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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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文学活动的历史意义。

“莫任河山碎，男儿当请缨”（注：老舍：《北行小诗》，1940年1月24日《新蜀报》。）老舍是用他的一枝笔请缨出战的。他所写的鼓词、旧剧，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强烈的战斗性。京剧《忠烈图》写乡村老汉陈自修一家的爱国热忱，剧中的几个人物，从老人到儿童，到村妇，无不痛恨日寇，誓雪国耻，表现了英勇不屈的精神；《王家镇》写小学教员薛成义在家破人亡、逃难他乡的途中，动员群众，结成武装组织，“齐心杀敌寇”的故事。其余鼓词小曲，或借助于一个抗日故事，进行战斗宣传，或直接抒写民族义愤，对群众进行抗日动员，都是直接服务于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的。在民族喋血苦战之中，它们确曾以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对敌寇的义愤，激励过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发挥了打击侵略者的作用。老舍的这些通俗演唱作品，也许并非是能传之久远的精美的艺术品，然而在民族救亡的伟大斗争中，它们尽了自己的力量，它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席光荣的地位。茅盾在一九三八年著文，对老舍和穆木天所写的新鼓词，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指出：“我觉得鼓词这一体制，实在已经是发展到高阶段的艺术形式，凡是发展到高阶段的艺术形式它是可以灵活运用的，缠绵悱恻，悲壮激昂，无不相宜。……所以新鼓词的出现，而且由民族意识强烈，文艺修养有素的作家们来写作，实在是抗战文艺运动中一件大事。”（注：茅盾：《关于鼓词》，《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8期，1938年3月16日出版。）另外，老舍的通俗文艺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还改变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所存在的一个弱点——与人民群众的某种程度的脱离。早在一九三八年，老舍就说：“现在我们死心塌地的咬定牙根争取民族的自由与生存，文艺必须深入民间，现在我们一点不以降格相从为正当的手段，可是我们也确实认识了军士人民与二十年来的新文艺怎样的缺少联系。”（注：老舍：《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抗战文艺》第一卷第12期，1938年7月出版。）文艺从来是民众的事业，面向群众，反映群众，进而动员、鼓舞和教育群众，永远是作家的神圣使命。老舍的创作，一开始就注意照顾群众的欣赏习惯和接受能力，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群众观点更明确了，通俗文艺创作的实践，鲜明地表现了他的为群众服务的可贵精神。他明确地表示：“我不后悔只写了鼓词，而没写出《战争与和平》，假如鼓词有军民来读，而《战争与和平》只能摆在沙发上的话。”（注：老舍：《答客问》，《宇宙风》乙刊第2期，1939年3月16日出版。）他的群众观点，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倾吐爱憎的抗战剧作

