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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鞲鲂院投捞胤绺瘢�当然也就失去了成长、发展的丰富土壤。因为，在写什么的问题上，最需要创造一种民主的气氛，使作家能够自由地施展自己的特长。老舍说：“谁写什么合适就写什么，不要强求一律。顺水推舟才能畅快。”（注：《题材与生活》，《小花朵集》。）他认为，这样做，每个作家就都能拿出自己的一招，发挥自己的特长了，“大家都拿出自己的一招来，也就百花齐放了”（注：《题材与生活》，《小花朵集》。），这个看法，完全符合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文艺方针。《茶馆》所以取得成功，正在于老舍熟悉他所写的生活，熟悉他所写的人物，熟悉人物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环境。这的确是一次“畅快”的创作。在著名的广州会议上，老舍曾经以讲人物语言为例，意味深长地将《茶馆》和《青年突击队》作过一个对比，他说：

在《茶馆》的第一幕里，我一下子介绍出二十几个人。这一幕并不长，不许每个人说很多的话。可是据说在上演时，这一幕的效果相当好。相反地，在我的最失败的戏《青年突击队》里，我叫男女工人都说了不少的话，可是似乎一共没有几句足以感动听众的。人物都说了不少的话，听众可是没见到一个工人。原因何在，就是我的确认识《茶馆》里的那些人，好象我给他们都批过“八字儿”与婚书，还知道他们的家谱。因此，他们在《茶馆》里那几十分钟里所说的那几句话都是从生命与生活的根源流出来的。反之，在《青年突击队》里，人物所说的差不多都是我临时在工地上借来的，我并没给他们批过“八字儿”。那些话只是话，没有生命的话，没有性格的话。（注：《戏剧语言》。）

这里讲的主要是语言，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明，作家对他所选择的题材熟悉与否，往往成为创作成败的关键。

老舍是著名的“北京通”，他对旧时代的北京社会，尤其是对北京市民生活，有极为透彻的了解。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说过：“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象一张色彩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注：《三年写作自述》，《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应当说，这是得天独厚的创作条件。试看，《茶馆》里的几十个人物，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一应俱全，老舍居然可以给每个人批“八字儿”，这是何等深厚的生活积累啊。正因为有雄厚的生活积累作后盾，所以老舍在《茶馆》的艺术构思上，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这些尝试包括：他把中国近代社会五十年的历史变迁，集中概括在短短的三幕戏中，而且通过简洁、生动地勾画，能使观众领略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病态社会的清晰发展轮廓；他把戏剧场面巧妙地安排在一个茶馆里，使众多的人物在这个“小社会”里离合、纠葛、演化，以他们各自独特的命运，反映社会的变迁，他没有正面去写政治问题，然而各类人物的命运，甚至茶馆在外部布置上的演变，无不从侧面“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这就既写了政治，又避免了说教，而且通过逼真的戏剧场面和人物的活动，勾勒了栩栩如生的民族生活的风俗画；在结构上，他没有安排贯穿始终的中心事件，也并不重故事性，而是把重点放在写人上，并且不是写一个人，是写众多人物的命运及其相互关系。一个接一个的小故事，一个接一个的生活片断，看来似乎松散，却在“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制约下，产生了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构成了“形散神不散”的独特而又完整的艺术结构。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尝试，的确“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显示了老舍的艺术创新精神。《茶馆》的艺术创新，丰富了话剧的艺术表现力，从题材选择、人物刻划以至语言、技巧等方面，它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现代话剧艺术发展史上，《茶馆》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承上启下开辟一个艺术新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巨大的艺术价值和深刻的艺术影响，必将愈来愈明显，它的顽强而又活泼的艺术生命力是不朽的。

第二十一章　力能扛鼎的压卷之作——《正红旗下》

一个鸿篇巨制的开头

《正红旗下》是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据老舍的挚友罗常培先生在《我与老舍》一文中透露，早在三十年代，老舍就曾经计划写一部以清末北京社会为背景的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并着手搜集过一些材料。但是这部小说，竟然迟迟不能动笔，一直拖了近三十年。

