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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评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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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开赴朝鲜前线，同英雄的朝鲜人民一起，打击美国侵略者。抗美援朝的战火，以及随之在全国开展的抗美援朝教育运动，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热情。深深爱上了新社会的老舍，怀着满腔的激情投入了这一伟大的斗争。一九五一年十月，老舍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同年十月二十二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全文刊登了老舍的这封信。老舍在信中说：
是你们，亲爱的同志们，给了全国文艺工作者一个伟大的灵感。真的，以文艺宣传抗美援朝，歌颂志愿军的英勇无敌，已经成为普遍的运动，一个新的文艺思潮。
老舍以北京文艺界为例，列举了齐白石、陈半丁、郝寿臣等著名艺术家为支援抗美援朝而组织义卖、义演的动人事迹之后说：
你们，亲爱的同志们，是在北京的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心中。文艺是要感动人的，你们却先感动了文艺工作者。你们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英雄行动是我们创作的泉源，通过描写你们的功劳与辛苦，我们的文艺作品会更充实，更多光彩。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耳是听着你们的声音，眼是看着你们的行动，我们的心也随着你们的心兴奋地激跳。你们的英勇，伟大，创造了新的历史。我们希望：我们的创作，既以你们的英雄行动为内容，也逐渐的能有更大的气魄，更热烈的感情，好恰当地把英雄们描画出来，使英雄们的事迹永垂不朽。
老舍的这封信发表以后，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一位志愿军战士给老舍回信说：“你管我们叫最可爱的人，我们看你们也是最可爱的人！”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以“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的仪式上，老舍谈到了志愿军战士给他的回信，他认为回信“写得非常动人”，他读了之后，感到高兴极了（注：见1951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老舍“把英雄们描画出来”的愿望，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一九五三年秋天，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组成了。贺龙同志任总团团长，老舍被任命为总团副团长。同时担任总团副团长的还有朱学范、康克清、吴晗、梅兰芳、陈沂、平杰三等。慰问团在贺龙同志的率领下，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四日离开北京，奔赴朝鲜前线，代表全国人民向英雄的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表达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关怀。十月二十日，慰问团跨过鸭绿江到达朝鲜。这时朝鲜停战已经近三个月了，老舍随慰问团访问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一些部队，访问了朝鲜的城市和乡村。他看到朝鲜人民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的情景，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深厚的友谊和忘我的劳动，帮助朝鲜人民进行建设的情景，他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各级指挥员和战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了解到志愿军英雄的大量动人的战斗事迹，老舍深深地受了感动。慰问工作结束后，他向贺龙总团长提出了继续留在朝鲜，到志愿军部队体验生活、进行创作的请求。