一九三九年春，老舍开始写话剧剧本。第一个剧本写成之后，他交给王平陵去发表，他随慰劳总会组织的慰问团，北去远征，到了西北战区。半年之后，老舍回到重庆，他创作的第一个话剧，已经成功地演出过了，著名戏剧家马彦祥担任导演，著名演员舒绣文、吴茵等，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这就是四幕话剧《残雾》。这个戏取材于抗战初期重庆的现实生活，剧本的主人公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僚洗局长，这是一个贪权、好色、爱财之徒。抗日战争时期，他身为“政府”局长，不仅不忠诚地为国赴难，努力工作，反而利用职权，玩弄良家妇女，道德败坏，灵魂丑恶。他还企图借政府采买一批东西之际，发国难财。和女汉奸徐芳蜜相识之后，又答应为徐提供情报。徐对他说，他们可以通过交换情报，相互去邀功，“这样互助，双方有益。等咱们把钱弄得差不多了，咱们手拉手儿，上瑞士，起码也要上香港，去快活几天”。听了这一番话，洗局长说：“真是能那样啊，我死在你的怀里也要含着笑的！”可见，在他的眼中，只有钱财与女色，什么国家，什么抗战，他是全然不顾的。但在表面上他却要竭力装出一副整日为抗战操劳的模样，时刻也不忘记把“抗战”的口号挂在口头上，他宣称：“我现在心里只有个国，没有家！”他的好友、流氓杨先生为他玩弄女性出谋划策，他内心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杨的主意，表面却故意假装正经，堂而皇之地说：“公事已忙不过来，谁有工夫去操心这些小小的私事呢？”“我的心血都留着用在国事上呢！”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政府内，上至军政头目，下至他们的许多僚属，口头上有时也把“抗战救国”的口号叫得很响，装出一副爱国的正人君子的面孔，实际上，他们或是破坏抗战的内奸，或是营私舞弊的官僚，或是男盗女娼的流氓，由他们组织了“陪都”重庆的所谓政府。老舍笔下的洗局长正是这批角色的一个艺术概括。《残雾》画出了洗局长们的丑恶面目，并且揭露了他们的龌龊的灵魂，它可以引起世人对国民党政府官僚的憎恶。因此，洗局长这一形象的典型性和社会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从内容上说，《残雾》一方面讽刺了国民党政府官僚的营私及堕落，讽刺了他们对待抗战的消极态度；另一方面，作者又将讽刺的矛头，指向某些人的品行或性格弱点，从而在社会道德方面，揭露弊端，否定丑恶，使人们从反面领悟做人的道理。洗局长的形象刻划，当然包含着后一方面的内容，同时在其它人物形象的刻划上，亦有所体现。杨先生及杨太太，无固定职业，专门拉拢象洗局长这类官僚，讨其所好，从中钻营获利。杨先生说：“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衣食金钱是真的！”这就是他的人生观；杨太太说：“你看我，一想到国事，就赶紧想一件私事，教两下里平衡；一个人不能不爱国，也不能太爱国。”奇谈怪论中，包含着她的政治态度与处世哲学。他们的利己主义的丑恶灵魂，流氓无赖的下流行为，以及陈腐不堪的精神状态，都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具有时代内容。就作家所讽刺的这类人的人品道德来说，又不只属于那个时代，他们的处世哲学，至今并未绝种。还有那个洗老太太，也值得一提。这个人物戏不多，然而给人的印象很深刻。在对待生活上，她只希望“安安静静的打几圈小牌”；在对待抗战时局上，她只害怕被日本飞机炸死时，手上没戴金镯子，于此之外的事，她概不关心。这是一个只有身分，没有思想的混世者。作家对这一形象，缺少更深入的开掘，而且形象的时代感较弱，然而就作家所讽刺的人物的性格弱点而言，却有一定的概括性。

《残雾》在艺术上，有两点成功的地方。首先，人物的性格相当鲜明，在写《残雾》之前，老舍没有剧本创作的经验，但他却已写过数量可观的小说，创造人物的技巧，已经相当成熟，这就为他从事戏剧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残雾》中人物性格写得好，这大约是一个重要原因。老舍善于把握人物的独特的个性。洗局长的伪善与阴冷，洗老太太的浅薄与庸俗，杨先生的善于钻营的市侩作风，杨太太的泼赖，不顾脸面，洗太太的懦弱无能，洗仲文的热情正直，以及徐芳蜜的奸诈，淑菱的无聊，刘妈的朴实，都刻划得相当鲜明突出。人物个性的逼真、生动，是《残雾》的一个突出的优点，但是作家在剧中，较少开掘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是一个缺点。这就使剧本中的人物既使人感到鲜明，又使人觉得有些浮浅。其次，是对话的生动、机智。这一成功，同样得力于老舍小说创作的丰富经验。老舍在讲到《残雾》的写作时说：“我的对话写得不坏，人家的穿插结构铺衬得好。我的对话里有些人情世故。可惜这点人情世故是一般的，并未能完全把剧情扣紧；单独的抽出来看真有些好句子；凑到一处，倒反容易破坏了剧情。”（注：《三年写作自述》。）这里，出于自谦，老舍将《残雾》的缺点讲重了，然而对话写得好，却是事实。剧中人物的语言，都十分切合人物的身份、教养和脾气秉性，是真正个性化的语言。女仆刘妈由北方逃难到重庆，她时刻想着沦陷了的家乡，憎恨日本侵略者，她每天都托人给家里写信，一个月的工钱几乎都花在买邮票上了。《残雾》第一幕开始，刘妈正在对洗家的人述说自己的不幸，洗太太已经听她说过多遍了，制止她的叨唠，刘妈说：“我是心里真难受哇，太太！要不然我那能这么贫嘴恶舌讨人嫌！”这个出身于农家的女仆，朴实，真诚，她的语言虽极平常、明白，却都从肺腑中来。而洗太太向刘妈述说自己的不幸，却不象刘妈那样，直说自己心里如何难受，而是说：“你丢了家，我在家里头把家丢了！”洗太太是大学毕业而以作太太为业的，她“想独立而无毅力，受压迫又欲反抗”，她一方面是一个官僚家庭的阔太太，另一方面，由于丈夫喜新厌旧，冷眼相对，她又饱尝了生活的苦头。“我在家里头把家丢了”，她能讲出这样含意深刻的话，是符合她的文化教养的，也是和她眼前的不顺心的生活处境十分合拍的。老舍说，《残雾》“对话中有些地方颇具艺术性——不是板板的只支持故事的进行，而是时时露出一点机智来”（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从上面所举洗太太的语言中，即可见出《残雾》语言机智的特点。