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文协”领导工作的老舍，以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全力制作能够激励人民的抗日情绪的“抗战文艺”，自然是不会动笔写自传体小说的。后来到了美国，又无法进行必要的材料搜集。建国初期，老舍由美国回来，应当说，动笔写这部酝酿已久的作品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了。然而回国之后，新的生活一下子吸引了老舍的全部注意力，面对北京的巨变和人民的翻身解放，老舍实在无法抑制自己的激情，他以歌颂新中国为主题，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涯，自传体小说的写作，又拖了下来。后来，文艺领域里的“左”的思潮逐渐抬头，正常的民主的创作气氛，受到了干扰和破坏，直到六十年代初，党的文艺政策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题材的多样化问题，得到了提倡，这时，蓄藏在老舍心中三十年的创作欲望，才重又萌发，并且愈来愈强烈地冲击着作家的情绪。尤其是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相继就文艺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发表了几次重要讲话，对老舍触动很大。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周恩来同志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批评了“民主作风不够”的问题，批评了“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错误做法，并且提出，作家完全可以自由选择题材。周总理的讲话，对老舍创作《正红旗下》，直接产生了推动与鼓舞力量。大约在一九六一年底，老舍开始动笔了。他写得非常用心，也许是由于多年写剧本的原因，重新写起小说来，他甚至觉得有点吃力。一九六二年三月，老舍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著名的广州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近来，我正在写小说，受罪不小，要什么字都须想好久。”（注：老舍的这个发言即《戏剧语言》一文。）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他正在写《正红旗下》。

创作是辛苦的，同时也包含着欢乐。小说本身所带有的自叙传性质，以及它的长达几十年的构思和酝酿，都会使作家在创作时，感到畅快。可惜，和痛苦交织在一起的这种畅快之感未持续下去。大约就在动笔的半年多之后，作家停笔了。关于老舍停笔的原因，胡洁青在《写在〈正红旗下〉前面》一文中，有过分析，她是这样讲的：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那位“理论权威”（即康生——引者）对小说《刘志丹》下了毒手，制造了一起涉及面极广的错案，株连了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这股现代文字狱妖风一起，传记小说这个体裁便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谁愿意莫名其妙地因写小说而被戴上“反党”的大帽子呢？

转过年来，张春桥又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这样的口号并难不住老舍，谁都知道，十几年来，他写了大量描写新人新事的作品。然而，这个口号的发明者名曰“大写十三年”，实则扼杀“双百”方针，一串又一串禁令接踵而来，象《正红旗下》这类作品只好不写，束之高阁。

我想，这些文艺政策上的不正常现象，就构成了《正红旗下》既没写完，又没发表的原因。

《正红旗下》停写了，林彪、康生、“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却不曾停止，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疯狂地对大批作家、艺术家进行迫害，一九六六年八月，老舍被他们害死了，冷落在老舍书桌抽屉里的《正红旗下》，再也不可能完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写了十一章、仅仅八万字的《正红旗下》，显然只是作家构思中的鸿篇巨制的一个开头，它永远只能是一个开头了！如果说，十年内乱是时代的大悲剧，那么，《正红旗下》的遭遇，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然而，悲剧的时代，终于通过人民的力量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一部《正红旗下》，却再也不可能有完整的面貌了。就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损失的惨重性，是难以估量的。

清末社会的一面镜子

尽管《正红旗下》只是一部长篇作品的开头，矛盾冲突还未全面展开，已出场的某些人物的思想性格，可能还会有所发展，然而就现有的十一章而言，已经显示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反映了老舍晚年创作风格的成熟与发展。它的成功，首先表现在，作家在描绘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时，既注意社会背景的广阔性，又注意深刻地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广中求深，深中有广，使小说在反映生活上，具有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小说重点写清朝末年北京中下层旗人的生活。通过对几个不同类型的旗人家庭的描绘，相当广泛地触及了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各种复杂问题。撮其要者，即有：

