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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评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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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创造的几个人物中，程疯子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他原是一个正直的曲艺艺人，本来在城里头作艺卖唱，因为不肯低三下四地伺候有势力的人物，挨了打，被迫离开城里到天桥“下地”，结果又为恶霸所欺，死里逃生，流落到龙须沟，靠老婆摆个香烟摊子，饥寒度日。在戏的开始，作者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写程疯子的形象：一是写他的善良而又懦弱的性格；一是写他内心的痛苦。丁四嫂与丈夫生气，他立即过去解劝；赵老头病了，他主动过来伺候，甚至拖着虚弱的身体，与小妞子一起抬水，来回走二里多地，他说：“帮助人，真体面，甚么活儿我都干！”这些地方都反映了他的善良与热诚。他食不果腹，一贫如洗，身上只有一个破烂的长衫，里面连贴身的小褂也穿不起，但是当小妞子想要两条小金鱼的时候，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脱下大褂，给邻居的孩子换金鱼，用他的话说，是“只要小妞不落泪，管什么金鱼贵不贵”。这虽然是一个细节，但是对于刻划程疯子的形象，却非常有分量，是人物正直、善良品德的一次动人的闪光。程疯子的性格，同时又是懦弱的。恶霸的狗腿子冯狗子，仗势欺人，在街面上踢翻了程娘子的香烟摊子，还找到家里将程疯子打了一顿。我们看到，在冯狗子的淫威之下，程疯子噤若寒蝉，只是老实地挨打，毫无反抗。呈现在读者或观众面前的，是何等屈辱的场面！疯子的确是软弱的，但他并非甘于受屈辱，他对二春说：“我是好人，二姑娘，好人要是没力气啊，就成了受气包儿！打人是不对的，老老实实地挨打也不对！可是，我只能老老实实地挨打……。”象程疯子这样一没有社会地位，二没有力气的弱者，的确是无力反抗黑暗势力的欺压的，作家真实地写出这种情景，是为了加深对旧时代的控诉力量。
他不甘忍受屈辱而又无力反抗，这就必然产生强烈的内心痛苦。在《龙须沟》第一幕里，作家对程疯子的内心痛苦的描写，是真实而感人的。除了反动势力的欺压之外，还有两件事情折磨着程疯子：第一，他没有力气，做不了活，整日教娘子一个人去受累，他于心不忍；第二，就是臭沟的熏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臭鞋、臭袜、臭沟、臭水、臭人、臭地熏得我七窍冒黑烟”，他盼望着“有一天，沟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但是在解放前的北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加剧了他的痛苦。这几方面的精神压力，摧残、刺激、折磨着他，使他“有点神神气气的”，这就是程疯子的“疯”。他的“疯”，是对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旧社会的控诉，也是一种反抗现实的方式。所以，我们决不能把他看成一个真正的疯子，他有清醒的认识、美好的理想、厚道的人情和幽默风趣的言词，他不是“疯子”；但是他某些时候，又确实有点“神神气气”。他是民间艺术家，丰富而又敏感的感情，自然使他比一般人多一些理想，也多一些悲愁，多一层精神压力，他的性格是复杂的。
解放以后，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臭沟又得到了整治，程疯子感到“天下是变了，变了”，尽管他已经多年不登台了，但他还是答应了民教馆的邀请，决定去演唱，他感到“一个人唱，叫大家喜欢，多么好呢”；政府为他安排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为居民看自来水），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对工作极端热情和负责；冯狗子来向他赔不是，表示要悔过自新，他并不报复，而只是看了冯狗子的手，说：“你的也是人手，这我就放心了，去吧！”这些地方都显示出，程疯子的善良性格是一贯的，但是解放以后，由于内在的精神痛苦消失了，他完全变成一个新人了。二春说他“仿佛死了半截又活了”，这个比喻，既恰当地反映了程疯子的新生，又生动地说明了新社会给劳动人民带来了何等深刻的变化，这也正是作家塑造程疯子的形象的用意所在。