《残雾》的演出，增强了老舍进行剧本创作的信心。一九四○年初，应回教救国协会的要求，老舍与剧作家宋之的合作，创作了四幕话剧《国家至上》。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中，写少数民族的作品是很少的，《国家至上》在抗战的背景下，描写回族同胞的生活，题材很新颖。剧本的思想内容，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首先，它歌颂了回族人民的优秀品德。张老师勇敢、爽直的性格，黄子清豁达、恢宏的气度，张孝英善良、美好的心灵，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回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反映了回族人民可贵的、美好的品德。其次，表现了回汉合作，团结抗战的重要性。这是剧本的主题。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从来就有一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合作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问题更具有尖锐性。《国家至上》通过回教老拳师张老师在团结抗战一事上所经历的曲折变化，宣传了消除民族隔阂、宗教隔阂，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大意义。这在当时，很有教育意义。正象一篇评论所说：“是的，我们只有加强团结，才能抵御外侮；我们只有协心同力，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在‘国家至上’的原则下，个人间的私仇算了什么？宗教间隔阂算了什么？‘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一句简单而又平凡的话，却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的心弦！”（注：廷斌：《■谈——〈国家至上〉》，1940年4月7日《时事新报》。）

老舍将这个戏称为“宣传剧”，那时的“宣传剧”自然都是宣传抗战的，但是《国家至上》和《放下你的鞭子》一类的“宣传剧”又不相同，后者因适应街头演出的需要，故事单纯而集中，而且并不侧重于塑造人物，只要能将人们的抗战情绪鼓动起来，产生直接的宣传教育效果，人物和故事是宁可失之于简单的。《国家至上》则不然，尽管作者在动笔之前，就有明确的宣传目的，但剧本并未将宣传简单化，作家既将剧本看作宣传工具，又没有忘记它是艺术。这突出的表现在，《国家至上》从生活矛盾出发，精心地组织了戏剧冲突，塑造了几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主人公张老师的性格就写得很突出。这位“名驰冀鲁”的回教老拳师，勇敢过人，“壮年时，曾独立灭巨盗”，但他过于自信，易冒险。他严守教律，重义气，但又固执偏狭，对自己的过失，他有时也能感到，但为“示个性之强”，宁可在“半夜里蒙上头哭一大场”，也决不会在行动上改过。他痛恨日寇，但他并不明了抗战是全体民众的事业，不认识团结合作抗战的重要意义，甚至轻信了汉奸的挑拨。在和日寇的一次交战中，他不顾别人的劝告，单独抢先出击，受了重伤。血的教训使他醒悟了，临终前发出了“回汉得合作”的感慨。作家从生活出发，比较成功地写出了一个复杂的性格。从而也就能够富有说服力地给人以启示：抗战是全民的事业，只有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才会有真正的力量，单凭个人的武艺与胆量，单靠个人冒险，是行不通的。

由于主题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人物刻划也较为成功，《国家至上》写成之后，曾在重庆、昆明、成都、大理、兰州、西康、桂林、香港等地演出。“在重庆上演，由张瑞芳女士担任女主角；回教的朋友们看过戏之后，甚至把她唤做‘我们的张瑞芳’了。”（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可见它的演出效果是相当好的。

