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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评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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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那么个小东西，他低着头，弯着背，口中叼着个由路上拾来的烟卷头儿，有气无力的慢慢的蹭。大家立定，他也许还走；大家已走，他也许多站一会儿；他似乎听不见那施号发令的锣声。他更永远不看前后的距离停匀不停匀，左右的队列整齐不整齐，他走他的，低着头象作着个梦，又象思索着点高深的道理。那穿红衣的锣夫，与拿着绸旗的催押执事，几乎把所有的村话都向他骂去：“孙子！我说你呢，骆驼！你他妈的看齐！”他似乎还没有听见。打锣的过去给了他一锣锤，他翻了翻眼，朦胧的向四外看一下。没管打锣的说了什么，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
这就是祥子的结局。这样的艺术描写是为作品的整体构思决定的。作家后来删去了二十三章后半到二十四章的这一部分艺术描写。我们觉得还是保留好。这自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首先，这样的艺术描写，既符合生活逻辑，也符合祥子性格发展的逻辑。“因为以前卖过力气而并没有分毫的好处”，他何必再奋斗？“既没从洋车上成家立业，什么事都随着他的希望变成了‘那么回事’。”作品中的这一句话是异常深刻的：“他为自己努力，也为自己完成了死亡。”他的奋斗里就埋伏着向衰颓转化的消极因素，“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在旧社会那样的条件下，祥子的结局只能如此。
其次，这样的艺术描写，可以同开头“快活的，要强的”祥子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强化祥子悲剧的色彩。作品的前半部分，作品以相当多的篇幅，描绘了祥子作为劳动者的美的精神世界。他即使在极端苦闷的情况下，也不染指于“白房子”，保持着他纯洁的心田；当曹先生家遇难，他分文不取，并向老程表明心迹，表现了一个劳动者坦荡的胸怀；在冬夜的小茶馆里，他给老马祖孙两代买羊肉包充饥，倾注了对穷人真诚的关切；他有可能靠刘四的现成钱过日子而宁愿凭自己力气吃饭，表现了劳动者的本色，等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健壮的、善良的、正直的、向上的农村小伙子，却沦落成为一个如此衰颓的无业游民，一个自私的、懒惰的可怜虫！作家在几处讲到这样的意思：“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在这里作家提出了一个“谁之罪”的问题，回答自然是十分明确的。所以祥子性格的前后变化，是统一在对旧制度的控诉上的；把祥子的结局按照生活的逻辑写得越充分，作品的控诉力量越强烈。文学作品总是要诉诸读者的感情。堕落的祥子唤起的读者的感情，不是嫌恶，而是悲愤。如果删去对祥子堕落之后的艺术描写，这种悲剧的迫人力量反倒减弱了。这是一个使人深思的问题。
最后，这样的艺术描写，也强化了作品的思想。这个作品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要否定祥子式的个人奋斗的道路。老马曾经用他的体验，向祥子指出想独自混好是个梦想：“谁不是那么想呢？可是谁又混好了呢？……我算是明白了，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祥子从自己的经历中也明白了：“刘四，杨太太，孙侦探——并不能因为他的咒骂就得了恶报；他自己，也不能因为要强就得了好处。自己，专仗着自己，真象老人所说的，就是被小孩子用线拴上的蚂蚱，有翅膀又怎样呢？”但是作为个体劳动者的生活和劳动方式，决定他必然选择个人奋斗的途径；即使在他明白这样的道路走不通之后，由于阶级地位的局限，也不可能自发地找到使自己摆脱苦难的正确道路，而只能在黑暗中乱撞，甚至陷入深渊。老舍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述了这一个阶层劳动者的命运，有深深的同情，也有严峻的责难。他称祥子是“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样的评断，既符合历史的本质真实，也隐含着作家的倾向。这种倾向熔铸在对祥子堕落结局的艺术描写之中，这就不但从理念上，更重要的是从感情上激动读者必须深思这个重大的社会课题。
艺术上的追求
老舍是一位对文体精熟的大作家。他在自己长长的创作历程上，从未间断对于写作艺术的锤炼和追求。可以说，他每写一部作品，都有一种特别的探索，或者是在取材上，或者是在结构上，或者是在语言上，或者是在风格上。
《骆驼祥子》在艺术格调上显示了一些新的特色。它清新、深厚、朴实。这同在这之前写的《离婚》和《牛天赐传》有着明显的差别。这种艺术格调上的差异，同作家对生活的认识有关系，同作家对“幽默”看法的变化也有一定关系。