赵老头也是一个成功的形象。他是一个泥水匠，在龙须沟的小杂院里，他不仅是受人尊敬的长者，也是见识最广的人。他第一个把臭沟与反动政府联系起来，告诉大家“有那群作官的，咱们得永远住在臭沟旁边”、“有了清官，才能有清水”。别人说龙须沟不是好地方，他却说龙须沟“地好，人也好”，就是“作官的坏，恶霸坏”。刘巡长对他说上边要催卫生捐时，他先是“狂笑”，而后则对反动统治者破口大骂，这些地方都表现了他的刚强不屈的性格和勇敢的反抗精神。斗冯狗子的那场戏，也是颇为感人的。冯狗子在恶霸黑旋风的指使下，打了“连苍蝇都不肯得罪”的程疯子，赵老头看不下去，他“气得颤巍巍地”从屋里出来，抄起切菜刀直奔冯狗子而去，冯狗子见势不妙溜走了，但却吓坏了胆小怕事的王大妈，王大妈觉得“这场祸惹得不小”，想让赵老头去躲一躲，赵老头说：“欺负到程疯子头上来，我受不了！我早就想斗斗他们，龙须沟不能老是他们的天下！”“我不走，我拿刀等着他们！咱们老实，才会有恶霸！咱们敢动刀，恶霸就夹起尾巴跑！”他的见义勇为的性格，在这场戏里刻划得异常鲜明。
解放以后，赵老头成了龙须沟觉悟最早的工人，他当了治安委员，在斗恶霸的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是他，断然拒绝恶霸黑旋风的金钱贿赂，并用党的政策把冯狗子引上正路；是他，在挖沟、修路中，组织、动员居民，以实际行动教育了丁四、王大妈等落后群众；也是他，最早把人民政府的温暖传达给龙须沟两岸的贫苦百姓，及时引导群众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人民的新生政权。在老舍的作品中他是第一个出现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艺术形象。解放初期，老舍在总结自己几十年的创作经历时曾经说，他过去的作品，描写过劳苦大众和受压迫的人，他写他们的悲苦和命运，一是出于同情，二是为了把自己心中的怒气发泄出来，控诉和暴露旧时代的黑暗。由于时代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他笔下的受压迫的人，总是不敢革命，缺乏斗争性（注：见《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如果说，老舍自己的总结是符合他的创作实际的话，那么，赵老头这个先进工人形象的出现，则标志着老舍在毛泽东同志所指引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下，已经踏上了全新的创作征途，他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的画廊，从此，将增添新的内容，以更加耀人眼目的光彩，呈现于新中国的文艺园地。由于生活积累的局限，在描绘新的英雄人物的时候，他的笔，也许还不那么舒卷自如、游刃有余，但是，他的创作方向是正确的，他的艺术进取精神是可贵的。
剧中四个妇女的形象，也写得性格清晰，真实感人。寡妇王大妈勤劳、善良，但思想守旧，胆小怕事。龙须沟之臭，人人厌恶，唯有她，安于现状，毫无怨言。悲苦的生活命运和懦弱的性格，使她只能以“对付”、“将就”的办法来适应客观环境。她没有反抗现实的力量，也不敢对生活有过多的要求。解放以后，她对新政府的信任，也有一个过程。修沟之前，测量队来量地，她认为是“跑马占地”，新政府不向群众要钱，而用公款修沟，她不相信世界上会有“那么便宜的事”。信守“什么事儿呀，都是眼见为真”的王大妈，最后也只有在事实面前才能转变。作家不以简单化的办法写她的转变，而是写了她的缓慢地、渐进地过程，这样处理，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这是老舍所熟悉的人物，作家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作后盾，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人物也自然地显得丰满和富于生命。二春是王大妈的女儿，是一位热情的、敢说敢干的青年。她敏于接受新鲜事物，所以老是和思想守旧的妈妈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就成了展示人物性格的一种契机，二春的形象所以写得鲜明，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丁四嫂嘴硬但心地很善良，程娘子勤劳，能吃苦，她们的形象也是鲜明的。
《龙须沟》既是写事件的，又是写人物的。在处理写事件和写人物的关系时，老舍一贯坚持“让事件为人物服务”的原则，他说：“是写入呢？还是写事？我觉得，应该是表现足以代表时代精神的人物，而不是为了别的。一定要根据人物的需要来安排事件，事随着人走；不要叫事件控制着人物。”（注：老舍：《人物、语言及其它》，《出口成章》。）他笔下的几个人物，各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同时他们又以各自不同的遭遇，和臭沟发生联系，作家以人的变化反映沟的变化，就摆脱了写事件过程的费力不讨好的写法，使他能够腾出笔墨，去表现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这样，人物血肉丰满，有了生命，这个戏就站住了。龙须沟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也就通过人物命运的变化，生动地显示出来了。