除《国家至上》以外，一九四○年，他还创作了四幕话剧《张自忠》和三幕话剧《面子问题》。《张自忠》是根据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捐驱的国民党抗日将领张自忠将军的事迹写成的。关于这个剧本的成败得失，老舍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一文中，有一段准确的自我评价，他说：“这回，我卖了很大的力气，全体改正过五次。可是，并没能写好。我还是不大明白舞台那个神秘东西。尽管我口中说：‘要想着舞台呀，要立体的去思想呀。’可是我的本事还是不够。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而舞台上需要的是‘打架’。我能创造性格，而老忘了‘打架’。我能把小的穿插写得很动人（还是写小说的办法），而主要的事体却未能整出整入的掀动，冲突。结果呢，小的波痕颇有动荡之致，而主潮倒不能惊心动魄的巨浪接天！”老舍善于刻划性格，善于写细节，善于写对话，《张自忠》成功的一面正在这里。它的缺陷在于，未能随着剧情的发展，将各种矛盾有机地交织成集中而又曲折的戏剧冲突，整个戏的艺术结构，也就显得松散。《张自忠》的写作，老舍整整用了三个月时间，修改过五次，作家又一次经历了创作的苦恼与失望，他说：“只须说一句话吧，我失败了！”（注：《三年写作自述》。）这次失败，固然和作家缺乏舞台经验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赖于题材选择：作家写了他所不熟悉的生活。

艺术家的老舍是顽强的，在总结了《张自忠》的教训之后，他于一九四○年冬天，开始写作《面子问题》。这个戏取材于国统区“政府”小官僚的生活，这是老舍所熟悉的。尽管剧本仍然存在舞台动作性较差和缺乏尖锐、错综的戏剧冲突的缺点，但它仍是一个较好的剧作。这是一个喜剧，作家以辛辣而幽默的笔触，描写了国民党某机关秘书佟景铭如何全力维护自己的面子，最终又丢了面子的可笑故事。佟景铭出身于书香世家，加之他已做官多年，颇有资历，因而对那些在出身、资历方面比不过他的人，很是瞧不起。他觉得，这是自己的一种身份，是必须维护的。对下属，他的态度是“我教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教你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不要多问”，他认为这种严厉的态度，也是“为了争取我的身份”。为了不失身份，他决心只在政界活动，不做生意，他认为“由做官而发财，名正言顺，自古为然”，由经商而发财，则不体面。为了不失身份，他从来采用一种慢吞吞的办事态度，他说：“我不能因为抗战就失了身份，我又不是军需官，忙什么呢？一件公事该办十天，我就办十天，不能为一件公事把自己忙死！”为了维护面子，他甚至在抽次烟的时候，从不把烟盒掏出来，而仅从口袋里拿出一枝。以至到他想自杀时，也要先弄清，哪种死法，更体面一些。显然，作为一个官僚，佟景铭的处世态度、办事方法、精神状态、人事关系，都是国民党官僚机构这个特定环境的产物，作家对人物活动环境的氛围和色调的创造与渲染，能使读者真实地感受到国民党官僚机构的腐败状况。当然，这一切都是从场面、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尤其是和人物的固执、迂腐、追求虚荣的个性特征，是紧紧扣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作家的讽刺重点，也是佟景铭的性格弱点，但是读者从中所看到的，却不止于一个小官僚的带有封建色彩的性格弱点，而是国民党官僚机构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人们强调文学作品首先要给人物以生命，强调写人，写性格，其道理也可能正在这里。

《面子问题》中的其它人物，性格也都清晰。科长于建峰，表面上很尊敬他的上司佟秘书，实际上，是虚与委蛇的态度。他也是深知面子的重要性的，但是他和佟景铭不同。为了维护面子，佟景铭可以牺牲一切，于建峰则绝不如此。为了获取某种利益，他甚至可以不讲面子，这是一个具有市侩作风的小官僚。破产商人万心正、单鸣琴夫妇对“面子”术也是颇为精通的。他们从来把“说”和“做”看成两码事，口头上讲面子，实际上最不要脸。单鸣琴曾经对佟小姐这样阐发她的“面子观”：“面子就象咱们头上的别针，时常的丢了！丢了，再找回来，没关系！”佟小姐问：“要是找不回来呢？”单鸣琴答：“拉倒！——只有这个态度，才能处处争取面子，而不至于教面子给牺牲了！”难怪尽管佟家一再对他们采取不欢迎的态度，她照样心安理得地“穿着佟小姐的绣花拖鞋，披着佟小姐的秋大衣，脸上擦了佟小姐的香粉——所以擦得特别厚”。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一种社会弊端，是对人类应有的社会美德的一种破坏，老舍在剧中和盘托出了他们的卑污的灵魂，并给以嘲笑和讽刺，是有一定教育作用的。