贺龙同志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老舍就到志愿军某部生活了五个来月的时间。这是老舍有生以来第一次和部队指战员长期生活在一起，他的眼前，打开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生活领域。战士的思想、品德、行为，冲击着老舍的创作欲望。老舍所在的部队，是参加著名的“老秃山”战役的英雄部队，老舍重点采访了他们强攻和坚守“老秃山”的动人事迹，并且阅读了有关的文件，于是，一部描绘“老秃山”战役的中篇小说开始动笔了。老舍于一九五四年四月底由朝鲜回国时，小说的初稿已经完成，这就是一九五五年五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无名高地有了名》。
小说所写的“老秃山”战役是朝鲜战场后期一次重要战斗。“老秃山”是敌人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被称为“最坚固的阵地”、“汉城的大门”。中国人民志愿军强攻“老秃山”的战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二十时打响，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激战，于二十二时三十分结束。我军攻占“老秃山”的胜利震惊了世界，直接促成了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在抗美援朝斗争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无名高地有了名》以一个连队活动为中心，从这一战役的准备、发动写起，一直写到它的激战和结束，从军一级高级指挥员的战略指挥，一直写到战士们的英雄行为，比较生动、真实地反映了“老秃山”战役的全部过程。作家以豪迈、雄壮、激越的调子，高唱了一曲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歌。
在老舍的作品中，这是第一部全力塑造革命英雄形象的作品。由于作家对部队生活不太熟悉，加之英雄形象的塑造又是当时创作中的一个新课题，所以这部小说的人物刻划，还有某些隔生之感，也缺乏很有深度的形象塑造。尽管如此，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如贺重耘、黎芝堂、章福襄、邓名戈、常若桂、王均化、郜家宝等，还是写得真实动人的。由于作家在刻划这些战斗英雄的时候，自然地灌注着强烈而又真挚的感情，这就使这些形象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也较为强烈。
英雄营长贺重耘是作者着墨较多的一个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概括了人民军队中千万个基层指挥员的成长过程和优秀品质。贺重耘出身贫苦，他给财主侍候过牛马，当过矿工、伐木工，赶过大车，在旧社会受尽了欺凌压迫。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以后，“干脆不许他活着，想当牛马都不行”。生活逼迫他造反了，十六岁的时候，他抢了四条枪去参加游击队，“那四支枪中，有一支是这么得到的：在祖国东北的一个城市里、马路上，他一刺刀结果了一个侵略东北的日本宪兵，抢起手枪就跑。那是在正午十二点，满街都是人啊！”当时他只知道要报仇，并不懂什么叫革命。在游击队里，他接受了党的教育，明白了“他的事业不是去乱杀乱砍，而是有条有理地去革命。他不但须为自己报仇，也得为一切苦人报仇；不止报仇，还要教老百姓都翻了身”，从此，他看得远了，“他心里有了劲，看清楚自己作的是伟大光荣的事”，于是，他立功，入党，由一个传奇式的少年英雄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的钢铁战士。在困难和痛苦面前，贺重耘从不退缩，他总是这样鼓励自己：“这是给铁加点火力，好快变成钢！”这种自觉地在困难中磨炼自己的精神，是贺重耘思想品质中非常可贵的一面。作家写他坚韧不拔地学习文化，写他彻夜不眠制订作战计划，写他在新战术面前的“痛苦”与欢乐，都较好地表现了贺重耘的这种品质，具有真切感人的力量。
连长黎芝堂，勇猛过人，打起仗来不要命，但是他不大重视文化学习，在新战术面前，有急躁情绪，在荣誉面前，又有些虚荣心。在研究作战计划的时候，二连一个干部提出的问题触及了他的虚荣心，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想在作战发动时间之前，独自先冲上去。这一个细节，符合人物的性格特点，既表现了他的可贵的勇敢精神，又显示了他感情用事的弱点。后来在首长和战友的帮助下，他克服了弱点，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基层指挥员，在“老秃山”战斗中光荣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黎芝堂的形象，有一定的典型性，作家对他的性格的刻划，和其它人物比较起来，是较为细致的。