗，而且表现了大姐温良、顺从、贤慧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类似的例子，在《正红旗下》中是很多的，譬如通过祭灶时放鞭炮以及放鸽子、蹓鸟、玩蝈蝈的描写，表现大姐公公和大姐夫以吃喝玩乐为荣的空虚、腐朽的精神状态；通过对大姐婆家雕花大佛龛的气派以及供品的铺张的勾画，表现大姐婆婆“虚张声势”、“瞎唬事”的性格；通过母亲领来饷银之后盘腿坐在炕上作经济预算的描写，表现母亲的精细、节俭与负债造成的精神痛苦等等。这些地方，都是结合着风俗画的描绘刻划人物的，这不仅使人物性格表现得更加情态逼真，生动传神，而且显示了人物性格所应具备的特定的历史内容。
风俗画描绘，还能起到烘托气氛的作用。洗三时，亲友们的“添盆”，白姥姥边洗边念祝词，后来，又用姜片艾团灸“我”的脑门和身上的各重要关节，用一块青布沾清茶，用力擦“我”的牙床，最后，用一根大葱打“我”三下，口中念道：“一打聪明，二打伶俐！”这些描写，烘托了“洗三”仪式的喜庆气氛，构成了一种亲切的、充满生活情趣的氛围，能够使读者自然地进入作家所描绘的生活中去，获得美的艺术享受。
《正红旗下》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风俗画的描绘所显示的浓郁的民族特色之外，在人物刻划、结构布局、语言艺术等方面，都保持了老舍一贯的艺术风格，把老舍的小说艺术，推向了高峰。作为老舍四十年文学创作的压卷之作，它的确具有真正的扛鼎之力，它必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最杰出的作品之一，永远载入中国文学的史册。
第二十二章 历史悲剧的前前后后（一九六二——一九六六）
太平湖西岸的一个深夜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再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的国民经济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为了克服困难，纠正错误，党中央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党的文艺政策也相应进行了调整。一九六一年夏天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一九六二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就是调整文艺政策的两次重要会议。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在这些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老舍参加了这些会议，从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的讲话中，他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动笔的。在广州会议上，老舍以《戏剧语言》为题，作了长篇发言。这篇发言不光精辟地论述了戏剧语言问题，充满了对于艺术创作的真知灼见，而且我们从中还可以觉察到老舍当时的兴奋心情。他在发言中说：“朋友们，我们多么幸福，能够作毛泽东时代的剧作家！我们有责任提高语言，以今日的关汉卿、王实甫自许，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使语言艺术发出异彩！”老舍熟悉旧北京的生活，他心中蓄存着很多这方面的题材，他意识到，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为他写熟悉的生活提供了条件，他不光要完成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还准备写一部题为《康熙》的话剧，在舞台上重现清朝这位最开明的君王的形象。
但是，就在《正红旗下》动笔大约半年之后，即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反党野心家康生利用毛泽东同志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失误，对小说《刘志丹》下了毒手，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现代文字狱。紧接着，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又在文艺界提出一系列“左”的口号，对电影《林家铺子》、《北国江南》等发动了全国性的政治批判，这就使“左”的倾向迅速得到恶性发展。在这种形势下，老舍只好搁笔，《正红旗下》停写了，孕育中的其他创作也只好打消。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老舍的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产期。“劳动模范”被迫停止了笔耕。四年的时间，他几乎没有发表一篇有份量的创作，自从二十年代《老张的哲学》问世以后，在老舍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还未曾出现过这样长达几年的低产状况！老舍是苦闷的，他感到迷惑不解。对于这位正直、热情、忠于祖国和人民的作家来说，最大的痛苦，自然莫过于被剥夺了为人民而创作的权力。在苦闷、迷惘的同时，他仍然在追求，在探索。象《正红旗下》这样的题材不能写了，但他又不甘于长期停笔，他决定去熟悉新的生活：下乡。一九六四年春天，六十五岁高龄的老舍，带着行李，来到北京市郊区密云县城关公社檀营大队，在这里住了约三个月的时间。同年秋天，他又转到海淀区四季青公社门头村大队。一九六六年春天，他又到顺义县木林公社陈各庄大队住了很长时间。在下乡期间，他广泛地走访群众，认真进行各种社会调查，做了大量的笔记。据说，光是养猪的技术细节，他就记了半个日记本（注：参看舒乙：《老舍与满族文学》，《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1期。）