《面子问题》的主要缺点是内容单薄，剧本尽管暴露了国民党统治机关的腐败，但讽刺的重点毕竟是某些人的“面子观”，主题的社会意义受到了一定的局限。老舍说：“《面子问题》份量太轻，压不住台。”（注：《习作二十年》，《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一九四一年秋，老舍去云南讲学，他在云南乡下写成了三幕话剧《大地龙蛇》。这个戏脱离了老舍惯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图解观念的味道，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

一九四二年，老舍写了两个剧本：五幕话剧《归去来兮》和四幕话剧《谁先到了重庆》。《归去来兮》在老舍的抗战剧作中，是独树一帜的，在题材和表现角度上，都有新的开拓。剧本的基本情节，围绕着商人乔绅的家庭分化而展开。具有唯利是图的商人习气的乔绅，趁国难之际，靠囤积、倒卖货物大发横财，他从不关心抗战，也不顾民族的存亡，他认为，只要能成为实业家、金融家，“就可以立下永远不倒的势力，无论政权在谁手里，咱们总是高等的人”。他自以为他为子女赚了钱，靠他的精明厉害和一家之主的地位，他在家庭里是可以随意发号施令和控制一切的。实则不然，他不关心抗战，但是抗战的热潮，时代的风雨，时时在冲击着他的家庭，他崇拜金钱的力量，但是金钱并未能维系他与子女及他人的关系。他的大儿子在抗日前线牺牲了，儿媳李颜因为夫报仇之计不成，患了精神病，二儿子乔仁山本来就无心帮他经商，最后在抗战热情的鼓舞下，出走了。女儿不懂世事，一味摩登，最后为流氓所玩弄。他花几万块钱买来的小老婆，也随流氓逃往香港。他本想让老友、画家吕千秋之女吕以美嫁给乔仁山，以便长期帮他经商，做他的奴隶，吕以美拒绝接受他的安排，随父亲上了前方。乔绅的一切打算都落空了，他彻底陷于孤立的地位。通过对乔绅的遭遇的描写，作家一方面讽刺了发国难财的投机奸商，鞭笞了他们的丑恶灵魂，另一方面告诉人们，一切有违于抗战的行为都是可耻的，也是没有出路的。

乔仁山的形象塑造，也包含着较为深刻的内容。这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他善于思考，有爱国热情。他的内心，又充满矛盾。父亲送他到香港，一则让他读书，二则让他打听行情，购买货物，但他只顾读书，忘掉了经商的使命；他对“不管正义，只顾发财”的父亲是厌恶的，但他又没有勇气彻底反抗他；他崇敬哥哥的牺牲精神，他渴望奔赴民族解放的战场，为兄报仇，为国尽忠，但他又不忍心抛下慈爱的母亲；他不满意妹妹过分地放浪形骸的行为，但又不能果断地将她引向正路；他理解大嫂为夫报仇的心情，甚至能够忍受大嫂对他的指斥，但他又难以下定决心，立即奔赴大嫂所指明的复仇之路。面对大哥的遗像，他真诚地吐露自己的内心苦痛：

大哥！哥哥！你死的光荣，死得光明，我为什么不死呢？你的骨头变成灰，肉化为泥，可你的正气老象花那么香，永远随着春风吹入那正经人的心中，教历史永远香烈的活下去！我呢？我呢？我怎么办呢？难道这世间第一篇烂账，都教我一个人去清算吗？今天的哪一个有心胸的青年，不应当象你那样赶到战场，死在战场？我并不怕死！可是，我要追随着你的脚步，去到沙场，谁来安慰妈妈，照应妹妹，帮助大嫂，同情以美？呕，这群不幸的妇女们！我不能走，不能走！我不能痛快的洒了我的血，而使她们老以泪洗面！可是，安慰妈妈就是我唯一的责任吗？……至于爸爸，他总是爸爸呀！他不但给了我生命，仿佛也给了我命运。可是，我的命运就是敷衍爸爸！……我应当孝顺我的爸爸，从而管钞票叫祖父吗？大哥，你说话呀，你指我一条明路啊！呕，光荣的沉默，惨酷的沉默，你一声也不出！我怎么办呢？