“幽默”使他的《离婚》获得了成功。但是作家在写了《牛天赐传》以后发现“死啃幽默总会有失去幽默的时候；到了幽默论斤卖的地步，讨厌是必不可免的。我的困难至此乃成为毛病。艺术作品最忌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与无病呻吟的罪过原是一样的。”（注：《我怎样写〈牛天赐传〉》。）“返归幽默”并不意味着“一味幽默”，老舍在总结了这样几部作品在艺术格调上的成败得失之后，写作《骆驼祥子》时，他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在往常，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有时候，事情本没什么可笑之处，我也要运用俏皮的言语，勉强的使它带上点幽默味道。这往好里说，是可以使文字活泼有趣；往坏里说，就往往招人讨厌。《祥子》里没有这个毛病。即使它还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这一决定，使我的作风略有改变，教我知道了只要材料丰富，心中有话可说，就不必一定非幽默不足叫好。”（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这种艺术格调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由作家对特定题材的感情态度所决定的。《离婚》的题材，大多是取自小市民的“几乎无事的悲剧”的灰色生活，这种生活本身就包含着取之不尽的幽默素材，作家以“含泪的微笑”对待之，自然呈现出温婉的讽刺和幽默的情调。《骆驼祥子》则不同，它主要内容是展示“地狱”中悲苦、晦暗的场景，作家悲愤的感情，不容许他点染幽默的色彩。如果说《离婚》中的作家评述的语言，更多的是幽默的挖苦和揶揄式的嘲讽，那么，《骆驼祥子》中作家评述的语言，则更多的是同情、辩解、申讨或控诉。作家严格地控制着艺术的情调，表现了高超的艺术修养。
《骆驼祥子》在艺术表现上是富于独创性的。
这首先表现在人物描写上。在众多洋车夫苦难遭遇的背景上，着力刻划了祥子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这样既显示了祥子之走上堕落道路的必然性，又表现了祥子道路的特殊性，表现着巨大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在作品中，作家以准确的细节分别勾画了老马祖孙、二强子、高个子这样一些车夫的形象，他们是各具特色并不雷同的，然而他们同祥子又都有着各种不同的对照、映衬的关系。作家构思的意图正是这样的：以祥子为中心，“以他为主，以他们为宾，既有中心人物，又有他的社会环境，他就可以活起来了”（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马祖孙两代的遭遇，是祥子生活遭遇的缩影：从小马可以隐约看出祥子过去生活的影象，而老马的结局正暗示了祥子将来的下场；二强子在困苦中自暴自弃、甘心堕落，同祥子的不甘堕落、奋斗不止，又形成一个对照；高个子车夫为家室所累，徒有要强之心而无要强的体魄，痛苦挣扎，以求糊口，又是祥子命运的一个补充。分开来看，他们是各自都有独立的艺术生命，构成了一个“胶皮团”社会多样人物的画廊，这本身就是对现代小说人物画廊的新贡献；合起来，这些洋车夫的独特的遭遇又互相映衬、烘托、补充，展示出一幅人间地狱的图画。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作为代价，奋斗、挣扎而终不免沦为乞丐，以至于冻饿而死。这个总背景构成了祥子的典型环境，祥子一个人不可能冲出这个天罗地网，如同老马祖孙两代和二强子不能冲出这个天罗地网一样。正是在这样的描述中，显示着祥子悲剧命运的必然性。这无疑是极富于说服力的。在这里，生活逻辑同艺术逻辑浑然成为一体，显示着作家独到的艺术功力。
作品的心理描写也是富于独创性的。丰富而又富于变化的心理描写，是这个作品艺术表现上的鲜明特色，也是作家刻划祥子思想性格的主要手段。但是这种艺术手段的选择不是任意的，是由祥子的独特的性格特点决定的。祥子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坚忍和 沉默。“他确乎有点象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讲论。”“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这种特定的性格，决定了作家只能以详尽的心理描写来展示他的思想的真实。这种心理描写，占全书的很大比重，然而却并不沉闷，也不单调。作家有时候借助于心理描写直接推进故事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叙述与描写常常溶为一体：
已经坐起来，又急忙的躺下去，好象老程看着他呢！心中跳了起来。不，不能当贼，不能！刚才为自己脱干净，没去作到曹先生所嘱咐的，已经对不起人；怎能再去偷他呢？不能去！穷死，不偷！
这样的心理描写是富于动态感的。有时候作家借助于心理描写抒发自己对祥子的同情和赞扬：
越想他越高兴，他真想高声的唱几句什么，教世人都听到这凯歌——祥子又活了，祥子胜利了！……半天没吸烟了，不想再吸，从此烟酒不动，祥子要重打鼓另开张，照旧去努力自强，今天战胜了刘四，永远战胜刘四；刘四的诅咒适足以教祥子更成功，更有希望。一口恶气吐出，祥子从此永远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看自己的手脚，祥子不还是很年轻么？祥子将要永远年轻，教虎妞死，刘四死，而样子活着，快活的，要强的，活着——恶人都会遭报，都会死，那抢他车的大兵，不给仆人吃饭的杨太太，欺骗他压迫他的虎妞，轻看他的刘四，诈他钱的孙侦探，愚弄他的陈二奶奶，诱惑他的夏太太……都会死，只有忠诚的样子活着，永远活着！
这是在祥子把刘四推下洋车以后的心理活动，他感到一种报复的快乐，他感到自己的力量，他重又看到那令人兴奋的前程，这里有祥子的兴奋的、乐观的思绪，也有作家的情不自抑的感怀，流畅而又饱含感情的话语，在有些时候甚至分不清那是祥子想的，那是作家想的了，它们已经溶为一体了。在祥子走向堕落之后，作家在描述他的心理时，语言的调子转为舒缓，有辩解，也有责难，描述中夹杂着评议，流露着哲理的沉思，那又是另一番情况了：
越不肯努力便越自怜。以前他什么也不怕，现在他会找安闲自在；刮风下雨，他都不出车；身上有点酸痛，也一歇就是两三天。自怜便自私，他那点钱不肯借给别人一块，专为留着风天雨天自己垫着用。烟酒可以让人，钱不能借出去，自己比一切人都娇贵可怜。越闲越懒，无事可作又闷得慌，所以时时需要些娱乐，或吃口好东西。及至想到不该这样浪费光阴与金钱，他的心里永远有句现成话，由多少经验给他铸成的一句话：“当初咱倒要强过呢，有一钉点好处没有？”这句话没人能够驳倒，没人能把它解释开；那么，谁能拦着祥子不往低处去呢？！