对话是“人物自己应该说的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表现生活的直接工具都是语言。但是文学体裁不同，语言的外表形态和作用，也就有很大的差异。小说的语言具有叙述性，作家可以以叙述人的身份与口吻，对客观生活、对人物进行精确的描绘和恰如其分的介绍，戏剧则不同，尤其是话剧，它必须通过剧中人物的对话，再现生活的真实面貌和塑造舞台形象。因而，写剧本，对话是最要紧的，尤其是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
《龙须沟》的语言，是性格化的语言。老舍说：“剧中人物的对话应该是人物自己应该说的语言，这就是性格化。”（注：《语言、人物、戏剧》，《出口成章》。）《龙须沟》里的人物，都是北京的贫苦市民，老舍熟悉他们的生活，摸透了他们的心理，所以往往三言两语，就能让观众或读者觉出人物的脾气秉性，处世态度，甚至他们的经历、教养等等，真正做到了他所主张的“话到人到”。请看第一幕中的一段对话：
赵老 有那群作官的，咱们永远得住在臭沟旁边。他妈的，你就说，全城到处有自来水，就是咱们这儿没有！
大妈 就别抱怨啦，咱们有井水吃还不念佛？
四嫂 苦水呀，王大妈！
大妈 也不太苦，二性子！
二春 妈，您怎这么会对付呢？
赵老头经历多，见识广，对反动统治早就心怀不满，当大家议论起臭水沟的时候，他就自然地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联系起来，直截了当地发泄自己的怨恨。他的语言，带有愤愤然的感情色彩，显示了他的刚直无畏的反抗性格。王大妈不让赵老头“抱怨”，说明她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咱们有井水吃还不念佛”，表现了她安于现状的思想，当丁四嫂反对她时，她本来无话可说了，却还要辩解，硬是要把“苦水”说成“二性子”，又显示出她是老于世故，不易为人说服的。丁四嫂和二春虽只各有简短的一句话，却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她们当时的心境。丁四嫂赞同赵老头的说法，但她毕竟是一个家庭妇女，缺乏赵老头对社会问题的深刻认识，所以她没有在可否“抱怨”的问题上反驳王大妈，而只是提醒王大妈井水是苦的，“臭沟沿儿”的苦井水，她早就难以忍受了，所以王大妈要大家为这样的苦水“念佛”，她当然不同意，为此顶撞一下大妈，是十分合情理的。二春说“妈，您怎这么会对付呢”，一方面表现出她不满于母亲的处世态度，另一方面又透露出“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她是女儿，不好当面用更尖锐的言辞顶撞母亲，但正因为是女儿，她才非常熟悉妈妈的脾气秉性，她用“会对付”来概括王大妈的处世哲学，是何等贴切啊！上面所引的这个小片断，在《龙须沟》里并非举足轻重的情节，我们不过信手拈来而已。然而，这几句对话，非常符合这四个人物的思想、性格，非常切合他们当时的心境，都是人物此时“应该说的语言”，因而也是性格化的语言。
《龙须沟》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通俗易懂而又凝练、含蓄。这个戏里的对话，全部是北京人的日常语言，清浅明白，流畅自然，无“学生腔”之幼稚、娇涩，有口语之生动、逼真。老舍写作品，在语言上有个追求，就是他讲的“念出来就能被听懂”，为此，他“总希望能够充分的信赖大白话；即使是去说明较比高深一点的道理，我也不接二连三的用术语与名词”（注：老舍：《我怎样学习语言》，《解放军文艺》第一卷第3期。）。这种艺术追求，对于写戏，至关重要。老舍说：“小说中的语言还可以容人去细细揣摸、体会，而舞台上的语言是要立竿见影，发生效果，就更不容易。所以戏剧语言要既俗（通俗易懂）而又富于诗意，才是好语言。”（注：《语言、人物、戏剧》。）程疯子对冯狗子说的“你的也是人手，这我就放心了”，就是既通俗而又富于诗意的语言。这句话里没有一个名词或术语，是道地的大白话，但是却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而且给人留下了回味的余地。哲理与含蓄，就构成了这一句台词的诗意。这是戏剧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老舍说的“深入浅出”——“用顶通俗的话语去说很深的道理”（注：《我怎样学习语言》。）。
党和人民的嘉奖
话剧《龙须沟》写成之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于一九五一年春公演，著名戏剧艺术家焦菊隐担任导演，著名演员于是之等扮演其中的主要人物。这个戏演出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兼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的廖承志同志曾经给当时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李伯钊同志写信，祝贺《龙须沟》演出成功，信中说：“这个戏充满着爱、感情，并且每个人物都是有思想的，所创造的形象是真实的，言语是活生生的。”