老舍说，他想把乔仁山写成一个“罕默列特”（即莎士比亚笔下的汉姆雷特）式的人物，这个剧本最初的题目就叫《新罕默列特》，从这一段独白看，老舍的确在写一个复杂的性格。乔仁山的理想、热情、思考，他的顾虑、缺少决断和略带悲观，是揭示得相当充分和深刻的。这样写，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国统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痛和重重矛盾，在没有找到出路之前，他们彷徨和苦闷，是很自然的。然而，乔仁山毕竟是新时代的青年，所以老舍不会让他的青年主角永远犹豫和悲观下去。老舍说：“是的，我还是教他有所顾虑，行动迟缓，可是他根本不是个怀疑抗战者；他不过是因看不上别人的行为，而略悲观颓丧而已。这个颓丧可也没有妨碍他去抗战。”（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乔仁山最后终于冲破家庭的牢笼，战胜自己的弱点，勇敢地奔赴抗战的前方去了。老舍这样处理，决不是给作品硬添上个光明尾巴，而是对最终走向抗战的千千万万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礼赞，也为正在彷徨苦闷的青年指明了出路。它使剧本所表达的主题更完整、更深刻了，而且和老舍抗战以来多次阐明的文艺应服务于抗战的主张是一致的。

《归去来兮》中的另外两个人物吕千秋和李颜，较多地倾注着作者自己的感情，在老舍抗战剧作的人物系列里，他们是独特的。吕千秋是一位画家，他正直、热情、乐观，视金钱为丑恶，在贫困中执守善良无私的美德。他有一颗爱国之心，最后到前方去了。他的爱国热情，不仅鼓舞了女儿，也教育了乔仁山。老舍写这一人物，一方面是要塑造一位抗战艺术家的形象，一方面则是通过他和乔绅的对比，表达自己的爱憎。吕千秋和乔绅，自幼是朋友，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是分道扬镳的。乔绅钱财富足，最后落得众叛亲离，在劫难逃；吕千秋穷困潦倒，但父女二人相依为命，人情融融。这是一个对比。老舍对于善良、正直的人们的爱，对于灵魂卑污、一味营私者的厌恶，熔铸在这个对比中了，读者是不难体会到的。李颜的形象，具有一定的象征性。老舍说：“她是个活人，而说着作者要说的话，并且很自然，因为她有神经病。”（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李颜是“疯妇”，但作者毫不渲染她的错乱失常，而只借其“疯”，让她在适当的场合，讲最清醒的话，直接地倾吐作者自己的爱憎。这种艺术处理的结果，就使这一形象具有了象征的意味。李颜的形象，在剧本中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和乔仁山形成对比，一个坚强，一个软弱，一个果断，一个多虑，在对比中，不仅使各自的个性表现得更鲜明，而且由于强烈地突出了李颜的复仇心理，颇能唤起读者的抗战热情。

《谁先到了重庆》以北平为背景，表现了沦陷区人民渴望摆脱日本侵略者奴役的心情。为了克服以往剧作中不注意舞台效果及人物的动作性较弱的缺点，老舍在这个剧本中有意照顾了舞台调度上的某些特点和需要。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一回，我的眼睛是常常注意到舞台的”（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有助于上述弱点的克服，然而又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人物动作过多而形成了芜乱，同时，老舍擅长刻划人物性格和精于对话的本领，颇难发挥。老舍在完成这一剧本后，深有感触地说：“我看哪，还是去写小说吧，写剧太不痛快了！处处有限制，腕上如戴铁镣，简直是自找苦头吃！”（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由此以后，老舍真的开始酝酿写小说了。

在酝酿写小说的同时，一九四三年，他还是和别人合作，又完成了两个剧本，一个是与女作家赵清阁合写的四幕话剧《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振》），一个是与肖亦五、赵清阁合写的四幕话剧《王老虎》（又名《虎啸》），这是老舍在抗战时期的最后两个剧作，这两个剧本都有较好的基础，因为老舍当时疾病缠身，加之又是与他人合写，未能进一步修改加工。

我们介绍了老舍的抗战剧作，并对几个重要的作品作了简要的分析。老舍的抗战剧作是老舍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份重要遗产。这些作品全部取材于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尽管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上存在着差别，但是总起来看，它们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是丰富的。尤其是作家的爱憎感情，在剧本中表达得鲜明而感人，构成了这些抗战剧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它歌颂英勇献身的抗日将领，它赞美人民的抗日热情，它鞭挞汉奸，揭露国统区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讽刺发国难财的“政府”官僚与投机奸商，它揭示善良者的美好心灵，涤荡青年的悲欢苦闷的情绪，在真实、自然的生活描绘中，无不流溢着作者的鲜明的感情色彩。由于作者的爱与憎都紧密地联系着全民族的抗战事业，所以作品的时代感，也就显得比较明确而有力。

老舍是一位有不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