多样的、丰富的心理描写不仅显现了一个朴拙的劳动者“心态”的细微曲折的变化，揭示了他从要强、奋斗到绝望、堕落的心灵历程，而且反映着作家鲜明的爱憎，以及对城市底层劳动大众命运的深沉的思索。
运用纯熟的北京话，描述富于地方特色的风俗、人情，刻划人物性格，叙述故事，褒贬事物，使《骆驼祥子》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学的丰采和大众的风格。作家并不是不加汰选的照录北京口语，而是有所选择、有所提炼的。它平易，然而不单调、不贫气。作家从容地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恰当地使用北京土语，使作品加浓了地方色彩；注意长短句的配置，增强了语句的节奏感；讲究字调调匀和顿挫，读起来极富于音乐美。人物的对话，达到了高度的个性化，“话到人到”，不同的身份，话语有不同的韵味，不同的语汇，不同的色彩。人物性格的突出和生动同作家运用语言的这种出神入化的功夫密不可分。祥子的语言厚重而又朴拙，他第一次买车，心情激动，如临大敌，只会说：“我要这辆车！”卖车的铺主夸耀车好，希望加钱，祥子还是那句话：“我要这辆车，九十六！”只加了个钱数。这同他的坚实沉默的性格是一致的。曹先生的女仆高妈劝祥子放钱，那语言爆豆一般，利索却又干脆，在细心的计算里透露着妇道人家的豪横，听得出是在外头跑惯了的：“告诉你，样子，搁在兜儿里，一个子永远是一个子！放出去呢，钱就会下钱！没错儿，咱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瞧准了再放手钱，不能放秃尾巴鹰。当巡警的到时候不给利，或是不归本，找他的巡官去！一句话，他的差事得搁下，敢！打听明白他们放饷的日子，堵窝掏；不还钱，新新！将一比十，放给谁，咱都得有个老底；好，放出去，海里摸锅，那还行吗？你听我的，准保没错！”虎妞的语言是另一个味道。他嫁给祥子以后，不愿意祥子再拉洋车，祥子不干，继续出去拉车，这使她老大不高兴。她说：“呕！不出臭汗去，心里痒痒，你个贱骨头！我给你炒下的菜，你不回来吃，绕世界胡塞去舒服？你别把我招翻了，我爸爸是光棍出身，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明天你敢再出去，我就上吊给你看，我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简劲、粗野、泼辣，却又包含着亲呢，这正表现了她性格的两重性。语言运用的成功，令人叹为观止。老舍对于自己的作品，一向自谦，严格到近于挑剔，但对于《骆驼祥子》的语言，却是满意的，他说：“《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在活的北京口语的基础上锤炼纯净的文学语言，在这方面老舍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现代小说史上还很少有人达到老舍所达到的水平。文学语言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革命的文艺家早就注意到了，但它的明确的、根本的解决却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后，赵树理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代中期老舍艺术上的追求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骆驼祥子》也还存在一些缺陷。老舍曾经说过如下的话：
《骆驼祥子》，因为是长篇，又比《上任》与《月牙儿》，无论在思想上与描写上，都更明确细致了些。可是，我到底还是不敢高呼革命，去碰一碰检查老爷们的虎威。我只在全部故事的末尾说出：“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样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几句在节录本中，随着被删的一大段删去。——引者）我管他叫做“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实正是责备我自己不敢明言他为什么不造反。在祥子刚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样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答对。（注：《老舍选集·自序》。）
这样的剖析无疑是正确的。尽管当时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斗争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但是在老舍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在他的思想上，还没有找到祥子们的正确的道路，这就难怪他没有能够做出更深刻更正确的艺术概括了。
三十年代，现代长篇小说创作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在前，其后就是老舍的《骆驼祥子》，不仅为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壮大了声威，建树了令人瞩目的劳绩，而且为中国革命文学赢得了世界的声誉。