另外，沉稳寡言的副班长邓名戈和容易动感情的老战士章福襄，虽然着墨不多，也很感人。在攻打“老秃山”主峰的关键时刻，为了确保突击部队及时、迅速地向前推进，邓名戈第一个把身体扑到带着利刺的铁丝网上，搭起人桥。攻击计划实现了，他却牺牲了。这是一个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壮烈画面，尽管作家的描写还显得不够细腻，然而依然具有打动读者的力量。农民出身的章福襄，经过部队集体生活陶冶，“已经使他忘记了某些农民常有的贪得与自私”，而具有了全新的品质，全新的精神。他极爱惜部队新发下来的衣服鞋袜，非到不得已的时候不穿。有人说他吝啬，他说：“这是祖国来的，我舍不得穿！”但是当有人需要袜子或其它衣服穿时，他会慷慨地相送，说：“拿去吧！咱们吃着祖国，穿着祖国，咱们浑身上下都是祖国给的！这就是共产主义吧？”章福襄的话，质朴真诚，体现了一个品德高尚的老战士的精神境界。这样的人物语言，是从生活来的，又熔铸着作家的一片爱国激情。
《无名高地有了名》是一部小说，但是它的人物与情节很多都是有生活根据的。老舍在该书的后记中说：“我把听到的和看到的资料组织了一下，写成此篇。这只能算作一篇报道。”这篇作品确实具有报告文学的某些艺术特点，例如它的叙述性较强，在侧重叙述的同时，又往往将描写、议论、抒情熔于一炉，手法比较灵活，这就使这部作品有了浓郁的抒情色彩，也增强了它的强烈的时代精神。
《无名高地有了名》也有明显的缺点。由于作家对部队生活体验不深，所以人物刻划显得不够丰厚，该深入挖掘的地方，作者的笔力明显软弱，拘谨。这完全是生活不足所致。老舍在小说的后记中说：“体验生活应该是长期间的事，大致参观一下是不中用的。没有真实的生活写不出文艺作品来。”作者自己的结论是诚恳的。尽管如此，《无名高地有了名》毕竟实现了作家写英雄的愿望，表现了作家的真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可贵的政治热情。五个月的朝鲜战场生活是珍贵的，一部分量并不重但却体现了作家的真情实感的书，也是珍贵的。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老舍在《谢谢青年朋友们的关切》（注：见《老舍写作生涯》。）一文中说：“今年下半年，假若条件许可，我希望能到部队去，写一两篇描写部队生活的短篇小说。假若这计划能实现，我就又有机会和青年战士们在一起了，那够多么幸福啊！”由此可见，老舍对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五个月的共同生活，是十分怀念与珍视的，他和战士们的感情也是极为深厚的。
“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写”
建国以后，老舍的政治热情一直十分高涨，他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人民政府，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热心为人民服务，因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爱戴。回国之后不久，他就被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后来又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对于这些任职，老舍把它看作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尽心尽力，热诚工作。在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期间，他经常深入基层，体察一般居民的情绪，了解他们的愿望与要求，并在市人民政府所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加以反映。譬如关于如何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救济贫民问题，老舍就曾在市人民政府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过相当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认真地采纳了。繁重的社会活动占去了老舍相当多的时间，一般情况下，他每天上午写作，下午办公、开会或从事其它社会活动，平均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他的腿有病，经常拄着手杖参加会议或进行社会调查。有时腿疾加重，疼痛难忍，也不住医院。当有些青年人写信问他忙不忙时，他回答说：
我很忙！在咱们的新国家里，人人都应当忙，都应当越忙越起劲儿，越高兴。在咱们之中，“懒汉”是最可耻的称号！