他认为，《龙须沟》的成功，“说明以北京为中心的戏剧运动的高涨的开始”。（注：廖承志：《贺〈龙须沟〉演出成功》，1951年3月1日《光明日报》。）李伯钊同志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对《龙须沟》倍加赞扬，她认为，《龙须沟》抓住“首都市政建设，应该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这个主题，“深刻地刻画了龙须沟的一群穷苦勤劳的老百姓，描写他们怎么从不自觉到自觉地认识自己人民政府的过程。这个作品是人情和理智的高度结合，所以感动人也深。”（注：李伯钊：《看〈龙须沟〉》，1951年2月4日《人民日报》。）周扬同志写了《从〈龙须沟〉学习什么？》，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龙须沟》的成功经验。他指出：“这是一个好剧本。老舍先生所擅长的写实手法和独具的幽默才能，与他对新社会的高度政治热情结合起来，使他在艺术创作上迈进了新的境地。”文章号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向老舍学习，“主要的就是要学习老舍先生的真正的政治热情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注：见1951年8月4日《人民日报》。）广大人民群众对《龙须沟》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态度。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黄文龙等三十二名工人，联名写给报纸编辑部的信，信中畅谈了他们观看《龙须沟》以后的感受和所受到的教育，工人们表示：“我们欢迎《龙须沟》，欢迎象《龙须沟》这样的作品。我们希望这个戏在城市劳动人民居住的地方普遍上演，更希望文艺工作者多多地写出象《龙须沟》这样的作品来。”工人们的反应与愿望，说明《龙须沟》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作用是深刻的。这个剧本还被译成日文，由日本京艺剧团于一九五三年在京都、北海道等地公演，受到了日本观众的普遍欢迎。日本评论家岛田政雄等在日本报刊发表文章，称赞《龙须沟》是“新中国成功的代表作”（注：《〈龙须沟〉在日本演出》，1953年10月5日《文汇报》。）。
最使人难忘的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这个戏的支持和关怀。周总理在百忙之中，几次到剧场看《龙须沟》的演出，并且安排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到中南海怀仁堂为毛主席和其它中央负责同志演戏。胡洁青在《周总理对老舍的关怀和教诲》一文中回忆了这次演出的情况。她说：“那是一九五一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龙须沟》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我们一家都被邀请去看这场戏。为了让毛主席看好戏，在演出的前一天，总理亲自到剧团又从头到尾把戏审查了一遍。那天晚上，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很早就来到怀仁堂。毛主席入场后，总理拉着老舍到毛主席面前，向毛主席介绍，主席很高兴地和他握了手。”（注：见《人民戏剧》1978年第2期。）因为《龙须沟》的成功，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
这一切都说明，党和人民对于老舍在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是极为关怀和重视的，同时也显示出，《龙须沟》的成就和影响是巨大的。它的创作和演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戏剧事业成长发展的里程碑，是新中国话剧创作所取得的第一个巨大的成功。《龙须沟》不论在老舍自己的创作历程中，还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均应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
第二十章话剧艺术的高峰——《茶馆》
葬送三个旧时代