《骆驼祥子》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人间书屋初版印行，一九四一年出到第六版；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印行，一九四九年二月出到第八版；一九五○年五月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作家校订后的版本，到一九五三年出到第六版。一九五五年一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经过作家较大修改后的新版本，一九六二年十月再版，一九七八年八月重印。一九八二年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骆驼祥子》收入《老舍文集》第三卷，重新排印，恢复了经作家删掉的二十三章后半部分与二十四章全部内容。这个统计说明，《骆驼样子》在四十三年间先后再版达二十四次，它之受到读者的欢迎是可想而知了。国外有日、朝、英、法、德、意、瑞士、西班牙、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瑞典、俄、拉脱维亚、哈萨克等文译本。（注：见舒济：《老舍著译目录》，《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骆驼祥子》是老舍创作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第十四章 八年抗战（一九三七——一九四六）
负起领导“文协”的重任
为了祖国，为了抗战，老舍告别了在济南的家人，经徐州、郑州，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到达汉口。多年来的较为宁静的书斋生活，从此结束了，他开始经受流亡与抗敌的“八方风雨”。
到汉口以后，他先是住在一位姓白的中学时代同学的家里，同年十二月二日移至华中大学游泽丞（国恩）教授在武昌云架桥的寓所，后来应冯玉祥先生之邀，又移住武昌千户街。
华中的第一重镇武汉，包括汉口、武昌、汉阳三个城市，它古老而又畸形。黄鹤楼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而汉口的租界地和嘈杂混乱的街市，又分明是殖民地化的见证。站在蛇山之上或黄鹤楼头，望着滚滚奔腾的长江，老舍感慨万千，心头涌起了非常复杂的感情。他在《到武汉后》一文中写道：“山阔水秀，烟影人声，此中隐含着一股什么气息，是以前所未曾领悟到的。流不尽千古英雄血，与痛饮黄龙，就景生情，仿佛恍忽之间把江上寒波与北地烽火联成一片；是感触，是激奋，是失望，是思乡，是流亡，是凯旋，都不分明；默默无语，心潮万伏；寸心象波上白鸥，一片雪似的随流起伏游荡。”（注：《大风》旬刊第1期，1938年3月5日出版。）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老舍忧国忧民，坚信抗战，但他的思想又是动荡的，他在寻求着请缨报国的出路。
出路终于有了。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武汉很快就成了当时的抗战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家，也逐渐聚集到这里。对这批文艺家，国民党当局想控制住他们，以便为己所用，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曾出面设宴请客，企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建之际，抢先把文化方面的组织领导权抓在手。武汉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及时地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周恩来同志以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的身份来到武汉，担任国共合作后设立的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同志到武汉后，和各界人士其中也包括文艺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认为，应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文艺界团结和组织一切抗日的爱国力量。他倡议组织一个包括各方面力量的文艺团体，但领导权不能落在国民党手里。周恩来同志推荐老舍具体负责这个团体的组织领导工作，并亲自找老舍谈话。
经过认真的筹备，一个团结抗日的新的文艺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了。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文协”在汉口总商会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文艺界人士五百多人。周恩来、蔡元培、罗曼·罗兰等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主席团由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老舍、田汉、胡风等十余人组成。成立大会由邵力子先生主持并首先致词。周恩来同志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他说：
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诸位先知先觉，是民族的先驱者，有了先驱者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的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第一点感想。其次希望作家多多取材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与战区敌人的残暴，后方民众动员的热烈，一定可以发扬举国同仇敌忾，加强战胜敌人的信心！第三，在今天抗战过程中，我们还负有建国的任务。文学家应分布各战场，各内地，更多接触内地的人民生活，同时要承继祖先遗下的优秀文艺传统。第四，不仅是对抗战文艺，民族文艺，即对世界文艺，也负有重大的责任。总理（按：指孙中山先生）昭示我们，要我们迎头赶上，一定要能与世界进步的文艺联系起来。使我们的文艺在世界上也有辉煌的地位！（注：见1938年8月28日《新华日报》。）