（一）“八旗”生计问题。八旗是清代满族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按着这种制度，旗人只能当兵，保卫皇朝，不准离开本旗，不准出京，不准自谋生计。凡当兵的，都可以吃一份钱粮（俗称“铁杆庄稼”）。老舍在小说中写道：“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旗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钱粮，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到了清朝末年，八旗制度的腐朽、落后，表现得越发明显。“我”的父亲，是一位“负着保卫皇城的重任”的旗兵，每月饷银三两，“里面还每每搀着两小块假的”，全家生活无法维持，母亲想在外面揽一些活计诸如洗衣裳之类，也被以顾全旗人“体面”为理由，加以制止。这样，“我”的全家，便“觉得脖子上仿佛有根绳子，越勒越紧”，广大穷旗兵的清贫、困苦的生活境遇，于此可见一斑。八旗制度的腐朽还表现在，它貌似严格，实则组织十分涣散，尤其是统领旗兵的各级军官，大都不务正业，根本不会带兵与打仗。大姐公公是佐领，大姐丈夫是骁骑校，每月都可以领到较为优厚的饷银，但是他们从不练习骑马射箭，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了吃喝玩乐之上。“生活的意义，在他们父子看来，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他们在蛐蛐罐子、鸽铃、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象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糊涂的梦”。八旗制度的涣散与缺乏战斗力，还表现在，吃空头钱粮的人数多。“我”的姑母是一位寡妇，但却吃着好几份钱粮；有钱人家的小罗锅或小瘸子，只要肯花钱运动，也能通过枪手（即代人应试者）而当兵吃饷；有人给佐领家送两只大绵羊，也居然可以补缺，每月领四两饷银。无怪聪明能干的福海二哥在作过枪手之后，明白了一个道理：“怪不得英法联军直入公堂地打进北京，烧了圆明园！凭吃几份饷银的寡妇、小罗锅、小瘸子，和象大姐姐公公那样的佐领、象大姐夫那样的骁骑校，怎么能挡得住敌兵呢？”八旗制度的腐朽，实际反映了清朝封建统治的黑暗与腐败，所以老舍在《正红旗下》中提出的“八旗生计”问题，实际是对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揭露与控诉。

（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渗透问题。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英、法、美、俄、日等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它们不仅大肆掠夺我国的资源物产，以洋货的倾销控制中国市场，而且通过教会，奴役中国人民，扩展自己的势力。小说写了一个美国传教士牛牧师，他不学无术，连教义都不通，一心想的是在中国发横财。民族败类多老大勾结上牛牧师以后，依仗教会的势力，对小肉铺的王掌柜进行敲诈勒索，王掌柜忍无可忍，顶了他。多老大为发泄私愤，在牛牧师面前诬告王掌柜是奸商，欺诈教友，诽谤教会。牛牧师早想在北京制造一起教案，闹起乱子，从中渔利。于是便唆使多老大，借此挑起事端。围绕这一事件，作品不仅刻划了帝国主义分子牛牧师的侵略野心和他的虚伪、阴险、浅薄的性格特点，刻划了民族败类多老大为虎作伥的洋奴面目，而且作家的艺术触须继续向生活的深处探伸，反映了远比这一事件本身更为丰富的内容。多老大敲诈王掌柜不成，欲对王掌柜实行更大的报复，福海二哥闻讯之后，先与他的父亲云亭商议，云亭听到这件事牵涉到洋人，便告诫福海“少管闲事”。福海又去与大姐公公正臣商议，正臣的意见是：“咱们顶好别去蹚浑水！”云亭与正臣分别为三品顶戴的参领和四品顶戴的佐领，在旗人中，也是稍有地位的官宦，他们惧怕洋人的态度与心理，在清朝中下层贵族中，带有普遍性。财大气粗的上层贵族又怎样呢？且看定禄。福海向定大爷陈述了事情的原委，定大爷竟然漠不关心，在福海的一再央求之下，他才想出了一个荒唐的主意：由他出面，请牧师吃一顿饭。他关心的并不是为受洋人洋教欺压的王掌柜一类老百姓撑腰，而是洋人来吃饭时，是让他进大门呢，还是走后门。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与渗透，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定大爷对这种至关大局的事情可以置若罔闻，但是对洋人进前门和后门的问题，却十分认真。这是多么可悲的阿Q精神！老舍还未来得及描绘这次宴会的全部过程，故事的发展，也还未到充分展示定禄与牛牧师全部关系的时候，但是，从以上所引的情节中，我们不难看出，定禄对洋人是既蔑视又惧怕的。他的蔑视洋人，并非出于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而激起的民族义愤，多半倒是一种盲目的妄自尊大的心理，他的惧怕洋人，才是他的真正的政治态度的反映。不管是让牛牧师进大门还是走后门，他用设宴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对洋人的态度是宁让宁敬，而不敢得罪的。他的态度，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和上层贵族中，也具有普遍性。老舍在小说里描写了旗人贵族对洋人的态度，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渗透所以能够得逞的原因，因此也可以使读者从一个侧面，认识清末社会的历史面貌。