。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老舍在下乡期间所写的唯一的一篇作品，是《陈各庄上养猪多》（注：《北京文艺》1966年第4期。）。这是一段快板，约一百三十余行。由题目即可看出，这是一篇通俗的宣传材料。它主要讲大力发展养猪的好处与经验。陈各庄原来是一个穷村子，“不是旱，就是涝，大大小小总把饥荒闹”，解放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既改变了土地的肥力，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作者写道：“多养猪，果然好，片片田园都把肥吃饱。田有肥，鱼得水，庄稼样样长得美。”老舍对社会主义农村的赞美是真挚的。从艺术创作上讲，这一篇快板不值得重视，但是它在老舍一生的创作经历中，却具有特殊性。它很可能是老舍留给人间的最后一篇文艺创作。老舍一生倡导通俗文艺，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写作鼓词、相声等曲艺作品，建国以后，他又和赵树理同志一道主编曲艺刊物《说说唱唱》，两个人志同道合，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曲艺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陈各庄上养猪多》是老舍晚年在时代风潮的推动下，付出很大代价去熟悉农村生活所换取的唯一结果。我们为他未能如愿以偿地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而惋惜，同时我们又为他晚年仍致力于曲艺写作而感动。一个修养有素的老作家，时刻不忘为群众服务，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
从一九六六年春天起，形势越来越紧张。开始于一九六五年底的对吴晗同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很快波及全国。这年二月，林彪和江青合谋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领导文艺的伟大成就，抛出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四月，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开始，由吴晗而邓拓，由邓拓而北京市委，步步升级。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的狂热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北京城。起初，老舍对“文化大革命”的突如其来的袭击，尽管有些迷惑不解，但是出于对党的真诚的感情，并不曾从根本上怀疑它的正确性，他还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表示对运动的拥护。但是，这场运动并不如人们最初想象得那么简单，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竭力加剧运动开始时所显露的狂热性与破坏性，到了一九六六年的七、八月间，全国都已经陷入混乱与恐怖之中了，古老的北京城，失去了文明与秩序。抄家、揪斗、游街、示众，甚至把人毒打致死，这些既糟踏“文化”，又破坏“革命”的作法，使老舍对这场运动愈来愈不理解了。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一直关怀和保护老舍。使老舍居住的“丹柿小院”，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之前，未遭洗劫。老舍也寄希望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尽管他不理解眼下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但是他对前途仍然是充满希望的。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席大会，陈毅副总理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老舍坐在主席台上，一直深情地注视着周总理和陈毅同志，直到离开时，仍然在望周总理的背影。老舍对同时参加大会的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副总理。”老舍的声音流露出极深的敬爱的感情（注：《“最后的时刻”》，《巴金近作》。）。
“丹柿小院”幸免于洗劫终究是暂时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灾难降临到老舍头上了。这一天下午，老舍正在北京市文联的办公室参加学习，突然闯进来一批狂暴的人，把他和二十多位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一起推上卡车，拉到安定门内国子监的大院里。下车之后，狂徒们便用京剧道具对这些作家艺术家进行残暴的蹂躏与毒打。老舍的头部被打伤，满脸是血，身上也到处是伤痕。“老舍对这种非法暴力愤怒地表示了自己的抗议。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决不肯撒谎屈辱。他冒着被打死的危险，不肯说出一句有损党的尊严的话。就因为这个，他当场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受到百般污辱，轮番毒打至深夜。”（注：胡洁青：《党的阳光温暖着文艺界》，《文艺报》1978年第1期。）夜里两点多钟，胡洁青把老舍接到家里，她含着泪，为老舍收拾伤口。胡洁青发现，老舍的眼睛里流露出从来没有过的愤怒与痛苦。八月二十四日上午，胡洁青本想留在家里照顾他，但老舍执意让她去上班，因为运动正在紧张阶段，半天不参加运动，那是很可能要挨整的。胡洁青在离家之前，又给老舍收拾了一遍伤口，并嘱他一定不要出门，好好在家里养几天。然而就在胡洁青离家之后，老舍拄着手杖，带着一卷他亲笔抄写的毛泽东诗词，出门了。二十四日下午，他没有回来，晚上，仍然没有回来。直到二十五日晚上，在靠近德胜门的太平湖西岸，人们才发现了老舍的遗体。胡洁青回忆当时情形说：