我应当忙！只有大家忙，我也忙，我才有脸见人！假若有点小病我即卧床不起，或抓个机会就请三天假，被称为“懒汉”，可真不得了！我宁愿忙死，也不甘作“懒汉”！（注：《谢谢青年朋友们的关切》。）
这些话是一九五五年说的。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五年多的时间，他不光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还写了《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四个话剧，写了《柳树井》等一大批通俗文艺作品，写了中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写了大量的杂文、散文、评论等，他的创作量是惊人的。周扬曾经称老舍是“文艺队伍里的一个劳动模范”（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见《文艺报》1956年第5、6期。）。这个评价，是既中肯又确切的。一九五六年以后，老舍的社会活动有增无减，腿病也加重了，同时他的写作量却增加了。老舍说：“我要不断地劳动，象劳动人民那样热爱劳动，从劳动中尽到责任，得到生趣。”（注：《五十而知使命》，《小花朵集》。）我们只消把他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间所写的作品加以统计，就可以看出，文艺队伍里的这位劳动模范，为了给人民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付出了多少心血啊。这个期间他创作的大型作品有：话剧《西望长安》（一九五六年）、《茶馆》（一九五七年）、《红大院》（一九五八年）、《女店员》（一九五九年）、《全家福》（一九五九年）、《神拳》（一九六○年）、《宝船》（一九六一年）、《荷珠配》（一九六一年）；京剧《十五贯》（一九五六年）、《青霞丹雪》（一九五九年）；儿童歌剧《青蛙骑手》（一九六○年）；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一九六二年）。这样巨大的创作量，在我国同期的当代作家中，的确是首屈一指的。
在这些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仍然是话剧创作。就艺术成就讲，《茶馆》当居首位。在这个剧本中，老舍以北京一座大茶馆的兴衰为线索，反映了从清朝末年到全国解放前夕五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老舍不但以点石成金的娴熟技巧，生动地刻划了几十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在话剧的民族化方面，进行了成功的艺术探索，尤其是它的戏剧语言，简洁、清浅、活泼、幽默，不仅容量大，内涵深刻，而且王争然出声，一碰就响，有说不尽的妙趣。《茶馆》不仅是老舍话剧创作的高峰，也是我国当代戏剧艺术的杰作，在中外读者与观众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西望长安》是老舍建国后所写的唯一的一部讽刺剧。它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九五五年七月，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揭露了一个反革命政治骗子李万铭的活动史。这个骗子冒充战斗英雄，从一九五一年起，在我们的十几个城市行骗。他不仅混入了党内，还窃取了国家机关的重要职务。罗瑞卿同志在指出了这一事件的教训之后说：“我很希望我们中国也出一个果戈理，把李万铭以及被李万铭欺骗的麻痹分子搬到舞台上来，使公安工作者和全体人民都永远记住这样一件事”（注：罗瑞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新华月报》1955年8月号。）。老舍听了罗瑞卿同志的报告之后，毅然承担了这一创作任务，写出了《西望长安》。剧本基本情节是：国民党青年军成员、三青团团员栗晚成，伪造文件，冒充“战斗英雄”，混进“陕西省干部农业技术训练班”，后来又利用训练班领导人的官僚主义和麻痹思想，伪造调令，调往中南区农林部。在这里，他又冒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英雄”，骗取了人事处长马昭等人的信任，被委任为农业技术研究所的秘书主任。后来又随马昭调往北京，在中央农林部拿处长级待遇，暂时在医院疗养。疗养期间，他又伪造空军司令员约他去兰州参加军事会议的电报，骗取了农林部为他准备的飞机票，到了西安。在西安他又冒充军队某军参谋长兼师长，继续行骗。不久，以省公安厅处长唐石青为首的公安人员，经过调查，弄清了栗晚成的真面目，将这个政治骗子逮捕归案。《西望长安》通过对栗晚成的行骗历史的描写，无情地嘲笑和讽刺了政治骗子的可耻嘴脸，尖锐地揭露和批评了存在于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同时又通过唐石青这一正面形象的刻划，显示了人民公安工作的力量。