（三）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问题。清朝统治者和贵族阶级，实行媚外政策，听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这样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严重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身上（同时，它们还兼承着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二者是统一的）。义和团的勃起，就是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正红旗下》虽然没有正面写义和团运动（如果作者能够将这部小说完成，肯定会用一定篇幅写义和团的，罗常培先生在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也透露了这一点），但是通过王十成的形象刻划，对义和团运动作了侧面表现。家住山东的王十成，是义和团团民，他是在义和团被官兵打散之后逃到北京，投奔他的父亲王掌柜的。作家借王十成之口，侧写当时农民的遭遇。在农村，老百姓“受尽了大毛子、二毛子的欺负”，“大毛子听二毛子的撺掇，官儿又听大毛子的旨意，一个老百姓还不如这条狗”。这就说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广大农民，把农民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从而促成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王十成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但是他血气方刚，对侵略中国的“洋人”和投靠洋人的“二毛子”，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尽管他们的造反大军被官兵打散了，但是他毫不动摇，决心回去再干，“我们心齐，我们有理，谁也挡不住我们”，他从残酷现实中认识到，“不打不杀，谁也没有活路儿”。这种凛然正气，正是义和团反帝爱国精神的体现。小说里的这些描写，开阔了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使其在表现清末中国社会的复杂面貌和时代精神方面，显得更加全面和准确了。值得一提的还有福海与十成关系的描写。积水潭岸边的一席交谈，使保卫朝廷的旗兵对造反的义和团团民加深了敬佩之情，福海想：“一个有良心的人，没法不佩服他，大家伙儿受了洋人多少欺侮啊！”通过这一细节的描写，既表现了下层旗人善良、正直的品德和爱国精神，同时也说明，义和团运动不独在广大贫困的农民中，也在旗兵和旗人中间获得了同情与支持。清朝统治者自认为祖先所创立的八旗佐领制度，至少在统治旗人方面，是严密的、无懈可击的，殊不知，有良心的、正直的旗兵，他们的同情心正在另一面，这是民心所向，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小说关于十成进京的一段描写，不过才短短二、三千字，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是十分丰富与深刻的。

除此之外，还有清末社会的阶级对立问题、民族团结问题、封建宗法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的在正面描写中作了深刻的反映，有的只是用侧写的方法，稍作触及，作家的笔墨，有虚有实，疏密相间，纵收得体，整个作品，宛若一部内容丰富、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复杂面貌，它对于现在或未来的读者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尤其是认识清末北京旗人的生活，有特殊的价值。