二十四号我一夜没睡，心神不宁地给他等着门；二十五日，我到处打电话探听他的下落，都是毫无音讯。胡同里的每一点声音，我都以为是他回来了，结果，一个接一个的盼望都落了空。到了晚上九点多钟，电话响了，一个陌生人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太平湖西岸……。登时，我觉得天塌地陷了。那天，天上正下着小雨。我迷迷糊糊地上了电车，还得换车，快十点钟的时候才摸到了太平湖的西岸。那是个很荒凉的地方，又是夜里，四周空无一人。借着微弱的路灯亮光，我找到了地上有一领芦席的地方，那芦席下盖着的就是他！我扑上去摸摸他，他已经完全冰冷了！
强忍着剜心的悲痛，我又摸到了太平湖公园管理处，央告人家允许我打了个电话，让八宝山公墓来车拉他去火化。好久，车才开来，把他装入棺中抬上了汽车。我赶忙也爬上车，一起到了八宝山。办手续的时候，一个工作人员说不给留骨灰。人家不但不让我到里面去，想再看他一眼也不许。我痴呆地木在那里。我感到疑惑，为什么他一双白千层底的黑鞋和袜子，一点污泥也没有？深夜一点多钟了，没有一个人来理我，也不知是魂走还是人走，我只好恍恍惚惚地离开了八宝山。
夜静更深，雨也小了。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的漆黑的夜空，象一口黑锅覆盖着人间。雨水和泪水混合在一起，空荡荡的马路上，只有我一个人一步一步地往城里走。这是一条多么漫长的路啊，它长得似乎没有了尽头。我想起，我从北京去重庆找他的时候，路上走了五十天，好象一眨眼的功夫就走到了；我们两度离别，一次是六载，一次是四年，也象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又团聚了；我和他携手并肩走过的三十五年的人生旅程，我都感到太短促！只有从八宝山一步一步往城里走的这条路，太长太长了，走尽我的一生，再也不会见到他……（注：《老舍夫人谈老舍》。）
这是一个令人战栗的悲剧！在意想不到的灾难中，胡洁青失去了她的亲人，人民失去了它的忠诚的艺术家。老舍的一生，颠沛流离，历尽艰辛，只有在从美国回国以后，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他才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他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因此，他才越发不理解眼前所发生的破坏与动乱，他对暴徒们充满了愤怒，对难以忍受的屈辱充满了痛苦的感情。在愤怒与痛苦中，他离开了人世。太平湖啊，黑夜笼罩下的太平湖，你是这位伟大作家的愤怒与痛苦的见证，你是品尝过作家的最后的泪水的，你是聆听过作家的最后的呼号的，你应当向人民述说，向世界述说！
在那个年代，万马齐瘖，大概连太平湖也只能将波涛藏在水底。
老舍被迫害致死以后，胡洁青以及他们的子女，都受到了株连。在江青的授意下，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开始，《北京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对老舍进行所谓“公开批判”，几乎把所有能够置人于死地的帽子，都给老舍戴上了。林彪、江青一伙用污秽的语言，发泄他们对于美好事物的憎恶的情感，他们叫嚷不休的所谓“专政”，是专门对着好人的。他们无尽无休地干坏事，使内乱一直持续了十年。一九七六年十月，作孽多端的“四人帮”终于被人民的力量打倒了！
党和人民胜利了，祖国迎来了又一次解放！
逝者与生者的欣慰
打倒“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全国人民沉浸于狂喜之中。随着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深入，受迫害的作家先后获得解放，冤假错案逐步平反昭雪。经党中央批准，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首都各界人士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老舍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乌兰夫、王震、郭沫若等送了花圈。邓颖超、廖承志、沈雁冰、康克清以及老舍的生前友好巴金、曹禹、周扬、夏衍、周立波等参加了仪式，沈雁冰同志致了悼词。
沈雁冰在悼词中说，老舍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作家，他把一生贡献给了祖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他的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喜爱，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被尊称为“人民艺术家”。悼词指出，老舍先生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作家。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老作家、老朋友而感到十分悲痛。我们要学习老舍先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劳动人民的精神，学习他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学习他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热爱劳动、力求进步、勇于创造，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文艺事业的坚强意志。