《茶馆》以北京一个大茶馆为背景，描写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以后三个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这三个时代都是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大清王朝、军阀统治、国民党政府，都处在它们行将崩溃的前夕，社会的混乱、动荡、黑暗，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地步。《茶馆》三幕戏，每一幕写一个时代，作家在他所规定的有限场景以内，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真实而又生动地勾划了三个旧时代的复杂的社会面貌，表现了旧中国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第一幕写清朝末年的社会生活，时间在一八九八年的秋天，正是著名的戊戌政变失败之后，维新人物谭嗣同被问斩不久。裕泰茶馆高朋满座，生意兴隆，正处在它的黄金时代。然而大清王朝，却已到了它的末日。农民康六，一家大小一天连一顿粥也吃不上，为了应付东家的逼债，他只好进城将十五岁的女儿康顺子卖掉。康六最后对女儿说：“爸爸不是人，是畜生！可你叫我怎办呢？你不找个吃饭的地方，你饿死！我不弄到手几两银子，就得叫东家活活地打死！”十五岁的姑娘才卖了十两银子，不光康六为此揪心，连读者和观众简直也要愤愤呼叫了！而且，人贩子刘麻子还有一段话呢：“找遍了你们全村儿，找得出十两银子找不出？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你不是不知道！”康六没有反驳刘麻子，可见刘麻子说的是真实情况。发生在茶馆里的这个生活片断说明，农民的生活境况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了。把康顺子买走作妻的是谁呢？竟是宫里的太监庞总管。“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庞太监，生活上肯定已经尽善尽美，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老婆。他买康顺子看来荒唐，却反映出他是有钱有势的人物，他要以此显示自己的威风。因为庞太监是太后和皇上身边的人物，他的这些作为，自然就带有宫廷荒淫无耻生活的烙印。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清廷的政治已经腐败到何等程度。
我们还看到，“吃着官饷”的打手二德子可以在茶馆里随意打人、摔东西；有势力的人家，为了一只鸽子，可以把官方善扑营的当差与库兵都约来打群架；正直、爱国的常四爷因为说了一句 “大清国要完”，就被抓进监狱。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表面繁荣、热闹的茶馆，笼罩着一层阴森、冷酷的气氛。透过它，我们看到了清末社会疮痍满目的现实。作家还写到，马五爷因为信洋教，有洋人撑腰，便可以威风凛凛地行事，“连官面上都不敢惹他”。这又使我们感受到，帝国主义的渗透和侵略，正在加剧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作家还写了玩鸟的松二爷以及一大批无名无姓的茶客，他们大都属于靠吃钱粮过活的旗人或有钱人家的子弟，正是他们维持着这家大茶馆的生意。这也是清末社会相的一面，由此亦可见清王朝的腐朽。
帝国主义的入侵与渗透，宫廷生活的腐败与荒淫，农民的破产，市民阶级的混乱，流氓地痞的横行，有闲阶级的无聊，正直的爱国者的惨遭镇压等等，这就是《茶馆》第一幕为我们描述的清末社会，它的可怕的血淋淋的面目，令人憎恶，令人愤激。同时也使人感到，它的黑暗已经到了顶点，它的末日已经来临了。因而，第一幕的最后一句台词“将！你完了！”就愈发显得寓意深刻，痛快淋漓。
第二幕写的是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支持军阀混战的时代。作家在这一幕戏开始，不仅为我们描绘了裕泰茶馆趋于衰落的景象，而且通过难民进城讨饭、巡警催派大饼、大兵敲诈王利发、报童呼叫“长辛店大战的新闻”等细节，鲜明而准确地写出了军阀混战时期的社会环境。清朝灭亡了，但是中国依旧在黑暗中。老舍的深刻不在于写出了社会黑暗的继续，而在于通过真实的艺术描写，揭示了社会重又坠入黑暗的原因。当王淑芬向跑堂的李三夸奖王利发注重改良时，李三说：“哼！皇上没啦，总算大改良吧？可是改来改去，袁世凯还是要作皇上。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今儿个打炮，明儿个关城，改良？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这就说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群众，已经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直感到中国上层统治形式的更替，并未使社会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并不曾埋没社会固有的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鲁迅曾经深刻地指出，辛亥革命不过使人们“枉然失去了一条辫子”，李三连辫子也不剪，他担心皇上还被“改回来”，他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你看，清朝的老式特务宋恩子、吴祥子不是依然稳操旧业，他们的“灰大褂反倒成了铁杆庄稼”吗？