民族生活的风俗画

历来有成就的伟大作家的创作，总是植根于本国和本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的。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文学的民族化问题时指出：“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点，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79年9月9日《人民日报》。）文学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越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的作品，往往越具有世界性，具有活泼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老舍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北京地方风味，作为压卷之作的《正红旗下》，其民族风格，在老舍的创作中，是最为鲜明，也是最成熟的。构成这部作品的民族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关于风情民俗的出色描写。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态、心理以及语言，反映在文学上，就形成了文学的民族特点、民族风格。有时民族生活风俗画的勾勒，甚至会成为显示一部作品的文学色彩、文学价值的最要紧的内容。

《正红旗下》关于民族风俗的描绘，主要是围绕着过年节和“我”的出生两件大事展开的。其间涉及的内容，丰富而多彩。从送灶、过年、敬神拜佛，一直到婚丧嫁娶的繁礼缛节，从婴儿的洗三、作满月，一直到上中下层旗人的衣着打扮、日常生活习惯（诸如养花、蹓鸟、放鸽子、饮食、行事等），无不写得准确、生动、逼真，维妙维肖。作家写这些，决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有意卖弄，而是密切联系着作品的主题的，在反映社会生活面貌、刻划人物、烘托气氛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定社会、民族、地域的风情民俗，是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逐渐积累、发展、形成的，它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稳定性或保守性。同时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它又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一定的经济基础的。老舍在《正红旗下》中写习俗，很少孤立地去交代某种习俗的本身，而总是将它放在特定的情节发展中加以描绘，并且使它与特定的情节一起，向读者展示一定社会生活的风貌，反映社会的经济、阶级状况，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小说中关于给“我”进行洗三典礼的描绘，即为一例。所谓“洗三”，就是在婴儿出生的第三天，要给它洗澡。这是旗人的一种风俗，以示对婴儿的祝福。“我”是老儿子，又是独生子，且在年关时节降生，洗三仪式，本应办得十分隆重。但是“我”的父亲，每月只有三两饷银，家境贫穷，实在缺乏大摆宴席的财力。于是，这个洗三，就要既办得经济，又要合乎旗人的习惯。贺喜的七姥姥八姨们到齐之后，自然是先吃酒，后开饭。酒是对好了水的，千杯不醉，菜只有两样：腌疙疸缨炒蚕豆和肉皮炸辣酱。小说写道：

“酒席”虽然如此简单，入席的礼让却丝毫未打折扣：“您请上座！”“那可不敢当！不敢当！”“您要不那么坐，别人就没法儿坐了！”直到二哥发出呼吁：“快坐吧，菜都凉啦！”大家才恭敬不如从命地坐下。酒过三巡（谁也没有丝毫醉意），菜过两味（蚕豆与肉皮酱），“宴会”进入紧张阶段——热汤面上来了。大家似乎都忘了礼让，甚至连说话也忘了，屋中好一片吞面条的响声，排山倒海，虎啸龙吟。

“宴会”的程序与方式，自然是合乎陈规的，但是酒菜和热汤面，已经显示了这个下层旗兵家庭的贫寒处境，贺客的“排山倒海、虎啸龙吟”的吃法，也反映出，“我”的父亲的贫寒处境在清末旗人中是有普遍性的。接下去，是关于洗三典礼的正面描写：宽沿的大铜盆里盛着槐枝艾叶熬成的苦水，参加典礼的老太太们、媳妇们都先“添盆”，即把一些铜钱放入盆中，同时还放入几个花生、几个红白鸡蛋，以示对婴儿的祝福。这些钱或东西，最后都归主持洗三的白姥姥拿走。但是落水的铜钱并不多，这同样说明贺客都是一些穷旗人，尽管他们都真心实意地向婴儿祝福，却拿不出颇能显示体面的钱来。“添盆”之后，开始给婴儿洗澡，白姥姥边洗边念祝词：“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这些吉祥话，一方面包含着劳动人民渴望新出生的一代顺利成长的良好意愿，一方面又使我们看到，刚出生三天的婴儿，在毫无所知的混沌中，就开始接受“作官”的祝福，可见封建正统的“作官”思想，对整个封建教育制度的制约与影响，是何等严重！