从一九七八年一月起，全国各地报刊陆续发表怀念老舍的文章。我国一些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纷纷撰写文章，声讨林彪、“四人帮”迫害老舍的罪行，对老舍的不幸逝世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巴金说：“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注：《怀念老舍同志》，《探索集》。）冰心说，当她听到老舍去世的消息时，犹如“一声晴天霹雳”，她不敢设想，“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怎么会死呢”（注：《老舍和孩子们》，《人民戏剧》1978年第7期。）！曹禺说：“我常常想到他笑容可掬的脸。我深夜沉思，他的形象逐渐巨大、庄严起来。”他认为，老舍到死“都维护着人民的利益，维护着人的尊严”（注：《〈老舍的话剧艺术〉序》。）。同老舍一样蜚声中国文坛的这三位老作家，还对老舍的思想品德和文学贡献，给予了热情而崇高的评价。巴金指出：“老舍同志是伟大的爱国者。全国解放后，他从海外回来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是写作最勤奋的劳动模范，他是热烈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注：《怀念老舍同志》。）曹禺指出：“如果说‘人杰’两个字并不陈旧，我就把它奉献给老舍先生。他就是中国当代的‘人杰’，这是全世界研究中国文学的人都承认了的。”（注：《〈老舍的话剧艺术〉序》。）冰心指出：“我感到他的作品有特殊的魅力，他的传神生动的语言，充分地表现了北京的地方色彩，本地风光；充分地传达了北京劳动人民的悲愤和辛酸，向往与希望。他的幽默里有伤心的眼泪，黑暗里又看到了阶级友爱的温暖和光明。每一个书中人物都用他或她的最合身份、最地道的北京话，谈出了旧社会给他们打上的烙印或创伤。这一点，在我们一代的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注：《老舍和孩子们》。）
老舍是人民艺术家，他和人民的感情交流，主要体现在灌注着他的心血的作品中。老舍离开了人间，但是他的作品是永存的。建国以后，老舍创作了大量的新作，尤其是话剧创作的成就，更为突出。但是，他过去的作品，除了《骆驼祥子》和《离婚》，其余在建国后均未再版过。不必说《老张的哲学》和《二马》，即使象《四世同堂》这样的在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的佳作，我们的年轻的读者有几个熟悉呢？建国之后，老舍因他的歌颂新社会的作品而获得了崇高的赞誉，但是，就他的大多数旧作未能再版而言，他又受到了冷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左倾路线的干扰。我们党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仅清算了十年内乱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而且纠正了建国以来在一些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党的正确路线的确定与执行，给文化、出版工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从一九七九年开始，老舍的旧作陆续出版发行。百万言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第一次出版了完整的单行本。《二马》、《赵子曰》、《牛天赐传》、《月牙集》、《微神集》等，也是三十年来第一次获得重印的机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卷帙浩繁的《老舍文集》，也和读者陆续见面。老舍的遗作《正红旗下》的发表，在文艺界和读者中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外，胡洁青还编了《老舍论创作》、《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老舍写作生涯》等书，收集了老舍所写的散落在解放前后各种报刊杂志上的大量文章，为研究老舍的生平、思想与创作，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所有这些，无论对于逝者或生者，都是值得欣慰的。
近年来，老舍作品在国外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和深入。一九八O年九、十月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应邀到西德、法国和瑞士演出《茶馆》，受到了欧洲观众的欢迎和称赞。在演出期间，西欧的几十家报刊发表了上百篇评论，对《茶馆》给予很高的评价，盛赞它是“远东戏剧的奇迹”、“中国现代戏剧的精华”。西德《曼海姆晨报》的一篇评论说，“专家们认为《茶馆》是现代中国戏剧作品最有力的见证”，应当把“作者老舍列入世界文豪之林”（注：见《西欧报刊评〈茶馆〉》，《文艺研究》1981年第1期。）。瑞士《苏黎世日报》称赞《茶馆》“不愧为一流的中国戏剧作品，它表现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注：见《西欧报刊评〈茶馆〉》，《文艺研究》1981年第1期。）。《法兰克福报》说：“老舍用几笔勾划出一个人物，象闪光灯似地准确捕捉典型人物性格的本领是惊人的。”（注：转引自周瑞祥、王宏韬：《现实主义的光辉》，《文艺报》1981年第7期。）法国奥尔良的《共和国中报》认为，《茶馆》丢掉的是干巴巴的说教，“它却得到了现实主义，或者说真理”（注：转引自周瑞祥、王宏韬：《现实主义的光辉》，《文艺报》1981年第7期。）。