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出发，精辟地分析了“文协”成立的重大意义，并对抗日的文艺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老舍称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演说“简劲有力”（注：《记“文协”成立大会》，《老舍写作生涯》。），他从中所受的鼓舞是很大的。
“文协”成立大会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老舍宣读了大会宣言和告世界作家书。大会推荐周恩来、于右任、叶楚伧、周佛海等为“文协”名誉理事，选举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丁玲、许地山、郁达夫、胡风、曹禺、成仿吾、朱自清、田汉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扬、周立波、孔罗荪等十五人为候补理事。在第一次理事会上，老舍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实际上，老舍是“文协”的总负责人。他后来回忆说：“文协的组织里，没有会长或理事长。在拟定章程的时候，大家愿意教它显出点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规定了常务理事分担各组组长，而不愿有个总头目。因此，总务组组长（按：应是总务部主任），事实上，就是对外的代表，和理事长差不多。”（注：《八方风雨》。）以往似乎很少参加政治活动的老舍，此时却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文协”的诞生，他在“文协”成立大会上即席赋诗一首，表达他对抗战事业的关注和对光明前途的胜利信念：
三月莺花黄鹤楼，
骚人无复旧风流。
忍听杨柳大堤曲，
誓雪江山半壁仇。
李杜光芒齐万丈，
乾坤血泪共千秋。
凯歌明日春潮急，
洗笔携来东海头。
为“文协”的成立，他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入会誓词》（注：见《老舍写作生涯》。），以表决心，文中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随着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腰间至少也有几个手榴弹打碎些个暴敌的头颅。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事实证明，老舍是尽责的，由他担任“文协”的领导工作，确是最好的人选。“当时友人们说：老舍‘外圆内方’。外不‘圆’，经济、人事方面都转不动，内不‘方’，便会失却革命立场”（注：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对内，他要团结各派作家，使其通过各自的工作为抗战服务；对外，他要应付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他的工作繁重而又艰巨。“文协”成立时，国民党政府本已答应承担经费，后来看到无法控制协会的领导权，便一文不给，致使“文协”付不出房租，发不出工作人员的生活津贴。在这种情况下，老舍一方面到当局有关部门坐索，一方面四处奔走，向冯玉祥、邵力子诸先生借款，方使“文协”的各种活动能够正常开展。
作为“文协”的领导人，老舍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是复杂的，但是他的立场和态度却很分明。他明确地表示：“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注：楼适夷：《忆老舍》，《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文协”在武汉召开第二次理事会，由邵力子先生作主人，请大家吃饭，边吃饭边开会，周恩来同志以名誉理事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事后，老舍写了《会务报告》（注：见《抗战文艺》第一卷第6期，1938年5月28日出版。），详细记载了这次理事会的情况。文中，老舍在周佛海名下，注“早退”二字，颇有“立此存照”的味道；但是对周恩来同志在会上讲话的情形，却有一段细致的、颇带感情的记述：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的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的在一块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这一段难得的文字，不仅可以见出周恩来同志的品德与为人，同时也表达了老舍对周恩来同志的敬佩之情。相比之下，周佛海名下的“早退”二字，愈发显示了老舍对国民党反动头目的冷漠与蔑视。对屈膝投敌的汉奸周作人，老舍也是憎恶的。为谴责周作人参加日寇在北平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的背叛行为，老舍与茅盾、郁达夫、冯乃超、胡风、丁玲、张天翼等十八人联名签署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注：见《抗战文艺》第一卷第4期，1938年5月14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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