小说中多次写道，旗人是极重视规矩的，“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几乎成了清代旗人“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定禄是“真讲究”的典型。在牛牧师赴宴一节，作家为我们详细描写了定宅有着豪华陈设的院落、花园、花厅、暖阁等等，充分揭示了这个旗人富豪的挥金如土的生活。作者还特意交代了这样一个细节，定大爷每想吃熏鸡或烤鸭，王掌柜必不能在账上如实地记上一两银子，否则，定大爷就要发脾气，“怎么，凭我的身份就欠他一两？没有的事！不还！”诚实的王掌柜在良心受谴责的情况下，至少要开十两银子，才能过得去。定大爷在“真讲究”中安闲度日，而那些贫苦旗人则在“穷讲究”中痛苦挣扎。“我”的母亲就常常为给亲友行礼而发愁。每遇婚丧大典、拜寿贺喜，缺礼是决不行的。“不去给亲友们行礼等于自绝于亲友，没脸再活下去，死了也欠光荣。而且，礼到人不到还不行啊。这就须于送礼而外，还得整理鞋袜，添换头绳与绢花，甚至得作非作不可的新衣裳。这又是一笔钱。去吊祭或贺喜的时候，路近呢自己可以勉强走了去，若是路远呢，难道不得雇辆骡车么？在那文明的年月，北京的道路一直是灰沙三尺，恰似香炉。好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而在香炉里走十里八里，到了亲友家已变成了土鬼，岂不是大笑话么？骡车可是不能白坐，这又是个问题！去行人情，岂能光拿着礼金礼品，而腰中空空如也呢。假若人家主张凑凑十胡什么的，难道可以严词拒绝么？再说，见了晚一辈或两辈的孙子们，不得给二百钱吗？”这些陈规俗理儿，对于穷旗人来说，确实是一种难以负载的负担，如同脖子上套了根绳索，越勒越紧。通过这些习俗描写，作家不但揭示了清末旗人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显示了那个时代贫富悬殊的状况，它所包含的社会意义是深刻的，它的认识价值是重要的。

老舍还常常将风情民俗的描写与人物性格的刻划结合在一起，使其溶融一气，相映成趣，收到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在关于祭灶的描绘中，小说就同时向我们揭示了姑母的性格特点。“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何况“我”的姑母又是寡妇，她自然是不具备主持祭拜大典资格的。但是，在祭灶之日，姑母却另有她的乐趣：“她在三天前就在英兰斋满汉饽饽铺买了几块真正的关东糖。所谓真正的关东糖者就是块儿小而比石头还硬，放在口中若不把门牙崩碎，就把它粘掉的那一种，不是摊子上卖的那种又泡又松，见热气就容易化了的低级货。她还买了一斤什锦南糖。这些，她都用小缸盆扣起来，放在阴凉的地方，不叫灶王爷与一切的人知道。她准备在大家祭完灶王，偷偷地拿出一部分，安安顿顿地躺在被窝里独自享受，即使被粘掉一半个门牙，也没有人晓得。可是，这个计划必须在祭灶之后执行，以免叫灶王看见，招致神谴。”英兰斋满汉饽饽铺里的关东糖的特点，用小缸盆藏糖的方法以及祭灶之后躺在被窝里吃糖的神秘状况，这一切，都是那么鲜明地刻记着民族习俗的烙印，同时在由风俗画所构成的环境描写中，姑母的自私小气的性格，以及她对灶王爷的并不虔诚、并不严肃的信仰态度，也逼真地刻划出来了。福海二哥是一个聪明、机灵、诚实、有头脑的满族青年，小说用了较多的篇幅来写他。我们只看他请安的一个细节：

他请安请得最好看：先看准了人，而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的身前，双手扶膝，前腿实，后腿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安到话到，亲切诚挚地叫出来：“二婶儿，您好1”而后，从容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横儿”。

这种请安方式，是满民族的古老习俗，但是福海二哥把它艺术化了，几个动作连贯、和谐而又自然，充分显示了他的机敏、灵活和待人接物周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