在刻划栗晚成的形象时，老舍的笔致谐谑、幽默，其中有些细节，具有较为强烈的讽刺效果。例如栗晚成冒充志愿军战斗英雄，他这样编造自己的英雄行为：“看，有一天，刚刚天亮，敌人反扑，打白刃战。两个塔似的美国兵一齐扑过来，两把刺刀同时刺到这里（急掀军衣，露出腹部），我连眼也没眨巴一下，啪，啪，两手枪，两个‘塔’全倒下去。”这种漏洞百出的吹嘘，出自一个从未到过朝鲜战场的骗子之口是真实的。作者让人物把这段台词在剧中的不同场合重复讲了三次，这就更增加了它的可笑性，使读者或观众在笑声中，不断加深了对这一反派人物的鄙视、憎恶的感情。但是，作为一部讽刺剧的主人公而言，栗晚成的形象还较为单薄。在不少场次，作家往往侧重于交代情节，未能对栗晚成的丑恶灵魂进行深入的揭示，因而使这一形象的深刻性受到了削弱。在后两幕中，作家着力刻划了省公安厅处长唐石青的形象，他的精明干练而又机智风趣的性格，写得比较生动。《西望长安》是讽刺喜剧，但是它的写法与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是不同的。老舍说：“我的写法与古典的讽刺文学作品（如《钦差大臣》等）的写法大不相同，而且必须不同。《钦差大臣》中的人物是非常丑恶的，所以我们觉得讽刺得很过瘾。通过那些恶劣可笑的人物，作者否定了那个时代的整个社会制度。那个社会制度要不得，必须推翻。我能照那样写吗？绝对不能！我拥护我们的新社会制度。假若我为写得痛快淋漓，把剧中的那些干部们都描画成坏蛋，极其愚蠢可笑，并且可憎，我便是昧着良心说话——我的确知道我们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只在某些地方有缺点，犯些错误。我只能讽刺这些缺点，而不能一笔抹杀他们的好处，更不能通过他们的某些错误而否定我们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今天的讽刺剧为什么必须与古典讽刺剧有所不同。”（注：《有关〈西望长安〉的两封信》，《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从具体的矛盾性格出发，对各类人物采取互不相同的态度，或嘲笑与暴露，或批评与帮助，或肯定与歌颂，《西望长安》在具体分寸的掌握上，是准确的，这就使这部作品有着较好的社会效果。社会主义的讽刺喜剧，既可以讽刺敌人，也可以讽刺人民内部的落后人物或落后现象。讽刺敌人要辛辣尖锐，但又不可将敌人漫画化；讽刺人民内部的落后人物（包括官僚主义者），则不可失度，主要是通过批评与帮助，使他们惊醒，警觉起来。老舍在《西望长安》中所采取的这种创作态度，是非常正确的，至今，对我们仍有启示作用。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关于这一段历史，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老舍的话剧《红大院》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创作的。这个剧本，以北京某胡同一个大杂院的居民（主要是妇女），在“大跃进”热潮中组织起来参加社会劳动为题材，力图表现街道居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但是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作家未能摆脱泛滥一时的狂热与幼稚，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剧中的一个主要正面人物耿兴久有这样两句台词：“想到就能作到，就怕想不到！”“共产主义就不远啦！”即可显示剧本在思想倾向上的缺点。这自然反映了作家当时的认识水平，但是《红大院》的缺点，主要是现实生活提供的，它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物。
一九五九年写的《女店员》和《全家福》虽也是以一九五八年为背景的，但是作家的头脑，这时基本上已经冷静下来了，如果说老舍惯有的现实主义传统在《红大院》中表现得比较淡薄的话，那么在《女店员》和《全家福》的创作中，现实主义传统则基本上恢复了，尽管这两个剧本的艺术描写，还没有天然浑成到和生活本身一样，然而那种人工的痕迹以及图解概念的倾向，毕竟少得多了。