当常四爷在茶馆里重又见到当年把他抓进监牢的宋恩子、吴祥子时，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宋恩子随口问常四爷：“混的还好吧？”常四爷叙述完自己的一段经历之后，问：“您二位怎么样？”吴祥子说：“瞎混呗！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宋恩子，该怎么说啦？”宋思子答道：“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常四爷不改当年的倔强脾气，进一步追逼：“要是洋人给饭吃呢？”吴祥子神气十足地回答：“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够打起仗来呢？”这些对话，容量很大，简直可以使我们认识一个时代。宋恩子、吴祥子当初不过是清朝统治者的小走狗，自然算不上辛亥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然而革命风云的变幻，不仅没有触动他们的一根毫毛，他们的政治地位竟然还会依然如故地牢靠，那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专办革命党”的本领。革命成功了，以前“专办革命党”的人物，现今依然“专办革命党”，这似乎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然而却是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它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形势的特点。借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注：鲁迅：《哀范君三章》，《集外集》。），变来变去，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的社会性质不改变，宋恩子、吴祥子的政治地位也就不会改变，不论哪个统治者上台，都需要他们效力。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茶馆》第二幕的艺术描写，同样可以使我们得出这个结论，所以说，这一幕戏既是对军阀混战时期黑暗现实的揭露，也是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一个尖锐而有力的批判。
第三幕写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生活面貌。到这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病态的中国社会，已经临近它的灭亡了，漫漫长夜，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阶段。我们看到，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了：王利发“钱也光，人也老，身上剩了一件破棉袄”，全北京硕果仅存的裕泰茶馆已经破烂不堪，难以维持生意了；能够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名厨师，落得在监狱里蒸窝窝头，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人多呀”；曲艺名手一场演出，只上五个座儿，民间艺人只好慨叹“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作家不只写了人民的痛苦和社会的黑暗，而且写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我们看到，当年清廷的要人庞太监的四侄媳妇庞四奶奶，如今竟自称“娘娘”，神威逼人，因为她的儿子有三重身份：三皇道大坛主、国民党大党员、宪兵司令部沈处长的把兄弟。沈处长则以董事长的身份，支使小刘麻子开办以拐卖妇女为业的所谓“拖拉斯”，为的是“首先满足美国兵的需要”，可见沈处长的背后是美国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官僚的相互勾结，加速了中国社会殖民地化的进程，加深了中国社会的黑暗与腐朽，也加剧了人民的痛苦与灾难。这就是《茶馆》第三幕所显示的主要思想内容。
反动势力把人民推进了灾难的深渊，同时也为埋葬自己准备了掘墓人。在第三幕里，老舍在正面描写社会的黑暗、人民的苦难的同时，又从侧面写了人民的觉醒与反抗。这里不仅有学生运动的高涨和教员的罢课，而且通过康大力参加革命和康顺子、王大栓、周秀花等投奔西山解放区，画龙点睛地暗示了未来的光明前景。交织在细腻、准确的艺术描写中的揭露、鞭笞和暗示，使人们确信，这个黑暗腐朽的社会已经到了总崩溃的前夜，它再也不能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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