这次演出，不仅使西欧各国人民得到一次艺术的享受，了解了作家老舍的创作成就和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而且促进了欧洲观众对于中国的认识与理解，正如西德《莱茵邮报》所说：“这个演出既有艺术欣赏上的意义，也有国际政治意义，因为它有助于人们更加理解一个完全陌生的民族及其历史。”（注：转引自周瑞祥：《〈茶馆〉访欧演出散记》，《人民戏剧》1980年第12期。）近年来，国外对老舍作品的翻译介绍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翻译出版老舍作品的国家有日本、朝鲜、美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法国、西德、东德、波兰、瑞典、英国、越南等。被介绍给世界各国读者的老舍作品有二十多部，其中包括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二马》、《赵子曰》、《小坡的生日》、《文博士》、《牛天赐传》、《离婚》、《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剧作《茶馆》、《龙须沟》、《方珍珠》、《西望长安》、《春华秋实》、《全家福》等。此外还有中短篇小说多篇。翻译老舍作品最多的国家是日本。日本“学研社”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开始出版十卷本的《老舍小说全集》，规模之宏大，在老舍作品的外文出版中，是空前的。在欧洲、美国和日本，老舍研究工作，也出现了深入发展的趋势，专著和论文，不断问世。仅此足可见出，老舍作品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读者，在世界上也是广泛的。作为一个作家，老舍以他的艺术成就，赢得了世界的声誉。他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老舍贡献给人类的珍贵的文学遗产将是不朽的。
老舍的艺术永存！
老舍的精神永存！
1981年2月——1983年2月宣化——石家庄
老舍年表简编（一八九九——一九六六）
一八九九年
2月3日（清光绪二十四年腊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西城护国寺附近小羊圈胡同舒姓的贫寒家庭，满族。父亲舒永寿是清朝皇城的一名护军，属正红旗；母亲马氏，也是贫苦劳动人民出身，家住在北京土城外去大钟寺路上的一个小村落里，属正黄旗。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因为他降生的第二天（2月4日）正当“立春”，家里人为吉利，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庆春”，含有庆祝春天来临的意思。老舍是他的笔名。
老舍的笔名还有：洁予、洁青、舍、非我、鸿来等。这些笔名，并不经常使用，只在早期创作和译著中偶然用一下。
一九○○年（一岁）
8月，八国联军自天津出发，进犯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等仓皇出逃西安。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老舍父亲舒永寿在保卫皇城的战斗中阵亡。
一九○一年至一九○四年（二岁至五岁）
老舍的童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他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大排行，他是老四。据老舍回忆：父亲死时，“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家境十分困窘。为一家人的衣食温饱，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她还曾在小学校做过佣工。贫苦的家庭生活，全靠母亲独立撑持。
一九○五年（六岁）
进私塾读书。
一九○九年（十岁）
入北京西直门大街高井胡同市立第二两等小学堂，编入三年级。这时，他与罗莘田（罗常培）同学。据罗常培《我与老舍》中记述：老舍当时是“一个小秃，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在这所小学学习不久，因学校改为女学，遂转入南草厂第十四小学。
一九一一年（十二岁）
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
一九一二年（十三岁）
小学毕业后，考入北京西城祖家街市立第三中学；在这里，他同罗莘田（罗常培）又聚在一起。他与罗常培的友谊，持续到解放后罗常培逝世。在第三中学读到半年，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不得已退学。
本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2月，清帝溥仪宣布退位；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书，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北洋军阀的统治自此开始。
一九一三年（十四岁）
夏，考入北京师范学校（校址在端王府夹道），在本科第一部第四班学习，学制为五年。
一九一七年（十八岁）
11月，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
一九一八年（十九岁）
6月，北京师范学校毕业。
在校学习期间，由于校长方还（唯一）和国文教员宗子威（词学家）等先生提倡，老舍广泛涉猎中国古典文学，并学习用文言文写作诗和散文。他聪敏、好学、勤奋，受到方还先生器重。
毕业后，被派任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地址在内城左区方家胡同（现为方家胡同小学）。
一九一九年（二十岁）
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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