《女店员》取材于商业战线女售货员的生活。剧本通过对几个年青妇女冲破旧思想的束缚，积极参加商业工作，创办妇女商店的描写，生动地展示了新中国妇女的崭新面貌，表现了妇女解放的巨大力量。妇女解放问题，是老舍建国后剧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方珍珠》、《龙须沟》、《红大院》都涉及了这个问题。《女店员》更是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作品。老舍写妇女，有一个特点，即很少写女知识分子或革命的女英雄，他所写的大都是普通劳动妇女或家庭妇女。老舍所以特别关心普通劳动妇女或家庭妇女的命运，是和他的经历密切相关的。老舍幼年丧父，母亲与姐姐在千辛万苦中把他抚养成人。从母亲与姐姐身上，老舍汲取了优良的品德，得到了温暖幸福的爱，同时也体会了旧中国妇女苦痛之深重。因而，建国以后目睹新中国妇女的成长、变化，老舍感触十分深刻。他说：“在我的剧本中，我写出许多妇女的形象。在旧社会里，一般的人民都很苦，妇女特别苦。在新社会里，首先叫我受到极大感动的就是妇女地位的提高。从一个欢欢喜喜地去工作的媳妇或姑娘身上，我看见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大变化。男女平等了。我不能不歌颂这个大变化！”（注：《十年笔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方珍珠》和《龙须沟》主要表现新旧社会更替时妇女政治地位的变化，《女店员》则主要写妇女冲破旧思想的束缚之后，思想与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围绕着这一主题的表达，作家在剧中塑造了几个性格比较鲜明的妇女形象。它的妇女形象系列，大体上可分为两组：余志芳、宋玉娥、齐凌云、卫大嫂为一组，余母、齐母为一组。余志芳、宋玉娥、齐凌云是年轻有为的姑娘，她们有理想，有热情，当一些人瞧不起商业工作时，她们决心去站柜台，当售货员；当一些人从传统的旧观念出发，低估妇女的作用时，他们决心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给妇女争点光”。热情、积极、活泼是她们的共同性格特点。同时她们又各有个性。余志芳自小受苦，曾经在私营小店里打杂，既受过小业主的白眼，又饱尝过母亲与嫂子的歧视，她大胆泼辣，勇于反抗。宋玉娥母亲早亡，她在爷爷的抚养下长大，宋爷爷正直、开朗的性格影响了玉娥，而老爷爷的宠爱，又使她略有娇气。齐凌云是初中毕业生，在三个姑娘中文化水平最高，家庭生活条件也最好，母亲的溺爱，使得她性格有些娇弱。但是她聪明、美丽、有进取心。在困难面前，她虽不象余志芳那样刚强，却也很少退缩。总之，这三个姑娘的形象，是比较鲜明的。卫大嫂是一位有四个孩子的中年妇女，她沉稳、坚定、有主见，为了从家务劳动的纠缠中摆脱出来，走向社会，她既要说服有点不大爱劳动的丈夫，又要说服闲惯了的婆婆，还要把四个孩子安排妥善。作者为这个人物设计了较多的困难，是想把她写成一位具有较高思想觉悟的先进分子的形象，并通过她冲出家庭去作店员一事，为广大城市家庭妇女指出一条出路。剧中的郑书记对卫大嫂说：“你有四个娃娃，你会叫家庭妇女看明白一条新道路，这不只是你个人的事，而是一件有关妇女解放的事！”这就是说，只有象卫大嫂那样出去参加工作，才算家庭妇女的“新道路”。显然，作家通过卫大嫂的形象刻划所表达的这一思想，是对“妇女解放”的一种片面认识。思想的片面性导致了形象刻划的图解倾向，所以，卫大嫂的形象并不成功。齐母和余母都是老一代的妇女，有较多的旧意识。齐母追逐名利，余母重男轻女。作家对她们的描绘，虽然用墨不多，但是较比生动。这说明，老舍对老一辈妇女比较熟悉与了解，描写她们，较为顺手。作为一个喜剧，《女店员》的语言，是生动、活泼的，显示了老舍的幽默风格。这个戏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在某些地方仍有“大跃进”时期“左”倾思想的影响；其次，在肯定妇女商店的同时，剧本又提出将所有男店员都抽调去支援工业生产，这一提法也有片面性；另外，这个剧本场次太多，有些人物可有可无，结构较为松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写于《女店员》之后的《全家福》，取材于人民警察热诚地帮助人民群众寻亲觅友的事迹。剧本所写的运输工人王仁利一家在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是颇能催人泪下的。王仁利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打了一个日本兵，之后就逃到张家口谋生。他托一个铁路警察从张家口往北京家中捎钱，警察骗了他的钱，并告诉王家说，王仁利死在张家口了。王仁利的母亲本来就和儿媳不和，便趁机不讲情理地将王仁利的妻子王桂珍（后改名李珍桂）轰出家门。王桂珍走投无路，去投奔王仁利的弟弟王仁德，王仁德无力养活她，将她卖给一个姓李的人作妻，李不久病逝，王桂珍将李的独生子李天祥抚养成人。王仁利与王桂珍有两个孩子，一女一男。在王桂珍去投奔王仁德时，将十岁的女儿招弟儿（后改名王秀竹）托给一个朋友照应几天，不想，这个朋友不是好人，趁机将招弟儿拐卖，招弟儿在十三岁时，被人糟蹋，陷入火坑。他们的儿子小马儿（后改名王新英）原为祖母收留，祖母在解放前去世，小马成了孤儿，在孤儿院过着非人的生活，直到解放后被送进教养院，由人民政府抚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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